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江｜带枪的黑人——毛泽东的革命与黑人的政治表象

毛泽东的革命与黑人的政治表象

孙江

一、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0月1日，一年一度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大仪式进入不同寻常的第17个年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俯瞰由150万人组成的红海洋。与往年不同的是，这年仪式留下了很多传世照片，其中一张很特别：美国黑人罗伯特·威廉(Robert F. Williams)在请毛泽东为英文版“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签名(左图)。当日罗伯特·威廉还宣读了一份长篇英文贺词，而毛泽东侧身看着罗伯特·威廉，若有所思(右图)。毛泽东左侧有一位黑人低头在翻看文稿，似乎是来自非洲安哥拉、即将发言的民族解放运动战士达克鲁斯。

左图 毛泽东为《毛泽东语录》签名

右图 罗伯特·威廉宣读贺词

在仪式上发言的外国来宾还有来自越南南方武装解放力量的女英雄谢氏娇、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义者)主席爱·弗·希尔(右图，毛泽东右侧)、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黑田寿男等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与这些具有近似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外国人不同，罗伯特·威廉和达克鲁斯是以民族/种族解放运动的战士身份出现在仪式上的。即便如此，按照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的说法，罗伯特·威廉和达克鲁斯的身份也不相同，前者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面——美国，后者来自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

罗伯特·威廉致辞的译文刊登在次日的《人民日报》上，原文收录于他创办的月报《十字军》(The Crusader，又译作《革新者》)10月号上。通读威廉的中英文稿，不能不感叹他对中国政治术语和修辞运用之娴熟;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兄弟致敬后，他向身旁的毛泽东主席道：“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缔造者、解放者、舵手和全世界的领袖和导师致敬，他的思想正在改造着全世界。在这伟大的国庆日，全世界的革命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我们应该多么感激这位人民战争的创始人、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庆祝大会)是全世界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日益团结一致的象征。它反映了我们这些在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战线上工作和斗争的人们的兄弟联系。”威廉不是随便这么说的，带有其个人的感受：“只有在一个人民共和国里，像我这样一个从所谓的自由世界的种族主义暴政下逃亡出来的人，一个从非洲掳去的奴隶的子孙，一个在本国由于在公共场所坐了“白人专席”而被关进班房的人，一个由于要求人权和社会正义、并强调武装自卫权利而遭到美国法西斯政府疯狂和残暴追捕的人，才能够得到今天这样的荣誉，来代表自己被压迫的人民。”他称颂中国取得的成就证明美帝国主义就是“纸老虎”，“粉碎了美帝国主义者所谓非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都是劣等民族这种希特勒式的种族主义神话。”让“黑人力量的雷声响遍大地”(the thunder of BLACK POWER, echoes throughout the land)。

罗伯特·威廉生于美国东南部的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市，参加过“二战”和朝鲜战争。1956年退伍回乡后，成为门罗市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威廉积极谋求黑人的权利平等，援引美国宪法赋予的持枪权，主张以暴制暴，因而受到联邦警察的通缉。1961年威廉携家眷经加拿大亡命古巴，后移居中国。流亡期间，威廉继续为实现美国黑人的种族平等权而奔走呼号，拥护毛泽东提出的亚非拉民族解放的主张，上述演讲堪称其思想实录。关于罗伯特·威廉，迄今已有很多研究问世，无论是从国际主义角度进行的研究，还是置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考察，鲜有论及其黑人权利平等主张如何与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构想发生联系的。相反，从罗伯逊·弗雷泽(Robeson Taj P. Frazier)的研究可见，在考察罗伯特·威廉与中国的关系时，论者认为中国存在久远的歧视黑人的传统，而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即使是在毛时代也依然如此。追根溯源，这种言说沿袭了冯客(Frank Dikötter)关于中国的种族话语。

20世纪上半叶，被归为“半文明”的日本、中国等“黄色人种”先后获得国家独立并迈上近代化之路，以可视的差异来判断优劣的人种的虚构性不攻自破。但是，另一方面，“二战”后出现的对近代文明的反省和批判，并未延伸至对有色人种歧视的系统性反思。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及其引起的抗争成为国际问题。以下，本章将首先考察毛泽东在“中间地带”革命构想之外，还存在一种可谓之为“非中间地带”的革命言说，指出这是被美国黑人的种族平等诉求所激发出来的，而触媒就是罗伯特·威廉。继而探讨威廉受邀访华和流亡中国期间，是如何接受毛泽东“非中间地带”革命言说的。最后梳理有关威廉的宣播，在塑造黑人政治表象中的意义。

二、非“中间地带”的革命

回顾“冷战”格局下的国际局势，东西方围绕国际领导权所进行的博弈异常激烈。作为西方阵营中心的美国，长期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这给主张各民族平等的东方阵营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话语优势。中国作为东方阵营的重要成员，积极参与并推进世界和平运动，1952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维也纳会议，1955年4月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会议等，都留下了中国的声音。特别是后者，会议从18日开至24日，有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会后中国开启了援助非洲之路。

1960年6月，在罗马尼亚布达佩斯召开的东方阵营的会议上，围绕革命路线的龃龉致使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关系决裂;同年7月，苏联政府毁弃中苏合同，撤走援华专家。伴随中苏关系的恶化，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世界革命构想——“中间地带”革命。“中间地带”一语最早出现在1946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的谈话中;1954年，毛泽东重新言及;1962年1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法政大学教授安井郁时，根据当下的国际形势，再次阐释了“中间地带”的内涵：

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以外,都算中间地带。但是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有些国家有殖民地,如英、法、比、荷等国;有些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的垄断资本,如西德、日本;有些国家取得了真正的独立,如几内亚、阿联(指由埃及、叙利亚组成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引者)、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国家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然是附属国。中间地带国家各式各样,各不相同,但美国统统想把它们吞下去。

毛泽东认为位居“中间地带”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有的有殖民经历，貌似独立，如日本。按照“全世界大多数人民都受到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侮”、“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的逻辑，这些国家的反美斗争必然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中国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依据。

既然有“中间地带”的革命，那么作为“对概念”的“非中间地带”是否同样具备革命的可能性?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在文章的开头，毛泽东道明了撰文的缘起：“现在在古巴避难的一位美国黑人领袖，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分会前任主席，罗伯特·威廉先生，今年曾经两次要求我发表声明，支援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罗伯特·威廉就是上文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美国黑人。毛泽东声明中提到“今年”收到的两封信，应该包含这封“去年”的信。根据威廉的回忆，请求信发出后，给他回信的只有毛泽东。毛泽东在上文与日本友人安井郁的谈话中，曾言及1959年的古巴革命：“你问古巴革命的性质,我认为,古巴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和反对巴蒂斯塔集团、买办资本、封建主义的斗争。”古巴临近美国——“中间地带”革命所直面的“非中间地带”。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后，毛泽东对拉丁美洲的革命形势颇为关注。可以想见，威廉的请求信促使毛泽东思考“非中间地带”革命的可能性，换言之，几个月后毛泽东发表声明是经过一段时间思考的结果，别有深意。

毛泽东开宗明义地表示：“我愿意借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随后，他列举了美国黑人受到的歧视。美国黑人共1900余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1%。同样作为美国国民，黑人在政治上没有与白人同等的被选举权，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在许多州，黑人不能和白人同校读书，同桌吃饭，同乘一车。美国各级政府、三K党之类的种族主义团体经常任意逮捕、拷打和残杀黑人，在约有一半黑人居住的南部十一州，“所受到的歧视和迫害，是特别骇人听闻的”。

面对种族歧视，“近几年来，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群众性斗争，有日益发展的趋势。”毛列举了几个事件：(1)1957年阿肯色州小石城黑人反对公立学校不准黑人入学，当局使用武力镇压，造成震动世界的小石城事件。(2)1960年20多个州的黑人举行“静坐”示威，抗议餐馆、商店及其他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离。(3)1961年黑人为反对乘车时的种族隔离，举行了“自由乘客运动”。(4)1962年密西西比州黑人为争取读大学的平等权利进行斗争，遭到镇压。(5)1963年4月初，从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开始的反对种族歧视的集会和游行，“遭到大规模的逮捕和最野蛮的镇压”。6月12日，密西西比州黑人领袖梅加·埃弗斯惨遭杀害。“目前，一个全国性的、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斗争，正在美国的几乎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展开，而且还在继续高涨。”美国黑人团体已经决定在8月28日举行25万人的向华盛顿的“自由进军”。

对于美国黑人争取权利的斗争，中国早就予以关注。自打1956年第一个黑人记者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陆续有黑人民权运动家来华。1959年，91岁的威·艾·伯·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受邀访问北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同年，与《汤姆叔叔的小屋》齐名的杜波伊斯的名著《黑人的灵魂》(1903年初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仅就上述毛泽东声明看，黑人的抗议活动确实趋于“激进化”，但另一方面也寄寓了毛泽东的主观期待：发展成“解放”斗争。对于“非中间地带”的革命，毛泽东继袭了其在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表述的理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认为，黑人的反抗斗争本质上是阶级斗争：“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毛泽东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声明于8月9日见报后，在高度政治化的中国社会掀起了学习和集会抗议高潮，美国黑人反抗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成为中国人日常/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主题。事实上，毛泽东的这篇声明成为文革前每年都要纪念的文章，并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被注入了新的内涵。比如1964年8月为纪念声明发表一周年，上海、沈阳、广州、成都、西安、武汉、昆明、呼和浩特、乌鲁木齐、拉萨等地各族各界人民连续集会，强调“一年来的事态发展，生动地说明了毛主席的分析和估计是完全正确的”。《人民日报》转引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梁方仲的话：“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敢把美帝国主义迫害美国黑人问题同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它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竟然要求为争取自由平等权利而斗争的美国黑人采取“忍耐”的态度，这是无耻的欺骗。”这一表述有着古巴导弹危机的余波，也明确地将支持黑人反抗美帝的斗争与苏联修正主义联系上了。

另一方面，古巴当地时间10日，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在哈瓦那会见威廉，转交了毛泽东的声明。威廉阅后十分激动：“毛泽东主席的声明对于在进行反对种族歧视和争取民族独立的非洲人民的斗争也有巨大的意义。”就中方立场而言，支持美国黑人的平等诉求是“中间地带”革命——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对此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约翰·马克斯在阅读声明后表示：“我来自种族歧视最猖獗的南非，在那里我们数以十万计的人民，由于他们的肤色不是白的而遭到迫害和关进监牢。因此，我完全能够了解黑人的痛苦、艰难、愤怒和他们所受的侮辱和剥削。在南非，三百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处在白人的统治和控制之下。现在我们在居住和地区方面正遭受着歧视。”他强调：“这个斗争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的反帝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的声明缩短了古巴和中国的距离，在威廉心中激起了对遥远的中国的向往，他向中国大使表示：“希望能来中国政治避难”。

三、种族斗争即阶级斗争

1963年9月25日，罗伯特·威廉及夫人梅贝尔(Mabel)经莫斯科飞抵北京，开始了为期一个月零二十天的访问。

对威廉来说，此行的高潮在10月1日上午，在天安门城楼上，威廉如愿见到了毛泽东;晚上在看烟火时，威廉又受到了刘少奇、朱德的接见。访华期间及之后，威廉以谈话和文字发表了许多感想，有的散见于《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中文报刊，有的见诸《十字军》，主题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参观人民公社、学校、工厂、商店等后，即兴赞扬中国社会的平等和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另一个出于其自身的问题意识，表达美国黑人的政治平等诉求。来华前，罗伯特·威廉向申健大使提出的要求基本上都与美国黑人有关：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美国黑人斗争情况;向亚洲和非洲及驻太平洋美军中的黑人士兵广播;与在北京的美国人及非洲留学生见面，等等。

接待罗伯特·威廉夫妇来访的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在罗伯特·威廉夫妇到访前，该委员会在会长郭沫若的领导下做了细致的安排，首先准确把握威廉的特性：“据古巴方面称，威廉是一个活跃而诚实的战士，但政治水平不高，他在古巴已成立黑人临时政府，自任总理，但无群众基础，也无名声。”这表明古巴虽然收留了威廉，但对其在政治上的作用期待不大，威廉后来定居中国与此也不无关系。“政治水平不高”是有具体所指的，指威廉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共产主义者，其政治思想还仅停留在打倒“白人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实现黑人的平等权利上。正如威廉自己所言：“我不是而且从来也不是共产党员”。而在毛泽东看来，“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因此，如何将威廉的关心由民族/种族转到阶级/革命上，成为接待方的主要任务。

威廉访华时，中国刚经历过巨大灾难，百废待举，他先后访问了北京、延安、上海、杭州、武汉等地。行程的安排体现了接待方希望通过所见所闻，让威廉对中国有一个特定的认识和理解。在北京的访问，是围绕阶级斗争和民族(种族)斗争、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而展开的。罗伯特·威廉似乎很了解主人的意图，随处发表个人的感受。1963年9月27日，威廉参观革命博物馆后道：“我现在懂得了中国人民为什么这样坚决的(地)支持被压迫人民的斗争”。9月28日，参观清华大学后表示，在中国看到的证明帝国主义的宣传是虚假的，中国的技术发展成就“打破了白人至上的神话”。10月2日，在参观密云水库时说，美国黑人斗争不能公开提改变社会制度的问题，指责美国共产党只是想“建设白人的共产主义”。10月4日，参观北京工艺美术厂，威廉惊奇地发现中国还有资本家存在，称中国是个最人道的国家。威廉为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而高兴，认为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宗教自由的话，可以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争得同盟军。

10月10日下午，威廉出席支持黑人反抗斗争的群众大会并发表演讲。他首先感谢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痛斥“美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伪善者，是世界上最大的奴役人类、使人变成鬼的恶魔。它是全人类的耻辱和最大的羞耻，是对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它已经丧失了甚至是在地球上生存的权利，更谈不上统治的权利了。在美国这个种族主义的原始森林里，黑人的生活比街上的一条普通的狗还不如。一切非白种人都被认为基本上等于森林里的鸟兽。”威廉自述从上千事例中列举了黑人残遭迫害的若干例子。最后说：“美国的奴隶主，也就是今天要当世界的奴役者的祖父，是这样一个没有人性的种族主义者，他强奸了他的女奴隶，迫使她们为他生孩子，再把他自己的骨肉亲人当奴隶出卖以充实他的钱柜。”在此，威廉不知不觉中将他所说的种族问题——毛泽东的民族问题——转化为阶级问题。在批判了伪善的肯尼迪政府发表的关于美国公民权的报告后，他甚至认为“美国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产物”。很自然地，“使我感到鼓舞的是，我的同胞像世界其他被压迫人民一样，也在进行反抗。我们是一定会胜利的，因为我们的斗争是一切被压迫人民进行的世界性的斗争的一部分。”在华半个月，威廉已经对毛泽东的革命言说产生了共鸣。

10月15日，威廉夫妇抵达上海访问，为迎接威廉夫妇的到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分会同样也做了细致的准备，出席欢迎会的有巴金等名人。上海市长柯庆施对接待工作指示道：“威廉还年轻，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有关的陪同人员应该多同他谈谈，多予启发。”

10月17日上午，在参观工业展览会后，威廉在留言簿上写道：“很高兴能来这里参观，展览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希望所有的美国人，能够同我们一样来看看新中国的情况，来看看新中国的建设。这样的访问，将能够破除白人至上的神话”。当晚，威廉夫妇出席了由柯庆施主持的招待宴会。柯庆施在欢迎辞中表达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后，在结尾处特地加上毛泽东在声明中的那句话——“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斗争的胜利。”接着，是威廉的发言，他说三天前曾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美国的一个东南亚专家，还在那里说什么“中国的农业情况很糟，还不如印度，人民没有东西吃，在挨饿。自从苏联停止援助中国后，飞机也已经全部停航”，还说“中国目前的情况同1959—1961年三年大后退时一样，没有什么进步”。18日上午参观吴泾化工厂，赞誉食堂菜品丰富、价格便宜。在闵行参观时，威廉说：“他们(指美帝国主义)还说这里日用品什么也没有呢，真是不攻自破”!20日上午参观美国卫理斯教派的慕尔堂，威廉满意地说：“好极了，美国老是宣传中国没有宗教自由，凡是教徒都给拉到街上枪毙了，所以人人感到自危。很好，这打掉了美国反华的一个口实。”对文化宫支持黑人斗争展览印象至深，表示进一步体会到毛主席文艺方针的正确。

10月18日，威廉在上海有一次正式演讲。威廉认真准备讲稿，为此谢绝了17日下午的参观，“紧张地在准备明天欢迎大会的讲话稿，直至宴会前主人邀请时，还只准备了约三分之二”。在演讲一开始，他回顾了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四周年的庆祝大典”、访问“我认为是伟大的革命圣地的延安”。“我无法用言语来真实地形容我在到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在我的思想里形成的关于你们伟大革命的伟大印象”。对于美国对中国的敌视，威廉置于种族主义的文脉中来解释：“正像(象)他(它)反对世界上所有的有色人种一样，种族主义的美国正在昼夜不停地把伟大的中国人民说成是一种劣等民族，假如中国得不到他们所谓白色的俄国人的帮助和指导，就无法建设一个繁荣的国家”。与此前在北京的演讲不同，在控诉美国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他征引了印第安人的例子：“美国的印第安人是领教过美国的民主的，美国国土的真正的主人原来是印第安人，而他们却成了自己土地上的囚犯。他们在美国政府指定的保留地上过着痛苦的生活，忍饥挨饿，有时既不能得到医疗照顾，亦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为了要和种族主义的美国政府共处，他和美国政府缔结了许多条约，他和美国政府签订了许多和平条约。华盛顿就随心所欲地把这些条约撕毁了，而今天真正的美国人也就是那些印第安人却被美国种族主义者几乎消灭光了”。因此，美国所倡言的自由、民主是虚伪的。

21日上午，威廉结束访问上海，乘火车赴杭州。23日返沪。24日晨去武汉。对威廉来说，这一趟访华非常愉悦，所见所闻，令其对中国好感倍增。在参观途中，他多次批评赫鲁晓夫对古巴和美国的政策，这不应仅仅理解为迎合中方的立场，背后有着美国黑人对白人统治的深刻疑惧和敌意。与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齐名的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家马尔科姆·X(Malcolm X)在1964年的一次演说中，通过一连串的疑问指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所有革命都是“白人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的产物，除中国外。“你们知道赫鲁晓夫和毛为什么无法齐心协力?白人民族主义”(Why do you think Khrushchev and Mao can’t get their heads together, White nationalism)。从威廉的言谈中，也能感受到同样的氛围。来北京前，威廉曾提出要见在京美国人，到北京后，却对在京美国白人表现出“冷淡”。

11月15日，比原计划晚一周，威廉离开中国。在回到深受苏联影响的古巴后，他的心仍留在了中国。他对中国无偿援助古巴而欢欣鼓舞，对中国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十分关注。1964年1月14日(古巴时间)，罗伯特·威廉发表文章，支持毛泽东主席1月12日通过《人民日报》记者发表的，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的谈话。在最新一期《十字军》月刊上，威廉以《中国：被压迫人类的新希望》为题撰文道：“中国人民支持所有为正义和解放而斗争的人民。他们全心全意地支持生活在种族主义的美国——这个所谓自由世界的美国——里的黑人为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而进行的斗争。”1964年8月8日是毛泽东应威廉请求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抗斗争声明一周年。在一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威廉写信给中国政府，向毛主席和中国的兄弟姐妹们表示感谢。“在过去一年中，我们争取人权和正义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急剧转变的阶段。这再也不是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在所谓自由世界的美国代议制民主中被儿戏般地野蛮枪杀在地上的斗争了，在那样一种代议制民主里，我们的人权所受到的尊重还不如街上普通的狗。”“我们囚犯似的人民的鲜血染红了种族主义美国的街道。”因此，“我们抛弃了人家打你的左脸就把右脸也送过去的态度。在我们世界各地的革命的兄弟们的支持下，我们将以暴力来对付暴力。”

威廉遭通缉的真正理由是其主张“以暴制暴”(We meet violence with violence)，这符合美国宪法关于公民持枪自卫的规定，也就是说，是在美国法律许可范围内的行动。但是，上述威廉“我们将以暴力来对付暴力”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此处的“暴力”是包括黑人在内的被压迫者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古巴当地时间11日，威廉在单独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给出了注脚：“美国黑人的斗争是全世界巨大的革命浪潮的一部分。”“毛主席支持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把这个斗争提高到了国际水平。这个声明使蒙受残酷压迫的美国黑人感受到他们不再是孤立无援了。声明使人们增强战斗性，鼓舞着更广大的人们接受自卫的政策。这个声明是意义重大的，因为它使得美国黑人进一步把自己同全世界的解放斗争结合起来。” 1963年10月5日，在第一次访华期间，面对东道主关于在美国进行游击战的可能性的委婉提问，威廉回答说“在美国搞游击队不如恐怖活动更有效”，似乎带有搪塞的意味，而此次则自觉地将自身的争取黑人权利的斗争融入毛泽东的“非中间地带”革命。1964年9月20日，威廉夫妇应邀再次访问中国，名义是“参加国庆活动和进行友好访问”，中国新任驻古巴大使王幼平等特地到机场送行。9月24日，威廉夫妇抵达北京，这趟“友好访问”，为时长达五年。

四、“带枪的黑人”

威廉的访华使其将从美国体制内伸张黑人权利的诉求纳入到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之中，从而呼应了毛泽东的“非中间地带”革命的构想，而毛泽东的声明和威廉的访华也改变了生活在高度政治化中的中国人对黑人的认知。

毛泽东的声明发表后，1963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名为曹钟陵《给罗伯特·威廉》的诗：“你违犯了什么法律?/只因为你的皮肤是黑色的;你犯下了什么罪过?/只因为你当过有色人种协会的主席。”诗中写到：“啊!罗伯特·威廉，/你抬起头望一望整个世界，/在太阳升起的长江两岸，/有你六亿五千万战斗的兄弟。”在威廉来华后，上海一对名叫李占广、程明辉的夫妇通过《解放日报》致信威廉：“为了表示不但我们这一代人对您和您所领导的黑人兄弟斗争的坚决支持，而且也要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子子孙孙都支持被压迫的人民，因此，请允许我们的女儿叫威廉。如果我们的女儿能以美国黑人的杰出领袖的姓名为名，我们将感到十分光荣和骄傲”。这对夫妇的女儿生于9月18日，也就是说在威廉25日到访前一周出生，应该早有名字，是特地改的。

威廉在抵达北京的第二天(9月26日)便出现在公共场合，上午参观人民大会堂，下午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威廉被描述为具有“国际主义革命感情”的黑人领袖。在整个采访中，威廉回顾了自己的“革命”历程——在家乡门罗市如何把“有色人种协进会”从“黑人社会中的上层分子组成和控制”改造为“由工人阶级组成的组织”;进而开始拿起“枪杆子”进行暴力斗争，为此而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通缉。威廉称毛泽东“深刻了解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最了解美国佬压迫本质的一位世界领袖”，“最可能为黑人说话的一位世界领袖”。这次采访的内容还以“袁木”笔名，另文刊载于《人民日报》，上述文句稍有变动：“最深刻地了解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是当代最能代表被压迫的美国黑人说话的革命领袖”。

与威廉本人的谈话相比较，他在中国读者中最有影响的还是《带枪的黑人》一书。在9月26日的采访中，威廉称所说内容均来自他口述的《带枪的黑人》，他还向记者展示了英文原版书。记者告诉他，书已经译成中文并即将出版。10月5日下午，冯宾等访问威廉，谈及《带枪的黑人》的出版和稿酬问题，威廉喜出望外，表示愿向在京美国人介绍美国黑人新兴的民族主义组织。书的出版时间标明9月，说明在威廉到达之前就已印刷，在小范围内流通，10月正式发行。

该书是威廉在古巴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记录，讲述了流亡经过，最后由美国记者编辑成册。在翻译为中文版时，该文去掉了前后文，增加了马丁·路德·金的演讲。该书内容十分简单，亮眼的书名中的“枪”在中国读者中产生了不同的余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呼应了毛泽东在声明中把种族(民族)斗争归结为阶级斗争的主张。这一意象也塑造了美国乃在非洲黑人的政治形象。一位名叫成文魁的诗人，在阅读《带枪的黑人》后献诗给威廉，有道：

你，不屈的黑人勇士!

你，一枚放在美帝心脏的“氢弹”!

胜利一定属于你啊“带枪的黑人”，

中国人民与你肩并着肩。

如果审视1950年代至1970年代涉及黑人的政治宣传画，不难看到，从1964年以后关于黑人的政治表象有很大变化：黑人总是与枪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枪就是黑人的政治符号。且看著名版画家赵延年的作品，赵延年以创作鲁迅题材的版画而闻名，1962年，赵延年涉足国际题材，创作《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刊登在《人民日报》(下图)。 画面上的黑人挣脱锁链、横眉怒目，但并没有具体的所指。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1962)，赵延年

而1964年4月创作的《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有明确的政治指向：美帝国主义。木刻采用红黑双色套印，凸显出黑人——被压迫民族、红色——革命斗争的结合，给读者以黑人业已觉醒的视觉印象(下图)。据目睹赵延年创作的朱维明说：1964年4月19日，我去赵先生家，在他的饭厅餐桌上，他正在刻作《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他说：“因为要作宣传画出版，一定要注意远视效果，要使人一目了然。所以，要有气势，要立意在先。我采用几乎是对角线的构图形式，制造东风压倒西风的感觉，看来这一点是做到了。总效果有了，也还要有细节才耐看。别看这左下角的两个小人，我推敲、反复重刻了好几遍，越是小的人物越要抓住大动势，以点睛的关键几刀，使人物形象照样鲜活。”对于这幅名画的创作背景，业内评论家认为，“当时美苏两国加紧在全球争夺霸权地位，屡屡挑起战事与争端，其间美国多次向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出兵。中国在政治、道义、经济上给予亚非拉国家全力支持和无偿支援，并代表第三世界国家向西方世界进行强力谴责。”其实，尽管赵延年没有留下文字说明，但其创作意象显然来自威廉及其《带枪的黑人》。

《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1964)，赵延年

以赵延年《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为先驱，“黑人与枪”成为1964-1969年之间宣传画的主格调。这些画与毛泽东倡言的“非中间地带”革命已经没有如赵延年版画般的直接关系，都是置于“中间地带”——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中来表征的。例如，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宣传画创作的周瑞庄，其《世界人民反帝斗争必胜》是一幅模拟版画效果的宣传画，画面色调由红、黄、黑三色组成，自上而下把各国武装起来的人民排列在一起，组成一条滚滚洪流，如一支燃烧的火把，构思取自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64年，该画入选华东美展和全国美展，并刊登在当年《解放军画报》封底。1965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美术创作员何孔德创作油画《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必胜》，虽没有周瑞庄《世界人民反帝斗争必胜》的动感和冲击力，但是同样呈现了在亚非拉革命中持枪的黑人形象。

《世界人民反帝斗争必胜》(1964)，周瑞庄

《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必胜》(1965)，何孔德

五、尾声

1964年9月，威廉再度访华，开始了在中国的流亡生活。作为中国政府的座上宾，其行程起初也像一年前一样，访问革命纪念场所(如南昌)，参观彰显社会主义成就的单位或设施。效果是明显的，威廉每月通过《十字军》向美国读者传递中国革命的消息，如中国报章，文中必定摘录一段毛主席语录。他熟练掌握了中国的政治术语和修辞，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在1966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上发表政治要求极高的致辞的原因所在。

正如来自古巴的评论所指出的，威廉在美国黑人政治运动中没有什么影响力。在大洋彼岸，黑人民权运动(African-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中两个风格迥异的领袖马尔科姆(1965年遇刺)和金牧师(1968年遇刺)在相继倒在凶手的子弹后，民权运动的势头强劲而不衰，最终改变了黑人的命运。而在民权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团体——1966年由牛顿(Huey Newton) 和西尔(Bobby Seale)创设的“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更接近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主张，毛泽东通过威廉这一媒介提出“非中间地带”的革命并向美国黑人发声，不经意间在“黑豹党”中得到了期待已久的回应：“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虽然实际作用转瞬即逝，但思想的和象征的意义甚大。

威廉等提倡的“黑力”——黑人的力量(Black Power)无论是在“非中间地带”的美国，还是在“中间地带”的亚非拉，业已成为并非无关紧要的政治力量。黑人在政治上的崛起，打破了近代以来色分等差的人种概念，揭示了人种概念的虚构性。回顾这段历史，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厥功甚伟，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外部刺激亦不容忽视。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高涨期间，牛顿等黑人领袖先后来到中国，中国所主张的种族平等、被压迫民族解放等言说改变了在20世纪上半年黑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作为国内的政治动员，中国推动的亚非拉民族/种族解放运动，对于中国公众认知黑人也有教育作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字和图像型塑了黑人的政治形象：从被压迫者到反抗者。当然，在政治上消解黑力与白力的等差还仅是第一步，包括黑人在内的有色人种如需获得自身的彻底解放，尚需在思想、经济和社会上做进一步努力。

1969年，在妻儿先期回国后，威廉经英国中转，于9月12日抵达美国底特律时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在交付一万一千美元的保释金后，威廉获得自由。威廉是在怎样的情景下回国的?不得而知。在过去的几年中，他通过文字和谈话严厉抨击美国政府，自称不是共产主义者的威廉表现出了共产主义者的风范。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