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聚未名社：鲁迅引领的译介与创作传奇

北京的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21号，是鲁迅亲自设计改建的寓所。在书房“老虎尾巴”东墙下的书桌上有一盏煤油灯，鲁迅曾擎着这盏煤油灯，迎送过很多来拜访他的文艺青年。这盏煤油灯因此成了新文学的一个象征物，正如他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鲁迅(摄于1925年)

1924年9月20日，安徽霍邱县叶集人、北京世界语学校学生张目寒带着同乡李霁野翻译的《往星中》来到宫门口西三条21号，想请鲁迅帮助审阅并设法出版。《往星中》一度辗转多家出版社不被接受，热心帮助青年作家和翻译家的鲁迅闻听后感到不满。之后，译本出版、发表艰难等情况频发，鲁迅和几位青年译者萌发了自办社团的想法。1925年8月的一个夜晚，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等人来到鲁迅寓所，商定创办未名社的计划。六位社员分别是：鲁迅、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和曹靖华。除曹靖华籍贯河南卢氏县外，其余都是叶集人，而且是叶集明强小学的同学。

未名社堪称一家股份公司

未名社采用合股经营方式，出版社员的译作和创作，并创办杂志。创业之初，需要能出版四期半月刊和一本书的资金，约600元，李霁野、韦素园、台静农、韦丛芜、曹靖华各出资50元，其余由鲁迅承担。

社名并非一开始确定的。因为对外广告必须有一个名号，就把已经出版的丛书名拿来做了社名——未名社。鲁迅在未名社的广告文中说，未名“并非无名丛书的意思，乃是还未想定名目，然而这就作为名字，不再去苦想他了”。未名社是文学社团，也是出版机构，先后出版《未名丛刊》《未名新集》。在刊物方面，于1925年4月创刊的《莽原》周刊，本由鲁迅主编，作为《京报》的副刊，未名社成员积极撰稿。1926年1月《京报副刊》停刊，未名社将其副刊《莽原》周刊改为半月刊，接手出版。1928年1月，未名社又创刊了《未名》半月刊，由李霁野等编辑。

‌未名社堪称一家股份公司。鲁迅虽然是公司的“董事长”，但也是一个亲力亲为的职员。他在教育部工作和大学授课之余，还写作、编刊、编改译稿、校阅印稿、设计封面、撰写发行广告。为了打开局面，鲁迅把自己的多种著译收入未名社丛刊，如《出了象牙之塔》《坟》《小约翰》《朝花夕拾》。李霁野翻译的那部《往星中》也随之出版。

社员们各有分工，互相协助。短短几年，仅译作就出版了20多种。如今，北京鲁迅博物馆馆藏的李霁野译作《黑假面人》、韦素园译作《外套》的校对稿上，鲁迅当年手写的修改意见清晰可辨。而鲁迅日记中关于未名社的记载约700则，其中寄给未名社成员的书信超过300封。1926年8月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后，仍不断为杂志写稿，并频繁寄稿指导社务。

鲁迅说：“未名社的同人，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地，点点滴滴地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

翻译俄国苏联文学是主业

未名社的翻译多取材于俄国和苏联文学。经常到鲁迅寓所拜访的李霁野回忆说，鲁迅的案头上放着剧本《往星中》的作者俄国作家安德列耶夫的照片。只是照片后来被拿掉，所以如今到鲁迅故居参观的人们对墙上挂着的藤野先生的照片印象深刻，却错过了一个鲁迅的文学趣味偏向俄国文学的明证。这趣味正是鲁迅与未名社其他同人契合的一个原因—翻译俄国和苏联文学作品成了未名社的主业。

当时，文坛上有人持这样的论调：创作是处子，翻译是媒婆。鲁迅反感这种说法，他的文学活动，翻译占有很大比重。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翻译欧美日本的文学作品，从科幻小说开始，继而集中于俄国和东欧弱小民族国家作品。在新文化运动中他虽然以创作小说引人注目，出版了《呐喊》《彷徨》，但其中来自外国文学的滋养是明显的，他甚至说自己的创作仰仗读过的百来篇外国小说。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借鉴了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同名作品。鲁迅认为，青年文学创作者需要借鉴别国的优秀作品，如果用秕糠养育，结果就是瘦弱干枯，难以壮大。不与优秀的外国文学交流，会造成先“聋”后“哑”的恶果。

曹靖华、韦素园两人都到过苏联，与瞿秋白是同学、好友，熟谙俄文，鲁迅也很留心苏联的文学和艺术，社员之间相互影响，形成一种合力。韦素园翻译果戈理的《外套》和韦丛芜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都是俄国文学杰作，就连精通英文的李霁野也在韦素园的帮助下翻译了俄国剧本《往星中》。

在当时，转向苏联文学是需要勇气的。韦素园和李霁野翻译的《文学与革命》于1928年印行，寄到济南第一师范时被没收。山东军阀政府看见书名有“革命”二字，通知北京警察厅将未名社作为共产党机关查封，并逮捕了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韦丛芜因患病被取保，李霁野和台静农则被关押了6个星期。定居在上海的鲁迅十分担心他们的安危，想方设法营救他们。

未名社四位安徽籍社员，左起：韦丛芜、李霁野、韦素园、台静农

未名社的“守寨人”

韦素园，1902年生于叶集的一个商人家庭，11岁时和四弟丛芜进入霍邱县立小学，1914年转入叶集明强小学高级班，1920年进入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1921年进入上海外国语学校补习俄文期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夏，到莫斯科考察学习。回国后，在北平专修学校学习俄文，开始翻译俄苏文学作品。他醉心于阅读俄国文学大师契诃夫、果戈理的作品，喜欢苏联诗人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1922年寒假，韦素园回安徽安庆探亲期间，邀请小学同学李霁野一同北上。1923年春，他们分别进入俄文法政学校和崇实中学。韦素园帮助李霁野校对了安德列耶夫的《往星中》，自己则选择翻译梭罗古勃的《蛇睛集》、果戈理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北欧诗歌小品集《黄花集》等，还创作了大量散文、小品、诗歌。

留苏归来，韦素园在北京沙滩新开路5号赁屋居住。他的住所就成了未名社的编辑部，鲁迅所说的韦素园“守寨”的“寨”，就是指这里。1925年春，经鲁迅推荐，韦素园担任《民报》副刊编辑。他把编辑副刊之外的精力全部投入未名社工作，校对、编稿、跑印刷厂、结算账目，样样费心劳力。他在苏联留学时染上了肺病，身体本就虚弱，加上劳累过度、营养不良，导致旧病复发，1927年开始大口吐血，经X光透视，肺部已现空洞，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被送到西山福寿岭疗养院疗养。

1929年5月，鲁迅回北平探望母亲期间，由韦丛芜等陪同，去西山看望了病中的韦素园。在鲁迅当天给许广平的信中可略知一二：“想到他(素园)将终于死去——这是中国一个损失——便觉得心脏一缩，暂时说不出话来。”鲁迅到上海后，有一天突然接到未名社同人寄来的布面装订的韦素园《外套》译本，意识到这可能是韦素园感到生命期限已至特意为师友们制作的纪念品。韦素园去世后，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中说，那些轻薄阴险的文痞们早已烟消火灭，但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至今没有枯死。鲁迅青年时代尝试学习俄文，但因种种情况没有坚持下去，故一直受不懂俄文的困扰。后来因为发展新兴文学的需要，他在友人的帮助下，参考日文、德文译本，完成了《艺术论》《文艺政策》《毁灭》《死魂灵》等名著的翻译，但颇感吃力，担心译文没有抓住原著的精神。他常感叹中国缺少懂外语的人才，缺少好的译者，因此对韦素园、瞿秋白等英才的早逝深感悲痛和惋惜。

韦素园因病不能工作时，由他的弟弟韦丛芜接管社务。韦丛芜生于1905年，1923年6月到北京，与三兄韦素园同住沙滩5号公寓。1924年开始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1925年，他创作的短篇小说《校长》经鲁迅推荐发表在《小说月报》上，随后经常去北京大学旁听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同年秋天，韦丛苇考入燕京大学，并开始主编《燕大月刊》，1929年毕业。1931年任天津女子师范学院英文系教授。抗战爆发后，韦丛芜弃文从商，直到抗战胜利后重事著译。他在俄苏文学翻译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翻译上。韦丛芜一直牢记鲁迅对他的“要专译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好能把全集译完”的嘱托，从1924年19岁开始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到晚年译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全集24部。全面系统的翻译，使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理解比一般译者要深刻。

“不使读者上当”

李霁野受新文化运动影响，青年时代开始在刊物上发表散文、小说。1925年，他就读于燕京大学，毕业后执教于北京孔德学院、北平辅仁大学、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台湾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英语系。受鲁迅翻译的安德列耶夫短篇小说《黯淡的烟霭里》的启发，他倾心俄国文学，所译《往星中》成为同学同乡们与鲁迅联系的纽带和未名社成立的起因。鲁迅请陶元庆为《往星中》绘制封面，特意写了六七百字的说明。

在日常生活和未名社编辑业务方面，李霁野都深受鲁迅的帮助和教导。鲁迅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下课后常去未名社谈天，偶尔在那里吃饭。学生公寓的饭菜不可口，但鲁迅只愿照样吃，不让李霁野和社友们为他添菜。

未名社出版的第一本书是鲁迅翻译的《出了象牙之塔》。校对、发卖、扎包和邮寄，都是社员们自己动手。鲁迅校稿认真、经验丰富，还把自己的校阅经验传授给年轻人。李霁野说自己校过两次的印稿，往往还能被鲁迅发现错误。李霁野不服气，总想在鲁迅的校稿中找出疏漏的地方，但成功的时候极少。

鲁迅写的稿子很工整，排印时题目与正文的空格空行都一一标示清楚。结果交到印厂，排出大样时，错误还是很多。李霁野觉得不应该，鲁迅解释说：“文稿字体清楚的，工厂一定是交给新工人去排，新工人排版，错误自然就多一些。这么说来，如果人人写字潦草，新工人就无从熟练了。”鲁迅著译稿件字迹工整，李霁野爱不释手，往往在排版完成后收回保存。

鲁迅经常告诫社友们出书办杂志要诚实守信，货真价实，不糊弄，不取巧。他不赞成有些书店做的夸大其词的广告，总是自拟恰如其分、朴实无华的广告词。有一次，他看完李霁野拟的一个广告，称赞说：“这样好，看了这样广告来买书的读者，不会骂我们让他上了当。”“不使读者上当”，是鲁迅和未名社同人经常互勉的话。

鲁迅注重书籍装帧，总是请最好的设计师。韦丛芜的诗集《君山》由林风眠设计封面，司徒乔绘制插图。鲁迅著译的封面多由他的同乡和学生陶元庆、孙福熙设计。有时书店随意污损画家的原稿，或印刷时颜色改变，鲁迅就很生气。

1936年4月，李霁野在上海最后一次见到鲁迅。谈起未名社，病中的鲁迅显得十分愉快，因为人们对于未名社颇有好感，使他很怀念它的存在。

鲁迅与曹靖华

曹靖华1919年在开封河南省立第二中学求学时，投身于五四运动，被选为河南省学生代表。他与未名社其他成员的交集，始于1920年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与韦素园同学。1923年，曹靖华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入北京大学旁听俄语课程，也曾旁听鲁迅主讲的中国小说史。

1925年，曹靖华经李大钊介绍在开封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苏联顾问团担任翻译，其间曾向顾问团工作人员瓦西里耶夫(王希礼)建议将《阿Q正传》翻译成俄文，并帮助他与鲁迅通信联系。与此同时，曹靖华也开始与鲁迅通信，并加入未名社。此后，曹靖华奔赴广州，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4月大革命失败后再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任教。他在鲁迅帮助下出版了不少译作，并受鲁迅委托在苏联收集版画及文艺书刊。

曹靖华1923年开始翻译介绍俄国和苏联的文学作品，最早翻译的是契诃夫的独幕剧《蠢货》，代表译作有《三姊妹》《白茶》《烟袋》《第四十一》《铁流》《苏联作家七人集》等。鲁迅为他的多部译作作序，称赞他“深通俄文和忠于翻译”，是翻译界的“中坚”。绥拉菲摩维奇的长篇小说《铁流》是曹靖华应鲁迅之约翻译的，鲁迅仔细校对了译稿，并约请瞿秋白补译了一篇长序，最后由鲁迅出资付印。集三人之力完成一书，是文学史、翻译史上的佳话。这部译作，连同鲁迅翻译的《毁灭》，反映了苏联的现实斗争，鼓舞了大批中国青年走上爱国抗战的道路。

据鲁迅日记记载，从初次联系到鲁迅病故的11年间，鲁迅与曹靖华的通信多达292封。1934年，曹靖华请鲁迅为自己的父亲曹植甫写一个碑文。时年65岁的曹老先生在山区任教已整整45年，当地民众感念他艰苦卓绝的精神和热心桑梓、关怀后代的爱心，商量立碑为他祝寿。鲁迅抱病写成《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文末署“会稽后学鲁迅谨撰”。鲁迅一生只写过四篇碑文，这篇教泽碑文是唯一为在世之人所作。

鲁迅与台静农

在未名社里，台静农不做翻译，而偏重创作，且有志于学术。为了支持社办刊物，也受了社友的督促，台静农于1925年开始小说创作。第一本小说集《地之子》从故乡的乡镇生活中取材，描写农民的苦难与困境，揭露社会黑暗;创作第二本小说集《建塔者》时，台静农思想趋向激进，因参加革命活动多次被捕，因此，作品多写革命志士的斗争和牺牲。鲁迅评价说：“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台静农辗转江苏、安徽、湖北、四川，最后落脚在重庆江津，任教于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其间，他随身携带的物品中有装裱成卷的鲁迅演讲稿《娜拉走后怎样》。艰苦岁月中，他与友人展读鲁迅手泽，怀念新文学大师、未名社的领路人，请多位鲁迅生前好友和文坛名家在手卷上题跋。因战后复员迁校事宜，女子师范大学发生罢课风潮，被“教育部”解散后重新整顿。台静农愤而以辞职表达抗议。此时，好友魏建功已因推行国语事务赴台工作，并协助台大聘请师资，台静农接受邀请，先在编译所任职，后转台湾大学。他本来以为是短期工作，所以将台北温州街的寓所起名“歇脚庵”。没想到因为世事变迁和海峡的阻隔，一住就是几十年。

台静农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步趋鲁迅，接续了鲁迅传统。《龙坡杂文》批判现实，正是鲁迅的“投枪匕首”精神的再现。在台湾，因为政治上的压抑和禁锢，他只能将对鲁迅的崇敬埋在心底，隐藏在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中。鲁迅生前曾多次与他讨论编纂《中国文学史》的计划，他希望完成鲁迅的遗愿，在台湾大学中文系编写的讲义《中国文学史》，循着鲁迅的思路，增益扩充，作了更广博精深的研究。台静农是鲁迅的学术传人，他在中国文学史、金石学研究等方面的成就，都凝聚了对鲁迅的致敬和怀念。

20世纪80年代，台静农离开住了几十年的温州街寓所，搬到附近的新居。搬家那天发生的一个场景让在场的学生们震惊：等到大部分东西搬完，轮到书房中的细物时，看到他捧着一尊鲁迅雕像，小心翼翼地缓慢走向新寓所方向。这最珍贵的物品，他不愿假手弟子和搬运工，要亲自捧持。

璀璨星空

未名社成员们不但长于翻译，创作才能也都很突出。《未名新集》收录未名社社员的创作成果，共出6种：韦丛芜的情诗四十首《君山》，鲁迅回忆文十篇《朝花夕拾》，台静农小说集《地之子》，李霁野的短篇小说集《影》，韦丛芜的诗集《冰块》，台静农第二本小说集《建塔者》。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中评价说，《未名新集》“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诗歌创作成就最大的当推韦丛芜。《冰块》收录的一些短诗和散文诗，意象奇突，有鲁迅《野草》之风。《君山》是中国新诗历史上少有的长篇叙事诗，展现出巨大的文学创作潜力。

未名社的创办和运营是鲁迅一生中一次愉快的经历，对他的文学事业也是一种鼓舞和促进。他在上海创办《奔流》《译文》杂志，延续了《莽原》《未名》使命和宗旨，翻译和创作并重。鲁迅坚持认为，好的翻译是比粗制滥造的创作更有益于读者的。

未名社旧址，北京景山东街40号

未名社像大地一样坚实、朴实、踏实。未名社成员遵照鲁迅的教导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业绩，有的终生致力于翻译，宁愿作无名的泥土，助力培植奇花和乔木。

一百年过去了，未名社成员都化作璀璨星辰，在中国文化的天空中闪耀。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