百舸争流·观潮鉴往 | 为什么要做先锋文艺：从喉咙中长出钢刀与骨血（上）

“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夏天的长沙还是一如既往地燥热闷烦，躺在宿舍的床板的我，只得掏出手机翻看着姜文的《让子弹飞》与冯导的《芳华》切片：那个湖南伢子“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浩荡生平，激起我的热血。激愤混杂着某个上海王姓青年短暂的青春芳华，我的眼眶疑似湿润了，痛惜一声：“唉~资本……”切出视频界面的我打开手机，我的外卖员还在钢铁森林之中穿行，顶着烈日为我赶单，而我甚至没有给他点一个五星——因为他超时了，我觉得我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去共情他。

在社会裂缝被青年大众体认的时代，我们会在互联网宏大叙事与“激烈斗争”中热泪盈眶，却在具体的人的痛苦前保持沉默。我们因算法推送的苦难而感动，却对眼前真实的灵魂惨叫缺乏温情注视。或许我们能识别热搜里的“人民万岁”，却不敢认出身边的“人”。当共情成为拇指滑动的记忆，正义感止于评论区的各种宣言，本该刺向冷漠现实的钢刀锈蚀在自我感动中，映照出我们每个人的怯懦。我们习惯在虚拟中热血，在现实中保持冷漠;平台算法提供的悲情滤镜，让我们将苦难与抗争符号化、遥远化、标签化，让“过剩”的激情在视频画面的流转中被带走，实现了“安全化”。

这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追求的文艺与娱乐，是作为精神慰藉，让我们在幻觉与想象中获得情感联结以逃避现实;还是作为唤人清醒的力量，揭示真相、直面裂口，促使我们在真实世界觉醒、反思并行动?

这不仅是审美趣味或艺术风格的单纯文艺问题，更是深刻嵌入现实、牵涉权力结构与话语控制的社会问题，关乎着谁站在了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在沉默与呐喊、压迫与反抗间，我们探讨的是斩断禁锢思想与表达铁链的利器，它由勇气、批判精神与前卫意识锻造，因而命名为“先锋文艺”。

要深入探讨先锋文艺这一概念，就必须首先回溯到“先锋”这一根本命题。所谓“先锋”，绝非被抽象化、僵硬化、脱离现实语境的冰冷术语，也绝非某些小圈子中用以自我标榜、刻意追求形式怪异或姿态前卫的身份标签。真正的“先锋”，其本义指的是在历史洪流与社会变革中，面对裂缝而奋勇前行的一群人——他们不是随波逐流、安于队伍中间安稳位置的普通庸众，而是敢于站在悬崖边缘，在未知与危险中谨慎而坚定地试探每一步的人;他们肩负着探路、开道甚至牺牲的使命，以自身的实践为后来者照亮方向、开辟道路。

在普罗大众自己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历史长河里，何以“先锋”?对此，列宁在其经典著作《怎么办?》中作出了深刻而极具穿透力的回答：

“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

——列宁《怎么办?》

列宁正视了一个被无数次历史教训验证过的事实：被压迫者在日常的苦难中自然会产生愤怒，但单靠愤怒的情绪，他们只能看清那个直接压在自己身上的幻影，看不清那个幻影背后的整个制度与结构。自发的工人运动，最终只能走向工联主义——为了更少的工时、更高的工资而斗争，而不是为了推翻那个制造剥削的制度本身。

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需要追问：工人为什么“看不清”?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不是因为他们的愤怒不够真诚，而是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单一的压迫，而是一套精密运作的双重结构——即物质剥削与意义规训的共谋。

阿尔都塞把这个过程叫“询唤”。一个经典的例子：警察在街上冲你喊一声“嘿，说你呢”，你一回头的瞬间，你就被“召唤”到了某个位置上，你认领了一个身份——哪怕你什么都没做。这个“回头”的动作，就是你对那个声音的承认和服从。社会不断叫你“消费者”“用户”“粉丝”“打工人”，你在一次次回头中，就被嵌入了资产阶级为你准备好的轨道。你以为你在独立思考，其实你只是在允许自己被资本定义。

“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

“统治阶级的国家通过教会、工会、学校这样的组织，运用文化、宗教、教育等等作为媒介，对市民社会进行一种精神上的道德上的指导，也就是行使一种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从而使人民群众接受统治阶级的世界观，认同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

——葛兰西《狱中札记》

葛兰西认为，我们看不清剥削的根源，是因为我们身陷双重统治结构：一面是政治社会依据威权暴力的威慑，另一面是市民社会日复一日的“同意”生产。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写道，这种“同意”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统治阶级所强加的社会生活总方向的‘自发的’认同”，是统治阶级“因其在生产领域中的地位和功能而享有的威望”造成的。

因此，列宁的“灌输论”不是在否定工人的能动性，恰恰相反，他是为了唤醒工人的能动性——突破那层被资产阶级“常识”包裹的迷雾，让工人看见：你以为的“常识”，其实是别人替你选的“常识”;你以为的“自由”，其实是被菜单限制好的“自由”。

当我们知道了在主体遭到规训的场域之中，自然会明白：文艺在他者的掌控中，所说的话不可能天真纯然了。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开篇，就提出了那个至今仍然醒目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美学问题，这是一个总体性的问题。毛泽东的答案同样直截了当：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

面对“为什么人”的问题，我们要把目光投向1942年的延安……

文稿丨听澜

编辑丨定川

初审丨虞兰

终审丨垂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