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夺权阶段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四）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下）第一部分

编者按：谨以此文纪念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逝世五十周年!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同志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单有一个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巩固的，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如何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进行了“三反”“五反”、社教、“四清”等运动以后，才最终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文化大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虽然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但是还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否则的话，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不仅难以巩固，还会付诸东流。因而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文革结束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沉痛教训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虽然有一些革命干部站了出来，投入到文革的洪流中，但是不少干部还是对于文革存在抵制、抗衡的态度，挑动群众斗群众。虽然军队介入了文革，实行“三支两军”，但是大部分支左部队却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群众则是分裂为造反派、保守派，造反派在夺权中又分裂为不同的派别。这样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军队、干部和群众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犯了一系列右和“左”的错误，严重破坏了文革发展。毛泽东同志立足于文革斗争的实际，在反右纠“左”中排除干扰，使文革沿着既定轨道前进。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就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建立起来的。通过反右纠“左”的斗争，不仅完成了夺权，而且在全国建立了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实现了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文革也就从全面夺权阶段进入到斗、批、改阶段。

郭建波同志根据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梳理了全面夺权阶段反右纠“左”斗争中的若干重大事件，将其归纳为“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上)(下)两部分，还对其中的一些事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现在著者将“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上)(下)分别命名为“全面夺权阶段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斗争”、“全面夺权阶段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在本网发表。今天我们发表的是“全面夺权阶段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文革论》第三卷《残阳血照》(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册《星火燎原》的第四阶段《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在反右纠“左”中走向高潮(1967年1月——1968年10月)》的主体部分，读后会使我们对于全面夺权阶段的反右纠“左”斗争有一个系统的认识。

往期连载文章：全面夺权阶段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斗争（三）
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上）第一部分
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上）第二部分
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上）第三部分
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上）第四部分

全面夺权阶段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

郭建波

目录

（四）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下）

1、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中后期面临的迫切问题。

(1)一九六八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吹响了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取得胜利的号角。

(2)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仍然是文革进入一九六八年后解决的主要问题。

(3)要用阶级分析法来解决大联合、三结合中的派性问题。

(4)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在排除干扰中取得进展。

2、为使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进行的第二轮反右斗争。

(1)第二轮反右斗争的背景。

(2)各地发生的若干右倾翻案事件及其斗争。

① 北京发生的翻案事件。

1)国防科委发生“多中心”的问题。

2)北京学生为二月逆流翻案。

3)清华大学为被打倒的学校领导干部翻案。

② 上海发生的翻案事件。

1)上海市出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文件。

2)上海市又发生了《闽西报》事件。

3)上海市一个群众组织批判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造反派。

③ 天津发生的翻案事件。

④ 四川发生的翻案事件。

⑤ 河南发生的翻案活动。

⑥ 江西、内蒙古发生的翻案活动。

(3)外交部发生的耿、黄集团和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及其斗争。

① 外交部右倾行为的产生及其斗争的背景。

② 围绕外交部右倾行为斗争的表现之一——耿、黄集团的出现及其斗争。

1)耿、黄集团的出现。

2)对于耿、黄集团的斗争。

3)对于耿、黄集团及其斗争的评析。

③ 围绕外交部右倾行为斗争的表现之二——九十一人大字报的出现及其斗争。

1)九十一人大字报的出现。

2)围绕九十一人大字报进行的斗争。

3)对于九十一人大字报及其斗争的评析。

④ 对外交部右倾行为及其斗争的评析。

(4)北京炮打谢富治事件及其斗争。

① 炮打谢富治事件的由来。

1)学习班在取得进展中内部矛盾走向激化。

2)在派性斗争中将矛头指向学习班负责人及其背后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② 炮打谢富治事件的概况。

③ 炮打谢富治事件的发生及平息的原因分析。

1)炮打谢富治事件发生的原因分析。

2)炮打谢富治事件迅速得以平息的原因分析。

④ 对炮打谢富治事件的评析。

(5)军队发生的杨、余、傅事件及其斗争。

① 杨、余、傅事件发生时的文革形势。

② 杨、余、傅事件的基本概况。

1)杨、余、傅事件发生的若干征兆。

2)一条奇异的导火线。

3)关于杨成武的问题。

4)关于余立金的问题。

5)关于傅崇碧的问题。

6)关于杨、余、傅问题的总结。

③ 对杨、余、傅事件的处理。

1)毛泽东、党中央决定对杨、余、傅作出组织处理。

2)处理杨、余、傅事件的基本概况。

3)三月二十四日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宣布处理杨、余、傅的决定。

4)三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向社会上公开宣布了处理杨、余、傅的决定。

④ 军委领导体制的变革及杨、余、傅事件的性质和后台问题。

1)毛泽东、党中央对军委领导体制作出重大变革。

2)杨、余、傅事件的性质。

3)对杨、余、傅事件后台的追索及其限制。

⑤ 杨、余、傅事件的发生及其处理的原因分析。

1)军队指挥权必须掌握在忠实于文革的领导干部手中。

2)在文革阵营和元老阵营之间的摇摆乃至表现出倾向性，埋下事件发生的严重隐患。

3)杨、余、傅在具体工作上的行为造成朋党之嫌。

4)杨、余、傅与林彪、江青等人关系的恶化成为事件发生的直接诱因。

5)毛泽东、林彪在处理杨、余、傅事件中的作用及事件后来得以反转的原因分析。

⑥ 从文革的发展来透析杨、余、傅事件。

(6)上海炮打张春桥事件及其斗争。

① 炮打张春桥事件发生的背景。

② 炮打张春桥事件在妥善处理后偃旗息鼓。

1)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炮打张春桥事件发生后的选择。

2)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确定处理炮打张春桥事件的方针。

3)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中央方针指导下妥善处理炮打张春桥事件。

③ 对炮打张春桥事件的评析。

(7)第二轮反右斗争的小结。

3、第三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1)“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进一步擘画了革命委员会成立的蓝图。

(2)第三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概况。

① 一月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

1)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② 二月份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

1)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③ 三月份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

1)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④ 四月份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

1)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3)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⑤ 五月份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

1)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第三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能够集中成立的原因分析。

(4) 第三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意义。

4、为使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进行的第二轮纠“左”斗争。

(1)第二轮纠“左”斗争发生的背景。

(2)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反对极“左”思潮。

① 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确定了纠“左”方针。

② 北师大九七事件的发生及其斗争。

1)北师大九七事件发生的背景。

2)北师大九七事件的概况。

3)对北师大九七事件的评析。

③ 从一个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来透视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

1)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是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

2)从湖北省透视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遇到的问题。

3)对造反派在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所犯错误的评析。

④ 从文革发展的角度来透析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3)发布“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制止社会上出现的局部骚乱。

① 文革形势在两派斗争中局部走向恶化。

② “七三布告”的发布。

1)“七三布告”发布的背景。

2)“七三布告”的基本内容。

3)对“七三布告”的评析。

③ “七二四布告”的发布。

1)“七二四布告”发布的背景。

2)“七二四布告”的基本内容。

3)对“七二四布告”的评析。

④ 毛泽东关于派性斗争的指示及各地对指示和布告的贯彻执行。

1)毛泽东关于派性斗争的指示。

2)各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和两个布告的情况汇报。

⑤ 在两个布告发布前后，解决派性斗争的实例之一——安徽解决派性斗争概览。

1)十二军在军长李德生率领下奉命到安徽省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2)解决芜湖武斗，成为巩固文革成果，维护省革命委员会权威，实现安徽社会稳定的焦点。

3)李德生亲临一线解决芜湖武斗事件。

4)趁热打铁，保持高压态势，防止武斗死灰复燃。

5)对李德生在两个布告下发前后解决安徽武斗的评析。

⑥ 两个报告下发前后，解决派性斗争的实例之二——广西解决派性斗争概览。

1)中央对广西两派定性的微妙变化。

2)两派斗争再次激化，中央颁发“七三布告”。

3)依据“七三布告”，对四二二派采取镇压行动。

4)对广西在两个布告下发前后解决两派斗争的评析。

⑦ 在制止派性斗争中实现秩序的稳定。

(4)解决北京高校发生的武斗，为结束全面夺权阶段创造条件。

① 进入一九六八年后北京高校的两派斗争动态。

1)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开办学习班解决高校两派之间的矛盾。

2)北京高校两派之间的斗争及其武斗状况。

② 清华大学两派的形成。

1)清华大学保守派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的斗争。

2)造反派红卫兵内部两派斗争的出现。

3)造反派红卫兵内部两派斗争的形成。

4)两派斗争乃至发生分裂的另一视角。

③ 清华大学两派在争斗中走向武斗。

1)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外校造反派头头试图解决清华大学两派的分歧和矛盾。

2)围绕学校广播台的争夺，又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3)两派围绕成立校革命委员会进行的斗争。

4)两派在谋求联合中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5)分裂的因素在两派联合中潜滋暗长。

6)两派斗争乃至分裂的一个深层原因。

④ 清华大学两派百日大武斗。

1)江青、谢富治等人批评北京大专院校发生的武斗。

2)韩爱晶、聂元梓等人劝告蒯大富停止武斗。

3)两派在如何对待、解放干部的分歧上所引发的武斗，拉开了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的序幕。

4)陈伯达要求蒯大富停止武斗。

5)五月三十日武斗是百日大武斗中的典型事件。

6)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制止武斗未果。

7)武斗的进一步发展。

8)对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的评析。

⑤ 毛泽东决定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北大。

1)毛泽东密切关注着蒯大富等红卫兵头头在文革中的变化。

2)毛泽东做出工人宣传队进入北京高校的决策。

3)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紧急行动起来，部署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

⑥ 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两派对工宣队的态度迥然不同，414欢迎，团派在攻击工宣队的武斗中酿成惨案。

1)工人宣传队带着毛泽东、党中央制止武斗的指示进入清华园。

2)414按照工人宣传队的要求停止武斗。

3)团派在蒯大富领导下对工人宣传队发起攻击。

4)对两派红卫兵在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园后采取不同态度的评析。

⑦ 毛泽东发表严厉谈话，两派斗争在毛泽东谈话的传达、执行中偃旗息鼓，工宣队进驻校园。

1)北京高校五大红卫兵领袖进入人民大会堂受到严格限制。

2)毛泽东紧急召见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发表了严厉的谈话。

3)五大红卫兵领袖在整理、核对毛泽东严厉讲话后，迅速回校传达讲话内容。

4)工宣队进驻清华园，两派在斗争中走向联合。北京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在大联合的过程中走向消亡。

5)对毛泽东谈话在结束北京高校武斗上所起作用的评析。

⑧ 毛泽东发表关于工宣队进驻清华的谈话及最终解决北大的问题。

1)毛泽东发表关于工宣队进驻清华的谈话。

2)毛泽东向工宣队赠送芒果，接见工宣队员。

3)解决北大的问题。

4)北大、清华是北京高校文革的风向标。

⑨ 清华大学两派斗争发生的原因、教训与影响。

1)清华大学两派斗争的原因分析。

2)清华大学两派斗争的教训。

3)清华大学两派斗争的影响。

(5)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拉开教育革命的序幕。

① 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

② 转发地方工宣队进校文件，召开工宣队、军宣队代表大会。

1)转发工宣队文件，供其他工宣队成员参考。

2)召开工宣队、军宣队代表大会，总结经验教训。

③ 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的必然与偶然。

④ 以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为标志，拉开教育革命的序幕。

(6)第二轮纠“左”斗争的小结。

5、第二轮反右纠“左”斗争的总结。

(1)在反右纠“左”的斗争中将文革推向前进。

(2)围绕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进行了反右纠“左”的斗争。

(3)第二轮反右纠“左”斗争的意义。

6、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1)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建立时的全国文革发展形势。

(2)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建立的概况。

① 五个省自治区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

1)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4)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② 对五个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简要评析。

(3)发表社论，召开大会，庆祝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外)的广泛建立。

①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祝贺“全国山河一片红”。

② 北京召开革命群众大会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

③ 简要的评析。

(4)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缓慢的原因分析。

(5)第四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的意义。

（四）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下）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文革是在排除了右与“左”的干扰后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前文我们研究了文革在一九六七年是怎样在反右纠“左”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现在我们来进一步研究文革进入一九六八年后在反右纠“左”中的斗争进程。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进入一九六八年后，文革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受到来自右和“左”的两方面的干扰，因而就要在反右纠“左”的斗争中，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起省级革命委员会，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为此，我们就要首先从文革进入一九六八年后面临的迫切问题谈起。

接上文：全面夺权阶段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斗争：（三）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上）第四部分

1、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中后期面临的迫切问题。

我们知道，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初，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共用了二十个月的时间。到一九六八年元旦，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业已过去了十二个月，进入了这个阶段的中后期。这个时候文革在夺权过程中的进展如何?又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呢?

(1)一九六八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吹响了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取得胜利的号角。

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的元旦社论，认为文革的形势大好，肯定了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业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提出了一九六八年的战斗任务，号召大家去迎接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文章指出，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

文章认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形势大好最重要的一点是，全国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热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地，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斗私，批修”的广阔战场，有力地提高了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思想觉悟。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文章要求，在新的一年中，全党、全军、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国人民，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再接再厉，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战略目标，摆在我们面前的战斗任务是：第一，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第二，要继续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展开各单位、各部门的斗、批、改;第三，整顿党的作风，加强党的建设;第四，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大力加强军民团结，这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重要保证;第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以上就是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完成这些光荣的任务，要经过艰巨的斗争和努力。

文章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要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解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革命越向前发展，就越是深刻地触及到人们的灵魂，无产阶级的“公”字和资产阶级的“私”字的冲突就越突出。只有在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中大学大用“老五篇”，狠斗资产阶级的“私”字，大立无产阶级的“公”字，改造世界观，并且学会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真正紧跟毛主席，真正成为“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文章最后号召，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为祖国、为人民创建新的功勋，去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1]

这篇元旦社论是以“两报一刊”的名义，由姚文元报送毛泽东审阅、批准后才发表的。[2]当然代表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声音。社论认为文革业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当前文革的形势大好，部署了一九六八年的五大任务，号召大家为夺取文革的全面胜利而奋斗。

文革对形势的判断是与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作出的指示相一致的。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以后，毛泽东、党中央下发文件，采取措施，收缴枪支，制止武斗，文革形势的发展比毛泽东作出指示时更好了。这个时候已经有九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它省级行政区虽然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但是其中的多数业已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从这方面来说，不论是说文革的形势大好还是业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都是有着事实依据的。

社论提出了一九六八年面临的五大任务，就是要以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最新指示为指导，在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革命委员会，搞好斗、批、改，整党建党，拥军爱民，处理好革命与生产、工作、战备的关系，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在这些任务中，核心是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这是文革在夺权阶段取得全面胜利的标志。

社论特别提出了要在思想上夺权的问题。全面夺权阶段不过是夺了走资派实际掌握的权力，而从思想上夺权，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阶段，是文革的主题、正题。[3]要从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就要改造人的世界观，在灵魂深处发生革命，进行“斗私，批修”，促进人的思想的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4]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达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从中可以看到，元旦社论对于文革形势发展和成就的判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既肯定了一九六七年文革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又部署了一九六八年文革发展面临的任务，向工农兵、红卫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发出号召，吹响了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号角，要求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夺权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2)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仍然是文革进入一九六八年后解决的主要问题。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必要条件。

各地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是完成全面夺权阶段任务的标志。进入一九六八年后，文革的重点还是围绕如何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展开行动的。要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就要首先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因而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仍然是这个时期面临的首要任务。

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就要在两派之间，以及革命群众与革命干部、支左部队之间展开工作。这就要处理好两派、群众和支左部队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通过整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消除分歧，化解矛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再成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协商、讨论以后，报经中央批准，而后成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这就要在毛泽东、党中央指示的指导下，妥善处理好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的关系，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结合进革命委员会中。

这个时候，毛泽东针对文革发展的具体状况，及时做出了“支左不支派”、“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的指示。[5]他还进一步指出：“派别是阶级的一翼。”[6]这就要求在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过程中，既要对派性进行阶级分析，又要做到支左不支派，认识到派别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妥善处理好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在两派斗争中，往往会出现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早就说过：“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7]对于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作为革命派，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剔除头脑中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从文革发展的全局出发去处理问题，而不是相反。

军队支左，就是要支持造反派的正义行动，反对造反派中的一些人形式上打着造反的旗号，实质上却从小团体、本位主义出发，为狭隘的派别利益进行斗争。军队支左不支派，既是对军队说的，也是警告造反派中的一些人的。对于军队来说，要支持真正的左派，而不能支持右派，也不能支持具有派性的“左”派;对于造反派中的一些人来说，他们在斗争中斤斤计较于本派的狭隘利益，主观冲动，派性作怪，表现出浓厚的宗派主义行为，严重破坏了文革发展的大局，是军队在支左中管控、纠正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改弦更张，自我检讨，改正错误，跟上文革的发展步伐，否则的话，是不可能获得军队支持的。这就要将左派与右派、左派与左派中的宗派主义行为区分开来，既要支持左派进行的正义斗争，又要反对左派中的一些人的宗派主义行为，反对他们的错误行动。毛泽东的指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

在如何对待干部的问题上，毛泽东强调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8]在全面夺权的前期，对干部冲击较大，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毛泽东曾经批评过这些“左”的错误。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这个时候要进行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要将革命干部结合进革命委员会中。但是，在具体处理上却遇到了不少问题。

在全面夺权阶段刚开始的时候，就站出来积极支持造反派进行夺权斗争的干部，一般来说，在对他们的结合上争议还不大。在夺权斗争中造反派分裂以后，由于干部支持了不同派别的斗争，当某一派提出支持本派的干部人选时，往往会遭到对立派别的反对。同时，在夺权斗争中打压造反派，支持过保守派斗争的干部，虽然这个时候他们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表示要转变立场，但是在结合他们的时候却又往往遭到造反派的反对。这样在如何结合干部、结合什么样的干部的问题上，常常会陷入激烈的争吵，一时难以确定下来。毛泽东的指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出来的。

由于在全面夺权过程中，造反派在夺权中遇到了重重阻力，许多省市自治区领导被打倒、躺倒不干或逃离岗位，局部地区和单位陷入混乱，为了支持左派，维护社会秩序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毛泽东、党中央决定军队介入文革，实行“三支两军”，因而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就主要由军队支左干部担负起这样的责任。这样处理两派、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就主要地落到了军队支左干部的肩上。以他们为主导，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共同参加，在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由此我们看到，进入一九六八年后，能否在未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地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仍然是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这是因为只有在大联合、三结合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就必须处理好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问题。只有在处理好这些分歧和矛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个任务主要是在支左部队负责人主导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共同参与，在创办学习班中实现的。

(3)要用阶级分析法来解决大联合、三结合中的派性问题。

派性问题，是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一个严重障碍。这种派性斗争，具体表现为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而是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以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和小团体主义的形式出现，严重阻碍了大联合、三结合的实现。

同时，在进行大联合、三结合的过程中，有人又以反派性为名，混淆是非，随心所欲，将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作为打击对象，严重干扰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谢富治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就曾说过：“反掉无产阶级派性还行吗?过去讲错了，毛主席给我们纠正啦!”[9]

这就要将两种不同性质的派性——无产阶级派性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区分开来，而不能将两者混淆在一起，更不能以反派性为名，将矛头指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针对派性问题作出重要指示，发表社论、评论员文章，对派性问题进行分析，指导着反派性斗争的健康发展。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文汇报》发表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文章在历数了派性的十大罪状后指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隐藏在我们革命队伍内的一个十分危险的敌人。它制造分裂，影响团结，瓦解斗志，危害革命，破坏生产，包庇坏人，助纣为虐，干尽坏事。大敌当前，我们必须打倒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今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资产阶级疯狂反对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武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一种反动性。一切受派性蒙蔽的同志，应该赶快醒悟过来，擦亮眼睛，反戈一击，完全、彻底搞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

文章最后指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统帅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军，只有一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有一性，就是无产阶级党性!只有用无产阶级党性去指导自己的全部行动，才能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10]

这篇社论以犀利的语言论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要求人们树立无产阶级党性，做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进行斗争。这篇社论有的放矢，切中时弊，直指当时严重影响大联合、三结合的派性问题，毛泽东阅后指示新华社予以转发，这篇文章刊登在一月十五日发行的《人民日报》上。[11]

由于当时派性已经成为阻挠进行大联合、三结合的严重障碍，因而这个时候党刊就要发表反派性斗争的文章，为人们认识派性、围剿派性创造舆论氛围。这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者按中又体现了出来。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发动群众围剿派性》的编者按语：

“搞派性，就是搞个人主义。”“派性的老根是资产阶级‘私’字，闹派性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恶性发作。”

北京针织总厂的同志们这几句话讲得多么深刻!它把派性的丑恶灵魂揭露无遗。

要打倒派性，就非斗私不可，就非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搞臭不可。

要打倒派性，就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历数派性罪状，大揭派性危害，人人批判，个个抑制，使它在群众中象“过街老鼠”，无处藏身。

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要以“斗私，批修”为纲，自觉地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决裂，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党性的立场，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这是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保证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12]

这篇《人民日报》编者按，将派性与“私”字联系起来，揭示了派性斗争发生的思想根源。同时还将派性斗争放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改造人的世界观的背景下来进行处理，通过“斗私，批修”来解决正在进行的派性斗争，以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

针对当时斗争形势的发展，毛泽东从大联合、三结合的要求出发，及时作出了一系列指示，指导着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这些指示言简意赅，一针见血，直指在大联合、三结合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和问题，显示出毛泽东作为革命统帅的卓识和洞察力。“两报一刊”不但及时发表了毛泽东的这些指示，还结合现实的斗争状况，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撰写相关社论、评论员文章，全面、深入地阐释了毛泽东的指示，引导着斗争的发展。

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同意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语，批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支左不支派。”[13]

毛泽东关于“支左不支派”的指示是针对支左部队说的。一年前，在文革刚刚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时候，毛泽东从斗争形势出发，为了保证夺权的顺利进行，防止局势失控，维护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果断作出了实行“三支两军”的决定，要求人民解放军介入文革，支持左派群众。这个时候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斗争需要，又进一步作出了“支左不支派”的指示。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纪念军队支左一周年，一月二十八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

文章指出，支左不支派，就是要切切实实落实毛主席的教导，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凡是革命的群众组织，都要支持，不能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也不能“你是左派我就什么都支持”，而是要支持他们的一切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和行动。对他们中间一些人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就决不能支持，而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帮助他们克服和纠正。要努力促进两派革命组织，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文章强调，坚决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的形势下，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要标志。

文章要求，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核心，是支左不支派的根本出发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一种反动的社会思潮。坚决抵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是支左不支派的一个根本问题。如果听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侵蚀到我们头脑中来，不加抵制，就会把“三支两军”工作引上邪路，并反过来助长某些革命群众组织派性的膨胀，加深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对立，损害军民之间的团结，妨碍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实现。

文章号召，人民解放军的每个指战员，都要进一步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做支左不支派的模范，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中立新功。[14]

这篇社论结合当时斗争形势，对毛泽东“支左不支派”的指示作了进一步阐述和说明。军队要支持左派，这是在去年实行“三支两军”的时候就明确提出的。现在，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军队在大联合、三结合的过程中仍然要支持左派，这是没有疑义的。双方都是左派，但是却发生了分歧和矛盾，甚至进行了武斗，就要对双方都要支持，通过开办学习班，使他们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而不是简单地支一派压一派。

但是，这个时候又发生了新的问题。如果都是左派，但是一方或多方在斗争中超出了左派斗争的范筹，表现出严重的派性。这个时候就要把左派与其错误行为区分开来，支持左派的正义行动，反对他们的错误行为。这并非不支左，而是为了将支左工作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毛泽东“支左不支派”的指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出的。这是在大联合、三结合的过程中针对新的斗争形势才提出来的。

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热烈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15]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一九六八年第一期《红旗》杂志(七月一日出版)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这篇文章在《红旗》杂志发表前，新华社就于四月二十六日提前向全国发了通稿。

文章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卷进了阶级斗争的激流，各派政治力量空前活跃起来，强烈地表现出各自的政治倾向，表现出各自的派性。怎样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派性进行阶级分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各个派别，各种派性，都代表着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观点和要求。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要辨别谁是真正的、完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谁是口头“革命派”，谁是反革命派，就必须根据他们的实际行动，进行阶级分析。

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团结广大群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斗争，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标志，就是无产阶级的党性。

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从右的方面，用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或者从形“左”实右即极“左”方面，来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都是资产阶级党性或资产阶级派性的顽强表现。

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它缺乏革命的坚定性，就容易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因此，必须善于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对于资产阶级的派性，必须坚决给予揭露。谁如果受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而又坚持不改，那是很危险的，那就有可能站错队，甚至被坏人利用。对于小资产阶级要加强教育。

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党性，也没有超阶级的派性。派别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如果抽调了派性的阶级内容，就会分不清是非，就会抹杀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区别。这正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

文章最后指出，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正是为了维护和增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我们要进一步发展严格的无产阶级党性，做坚定的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反对形“左”实右的极“左”派，把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16]

这篇《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以毛泽东“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为指导，从实际斗争形势出发，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阐释了对派别斗争为什么要进行阶级分析，如何进行阶级分析，区分两种派性的标准是什么，以及对于小资产阶级进行教育的必要性。特别强调指出，派别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如果抽调了派性的阶级内容，就会抹杀派别斗争的性质。这样势必会在派别斗争的认识、处理上陷入迷茫。这是在警示人们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处理派别斗争，也是提醒进行派别斗争的人，要有宽阔的胸怀，放眼全局，求同存异，不要斤斤计较于个人、小团体的利益，而是在维护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五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七月一日出版)、《解放军报》发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社论《乘胜前进》，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派别是阶级的一翼。”[17]

毛泽东关于“派别是阶级的一翼”的指示，揭示了派别在阶级中的地位，发展了“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的观点，深化了派别斗争与阶级斗争关系的认识。这一指示进一步阐明了派别与阶级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启示人们从阶级斗争的视角来认识、处理派别斗争。这也是在警醒造反派不要因为一时的分歧和矛盾就争吵不休，乃至于大打出手，而是要认识到他们在阶级利益上是一致的，要在维护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同时，社会上的保守派，对于其基本群众来说，他们是普通的劳动者，要将他们与其少数坏头头区分开来。这部分保守派群众，也要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与自身阶级利益是否一致，不要再为他人进行火中取栗，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了。至于那些反动势力控制的派别，趁着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四出活动，煽风点火，发起武斗，进行捣乱，破坏文化大革命，就要对他们采取专政措施了。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作出了“支左不支派”、“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派别是阶级的一翼”的系列指示。这些指示是针对当时斗争形势作出，通过宣传部门撰写的社论及其它文章向社会上公布的。

军队是要支左的，但是支左就要支持真正的左派。以前军队在支左的时候，许多支左部队没有支持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毛泽东、党中央、中央军委指导下纠正了过来。现在支左就要支持真正的左派，而不是其中的极“左”分子，也不是其中表现出派性势头的左派。这就要对左派进行分析。以前响当当的左派，如果现在离开大联合、三结合的轨道，谋求个人、小团体的利益，表现出严重的派性作风，这样的左派行为又怎么能够支持呢?支左不支派就是针对他们来说的。

派性斗争并非是随意出现的，而是有其阶级根源的。这就要对派性进行阶级分析，要从阶级斗争的视角来研究派别斗争。因为派别是阶级的一翼，派别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它们之间是具有内在联系的。这样就不仅使人们对于派性斗争的出现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也容易对于正在进行的派性斗争进行鉴别，从而确定不同派别的属性及其进行斗争的正义、非正义性，从阶级斗争中来解决派性斗争。

我们注意到，鉴于在全面夺权阶段的中后期，进行大联合、三结合是文革发展的时代要求。而在这个时候，派别斗争已经成为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严重障碍，与文革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作出了“支左不支派”、“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派别是阶级的一翼”的系列指示。为了贯彻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围绕这些指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进一步宣传、阐释这些指示，指导着大联合、三结合的发展。不难看出，不论是毛泽东的指示还是“两报一刊”发表的文章，都是围绕着如何解决正在进行的派别斗争，为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目标展开的。

(4)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在排除干扰中取得进展。

要建立革命委员会，就必须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就必须排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的障碍。这个障碍存在于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支左部队之间。处理三者之间分歧和矛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排除他们之间障碍的过程。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是在排除了这些干扰以后才取得进展的。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过程中，在造反派内部、两派群众、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是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的。这些分歧和矛盾表现在大联合中以谁为主导、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的人选及其地位以及对过去错误的处理和责任的追究等问题上。这些问题能不能及时得到妥善处理，不仅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还决定着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这就要求他们必须以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最新指示为指导，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将排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的障碍作为重点，在解决这些分歧和矛盾以后，再成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

在这个过程中，仍然会受到来自右、“左”两种错误行为的影响。右、“左”两种错误行为比较普遍地存在于群众、干部和支左部队中，当然在三者中的分布并不相同。一般地说，右往往存在于保守派群众、抗衡文革的干部以及在支左中犯了错误却仍不悔改的支左部队干部中，而“左”则往往存在于造反派群众、支持文革的革命干部以及支持了左派的军队干部中。特殊地说，右、“左”两种错误行为也会在他们之间交替出现。保守派群众、抗衡文革的干部以及在支左中犯了错误却仍不悔改的支左部队干部，也有可能犯“左”的错误;造反派群众、支持文革的革命干部以及支持了左派的军队干部，也有可能犯右的错误。这就要以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为指导，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判断，而不能主观臆断、墨守陈规、想当然地得出结论。

右和“左”的错误不论是出现在群众、干部还是支左部队中，都会严重干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进行，致使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遇到重重困难。这就要有右反右，有“左”纠“左”，继续进行反右纠“左”的斗争。只有在反右纠“左”的斗争中，才能排除来自右、“左”两方面的障碍，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为了搞好反右纠“左”的斗争，不仅要准确判断右、“左”两种错误的性质，采取果断措施消除两方面的错误影响，还要讲究政策和斗争策略，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这是在反右纠“左”的斗争中应该注意到的问题。

要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必须首先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就必须排除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的障碍。这就要进行反右纠“左”的斗争，妥善处理好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这是一个严峻的任务。这个任务完成的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大联合、三结合以及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也决定着革命委员会的人选及其构成状况乃至于夺权的成效，对于文革的发展特别是斗、批、改还会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2、为使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进行的第二轮反右斗争。

进入一九六八年后，文革仍然是在反右纠“左”中被推向前进的。这个时候出现的右倾翻案活动及其反攻倒算严重阻碍了文革的发展。 这种右倾行为是怎样出现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又是如何对它们进行斗争的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1)第二轮反右斗争的背景。

反右的时候容易出现“左”，纠“左”的时候容易出现右。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就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第二轮的右倾行为及由此展开的反右斗争，是在一九六七年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出现的。

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九月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期间发表了系列谈话。中共中央依据这些谈话，整理下发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指示”在肯定文革发展形势的同时，批评了全面夺权阶段发生的“左”的错误。这些错误具体表现在如何对待不同群众组织、干部和支左部队的问题上。毛泽东还特意提醒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1]在此期间及随后，经毛泽东批准，又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进行了隔离审查，下发了系列文件，采取了制止武斗、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2]一九六七年十月以后，除去个别地区外，社会秩序总体上趋于稳定。但是，在纠“左”的同时，右的行为又冒出来了，出现了右倾翻案风，成为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纠“左”过程中的另一种动向。

这股右倾翻案风是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以后才逐渐产生的。[3]不仅发生在北京，也在各地出现了。他们打着纠“左”的旗号，抓住以前在夺权过程中的缺点、错误，矛头指向造反派及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企图为以前在夺权及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已经定性的重大事件进行翻案。这种以纠“左”为名进行的右倾翻案行动，引起了毛泽东、党中央的高度警觉，于是就采取措施进行反右活动。这在当时一些中央负责人的讲话、相关会议及文件中表现了出来。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在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的会议上，江青说：“去年冬天以来，全国有一股右倾翻案风。”三月二十一日，在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革委会赴京汇报团和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江苏班全体学员的会议上，江青说：“从去年冬天，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击溃了形‘左’实右，击溃了钻进我们心脏里的彭、罗、陆、杨留下的一批爪牙，右倾保守主义就冒头了，今年就大肆活动了，表现就是为二月逆流翻案。”康生说:“当前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在北京有，在南京也可能有，有一小撮人替二月逆流翻案，有的替二月逆流的头子之一谭震林翻案。”三月二十五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说：“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我就很晚才知道主席这个精神。我们一直在搞反派性，已经很危险。”[4]

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召开第十二次全体委员会会议，会议提出，当前北京市刮起一股风，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股风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率领革命群众，坚决击退‘二月逆流’的反扑”、“把斗争矛头对准当前的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彻底粉碎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风”。[5]

四月六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指出：“要继续打击‘二月逆流’的翻案风。要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6]

四月十四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指出：“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7]

在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行动中，“两报一刊”按照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发表了一系列反右的社论、编辑部文章，吹响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号角。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提出：“要有力地批判右倾翻案的妖风。”四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不到长城非好汉》，指出：“当前，要特别警惕右倾保守思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两面派，打退阶级敌人的‘翻案’黑风，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告诫人们：“当前，要特别警惕和坚决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五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乘胜前进》，指出：“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五月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延安精神永放光芒》，指出：“在当前，要坚定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东北大地红烂漫》，指出：“……抓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8]

五月十七日，为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两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划时代的文献》，提出：“要从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出发，更加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要批判来自右的和极‘左’的方面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的妖风。”[9]

这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审阅、批准后发表的。[10]

这些社论、编辑部文章的发表，点出了右倾已经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风险，要求人们重视并要采取实际行动排除这种风险，反击右倾翻案活动。如果把这些文章与此时中央负责人关于反右的讲话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可以看到一九六七年十月以后，文革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右倾翻案风。这股右倾翻案风是在一九六七年纠“左”过程中，具体说来是十月以后才逐渐出现的。

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全面夺权阶段，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又发生了右的倾向。这种右的倾向，是打着纠“左”的旗号，利用纠“左”的机会，操纵一部分群众，将矛头指向真正的造反派及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进行右倾翻案活动。这种倾向业已引起毛泽东、党中央的高度警觉。他们发现以后，迅速采取措施进行反右行动，以使文革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反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出现的。

(2)各地发生的若干右倾翻案事件及其斗争。

这股右倾翻案风，具体表现在各地发展的若干右倾翻案事件上，集中在为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等重大事件翻案、打击造反派以及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上表现出来。这些右倾行为不仅在北京，也在各地出现了。如果孤立地来看这些行为，似乎是偶然发生的，但是若把这些行为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党中央的警觉，意识到出现了一股右倾翻案风，要对其展开斗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文献资料的限制，我们只对北京、上海、天津、四川、河南、江西和内蒙古等几个省市自治区的的右倾行为及反右斗争状况进行简要介绍，让大家对于当时出现的右倾翻案活动及反右斗争有一个概要的认识。至于外交部发生的耿、黄集团和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杨余傅事件以及炮打谢富治、张春桥事件，由于在右倾翻案活动及反右斗争中占有重要地位，下文我们要对其进行专门介绍，这里就不提及它们了。不提及它们，是因为下文要对它们进行专门介绍，避免重复的缘故，并非说它们不属于右倾翻案活动及反右斗争的范畴。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时期发生的若干右倾翻案事件及展开的反右斗争状况。

① 北京发生的翻案事件。

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国防科委发生的“多中心”的问题、北京学生为二月逆流翻案以及清华大学有人为被打倒的校领导干部翻案三个事件。这三个事件集中反映出要不要为二月逆流翻案，清华大学校领导干部在文革发动之际有没有错误，应该不应该被打倒等问题上。下面我们看这三个事件的基本状况。

1)国防科委发生“多中心”的问题。

一九六八年二月底,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在评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标准中加了一条补充条件：“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这件事被称为“多中心”论。国防科委系统群众组织的一个大派对此意见强烈，很快反映到毛泽东和林彪那里去了。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个提法，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四月四日取消了这一条。[1]

在一个国防科技单位中把“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标准，像这样的提法，以前在党内还没有出现过。如果再联系到当时单位内部的两派斗争情况及聂荣臻在二月逆流中的表现，不论从那方面来说，都是令人生疑的。

当时通常的提法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有时加上林彪为副的字样，但是还没有哪一个下级党委提出以党委负责人为核心的问题，因而这样的提法有悖于党内的程序和规范。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这是置聂荣臻对文革的态度及国防科委内部两派斗争的实际情况于不顾，出于某种目的才提出来的。

聂荣臻是二月逆流期间的重要人物，在二月十一日的怀仁堂会议上和其他与会人员一起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难，[2]后来又在反击二月逆流的过程中被批评，作了检讨。这反映出他对待文革的态度。同时，国防科委内部两派之间也在对待聂荣臻的问题上出现了激烈的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把以拥护聂荣臻为核心的国防科委的正确领导作为选拔学毛著积极分子的标准，不仅会使国防科委内部的造反派在两派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还会让对立派利用这一标准堂而皇之地排斥、打击造反派，严重影响国防科委内部文革的发展进程。

鉴于聂荣臻在二月逆流期间的表现，在他对待文革的态度没有真正转变之前，这种提法一旦得以施行，无疑会提高聂荣臻的政治地位。这样势必与在二月逆流问题上对聂荣臻的批判形成强烈反差，会淡化、削弱对于二月逆流的批判，形成对二月逆流定性、批判上的某种逆转，在一定程度上悄无声息地起到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作用。因而不论是从国防科委内部两派的斗争，还是从对待二月逆流的问题上，这种提法都是错误的，不合时宜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引发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了。

2)北京学生为二月逆流翻案。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一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大专院校代表和中学红代会代表汇报会上，北京石油学院群众组织大庆公社批评该校另一群众组织北京公社，说北京公社在一九六七年 “反副总理”、“反余秋里，炮打周总理”、“炮打副总理，反总理”。

江青等人听了勃然大怒。姚文元说：“你再重复一遍。”“再说一遍。”江青说：“在二月逆流里炮打谭震林对不对?谭震林不该打吗?”“你们成了一贯正确了，对余秋里不是一批二保，而是一贯地保，倒成了正确了。”“你们就是拥护二月逆流，就是那一派，反我们的，炮轰我们的。你们实际上是炮轰我们的，轰吧，胆小鬼才怕呢!”“二月逆流是什么东西!(拍桌子)就是要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姚文元说：“二月逆流就是要推翻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二月逆流的本质就在这里。”

吴法宪、叶群相继表示“拥护江青同志的发言”。三月十五日晚，江青在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领导成员时说：“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我就不相信你们那里没有翻案风。北京学生替二月逆流翻案,我们就轰了他一炮。”[3]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到，北京石油学院两派群众组织大庆公社和北京公社之间的争论，是围绕要不要对于二月逆流中的风云人物谭震林、余秋里等人进行批判展开的。不难看出，大庆公社利用形势的发展变化，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进行斗、批、改的机会，趁机在汇报会上告北京公社的状，说北京公社一九六七年批判过二月逆流中的风云人物。这样大庆公社就将学院内部的两派斗争与应不应该批判二月逆流联系起来，公然站在了二月逆流一边。他们之间的争论，从形式上看，是应不应该对二月逆流中的风云人物进行批判，实质上则是对二月逆流的定性是否正确，以及要不要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问题。这自然会引起江青、姚文元等人对于大庆公社的不满，于是才发起了强力反击，对二月逆流的问题再一次表态，由此进一步意识到“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

3)清华大学为被打倒的学校领导干部翻案。

清华大学有些人认为被打倒的蒋南翔、刘冰等是革命领导干部，认为“一月夺权是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大翻个儿”，尖锐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沿着危险的道路滑得够远的了。”叶昌明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日在上海工总司紧急会议上传达王少庸在上海市革委会紧急会议上的讲话，说：“前一个时期，北京也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大叛徒。”[4]

文革发动之际，蒋南翔、刘冰等人之所以被打倒，主要是因为他们支持工作组压制、打击学生的造反行动，是对待群众造反的态度问题。至于一月夺权被有些人认为“是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大翻个儿”，显然是否定了一月夺权的行动。从这些人的言行上来看，他们不仅否定了文革发动之际清华师生的造反行动，也否定了一月夺权的正义行动。这种对于文革中两大事件的双重否定，显然是逆文革发展潮流的右倾行为。

当然，不是说在这些事件中没有缺点、错误，但是不能因为存在缺点、错误就否定他们的造反行动，而是要将两者区别开来，像列宁说得给婴儿洗澡那样，泼掉脏水，留下婴儿，却不能借着婴儿身上有污垢，就将婴儿和水一样泼出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这些事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至于北京有人在大字报中将矛头指向张春桥，是与上海炮打张春桥的行动遥相呼应的。下文我们还要对此进行分析，此不赘述。

以上国防科委发生的“多中心”问题、北京石油学院学生为二月逆流翻案、清华大学为被打倒的领导干部翻案，是在北京发生的若干右倾翻案事件。这三个事件集中在要不要为二月逆流以及被打倒的领导干部进行翻案的问题上。这种翻案实际上就是对于文革的反动，自然是右倾的行为。当然，如果领导干部被搞错了，发生了冤假错案，是可以也是应该进行翻案的，但是不能以平反冤假错案为借口，为反对、批评、阻挠文革的人进行翻案，而是要将两者区分开来。

② 上海发生的翻案事件。

下面我们简要介绍上海发生的三个翻案事件。这三个事件看似平凡的小事，实际上反映了如何对待被打倒的领导干部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还涉及到对于文革的评价和态度问题。

1)上海市出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文件。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上海市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全体同志，给上海市革委会写了《关于加强保密工作组织领导的请示报告》。为了说明问题，“请示报告”讲了一点历史：“1960年建立了市委保密委员会，由原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黄赤波任主任，原市委秘书长李家齐任副主任，在原市委领导下，统一领导本市党、政、军各方面的保密工作。”“请示报告”对上海市革委会把保密工作置于“政法指挥部”领导下提出意见，认为把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保密工作放在专政机关是不合适的，建议“在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保密组”。

这个请示报告说的头头是道，看似有理，却引起了张春桥的警觉，他在“请示报告”上写了几条批注。

例如：“请示报告”的编号为“(67)密办第207号”，张春桥批道：“文件编号，看起来是一个小事,有的人却死抱住旧市委不放,用旧编号继承旧传统”。

“请示报告”指出：“不少重要单位的保密工作，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这种情况长此下去，对党和国家机密的安全极为不利。”张春桥在此写了批注：“这就是说，你市革命委员会不如陈、曹、黄赤波，甚至比他们犯了更大的错误，‘极为不利’，还是由‘保密委员会’的黄、李‘负责抓’吧。”

在“请示报告”之末，张春桥写了结论：“这是一个错误的文件,请文件的作者们想一想，在上海究竟发生过一场夺权斗争没有?你们头脑中究竟是承认陈、曹即中国赫鲁晓夫在上海代理人的权，还是承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权?解决了这个问题，再谈建立保密机构的事。”

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戚本禹都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作了批示，同意张春桥的意见。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海市革委会就此事发出文件，强调指出要“进一步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5]

上海市的这个看似一般的“请示报告”，却引起了张春桥的警觉。从张春桥的批示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一般人的表态来看，对这个文件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这个报告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一般的技术问题，而是报告没有从夺权以后上海市发生的巨变出发，在新形势下提出如何做好保密工作的问题。

从“请示报告”的行文及其编号来看，却是与旧市委关于保密工作的作法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这不是说过去行之有效的保密措施这个时候都要弃之不用，而是说要在夺权、建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后，在形势发生变化的基础上，如何做好保密工作的改革，批判地吸收过去保密工作的作法。

“请示报告”不仅没有体现出这种变革，还与过去旧市委的作法存在着密切联系。如果将其与上海市内部仍然存在的激烈斗争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就不能不说“请示报告”存在的问题正是这种斗争的具体反映。正是因为这样，张春桥才见微知著，在审阅这个报告时写下了措词严厉的批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张春桥的批评采取了支持的态度。

张春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于“请示报告”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是因为报告没有将保密工作放在上海市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大背景下来阐述进行保密工作变革的必要性，而是与旧市委在保密工作上的行事方法存在着密切联系，又与上海市进行的路线斗争搅和在一起。这与上海文革形势的发展是不协调的，从性质上来说呈现出了右的色彩。

2)上海市又发生了《闽西报》事件。

上海市邮电管理局报刊发行处有关部门，直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仍然把《闽西报》(陈丕显家乡的报纸)贴上印好了的“赠阅上海市委陈丕显同志”的标签，按期递送。在这件事被揭出以前，有人向报刊发行处提出过意见，有关人员的回答是：“劳改犯也可以看报纸，陈丕显为什么不可以看?”“牛奶公司还在给陈丕显送牛奶，服装公司也在给陈丕显做衣服，报纸为什么不能送?”“中央对陈丕显还没有表态，报纸为什么不能送?”在这件事被揭出以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上海市革委会发出沪革发(67)第93号文件，通报了这一事件。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上海市邮电系统召开了“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盖子”的大会，对有关人员进行了批判。[6]

在陈丕显倒台后，是否将《闽西报》还像以前一样送发陈丕显，看似一件小事，却是反映出大问题。当有人对这件事提出异议时，上海市邮政管理局相关人员以劳改改也可以看报纸，牛奶公司、服装公司照样给陈丕显提供服务，以及中央没有对陈丕显表态为由，仍然置这些人的异议于不顾，继续为陈丕显送发报纸。这说明对陈丕显倒台后的态度问题上，上海市内部是存在不同意见的。形式上是为陈丕显送发《闽西报》，实质上则是反映出如何看待上海市夺权及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也就是说是支持还是反对上海市夺权及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从这里不难看出，为陈丕显送发报纸的行为，反映出他们对于上海市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存在着不同的态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右的行为。

3)上海市一个群众组织批判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年底至一九六八年年初，上海市一个群众组织“共产党员心向毛泽东”(简称共向东)对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造反派发表了一系列看法，传遍全国。

他们的看法，例如过分地强调“文攻武卫”，会给一些群众组织搞武斗找到了借口;江青讲的“文攻武卫”同毛主席讲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相矛盾，是以武卫之名，行挑动武斗之实，造成全国搞武斗;中央文革的同志，都是搞文化工作、理论工作，写文章的，现搞这么大的群众运动、阶级斗争，不行;现在要打倒一个人太容易了，只要中央文革的同志说一句话;徐景贤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北京市发了《通告》，中共中央发了《通令》，都说不准搞打、砸、抢，还说搞了要处理，但有些人搞了，并不处理，这样发《通告》、《通令》有什么用呢?发了而不坚决执行，还不如不发;造反派怀疑一切，歧视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假洋鬼子”，不准别人草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当了权，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比过去还厉害，这些人不用多久就会变修，用不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又要搞夺权斗争。[7]

应该说，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造反派提意见，是可以的，也是受欢迎的。但是，要看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抱着什么样的态度提意见。从群众组织共向东提出的意见来看，虽然不能说他们的意见都是错误的(比如，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确实存在着某些失误，一些造反派确实存在着“唯我独革”的问题，也有过武斗行为。)，但是，从他们提出意见的立场、态度、意向上来说，则是否定、指责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的行为。这样他们就将自己置于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的对立面，逆文革发展潮流而行了。

比如，造反派和保守派，到底哪一个是顺应文革发展潮流的?造反派虽然有错误，但是武斗都是造反派挑起的吗?保守派有没有责任?又有多大的责任?中央文革小组虽然有错误，但是是共向东说的那样的错误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派，但是袒护造反派吗?支持和袒护究竟是不是一回事?

至于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也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了，“文攻武卫”确实是江青提出来的，但是江青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就是提倡武斗吗?一些造反派打着“文攻武卫”的旗号进行武斗，他们的错误行为应该归咎于江青吗?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看一看当时江青是怎样阐释“文攻武卫”的。江青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接见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时，特别就“文攻武卫”问题作了一个详细的说明，她说：

“同志们：我不是提倡武斗，你们不要以为我提倡武斗，我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我是坚决拥护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我是指那种情况。现在我们不需要那样的武斗，武斗总是要伤害人的嘛，总是要破坏国家财产的嘛。为什么要做败家子呢?在这里我要说明，‘文攻武卫’不要去掉它的阶级内容，不要去掉它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你们双方不要回去都搞起‘武卫’来，戴上柳条帽，拿起长矛来，那就不好了。”[8]

从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她是反对武斗的，她提出的“文攻武卫”是在敌人向造反派进攻的时候，造反派为了维护自身安全所采取的防卫措施。这是正义的防卫，无可厚非的行动。即便有些造反派以此为借口，行武斗之实，难道不应该由进行武斗的造反派来承担责任，而是要江青去负责吗?不顾江青讲话的背景和具体内容，以江青提出过“文攻武卫”而将武斗的责任归咎于江青，到底是断章取义还是别有用心，难道不是发人深思的吗?

从中可以看到，共向东这个群众组织是站在中央文革小组、造反派的对立面，以反对他们存在的缺点、错误为由，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他们，以此来维护本派利益，抗衡文革发展的大潮。这种与文革发展潮流对抗的行为，显然是右的行为，是社会上抵制文革力量的表现。

从以上三个事件中可以看到，不论是上海市保密办公室的“请示报告”，还是《闽西报》的送发，乃至于群众组织共同东的看法，虽然都是一些孤立的个体事件，但是却反映出上海市党政机构和社会上仍然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斗争。这种斗争与过去夺权、大联合、三结合的斗争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是过去左、右斗争的继续，不过是在新的形势下以另一种形式反映了出来罢了。

③ 天津发生的翻案事件。

天津市文艺界有人召开了黑会，要演出黑戏。

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年初，天津市文艺界若干受过批判斗争的人聚会，准备成立一个组织，演出节目。这些人过去被作为黑线人物进行批斗过，他们的活动被视为逆流。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接见了天津市革委会代表，并且讲了话。他们批评天津市文艺界出现了黑会、要演出黑戏，并且说：黑会带有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夺权的性质，反映了社会上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潮;这是刘、邓在文艺战线的一小撮代理人妄图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事件。[9]

本来，天津市文艺界中一些人在文化革命中被批判以后，在问题没有弄清楚、做出结论之前，是不宜出头露面进行组织文艺演出的。但是，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进行聚会，成立组织，还要进行演出活动。这显然是想以此来表达他们对遭受批判的不满。如何看待他们的行动，直接关系到天津市要不要进行文化革命、对于他们应不应该进行批判、对于他们的批判对不对等一系列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因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是右倾思潮的表现。

④ 四川发生的翻案事件。

四川省有些人认为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过时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20时至十六日零点30分，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领导成员。有人在会上汇报省革筹小组内部的分歧：“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引者注)争论大的是第二条、第五条。有人说：十条过时了。”康生说:“要修改二、五条，这不是替二月镇反翻案吗?”江青说：“十条过时，就把李井泉再抬出来嘛!”“你们如果在十条上后退半步，你们就站不住了!说十条过时，就是替李井泉翻案。”“说十条过时了，是翻案嘛，是一股翻案风。”“今天我们炮轰你们。”

在四川，许多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刘结挺、张西挺，在成都街头贴出了“杀头坐牢何所惧，打倒刘、张志不移”的大标语。[10]

从中我们看到，四川省革筹小组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上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其中的第二条、第五条上。那么，这两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第二条指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第五条指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对四川全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妥善处理，一律平反，一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帮助革命群众组织恢复和发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群众组织，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而转移了斗争目标。[11]

我们看到，这两条实际上就是对于二月镇反的定性，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对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平反。这是两条的要害所在。有些人说“十条”过时了，对其中的第二条、第五条意见最大，反映了直到这时在革筹内部仍然对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存在着不同意见。这是对中央关于二月镇反定性上存在分歧的表现。从中不难看出，有些人是要否定中央对于二月镇反的定性。这是要为二月镇反翻案，显然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至于这个时候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革命干部刘结挺、张西挺，也是令人生疑的。刘、张二位有缺点、错误，不是不能进行批评，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用贴大字报的方式将矛头指向处于革命干部行列的刘、张二人，再与这个时候否定二月镇反的定性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我们不能不说对于刘、张二人的批判是别有用心的，是为配合右倾翻案展开行动的。

⑤ 河南发生的翻案活动。

在河南，刘建勋一九六八年三月在郑州地区工代会上说：“现在有那么些人在搞秘密串连，开黑会，造谣言，放暗箭，千奇百怪的‘为什么’满天飞，大造反革命舆论，叫嚷什么‘二月黑风不黑’，把河南的一派大好形势诬蔑为‘比二月黑风还要黑’，甚至扬言：‘中央对河南问题要重新表态’，‘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要解放河南’，‘要彻底翻身’。在洛阳街头上竟出现‘打倒谢富治’的反革命标语。……他们以反派性为名，抹煞路线斗争，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安阳还出现了“中国两个司令部的性质还不一定”，“特别重要的是恢复中国近十几年的历史”这样的言论，甚至高挂刘少奇的像。[12]

从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的讲话中可以看到，河南有些人以反派性为名，抹杀路线斗争，否定文革的伟大成果，将矛头指向造反派，要打倒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谢富治。他们还诋毁河南的大好形势，造谣说中央要对河南的问题重新表态，要把河南的历史来个大翻个儿，有人竟然挂起刘少奇的像，说两个司令部的性质还不一定，要为刘少奇进行翻案等等。这些事态表明，河南虽然在夺权、大联合、三结合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在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仍然存在着抵制文革、企图翻案的右倾力量。他们的言论及其翻案活动，成为河南文革发展的一股逆流，从右的方面破坏河南文革成果的巩固及斗、批、改的进行。

⑥ 江西、内蒙古发生的翻案活动。

在江西，程世清一九六八年四月九日在机械、煤炭系统“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上说：“江西也有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为刘、邓、陶翻案。”“九江、上饶、景德镇、萍乡、宜春及其他地方，……公开号召为牛鬼蛇神翻案。”

在内蒙，滕海清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日在庆祝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发表一周年大会上说：“内蒙古地区为乌兰夫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内蒙人民普遍反映：“乌兰夫是好同志，给咱蒙人办了好多好事，死了也不忘记乌兰夫的好处，忘了就是忘本。”[13]

从江西、内蒙负责人的讲话中可以看到，这两个省、自治区也出现了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刘、邓、陶、二月逆流等事件进行的翻案活动。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这些人分明站在了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对立面，在为刘、邓、陶、二月逆流等事件进行喊冤叫屈，要为他们进行翻案。既然他们站在了文革发展潮流的对立面，是与文革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的，那么，从性质上来说，自然就属于右倾翻案活动了。

以上我们列举了若干省市自治区出现的右倾翻案活动的事例。其实，这些事例不过是当时各地出现的右倾翻案事例中的一部分。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一九六七年十月到一九六八年春季，北京到各地出现了一股右倾翻案风。这股风既出现在机关，也发生于群众团体中，以其凛冽的气势扑面而来。具体说来，就是在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没有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而是站在了这条路线的对立面，矛头指向造反派以及支持他们的中央文革小组和革命干部，要为刘、邓、陶、二月逆流、二月镇反及其类似被否定的事件进行翻案。这与文革发展的潮流逆向而行，其行为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右倾翻案活动的范畴。

右倾翻案活动出现以后，迅速引起了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的警觉。他们不仅提醒各地造反派和革命干部以及广大群众要高度重视这种动向，还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是当前面临的主要危险，进行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打退右倾翻案活动。这是捍卫文革发展成果，拨正文革发展航向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3)外交部发生的耿、黄集团和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及其斗争。

围绕外交部发生的耿、黄集团和九十一人大字报展开的斗争，是第二次反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次斗争发生的背景是什么?具体表现形式如何?从历史的角度又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事件及其斗争呢?

① 外交部右倾行为的产生及其斗争的背景。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一九六七年十月以后，外交部的右倾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事件上：一个是耿、黄集团的产生，一个是九十一人大字报的出现。既然这两个事件是外交部右倾行为的主要表现，围绕这两个事件进行了激烈的场斗争，那么这两个事件及其斗争发生的背景又是什么呢?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夺权风暴也席卷到了外交部。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外交权属于中央，不能夺外交权。[1]这样外交权虽然一时没有被夺取，但是外交部内外两派群众围绕外交部文革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此起彼伏而又声势浩大的斗争，集中在对于外交部部长陈毅的批判、打倒上表现了出来。

外交部在文革进行过程中，特别是全面夺权阶段为什么把批判、打倒的矛头指向了陈毅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虽然这个原因比较复杂，但是其中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陈毅对于文革的态度。当时陈毅在外交部担任着部长职务，又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对于文革的态度不仅表现在他认为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是“乾纲独断”，[2]也表现在同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他两次接见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是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他在怀仁堂会议上的激烈发言上反映出来。陈毅对于文革说了一些激进乃至比较极端的话，因而在批判二月逆流的时候被停职检查，成为党内高层对于文革作出激进反应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因而这个时候陈毅遭到批斗不仅仅是他在工作上的问题，更是与他对于文革的态度存在着密切联系的。

社会上出现批判、打倒陈毅的行动，毛泽东是知道的。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时说：外交部有人要打倒陈毅，可是陈毅照样当外交部长。[3]在陈毅的问题上，他同意批判陈毅，却不赞成打倒陈毅，对于造反派打倒陈毅等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的行为表示反对、质疑。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来中国翻译、校对、出版阿尔巴尼亚文《毛主席语录》的阿方专家莫依修和穆希。谈到外交部批斗陈毅的情况时说：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他。过去他是有功的。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谁当部长、副部长呀?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毛年谱编者注)能当领导干部吗?[4]从中可以看到，在批判、打倒陈毅的问题上，毛泽东是知道外交部造反派中有人要打倒陈毅的。虽然他支持造反派批判陈毅，但是却反对他们打倒陈毅，认为外交部造反派是不能取代陈毅等人当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的。

周恩来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在批判、打倒陈毅的问题上，一方面同意造反派对陈毅进行批判，但是又采取措施对陈毅进行保护，防止在批判中激进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坚决反对打倒陈毅，不仅拒绝参加一切有打倒陈毅言行的会议，还采取必要措施阻止打倒陈毅言行的蔓延。我们看下面的几则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严厉批评他们为揪陈毅冲入外交部，说：你们首先要承认错误。我把政策交代了，你们不听，要走向反面。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没这么简单。我马上下命令让部队加强对外交部的保卫，以后谁也不许去冲，谁去扣留谁。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5]

八月六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联络站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代表，就外国语学院召开批判陈毅会议同造反派“约法三章”：批判会要以小会为主;会上不许喊“打倒”口号，挂“打倒”标语;不许有任何污辱人格的举动，如搞变相武斗、揪人等。[6]

八月七日，周恩来到外交部小礼堂参加外事口批判陈毅的会议。当得知会场内挂有“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后，坚持要造反派取下标语后才入会场，并质问：昨天说好了，已达成协议了，你们还这样干!此后几天里，为保护陈毅，周恩来连续出席外事口批陈会议。如遇事不能参加，就派秘书前去掌握情况。一次，造反派闻知周恩来不能参加会议，便纠集几百人冲入会场，要揪走陈毅。周恩来接秘书报告后，当即令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前往保护陈毅，将陈毅接回中南海。[7]

八月二十七日晨，周恩来接见外事口造反派。就一些造反派在批判陈毅问题上的行为怒斥说：你们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整整十八个钟头，我没有休息一分钟。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造反派置之不理，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发作，在场的保健医生搀扶他离开会场。造反派仍不甘休，称：“我们就是要拦陈毅的汽车”，“还要再冲会场”。走到门口的周恩来转身怒斥：“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8]

从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是同意对陈毅进行批判的，但是采取措施防止批判中出现激进的行为;同时，他又是反对打倒陈毅，对于造反派中企图打倒陈毅的言行予以坚决回击的。于是引起了一些造反派的不满，双方的关系也一度走向激化。

其实，在外交部文革上的分歧和矛盾，表现在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上，集中在要不要进行夺权以及是否批判、打倒陈毅上反映出来。这是在外交部文革问题上争论的焦点。

在这个问题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认为，外交部是要进行文革的，由于外交部是特殊部门，负责中国与外国的交往，关系中国国际形象，因而不要擅自采取夺权行动，对于外交部部长陈毅是“一批二保三看”，不是要打倒他。这是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外交部进行文革的基本观点。但是，在实际斗争中，造反派却严重偏离了这一导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向外交部造反派发表了王八七讲话，发出了外交部夺权的动员令，随后造反派夺取了外交部的大权，还要进一步打倒陈毅，又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让杨成武将王八七讲话及北京发生的严重涉外事态报告了毛泽东。在毛泽东批准后，先后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进行了隔离审查。[9]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与造反派联系比较密切的三位成员被隔离审查，严厉打击了造反派特别是极“左”派的气焰。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后来都在谈话中讲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先看毛泽东的谈话。

毛泽东收到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以后，认为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是“大、大、大毒草”。八月二十九日下午，他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八月二十五日会议情况的汇报。谈到王力八月七日讲话时说：那些话我也不能说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10]

这是因为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不仅内容上是错误的，还亵渎了职责，违犯了程序，是严重的越权行为。这样就破坏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毛泽东一口否定了王力的八月七日讲话。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对外交部夺权中的风云人物姚登山指出了批评。

九月十六日中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第二十军政委南萍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时说：陈毅，打过仗。姚登山(曾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临时代办——毛年谱编者注)怎么能当外交部长?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里有坏人。[11]

这个时候，毛泽东不仅对于外交部夺权表了态，还对于打倒陈毅的行为又一次表明了态度。

十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代表团。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有些红卫兵乱打一气，他们要打倒外交部长陈毅，打倒周恩来，打倒李先念。这不对。我们对这些干部要保护。请清楚了，他们就不打倒了。[12]

我们看到，不论是在外交部夺权还是打倒陈毅的问题上，毛泽东都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不仅是表现在对于王力、姚登山等人的批评上，也表现在对于打倒陈毅的反对上。这在周恩来的谈话中又一次表现了出来。

八月三十一日 周恩来同陈毅谈话后，接见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和部党组成员，重申外交大权属中央，并严厉批评那个在外交部夺权后代理外交部长一职的革命领导干部(指原驻印度尼西亚临时代办姚登山——引者注)，说：你最近到处讲话，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信誉。[13]

九月二日凌晨，周恩来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针对外贸部造反派有效仿外交部夺权的苗头，指出：外交部那个“夺权”是错误的，已经受批判了，我希望你们就此打住，不要学外交部。夺解放军的枪，是非法的，当场就要逮捕，这是中央的决定。[14]

我们看到，周恩来在谈话中仍然重申外交部夺权是错误的，反对造反派提出的“打倒陈毅”的口号。这并非周恩来个人的看法，而是在执行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这是关于外交部文革必须遵循的底线。不论对王力进行隔离审查还是批评造反派的行为，都是因为他们触碰了这条底线的缘故。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到的。

既然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外交部文革的底线是，反对在外交部进行夺权和打倒陈毅，那么外交部两派在文革过程中，就要处理好进行文革与文革底线的关系，即在坚守底线的基础上进行文革。一般来说，保守派对于文革是抱着消极态度的，而造反派又往往表现出激进的行为。外交部文革就要在坚守底线的基础上进行，任何抵制文革或脱离底线的文革，都是离开了中央关于外交部文革的发展要求，也是必然要受到限制、处理的。

从中不难看出，外交部要不要进行文革，外交部文革要不要进行夺权，是否对陈毅进行批判、打倒，是外交部文革中两派分歧的关键。两派之间的这种分歧究竟谁对谁错，应该如何进行解决，还是取决于毛泽东、党中央的评判，是由外交部文革的具体形势所决定的。

在要不要进行文革的问题上，由于两派对于文革表现出不同的态度，造反派积极执行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投入到文革的洪流，进行造反行动，而保守派则是站在文革发展潮流的对立面，与文革发展的大势相反，同造反派进行斗争。从两派对于文革发展的态势上来看，毛泽东、党中央是支持造反派的。但是，这种支持也只是限于造反派坚守中央关于外交部文革底线的基础上，在相关范畴内展开行动。一旦造反派超出这个范畴，出现了激进的行为，就不仅难以获得中央的支持，还有可能遭受批评和处理了。对于保守派，要将其群众与头头区分开来，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而不是一味地采取排斥的态度。

在外交部夺权的问题上，毛泽东、党中央是反对造反派特别是极“左”派行动的，具体表现在对于发表王八七讲话的王力进行隔离审查，以及对于造反派的批评和革命干部姚登山当外交部长的否定上;对于保守派反对在外交部进行夺权，从保持外交工作的基本稳定，防止外交工作陷入混乱上来说，毛泽东、党中央是予以肯定的，但是保守派以反对夺权为名，行抵制文革之实，则是与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外交部文革的发展和要求背道而驰的。

在批判、炮轰陈毅的问题上，毛泽东、党中央是支持造反派行动的，但是在打倒陈毅的问题上，毛泽东、党中央则是对造反派的行动持反对态度的;在反对打倒陈毅的问题上，毛泽东、党中央是支持保守派行动的，但是在反对批判陈毅的问题上，毛泽东、党中央则是反对保守派行动的。

只有在对毛泽东、党中央与外交部两派之间的关系进行仔细梳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弄清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究竟在哪里，从而发现他们之间斗争的要害所在。这对于判断他们的行为以及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当然是必要的。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毛泽东、党中央与外交部两派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集中在要不要在外交部进行文革、要不要进行外交部夺权和是否批判、打倒陈毅的问题上。这是他们之间分歧、矛盾和斗争的焦点。在两派斗争中，造反派夺权外交部、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企图打倒陈毅，毛泽东、党中央决定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批评了造反派的极“左”行为，造反派遭到了严厉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派又活跃起来，他们为了保护被造反派批判的陈毅等外交部领导干部，打着批评造反派过激行为的旗号，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造反派。耿、黄集团和九十一人大字报以及围绕它们进行的斗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② 围绕外交部右倾行为斗争的表现之一——耿、黄集团的出现及其斗争。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15]外交部原驻缅甸大使耿飚和原驻法国大使黄镇等二十六个大使联合贴出了一张保护陈毅、矛头指向造反派的大字报。这张二十六个大使署名的大字报贴出后，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围绕这张大字报的出现，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耿、黄集团的称号就是这样产生的。

1)耿、黄集团的出现。

这里说的耿、黄集团，是指耿飚、黄镇集团。耿飚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驻缅甸大使，黄镇曾任驻法大使。这个集团之所以以耿、黄命名，是因为这张大字报是由他们两人牵头的。将他们称为集团，是因为这不是个别人的行为，而是二十六个大使联合在大字报上签名来表达共同诉求的重大行动。

在外交部被夺权、打倒陈毅的声浪呼啸而来的时候，鼓吹外交部夺权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被隔离审查，造反派在外交部夺权、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打倒陈毅方面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在这种情况下，耿飚、黄镇等二十六个大使联合贴出了大字报，表达他们的诉求。

这张大字报是如何产生的呢?

耿飚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有一次，我对黄镇说：“我们是不是写份大字报，对外交部的这些问题和那个‘王八七讲话’，表明我们的看法?”

他欣然同意：“好啊，我也早有这个想法。我们起草后，给其他大使们传阅，赞成的可以签名。听说有些司局长也准备写大字报，我们可否和他们合写?”我考虑了一下说：“还是分开写比较好，我们先写先贴，他们再写再贴，先后呼应配合，显得更有声势。也免得造反派说是我们指使司局长干的。”

“好!”他点点头，“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起草吧!”

“你是秀才，你执笔。”我提议。

他说：“你是老参谋长，足智多谋，点子多，咱们还是一起写吧!”

于是，我们两人就你一句、我一句地写起来。写好后，在大使们中间传阅，同意的签名。传阅过程中，仲曦东等同志又作了修改、补充。最后，当这份大字报贴出时，上面签名的共有二十六人，按签名顺序为：耿飚、黄镇、许建国、仲曦东、曾涛、康矛召、赵行志、杨琪良、章文晋、张世杰、何英、姚念、柴泽民、熊向晖、韩克华、岳欣、俞沛文、陈志方、周秋野、杨守正、陈坦、陈叔亮、朱其文、姚仲明、王雨田、张海峰。

后来，有许多大使表示，他们当时没有见到大字报底稿，不然也会同意签名。

大字报的主要观点是：反对“打倒陈毅”，反对把我国正确的外交路线污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把我国17年来成就辉煌的外交工作说成漆黑一团，谴责在外交部泛滥成灾的极“左”思潮，指出“王八七”的阴魂未散，还在干扰着外交工作，特别严辞指出：现在有一股反中央、反总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风，一再侵袭我部;“而王力‘八·七’讲话这株大毒草出笼以后，我部竟发生了篡夺中央外交大权，大量核心机密失窃，对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实行白色恐怖，违法乱纪，胡作非为……使我部运动和外交工作一度脱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道，使党和国家遭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给七亿中国人民丢了脸。”

当然，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份大字报，在词语上也有缺点。例如，对于当时赞成‘打倒陈毅’的几位部领导同志和大使同志，我们的用词比较激烈、尖锐。但是撇开这点来看，大字报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内容无疑是正确的。[16]

从耿飚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这张大字报是他和黄镇牵头，经他们二十六个大使传阅、修改、签名后才贴出的。当黄镇说有些外交部司局长也在准备写大字报，提出要和这些司局长一块合写时，斗争经验丰富的耿飚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由他们这些大使与司局长联合贴出大字报，容易给造反派抓住把柄，反而对他们不利。同时，他们和这些司局长分开贴出大字报，还会形成此起彼伏的气势，更容易造成持久的效应。可以看出，虽然他们没有与司局长一块合写大字报，但是这些人却具有相同的立场，他们在大字报表达的诉求上还是心照不宣地站在一起的。

从他们大字报中表达的观点来看，在批判极“左”思潮、反对外交部夺权、反对打倒陈毅方面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大字报没有将造反派的错误行为与其正义行动区分开来，而是笼统地将其称为“现在有一股反中央、反总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风”、“对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实行白色恐怖，违法乱纪，胡作非为”。这表明虽然他们在批评造反派的错误方面具有正当性、合理性，但是这种批评显然是以偏盖全，抓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样就不能不使人认为，他们是以批评造反派的错误为名，行否定造反派的正义行动之实，以此来表达他们对于文革的抵制、抗衡、不满的态度。

我们注意到，取飚虽然在回忆中吞吞吐吐地对他们在大字报中的用语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反省，但是却对其中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内容仍然持肯定的态度。他没有从外交部进行文革的必要性出发，正确对待文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反复现象，将造反派的行动进行辩证的分析，进一步阐明他们这些大使们应该如何对待文革、文革中的造反派以及怎样才能经得起文革的考验，而是站在造反派的对立面，抓住他们存在的某些缺点、错误进行攻击，以使包括他们这些大使在内的外交部领导干部免受冲击和批斗。这就不仅仅是大字报的用语问题，而是立场、态度使然了。

2)对于耿、黄集团的斗争。

耿飚、黄镇等二十六个大使的大字报贴出以后，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他们是站在与造反派对立的立场上，为陈毅进行辩护，这样就不仅引发了造反派的反击，也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警觉。于是，围绕这张大字报，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由于这张大字报是耿飚、黄镇发起的，他们又是签名中的前两位大使，因而这个集团就以他们二人的名字命名了。许建国、仲曦东、曾涛、康矛召四个大使，是紧随耿飚、黄镇之后签名的，仲曦东等人还曾润色过这张大字报，他们四人就被造反派视为耿黄集团中的四大金刚。造反派在斗争中向他们追查——这张大字报是如何出笼的。

由于耿飚、黄镇是这张大字报的牵头者，因而造反派就将矛头首先指向了他们二人，反复追问这张保陈的大字报是谁策划的，又是如何酝酿的，二十六个大使是怎样联合签名、贴出的?面对造反派的质问，耿飚、黄镇回答说，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商量着写的，其他的大使们同意者签名，没有什么幕后策划者!面对他们的回答，造反派觉得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却也难以从他们口中得到有价值的信息，就在批斗中喊出了“打倒耿、黄反党集团”、“打倒耿、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耿、黄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一些激进的口号。对于他们这些人，造反派也仅仅是喊喊口号，勒令他们写出检查、交代材料，加强了体力劳动的强度而已，并没有采取其它过激的行动。[17]

耿飚、黄镇等二十六个大使贴出大字报后，围绕这张大字报出现了激烈的斗争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必然性的。因为这张大字报的矛头不仅抨击了造反派，而且还指向了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这样在两派斗争本来就比较激烈的情况下，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就不仅使得两派之间的斗争走向尖锐，还使得分别支持两派的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显露了出来。这张大字报成为外交部两派及其背后的领导干部之间的斗争又一次走向激烈的导火线。

我们注意到，先前外交部造反派及背后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在斗争中处于优势，表现出进攻的态势，而保守派及背后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则是处于劣势，表现出防守的态势。这张大字报是耿飚、黄镇等二十六个大使主动贴出来的。随着大字报的出笼，支持保守派的领导干部从幕后走向幕前，他们和保守派一起向造反派及其背后的领导干部发起了进攻。这样也就不能不引起造反派及其支持者的强烈反击。这预示着外交部两派及其背后支持的领导干部在攻守之势上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易形，斗争也就由此进一步走向复杂化了。

3)对于耿、黄集团及其斗争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耿飚、黄镇联名的大字报是在王力、关锋、戚本禹被隔离审查以后，造反派在打倒陈毅、外交部夺权以及其它涉外行为遭到严厉批评、打击的背景下出现的。他们打着反对造反派极“左”行为的旗号，实则将矛头指向造反派及其背后的领导干部，是向他们发起的一次进攻。因而这张包括耿、黄二人在内的二十六个大使签名的大字报贴出以后，就在斗争中被造反派将他们冠名为耿、黄集团了。

我们注意到，这张大字报是由外交部二十六个驻外大使联合签名的。这些签名的大使是外交部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其中耿飚还是副部长级的领导干部。虽然他们在大字报中指出了造反派所犯的错误，批判了造反派的极“左”行为，但是却没有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将造反派正反两方面的行为放在整个文革发展的大背景下，对造反派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样就不能不使人对于他们的行为提出质疑。他们不仅没有对造反派的行为作出辩证的分析，更没有认识到进行文革的必要性，而是从本群体的利益出发，以凌厉的气势，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造反派及其背后的支持者，对他们发起了猛烈的抨击。虽然他们在大字报中的一些话并非没有事实依据，但是从立场上来说，其所作所为却将他们自己推到了文革发展的对立面，因而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称为“二月逆流在外交领域的新反扑”。这并非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

尽管如此，由于他们在反对打倒陈毅、外交部夺权以及其它一些涉外事件的极“左”行为上，毕竟与毛泽东、党中央的要求还是具有一致性的，因而从批判极“左”行为，保护犯错误的领导干部的目的出发，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在得知耿飚、黄镇等人因写了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耿、黄反党集团后，对此表示了反对的态度。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日晚上，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谈话。谈到一些部门和地区打倒老干部的情况时，毛泽东说：现在黄镇、耿飚怎么也要打倒了?耿飚可以用，不当大使就是了。[18]后来，他还进一步说道：他们反对打倒陈毅，这没有什么错，他们反对外交部夺权，反对王力的讲话，那不但没有错，而且反得好，反得好。什么“反党集团”，又是什么“二月逆流在外交领域的新反扑”，简直是乱扣帽子。[19] 毛泽东说出这样的话不是没有缘由的。因为在反对极“左”行为的问题上，他们还是与毛泽东、党中央存在共识的。当然，不能忽视的是，在这些人的共识里面还暗含着以此为由来表达个人诉求的因素。即便这样，从全面夺权以后，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的要求出发，毛泽东才否定了造反派对他们的指控，为他们悔过自新提供了机会。这样耿飚、黄镇虽然遭到造反派的反对，后来还是参加了中共九大，被选为中央委员。随后，耿飚担任了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黄镇复任驻法大使。[20]

其实，从当时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作出这样的安排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们二十六人的大字报毕竟有反对造反派极“左”行为的一面，同时也是与在斗、批、改中要正确对待干部、解放干部的要求存在密切联系的。这并不是说他们在大字报中的观点没有问题，也不是说他们对于造反派及其背后支持的领导干部的反击无可非议，而是说将他们贴出的大字报放在当时文革发展的具体背景下，从团结领导干部，解放领导干部，给犯错误的领导干部以机会，以及斗、批、改的时代要求中，才将他们解放并予以使用的。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后来出来参加工作了，就认为他们贴出的大字报没有问题，从性质上不属于右的行为了。

③ 围绕外交部右倾行为斗争的表现之二——九十一人大字报的出现及其斗争。

外交部右倾行为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一九六八年二月出现的九十一人大字报。围绕这张大字报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那么这张大字报是如何出现的呢?

1)九十一人大字报的出现。

在外交部发生夺权、打倒陈毅以及“三砸一烧”的严重事件表明，外交口出现了极“左”的行为。随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被隔离审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重新主持外交部工作，外交部开展了“批极‘左’、抓坏人”的运动，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姚登山这个时候已被隔离审查。[21]九十一人大字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

在九十一人大字报贴出之前,驻阿尔及利亚使馆人员就领先贴出了欢迎陈毅回部工作的大字报。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外交部九十一名领导干部(多数是司局长、大使)在外交部贴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彻底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的大字报。[22]

这张大字报是由当时的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西亚北非司司长陈楚、礼宾司副司长韩叙、外交学会副秘书赵政一等人合写的，大字报在公开贴出之前曾被送到外交部党委和临时性权力机构大联合筹备委员会审阅。听到消息的司长和大使们争相在大字报上签名，签名者在一两天之内就达到了九十一人。

九十一人大字报说：

从去年四月份开始，外交部围绕着“打倒陈毅”和反对“打倒陈毅”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绝不仅仅是关系陈毅同志个人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对待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关系到外交部究竟应该由什么阶级掌权和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一小撮阶级敌人多次要打倒陈毅，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坚决对陈毅同志“一批二保”，这场斗争是一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是外交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焦点，阶级敌人的阴谋必须揭穿。“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必须批判。

大字报援引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都说过“陈毅是个好同志”的话来证明“陈毅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大字报说：

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揪坏人，批判极“左”思潮，狠抓政策、纪律，运动的矛头始终应该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不应该把陈、姬、乔的问题去当主攻方向，也不应该把革命同志的错误、缺点抓住不放，正确对待干部是忠于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要标志。……中央明确规定：外交大权不能夺，机要机密不能夺，业务和人事档案不能擅自动用，政治部是毛主席提倡建立的，不能砸烂。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和一小撮极“左”分子竟公然违抗中央指示，封闭了部党委，砸烂了政治部，篡夺了机要局，破坏了档案制度，泄露了大量机密，使中央的外交大权、人事大权、机要大权一度旁落和中断。

大字报最后写道：

一小撮阶级敌人在陈毅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已开始得到澄清，被颠倒了的是非，正在被颠倒过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日理万机，十分劳累，我们外交部和驻外使馆广大革命同志一起，热烈欢迎陈毅同志尽快回来主持部务，我们将在陈毅同志为首的部党委的领导下，把外事工作搞的更好。[23]

从大字报中可以看到，双方斗争的焦点在要不要打倒陈毅、外交部夺权上表现出来。其实，与其说这是双方斗争的焦点，倒不如说在九十一人大字报上签名的人是想以此为由，抓住造反派斗争中的错误，将其上升为对待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外交部究竟应该由什么阶级掌权和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以及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上。这样就顺理成章地将要打倒陈毅、夺权外交部的造反派称为阶级敌人了。虽然他们在大字报中说的是一小撮，形式上似乎是将极少数坏人与其他造反派区别开来，实际上却并非这样，而是指向了几乎整个造反派群体，将他们在斗争中所犯的错误定性为右的错误。他们的问题也就由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了。

造反派在斗争中提出了打倒陈毅的口号，在外交部进行夺权，以及制造了“三砸一烧”的严重事件，当然是错误的。但是，除去极少数人以外，大多数造反派不过是认识问题，在斗争中犯了“左”的或极“左”的错误。从性质上来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他们在斗争中将矛头指向外交部的领导干部，斗争方向并没有错，不过是在斗争的政策、策略、手段及其程度上犯了错误。因而不能因此就对他们进行的斗争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将其行为定性为敌我矛盾。至于大字报引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说过“陈毅是个好同志”的话来证明“陈毅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显然是从斗争形势出发，别有用心的。因为他们将这句话与其具体背景隔裂开来，孤立地引用、宣扬这句话，而没有指出这句话是针对造反派的过火行为才讲出来的，并非是说对陈毅不能进行批判，也不是说陈毅在工作中特别是对待文革的问题上没有错误。其实，陈毅对于文革是表现出抗衡、抵制态度的。二月逆流期间他在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上的发言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字报没有反映真实情况。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些事实还是存在的。这在造反派要打倒陈毅、夺权外交部以及“三砸一烧”的事件中表现了出来。这里的问题不是造反派有没有犯错误，而是大字报对这些错误上纲上线，将一个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升到敌我矛盾，以此来作为反击的突破口，争取在与造反派斗争中的有利态势。因而这张大字报虽然指出了造反派的错误，其意图还是另有深意，企图借机扭转在斗争中的不利态势，为他们这个群体提供保护而已。

2)围绕九十一人大字报进行的斗争。

二月十三日，九十一人大字报在外交部贴出以后，不仅在外交部两派群众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还迅速反映到了最高层，引发了激烈的斗争。从现在我们获得的文献资料来看，这种斗争主要在周恩来严厉批评九十一人大字报上表现了出来。周恩来是主管外交部工作的，虽然他在外交部文革过程中反对打倒陈毅、夺权外交权以及“三砸一烧”的严重事件，但是却也并不同意九十一人大字报中的观点及其行动。他在看了九十一人大字报以后，意识到这是以纠“左”为名进行的反攻倒算，因而对这张大字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是在二月二十四日开始严厉批评九十一人大字报的，而后三月五日、十一日、十二日，四月一日、七日、十六日，又连续批评了这张大字报。[24]周恩来认为九十一人大字报主要有三个错误：一、借保陈毅实保自己;二、保陈帮了倒忙;三、与群众有对立情绪。周恩来认为，对陈毅“要先批后帮再保，但现在不能讲帮和保，首先要批，批了才能服人，批要放在党委的自我批评基础上。”[25]

从中不难看出，这些签名的人员都是司局级的领导干部。文革要在领导干部中间寻找走资派，因而他们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在陈毅遭到批判，造反派也因为“左”倾盲动行为受到处理的情况下，他们就趁机贴出了大字报，以保陈毅为名将矛头指向了造反派，实际上也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周恩来明确指出了他们的行为和动机。造反派在斗争中出现了缺点、错误，就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而不是抓住他们的缺点、错误不放，将他们划入敌对分子的行列。因而周恩来才批评这张大字报与群众存在着对立的情绪。在陈毅的问题上，周恩来主张先批后帮再保，现在关键是要批，在批了以后才好帮和保。而九十一人大字报却置对陈毅的批判于不顾，要求陈毅现在回部主持工作，实际上就冲击了对于陈毅的批判。因而周恩来才严厉批评他们，说他们这样做不仅没有保护好陈毅，反而是帮了倒忙。这说明周恩来对于这张保陈的大字报是持反对态度的。

陈毅在获悉了周恩来对于九十一人大字报的态度以后，感到自己不能无动于衷，而应该对此进行表态。于是，二月二十八日陈毅写信给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批评。陈毅在信中说：

我近日读了外交部九十一位同志的大字报，我又读了大联筹和使馆四十五个战斗队对该大字报的声明，部党委姬、韩、乔三同志先后向我转告总理对九十一人大字报指示。我现在郑重声明，我完全拥护总理指示。九十一人的大字报，其精神和立场是右倾保守的，是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发泄对革命群众大批判的怨言的。这张大字报对我改正错误毫无帮助，对大字报的作者，则更有助长他们与群众对立的危险，我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不同意这种错误精神和立场。……现在是我改正错误的时候，而绝不是评功摆好的时候。批评我者对我有帮助，现在来讲好话对我没益处。……九十一位同志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多后，竟然抛出这样一张大字报，说明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真正受到教育。他们与我共事多年，我平日政治不挂帅，对他们帮助太少，我作为领导者，对于他们犯错误，我是有责任的。[26]

从陈毅给周恩来的信中可以看到，他不仅赞成、支持周恩来的观点，还批评九十一人大字报的精神和立场是右倾保守的，是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发泄对革命群众大批判的怨言的。这张大字报对他改正错误毫无帮助，反而更助长了大字报的作者与群众对立的危险。他是绝不同意这种错误精神和立场的。陈毅表示现在正是自己改正错误的时候，批评更有利于自己改正错误。他表示对于这张大字报的出现是痛心的，自己平时对于这些大字报的作者教育、帮助太少，也是对此负有责任的。陈毅在报经周恩来同意后，三月一日将这封信在外交部发表。[27]

周恩来后来又对九十一人大字报作过几次严厉批评。在三月十一日和陈毅一起在外交部的讲话中，他说：“九十一人大字报代表外交部一股顽固保守势力，甚至是反动势力、保字号老保翻天。……这张大字报是反对毛主席的，站在反动立场上，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在接见外交部和驻外使馆代表时说：“今天，至少外交部、外交学院包括在内，整个北京大专院校右的苗头已经出现了。在外交部不仅有右的苗头，九十一人大字报是老保翻天，反攻倒算。”[28]

从中我们看到，九十一人大字报出笼后，周恩来认为这张大字报是老保翻天，反攻倒算，站在反动立场上，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破坏文革的右倾保守行为。因而对于这张大字报进行了严厉批评，采取了反击、打压的态势，揭露了他们这样做的意图及其要害所在。陈毅也意识到这张保自己的大字报可能会势得其反，不但对自己帮不上忙，甚至还会引火烧身，因而在周恩来对这张大字报严厉批评以后，他就紧跟周恩来的步伐，及时向周恩来写信表明态度，表示坚决拥护周恩来的指示。这样不仅与周恩来保持了一致性，还获得了斗争中的有利态势。为了进一步消除这张大字报造成的消极影响，陈毅在征得周恩来同意后，还将他写给周恩来的这封信在外交部公开发表，在更大范围内表明自己对于这张大字报的态度。

我们注意到，九十一人大字报出笼后，围绕这张大字报的斗争，在周恩来、陈毅的表态、反击中表现出来。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主管外交工作，对于这种右倾行为的出现负有责任，也是由于他们特别是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右的行为如果不能及时予以处理，就会又将陈毅置于风口浪尖上，引发外交部两派斗争的激化，使得刚刚缓和的矛盾再次尖锐起来，对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这是与文革发展的大局背道而驰的。

3)对于九十一人大字报及其斗争的评析。

九十一人大字报是由外交部的司局长及一些大使贴出的。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人是外交部的高、中级领导干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领导干部之多、级别之高、表达意向之强烈，不论是在中央部门还是地方省级领导机关全面夺权阶段的文革进程中都是罕见的。这张大字报表现出鲜明的倾向性，是以纠正造反派错误的名义向文革发出的一篇战斗檄文。鉴于陈毅在二月逆流期间的态度和表现，这张大字报又是在为陈毅遭受的批判鸣不平，因而九十一人大字报被认为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29]不是没有原因的。

九十一人大字报是在造反派因为极“左”行为遭到严厉批判乃至整肃的背景下出笼的。他们在大字报中没有将造反派所犯的错误放在文革发展的大背景下，认识到造反派斗争的方向是与文革发展的潮流相一致的，除去极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造反派在斗争中所犯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因而指出他们的错误，争取他们改正错误，就是这个时候斗争的要求。遗憾的是，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将造反派置于敌对的立场上，以造反派所犯错误为由，趁机向造反派发起了反击。虽然他们在大字报中批评造反派的事实并非没有依据，但是对于造反派的态度和行为不能不让人意识到，他们是在对造反派进行反攻倒算。

九十一人大字报的签名者都是外交部司局长、驻外大使这样的高、中级领导干部。他们属于领导干部的范畴，文革就是要在他们中间寻找走资派，因而他们这个群体就成为文革冲击的对象。陈毅担任着外交部部长，是他们这个群体中的代表，又是二月逆流中的风云人物，平时说话口直心快，言行于色，与造反派发生过不少冲突，在全面夺权阶段受到的冲击也就较大。正是因为这样，在对待文革、抗衡造反派的斗争中，他们与陈毅就不约而同地站在了一起，维护陈毅也就成为他们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共同的利益诉求。造反派因为极“左”行为遭到批判和处理，也为他们发动反击、表达诉求提供了机会。周恩来就是这样才批评他们借保陈毅以保自己的。

这张大字报由九十一人联合签名，声势浩大，代表了他们这个群体许多人的心声。他们是在造反派因为极“左”行为遭到批判的时候发起反击，是以激烈的语言表达他们的敌视态度的。如果再将他们的行为与其它单位出现的右的苗头联系起来进行考虑，就不能不引起周恩来的警觉。虽然大字报批评的一些极“左”行为并非没有事实依据，但是大字报在立场、动机、态度及其斗争的目标上却与造反派存在着对立的情绪。这是一种右倾翻案的行为，是另有所图的。这不仅无助于陈毅问题的解决，还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帮陈毅的倒忙。因而周恩来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将这种行为压了下去。陈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从斗争策略考虑，也在给这些人撤火、泼水，采取措施清除这张大字报的消极影响。

九十一人大字报是外交部司局长、一些大使在造反派因为极“左”行为遭到批评后，打着纠“左”的旗号，从自身利益出发向造反派发起的一次反击。这次反击形式上是在纠“左”，实际上则是右倾翻案的行为。在周恩来主导下，外交部九十一人大字报掀起的这股右倾思潮被打压了下去。

④ 对外交部右倾行为及其斗争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这个时期外交部右倾行为及其斗争主要表现在耿、黄集团和九十一人大字报的出现上。这两个事件的出现，是在对王、关、戚进行隔离审查以后，外交部的极“左”行为遭到严厉批判和处理的情况下发生的。外交部出现的右倾行为是打着批判极“左”的旗号进行的。从形式上看，他们的作法似乎是对外交部文革的拨乱反正，实质上则是以批“左”为名进行的右倾翻案活动。外交部的右倾行为及其斗争，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右倾行为及其斗争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这种右倾翻案活动出现的标志之一，是以批“左”之名，行翻案之实。外交部造反派在斗争中出现的极“左”行为，无疑是应该进行批判的。但是，他们的批判显然超出了必要的限度，不仅仅是为了纠正造反派所犯的极“左”错误，而是以造反派存在着极“左”错误为由，将造反派置于敌对的立场上，向造反派发起了凌厉的攻势，要把造反派弄倒而后快。这从这两个事件贴出的大字报的字里行间中就可以看出来，虽然在措词以及表述的语气上有所不同，实质上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这种翻案活动出现的标志之二，从参与的主体来看这两个事件的性质。这两个事件都是外交部高、中级领导干部甚至部级领导干部参与的重大活动。本来，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走资派就潜藏在领导干部中间。因而进行文革就要在领导干部中间寻找、批斗走资派。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文革在进行过程中出现对领导干部冲击过大，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出现了错误和问题以后，在斗、批、改阶段纠正过来就是了，又有什么可以责难的呢?

令人遗憾的是，外交部出现了两张大字报的联合签名事件。我们注意到，在这两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是外交部的部级、司局长、大使这些清一色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尽管他们打着反对打倒陈毅、在外交部进行夺权以及其它一些极“左”行为的旗号，从形式上看也并非没有道理，但是从他们的身份、级别、意图以及大字报的内容上来分析，他们是难逃维护群体利益之嫌的。由此我们也可以说，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以维护陈毅为名，行保护群体乃至个人利益之实。从这里来看，他们的行动是具有对抗外交部文革的内在涵义的。

这种右倾翻案活动出现的标志之三，是无视陈毅在二月逆流中的表现，致使他们维护陈毅的行动具有了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性质。本来，二月逆流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是在党内高层发生的抵制、抗衡文革的行为，而陈毅则是二月逆流期间的风云人物之一。后来遭到批判也在情理之中。在陈毅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之前，就在大字报中为陈毅进行辩护，制止造反派对陈毅的批斗，还将矛头指向了反对陈毅的造反派，这实际上就是庇护了陈毅。而庇护了陈毅，则反映出他们对于二月逆流的真实态度。这样他们的行为就具有与二月逆流联动的性质。因而后来不论是说耿、黄集团是“二月逆流在外交领域的新反扑”，[30]还是说九十一人大字报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31]就是将他们的行动与二月逆流联系到了一起才作出的判断。这并非乱扣帽子，而是有缘由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外交部贴出的这两张大字报是这个时期右倾行为在外交部的重要表现。具体体现在是以批“左”之名，行翻案之实，以保陈毅为名，行维护他们这个群体之实，为二月逆流期间的风云人物陈毅鸣不平，抵制外交部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虽然他们在反对极“左”错误的行为上应该予以肯定，但是他们在对待造反派的立场、态度上却是尖锐乃至敌对的。这两个事件虽然被打压了下去，但是对他们的处理还是慎重的，讲究策略的。这也是从革命的大联合出发，为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4)北京炮打谢富治事件及其斗争。

一九六八年二月以后，北京发生了炮打谢富治事件。这个事件在闹腾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平息下去了。那么，这个事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基本概况又是如何呢?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事件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炮打谢富治事件的由来。

北京炮打谢富治是由学习班中两派之间的矛盾引发出来的。开办学习班本来是要解决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但是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开办了学习班以后，虽然在解决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和矛盾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却也出现了一些造反派矛盾的激化，那么，这种状况是如何形成的呢?

1)学习班在取得进展中内部矛盾走向激化。

虽然一九六七年四月就成立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但是造反派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停息过。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社论，提出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通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为了解决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使他们能够团结起来，于是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要解决当时造反派特别是高校造反派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当时北京市十八个区、县已有十六个成立了革委会，有两个成立了革委会的筹备会。而中小学的情况，据当时负责北京市学校军训工作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说，“百分之百实现了大联合，95%以上建立了三结合”。全北京的六十二所大学“有二十一所建立了三结合，三所建立了大联合临时领导机构，还有将近四十所没有成立。”因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办的学习班是以高等院校造反派为主要对象，决定分期分批开办北京高校造反派头头学习班。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北京市革委会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发出了《关于分期分批组织大学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通知》，要求以“斗私，批修”为纲，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北京市革委会原来打算用三个星期的时间举办第一期学习班，组织二十所院校的各派组织头头二百多人参加学习。不在二十所院校之内的中国科技大学的两派群众组织闻讯后，主动要求参加学习，获得批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和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丁国钰分别担任学习班的正副书记。参加学习的人按军队的建制方式，分编成五个连。

学习班于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正式开学。开学几天后又根据中央首长的要求，增加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四所院校。这样，共有25所院校的造反派头头251人参加学习班的学习。

后来根据毛泽东对江西省军区报告的指示精神，以及谢富治传达的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指示，决定扩大学习班的规模。谢富治在学习班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到学习班一再扩大的原因：

“我有一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说：‘云南来了多少人?’我说：‘七百人’。本来一个省七百人是比较多的，主席说：‘那不够，再增加一倍。’因此学习班从数量上各方面都要加强。还有一个原因，同学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很有缺点的人，做事情不是那么敢想必干，作事情总是经过上级一再提醒甚至批评才做好。我们这个训练班，中央文革、总理一再关心，为什么这个学校没来，为什么那个学校没来。所以后来又增加了一些学校。还说，学生、干部都应该参加，一个学校要增加四五个，所以才这样一再增加。”

二月二十日，参加学习班的院校由二十五所扩大为六十三所，学员由群众组织头头，扩大到各校的干部和职工，总人数达到1406人，是原来计划办第一期学习班人数的五倍多。按学习班的要求，各校群众组织的头头一、二、三把手都必须参加学习。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以及各校造反派的主要负责人，全部是学习班的学员。学习班的时间也由原定的三个星期改为没有期限。谢富治在动员大会上说：“至于我们这个学校办多长时间，以解决问题为原则，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什么时候算，先解决问题先毕业，后解决问题后毕业，不解决问题不毕业。”[2]

谢富治的动员讲话表明，学习班就是要解决高校造反派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分歧和矛盾解决不了，学习班的学员就毕不了业;什么时候分歧和矛盾解决了，学习班的学员就可以毕业了。这样就将学习班的学期与学习班取得的成效联系起来，成为学习班解决问题的推动力。

学习班开办以后，既在消除两派分歧、实现大联合中取得了重要进展，却也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复杂矛盾。这种进展表现在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北京化工学院、北京农业劳动大学、北京化织学院、北京水电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农机学院、北京外贸学院、北京中医学院等院校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北京机械学院成立了革委会筹备小组。北京经济学院、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北京轻工业学院的两派对立组织达成了大联合协议，向消除派性、建立统一的临时权力机构迈出了第一步。

这个时候存在的复杂矛盾表现在高等院校的两派组织仍然势不两立，互相攻击，指责对方。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此前与这些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有着不同形式的联系，指导过他们的斗争，因而在他们倒台特别是一九六八年一月戚本禹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传到学习班以后，就在学习班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部分院校的红卫兵组织提出“打倒派性，斩断黑手”的口号，提出要搞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反党集团，要斩断他们伸向群众组织的黑手，揪出他们的后台。[3]

这实际上是利用王、关、戚等人倒台的时机，以本校对立派别与他们存在联系为由，打着反对他们的旗号，将对立派别视为王、关、戚等人在本校的代理人，为本派在与对立派别的斗争中争取有利的态势。这种假公济私、暗渡陈仓的行为在学习班中表现出来了。

2)在派性斗争中将矛头指向学习班负责人及其背后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学习班内部的派性斗争是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两派斗争中首先表现出来的。学习班是要解决两派斗争中的分歧和矛盾，为实现大联合创造条件的，因而他们的派性行为自然会受到学习班负责人的批评和打压。同时，学习班又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开办的，于是他们就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学习班负责人及其背后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我们注意到，最先在学习班挑起事端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造反兵团。由于戚本禹在过去的讲话中一贯支持以谭厚兰为首的师大井冈山，多次对造反兵团进行过批评，所以戚本禹倒台的消息一传出来，造反兵团立即向以谭厚兰为首的师大井冈山发难。他们在学习班中以及社会上散发声明和传单，提出打倒王、关、戚、林反党集团，要斩断黑手，揪出后台。二月十九日，师大造反兵团提出“学习班必须收回戚本禹在1967年12月27日就北京师范大学问题的讲话”，否则不参加学习。由于目的没有达到，二月二十二日，北师大造反兵团宣布退出学习班。他们还散发传单、声明，贴出攻击谭厚兰等人和学习班的大标语：“现在是揭开北京市高校派性盖子的时候了!”“学习班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学习班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学习班不发动群众揭发王、关、戚、林反党集团!”“学习班空谈派性，捂住盖子，掩护黑手!”“学习班领导人把学习班引向资产阶级方向!”

师大造反兵团的行动并不是孤立的，它得到了人大三红、政法兵团、民院抗大、轻工红鹰等天派组织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二月二十三日还发生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总部二十余人冲击学习班，踢破房门，企图揪走参加学习班的学习人员的事件。虽然此事由于李钟奇出面制止，没有扩大事态，但是对刚刚开办才半个月的学习班来说，不能不留下深重的阴影。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学习班又恢复了相对的平静。参加学习班的人们又进行“亮私、斗私”。二月二十八日，清华井冈山负责人蒯大富检查了自己一九六七年以来，出于急于在“两个司令部斗争中建奇功”的目的，大搞派性活动的问题，以及在校内压制四一四，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采取残酷打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错误，他亮出了企图自己一派掌权，搞臭四一四，使他们在进入革委会后成为陪衬，以垄断清华大权的私心。二月二十九日，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也检查了自己不听中共中央的指示，大搞派性活动的问题。其他院校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也在学习班上做了类似的“亮私、斗私”。[4]

从形式上来看，这些人在学习班中所作的检查还算是诚恳的，表明了他们对于派性斗争的懊悔及今后所持的态度。但是，如果把他们在检查中的话与以后的行动进行比较就不难看出，这些检查既没有触及到他们灵魂的深处，也没有能够让他们吸取以往教训，在实际行动中真正实现大联合、三结合，而是在斗争中仍然一如既往地将过错推给对方，为本派的狭隘利益而战。这反映出他们在学习班中的表态是言行不一的。

这个时候学习班中闹派性的一些人还把问题捅到了中央领导层，贴出大字报，进行串连，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学习班负责人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说他们以整派性为名，掩盖矛盾，打击革命派，搞折中、调和，因而要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进行到底。

三月四日，北京大学参加学习班的聂元梓等人给毛泽东、林彪写信，提出在北京出现了一种不准讲阶级斗争，不准讲路线斗争，宣扬派性就是一切的“怪现象”，社会上出现了右倾苗头。三月五日，聂元梓等人贴出题为《是彻底揭开北京高校问题的时候了》的大字报。

三月六日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大中学校群众组织代表时，师大造反兵团告了学习班负责人的状。师大造反兵团的王颂平在发言中说：“我们被赶出了学习班，学习班负责人坚持戚本禹12.27讲话原则，在学习班不是来解决大联合问题，而是解决什么兵团反革委会问题，这句话是谭厚兰亲口对我说的，为了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我们不能接受他们的原则，在2月22日，学习班负责人接见我们的时候，又把我们打成‘四反一捣乱’组织，说我们要搞垮无产阶级专政，让我们滚出学习班，甚至说要把我们当反革命抓起来……”聂元梓也在会上对学习班负责人加以谴责，说：“我觉得这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起掩盖黑手的作用，在学习班不能说提高路线斗争觉悟、阶级觉悟，我们在学习班贴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高路线觉悟，加强阶级斗争观念’，也被人说成是派性十足。我们本来也想向其他学校学习，可是又不行，叫‘派性串连’……”。她提出“要揭派性盖子”。

三月九日，以新北大公社总勤务组的名义贴出了《揭开派性斗争的盖子，将路线斗争进行到底》的大字报，影谢、批判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谢富治。三月十一日，新北大公社参加首都高校学习班的全体学员贴出了一张题为《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指责高校学习班的某些负责人“用‘派性斗争’掩盖高校的阶级斗争，用所谓克服‘派性’，打击和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

三月十三日和十五日，由人大三红、新人大革命造反联络站、轻工红鹰、新北大公社、师大造反兵团等十几所院校的红卫兵组织发起召开了两次串连会。新北大公社负责人聂元梓等出席了串连会。这两次串连会的矛头是指向学习班的，大串连会上的发言普遍认为学习班的指导思想、方针、方法都有问题，不解决学习班的问题，“就会影响揭开北京市两大派斗争的盖子”。人大三红代表在发言中说：“可是学习班，刘、邓、陶没有了，关、王、戚、林反党集团没有了，剩下来的就是整群众的派性。不去调查黑手，不去调查各校的现状，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压制打击，使黑手逃之夭夭。很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学习班大搞调和、折中，不准讲分歧，对矛盾能掩盖就掩盖，否则就是派性发作。要让保守派吃掉革命派，让大权落在保守派手中。”轻工红鹰的代表说：“丁国钰之流不突出政治，不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是张口派性、闭口派性，对‘四大’怕得要命，甚至连几个同志互相帮助也说成是派性串连。”北外红旗代表在发言中说：“前几天还有这种论调：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百年以来反帝斗争的创举。有人说，关、王、戚、林问题没见过报，两派联合声明中不准讲，一讲你为什么就心里难受呢?就如丧考妣呢?”[5]

从前文资料中可以看到，师大造反兵团本来是因为意见不和自行退出学习班的，还到外散发传单、声明，与其它学校意气相投的派别一起行动。可是，他们在三月六日晚的汇报中不仅没有说出事实真相，反而倒打一耙，向接见他们的中央领导人诉苦，说他们是被赶出学习班的。这样就将责任推给了学习班负责人以及与他们对立的派别。聂元梓也站出来为他们进行助威，对学习班负责人攻击了一番。不仅如此，事后他们还与其意气相投的红卫兵组织举行串连会，在沟通中协调行动，点名批评学习班负责人，将他们与学习班对立的态度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不难看出，学习班学员中存在的派性斗争，在王、关、戚等人倒台后，是以打击他们在高校代理人的形式出现的。这是两派斗争在学习班内表现出来的新形式。学习班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创办的，谢富治时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过去又与王、关、戚存在着密切联系。同时，学习班从大联合的要求出发，批评、制止两派之间的派性行为。因而这些人就打起反对王、关、戚及其在各校代理人的旗帜，将矛头从与其对立的派别转向了学习班乃至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而担任主任的谢富治也就成为他们炮轰的目标了。

② 炮打谢富治事件的概况。

北京市学习班中的一些学员不仅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学习班负责人，而且还转向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这是因为学习班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创办的，谢富治又是支持学习班负责人工作的。这些人借助王、关、戚等人倒台之机，以谢富治平时与他们存在着密切联系为由，就四处活动，收集和整理了一批谢富治的材料，掀起了炮打谢富治的风潮。

经过一番准备，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初，从人大三红等组织中传出“谢富治停职反省”的消息，同时出现了“土皇帝已死，地头蛇跑不了”的大标语，人大三红、一一二二纵队公开提出要揪“戚本禹”，从而掀起了炮打谢富治活动的序幕。

继人大三红之后，三月五日，地质学院二团贴出了影射攻击谢富治的大标语：“砸烂关王庙，揪出大小妖!”三月九日，人大三红广播站又广播了编辑部文章《彻底揭开北京两大派斗争的盖子》，三月十日，在高校学习班以“全体学员”的名义贴出大字报《不能走》，抨击学习班，提出要揪“关、王、戚余孽”。三月十一日，新北大公社参加高校学习班的全体学员贴了一张题为《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大字报中写道：“学习班的某些负责人却公开宣称：‘不能辅天盖地地讲阶级斗争’，‘学习班主要解决派性问题’，这是为什么?……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左的思潮。”“他们自己不抓黑手，还反对别人抓黑手，并进而用‘派性内因论’打击坚持抓黑手的革命群众，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以反对‘派性活动’，排除‘干扰’为名，不许串连，不许贴大字报，看大字报，不许发传单;甚至限制某些学员的行动，跟踪，盯梢，整黑材料，压制不同意见，动不动就用大帽子压人……”“能否办好首都高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能否在高校全面落实的头等大事。要不要从根本上扭转高校学习班的方向，要不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学习班办下去，是要不要与刘邓黑司令部与反党集团斗争到底，要不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的大问题。”[6]

我们看到，炮打谢富治的活动是由人大三红等组织掀起的。为了宣传造势，他们还编造了谢富治已停职反省的谣言，刷标语，贴大字报，进行广播鼓动，意图掀起打倒谢富治的风潮。这种行为迅速在北京高校与他们观点相似的群众组织中得到了响应，于是更大规模的炮打谢富治的行动发动起来了。

三月十六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造反兵团贴出了全市第一张点名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谢富治、戚本禹‘12.27’讲话必须全盘否定，彻底批判》。当天下午，学部贴出《向‘新时代的狂人’的黑后台谢富治开炮》的大字报。北大井冈山造反总部贴出《打倒谢富治》、《舍得一身剐，敢把谢富治拉下马》等大字报。人大三红贴出了《打倒变色龙谢富治》的大字报。当晚，师大造反兵团又贴出大字报《把镇压革命派的刽子手谢富治推上断头台》。

这些大字报和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迅速在北京各高校流传，愈来愈多的人加入了倒谢的行列，更多的人则还在观望，注视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三月十七日，新北大公社、人大三红等八单位在人民大学开会商讨倒谢计划。清华四一四刷出“炮轰谢富治”等大标语。三月十八日，北外红旗大队贴出大字报《打倒北霸天谢富治》。在此之后，北京城内相继出现一大批诸如“炮轰谢富治”、“打倒谢富治”一类的大批语及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在一封致谢富治的公开信中说：“你和戚本禹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和他亲密的，不是一般的关系。你为什么对他那样奉如神明、百般吹捧，言听计从，步步紧跟?”[7]

我们注意到，人大三红、北京师范大学造反兵团、北大井冈山造反总部、新北大公社、清华四一四、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以大字报、大标语的形式，纷纷投入到打倒谢富治的行列中。他们不仅喊出了火药味极浓的口号，还指名道姓地攻击谢富治，又想在谢富治和戚本禹的关系上做文章，企图借助戚本禹倒台之机来打倒谢富治。这种状况愈演愈烈，严重破坏了北京文革发展的大局，不能不引起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警觉。

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对部分红卫兵炮打谢富治的活动是明确反对的。因为谢富治具有坚定的文革信念，是文革发展的鼎力支持者，即便在工作中存在一些错误，也是不能采取打倒这种方式的。因而不论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还是中央文革小组先是让谢富治在三月十八日的新闻中露面，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谢富治陪同来访的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参观北京针织总厂。三月十九日，又由谢富治主持首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群众大会，让谢富治在群众集会上公开亮相。[8]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对炮打谢富治的行动作出了反应。三月二十日，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说：“街上有反对谢富治同志的大字报。”[9]三月二十一日，吴德在市革委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说：“有人利用革委会、卫戍区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把矛头指向市革委会，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卫戍区，指向我们的主任谢富治同志，说什么‘揪出变色龙谢富治，横扫小爬虫’，什么‘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谢富治推上断头台’……”吴德在讲话中明确批评了炮打谢富治的行动，并充分肯定了谢富治的工作，维护了谢富治的形象。

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的明确态度，很快就在社会上发生了作用和影响。于是地派的一些组织便趁机活跃起来，以维护北京市革委会的名义，走向街头，开展游行示威，对天派施加压力。

在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明确地支持谢富治的情况下，倒谢的势力迅速消弱，有些组织在贴出“重炮猛轰谢富治”的大标语后几小时又自己将它覆盖上。新北大公社也于三月二十三日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但北大井冈山、地质东方红等组织并没有善罢甘休，仍然向对立派别展开了行动。地质东方红、邮电东方红、石油北京公社等组织不断组织队伍到北大示威，高呼“打倒聂元梓”的口号。[10]

面对两派之间的争斗，谢富治走上前台表了态，以实际行动化解了双方之间的纷争。

三月二十五日，谢富治亲自到北京大学，在新北大公社广播站发表讲话。他说：“新北大的新北大公社给我个人的批评好得很。”[11]针对北大井冈山等组织抓住新北大公社炮打谢富治的问题，攻击聂元梓，要打倒聂元梓一事，明确表示支持聂元梓，批评了北大井冈山兵团。通过这一系列的做法和姿态，使得炮打谢富治的活动很快云飞雾散。

三月二十五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表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我就很晚才知道主席这个精神。我们 一直在搞反派性，已经很危险。”他还表示：“打倒聂元梓是错误的”，“学习班要做检查”。这样一来，反对学习班的天派红卫兵又行动起来了。三月二十六日，政法兵团、二外红卫兵等组织公开贴出大标语，指责学习班犯了方向错误，提出“丁国钰之流必须公开检查!”新北大公社广播站三月二十五日在校园内重新播放了批评学习班的大字报搞。三月二十六日，新北大公社组织了有一千余人参加的游行示威。三月三十日，李钟奇代表学习班领导小组做检讨，承认学习班“没有抓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革命小将的意见也提出了这一点，我们认为是打中了我们的要害。”

四月十九日，学习班举行结业式，李钟奇在讲话中说：“毛主席说，办学习班的时间不要太长了，大体两个月左右。参加学习班的离校两个多月了，尤其是头头，特别是当前阶级斗争激烈，要有正确的领导，回校要立新功。我们征求了大家的意见，经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党委的同意，我现在正式宣布学习班结束。”[12]

从中我们看到，虽然学习班在解决北京高校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在一些造反派中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在学习班内以他们与学习班负责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因为学习班负责人在工作过程中，批评、限制、打压了这些造反派，致使他们的派别利益受到损害，于是才将矛头指向了学习班负责人，进一步掀起了炮打谢富治的行动。这种行为主要是由造反派掀起的，从形式上来看是“左”或极“左”，实际上则是右，是形“左”而实右。这是因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业已成立，文革发展即将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他们却置文革发展的大局于不顾，将矛头指向了学习班及其背后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其主任谢富治，逆斗、批、改的潮流而动。这就与文革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就不能不是右的行为了。

当然，不必讳言，这个时候学习班负责人在具体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方式、方法上的问题，但是这毕竟处于次要地位。谢富治所作的自我批评以及学习班负责人的检查，既是发自内心，也是为了平息事态所采取的策略性的行动。至于谢富治对于学习班右倾问题的批评，当是囿于事态发展和当时具体背景所做出的误判，并不符合历史真相。因为从文革发展的态势上来说，当时这些造反派的所作所为才属于右倾。从这里也不难看出虽然学习班结束了，但是一些高校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仍然存在，以后还会演变成更为严重的事态。这是后话。

③ 炮打谢富治事件的发生及平息的原因分析。

炮打谢富治是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对高校造反派进行培训、整顿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个事件由学习班中的问题引出，而后又发展到高校和社会上，期间掺杂着一些造反派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之间的恩恩怨怨，最终是来也勿勿、去也勿勿，发生后不久就平息了。这是为什么呢?

1)炮打谢富治事件发生的原因分析。

炮打谢富治是由北京一些造反派发起的。前文我们对一些造反派炮打谢富治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现在我们对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作出进一步分析。

原因之一，造反派昧于文革发展大势，派性行为作怪。

文革在夺权、建立了省级革命委员会以后，就要进入斗、批、改阶段了。此前，造反派不论是起来造反还是进行夺权斗争，都是符合文革发展潮流的行动。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就要由过去的造反、夺权转移到维护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轨道上来，进行斗、批、改了。这个时候维护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进行各单位的斗、批、改，而不是一遇不同意见就要进行造反、夺权，才是文革发展的大局。造反派只有在这个大局下展开行动，才是适应文革发展潮流的理性选择。各派之间的分歧、矛盾，就要在维护文革发展大局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开办学习班本来是解决造反派之间分歧和矛盾的具体途径，但是一些造反派却昧于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将矛头指向了学习班负责人乃至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这种行为显然破坏了文革发展的大局。即便学习班负责人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存在缺点、错误，他们也是不宜采取这种行动的。因为学习班处理问题的方向是正确的，也是符合文革发展大局要求的。令人遗憾的是，一些造反派却置文革发展的大局于不顾，在派性利益的驱使下，将矛头指向了学习班负责人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这就不能不说是他们昧于文革发展大势、派性行为作怪了。

原因之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办的学习班约束、纠正、打压造反派的派性行为。

当时创办学习班，就是要解决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使他们能够在文革发展大局的要求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这就要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纠正他们的派性行为，批评他们头脑中存在的本位主义和小团体意识，于是才引发了一些造反派对于学习班负责人和谢富治的不满，并将这种不满付诸于行动。这些造反派又举起了造反的旗帜，向学习班负责人乃至于其背后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发起了攻击。这反映出在他们身上仍然存在着浓厚的派性意识，没有真正认识到对他们开办学习班正是文革在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以后的发展要求。他们是在派性行为受到约束、限制以后，才向学习班负责人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发起了进攻，进而炮打谢富治的。

原因之三，一些造反派趁王、关、戚被隔离审查之机，企图以此为由将斗争的矛头引向谢富治。

由于王、关、戚在全面夺权阶段犯了“左”的错误，经毛泽东批准后，陆续被隔离审查。谢富治在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前后，因为要处理北京市的文革问题，与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因而在王、关、戚倒台后，曾经与王、关、戚特别是戚本禹存在不同意见的造反派，就以响应打倒王、关、戚的行动为由，将矛头指向了其对立派别(比如北师大造反兵团与本校井冈山之间的斗争)。同时，还将矛头指向学习班负责人，又以谢富治与戚本禹关系密切为由，企图借助戚本禹倒台之机来炮打谢富治。

这些人认为，王、关、戚因为犯错误被隔离审查了，那么与他们关系密切的谢富治也是逃脱不了干系的，是要对此负有连带责任的。这样就将王、关、戚的错误转嫁到了谢富治身上，为他们攻击谢富治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企图以此来达到他们炮打谢富治的目的。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原因之四，学习班在处置派性问题上存在失当之处。

学习班在处理派性问题上是存在失当之处的。这种失当之处从学习班负责人的检查以及谢富治的自我批评中可以反映出来。不论是学习班负责人的检查还是谢富治的自我批评，虽然具有缓和一些造反派的急躁情绪，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但是学习班的具体处理措施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这些问题集中在如何解决文革发展大局与派别利益的关系，既表现在对于一些造反派的态度上，也表现在做他们思想工作的方式、方法上，在酿成的后果中表现了出来。从这方面来说，他们是难辞其咎的。学习班负责人的目的虽然是好的，但是在处理问题的具体方式上是存在失当之处的。这种处理方式上的失当，就会进一步激化本来就对学习班存在抵制态度的造反派的情绪，致使他们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学习班负责人乃至背后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到的。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在造反派中出现炮打谢富治的行动，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既有造反派昧于文革发展大势，派性行为作怪，也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办的学习班约束、纠正、打压造反派的派性行为存在密切关系。同时，一些造反派在王、关、戚被隔离审查之后，对谢富治持怀疑态度。当他们昧于文革发展大势的派性行为被约束后，就以此为由发起了炮打谢富治的行动。当然，也与学习班在处置派性问题上存在的失当行为有关。

在这些因素中，造反派昧于文革发展大势，以派性利益为重，当他们的派性行为在大联合、三结合的背景下受到约束后进行的所谓造反行动，则是导致炮打谢富治的主要原因。由此也反映出一些造反派在斗争中所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至于以王、关、戚倒台为名来攻击谢富治，不过是这些造反派为达到目的而提出的借口而已。学习班在处理派性过程中出现的失当行为，虽然会激化这些造反派的情绪，但是毕竟处于次要地位。

2)炮打谢富治事件迅速得以平息的原因分析。

虽然一些造反派发起了炮打谢富治的行动，但是这个事件出现后并没有掀起多大风浪，很快就平息了。谢富治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炮打受到影响，而是继续在中央担负着重要工作，一如既往地支持文化大革命。那么，导致这个事件平息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之一，谢富治站在文革的立场上，以文革发展的大局为重，坚定执行中央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是事件得以平息的决定性因素。

谢富治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当时还担任公安部部长，是在高层坚定支持文革的领导人。比如在二月逆流期间的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上，当谭震林等人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攻击的时候，谢富治挺身而出，为中央文革小组进行辩护，为此还遭到了他们的反击。不论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期间，以及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谢富治都是坚定执行中央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的，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兢兢业业地工作着。这从谢富治的言行中可以得到证明。这样一位对文革保持坚定信念又身体力行进行文革的领导人，在开办学习班、解决造反派之间派性纷争的时候，却遭到了一些造反派的攻击，企图掀起炮打谢富治的风潮。从文革发展的大局上来说，维护谢富治的声誉和地位，将炮打谢富治的行动平息下去，则是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要求。这是由谢富治执行中央文革路线的坚定性，又是中央竭力支持文革领导人的行为所决定的。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谢富治对于文革的态度是他能够摆脱炮打的决定性因素。

原因之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谢富治，采取果断措施制止了一些造反派对于谢富治的炮打行动。

不论是对于领导干部还是造反派，只要他们是真诚践行文革的，一般来说中央文革小组总是支持他们的行动。在全面夺权阶段已经结束，即将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学习班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支持下，解决造反派之间的派别纠纷，限制、打压造反派的派别行为。于是，这些人从本派的狭隘利益出发，发起了炮打谢富治的行动。这种为了本派狭隘利益向执行中央文革方针的谢富治发起的炮打行动，是中央文革小组不能容忍的。正是由于谢富治是一位在高层坚定支持文革的领导人，这次遭受炮打又是因为他执行中央关于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开办学习班批评、制止造反派的派性行为，使他们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造成的。因而不论是从文革发展的要求，还是从中央文革小组自身的职能上来说，都是要对炮打谢富治的造反派进行批评、制止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成为平息这个事件的重要因素。

原因之三，谢富治以宽阔的胸襟，高昂的姿态，不计前嫌，主动进行自我批评，成为化解彼此矛盾的重要因素。

谢富治在遭到一些造反派炮打的时候，虽然他知道这些人的作法是错误的，却没有对于这些人的攻击表现出不满，更没有采取激烈的方式来予以反击，而是以坦荡的胸襟，和蔼的态度，不仅进行了自我批评，还亲自到两派斗争激烈的北大，在校广播站公开发表讲话，说新北大公社头头聂元梓等人对他个人的批评好得很，批评了北大井冈山等组织要打倒聂元梓的行为，明确表示支持聂元梓。这样在两派围绕是否炮打谢富治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谢富治没有表现出对峙、气愤的态度，而是以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坦然面对炮打自己的群众，耐心接受他们的批评，又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还否定了支持自己的群众所提出的打倒对立派头头聂元梓的口号。这种亲疏无别的态度，坦荡、宽阔的胸襟，灵活、机智的方法，使得正在进行激烈斗争的群众冷静下来，原先高涨的炮打情绪也走向了低落。这对于炮打谢富治的群众认识错误，转变态度，无疑是一个有益的推动。因而我们说谢富治对炮打自己的造反派所采取的妥善、适宜的处理方式，也是迅速化解这个事件的重要因素。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炮打谢富治的事件发生后，又在很短的时间予以平息了。能够迅速平息的原因，既是由于谢富治坚定执行中央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也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谢富治对于炮打自己的群众采取了妥善、适宜的处理方式。这些因素中，谢富治坚定执行中央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对于事件的平息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他能够获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坦然面对炮打自己的群众的内在原因。

④ 对炮打谢富治事件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我们看到，炮打谢富治是突然发起的，却又迅速平息了。前文我们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那么，从历史的角度应该如何看待这个事件呢?

炮打谢富治是在一九六八年二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开办学习班的过程中发生的，具体时间出现在三月份。这个时候开办学习班，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为了解决高校造反派之间的派性纷争，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建立起各级革命委员会。但是，当一些造反派的派别利益与学习班的宗旨、要求出现严重分歧和矛盾的时候，他们又进行串连，发起了造反行动。

这些人不晓得，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个时候的形势与此前造反时期相比业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此前进行的造反符合文革发展大势，顺应文革发展的潮流，那么这个时候的造反就与文革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了。这是因为文革就是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先前的造反就是要天下大乱，打破旧的秩序，进行夺权斗争，而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则是进入天下大治，建立新的秩序，进行斗、批、改了。

造反派的派别利益要服从文革发展的整体利益。在进行天下大治，建立新的秩序的时候，他们却因为对学习班乃至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处理派别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存在不同意见，仍然像过去天下大乱时那样采取造反行动，就违背了当时文革发展的要求。从这里来说，一些造反派炮打谢富治、攻击学习班负责人，就是破坏文革发展大局的行动。

不论在学习班闹事还是炮打谢富治的行动，主要是一些造反派发起的。既然如此，那么这个事件从性质上来说究竟是“左”的或极“左”的行为，还是右的行为呢?

这就需要我们对此作出进一步的分析。一般来说，造反派在斗争中所犯的错误往往是“左”的或极“左”的错误。这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立场决定的。但是，造反派有时也会犯形“左”而实右的错误。这也是没有疑义的。炮打谢富治的行动就属于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因为这个事件主要是由一些造反派发起的，他们将矛头指向学习班负责人乃至发起炮打谢富治的行动，主要还是由于本派利益受到了约束、压制的缘故。

不论是谢富治还是学习班负责人，都是根据毛泽东、党中央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来处理造反派中的问题的。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进行斗、批、改，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是全面夺权以后文革发展的迫切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造反派为了本派利益反对学习班负责人、发起炮打谢富治的行动，显然是违背当时文革发展潮流的。

既然他们的行动与文革发展的潮流相违背，那么，他们发起的行动从性质上来说就是犯了形“左”而实右的错误。我们就是这样认定炮打谢富治的事件属于右的性质的。

这里让人疑惑的是，既然造反派的行为属于右的性质，那么为什么谢富治还要向他们做自我批评，学习班负责人也进行了检讨呢?

面对一些造反派对于学习班负责人的攻击，进而掀起的炮打谢富治的行动，他们这样做主要还是为了解决两派之间的斗争，缓和与他们的矛盾，促进各派的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为下一步搞好斗、批、改创造条件。这既是立足于文革发展的大局要求，也是采取了灵活、机动的处理方式，是为实现这个目标所作的策略选择。这样在面对造反派的批评时，他们将文革发展的大局与灵活、机动的斗争方式结合起来，采取了虚怀、坦然而又宽容的态度。这对于文革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有利的作用。

至于谢富治所说的右倾分裂主义、一直搞派性、已经很危险的话，从当时讲话的场景上来说，是批评学习班压制造反派的，似是说学习班当时犯了右倾错误。这是在反对右倾错误的背景下，对学习班所作的上纲式的发言。谢富治说出这样的话，与其说是因为学习班在处理造反派的问题上存在失当之处，以及谢富治在认识上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倒不如说这是他在当时具体斗争场景下所作的策略性的发言。因为他讲话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新的条件下能够将文革进一步推向前进。

炮打谢富治虽然是一部分造反派发起的，但是由此也可以反映出这些造反派不仅具有严重的派性，而且对文革发展大势的认知上也是存在局限性的。这种严重的派性表现在虽然他们以造反的名义进行文革，但是却没有处理好不同派别之间以及本派与文革发展大势的关系。在实际行动中，他们往往以本派利益为重，出现了此起彼伏、尖锐、复杂的斗争。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对于文革大势的认知问题。他们没有认识到造反只是适用于天下大乱的时期;而到了天下大治的时期，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以后，就要维护革命委员会，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了。这个时期即便有些分歧和矛盾，也不宜采取过去造反的方式，而是要通过适当的途径来予以解决。遗憾的是，这个时期的造反派却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遇到分歧和矛盾以后，仍然像以前那样举起了造反的旗帜，还出现了不同派别组织之间的武斗。这样就破坏了文革发展的大局。

从中不难看出，这些造反派的派性是与他们在文革认知上的局限性存在密切联系的。由于存在严重的派性，才遮住了他们的眼睛，在本派利益的驱使下，难以认识到文革发展的大势，对中央的决定、号召往往也是置若罔闻，明知故犯;同时，也正是由于他们在文革认知上的局限性，才不仅没有约束他们的派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还激发了他们的派性，使得他们的派性表现得更为严重。在他们身上，严重的派性和认知上的局限性是联系在一起，而且又是互相影响、交替作用的，共同酿成了造反派的错误行动。

我们注意到，炮打谢富治的事件发生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开办学习班要解决造反派之间分歧和矛盾的背景下。这个事件不仅表现出一些造反派存在着严重的派性，也反映出他们对于文革认知上的局限性。这种状况不仅发生在北京一些造反派身上，而且在全国造反派中也是具有普遍性的。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造成了夺权阶段尖锐、曲折、复杂的斗争，也是进入斗、批、改阶段的严重障碍，致使夺权乃至斗、批、改阶段的时间被不断延长，也严重损害了造反派的声誉，对于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能不能正确处理本派利益和文革发展大局的关系，能不能正确认识文革发展不同阶段所面临的任务及其斗争方式的不同，是造反派在斗争中留下的沉痛教训。这直接关系到文革的发展及其进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文革的成败产生了重要影响。

(5)军队发生的杨、余、傅事件及其斗争。

一九六八年三月下旬，军队高层出现重大人事变动，发生了杨、余、傅事件。这是第二轮反右斗争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在军队高层，在当时影响很大，那么，这个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呢?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要想弄清楚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就要把它放在当时文革发展的背景下，从文革大势及其力量对比的剖析中来探究这个事件的演变轨迹，从而对于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有一个明晰的认识。

① 杨、余、傅事件发生时的文革形势。

文革进入一九六八年以后，又在各地出现了一股右倾思潮。这股右倾思潮不仅出现于北京，也发生在地方，在红卫兵、两派群众以及机关、厂矿、单位的斗争中表现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文革能够顺利发展，毛泽东、党中央就不得不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在当时中央的指示、中央报刊的社论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的讲话中反映出来。

其实，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行为并非是进入一九六八年以后才突然出现的，而是在一九六七年冬季就已经产生了。一九六八年的右倾机会主义行为，不过是其进一步的发展而已。这种右倾行为是在纠“左”的过程中发生的，随着纠“左”的深入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发展了起来。具体说来，一九六七年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文革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先前我们研究了一九六七年反右纠“左”中的若干重大事件，在反右斗争中又发生了“左”的错误，于是毛泽东、党中央才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来进行纠“左”的。而纠“左”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则是对文革发动以来与红卫兵、造反派联系密切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关、戚进行了隔离审查。这在当时引起了强烈震动。但是，随着纠“左”措施的进一步实施，特别是对于王、关、戚的隔离审查，事情又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右的行为冒出来了，于是又不得不进行反右斗争。杨、余、傅事件的发生及其处理，就是这个时期发生的右倾行为及反右斗争中的重要事件。

杨、余、傅事件中的三人，就是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他们都是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一九五五年授军衔的时候，杨成武被授予上将军衔，余立金被授予中将军衔，傅崇碧被授予少将军衔。虽然一九六五年取消了军衔制，但是当时在授衔时军衔的高低反映了他们在军内的资历和地位。进入一九六八年，杨成武时任中央军委常委兼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事组组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立金时任空军政委。傅崇碧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他们三人当中，杨成武的职位最高，在中央军委工作，余立金则是在空军担任政委，傅崇碧在北京卫戍区任司令员。虽然他们都在军队工作，工作地点又在北京，但是并没有在同一个机关，在一些问题上，还是把他们搅和在了一起，最后又一同被处理的。

杨、余、傅事件中的中心人物是杨成武。这不仅是因为杨成武在他们三人中的职位最高，也是因为余立金、傅崇派的问题又与杨成武存在着关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则是杨成武的问题带出来的。这既表现在杨成武与余立金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内部两派以及一些人的情感和生活作风问题的处理上存在同感，也表现在杨成武在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小组驻地钓鱼台的问题上与江青发生过争吵，为傅崇碧鸣不平，[1]

又表现在一位卫戍区副司令员向中央报告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要用飞机把贺龙弄到苏联去。[2]这样就把他们三人联系在了一起。由于他们不仅都在军队工作，还是担任要职的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况且他们三人之间又存在着联系，因而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把他们三人联系起来一并进行处理了。

对于杨、余、傅事件的考察，要放在当时文革发展的背景下。这个背景就是在纠“左”的时候，又发生了右倾的行为。从右倾行为出现的背景中来分析杨、余、傅事件，进而再把这个事件与先前发生的二月逆流、二月镇反等事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从而探究他们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这样就会对于杨、余、傅事件的性质有一个明晰的认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杨、余、傅都是在军队身居要职的高级领导干部，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后盾，要为文革进行保驾护航，因而军队的领导权就必须掌握在真正忠诚于文化大革命的人手中。他们当中的一些问题，即便当时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从维护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变动他们的工作，对他们作出适宜的处理也是必要的。

杨、余、傅事件，也只有放在当时文革发展的背景下，从维护文革发展成果的要求出发，在反右纠“左”的斗争以及政治力量的对比中，才有可能发掘这个事件的真相，对于这个事件形成一个真切的认识。这个事件的发生虽然存在一些偶然性，但是从军队职能、他们在军队中的职位以及对于文革的态度，再结合他们与二月逆流期间风云人物的关系及其历史渊源方面来进行分析，这个事件的发生及其处理还是具有必然性的。

这样就涉及如何使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使军队成为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文革发展成果的坚强柱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在文革发展过程中，及时清除、限制军队内部特别是高层对于文革三心二意乃至于持有敌对态度的人掌握军队的领导权，以保证军队能够成为维护文革发展成果的坚强后盾。如果我们再联系到一九七六年怀仁堂事变中杨成武、傅崇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难道不是发人深省的吗?后来即便为他们平了反，难道当时对他们作出处理，真的完全是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吗?从这个视角我们来透析杨、余、傅事件，才会对于这个事件的发生及其处理形成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在林彪提议的情况下，能够最终决定处理杨、余、傅问题的的根本原因。

② 杨、余、傅事件的基本概况。

前文我们分析了杨、余、傅事件发生的背景，现在我们来介绍这个事件的基本概况。杨、余、傅事件涉及到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人，他们都在军队担任领导职务，却在这个事件中纠葛到了一起，因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理。

下面我们先介绍这个事件的形成概况，而后再来研究中央是如何对他们进行处理的。

1)杨、余、傅事件发生的若干征兆。

杨、余、傅事件看似突然发生的，但是如果我们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来探寻它的蛛丝马迹，还是有迹可查的。这个事件发生前，就已经出现了若干征兆。

据周恩来说，杨成武的问题是林彪检举、揭发出来的。[3]其实，杨成武曾经是林彪的部下，能征惯战，文武双全，屡立战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杨成武就在林彪指挥下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长征期间，杨成武在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的红一军团担任红四团政委，在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血战腊子口的战斗中担任开路先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决定杨成武由师政委改任师长。杨成武由于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对于从政委改任师长一时想不通，毛泽东就让林彪找杨成武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给杨成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随后他将谈话内容整理成一篇《林彪军团长教我当师长》的文章。这对于他从政工干部向军事指挥员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4]

全面抗战开始后，林彪负伤到苏联休养，杨成武在聂荣臻领导下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此后直到新中国成立一直在聂荣臻领导下进行征战。文化大革命前夕，罗瑞卿倒台后，杨成武担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这个时候与林彪的接触又多了起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成武又担任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军委办事组组长，陪同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成为军内负责一线工作的显赫人物。这个时候他与林彪的关系才变得复杂起来。他和林彪之间的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变化的转折点又在哪里?杨成武自己也说不很清楚。他只是觉得，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自从他在毛泽东身边的活动多了以后，便开始感到林彪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5]

杨成武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出现变化，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之间的关系随着分歧和矛盾的加深不断恶化，最终酿成了杨、余、傅事件的发生。不过，在这个事件发生前，还是出现了一些征兆的。这些征兆成为杨、余、傅事件发生的前奏。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一九六七年底，总参谋部在京西宾馆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议结束那天，军委办事组的成员都到会讲话了。杨成武是总参的党委书记，讲完话，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只呼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缺少了“永远”两个字。叶群十分敏感，散会后快速走到杨成武面前，说：“你不喊永远健康，他的内脏也是好的，他的身体也没有病。”杨成武想对叶群解释几句，叶群已经愤愤然走下楼梯。杨成武追到楼梯口，说：“叶群同志，请在这里吃完饭再走吧。”叶群头都不回一下，说：“走了，不吃!”

随后不久，叶群又对杨成武大发了一次脾气。那是在京西宾馆礼堂的一次文艺演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成员都出席观看，杨成武叫秘书通知叶群也参加，没有通知向来不参加这类活动的林彪，结果叶群在演出结束后，把杨成武叫到一个小房间里，指着杨成武的鼻子斥责道：“这样重要的演出，为什么不通知101(叶群对林彪的习惯称呼)?你杨成武眼里还有一个林总吗?”叶群为什么发这样大的火?为什么要这样咄咄逼人?是否真正在于没有请林彪参加观看演出一事上，杨成武自己也不得而知。

叶群的两次发火，让杨成武感到莫名其妙。虽然他分明感到叶群是在生他的气，却又无法向她做出明确的解释。比如，杨成武不喊林彪“永远健康”的口号，是因为他在陪同毛泽东南下视察时，在上海虹桥宾馆，毛泽东就说过：“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毛泽东还要杨成武向周恩来报告，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要犯错误的。因而，也就只好由叶群去了。[6]

关于叶群在京西宾馆礼堂文艺演出上对杨成武的发难，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一九六七年底的一天晚上，京西宾馆礼堂即将举行文艺演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成员都去出席观看。杨成武的秘书事先给林办来电话：

“今天的晚会，已经邀请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成员都来参加，帮助审查一个剧目。杨代总长让我打这个电话，请你把这个事情转报叶主任，希望她能参加。如果她很忙，由她自己定。”

我把这个电话内容报叶群，叶群让我打电话问问江青的秘书，江是否参加。

“准备去。”江青的秘书回答说。

“我也去。”叶群赶忙准备动身：“备车!”

叶群看完演出回来，已经很晚了。但这时的林办工作人员都还没下班，我们几个秘书正在看文件，叶群进来了。

“今天晚会的事，是谁来电话通知的?”叶群一进门就板着面孔问。

“杨代总长的张秘书。”我回答说。

“以前杨代总长通知事情，都是叫秘书打电话吗?”

“不都是。”郭连凯把话接过去：“多数情况下是杨代总长本人来电话。”

“太不象话!”叶群坐在沙发上，把小手提包往旁边一摔：“这样重要的演出，他们为什么不通知首长去?”

几个秘书见叶群来头不对，知道她想作什么文章了，谁也没敢吭气。

“我为这个事找杨代总长大闹了一顿。”叶群见我们仍不吭声，继续说下去：“我把他拉到一个小房子里，指着鼻子问他，你杨成武的眼睛里还有一个林总吗?你没看到罗瑞卿、肖华的下场吗?你要走罗瑞卿、肖华的老路，小心我打断你的脊梁骨!!”

后来这句威胁性的话，叶群是咬着牙说的。叶群走后，几个秘书发出一阵议论：

有的为杨成武同志打抱不平：“这样的晚会首长向来不参加。就是不通知，有什么问题呢?”

有的说：“这就叫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有的说：“她对我们讲这些做什么?”

但是，我们谁也没想到，这是后来林彪、叶群搞垮杨成武的一个信号。[7]

我们看到，在参加文艺演出的问题上，叶群确是向杨成武发了火，理由是没有指名通知林彪观看这样的文艺演出。从形式上看，她是因此才同杨成武大闹一场的。至于吴法宪后来说，当时是因为杨成武忘了通知林彪，而江青则非要等林彪来了再开始文艺演出。林彪是在吃了安眠药上床休息后，被人从床上叫起来迷迷糊糊地赶到演出现场的。从杨成武、张云生的回忆看，吴法宪的回忆当不是实情。不过，他关于叶群对杨成武和他一起发火的回忆还是真实的。他回忆道：

“被叶群这样一通骂，杨成武不高兴，我当然也不高兴。但当时我的心里纳闷，仅仅是为了审查节目这件事情，就至于这样骂我们吗?看来叶群这场发作，主要还是冲着杨成武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其中可能还牵涉到了一些别的什么问题，只是我实在搞不清楚罢了。所以，第二天晚上，我跑到杨成武家里问他：‘叶群为什么发这样大的脾气?’杨成武只是说：‘我也搞不清楚，骂就让他骂吧。’对这个事情，杨成武不满意，我也不满意。”[8]

随后不久，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又从林彪否决一个军级干部的任命中，发现了林彪对于杨成武不满的迹象。他回忆道：

一九六八年初，我又从林彪那里看到一点杨成武处境危险的迹象。

林办收到军委办事组写给毛主席和林彪的报告，主要内容是提请任命某军副军长为某军军长，报告最后由杨成武、吴法宪签名。

我向林彪报告后，林彪问：

“你查查，这人过去是哪的?”

我查过林办存用的军内高级干部档卡后，告诉林彪说：“他一直在华北野战军，是在某军成长起来的。”

“那为什么要调到某军去呢?在某军里就不能提个军长吗?”林彪不满意地问。

“……”作为秘书，这是不可能由我回答，也不该由我回答的问题。

“你打个电话给青海的刘某，他是老某某军的，”林彪交代说：“你问他，在他熟悉的某军干部里，有没有适合提起来当军长的人材?”

我回到秘书办公室，用长途电话找到了刘某。他报告说，如果要从某军选个当军长的人材，还是不困难的。他列举了几个可以考虑的人选，认为其中现任某军副军长的某某比较合适。

我又去向林彪报告。林彪听后自言自语地说：“某某……这个名字我不熟。”

“军委办事组的这份报告如何处理?”我向林彪请示。

“暂时压下!”林彪用右手做了一个向下压的手势。

从这件往事的回忆中，我可以觉察出林彪、叶群对杨成武已开始有所不满。但我难以理解，这能成为林彪、叶群想在杨成武身上重开杀戒的真正原因吗?[9]

从中我们看到，杨成武是从华北野战军出来的高级领导干部，他和吴法宪所提名任命的军长人选也是属于华北野战军系统的，因而林彪否决了这个任命，转而提出要从某军军级干部中直接选择一个当军长的人选，最后还是因为对于任命的人选不熟悉才暂时予以了搁置。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林彪对于杨成武及其出身的华北野战军是存在一些看法的。

从以上三则资料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叶群对于杨成武没有喊林彪“永远健康”的口号的责难，还是她对于杨成武没有通知林彪出席文艺演出的发火，乃至于林彪否决杨成武提名出身于华北野战军的领导干部的军长任命，都可以反映出林彪、叶群对于杨成武的不满情绪。如果单纯从这三则资料中来进行分析，或许是由于在具体问题上的不同认识所致，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但是，如果把这三则资料与这个时期杨、余、傅的其它事情结合起来，再与此后发生的杨、余、傅事件联系起来进行分析，那么这三件事的发生就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林彪、叶群对于他们存在不满的反映。因而我们认为这个时候出现的三件事，不过是随后发生的杨、余、傅事件的若干征兆而已。

2)一条奇异的导火线。

谁也没有想到，杨、余、傅事件是从空军党委办公室内部的两派斗争及其中若干人的生活作风这条导火线引发的。

当时空军党委办公室内部由于政见、认识的不同以及其它复杂的原因分成两派：一派是空军党办主任王飞，科长周宇驰，副科长何汝珍以及于新野等人;另一派是党办科长卫球，以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政委余立金的秘书等人。当时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空军党委办公室任秘书，支持王飞这一派;另一派因多是空军首长的秘书，也并不示弱。两派之间矛盾重重，对立情绪严重，关系非常紧张，却又势均力敌，难以压倒对方，呈现出胶着状态。[10]

在两派之间激烈斗争的背景下，由于卫球说过不同意林彪说的“大树低下好乘凉”这句话，于是王飞、周宇驰就以此为由向叶群报告说，卫球反对林彪，是现行反革命。[11]卫球被处理以后，进一步激化了两派之间的斗争形势。

另一派也不甘示弱，随即发起了反击。他们搜集对方的材料，先后写了两封信件，将空军党委办公室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王飞等人在空军拉帮结派、仗势欺人、玩弄女性致使她们怀孕的行为，以匿名信的形式向杨成武反映情况。[12]杨成武收到匿名信后，写信转给林彪。信称：转去空军两封来信，情况如属实，当严肃处理。请阅示。[13]杨成武将信件报送林办而没有直接予以处理，据他自己后来说，是因为他知道林彪、叶群与吴法宪的关系非同一般。即便这样，也是不能不对这件事予以处理的。而要处理的话，由林办(即林彪办公室)出面比较好。当然，也不排除他在知道林彪、叶群与吴法宪的关系以后有着避嫌的考虑。但是，叶群在看了信以后，不仅没有处理这事，反而却打电话给吴法宪说：“吴司令，有人写信告你们党委办公室的人，你知道吗?”

吴法宪说不知道。叶群生气地说：“你不知道，你这个人，太迟钝了，一点儿阶级斗争觉悟也没有。现在派人把信送去，你们看着办吧。”

那封信转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空军，回到了信上所控告的那几个人的手中。周宇驰他们一见非常恼火，在林立果的支持下，把平时他们视为障碍的人的笔迹都找了出来，一个一个地对，最后确定像余立金的秘书写的。[14]

恰巧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和杨成武的女儿杨毅因为来往密切被人告了状，于是就有人利用这件事趁机大作文章。

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人长得精干，能说会写，曾经给刘亚楼和吴法宪当过秘书。一天下午，他的夫人纵素梅来到空军党办告状，说单世充和杨毅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她说，杨毅因参加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写作班子，住在京西宾馆，而单世充则几乎天天往京西宾馆跑，还经常给杨毅带一些吃的东西。每次纵素梅问单世充去干什么，单世充就说去京西宾馆洗澡。另外，她还在单世充的日记本里，发现了单世充和杨毅两人的合影和两首诗，其中第一首诗说“春风遥盼玉门关”，第二首诗里却已是“春风已度玉门关”了。还有，纵素梅本来和单世充的感情很好，一直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但是单世充这时突然向纵素梅提出要离婚。在这种情况下，纵素梅说她已经忍无可忍，只能向领导上求救。

由于这件事涉及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于是空军党办主任王飞、周宇驰就报告了司令员吴法宪。三月的一个晚上，他们到京西宾馆将纵素梅反映的情况向正在办公的吴法宪作了汇报。他们说：“吴司令，空军发生大问题了!余政委的秘书单世充的老婆纵素梅找到党办，哭哭啼啼地来告状，要我们救救她。”

吴法宪听了以后，不觉大吃一惊。他对空军党办主任王飞等人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真要是这样，对杨代总长的影响就不好了，杨代总长会怪我们的。但是，事情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你们先找单世充谈一谈，问清楚究竟是怎样的情况。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就要单世充承认错误，不准再闹离婚，同时不准纵素梅到外面去乱告状，要注意保护杨代总长的威信。”[15]

吴法宪的想法本来是不错的，但是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却发生了意外。何汝珍他们在将这件事报告吴法宪的同时，也向叶群进行了汇报。叶群交代何汝珍，你回去找纵素梅，叫她把她说过的话写下来，交给支部。何汝珍回去找纵素梅要她把反映的情况写成文字时，纵素梅却退缩了。这或许是因为她担心事情闹大会事与愿违，不好收场，或许是因为她觉察到有人在利用这件事另做文章，于是说什么也不肯写了。她对何汝珍说，就算我没说那些话，你们别叫我写了，我也不再告状了。

在这种情况下，何宝珍等人没办法了，叶群却来劲了。她走到前台，直接介入了这件事，就给吴法宪打了电话。林办的秘书张云生在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由于要向叶群报一份需要紧急处理的中央传阅件，一进走廊就听到叶群在大声地给人打电话：“……你这个司令，连个女人都治服不了吗?……”“……就这么个小小女人，她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就毫无办法?!”“吴司令啊!你这个司令可危险呀!”“你连一个女人都对付不了，还能带动千军万马?……你手中有权，但你不会用!你怕什么?………我给你撑腰，下令把她抓起来!叫她写，不写不行!我就不信拿她没办法!……”

吴法宪在被叶群一顿数落后，果真让人把纵素梅抓了起来。他派了一个空军副参谋长亲自挂帅，另带何汝珍等几个助手，把纵素梅押解到一个山沟中的空军某战备工事里，逼迫她写下她说过的话。但纵素梅发现已经被人利用，并没有屈服。[16]

没有从纵素梅那里打开突破口，就把矛头转向单世充这边来了。王飞、周宇驰找单世充谈话，向他追问这个事，但由于单世充坚决不承认，谈话就形成了僵局。王飞、周宇驰一怒之下，没有报告吴法宪就把单世充给软禁起来了。

吴法宪听说单世充被关起来了以后很生气，因为单世充毕竟是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这件事又与杨成武的女儿杨毅有关系，没有经过他的批准，也没有征求余立金的意见，就擅自对单世充采取行动，使得他无法向杨成武和余立金交待，还会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也知道空军党办内部两派之间的争斗，认为这是党办王飞等人借机扩大事态，要整垮他和余立金的几个秘书。因而吴法宪一听说王飞等人扣押了单世充，就认为王飞、周宇驰要借机整人了。于是，他立即让人找王飞，王飞不在，他找到了周宇驰。盛怒之下，吴法宪骂了周宇驰，让他马上把人放出来，并且对他说：“不经过我的同意，你们就扣人，实际上是夺了我的权嘛!”[17]

没想到周宇驰回去后，立即通过林立果将他被吴法宪批评的事报告了叶群。[18]不久，叶群就给吴法宪打来电话，向吴法宪大发脾气。她问吴法宪：“你怎么说林立果在空军要夺你的权?我们把立果放到空军，是要帮助你掌权，而不是要夺你的权。你好没有良心!如果你怀疑，那我们马上要立果离开空军好了。”吴法宪解释说：“叶主任，你这样说不是事实。我批评的是周宇驰，并没有说立果。是周宇驰不经过我的同意就扣了人，我是批评周宇驰夺了我的权，怎么成了立果要夺我的权?”

叶群说：“你说周宇驰就是说立果，因为他们两人是在一起的。”吴法宪说：“叶主任，你要这样说我也没有办法。我是批评了周宇驰，周宇驰是空军党办的副主任，难道我连批评周宇驰都批评不得吗?”

叶群说：“你一批评周宇驰，他很害怕，现在都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连立果都找不到他。你是不是已经把周宇驰关起来了。你把周宇驰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吴法宪说：“周宇驰从我这里走了以后，我就根本没有见到他。他不是和立果在一起吗?”

叶群说：“根本不在一起，连立果都找不到他了。你是不是跟周宇驰谈一谈，要他安心工作，别躲着立果了。单世充这个人有错误，应当审查清楚，你怕什么?连‘一〇一’都说，这是为了维护杨成武的威信，应当把单世充弄起来，你又顾虑什么?”吴法宪一想，和叶群的关系搞僵了可是不行，于是就答应下来，马上去找周宇驰谈一谈，要他安心工作。[19]

我们看到，吴法宪听说王飞、周宇驰等人未报经他批准就把单世充关押起来以后，还是非常生气的。因为单世充毕竟是余立金的秘书，这件事又是与杨成武的女儿杨毅有关系，他们擅自采取这样的行动，不论从程序上还是人事关系的影响上，都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因而他才对王飞、周宇驰等人大发雷霆，说他们夺了他的权。这表明吴法宪在对单世充采取的措施上还是慎重的。但是，当他接到叶群施加压力的电话以后，吴法宪却屈服了，立即改变了态度，和王飞、周宇驰等人站在了一起，反而成为他们关押单世充的后盾了。

在单世充因为他与杨毅的关系被关押以后，虽然由于杨毅的特殊身份没有对她采取行动，但是杨毅仍然受到了较大的压力。这件事传到了杨成武办公室主任也就是他的妻子赵志珍的耳朵里。于是，她打电话给空军，让吴法宪和余立金到杨成武家里来一趟。虽然林彪和杨成武都是吴法宪的上级，吴法宪自己也说叶群、赵志珍这两位主任他谁也惹不起，一个要他放人，一个不要他放，弄得他左右为难，但是吴法宪从利益关系考虑，还是站在了林彪、叶群一边。他明明知道这次去杨成武家不会轻松，自己也实在不愿意去，但碍于情面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去了。

吴法宪、余立金去了以后，赵志珍对他们说：“杨毅和单世充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你们空军为什么要把单世充抓起来?你们为什么关单世充?你们要把杨毅搞出空军，也不必要用这样的办法!王飞、周宇驰、何汝珍都是坏人，你们不作处理能行吗?”

吴法宪申辩说：“我这样做也是为了维护杨代总长的声誉。对单世充，我需要严加管教，不能放任，否则我就对不起你们了。”接着，吴法宪要求见杨成武说明情况。赵志珍以杨成武身体不好为由拒绝了。吴法宪说，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他当时就想，看来这一下子把杨成武也得罪了。

余立金本来是吴法宪向林彪建议，由空军副政委提升为政委的。吴法宪觉得，几年来他们两个人一直合作得不错。他没有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余立金没有和他站在一起，而是站在了杨成武、赵志珍一边。这是他感到意外的。

吴法宪从杨成武家回去后，就给叶群打了电话，告诉了她去杨成武家的情况。叶群在电话中还向吴法宪谈了杨毅与她女儿林立衡对于他的不同态度，以及余立金的一些历史问题。叶群告诉吴法宪，杨毅和豆豆(即林彪女儿林立衡)对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豆豆是支持他的，而杨毅早就给他写了大字报，批评空军的干部政策有宗派主义倾向。她还对吴法宪说：“余立金早就和杨成武串通一气在夺你的权了。许世友不久以前送来一份材料说，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曾经被俘叛变，自首以后才到了上海，是个叛徒。这个材料也送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也知道这件事情。”[20]

从吴法宪将他处理单世充和杨毅问题的事及时向叶群报告，以及叶群谈到林立衡、杨毅对于吴法宪的不同态度和余立金的历史问题来看，他们已经心照不宣地站在了一起。叶群告诉吴法宪的这些消息，进一步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我们注意到，在单世充和杨毅的问题上，吴法宪和余立金站在了不同的立场上。吴法宪站在了林彪、叶群一边，余立金站在了杨成武、赵志珍一边。在关押单世充的问题上，林彪、叶群支持吴法宪，而杨成武、赵志珍、余立金则是持反对的态度。当然，这个时候杨成武、赵志珍、余立金还不知道是林彪、叶群在背后支持吴法宪，而认为这是吴法宪以及空军党办内部一帮人的作为。因而余立金、赵志珍就把这个问题向林办作了反映。

余立金打电话找叶群，叶群推托不理。赵志珍也来电话找叶群，叶群同样不睬。由于找不到叶群，赵志珍只好对林办接电话的秘书张云生诉苦。她说：“如果叶主任太忙，不能接我的电话，就请你把我反映的情况报告她，也报告给林副主席。”“空军现在搞乱套了。余立金政委的秘书为了照顾我在空军报社工作的女儿，有时和她接触多一些，这完全是正常的。但是党办就有人造谣，说他们有不正当的关系。这纯粹是胡扯，我听说后也没有往心里去。但他们实在不象话，硬逼着那秘书交待所谓的关系问题。那秘书理直气壮地顶了他们，他们竟把他抓了起来。这件事都是空军吴司令下令干的。吴司令这样干太不应该了，他不但在败坏我女儿的名声，而且这样下去，就把空军搞乱了。如果不及时制止空军一些人胡来，后果很难设想。我是担心哪!请报告叶主任，让她注意一下空军的动向。”

张云生向叶群报告了赵志珍的电话。叶群像刚听说一样发问道：“吴司令抓人，她都听说了，我怎么不知道?吴司令向来优柔寡断，这次怎么这么大气魄?不过我确实现在才知道。”

“你回个电话给她。”叶群对张云生交待说：“你对她说，她来的电话知道了。她反映的情况我一定向首长汇报。”

张云生给赵志珍回电话的时候，赵志珍的情绪有些激动：“请你报告叶主任，谢谢她的关心。刚才我又听到一些新的情况，吴司令越来越不象话。有很多话光用电话说，是说不清楚的。我想到林副主席身体也不太好，如果见见叶主任就行了。希望叶主任抽一些时间，一起见一下余政委和我。……”

张云生向叶群转报了赵志珍的电话后，问道：“他们想来见主任的事怎么答复?”叶群回答道：“我得和首长商量一下。”过了一会儿，叶群到秘书办公室，一进门就冲张云生说：“首长说见，不见不好。你打电话叫赵志珍和余立金到毛家湾来。我们谈话的时候，你在场做一下记录;不然，他们是二对一，我以后有口难辩。”

下午二点，赵志珍和余立金准时到了，叶群对两位来客表面上还是很亲热的。叶群问余立金：“余政委，你最近好吗?”余立金显得勉强：“还好!”叶群说道：“空军的情况，我和林彪同志都知道的不多，你们来谈谈好。你们两位谁先谈?”

“我先说说吧!”余立金声调低沉，但掩饰不住满腔愤怒：“我和吴司令的关系本来很好，但近来变得很紧张。他的一些作法，我觉得很反常。他下令把我秘书的妻子抓了起来，至今不知道被弄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最近他又背着我，把我的秘书也抓了起来，逼他承认与杨毅有什么关系。这不是胡来吗?一个空军司令怎么能干这种事呢?作为司令，他想处理政委的秘书，难道不应该事先同政委商量一下吗?我找他问这件事，他支支吾吾，态度十分蛮横。我觉得这个人变了，他以前并不是这个样子。更何况，他抓他们的关系，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杨毅是杨代总长的女儿，她刚到空军报社工作，一切都很生疏;我怕一个女孩子进进出出不方便，就派秘书去照顾她，这有什么不好?杨代总长现在正生病，吴司令这样搞，对杨代总长也不好。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我怎么也想不通!……”

赵志珍对吴法宪十分恼火，因此就不顾礼貌直接称他的绰号了。她说道：“我看吴胖子有鬼。她明知他们的关系是没什么的，硬是要这么搞。我看他居心不良，想把矛盾指向杨代总长。”赵志珍气得直发抖，再无法继续讲下去了。

叶群试探地问：“你们看怎么办好呢?”赵志珍建议道：“让林副主席说句话，批评一下吴法宪，不能再这样搞了!”叶群问余立金：“余政委呢?”余立金阴郁地说：“我也没办法。”叶群说：“那就这样吧。你们谈的情况，我叫秘书作了记录，然后一定向林彪同志反映，对杨代总长和余政委，林彪同志都是很信任的，你们放心好了。吴法宪搞的一些事，林彪同志和我确实是不知道。你们回去后，不要着急。”叶群对赵志珍说：“叫杨代总长好好养病，别的事不要操心。”叶群又对余立金说：“余政委你要多多保重!”[21]

从中可以看到，余立金、赵志珍向叶群反映情况时，愤激的情绪溢于言表，叶群对于他们的态度从表面上来看还是平和的，让秘书作了记录，表示要将他们反映的情况向林彪汇报，让他们放心。但是，在他们走后，叶群就急忙吩咐林办秘书张云生：“打个电话，叫吴法宪快来。”

不到两刻钟，吴法宪到了。吴法宪在毛家湾门口，见秘书张云生接他，忙问：“是叶主任叫我来吗?”张云生回答说：“是。”而后，就领着吴法宪进了毛家湾的院子，还没进房门，吴法宪低声对张云生说：“要不是叶主任，我早就完了!!”

张云生把吴法宪送到叶群办公室就退了出来，叶群与吴法宪谈了一个多小时，又打铃叫秘书。

张云生上去后，见叶群同吴法宪正从走廊里走出来。叶群用手指三划四，谈话声调很低，不知在向吴法宪秘授一些什么。当见张云生走近他们时，叶群才转向张云生说：“张秘书，吴司令要走了，你代表我送一下。”吴法宪还没走出走廊，只听叶群又大声对他说了一句：“你必须顶住，千万不能退却。”“是!是!”吴法宪连说了几个“是”。[22]

从中可以看到，余立金、赵志珍反映了吴法宪的问题以后，叶群迅速把吴法宪叫了过来。虽然我们不清楚她对吴法宪具体谈了什么，但是从当时他们所处的关系以及在处理单世充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来看，她会把余立金、赵志珍反映的情况告诉吴法宪，并和吴法宪商量下一步如何应对、处理这件事。这也可以从叶群送走吴法宪时说的“必须顶住”、“千万不能退却”的话中表现出来。与其说这是对于吴法宪的叮嘱，还不如说是在告诫吴法宪，要将这件事干到底。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余立金、赵志珍要来反映问题的事，叶群是报告了林彪的。他们是在林彪同意以后才得以到林办反映情况的。因而在余立金、赵志珍走了以后，叶群就将他们反映的情况报告了林彪。林彪听了很生气。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一天下午他把吴法宪叫到了毛家湾，告诉吴法宪说：“赵志珍和余立金来告你的状，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你要坚持原则，要敢于同杨成武斗争，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要挺起来，要顶住!”[23]

这表明不仅叶群，林彪也是支持吴法宪的。他们三人在解决单世充、杨毅的问题上，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但是，当时杨成武、赵志珍并不知道这些情况，还是希望能够通过林彪、叶群的帮助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在赵志珍和余立金向林办反映问题以后，赵志珍便接二连三地给林办来电话。她知道找到叶群不容易，就索性把要倾吐的话都跟秘书张云生讲了。

“张秘书，你报告叶主任，吴法宪简直把人快要气死了!”赵志珍在电话中的语气，使张云生感到她气愤已极：“我们本以为他会收敛些，但现在变得更放肆了!我报告了病中的杨代总长，杨代总长说，吴法宪所以这样干，是由于上了他身边几个坏人的当。他身边的几个坏人就是王飞、周宇驰、何汝珍。这几个人编造谣言，煽风点火，吴法宪就偏听偏信，胡作非为。杨代总长说，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对这几个坏人进行严肃处理，否则空军就无法得到安宁。”

张云生向叶群报告了赵志珍的这个电话，叶群气哼哼地说了一句：“多管闲事!……”

又过了一天，赵志珍再次来电话，语气愈来愈急躁：

“吴法宪简直要翻天了!杨代总长说什么他都不理，甚至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了。他在空军到处散布坏话，攻击余政委，攻击杨代总长!叫他搞的，我女儿都无法上班了，整天当着我的面哭泣。吴法宪非要把人逼死他才痛快吗?吴法宪这样无法无天，林副主席和叶主任不知道吗?我要求林副主席给杨代总长作主，如果杨代总长不称职，就把他撤了算了，叫吴法宪当总长!世界上还有个讲理的地方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秘书是很难表态的。张云生知道是叶群在背后搞小动作，但是又怎么能够把这事告诉赵志珍呢?他也理解赵志珍如今为什么这么恼怒了。照秘书的职责，他可以把赵志珍的话如实地告诉叶群，但那样做给赵志珍乃至杨成武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出于对赵志珍的同情，张云生在向叶群转报她的电话时，就有意把她的那些容易刺人的牢骚话给省略了，但这又有什么用呢?[24]

从这里进一步看到，在吴法宪的背后不仅有叶群，还有林彪，他们三人站在了同一个立场上，而与他们对立的则是杨成武、赵志珍、余立金。这样在处理单世充和杨毅的问题上，不仅吴法宪和余立金之间出现了对立，又进一步发展到了林彪、叶群与杨成武、赵志珍之间。在这种情况下，余立金、赵志珍到林办向叶群反映吴法宪的问题，又会有什么结果呢?赵志珍接二连三地给林办打电话除了碰壁外，又怎么能够得到解决呢?即便是病中的杨成武气愤致激地给吴法宪打电话，要他放人，吴法宪又怎么会服从呢?[25]

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内部两派的斗争中，一派以空军党办主任王飞以及周宇驰、于新野、何汝珍为代表，另一派以卫球、单世充等一些首长秘书为代表，两派之间在党办内部由于意见不合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在两派斗争中，王飞等人以卫球反对林彪的“大树底下好乘凉”这句话，把卫球整了下去。单世充等人则将王飞、周宇驰、于新野、何汝珍等人在党办内部的工作、生活作风等问题向上级写信反映。杨成武虽然将信件批报林彪办公室，但是叶群却转回到空军，信件又到了王飞等人手中。最后他们发现信件似是党办内部另一派单世充所写的。

于是，他们就以单世充夫人纵素梅反映单世充与杨毅的问题为由，要纵素梅写出文字材料，企图以此为证据发起反击，但是却没有成功。他们将问题反映给叶群后，由叶群向吴法宪施压，要吴法宪采取措施要纵素梅写出文字材料。在叶群的高压下，吴法宪屈服了，尽管采取了措施，却也没有搞出过硬的材料。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打起了单世充的主意。单世充不承认与杨毅的关系，王飞、周宇驰等人仗着叶群、林立果的支持，没有经过吴法宪同意就擅自将单世充隔离起来。因为单世充是余立金的秘书，杨毅又是杨成武的女儿。这样就引发了吴法宪的不满，严厉批评了周宇驰等人。结果周宇驰等人又向叶群告了状，最后还是通过叶群施压才让吴法宪同意了对单世充的隔离措施。期间，虽然余立金、赵志珍到林办向叶群反映情况，杨成武也打电话让吴法宪放人，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

其实，吴法宪与杨成武早在红军时期就相互认识，在军委办事组工作的半年多时间，两人的关系也一直是好的，工作上相互配合得很好。余立金还是吴法宪向林彪提议由空军副政委提升为政委的，几年来两人也一直合作得不错。[26]但是，在余立金秘书单世充和杨成武女儿杨毅的问题上，他们却分道扬镳了。

本来，像隔离余立金的秘书这件事，从程序上来说，还是要先跟余立金打个招呼的。但是，王飞等人却仗着有叶群、林立果的支持，擅自行动将单世充关了起来。吴法宪在叶群的高压下还默认、支持了他们的行动。虽然他们没有对杨成武的女儿杨毅采取行动，但是将余立金的秘书和其夫人纵素梅关起来，要求他们写出单世充与杨毅的材料，毕竟影响到了杨毅的声誉。杨成武夫妇对此感到愤怒也是不难理解的。这些事情本来可以在一个很少的范围内予以适当处理，但是却越闹事越大，从空军党办内部两派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了司令员吴法宪和政委余立金乃至于林彪、叶群和杨成武、赵志珍之间，就不仅仅是空军党办内部两派之间的人事纠纷，而是林彪、杨成武、吴法宪、余立金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在空军党办两派斗争中的反映。而林立果则是身处其中，叶群则在他们之间穿针引线，借机将事情搞大乃至于不可收拾的。[27]林彪不但支持了他们的行动，还在三月二十四日夜的驻京团以上军队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了这个问题。[28]

从这件事的发展历程来看，虽然是由空军党办内部两派之间的斗争及其中若干人的生活作风引发的，但是如果林彪、叶群与杨成武之间不存在严重矛盾的话，这件事本来是可以用比较适宜的方式来予以处理的。但是，这件事不断扩大乃至于由叶群亲自出面向吴法宪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并最终变得不可收拾，就决不仅仅是这件事的问题，而是有人在形式上明修栈道，实际上却是暗渡陈仓，以此为由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因而我们说这件事的发生乃至于扩大并最终变得不可收拾，决不是杨、余、傅事件产生的主要原因，而不过是引发这个事件的导火线而已。由于这条导火线是从空军党办内部两派斗争及若干人的生活作风引发的，因而我们才说这是一条奇异的导火线。

3)关于杨成武的问题。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杨成武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何处理林彪与军内其他老帅、老干部的关系问题，关于“大树特树”的文章，以及和余立金、傅崇碧的关系问题。当时，林彪是坚定支持文革的，而军内其他老帅、老干部不论是在一九六六年冬季在北京召开的两次军校学员大会上的讲话，还是一九六七年初的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为标志的二月逆流、二月镇反，都表现出他们对于文革的抵制、抗衡态度。杨成武当时担任着中央军委常委兼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等重要领导职务，处于他们之间。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以他所处的位置及其职责所系，一旦处置不慎，就会酿成他倒台的严重后果。

其一，杨成武与军队其他老帅关系密切。

一般来说，杨成武作为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事组组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代总参谋长，从他的履历及其所处位置上来说，与军队其他老帅进行接触，沟通联系，征求意见，上传下达，做好统筹工作，是职责所系，从组织程序上来说，本来是无可厚非的。这里的问题是，当这些军队其他老帅与毛泽东、林彪意见一致、支持文革的时候，倒也没有什么。但是，当他们与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出现意见分歧，特别是对于文革表现出抵制、抗衡态度的时候，杨成武在这种情况下持什么样的态度，就成为影响其政治命运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了。

我们注意到，杨成武是出身于华北军区的高级领导干部，聂荣臻是他的老首长。由于这层关系，不论是在过去的隶属关系还是情感上，他与聂荣臻都是存在着密切联系的。同时，在罗瑞卿倒台后，是叶剑英向毛泽东建议杨成武接任总参谋长职务的。

在一次会议上，叶剑英向毛泽东建议由杨成武担任总参谋长，毛泽东同意后征求林彪意见时，林彪说，还是先担任代总长好，看一段时间再说。

很快，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及叶剑英等几位领导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上，决定由杨成武担任代总参谋长。

会上，杨成武推辞道：“我的能力不够，难以胜任。最好由叶帅兼任总长。”

中央领导同志说：“就这样定了，主席已经同意，不变了。”

杨成武说：“如果非要我来代，那就把我原先分管作战的一摊子工作交给王尚荣，建议提他当副总长。”

刘少奇表示原则上同意，命令以后再下。

回到北京后，杨成武还是觉得自己不适宜担任代总长，又给军委和中央写了报告，希望叶剑英兼任总参谋长，自己给叶剑英当助手。这个报告送到时任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的手里便被扣住了。叶剑英把杨成武找去说：“你的报告，我不同意送，叫你当代总长，这是中央决定的，你就不要再推辞了。”[29]

从中可以看到，是叶剑英向毛泽东建议杨成武担任总参谋长的。但是，在毛泽东征求林彪意见时，林彪虽然没有直接反对，但是从他说的让杨成武担任代总参谋长的话来看，林彪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对此持保留意见的。这种保留意见，到底是林彪鉴于罗瑞卿的教训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要观察杨成武对于治军及文革的真实态度后再作出决定，还是有着个人企图，看一看杨成武是否听话，为己所用呢?令人深思。

我们知道，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青海发生了二二三事件。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命令部队开枪打死打伤红卫兵数百人，造成了严重后果。而这个事件却得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支持。二月二十三日，叶剑英听了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的电话汇报后，对他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30]这种状况却引起了林彪的强烈不满。鉴于叶剑英在二二三事件中的表现，林彪气呼呼地对杨成武说：“今后，军委的文件，不要再送叶帅了。”

看到林彪的语气很强硬，杨成武只好说：“他是军委秘书长，又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不送他合适吗?……”

“不叫你送，你就不要送。”林彪拖着湖北腔，甩手走了。

夜晚，杨成武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见他闷闷不乐，先开口问：“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了?”

杨成武把林彪的指示告诉了周恩来，说：“总理啊，你说这叫我怎么办?”

周恩来思忖了一阵，说：“这样吧，你把那些无关紧要的文件，比如五一节、卫生工作之类的东西扣下来，重要的文件还要送。”

杨成武一下子明白了，文件照送，但留下一些无关紧要的，林彪查问下来，也好有所交代。他觉得还是周恩来有应付他们的策略。

事情就这么办了。过了些时候，杨成武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叶剑英。

叶剑英虽然很气愤，还是说：“好，好，就照总理的指示去办。”

大概也就是在这之后，有一天，陈士榘到毛家湾向林彪汇报国防工程的情况后，提出：“向杨代总长汇报一下。”

林彪不满意地说：“杨成武不懂军事，不要向他汇报。”

当时陈士榘感到非常震惊，第一次觉得杨成武也处在某种危险之中。[31]

我们注意到，在对待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镇压红卫兵的问题上，叶剑英和林彪是存在不同意见的。林彪要求杨成武停发叶剑英的文件，实际上就是对于叶剑英支持赵永夫的行动从组织程序上采取的一种处理措施。但是，却遭到了杨成武的抵制，还要为此进行辩解，结果惹怒了林彪，致使林彪甩袖而去。最后，是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杨成武才将这件事敷衍了过去。

从这件事上可以反映出杨成武对待叶剑英和林彪的不同态度。从资料中还可以看到，当时林彪、中央文革小组要杨成武对几位老帅停发文件，杨成武也一直没有照办，按照规定照旧发出。[32]这种行为客观上折射出他对于文革持什么样的态度。从这件事上看，杨成武是不是执行林彪作出的决定，不仅是对于他和林彪之间关系的考量，也是对于他是否遵循军内组织程序的考验，同时还反映出他对于文革的真实态度。具体说来，就是是不是听林彪的话，是不是服从军委的纪律，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来对待文革的。这几个问题虽然表现不同，却是存在着密切联系的。这也就难免造成林彪对于杨成武言论的气愤了。至于他对于陈士榘说的杨成武不懂军事的话，虽然是气愤之言，却也反映出他对于杨成武的不满业已溢于言表了。

是否停发叶剑英及其他几位老帅的文件，不过是杨成武与林彪之间关系出现分歧和矛盾的表现，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还表现在其它方面。在处理林彪与军队老帅以及老干部的关系上，杨成武后来在回忆中也吞吞吐吐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担任代总参谋长后，在对待老干部、老帅的问题上，林彪觉察出我并不是‘忠实’地执行他的指示，在陪同毛泽东视察的日子里，我对林彪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冷淡’。林彪已经感觉到需要对我采取措施了，于是，厄运在朝我一步步逼近。”[33]

从杨成武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在对待老干部、老帅的问题上，他没有“忠实”执行林彪的指示，而且还对林彪采取了某种程度上的“冷淡”。这种“忠实”和“冷淡”并不仅仅是杨成武是否听林彪话的问题，而是还反映出他对于文革的态度问题。在林彪执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而这些人对于文革表现出抵制、抗衡态度的时候，处于军队要害位置上的杨成武，却没有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在组织程序上处理好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反而还对林彪表现出“冷淡”的态度，刻意疏远林彪，甚至不顾林彪的招呼，执意这样做。这样就不能不使林彪对他产生意见了。

值得注意的是，杨成武在回忆中往往侧重于说林彪要把他变成林彪自己的人，而淡化林彪与军队其他老帅在文革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时候，他作为军队要害部门的领导人在其中所持的态度，特别是这种态度对文革的发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样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掩盖了他与林彪发生分歧和矛盾的真实原因。比如，他后来就曾经说过：“也有人说，从我担任代总长的职务以来，林彪就开始观察我、‘考验’我。这种观察和‘考验’进行得很神秘，我毫无察觉。据说代总长的‘代’字，就是林彪决定的。其目的，就是要看我能不能成为他的人。”[34]

从这里可以看到，杨成武强调了林彪的“观察”和“考验”就是要看一看杨成武是不是他的人，让他担任代总长也具有这方面的意思。而对于林彪与军队其他老帅在文革中的不同态度，杨成武在这种不同态度中站在哪一方，以及这种不同态度会对文革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则是采取了淡化处理的方式。

当然，杨成武在处理林彪指示的时候，是要将林彪的个人意见与他作为军委副主席下达的指示区分开来的。也就是说，哪此事是林彪个人在拉他，希望他成为自己的人，那些事是从文革发展要求出发作出的决定。客观地说，两者常常是混在一起的，要区分起来确实比较困难。从杨成武来说，既要拒绝林彪个人对于他的拉拢行为，又要执行林彪关于支持文革的决定，小心翼翼地将两者区分开来，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他处于军队要害位置上的生存之道。他的倒台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拒绝了林彪的拉拢，而是他在林彪与军队其他老帅、老干部在文革问题上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时候，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比如，在对叶剑英停发文件的问题上就是这样。我们在分析杨成武的问题的时候，要把林彪基于个人利益而采取的行动，与林彪作为军委副主席从文革发展要求出发作出的指示区分开来。这样我们既便于从杨成武违背林彪关于文革的指示中发现他倒台的真实原因，又可以洞悉林彪在文革发展名义下所隐藏的谋求个人利益的企图，以及后来林彪集团(黄、吴、李、邱、叶)形成的滥觞，从而对于杨成武与林彪关系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其二，杨成武与林彪的关系变化。

我们知道，林彪对于杨成武担任总长是持保留态度的。杨成武在叶剑英向毛泽东推荐后，没有被任命为总长而是担任了代总长，就是这样确定下来的。杨成武担任代总长以后，他与林彪的关系经历过一个复杂、曲折的演变过程，最终导致了他们之间分歧和矛盾的激化。杨成武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倒台的。

杨成武和林彪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在文革发展方面的分歧和矛盾，这包括杨成武处理林彪与军队老帅之间的关系等等;一是林彪要使杨成武就范，听命于他，成为他小圈子中的人所产生的分歧和矛盾。概括说来，就是工作、认识与个人利益上的分歧和矛盾纠葛在一起，使得他们之间关系的发展扑朔迷离，曲折多变，最终在斗争中走向了白热化。

下面我们来分析杨成武与林彪关系变化中的几个事件，以此来对他们之间关系的恶化作出说明。

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谈到他陪同毛泽东外出视察期间向林彪汇报时的情况。他说：

“七二〇”事件之后，毛泽东在上海又提出“王、关、戚”的问题，让我专程飞回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并请他立即处理。我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又叫我去向林彪汇报毛泽东的决定。

我说：“在上海，毛主席特意交代，让我只单独向您一人汇报，并让我转告您，这件事由您一个人单独处理。”

周恩来说：“这样大的事情，事先不让林副主席知道不好。回去对主席讲时，说是我让你向林副主席通报的。”

当时，林彪正在北戴河休养，我一下飞机就到了林彪的别墅。在走廊里，叶群再次问我(在北京时曾问过一次)：“你随主席出去，主席讲过哪几位的话(指对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的评价)，讲没讲林总的什么话?讲没讲过我呢?”

我只能告诉她，毛泽东没有讲过。叶群脸上露出不悦之色。不久之后，林彪便说：“杨成武封锁我，他跟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个月不向我汇报。”

毛泽东是讲过一些林彪的话。比如在上海时，毛泽东曾批评林彪提出“四个伟大”的头衔等问题。毛泽东问：“谁封我四个官啊?”并指出报纸上林彪题写的“四个伟大”说：“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是不高兴。我只是一个小学教员嘛，就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有什么办法，他们就是到处搞这一套。”“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马列主义万岁!”但是毛泽东又没有授命我向他传达，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我怎么好随便说呢?

林彪这个人疑心特别大。我跟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期间，他总怀疑毛泽东会说他一些什么话。记得有一次毛泽东讲起长征，并问我知道不知道有个会理会议。我说知道，但会议内容不太清楚。他就讲了遵义会议后不久，林彪曾写信给中央，要求他和三人军事小组下台，由彭德怀出任军事总指挥。所以才召开会理会议批判了林彪，保证了党内、军内的稳定，并进一步肯定了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

同时，林彪也怀疑我在毛泽东面前讲了他什么话，其实这是毫无根据的随意猜测。他到处散布说：“杨成武从上海回来以后骄傲了，目中无人了，看不起我了。”又说：“吴法宪得心应手。”这样，空军就有人提出：“空军有吴司令，大树底下好乘凉。”我对吴法宪说：“大树底下好乘凉这句话，只有称毛主席才能这样讲。”林彪在“三二四”讲话中反咬一口，说杨成武反对大树底下好乘凉，是反对毛泽东。

见到林彪之后，他冷冰冰地说：“有什么话说吧。”

我详细地汇报了毛泽东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处理情况。

林彪只是微微地点了个头。

我问：“林副主席有什么指示吗?”

“没有了。”同样冰冷的语调。

我只好从林彪的卧室走出来，虽然是盛夏，我却感到周身一股凉气。[35]

从杨成武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叶群曾两次向杨成武发问，毛泽东讲过几位军队其他几位老帅、林彪和她的话没有?杨成武都是守口如瓶，以没有讲过予以婉拒了。这不仅引起了叶群的不满，同样也引起了林彪的不满。后来，林彪以杨成武随主席巡视三个月不向他汇报工作为由，说杨成武骄傲了，目中无人了，对杨成武提出了批评。这里有一个问题，林彪的批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杨成武是不是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呢?

从一些资料中还可以看到，杨成武陪同毛泽东视察返京后，就把毛泽东在外地的谈话向几位老帅作了传达，但没有告诉林彪。叶群多次追问毛主席对林副主席怎样评价，杨成武也一直回避着没有回答。林彪、中央文革小组要杨成武对几位老帅停发文件，杨成武也一直没有照办，按照规定照旧发出。[36]

杨成武将毛泽东的谈话向几位老帅作了传达，却没有告诉林彪，甚至在叶群多次追问的情况下，也没有做出相应的回应。不论从组织程序上，还是林彪和几位老帅在党内、军内的地位及其对于文革的态度上，这样做都是没有道理的。他没有及时停发几位老帅的文件，也会影响到他与林彪之间关系的变化。从林彪与几位老帅对于文革的态度，以及杨成武向几位老帅报告毛泽东的谈话而没有及时向林彪汇报来看，反映出杨成武对于他们双方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这种不同态度又进一步透射出杨成武在文革发展上的价值取向。这会严重影响到他和林彪之间关系的变化。

本来，杨成武这次随毛泽东外出巡视既是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也是担任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联络员。[37]虽然杨成武在回忆录中强调说，当时是毛泽东要他向周恩来一人汇报的，但是，从当时林彪在党内、军内所处的地位以及毛泽东对于林彪的信任程度上来看，杨成武也是有责任向林彪予以汇报的。即便毛泽东没有提出要他向林彪汇报，杨成武也应该向毛泽东请示是否向林彪汇报以及向林彪汇报什么，以便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及时通报给林彪，沟通党内一、二把手之间的联系。这也是他当时的职责所系。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他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比如，解决王、关、戚的问题，还是周恩来向杨成武提醒以后，杨成武才赶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的。从杨成武的回忆看，林彪对于他的到来是冷淡的。

当然，话又说回来，杨成武确实也有为难之处。毛泽东在谈话中批评了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在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的情况下，他是不便于将毛泽东批评林彪的话告诉林彪的。否则的话，一旦处置不慎，就会给人造成在两位中央领导人之间挑拨离间、鼓动是非的印象。这是在中央领导人之间制造分裂，责任可不小。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他确有为难之处。特别是这个时候毛泽东和林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如何处理七二〇事件、“揪军内一小撮”上出现了分歧，毛泽东主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要搞好，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杨成武致祝酒词。[38]同时，毛泽东还否决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在林彪送审的文件上划掉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字样，并批示“不用”，退回了林彪办公室。[39]在这种情况下，杨成武不论是面对叶群追问还是向林彪汇报工作都会持更为谨慎的态度，他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难度显然进一步增大了。

当毛泽东和林彪在文革发展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时候，杨成武当然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行事的。军队几位老帅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就是杨成武传达毛泽东的意见，由周恩来具体安排的。在这方面，林彪是不会没有想法的。这些问题的出现再与杨成武没有及时向林彪汇报工作联系起来，就使得林彪与杨成武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他们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林彪还向杨成武征求对于黄永胜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意见，杨成武作出了否定性的回答。

一九六七年夏天，林彪提出要黄永胜当总政治部主任，问杨成武有什么意见。杨成武说：“林总，这恐怕不合适。第一他从来没有做过政治工作，这点你清楚。再就是他生活作风上不检点，名声不好。”林彪说他要报告毛泽东。南巡时，毛泽东对杨成武说，林彪提出要黄永胜当总政治部主任，我没有同意，连黄永胜这个人过去我都不认识。杨成武说，黄永胜长征前当过总部特务营营长，在晋察冀当过分区司令员，因生活作风不检点，受到聂荣臻的严肃批评，但他并没有接受教训。[40]

黄永胜是出身于四野的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和杨成武一样在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们两人斗争的资历、履历相似。抗日战争时期，他们都是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的部下。抗战结束后，黄永胜到了东北成为林彪的部下，杨成武仍然在聂荣臻的领导下进行解放战争。应该说，两人是相知甚深的。在林彪向杨成武征求意见时，杨成武以黄永胜没有做好政治工作和生活作风不检点为由，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他没有考虑林彪个人的好恶，而是根据自己的观察、总政领导的职责要求，率直地作出了回答。这种刚直不阿的行为是应该肯定的。尽管这样，林彪还是向毛泽东提出了建议，当时不过是没有被毛泽东接受罢了。从这里可以看到，在人事任命上，杨成武与林彪是存在不同意见的。杨成武没有考虑林彪个人的感受就率直提出个人的看法，不会不对他们之间关系的发展产生影响。

杨成武与林彪出现了分歧和矛盾，叶群在电话中对杨成武提出过警告，希望他好自为知之，杨成武后来回忆道：

其实，在这之前(指林彪让叶群写证明材料——引者注)，叶群打给我的一次电话中，已经有些摊牌的味道了，她告诉我说：“101讲，杨成武封锁我!”

我只好解释说：“林总误会了，对于林总的指示，我是认真执行的。”

“那在北戴河的事怎么解释?”

我知道这是指叶群问我，毛泽东讲过林彪的什么话那件事。是啊，我是无法解释的，因为这涉及到毛泽东。事后我才知道那时我正夹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处在他们之间危险的夹缝中。

接着，叶群再次对我提到罗瑞卿，不过这次又加上了我。她说：“你不要忘记罗长子也是101的老部下，我已经几次劝101，说杨成武是你的老部下，说过你的许多好话，还写过你怎样教他当师长的文章。可是，101讲，靠山头不行，要靠人。好话讲得再多也没有用，从一滴血能看到他的全身。”

放下电话，我出了一身冷汗。我坐在那里，心想，但愿这不是什么信号，而是对我没有把毛泽东的话，告诉他们的一种报复。[41]

从中可以看到，林彪、叶群对于杨成武没有及时向林彪汇报工作仍然是耿耿于怀的，于是叶群才向杨成武发出了警告。同时，她还以罗瑞卿倒台为例，劝告杨成武要注意处理好与林彪的关系，不要重蹈罗瑞卿的覆辙。杨成武接了叶群警告性的电话后惴惴不安，特别是以前粟裕、黄克诚、罗瑞卿几位总长先后倒台的例子如在眼前，更让他生忧。他觉得和林彪之间的关系处在风险之中。

这个时候又一个问题摆在了杨成武的面前，让他为叶群写证明材料。对此，杨成武后来回忆道：

1968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叶群电话通知我，马上到林彪住地，有要紧的事情。

我惴惴不安地来到毛家湾，走进客厅，林彪和叶群又一反常态，非常热情，又是让座，又是端茶。我预感到这很可能是不祥之兆。

林彪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亲切地说：“成武同志，今天找你来，不是什么大事。”

他看了叶群一眼，说：“最近有人写信，说叶群是假党员，还参加过国民党，这都是造谣诬蔑。现在，不少当事人都写了证明材料，都证明她没有问题。可是他们的职位不够高，影响不够大。你是军委常委、代总长，军委办公厅主任，是她的直接领导，所以需要你写个证明材料。现在就缺个主要领导同志的证明……”

现在让我写证明，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解放前我根本不认识叶群。1960年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叫我证明叶群在1936年以前的情况，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我沉思了一阵，对林彪说：“林总，我和她，认识得很晚，这你是知道的。1936年我在‘红大’，这个你知道。她在天津、北京。我写不好。别人写了证明就行了吧。”

林彪站起来，走了两步，说：“吴法宪写了，你也写一个吧。”

这完全是摊牌。难道一纸假证明，对于他们就那么重要吗?还是他们有别的意图。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答应林彪吧，那就违背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完全是昧着良心，为人作假证，决不能干。不答应吧，林彪在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得罪了他，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冷静了一下，决定来个缓兵之计。说：“林总，别人说叶群什么，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让我先看看材料再说。”

这时，林彪的脸色骤变，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这场面太尴尬了，足有40多平方米的大客厅里，空气凝固了，一切都像是死的。

总不能这样呆下去，我问：“林总还有什么指示吗?”

“没有了。”林彪一摆手，下了逐客令。

我便起身告辞了。

有人说，这是林彪对我的最后考验。[42]

从中可以看到，当林彪让杨成武为叶群写证明材料的时候，杨成武对此予以了婉拒。有人说，这是林彪对他的最后考验。从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初，而三月下旬杨成武就被打倒来看，两者之间似乎存在因果关系。但是，这也仅仅是从林彪与杨成武个人关系上来进行分析的，而忽视了杨成武在处理林彪与军队其他老帅以及对待文革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样就不仅将他倒台的复杂原因简单化了，还会隐蔽导致他倒台的真实原因。

在这件事上，吴法宪写了证明材料，而杨成武与林彪在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分歧和矛盾，但是面对林彪的威势，杨成武仍然没有屈服，而是在讲出自己的意见后予以了婉拒。这是应该肯定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使他没有卷入后来的林彪集团，而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后得以恢复名誉，重新出来工作。但是，杨成武当时这样做无疑会进一步加深他与林彪的矛盾，对于杨、余、傅事件的发生会起到催化的作用。 从中可以看到，杨成武与林彪关系的变化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他们之间关系的变化，既有文革发展方面的分歧和矛盾(比如处理林彪与军队其他老帅之间的关系，及时向林彪请示、汇报等等)，也有林彪个人为了拉拢杨成武所采取的行动。两者往往又是纠葛在一起的。这样就使得他们之间关系的演变呈现出复杂性。

杨成武没有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及时向林彪汇报，在叶群问起的时候仍然支支吾吾，最后还是在周恩来的提示下才向林彪进行汇报的。从这方面来说，他确实存在着失误。尽管毛泽东告诉他只向周恩来一人汇报，但是从当时毛、林之间的关系以及林彪所处的地位来说，毛泽东的指示、谈话应该及时向林彪通报。这是符合组织程序的。即便毛泽东没有明示，杨成武也是应该及时请示毛泽东是否要这样做以及应该如何做，但是在这方面他却没有什么作为。这是令人遗憾的。林彪后来说杨成武三个月不向他汇报工作，也并非是无中生有的。况且，当时他在没有向林彪及时通报毛泽东谈话的情况下，反而向其他几位老帅通报了情况。这种行为不管当时林彪是否知道，却是反映出杨成武对待林彪和其他几位老帅以及文革的不同态度。

当然，在毛泽东与林彪在文革发展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特别是对于林彪鼓吹个人崇拜、“揪军内一小撮”表示不满的时候，处于联络员地位的杨成武，也确实存在为难之处。这是不难理解的。总的来说，林彪与杨成武之间的关系是在不断激化，而造成激化的原因又是复杂的。这种状况的发展，最终构成杨、余、傅事件的重要背景。

其三，关于“大树特树”的文章。

由杨成武署名的“大树特树”的文章，是指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文。[43]这篇文章尽管从起草、修改特别是署名上经历了一番周折，但是该文毕竟是由杨成武署名的，因而在发表后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入，杨成武逐渐处于被动地位。

这篇论述领袖权威的文章，最初是刚刚成立的军委办事组下达写作任务后，由总参谋部政治部组织人撰写的。文章草拟后，总参谋部党委副书记李天佑、王新亭先后召开会议，讨论、修改了三次，定稿打印后，由秘书朱欣送到上海，交杨成武审阅。这时，文章的署名是总参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标题也不是什么“大树特树”。

当时，杨成武就在毛泽东身边。他想，既然是谈领袖权威的文章，还是呈送毛泽东阅示比较妥当。于是，他就在该文标题的空白处，写了一句话：“主席：这是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写的一篇文章，请您暇时一阅，并给指示。”

三四天以后，毛泽东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从楼上下来，把稿子退还给杨成武，上面有毛泽东的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吴旭君还悄悄告诉杨成武，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44]

我们看到，这篇由总参政治部起草的论领袖权威的文章送交杨成武后，杨成武没有什么把握，

就趁着陪同毛泽东外出视察的机会，将文章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这篇吹捧的文章并不感兴趣，只是翻了翻，也没有看内容，就批送陈伯达、姚文元处理了。

陈伯达他们收到这篇文章后，是如何进行处理的呢?

九月下旬，杨成武陪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一天，陈伯达打电话给杨成武：“杨代总长，我是陈伯达，总参写的那篇文章我已看过，也修改过了，认为应该用你的名义发表。”

杨成武回答说：“不行。文章不是我写的，我也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怎么能用我的名义发表呢?”

陈伯达说：“用领导同志的名义发表署名文章，比用‘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力量得多。”

“伯达同志，你是理论权威，又修改过这篇文章，用你的名义发表不是更有力量吗?”杨成武推脱说。

“那可不一样，你是代总参谋长，用你的名义代表军队。”陈伯达又一次说道。

“用总参谋部或军委的名义发表，不是更有力吗!”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只好改口说：“那就再研究研究吧。”[45]

从中可以看到，陈伯达收到毛泽东让他处理的这篇文章后，进行了修改，而后建议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的。这究竟是他个人的想法，为了提高文章的影响力才这样做的呢，还是受人之托才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亦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尚待进一步的考证。在杨成武推脱之后，陈伯达也只好说研究研究再说吧。但是，令杨成武没有想到的是，陈伯达把这个事反映到了林彪那里，以林彪的声望来让杨成武同意署名发表这篇文章。

几天之后，叶群又给杨成武打来电话，她先寒暄了几句，然后说：“101(林彪的代号——引者注)让我给你打个电话，说说那篇文章的事。”

杨成武没有想到陈伯达会把文章的事报告林彪，便问：“什么文章?”

“你们总参写的那篇。陈伯达给 101 打来电话，说稿子他看了并作了修改，现在送到我们这里来了。”又说：“我们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为好。”

“谁的意见?”杨成武问叶群。

“101的意见，用你的名义发表。”叶群回答时说得很肯定，让杨成武感到没有商量的余地。

杨成武觉得很难办。陈伯达与他没有讲通，又推到林彪那里。而林彪的话对他来说就是命令，他是不能直接回绝的，于是就换了一种方式，对叶群说：“不行啊!文章引用了那么多马克思、列宁的话，我都不懂，请你报告林副主席，还是不要用我的名义发表好。”

过了一会儿，叶群又来电话，说：“请示了101，101说就这么定了，以杨的名义发表，

杨是代总长，身份合适。”

“文章林总看了没有?”

叶群对杨成武提的问题，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101 讲了，党组织有权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并说：“‘大树特树’的提法没有问题，101在‘八九’讲话中讲了，《红旗》第13期社论提了，8月2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的标题也用了，10月1日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也有论述。”

听叶群这么一讲，杨成武感到已经很难推辞了，但仍表示：“文章不是我写的，我没有时间仔细研究，而用我的名义发表这总不太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党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可多啦!101 讲，在延安时，西北高干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并不是谭政写的，不是用他的名字发表的嘛!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修改的，不是用江华的名义发表了嘛!还有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篇讲话，不是用陆定一的名义发表的嘛!”林彪的这些话，并不能说服杨成武，他还想推脱，又说：“文章不是我写的，我对理论又是外行的，用我的名义发表出去，我总觉得……”

还没等杨成武把话说完，叶群就以命令的口气说：“定了。101讲，就这样定了。”说完就挂上了电话。[46]

我们看到，陈伯达在没有说通杨成武的情况下，将这件事报告了林彪。叶群打电话给杨成武传达林彪的指令，在杨成武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她还引用了党史上的一些事例来说明以杨成武名义发表文章的可行性，又说文章的提法没有问题。在杨成武推脱的情况下，叶群最后是用命令的口气重申了林彪的这个指令。

以上资料表明，杨成武是在林彪的指令下才不得不同意署名发表这篇文章的。从中可以看到，杨成武之所以不愿意在这篇文章上署名，以他的名义发表，并不是他看出这篇文章有什么问题，而是他自认为理论水平不高，对文章所论述的问题拿不准，又不是自己起草的文章，才予以推辞的。当然，可能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后，虽然毛泽东没有在指示中对这篇文章明确表明态度，但是在吴旭君悄悄告诉他毛泽东关于这篇文章“尽是吹我的”言论中，感觉到毛泽东对于这篇文章并不满意。同时，从这个时期毛泽东对于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批评中，也进一步了解到毛泽东的态度。因为毛泽东九月九日在上海虹桥宾馆与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时就对林彪的八月九日讲话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说：林彪同志的八月九日讲话我看了，他讲的两点(即林彪说：“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毛年谱编者注)，头一点不能强调，强调将来你们要吃亏的。[47]九月二十日晚上，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曾思玉、刘丰等人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参加。毛泽东说：现在，搞了什么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搞那么多官衔干什么?我姓毛，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就行了。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48]杨成武陪同毛泽东外出视察，亲临了毛泽东反对个人崇拜的这些谈话，自然对于这篇文章保持了慎重的态度。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在确定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这篇文章后，杨成武又召集文章起草人和其他领导同志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修改，反复核对引用的材料，在确定没有出入后才予以发表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却也导致了毛泽东对于这篇文章的严厉批评。

杨成武后来回忆道：

以我的名义发表这篇文章的事，就这样被林彪定下来了。可是，我心里觉得没有把握。于是，我召集起草文章的同志和总参政治部负责人与王新亭、李天佑一起，在三座门开了个会。我对他们说：“你们知道，文章不是我写的，我不同意用我的名字发表，但林副主席一定要以我的名义发表。你们这些同志都是秀才，要好好把关。文章里引用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话，要好好地核对，不能搞错了，引文一定要准确。”

起草小组的同志经再三核对后又将文章报送陈伯达、姚文元，由他们最后审定。11 月3日，即以《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题目发表了。这篇长篇理论文章，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篇文章的标题，原来不是“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什么时候改成“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我也不知道，但据了解，这篇文章转到林彪那里时，题目已是“大树特树”了，因为叶群在电话中提到“大树特树”，并说这种提法已在报刊上出现过多次，没有什么问题。

两天之后，即11月5日，毛泽东找康生和我在人民大会堂谈工作时，提到这篇文章。他说：“成武，用你名字发表的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没有看内容。从标题看，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又指指我说：“不是你的事。”

毛泽东虽然没有批评我，但文章署的是我的名字，后来又知道标题改成“大树特树”、“绝对权威”，自己竟没有看出问题来，心里顿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内疚。

康生和我将毛泽东的指示，向出席“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的人作了传达。会上我作了自我批评：“文章虽然不是我写的，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甚至连标题就有错误也没有发现，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主要负责人，应该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埋头在工作中，对这样的重大理论问题了解太少，我应该作自我批评。……”

散会后，陈伯达连连拱手，向我表示歉意：“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给你做错了一件事。”[49]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杨成武署名的这篇“大树特树”的文章发表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从标题看就是错误的，形而上学的。从毛泽东的话来看，他知道这个责任主要在陈伯达，与杨成武并没有什么关系。事后，杨成武、康生将毛泽东的谈话向中央文革碰头会作了传达，杨成武还作了自我批评。陈伯达也在会后向杨成武道了歉。

这个时候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上报中央的一个文件中又进一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批评和说明。

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的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的批语和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报告。[50]

毛泽东对于中共湖南省委上报中央的文件中“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提法，不仅表达了反对态度，还从哲学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说明。他的批示在经过中央领导人传阅以后以中央文件下发，鲜明地表明了毛泽东、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后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对于这个问题又对陈伯达进行了严厉批评。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再次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毛泽东说：“书越读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这不是整杨成武吗!我只看了标题，没有看内容。你(指陈)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的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杀人的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陈伯达被毛泽东批评得低着头，一动也不动。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六时，在怀仁堂参加 “中央文革”的“天天读”时，汪东兴又传达了毛泽东有关此事的一些指示，毛泽东说：“不怪湖南嘛!湖南是个引子，也不是成武同志的问题。特别不是成武同志的事。……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现在看30本书。不要专吃青白菜，要吃点杂花菜，看点马列主义，时间还是有的。……”

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通知，转发毛泽东对湖南省报告的批示，希望各省市“认真学习，坚决照办”。

看到中央通知和毛泽东的文字批示后，杨成武越发感到那篇文章错误的严重性，心情也更加沉重。因此，向周恩来建议，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避免再提出这类的口号，犯同样的错误，是否可以将毛泽东的指示，向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军队和各省市负责同志传达一下。

周恩来听后说：“好，就由你去传达。”

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十时三十分，杨成武赶往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向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以及《解放军报》主要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对“大树特树”和“绝对权威”问题的几次批示。[51]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不仅批评了陈伯达，汪东兴也进一步传达了毛泽东有关此事的一些指示。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多次批评陈伯达，说这是陈伯达的问题，杨成武没有责任。但是，杨成武对此还是压力很大的。因为这篇文章毕竟是以他的名义发表的，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虽然毛泽东没有批评杨成武，但是杨成武却感受到自己应负的责任。经请示周恩来同意后，杨成武就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以及《解放军报)主要负责人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大树特树”和“绝对权威”问题的几次批示。

这个问题到这个时候似乎告一段落了，但是，后来在杨、余、傅事件发生后，却又被翻了出来。从杨成武的回忆看，本来他就不愿意署名发表这篇文章。毛泽东也几次说这件事与杨成武无关，而是陈伯达搞的。那么，为什么这件事后来又被弄出来作为杨成武的一个错误了呢?

其实，杨成武在这篇文章上的署名，以及毛泽东对于陈伯达的批评，说杨成武没有责任，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讲过的。不论是汪东兴还是杨成武在传达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批示和谈话的时候，从维护高层领导的团结及一些负责人的威信上考虑，他们只是正面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和谈话，而对于毛泽东批评陈伯达，说杨成武没有问题，以及陈伯达、杨成武在这篇文章发表上的责任区分问题，就予以隐晦了。对于杨成武来说，由于涉及到他自己，更是不便于讲清这个问题的。这样一般人就不知道毛泽东对于这件事的批评，以及陈、杨两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责任问题。他们只是觉得以杨成武名义发表的这篇文章是与毛泽东的几次批示和谈话相抵触的。于是在杨成武倒台时，有人就把这篇文章作为打倒杨成武的利器拿出来，攻击杨成武违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比如，林彪在三月二十四日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的讲话中就是这样。这篇文章从起草到杨成武署名后才发表的原因虽然比较复杂，但是在杨成武倒台中确实起到了落井下石的作用。

其四，关于杨成武问题的小结。

杨成武的问题，表现在如何处理林彪与军队其他老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在发表“大树特树”的文章上的问题。“大树特树”的文章从发表的流程上来看是分明的，毛泽东也是知道其中原委的。只是批评了陈伯达，而没有批评杨成武，后来毛泽东又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予以了解释和说明。应该说，这个问题是清楚的。只不过在杨成武的问题出现后，才把它作为打击杨成武的利器拿出来了。因而我们认为这篇文章在杨成武倒台中只是起到了辅助性的作用。

杨成武作为军委工作的具体负责人，要处理好林彪与其他军队老帅之间的关系。在他们关系融洽的情况下，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特别是随着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军队实行“三支两军”，二月逆流、二月镇反这些镇压造反派的事件在各地发生的时候，林彪与军队其他老帅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就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当时，林彪是坚定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而且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实际上处于接班人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当林彪与其他军队老帅在文革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时候，一般来说，不论是从文革信念和组织程序上来说，毛泽东都是支持林彪的。杨成武作为军委内部负责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又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就要紧跟毛泽东的文革步伐，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来行事。这个时候杨成武在毛泽东、林彪与军队其他老帅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中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实质上也就反映出他对于文革的态度。这种态度成为决定他政治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因素。可惜的是，从他所处的位置及其行事上来看，并没有引起他的高度重视，及时采取有力的措施来校正自己的行为，而是游荡在他们中间，还与军队其他老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究竟是他认识上的局限，还是立场使然，不能不引起林彪乃至毛泽东的警觉。这样也就埋下了他后来倒台的严重隐患。

杨成武在回忆中对于他在林彪与军队其他老帅之间文革上的分歧和矛盾往往采取回避、淡化的方式，而是在林彪多次要拉拢他，要他成为自己小集团的成员上，不惜笔墨，作了多次陈述。这样就会避重就轻，掩盖事实真相。林彪存在不存在拉拢杨成武的行为呢，从后来林彪集团的形成及其发展上来看，当然是存在这个问题的，并没有什么疑问。杨成武在林彪拉拢他的时候，能够坚持原则性，没有上当，没有成为林彪集团的成员。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同时，我们不能因为他对于林彪的个人拉拢坚持了原则性，就忽视他执行林彪关于文革的指示及其在文革上存在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他们之间关系的时候，把林彪作为党中央、中央军委副主席对杨成武下达的关于文革的指示及关心，与林彪个人为了私利对杨成武进行的拉拢区分开来，深入分析他与林彪之间关系的变化，准确界定这种变化在杨成武倒台中的作用。同时，再进一步将研究的视角扩大到林彪与军队其他老帅、老干部在文革的分歧上，并与杨成武在其中的态度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对于杨成武的倒台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进一步探究他倒台的真实原因。

4)关于余立金的问题。

余立金的问题，一是在若干问题上，他与杨成武站在了一起，给人造成了所谓朋党的嫌疑;二是他的历史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叛徒问题。

余立金和杨成武当时是一起陪同毛泽东外出视察的。他回到北京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要他传达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却遭到了他的婉拒。这对他们之间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一九六七年八一节前夕，余立金从上海飞回北京，向周恩来报告有关毛泽东的行止。余立金刚刚到家，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就来了，他对余立金说：“你休息一下，咱们去司令部会议室吧。”

余立金问：“吴司令，有事情吗?”

“也没啥大事情。你跟随毛主席出去视察，有什么最新最高指示，给我们传达传达。”

余立金这才明白吴法宪的来意。可是，自己没有任何传达任务，这是周恩来关照过的。

余立金说道：“我回来，只是向总理报告有关情况，没有传达任务。再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很快就要传达了。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听了余立金的解释，吴法宪说：“是这样吗?那就算了。”

说完，吴法宪就离开了余立金的家。

可是时间不长，吴法宪又打来了电话。他说：“余政委，我从你那里回来，见到几个常委，他们说:‘一定得请余政委给我们传达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精神。余政委是从毛主席身边回来的人，这点要求是可以满足我们的’。”

余立金在电话中说：“吴司令，你跟常委同志们解释解释，我实在是没法汇报，不能汇报。”

“那你可叫常委们失望啰!”吴法宪说完，挂断了电话。

余立金刚刚躺下，电话又来了。

还是吴法宪的声音：“余政委，你还是要到我这里来一趟，我们谈一谈。”余立金没办法，只好起来，走出空军首长住的小院。远远看见路灯下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走到近前，才看见吴法宪站在车子的旁边。

“走吧。”吴法宪说。

“去哪里?”余立金问。

“你不给空军党委常委汇报，给林副主席汇报总是应该的吧。”

吴法宪见余立金迟疑，说：“刚才我和叶主任(叶群)通过电话，她说要我陪你去给林副主席汇报。”

余立金说：“上面规定了，不向任何人汇报。”

吴法宪口气变了：“你对林副主席是什么态度!叶主任要你去汇报都不去。”

余立金只好说：“毛主席那里不让汇报，我们得按主席、总理的指示去办。还是不汇报为好。”

吴法宪看余立金把毛泽东、周恩来抬了出来，就说：“你看着办。反正叶主任叫你去。”

余立金说：“你不能给叶主任解释解释?”

“我反正告诉你了。还是那句话，你看着办。”吴法宪说完就转身钻进车里，一溜烟地走了。[52]

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余立金回家后，吴法宪先后三次要求余立金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最后还是遭到了余立金的婉拒。尤其是最后一次，吴法宪把林彪、叶群搬出来了，余立金仍然严守纪律要求，也没有答应。从这方面来说，余立金是坚守纪律和组织原则的。当时党内、军内在传达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上有严格的规定，吴法宪不会不清楚这一点。既然这样，为什么他在余立金婉拒的情况下，还要接二连三地提出传达的要求呢?这是令人深思的问题。余立金是吴法宪提名担任空军政委的，而且两个人以前相处得也不错。[53]尽管这样，余立金却没有按照吴法宪的要求向他透露毛泽东外出视察时的指示、谈话内容，这会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上投下阴影，进一步影响到他们以后关系的发展。

以上在是否传达毛泽东最新的指示问题上，只是涉及到余立金与吴法宪的关系。下面的资料显示出，在他们两人的分歧上，杨成武卷入进来了，他支持了余立金的观点。

在二月逆流发生后，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写了一篇文章，名为《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

这篇文章是由周宇驰、刘沛丰和林彪的儿子林立果联合执笔的。林立果到空军不久，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

既然是党委调查研究小组写的文章，写好后就要报送空军政委余立金审阅。余立金觉得标题很刺眼，别人还没有这样提过，就把文章送给杨成武看。

杨成武说：“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那毛主席是什么榜样，这样提不大妥当。”

杨成武还对余立金说：“你回去转告吴法宪这样提不好，能不能换个题目。文章的内容我没看。”

余立金同意杨成武的意见，转告吴法宪，谈了杨成武和他的看法。

吴法宪说：“就这样提。”

余立金再次提醒：“这样提不妥当，还是改一改好。”

吴法宪像是有尚方宝剑，说：“你不要管，出了事我负责。”

这篇文章很快发表在五月一日的《人民日报》上，署名是很大的三个楷体字：吴法宪。

事后，杨成武和余立金才知道，这篇文章吴法宪早已送叶群、林彪看过。他们同意这样提。所以吴法宪才敢对杨成武和余立金的意见置之不理。

据说，吴法宪还到叶群那里告了一状，说杨成武反对宣传林副主席。叶群一言未发，只是哼了一声。[54]

我们看到，在周宇驰、李沛丰和林立果撰写的文章上，杨成武、余立金对这篇文章的标题提出了不同意见，而吴法宪却是对这篇文章采取支持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文章经过林彪、叶群肯定以后，就由吴法宪署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事后，吴法宪还向叶群告杨成武的状，说杨成武反对林彪。叶群虽然没有反应，只是哼了一声，但是这件事无疑会加深叶群对杨成武的负面印象，进一步强化林彪、叶群对于杨成武的防范、抵制心理，从而对杨成武与他们以后的相处产生不利的影响。

没过多久，又发生了另一件事，将杨成武、余立金、吴法宪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进一步凸现了出来。

这个时候，空军准备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吴法宪在代表党委所作的发言稿中，使用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这句话，余立金又提出了异议。

余立金把吴法宪的讲话稿送给杨成武。杨成武对余立金说：“你告诉吴司令，这种提法中央从没用过。这样提要慎重，搞不好要犯错误的。”

吴法宪很快把杨成武的原话报告了叶群。第二天，吴法宪又告诉余立金，说：“这种提法，没有什么问题，林副主席都同意了。”[55]

由此我们又看到，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提法上，余立金与吴法宪又发生了分歧。由于这个提法中央以前从没用过，却在一个军种司令员的讲话稿中率先提出来了，杨成武认为要慎重，因为弄不好就会犯政治错误。因而杨成武支持了余立金的看法，而林彪、叶群却是同意吴法宪的提法。这样在余立金与吴法宪分歧的背后，进一步反映出杨成武与林彪、叶群之间的分歧。杨成武、余立金与林彪、叶群、吴法宪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就在这个提法上表现出来了。

余立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历史问题，也就是所谓叛徒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看下面这个资料。

吴法宪回忆说：“她(叶群——引者注)还对我说：‘余立金早就和杨成武串通一气在夺你的权了。许世友不久以前送来一份材料说，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曾经被俘叛变，自首以后才到了上海，是个叛徒。这个材料也送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也知道这件事情。”[56]

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邱会作后来也回忆说：“许世友要北京派专机，说他们从敌伪档案里发现余立金是叛徒，要亲自给主席送材料。”[57]

由于在一些问题上，余立金与杨成武的观点相一致，而与吴法宪的观点不同，他们之间业已出现了裂痕。叶群在给吴法宪敲警钟，说杨成武、余立金在夺吴法宪的权了。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关于余立金的历史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叛徒问题(后来证明这是一个误传)。这个问题并不是一般人反映出来的，而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送来的材料。因而余立金的问题反映上来后，才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在解决杨、余、傅问题的时候，对余立金予以逮捕，做出了严重的处理。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到，余立金在是否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的问题上与吴法宪之间结了怨，在以吴法宪名义发表的文章和空军党委扩大会议讲话稿的提法上，与余立金产生了分歧。杨成武支持余立金的看法，而林彪、叶群则是支持吴法宪的观点。在余立金和吴法宪之间分歧和矛盾的背后，站着杨成武和林彪、叶群。这样就在客观上将他们分化开来，形成杨成武、余立金和林彪、叶群、吴法宪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对于事件发展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余立金的所谓叛徒问题，而这又是涉及政治上是否变节的严重问题。在共产党内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质，第一个是叛徒问题，第二个是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而路线上的斗争充其量则是排在第三位。余立金与杨成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在一些观点上也是一致的，与林彪、叶群、吴法宪之间又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在余立金秘书单世充和杨成武女儿杨毅的问题上，他们之间业已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这些问题结合到一起，就会对余立金的问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5)关于傅崇碧的问题。

文革期间，北京卫戍区既要维护北京市的社会稳定，承担着首都的保障工作，又要按照上级要求对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保护、监护，维护他们的人身安全。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这个时候处在中央、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被冲击的高级领导干部和造反派群众中间，既要按照中央的指示行事，又要履行卫戍区的职能，特别是要处理好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一旦出现失误，就会酿成严重后果。傅崇碧的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傅崇碧的问题具体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保护、监护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问题;二是关于武装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问题;三是如何对待革命群众的问题;四是关于和林彪、谢富治的关系及其变化。这些问题反映出傅崇碧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其一，关于保护、监护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问题。

傅崇碧担任司令员的北京卫戍区，从职能上来说，既要对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保护、监护，防止武斗事件的发生，又要支持造反派的斗争，排除文革发展的阻挠。因而就要对于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予以妥善处理，既不能刻意保护，反对批斗，又不能熟视无睹，放任不管，任凭恶性事件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妥善对待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不仅决定着傅崇碧与林彪、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走向，也反映出他对于文革的立场和态度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如何对待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所产生的分歧和矛盾，就在傅崇碧与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之间产生并蔓延开来。

有一次林彪到京西宾馆讲话，他说对那些老家伙要狠狠“烧一烧”，有些要“烧糊”，有些要“烧焦”，傅崇碧心里想，人一烧焦不就死了吗?傅崇碧回来跟谢富治讲，烧糊了、烧焦了不就烧死了吗?傅崇碧觉得不好理解，问谢富治怎么办?这个时候谢富治也不便于对此表态。

那时候江青、林彪对傅崇碧不满意，是因为傅崇碧对于他们的一些指示，虽然没有公开反对，却总是拖着不予执行。向他们请示少，却与周恩来和几位老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江青曾多次批评傅崇碧“腿懒”，什么事情都向老帅报告，到她那里去得少。傅崇碧说：“首都工作组没有撤销，我们请示报告是上级规定的。”江青便说：“你们是老红军，光听老帅的。我是个新兵,你们看不起我。”林彪也让傅崇碧不要去向叶、聂、陈、徐请示。但傅崇碧还是背着他们去向老帅们反映情况。[58]

傅崇碧任司令员的北京卫戍区，对于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一方面进行保护，防止发生意外，另一方面则是予以监护，将他们与外界隔离起来，在监管中提供保护。

我们先看对于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是如何进行保护的。

为了保护罗瑞卿，周总理对傅崇碧交待说：“罗瑞卿同志现在身体有病，住在北京医院，要注意警卫，不要让人抓走。”此后造反派两次来抓罗瑞卿，都被警卫部队挡了回去，人未被他们抓走。

为这事，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告了傅崇碧的状。林彪在京西宾馆开会时，当着一些老帅的面质问傅崇碧：“群众抓罗瑞卿，你们只开红灯，不开绿灯，这是为什么?”

傅崇碧当然不能说是周恩来交代他们这样做的，只好说：“医生讲罗瑞卿同志病得很厉害;如果让抓走会出问题。”

林彪说：“以后有人去抓,你们不要管了。”

造反派批斗彭真前，周恩来对傅崇碧说：“我也参加批斗会。”他还具体向傅崇碧交代如何做好保护措施。卫戍区要准备好车辆，并准备一架直升飞机。批斗大会在东郊体育场召开，直升机就放在东郊体育场适当的地方伪装起来。万一出现不可预料的情况，就强行把彭真架出体育场，用准备好的车辆拉走。万一车被拦，就把他送上直升飞机，开到安全地区。

批斗贺龙、李达的时候，是在北京市内体育馆进行的。批斗前周恩来非常担心贺龙和李达的安全，要求傅崇碧事先充分准备，增加保护兵力，将汽车放在出入方便的地方。周恩来还进一步嘱咐道，如果情况不好，便把贺龙和李达先行送走，以保证他们的安全。[59]

陈毅被批斗时，周恩来指示傅崇碧要加强保卫措施。批斗会设在外交部礼堂，卫戍区安排一个团的兵力，在礼堂内外布置好，并挑选了五排身强力壮的干部战士，一旦发现有人向台上冲击时，就形成两道人墙拦挡。

每次造反派批斗陈毅，周恩来都参加并让谢富治和傅崇碧也参加。有一次，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批斗陈毅。在人民大会堂里，陈毅问傅崇碧，今天还有谁来了?傅崇碧说，还有谢富治。陈毅说，今天我请客，吃回锅肉，吃饱了好接受批斗。陈毅、谢富治和傅崇碧一起吃饭时，陈毅说：“我陈毅，他们让我检讨，我检讨了，他们非要我讲，我就讲。我不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过去在红四军前委，党内斗争把毛主席搞下去了，报告中央后，我感觉不对，是我把毛主席接回来的。我那时有错误，脑子里旧东西太多，但我不反对毛主席。”

傅崇碧说：“你新的东西也不少，在军内外、在老干部里威信很高。‘文革’把我也搞糊涂了，毛主席过去搞运动，清查、批评干部是有针对性的。现在把老家伙都打倒，我不理解。”当时谢富治在一旁没吭气，后来他对江青讲，说傅崇碧跟陈毅跑，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60]

地质部的造反派批斗何长工时,傅崇碧把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何长工同志在井冈山就很有名，是对党有功劳的老同志，现在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整天批斗，不让他休息，不要他的命?周恩来要傅崇碧去对造反派说，何长工同志心脏病很重，出了问题要他们向毛主席交待去!而且告诉造反派：“现在我们卫戍区把何长工保下，让他住医院，以后你们要批斗他，来找我要人。”后来造反派果然几次来找傅崇碧要人，傅崇碧对他们说：“他的心脏病还未好,等好了再说。”[61]于是阻止了对于何长工的批斗。

北京卫戍区在傅崇碧领导下，根据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保护了一大批外省来京开会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这些干部，住在京西宾馆或 301医院，随时可能受到造反派的冲击。江青后来说傅崇碧是保皇派，其来有自。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住在京西宾馆，南京造反派来了六七百人抓他。负责京西宾馆警卫的卫戍区部队把造反派阻拦到宾馆外面，使他们抓人未成。南京造反派在北京造反派的支持下人越来越多，卫戍区在傅崇碧领导下及时调整和加强了京西宾馆的警卫力量。许世友看到形势不好，把住在京西宾馆的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及张希钦等人组织起来，把京西宾馆的开水壶集中在七楼做“水雷弹”，把电梯关闭，准备在造反派冲楼时，用开水壶往下冲。许世友还用电话报告周恩来、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并请转报毛泽东。许世友说：“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周恩来立即让傅崇碧跟徐向前到京西宾馆做许世友的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派关锋到宾馆去做造反派的工作。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处理下，撤出了京西宾馆，从南京来的造反派也回到了南京。[62]

当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委的宋任穷，也住在京西宾馆七楼。东北造反派抓宋任穷的工作组织、计划得很周密，怎样进宾馆，怎样在楼上抓，楼下如何接等环节上都作了具体安排。

他们先是伪装成来客，混进了宾馆。由于早已侦察清楚了宋任穷居住的楼层和房间，所以就直接进入了房间。一进门，他们先把门锁住,然后拿出绳子，准备把宋任穷从窗口往下放。这时卫戍区的警卫部队发觉了，立即冲上楼去开宋任穷的房门，但门根本打不开。战士们也很机智，很快从窗口进到了宋任穷的房间，强行制止了造反派的行动，保证了宋任穷的安全。[63]

那时,住在京西宾馆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及各省军区负责人，都被他们原单位来的造反派围攻过，由于卫戍区的保护,安全才没出什么问题。

301医院原先是叶剑英直接管的，总后汽车学校的造反派联合很多的造反派，约上万人围攻 301 医院。当时在301医院住院治病的除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外,还有地方的一些领导干部，余秋里、王震、李达等许多领导人都住在那里。傅崇碧把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叶剑英。卫戍区开进去一个团，加强巡逻，宣传周恩来、叶剑英定的“不准冲击”的规定。于是，造反派不敢再冲,围了几天就自行撒了。[64]

街头打倒老帅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周恩来为了老帅们的安全，让傅崇碧同他一起到叶剑英家里去商量，以备出现紧急情况时由叶剑英牵头解决。几位老帅当时都住在西山国防工程处，那里是中央军委的机密指挥中心，警卫和安全工作由卫戍区负责，过去就有两个营的警卫部队。周恩来指示要加强警卫力量，于是又增加了一个营，达到一个团的兵力。叶剑英说：“万一遇到冲击，情况不好，我们就进坑道。”[65]

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向傅崇碧打招呼，叫他不要到老帅那里去，不要给他们打电话。傅崇碧很纳闷，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又不敢问。傅崇碧利用夜间派人秘密去，到老帅那里，把情况向他们报告。

有一次，造反派集合1万多人到西山去搜山，说是抓陈再道，实际是冲老帅们来的。周恩来当即就说：“他们抓陈再道是假，目的是冲击老帅。”周恩来要傅崇碧赶快去西山，告诉造反派：“西山是军事要地，不能搜!”

傅崇碧带领部队立即赶到西山，宣传周恩来的指示，同时坚决拦阻，造反派看到部队态度强硬，冲击西山不成，转而冲向玉泉山方向。傅崇碧看情况紧急，立即对冲进来的人宣布：“这里是毛主席休息的地方，你们敢冲，你们负责!”这样一说，他们很快撤走了。[66]

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老干部,后来人们谈论最多的还是傅崇碧领导的卫戍区保护各省市第一书记、中央部分老部长共 30 多人的事。开始的时候,周恩来为了保护这30多个领导人不被造反派抓走批斗，亲自把他们安置在中南海北门国务院招待所内。但后来几次遭到造反派的冲击，周恩来对傅崇碧说：“这些同志住这里，看来有危险，你要想个办法。是否可以接到军队驻地，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不被抓走。”

于是，傅崇碧和副司令员刘光甫商量后，选定了南苑警卫4师炮兵团和步兵团住地营房。他们在夜间分几次非常机密地将这些人转移了出去。江青、陈伯达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情况，在钓鱼台问傅崇碧知道不知道，傅崇碧说不知道。陈伯达让傅崇碧去查一查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过了两天在钓鱼台开会时，江青、康生很严肃地问傅崇碧：“那些部长、省委书记到哪里去了?你说不知道，要你去查，查的结果也不向我们汇报。你这个司令今天不交代清楚可不行。”恰在这时，毛泽东那里来电话，让他去一趟。傅崇碧到达中南海毛泽东住地时，已是夜里两点多了。毛泽东从游泳池出来后，见到傅崇碧，要他陪他一块吃饭。

傅崇碧向毛泽东汇报了批斗干部的情况，毛泽东说：“过去你们斗大地主怎么斗啊?也不过带顶高帽子，游街。不坐‘喷气式’嘛。现在这样搞很残酷。应当保护干部。”

傅崇碧说：“主席，你这样说，但有人不这样做。总理让我把省委第一书记和老部长们保护起来，陈伯达和康生问我把他们弄到哪里去了，说革命派要批斗，现在找不到了，问我为什么要保护他们?要我交代。我也不敢讲是总理要我保护的。”

毛泽东说：“总理这样做很好。你们保护得很好。不然，好人让他们搞坏了，坏人让他们搞死了。”

傅崇碧说：“这事现在还没有完。主席叫我来之前，还有人在追究我。”

毛泽东说：“谁追究?”

傅崇碧不敢说江青，就说：“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

毛泽东说：“你不要怕!不论谁再追问，你说是我让你办的。”

傅崇碧刚回到家里，钓鱼台来电话，要他快去钓鱼台。到钓鱼台时,天已经快明了。江青问傅崇碧：“你从毛主席那里出来，为什么不来这里?”

傅崇碧说没有叫我回来嘛。

江青对傅崇碧说：“好了，不谈了。你把省委书记、老部长弄到哪里去了?你还没有交代!”

傅崇碧说：“这些人究竟到哪里去了?我早说了，是上面让搞的，你们不听。不信你们问主席去!”

江青生气地说：“你为什么不早讲?”

由于这件事是周恩来要傅崇碧办的，事先并没有请示过毛泽东，因而当时周恩来在一旁看着傅崇碧，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从钓鱼台出来去人民大会堂，周恩来一下把傅崇碧拉上他的车子，车一开，周恩来就着急地问：“傅崇碧同志，你今天是怎样搞的?”

傅崇碧对周恩来说：“我把这件事报告毛主席了。我说中央文革小组追查我，主席说不要怕，总理想得很周到，很好。你们保护这些人很好。主席说他们再追查，你就说我让你办的。”

周恩来听完就笑了，两手伸了个懒腰，对傅崇碧说：“这两天你受气了。”[67]

以上我们介绍了傅崇碧任司令员的北京卫戍区对于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保护的情况，下面我们再来看是如何监护这些领导干部的。

卫戍区对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实施监护，其实也是对他们进行的一种特殊保护。

开始,被造反派抓起来的党政军领导人如彭真、罗瑞卿、黄克诚、彭德怀、王尚荣、刘志坚等人，都分散在造反派的手中，由造反派各自关押，这样下去很容易出问题。于是，经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决定将这些人交卫戍区监护。凡是经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恩来批准的交给卫戍区监护的干部，卫戍区才接受。傅崇碧当时不明白监护的含义，向周恩来请问时，周恩来说，就是把他们临时看护起来，不能随便活动，同时也是保护起来，不要让造反派随意批斗。傅崇碧这才理解了监护的意思，就是名为监视，实为看护。这与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所说的“关监狱”完全是两回事。

当时的监护对象，必须是经中央文革小组或周恩来批示的，卫戍区才能接受。批斗也是如此。没有批示，卫戍区不能接收，也不让批斗。这是一条严格的纪律。对这一点，傅崇碧向具体执行的人交待得很严。

开始，卫戍区坚持执行这个规定，造反派来要人批斗，没有批示卫戍区不让他们批斗。于是引起造反派的不满，后来发展到围攻卫戍区，冲击卫戍区。卫戍区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要求坚决执行批示制度，并说：“即使有批示，交给他们批斗的人，卫戍区也要暗中派人保护，不要出人命。”江青、陈伯达批评傅崇碧说：“革命组织要人，你们为什么不给?要什么批示?”

傅崇碧说，这是上面的规定。江青说：“这个规定不合理，改过来。”

傅崇碧说，出了问题怎么办?江青说：“出了问题不要你们负责!”傅崇碧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也为难地说：“他们这样搞，出了问题，他们负责。”

对被卫戍区监护的人员，傅崇碧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要求部队安排好他们的生活，标准按他们过去的标准不变。彭真是山西人，傅崇碧每天都给他搞点醋。彭德怀的侄女彭钢给彭德怀送来东西，傅崇碧都让立即给他送去。刘志坚的夫人去看刘志坚，在监护房间住了一个晚上。黄克诚大便困难，想吃水果，让警卫战士给傅崇碧送了个纸条，傅崇碧就给他买了一些苹果送去。傅崇碧告诉警卫干部，不要让专案组的人看见。但黄克诚没注意，苹果核被专案组的人发现了，就问他苹果是从哪里来的?黄克诚如实地说，是让傅司令员帮买的。监护罗瑞卿的一个副连长态度不好，傅崇碧发现以后，立即把这个副连长调换了。在生活小事上，傅崇碧领导的卫戍区也尽量给罗瑞卿一些照顾。类似以上种种事情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组了。一次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江青、康生问傅崇碧，罗瑞卿过去在哪个部队?是哪个兵团的?傅崇碧说在19兵团。他们就说：“罗瑞卿是你的老上级嘛!难怪你那么照顾他。他在医院生病，你还给他腿上做了个棉套子。”

傅崇碧说：“医生说他做了手术，腿怕冻。所以给他做了一个棉套子，保护他的腿。”

他们又问傅崇碧：“为什么监护罗瑞卿的副连长被调开了?你们把被监护的人当作上宾了，让他们吃小灶、送东西，等等。”傅崇碧说，没有规定不准家里人送东西，况且这是临时监护，旧社会坐监狱还准探狱送东西嘛。见到他们争论起来，周恩来就不要傅崇碧讲了。江青说：“对监管的人员一律改成战士生活标准。送东西要经过专案小组同意才能送。”

过后江青要卫戍区把这些规定写个报告，傅崇碧说你们都讲清楚了，还让我们写报告干什么?于是报告也一直未写。[68]

以上是傅崇碧任司令员的北京卫戍区对一些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提供保护、进行监护的情况。当时，北京卫戍区不仅要在群众冲击、批斗这些高级领导干部的时候防止发生意外，避免武斗事件的发生，还要对他们的人身安全提供保护，维护他们的身体健康，解决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这是基于职责所系和人道关心才这样做的，当然是无可厚非的。因而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将他们履行职能和处于人道关怀所采取的行动与对待这些受到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政治态度区分开来。否则的话，就容易出现误判，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当然，两者之间也并非是鸿沟，而是存在密切联系的。政治态度上与他们具体一致性，就会自发产生对他们的关心和帮助，但是从履行职能和人道主义出发对他们进行的关心和帮助，又与在政治态度上的一致性存在着根本不同。这就要求在现实斗争中正确区分和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既不能将从履行职能和人道主义出发对他们进行的关心和帮助，视为同他们在政治态度上具有一致性，也不能无视这种关心和帮助所反映出来的政治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一旦处之不慎，就有可能犯错误。

傅崇碧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曾经受到过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多次批评。这些批评固然存在着一些失当之处，但是批评本身却表现出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对于傅崇碧的一些作法并不满意，反映出他们在处理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埋下了后来傅崇碧倒台的严重隐患。

其二，关于武装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问题。

傅崇碧另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武装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这个问题在文革期间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严重恶化了傅崇碧和江青、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成为傅崇碧所犯的主要错误之一，对于傅崇碧个人的政治命运及军队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傅崇碧受命寻找鲁迅的书信手稿说起。

一九六八年三月初，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写信给毛泽东说，原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书信手稿不见了。毛泽东当即要求周恩来马上设法查找。

三月五日午夜，周恩来、陈伯达把杨成武找去，将查找鲁迅手稿的任务交给杨成武。杨成武说：“这不像大海里捞针一样，怎么个找法呀!”周恩来提醒杨成武，叫卫戍区去查，你们可以提审戚本禹，他可能知道一些情况。

交代完任务，已经凌晨三时多了，杨成武马上打电话给傅崇碧，要他带几个人和几辆摩托车，一起到秦城监狱。到监狱时，天色已微亮。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他们很快就见到了戚本禹。

于是，由卫戍区副司令员刘光普负责记录，开始审讯，杨成武问：“鲁迅的手稿是不是你取走了?”

“取过的。”

“现在手稿放在什么地方?你必须交代清楚。”

“我不知道。”

“你取走了手稿，怎么不知道在哪里?”

“是江青让我们去取的，她可能知道。你们还可以去问‘文革小组’原来的工作人员韩书信，他知道。”

“谁让你去取的?”杨成武再追问了一句。

“江青。她说怕鲁迅的手稿遗失了。”

杨成武和傅崇碧交换了一下眼色，心里有些疑惑。既然是江青让戚本禹取走手稿，怎么现在又说手稿丢了呢?

他们驱车返回城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因为汇报时江青在场，为了避免尴尬，杨成武不便说是江青让戚本禹取走了手稿，只是说韩书信知道存放的地方。

江青一听，便说道：“把这个人叫来!”可是，韩书信回四川成都休假去了。

杨成武请示周恩来，让空军派飞机把韩书信接回北京，住进卫戍区招待所。傅崇碧见到韩书信后，直截了当地问：“鲁迅的手稿现在在什么地方?”

“手稿是我取的，取来交给何先伦。放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何先伦在什么地方?”

“可能在西苑旅社，他后来调到周总理的联络组去了。”

傅崇碧一行急匆匆赶到西郊的西苑旅社。一问何先伦，他说：“这要去问保密员卜信荣，他具体承办的。”

“这人在哪里?”跟傅崇碧一起来的卫戍区副政委周树青急切地问。

“就在‘中央文革’保密室，钓鱼台里面的。”[69]

从中我们看到，鲁迅夫人许广平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查找鲁迅手稿的下落，毛泽东要周恩来办理这个事，周恩来将这件事交杨成武具体处理，并提醒杨成武要他找卫戍区提审戚本禹来了解这件事的线索。杨成武、傅崇碧及卫戍区其他负责人一块到了秦城监狱，从戚本禹口中得知是江青叫取走的，韩书信具体办理的，韩书信又说将手稿交给了何家伦，而何家伦又说是由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员卜信荣具体承办的。这样就将线索锁定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内部。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既然手稿是江青叫人取走的，那么为什么在杨成武当着江青的面进行汇报的时候，江青竟然没有吭声呢?从江青要求把韩书信找来进行分析，当时她似乎没有让人取走鲁迅手稿的印象。这到底是时过境迁她忘记了呢，还是存在别的什么原因?仍然需要史料的进一步证明。

得知卜信荣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傅崇碧就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了这一情况，萧力(即李讷)接了电话。傅崇碧问萧力，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中有卜信荣这个人吗?她说有。傅崇碧这个人性子急，这几天为了寻找鲁迅手稿这件事，白天晚上连轴转，不仅身体疲惫，精神还高度紧张，在得知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室的卜信荣知道这个事后，就和卫戍区副司令员刘光甫、副政委周树青、秘书冯正午乘车前往钓鱼台。刘光甫、周树青的车在后面，傅崇碧的车在前面。钓鱼台的警卫是北京卫戍区的，警卫见是傅崇碧的车，就示意让进去。傅崇碧在给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打了电话以后，到达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8号楼，姚文元把他们接到办公室。他们刚坐下，江青就来了。

由于他们进来时没有经过江青批准，因而江青并不知道他们的来意，一见他们4个穿着军装的人径直到了文革小组办公室，感到非常吃惊，就说道：“你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是不是抓人啊?”傅崇碧说：“我们是来汇报的。而且我事先打了电话，任务也是你们交待给刘副司令、周副政委的。”

当时秘书冯正午站在他们身后，他本来就有低血糖的病，由于连日的疲劳再加上超负荷的工作，这个时候一下子晕倒在了沙发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他手中的皮包也掉在地上，滚到了江青跟前，把江青吓了一跳。大家忙乱着把冯正午送走后，江青态度和缓了下来，问道：“你们说鲁迅手稿在这里，把保密员叫来。”保密员卜信荣被叫来了，江青问：“鲁迅的手稿在你那里吗?”他说：“是在这里，整整有四大箱。”江青一听就发火了，不仅批评卜信荣，还要把他隔离起来。

江青说把箱子抬来，当着你们的面，打开。每个箱子里都是小抽屉，江青一连看了3个抽屉，里面全是鲁迅的手稿。江青便说，不看了，当着你们的面把它封起来。封起来以后,又存在了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室。弄清鲁迅手稿的下落以后，江青对傅崇碧他们说，你们辛苦了，又留下他们一块儿吃了饭。吃饭时江青对傅崇碧说，你和杨成武马上到秦城监狱去找戚本禹，毛主席的手稿让他弄走了。

傅崇碧他们出来就到了杨成武那里，把江青讲的话向杨成武报告后，杨成武和傅崇碧、刘光甫赶往秦城监狱。他们的车赶到那里时天已经很晚了，立即提审戚本禹。由刘光甫做记录。他们问戚本禹，你把毛主席手稿弄到哪里去了?戚本禹说：我没拿毛主席的手稿，只是为了写文章，用过一些清样，还是汪东兴给我的，清样现在放在我的办公室抽屉内。傅崇碧给汪东兴打电话核对无误后，便又给江青写了报告。[70]

从中我们看到，傅崇碧在得知鲁迅手稿由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员卜信荣保管以后，就风风火火地赶到了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在没有报经江青批准的情况下，就进入了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引起江青的强烈不满。等说明情况后，经实地查证，鲁迅手稿确实是由保密员卜信荣保管。从江青的反应及查验后对鲁迅手稿采取的封存措施来看，江青也没有想到苦苦寻找的鲁迅手稿就存放在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室，这让她感到尴尬，也觉得难为情。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向保密员卜信荣发火的。至于她让杨成武、傅崇碧查找戚本禹弄走毛泽东手稿的事，或许是因为查找鲁迅手稿所引发的她对于毛泽东手稿安全的某种隐忧。当然，事实证明这种隐忧也不过是杞人忧天而已。

既然查找鲁迅手稿的事告一段落，那么傅崇碧未经同意就闯进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事又凸现了出来，而且也把杨成武卷进来了。江青对这件事并没有罢休，而是看得很重，提到了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她说：“傅崇碧的胆子好大，他带了两部汽车冲‘中央文革’!这样下去，我们的安全还有保证没有?”

周恩来说：“他也是为了报告鲁迅手稿的下落嘛，他冲‘中央文革’有什么别的企图吗?他没有报告就进钓鱼台，是不对的。”

陈伯达说道：“不管是来干什么，都必须报告，这样的卫戍司令不能要!”

叶群也说：“这个傅崇碧太不像话!”

江青对吴法宪说：“你马上给杨成武打电话，要他命令傅崇碧作检查，要他去批傅崇碧。”

当时杨成武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秘书张忠庆走到杨成武身旁，悄声说：“吴法宪来电话，说傅崇碧冲钓鱼台。”

杨成武很吃惊，到外面拿起电话。吴法宪说：“杨代总长，你到钓鱼台来。江青同志有指示。”

“干什么?我正在开会。”杨成武有些反感。

“叫你马上过来开会。傅崇碧冲钓鱼台了，中央的同志都在这里。”

“他为什么冲钓鱼台?”杨成武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你过来吧，过来再讲。”

“总理在不在?”杨成武又追问了一句。

“总理在，要你过来。”

杨成武到钓鱼台之后，江青问道：“傅崇碧冲钓鱼台，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冲钓鱼台?他是卫戍区司令，钓鱼台是可以进去的呀!”

叶群说：“他带了两部车，全副武装，冲到这里来了，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杨成武又说：“他为什么冲?把他叫来问一问不就清楚了!”

江青说：“你们军队这么干，简直是无法无天。‘中央文革’都敢冲，过几天还不知要冲哪里!要批卫戍区，要批傅崇碧，你负责!”

“我负责?我一不是北京军区司令，二不是北京卫戍区政委，要批由他们去批。我去不合适。”

江青进一步说：“你是代总长，就是要你负责!”

陈伯达、姚文元等人也说：“你不要包庇傅崇碧!”“这都是你们军队的问题!”

这个时候杨成武也气愤地顶撞道：“我负责?我不负这个责!我没有下命令冲。我也不能越级去批北京卫戍区的干部。”说着，便起身要走。

周恩来赶快拦住他，说：“成武，你别走，谢富治也在这里，你陪谢富治去一趟，把北京卫戍区的干部找来，不允许他们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杨成武从周恩来用力握着的手上，领会到他的暗示，便停住脚步，说：“陪他去可以。”

周恩来又对谢富治说：“富治，你和成武去卫戍区一趟，批评批评他们。”

于是，杨成武、谢富治就把卫戍区师以上干部找到京西宾馆的第二会议室。由杨成武主持会议，谢富治讲的话，事后由谢富治去向周恩来、江青汇报。[71]

从中可以看到，江青将这件事提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以后，要对这件事作出处理。当时，杨成武担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代总参谋长，是负责军委具体工作的风云人物，江青要杨成武去处理这件事，却遭到了他的拒绝。为此，还和江青等人发生了争吵，又要赌气离开。最后，是在周恩来的劝说下，才勉强同意和谢富治一起到北京卫戍区去批评傅崇碧的。其实，杨成武拒绝批评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当时，不论从他所处的职位及其责任，还是从他领受任务来查找鲁迅手稿才发生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这件事上来说，他都是责无旁贷的。但是，他却以不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卫戍区政委，不能越级批评北京卫戍区的干部，又没有下令冲击为由，拒绝批评傅崇碧等人。即便抛开杨成武的主观意图不论，他这样做在客观上也会在江青等人心中造成袒护傅崇碧的印象。这为后来杨、余、傅事件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既然杨成武在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上是这样的态度，那么，作为当事人的傅崇碧又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在冲击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上，第二天谢富治、吴法宪等人找傅崇碧谈话，要他向江青检讨。傅崇碧说，我检讨什么?钓鱼台的部队都是我们的，难道我们自己冲自己?说我去抓人，要抓人还要我亲自动手?要抓人我点个头就可以了。进钓鱼台是要汇报查找鲁迅手稿情况的，等等。听着傅崇碧说出的牢骚话，谢富治、吴法宪等人劝傅崇碧还是写个检讨报告好。傅崇碧只好写了进钓鱼台没有经过江青同意是错误的，将这件事应付了过去。

后来，傅崇碧根据毛泽东谈话的要求,针对北京市面临的形势，就加强联合、恢复生产、复课等问题向毛泽东写了个报告，建议加强警卫工作，确保首都安全，促进各派组织的大联合，尽快恢复生产，帮助学校复课等，共写了6条。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说写得很好，批周恩来阅转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并让中央文革小组讨论，毛泽东说讨论时他要参加。

中央文革小组讨论时，毛泽东来参加。毛泽东要傅崇碧先汇报北京的情况，汇报完后傅崇碧说：“我的缺点很多，很多工作我没做好。”毛泽东伸出大拇指，对傅崇碧讲：“你们工作是这个”，而后又伸出小拇指，说：“你的缺点是这个。”傅崇碧说：“钓鱼台这件事情，江青同志批评了我们，很受教育。”毛泽东说：“江青是个炮筒子，她爱批评人，乱放炮。你这个人哪，是很坦率的，你也可以放她一炮嘛。”当时江青就坐在傅崇碧的对面，毛泽东说这些话时，傅崇派发现江青的脸色很不好，就说：“江青同志的批评是关心我们，对我们帮助很大，在关键时候她说话很灵。”毛泽东说：“你们说江青讲话很灵，是因为人家认为她的讲话我入了股。我没有入股。你不信问她，我没有入股。”傅崇碧喝了一口水，觉得这样讲江青怎么好呢?心想怎么才能把主席的话题转开，这时周恩来说了话，就把话题引开了。

三月十六日，傅崇碧又到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江青一见傅崇碧的面就说：“你这个傅崇碧同志，我批评你是为了爱护你嘛，写什么检讨报告呢!好了，传到我这里就不要再传了。”“江青又说：“那天你来，一个人来就行了，带了那么多人来，会引起惊慌的嘛。你不知道我正在整理内部嘛。”[72]

我们看到，尽管傅崇碧对于说他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是带有情绪的，但是他还是在人们的劝说下作了自我批评、写了检讨报告。他后来写的关于北京“三支两军”的形势报告，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虽然他在会议上又一次作了自我批评，但是毛泽东认为他的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毛泽东还说江青是个炮筒子，鼓励傅崇碧向江青开炮。江青后来也向傅崇派说了几句客气话，还压下了傅崇碧的检讨报告。事情似乎已经过去了，出人意料的是杨成武的问题又把傅崇碧带了出来。

其三，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群众的问题。

傅崇碧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在对待革命群众的问题上，一方面要支持革命群众的行动，同时又要制止革命群众在斗争中出现的“左”的行为。只有正确区分和处理革命群众中的两类不同行动，才能够准确行使职能，推动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在具体处理革命群众的问题上，傅崇碧与中央文革小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产生了分歧和矛盾。处理北京大学两个革命群众组织的问题，不过是他们分歧和矛盾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

在处理北京大学两个革命群众组织上产生的分歧和矛盾：

北京大学有两个革命群众组织，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江青突然提出要看这封信。三月八日晚，当时在支左办公室工作的哈斯和另外两个人乘一辆小汽车去北大，通过军训团，找到聂元梓主持的文革办公室的人和除隐患战斗队的负责人，向他们索要材料。他们说，那个材料早已上送中央首长了。后来，哈斯再次带领支左办公室的两个工作人员返回北大，仍然没有找到所要的材料。聂元梓将这件事连夜打电话向江青报告说，有紧急情况，卫戍区“派人要材料是政治事件，由哈斯带领全副武装的几卡车人，冲进北大，强行搜查。使用公安于段……”江青向聂元梓解释说，材料是我要的，但是底下的事我们并不知道。聂元梓因为这件事还受到了批评。这件事后来又反映了上去，江青等人在三月十一日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批评卫戍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哈斯等人去北京大学当面道歉，并要卫戍区的领导写出书面检讨。[73]

江青后来在三月二十七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北京大学有两个战斗组织，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我们一封信。当时我们在开会，我没有收到。我委托谢富治同志再去找这封信来，但是发生怪事了。傅崇碧派了一个叫什么××的人，到北京大学去要底稿，要什么名单，要后台。这是不正常的。他们这样就剥夺了革命群众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的权利……”[74]

从中我们看到，北大两个革命群众组织向中央写了一封信，当时没有收到，江青就委托谢富治找这封信。傅崇碧却派哈斯到北大向他们索要文章的底稿、名单，于是引起了江青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不满，说傅崇碧这样做是剥夺革命群众向中央反映材料的权力。这件事如果单纯地就事论事，或许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但是，如果把这件事与傅崇碧处理被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以及他在文革中的其它行为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就不仅是如何对待革命群众的问题，而是进一步反映出他在文革上的立场、态度问题了。

其四，关于和林彪、谢富治的关系及其变化。

傅崇碧与林彪、谢富治的关系究竟如何呢?他们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这种变化对于杨、余、傅事件的形成和发生也是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下面我们介绍傅崇碧与林彪、谢富治的关系及其变化。

我们先来介绍傅崇碧与林彪的关系及其变化。

傅崇碧并非林彪的部下，以前与林彪接触不多。自从他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以后，就与林彪接触多了。这个时候林彪、叶群在与傅崇碧接触的过程中，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发展中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九六七年春天，傅崇碧因病在周恩来安排下住进了 301 医院。住院期间，林彪派叶群和女儿豆豆，带一些东西去看傅崇碧。第二次，他又派儿子林立果来看傅崇碧，问缺什么东西，傅崇碧说什么也不缺，感谢林副主席、叶主任对我的关心。出院后,林彪对傅崇碧说：“不要把身体搞坏了，你可以到西山老帅住地去休息一段(时间)。大的事管，小的事要卫戍区的干部多做。”

周恩来见到傅崇碧时说：“现在工作太忙，不要去休息了。你一半工作，一半休息。”

叶群见了傅崇碧说：“林副主席对你很关心。你爱人在哪工作?”傅崇碧回答说在医院工作。叶群说有事可以告诉她，她给医院造反派打个招呼。傅崇碧说：“没有事，谢谢你的关怀。”

傅崇碧后来回忆说，林彪对他不满意，大概因为这样几件事：

一是林彪认为傅崇碧对他的警卫不尽心，亲自去他家检査警卫工作少。那时担负林彪住处警卫任务的，是北京卫戍区的战士。有一次有人在院里摔了个煤球，林彪认为出了很大的事，让汪东兴去查，傅崇碧也被叫了去。那是他第一次去林彪家里。林彪认为他这个卫戍区司令员警卫任务完成得不好。

二是林彪感到傅崇碧去他那里少，向他反映问题少。叶群曾特意对傅崇碧讲，今后有什么问题多向林副主席反映，但傅崇碧没有主动去过。傅崇碧第二次去林彪家是跟徐向前去的。因为林彪要傅崇碧汇报北京一些情况。徐向前走了以后，林彪留下傅崇碧，说：“你在这里吃饭，不要走了。”在这中间傅崇派接了周恩来两个电话。周恩来说，首都飞机场的造反派对越南副总理的飞机上一个窟窿不给修理，让傅崇碧马上同他去做工作，把飞机修好。林彪说：“不要慌嘛，不要那么着急。”林彪显然是不让傅崇碧去。不一会电话又响了，周恩来很着急，催傅崇碧和他一起去。由于事情紧急，傅崇碧就起身走了。当时林彪倒没有什么表示，实际上是不满意的。

后来,叶群曾几次叫傅崇碧的小孩和爱人到林彪家里看电影。傅崇碧说她们都忙，怎么好打搅首长呢?谢谢叶主任的好意和关怀。叶群还叫了傅崇碧两次，傅崇碧也没去。当时傅崇碧对林彪、叶群的关心还是很感激的，对林彪也从不怀疑。直到九一三事件以后，傅崇碧才意识到到林彪关心、照顾他，是想拉他。同时，还对叶群说他什么事都找总理、叶帅，为什么不找她的抱怨，有了新的认识。直到这个时候，傅崇碧才惊呼差点上了他们的当。[75]

林彪与傅崇碧关系的变化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开始的时候，林彪对于杨成武的问题并不避讳傅崇碧，而且还向傅崇碧打过招呼，要他与杨成武和几位老帅保持距离。不仅如此，还要叶群向傅崇碧征求对杨成武的看法，了解他们之间的交往情况。

林彪曾经当着傅崇碧的面在毛泽东面前提出更换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的问题。事后，林彪对傅崇碧说：“你不能去杨成武那里，也不能去西山。”西山是各位老帅的住地。林彪对傅崇碧讲了这话以后，傅崇碧觉得他的行动很可能会受到别人监视，自己不便于去西山了，只好让秘书偷偷地去向老帅们报告情况。殊不知，秘书所坐的车子，别人也是能认出来的。有人专门登记他们的车号，计算他的车子在西山停留的时间。此时，林彪似乎还没有要把傅崇碧搞掉，要不，他是不会当着傅崇碧的面，讲杨成武如何如何的。[76]

有一次，叶群还向傅崇碧和郑维山征询对杨成武的意见。叶群问傅崇碧：“杨成武病了，你去看他都谈了什么?”傅崇碧说，他病了，我能谈什么?我是同军区参谋长萧文玖的爱人一起去的，温玉成副总参谋长和他的爱人也在。一共四、五分钟的时间，只问了问病情，其他什么也设谈。叶群又问傅崇碧对杨成武的看法，傅崇碧说：“他工作各方面都很好。”[77]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到，林彪、叶群与傅崇碧之间关系的变化，是经历了一个过程中。原先林彪、叶群对于傅崇碧不论在工作、生活还是家庭人员上，都是关心的。这种关心一方面是出于上级领导对于部下的关心，另一方面也具有拉拢傅崇碧的因素。从后来林彪集团的形成及其作为来看，林彪、叶群拉拢傅崇碧的目的是明显的。傅崇碧当时虽然对于他们的关心非常感激，却没有刻意到毛家湾去走动，而是以公事公办的态度与林彪、叶群保持着工作上的关系。同时，也没有如林彪、叶群所愿去疏远杨成武和几位老帅，而是与他们仍然保持着接触。这样无形中就拉开了与林彪、叶群之间的距离。从中不难看出，在处理杨、余、傅事件之前，林彪、叶群就当着傅崇碧的面，将矛头指向了杨成武。这在林彪向傅崇碧打招呼不要到杨成武和几位老帅那里去，以及叶群征求傅崇碧对杨成武的意见上反映了出来。

下面我们再来看傅崇碧与谢富治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

傅崇碧、谢富治都是出身于红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谢富治在红军时期当师政委时，傅崇碧当团政委。谢富治当特委书记时，傅崇碧任组织部长。他们两人在一个部队工作过，彼此非常熟悉，关系也不错。傅崇碧到北京卫戍区任司令员后，谢富治担任卫戍区第一政委以后，两人又在一起工作了。

这个时候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显现出来了。这种分歧和矛盾在对于文革的态度以及党内高层人事关系的处理上表现出来，决定着他们关系的走向。傅崇碧将谢富治对文革的支持视为“看风”、“顺杆爬”，还借用别人的话讥讽谢富治有事“往外推”。他曾对谢富治说：“你不能把有些事情往上推给总理，往下推给我们。听说有人叫你‘谢推子’了。”

傅崇碧还对谢富治说：“有些事情你不听总理和叶帅的，光听戚本禹和他推荐给你的那些人的，将来要吃苦头的?”听了傅崇碧的话，谢富治反过来还劝说谢富治，他说：“你不听中央文革听准的?”傅崇碧还对谢富治在生活会上批评邓小平有意见，他对谢富治说：“过去小平同志是你的直接领导，对你那样好，你对邓应该是了解的。邓是上过毛选的。你批的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谢富治见傅崇碧是这种态度，也不便于向他解释什么，只好说：“你没听说过的多着哩。”从此，傅崇碧和谢富治在工作上经常发生分歧。[78]

从中我们看到，傅崇碧和谢富治过去非常熟悉，还是上下级的关系，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不错。他们的关系发生变化，主要还是对于文革的态度以及高层人事关系的处理上。谢富治站在文革的立场上，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是按照当时运动的发展来行事的。而傅崇碧却不是这样。他虽然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也做过一些有益于文革发展的事，但是却在处理中央文革小组和几位老帅及被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问题上，与谢富治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这种不同态度成为影响他们之间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走向紧张的。

傅崇碧以前曾经是杨成武的部下。解放战争时期杨成武在19兵团、华北军区，一直是傅崇碧的上级。[79]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时候，杨成武还与江青争吵过，拒绝批评谢富治。[80]这样在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问题上，杨成武、傅崇碧与江青、中央文革小组出现了对立。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傅崇碧又是与谢富治存在分歧和矛盾的。于是就形成了杨成武、傅崇碧和江青、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斗争。后来，林彪在三月二十四日军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时说：“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81]即便他讲的不完全符合事实，却也并非是空穴来风的。

其五，关于傅崇碧问题的小结。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傅崇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关于保护、监护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问题;二是关于武装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问题;三是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群众的问题;四是关于和林彪、谢富治的关系及其变化。这些问题虽然见之于一些具体的锁事，却反映出傅崇碧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应该说，傅崇碧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从职责所系对于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予以保护、监护，维护他们的安全，保障他们的生活，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傅崇碧在回忆录中侧重阐述他与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康生、江青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分歧和矛盾，而淡化他在文革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问题，以及他与中央文革小组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分歧并导致矛盾激化的。这样就掩盖了他对待文革的真实态度，转移了他和中央文革小组分歧和矛盾的要害所在。

其实，对于这些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予以保护，本来也是毛泽东、党中央的要求。周恩来也正是在这个原则下指示傅崇碧展开工作的。尽管对被冲击、批斗的30多位省部级干部进行转移、保护事先没有报告毛泽东批准，但是当康生、江青追问傅崇碧将被批斗的省部级领导干部转移到什么地方时，最后还是毛泽东为傅崇碧解了围，让傅崇碧告诉追问的人是他批准的。[82]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这里关键的问题，还不是傅崇碧对于这些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保护、监护的问题，而是通过这些事情反映出他对于文革的立场和态度问题。虽然两者之间存在着联系，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履行职责，对于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安全予以保护，生活上予以照料;一个是站在与文革对立的立场上，不分青红皂白，与这些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站在了一起。我们不能因为傅崇碧对这些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予以必要的保护和照料，就说他站在了与文革对立的立场上，也不能因为他没有站在文革的立场上，就否定他对于这些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予以必要的保护和照料。而是要将两者区分开来，既要肯定他对于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保护和照顾(为其职责所系)，也要由此进一步分析这种保护和照顾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进行的，即是站在文革的立场上还是文革的对立面来对他们进行保护和照料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通过对傅崇碧保护和照料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分析，准确把握他在文革上的真实态度。

其实，从研究中可以发现，傅崇碧与中央文革小组是存在严重的分歧和矛盾的。这些分歧和矛盾的产生固然有一些偶然因素，在一些场景下还存在着误判，但是从实质上来说则是由于在文革立场上傅崇碧站在了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对立面造成的。这才是傅崇碧与中央文革小组存在分歧和矛盾的根本原因。所谓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本来，傅崇碧就与中央文革小组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即便傅崇碧到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是要汇报关于鲁迅手稿的查询问题，在进入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环节和程序上更要采取谨慎的态度。因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激化双方的矛盾，进而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这个时候他们或者采取报告的形式，向中央文革小组说明小组保密员卜信荣保存着鲁迅手稿，由中央文革小组进行内部查询，或者是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再进入中央文革小组驻地，以免发生误判。遗憾的是，傅崇碧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在与陈伯达秘书王保春联系后，[83]直接驱车进入了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这样就引发了江青的强烈不满，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事后，陈伯达不仅让秘书作了检查，还在秘书的检查上面写了检查，大意是我对身边工作人员教育不严，致发生这种事。现决定调离王保春同志到其他部门工作。他把这两个检查送几个主要领导人传阅了。在一次会议上，江青说：陈伯达身边的工作人员，让他自己处理吧。[84]反过来说，江青说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难道是杞人忧天吗?是对傅崇碧无中生有地诬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

当然，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并非是这样。这里面既有中央文革小组和傅崇碧所在的北京卫戍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有与军队一些负责人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比如二月逆流、二月镇反等)。这些分歧和矛盾此前就已经存在，而且还在不断发展中。江青抓住这件事进行反击，不仅是在警告他们，也是为了维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为了自身安全提前做出的防范。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们在文革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所造成的。如果我们联系后来发生的怀仁堂事变，当时在中央担任领导职务的三位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被实施抓捕，再回过头来看这件事，难道不是发人深省的吗?

傅崇碧在处理革命群众的问题上具有两面性，制止群众运动中的极“左”行为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却又出现了失当的行为。这在处理北京大学两个革命群众组织上表现了出来。于是就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革命群众组织的不满。如果再与傅崇碧在文革中的其它行为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傅崇碧在文革上的态度就进一步表现出来了。至于傅崇碧与林彪、谢富治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既有他们私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也有他们在文革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和矛盾。个人关系的变化虽然会影响到文革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但是文革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则会对他们个人关系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傅崇派问题的出现，固然存在一些具体原因，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傅崇派对于文革的立场和态度造成的。这主要在处理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革命群众以及与林彪、谢富治的关系上反映了出来。

6)关于杨、余、傅问题的总结。

以上我们对于杨、余、傅问题的基本概况作了一个简要的介绍。从中可以看到，杨、余、傅问题的重点人物是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虽然都有各自的问题，但是他们又与杨成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当杨成武的问题出来后，由于他们与杨成武具有密切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又存在着问题，因而就在解决杨成武问题的同时，也把他们给带了出来。杨、余、傅事件就是这样形成的。

杨成武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何处理林彪与军队老帅之间的关系，以及发表“大树特树”的署名文章。叶群首先在喊林彪健康和安排林彪看样板戏上对杨成武表现出不满，又在杨成武女儿杨毅和余立金秘书单世充关系的问题上直接插手，在背后支持吴法宪与余立金、杨成武作对。这样就将她和林彪对于杨成武的不满情绪鲜明地反映了出来。

本来像杨毅、单世充这样的问题是不难处理的，根本用不着这样小题大作，因为这直接涉及空军司令员和政委以及代总长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件事之所以闹得不可开交，从形式上看，是因为叶群在背后拨弄是非的缘故，实质上则是林彪、叶群与杨成武之间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的缘故。叶群不过是企图以这件事为突破口，把它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而已。正是因为如此，这件事也就成为拉开杨、余、傅事件的奇异导火线。

林彪、叶群与杨成武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既体现在林彪与杨成武个人的关系及其恩怨上，也表现在杨成武在处理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几位老帅)与文革的关系上。值得注意的是，林彪与杨成武个人的关系及其恩怨问题，并没有直接、公开地表露出来，而是通过杨成武与军队其他老帅及其在文革上的态度间接显示出来的。这样就隐蔽了林彪、叶群这样做的真实动机，而是以假公济私的方式，将杨成武对待军队其他老帅及其在文革上的态度给亮了出来。

林彪当然知道，杨成武出自于华北军区，是聂荣臻的老部下，同时，杨成武又是在叶剑英推荐下成为代总长的。在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镇压造反派红卫兵的时候，叶剑英是支持赵永夫的。这些军队老帅在二月逆流中表现出了对于文革的抗衡、抵制态度。杨成武这个时候又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于林彪则是表现出某种冷淡、疏远的态度。这表现在林彪说杨成武对他进行的封锁上。由于林彪与军队其他老帅在文革上表现出的态度不同，因而不管杨成武个人说的如何，他对待林彪与军队其他老帅的不同态度，就反映出他在文革上的态度。杨成武与林彪的关系就是这样逐步走向复杂化的。这种复杂化既有他和林彪个人关系及恩怨上的问题，也有对于文革及处理军队其他老帅关系上所产生的分歧和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对于杨成武个人恩怨上的不满，就通过杨成武处理文革和军队其他老帅关系上所存在的问题表现了出来。这种瞒天过海的方式，最终取得了毛泽东的同意。这就成为杨成武被革职的主要原因所在。

至于杨成武署名的“大树特树”的文章，不过是一个认识问题，再说这篇文章的署名及其发表，也是有着特殊原因的。虽然从哲学上来说，文章的观点是错误的，发表后也产生了不良的导向和影响，但是这篇文章是林彪要求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的，陈伯达又为这篇文章进行了润色，从理论上“把了关”，因而这篇文章发表后所产生的负面作用，是不应该主要归咎于杨成武个人的。毛泽东在谈话时也多次讲到了这个问题。因而我们认为这篇文章对于杨成武的倒台虽然具有一些影响，但决不是他倒台的主要原因。

余立金的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杨毅与单世充的问题上，他与杨成武站在了一起，而与吴法宪产生了分歧和矛盾。同时，在一些问题的具体提法上，余立金、杨成武也与吴法宪存在着不同意见。杨毅与单世充的问题，又与空军党办内部的两派斗争搅和在一起，他们背后又有叶群、林立果频频插手。这样就使得问题变得愈发复杂，将更多的人卷进来了。后来，林彪在三月二十四日夜军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时说：“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85]虽然他的话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真相，但也并非信口开河，而是与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存在密切关系的。二是，余立金的所谓历史问题。这个问题是许世友发现的，而且还专门将材料送到中央。[86]尽管这个问题后来查无实据，但是当时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以后，在没有真正弄清楚之前，是不能不对其采取措施来予以处理的。

傅崇碧的问题，一是与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关系问题，一是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问题，再就是对待革命群众，与林彪、谢富治关系的处理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傅崇碧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负有保护这些受到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任务。一般来说，他对于这些领导干部予以保护，在生活上给予必要的照顾，只要是符合政策和情理之中的事，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的行为显然不仅仅限于这个方面，而是对于这些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从思想上存在着共鸣。比如，他当着谢富治的面曾对陈毅说，文革把他也搞糊涂了的这番话，就是其中的一例。[87]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傅崇碧在处理与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关系上，反映出他对于文革的态度。他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行为，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不尊重，实质上则是他与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江青在文革发展问题上存在分歧和矛盾的反映。傅崇碧与谢富治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主要体现在文革的问题上。他与林彪的关系也是处之淡然，即便是在叶群向傅崇碧示好的情况下，也没有过分亲近，仍然表现出公事公办的态度。我们注意到，在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问题上，杨成武还与江青发生了争吵。这样在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问题上，杨成武又卷进来了。这样就使这个事情进一步复杂化了。

杨、余、傅事件，主要是杨成武的问题。他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在这两个方面：杨成武与余立金在杨毅、单世充的问题以及一些提法上站在了一起，而与吴法宪存在着矛盾;杨成武和傅崇碧又在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问题上，与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江青出现了分歧和矛盾，傅崇碧又与谢富治在文革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后来说，杨成武与余立金、谢富治勾结要打倒吴法宪、谢富治，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真相，但是也不是没有缘由的。[88]傅崇碧与余立金以前并不认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才认识的，平时也没有来往，只是在接见红卫兵时因工作关系才见过面。他们三人能够联系到一起，其中一个原因正如周恩来后来对傅崇碧所说：“卫戍区有位副司令报告,你和杨代总长，空军政委余立金结合起来，要把贺龙用飞机送到苏联去。”这样杨、余、傅就结合到一起了。[89]除此之外，他们三人能够联系到一起，除了余立金、傅崇碧各有自己的问题以外，还是因为他们都与杨成武存在着关联。这样在杨成武的问题发生后，也就将他们带了出来并一起进行处理的。

③ 对杨、余、傅事件的处理。

以上我们对于杨、余、傅事件的基本情况作了概述。这些情况反映到党的核心领导层，就要开会研究如何处理杨、余、傅的问题了。

1)毛泽东、党中央决定对杨、余、傅作出组织处理。

毫无疑问，对于杨、余、傅问题的处理决定，是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核心领导层会议上作出的。参加会议的人员，应是若干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部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也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研究后，才决定对杨、余、傅采取措施的。

关于会议的档案尚未公布，因而我们还不清楚会议召开的情况及其讨论、决策过程。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可以从若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窥视会议召开及讨论中的一些情况。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晚上，林彪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解决杨成武问题的中央会议。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对杨成武说：“不要着急，有病就好好休息。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的。”[90]

杨成武在一九七四年被释放后，周恩来曾告诉他：“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应。”[91]

从中可以看到，杨成武的问题是林彪检举、揭发的，是在开会研究了四次以后才决定对杨成武进行处理的。这在当时林彪的讲话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三月二十四日晚上，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团以上干部万人大会上说：“毛主席说是这样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指杨、余、傅事件——引者注)。”“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的职务;(口号)要把余立金建捕起来，法办;(口号)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职务。(口号)决定由黄永胜同志当总参谋长，(口号)决定由温玉成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司令。”[92]

从林彪的讲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将杨、余、傅问题定为“不大不很小的问题”。这表明毛泽东对于这个问题既没有看得那么严重，也没有忽视这件事，而是把它作为一个重要事件来进行处理的。对于杨、余、傅三人的处理是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开了四次会议才决定下来的。虽然这四次会议的具体内容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从中不难看出对杨、余、傅的处理也并非匆忙决定的，而是经历过一个过程的。这反映出对于他们三人的处理还是慎重的，也是经过反复研究以后才决定下来的。

对于杨、余、傅问题的处理是由林彪提议，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开了四次会议才做出的决定。作出处理的始作俑者是林彪，决定作出处理的是毛泽东、党中央，是在集体研究后，经过反复考虑，才作出的处理决定。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对杨、余、傅作出处理决定的时间是三月二十二日，因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的撤销杨、余、傅职务和任命黄永胜、温玉成职务的命令，就是这一天形成的，命令规定要下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我们看下面的两份文件：

第一份文件：关于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的命令。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

(二)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

(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

第二份文件：关于黄永胜、温玉成任职命令。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任命黄永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二)任命温玉成同志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93]

在这两个命令作出的当天晚上，就对杨、余、傅采取了行动，那么对于他们是如何采取行动的呢?

2)处理杨、余、傅事件的基本概况。

毛泽东主持中央会议作出处理杨、余、傅问题的决定以后，于三月二十二日夜就对杨、余、傅采取了行动。对于他们三人的处理是迅速的，同时进行的，那么具体处理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其一，对杨成武的处理。

对杨成武的处理是在三月二十二日深夜进行的。当时杨成武因为患病，在家休养。对他采取行动的前夕，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林彪的两位秘书先后来看望患病的杨成武。他们走后不久，邱会作、李作鹏带领的警卫部队就到了杨成武住地。

三月二十二日二十时，吴法宪到后海杨成武住地，在秘书办公室，对杨成武秘书张忠庆说，来看望杨代总长。因听说杨成武已入睡，就不见了。十一时三十分，林彪的两位秘书张云生和于运深到卧室看望杨成武。赵志珍将杨成武叫醒后，两位秘书说：“101(林彪代号——引者注)对首长的病情很关心，特意让我俩来探望。希望首长好好休息，早日恢复健康。”[94]

我们看到，在杨成武被采取行动前夕，吴法宪和林彪的两位秘书前来探望杨成武。吴法宪这个时候似乎还不知道是要处理杨成武了。因为从杨成武的回忆来看，吴法宪前来探望时，得知杨成武休息了，就说他先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开完会后再来向杨成武汇报。为此，杨成武还让秘书张忠庆将电话打到人民大会堂告诉吴法宪说，自己身体不好，让吴法宪不要来了。[95]如果吴法宪知道这个时候要处理杨成武的话，是不会说开完会后再来汇报的。

但是，林彪、叶群这个时候肯定是知道的。林彪的两位秘书来探望杨成武，是受林彪、叶群之托进行的。据张云生回忆，这次探望还有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小名老虎)相随，是叶群亲自向他们交代，让林立果代表林彪和她去看望杨成武的。[96]既然杨成武的问题是林彪检举、揭发的，在处理杨成武的前夕林彪、叶群又让秘书和儿子代表他们去探望杨成武，固然是在作出某种姿态，却也反映出他们在解决杨成武问题上的复杂心态。

三月二十三日一时许，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打来电话，说：“吴法宪带人把政委铐起来带走了，请问杨代总长，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吴法宪搞政变?”张忠庆急忙叫醒杨成武，报告了这一情况。[97]杨成武的夫人赵志珍听到后感到很吃惊，在他们几个人还没有搞清究竟发生什么情况时，杨成武住地已被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军人秘密包围起来，原来的警卫部队也被撤换，按紧急命令，被拉到景山。

凌晨二时许，邱会作和李作鹏带领几十个人进入楼内。邱会作和李作鹏带着几个人上楼进了杨成武的卧室。杨成武穿着睡衣，走了过去。邱会作说：“林副主席请你去开会。”李作鹏站在后面，仍然戴着他那副宽大的墨镜。

杨成武问：“开什么会?要你们两个来请，啊?你们搞什么名堂?”

邱会作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杨成武觉得事情不对，转身拿起红色电话机的话筒，想问问周恩来是怎么回事。可是，电话线早已被切断，一点儿声音也没有。杨成武火了：“怎么回事?”

邱会作和李作鹏都站在一旁不动声色，随他们一起来的一个人对杨成武说：“走吧!”

杨成武心想，莫非发生政变了，是吴法宪他们搞的?

杨成武转身拿了件警卫员的棉大衣，披在身上，从他们闪出的通道走出房门。几个土兵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甚至也跟进厕所。这些请况足以表明，已经发生了大的变故。杨成武愤怒地对邱会作和李作鹏说：“你们到底搞什么名堂?开会?开什么会?不要当骗子!要有党性!没有党性还应该有人性，要有良心!”

邱会作和李作鹏并不作答。几个人簇拥着杨成武走下楼梯，也进了客厅。在和家人告别后，杨成武随着他们往外走，边走边想，这或许是林彪授意吴法宪干的，是林彪一伙背着毛主席干的。走出楼门，见到一辆黑色吉姆车停在门前，车门开着。邱会作先钻进去，李作鹏伸伸手，示意杨成武上车，随后也跟着钻进车里。他们俩一左一右护卫着杨成武。车队没有走大街，而是穿越小胡同，经积水潭、新街口、西四高速驶抵人民大会堂。

走进大会堂北门，杨成武看到周恩来、谢富治等在那里。周恩来小声对杨成武讲：“你的事情，两天前我才知道。……”[98]

我们看到，杨成武三月二十二日夜被邱会作、李作鹏紧急带到了人民大会堂。到了人民大会堂后，三月二十三日晚林彪才召开由杨成武参加的会议，代表中央与杨成武进行谈话，处理杨成武的问题。

三月二十三日晚，杨成武被邱会作和李作鹏带到林彪办公的福建厅。里面坐着二三十人，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汪东兴、李天佑、王新亭、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姚文元、叶群等人都坐在那里。

林彪见杨成武进来了，说：“现在开会。我来宣布中央的决定。一、杨成武搞晋察冀山头主义，搞派性。二、杨成武勾结余立金，想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想夺谢富治的权。三、杨成武把王飞、周宇驰、于新野打成反革命。杨成武你不当总长了，黄永胜当总长。我再说一遍，不是代总长，是总长!”

接着江青说道：“杨成武，你胆大包天，敢整我的黑材料!你要老实交代!”

周恩来插话说：“不是黑材料，是红材料。”

话音刚落，吴法宪也说道：“杨成武，你必须交代你的‘三反’罪行!必须交代你的黑后台!”

康生也说道：“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你要交代同那几个老家伙的关系，交代出你的黑后台!你和彭真什么关系?和罗瑞卿什么关系?”

陈伯达也趁机说道：“杨成武反对马克思主义，写‘大树特树’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这个账是赖不掉的!”

叶群也说道：“杨成武三次命令傅崇碧冲‘中央文革’的驻地，带了枪，带了子弹，还用皮包打了江青同志!这还得了吗!‘中央文革’还有没有安全?毛主席还有没有安全!”

接着，叶群带头喊起口号：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打倒杨成武!”

“打倒晋察冀山头主义!”

刚开始，杨成武还拿着铅笔，在纸上记着。越听越有气，索性把手里的铅笔一扔，举起手来：“我说几句!”

江青挥着手，说：“不开了，散了!散了!”

人们纷纷站起来。这个时候周恩来站起来，他摆摆双手，示意大家坐下。他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讲，杨成武有病，要他去休息。以后有错误可以检查。”

人们散去后，杨成武问周恩来：“这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站起来，说：“不要着急，有病就好好休息。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的。”

这个时候康生转过头来，面对着杨成武，说：“不管你交代不交代，你的黑后台，就是聂、叶、陈、谭!”[99]

三月二十五日凌晨，杨成武被送往西郊机场，用伊尔-18型飞机武装送往武汉山坡机场，关在空军某部的地下室。[100]

三月二十三日晚召开的会议是在林彪主持下进行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以及军队的部分高级领导干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林彪宣布了杨成武的错误及对他的处分决定。这次会议先在高层内部统一思想，与杨成武进行集体谈话，宣布杨成武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要对他进行处理。从程序上来说，倒也没有什么，但是从他所犯错误的内容上来说，有些则是牵强的。比如，说杨成武夺吴法宪、谢富治权的问题，以及处理王飞、于新野的问题等等。这里引人注意的是，说杨成武搞晋察冀山头主义的问题，特别是在康生、吴法宪的发言中要追查杨成武的黑后台的问题，暗示了杨成武与二月逆流中的高级领导干部、军内老帅存在的联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杨成武对待文革的立场和态度问题，透射出解决杨成武问题的深层原因。

其二，对余立金的处理。

余立金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他的秘书单世充和杨成武的女儿杨毅的关系问题，以及在一些文章和具体提法上他与吴法宪及其背后的叶群、林立果之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在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和杨成武女儿杨毅的关系上，余立金和杨成武站在了一起，而吴法宪则在叶群的施压下屈服了，站在了余立金、杨成武的对立面，与他们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又牵涉到空军党办内部首长秘书和王飞、于新野、周宇驰之间的两派斗争，在王飞等人的背后又有林立果和叶群乃至于林彪的支持，而单世充的背后则是余立金和杨成武。吴法宪站在了林彪、叶群一边，支持王飞、于新野、周宇驰等人的行为，与杨成武、余立金进行斗争。同时，在一些文章及提法上，吴法宪与余立金、杨成武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而叶群则在背后支持吴法宪的主张。[101]

二是所谓的叛徒问题。这个问题是由许世友向中央反映并报送了相关的材料。逮捕余立金是在毛泽东主持的处理杨、余、傅问题的中央会议上作出决定的。[102]本来，如果仅是与杨成武的关系问题，余立金是不至于受到这样严厉的处罚的。正是由于他的所谓历史问题，才在杨、余、傅三人中处理最为严重，在逮捕以后被投入了秦城监狱关押了起来。

逮捕余立金是在吴法宪主导下，由杨德中率领中央警卫团士兵来执行的。当时，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不惊动别人，逮捕行动是以吴法宪邀余立金到家里商议问题的方式来进行的。吴法宪回到家里以后，事先还作了布置，通知空军副参谋长梁璞和警卫营长田广林到他家里来。随后，杨德中率领的警卫团士兵也赶到了。他们一起商量好，由杨德中带领警卫团的人在吴法宪家的院子里等候，等余立金一来，就执行逮捕任务。接着，吴法宪要秘书通知余立金，请余立金到他家里来一下，说有事情要同他商量。

然后，吴法宪就到了楼上的阳台观察动静。院子里黑黝黝、静悄悄的。等了一会儿，吴法宪看见余立金走进了院子。这时，杨德中上前对他说：“余立金，你被逮捕了。”紧接着几个警卫战士走上前去，把余立金带走了，没有惊动任何人。[103]在余立金被带走以后，他的秘书单世充感到非常吃惊，又觉得疑惑，于是就立即给代总长杨成武打电话，说：“吴法宪带人把余政委铐起来带走了，请问杨代总长，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吴法宪搞政变?”张忠庆急忙叫醒杨成武，报告了这一情况。[104]

余立金就这样被带走了，关押进了秦城监狱。他之所以被逮捕，在杨、余、傅三人中受到了最为严厉的处罚，主要还是因为他的所谓历史问题，即叛徒问题。如果没有这个问题，本来是不至于被逮捕的。当然，后来证明，这个所谓的叛徒问题查无实据，但在当时情况下，在没有弄清事实真相之前，采取果断措施来处理这个问题，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路线斗争，一些具体的分歧和矛盾，不过是党内问题，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叛徒问题则是叛变革命，属于敌我矛盾。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当然要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了。从余立金被带走后，他的秘书单世充迅速给杨成武打电话报告情况来看，也进一步反映出余立金与杨成武的密切关系，以及他们与吴法宪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

其三，对傅崇碧的处理。

傅崇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何处理被冲击、打倒的高级领导干部与林彪、江青、谢富治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这反映出傅崇碧对于文革的立场和态度问题。所谓武装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不过是傅崇碧与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分歧和矛盾激化的表现。对傅崇碧的处理，也是在毛泽东主持的解决杨、余、傅问题的中央会议上作出决定的。当时，傅崇碧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对他是以调动工作的方式来进行处理的，即将他平调到沈阳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虽然去后对他采取了隔离措施，但是毕竟是以调动工作而不是别的方式来对他进行处理的。

三月二十二日晚上，傅崇碧正在北京市革委会开会，参加者还有谢富治、吴德等人。晚八时多，谢富治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快半夜时，谢富治亲自给傅崇碧打来电话，说林彪副主席、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要接见卫戍区团以上干部，让傅崇碧下发通知。傅崇碧就在市革委会的楼上，用红机子让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刘光甫赶快通知团以上的干部二十三日凌晨二时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他还通知了郑维山，让他也去。

傅崇碧忙到一点钟过后才带着秘书到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干部们都到了，副总长们也来了，有温玉成、张才千，还有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等。傅崇碧看到王新亭、李天佑等坐在后排，就告诉秘书把他们安排在第一排就坐。

这时周恩来从小会议厅走了出来，问谁通知的郑维山?傅崇碧说是我通知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和林彪在小会议厅里，周恩来让傅崇碧也进去。在他们走进去时，周恩来悄悄同傅崇碧讲，你千万不要激动。傅崇碧愣了一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进了小会议厅后，周恩来让傅崇碧坐在他原来的位置，和林彪隔一个沙发。这时江青问郑维山：你怎么来了?谁让你来的?一下子搞得大家很紧张。紧接着林彪宣布命令：决定傅崇碧同志任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温玉成副总长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主要做卫戍区工作，并要陈锡联同傅崇碧谈谈。命令宣布后，他们就去接见团以上的干部了，会议厅里只剩下傅崇碧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这个命令宣布得非常突然，傅崇碧一时转不过弯来，脑子里很乱。傅崇碧和陈锡联坐在那里，慢慢地剥桔子吃。一个桔子还没吃完，周恩来、谢富治回来了，说吃饭吧。傅崇碧只吃了一点，他在想接见团以上干部为什么不让他去?工作调动的事为什么也不和他打招呼呢?想来想去不知究竟是出了什么事。

天快明了，周恩来对傅崇碧说：“飞机已经准备好了，现在送你到沈阳去。”这时傅崇碧压不住火了，就问周恩来：“调动工作有这么调动的吗?又不是打仗，哪有这么急!”傅崇碧心里有气了。

周恩来说：“你是不是回家取点东西?”

傅崇碧说：“不取。”

周恩来说：“好，干巴利索脆，写个信给家里。”

傅崇碧说不写。这时周恩来的秘书递过来纸笔，周恩来说：“你还是写几个字告诉家里好。”

于是傅崇碧用铅笔给爱人黎虹写了几句话:

黎虹同志:

我的工作调动到东北军区，因走得很急，不能回家，需要用什么东西，到东北军区以后再给你去信。我的一切请你们放心好了。

傅崇碧

三月二十二日

写完就把它交给了周恩来的秘书。周恩来和谢富治把傅崇碧从小会议厅送到大厅时，周恩来紧紧地握住傅崇碧的手说：“你身体不好，一定要把身体搞好。工作有的是，不要着急。要经得起考验。”周恩来又向陈锡联讲，他的身体不好，到东北后要照顾好他。他什么东西都没带，需要的东西你给他解决。而后，傅崇碧在陈锡联的陪同下，乘车前往西郊机场。上飞机前，陈锡联把他的丝棉大衣披在了傅崇碧的身上。

沈阳军区一个副政委带四五个人来接傅崇碧。下了飞机后，傅崇碧乘坐的车子一直开到沈阳军区司令部大院，停在一幢二层楼底下。进去后有两道岗哨，沈阳军区司令部一个参谋给傅崇碧当秘书，一个班长给他当公务员。沈阳军区一位李副政委告诉傅崇碧，他要坐送傅崇碧的飞机回北京，问傅崇碧有什么事?傅崇碧说：“我给中央写一封信，请你转送中央。”傅崇碧给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写了一封信，内容是他到沈阳就完全失掉了自由，他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请给他指出来，他可以改。有不清楚的地方，他提供线索请中央调查。他写的信后来也没有回音。[105]

从中可以看到，傅崇碧是以平调的方式被解除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的。这是在林彪主持召开的由傅崇碧参加的中央会议上宣布的，而后就让他立即赶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去报到。这引起了傅崇碧的不满。虽然他到沈阳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员，也给他配备了秘书和公务员，实际上却是被隔离起来了。他在沈阳期间被换过几个地方。开始是一个政委住过的楼，却不让他下楼。当时院子里住着许多熟人，沈阳军区参谋长唐子安的夫人，在楼下朝傅崇碧喊，傅崇碧对她说，别喊了，我已经没有自由了。后来又给他换了地方。晚上车子东拐西转，到了一个小楼。其实从这里到司令部并不远，但走了一个小时。[106]

这里有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就是在傅崇碧调到沈阳后，还有人查问他与几位老帅的关系问题。当时曾有三个人来找傅崇碧谈过话。一个是沈阳军区副主任，一个是十六军政委兼吉林省革委会主任，另一个是中央专案组的，曾在海军保卫部担任过处长。他们说：中央派我们来看你。而后给傅崇碧讲了当前形势问题，拿出几张照片让傅崇碧看。一张是傅崇碧跟叶剑英、聂荣臻、郑维山、邱会作一同视察国防工程时的照片;一张是傅崇碧与陈毅、聂荣臻、叶剑英三位老帅的合影。后一张是他们在西山叶剑英家照的。傅崇碧跟陈毅也合了影。还有一张是五十年代傅崇碧和杨成武在青岛的合影。他们一共拿来四张照片，都放大了。另外还有一封信。信是一九六七年傅崇碧生病出院后，叶剑英亲自写给他的。他们指着照片和信对傅崇碧说，你跟这些人的关系很密切，只要你对他们反戈一击，就可以出来工作了。他们的建议遭到了傅崇碧的拒绝。[107]

傅崇碧调到沈阳以后，从有人还要傅崇碧揭发几位老帅以及他与几位老帅的关系来看，傅崇碧被处理是与他和几位老帅的关系比较密切存在联系的。从几位老帅在二月逆流、二月镇反中的作为来看，虽然他们的作为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反对造反派“左”的行为的正义性，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则是表现出对于文革的抵制和抗衡态度。这是与文革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傅崇碧与他们存在密切联系的情况下，在具体工作中就不能不受到他们的影响，致使自己以调动工作的方式遭到处理。可惜，傅崇碧当时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以上我们介绍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处理的基本情况。虽然他们三人都是在三月二十二日晚上被处理的，但是处理的方式又是各不相同的。杨成武是被邱会作、李作鹏从住地带到人民大会堂后，在宣布了对他的处理决定后，被用专机送往外地的。余立金是被吴法宪邀到家中后，由杨德中率领的中央警卫团士兵逮捕的。傅崇碧则是被谢富治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由林彪宣布调他到沈阳军区工作的。他们三人被同时处理，只有余立金被逮捕后投入到秦城监狱，还是因为他的所谓历史问题。否则的话，是不会受到如此严厉处罚的。

3)三月二十四日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宣布处理杨、余、傅的决定。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三月二十二日中央在做出了处理杨、余、傅和任命黄永胜、温玉成的决定后，随即于同日夜对杨、余、傅采取了紧急行动。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中央高层召开会议，与杨成武、傅崇碧分别进行谈话，二十四日夜(或二十五日凌晨)将他们分送外地。[108]

在将他们送走的当夜，即二十四日晚九时三十分至二十五日凌晨一时三十分，[109]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军队团以上干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驻京各军事院校、北京军区部队所属各单位的团以上干部，各军区在京参加学习班和开会的干部，在北京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等，共一万余人。当时参加会议的林办秘书张云生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我和林办几个工作人员也到了大会堂会场，听听林彪讲话。会场的人坐得满满的，据说全是部队团以上干部。大家听说这个会有中央首长讲话，最后还可能受到主席接见，因此尽管许多人已等候了多时，也都很兴奋。我们到达会场后，也坐在普通观众席里，静心等候。但又等了一两个小时，才见主席台上有人走出来了。

为首的是林彪，其次是总理，后面的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叶群，他们在主席台上就座。会场内鸦雀无声。几位老帅也来到会场，但他们被安排在普通观众席里，……。”[110]

林彪首先发表讲话，也是会议的主题讲话。据张云生回忆说，这个讲话材料是空军党办主任王飞和周宇驰整理的。到了傍晚，叶群从大会堂打电话回来，说主席点了三个题目，让林彪讲一讲：第一条是反对宗派主义;第二条是反对两面派;第三条是从哲学上讲讲“相对与绝对”。叶群又让他们两人重新按这三个题目整理材料，他们直到七点多钟才把材料交给从大会堂回来的叶群。[111]

林彪在讲话中首先说：“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的决定。

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那样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他的问题要大一些。所以毛主席说是这样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说最近从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水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的职务;(口号)要把余立金建捕起来，法办;(口号)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职务。(口号)决定由黄永胜同志当总参谋长，(口号)决定由温玉成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司令。”(口号)

[112]

从林彪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首先对于杨、余、傅的问题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并引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接着又说，处理他们是在毛泽东那里开了四次会才确定下来的。而后公布了撤销杨、余、傅三人的职务以及对于黄永胜、温玉成的任命。这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

随后，林彪对杨成武的问题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他说：“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两面派和曲解马克思主义。”[113]他在讲话中围绕这三个问题，既有丰富的事实，又从理论上进行了说明，还进一步在绝对和相对的关系上进行了解析，信口拈来，拉拉杂杂，其间夹杂着此起彼伏的口号，将杨、余、傅的问题和中央的决定阐释了出来。

我们注意到，虽然林彪说杨成武犯了山头主义和两面派的错误，但是在讲话中却对杨成武与几位老帅的关系避而不谈，只是说杨成武在这两方面存在的其它事实。看来，他在讲话中有意避开了这个问题，并非说这个问题就不存在。这不过是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从维护军队高层和谐、团结的愿望出发，为了在解决杨、余、傅问题的时候不至于引起更大的震动，才这样做的。

在林彪讲话以后，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先后发表了讲话。

周恩来在讲话中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刚才宣布的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帅的英明的决定和命令”。他在讲话中还说到：“我们要永远忠于中央文革!”“你们继续揭发，有可能在杨成武后头还有黑后台。”

江青接着讲话。她说：“我完全拥护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定!”她在讲话中阐述了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小组的经过，还说，王、关、戚是“我们把他们端出来”的。

陈伯达在讲话中表示：“完全拥护林彪同志宣布的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命令”。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伟大胜利是“揭发了彭、罗、陆、杨”，第二次伟大胜利是“打倒刘、邓、陶”，第三次胜利是“把‘二月逆流’击溃了”，第四次伟大胜利是“把刘、邓、陶留下的一些爪牙，隐藏在文化革命小组里面的小爬虫——关、王、戚或者王、关、戚揭露出来了”，第五次胜利“就是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揭露出来了”。陈伯达在讲话中还就发表杨成武关于“大树特树”的文章作了自我批评，说由于杨成武“不断催”，也就“让它发表了”。

康生在讲话中表示：“完全拥护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的既严肃又宽大的英明决定”，认为“应当说江青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树立了特殊的功绩”，他在严厉批判了二月逆流之后，说道：“我相信杨成武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的。”

姚文元最后讲话，表示：“完全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和各项命令”。[114]

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在讲话中都表示拥护毛泽东、党中央的决定和命令，对杨、余、傅问题表了态。这里引起我们的注意的是，周恩来、康生都提到了黑后台的问题。那么，谁有资格充当杨、余、傅这些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后台呢?能够充当他们三人后台的应该是比他们地位更高的人，这就不由得使人想到军队的几位老帅了。当然，这种表述是隐晦的，即便没有直接提名，也让人不难联想到他们。这既揭示了杨、余、傅事件与军队几位老帅的联系，又指出了杨、余、傅的后面还有人，告诫人们要提高警惕。他们在大会上讲出这样的话，是意味深长的。

我们还注意到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了五个回合的问题。陈伯达将杨、余、傅事件与文革以来党中央发生的重大人事变动联系起来，总结了五次重大人事变动的基本概况，揭示了文化大革命正是在排除中央层面的重重干扰后才不断被推向前进的。第一、二、三、五回合是反右的，第四回合是纠“左”的。不论是来自右的阻挠，还是来自“左”的干扰，都是破坏文革的。文革就是在反右纠“左”中才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陈伯达五个回合的讲话，使人们从文革发展的历程中来审视杨、余、傅事件，对于这个事件的产生、影响及其被处理会形成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

在会议结束时，已是三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三十五分，[115]毛泽东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和林彪一起接见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陪同接见。[116]新华社播发的电讯记录了当时接见的盛况，我们节录如下：

在国内国际一片大好形势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最近接见了军队干部。这是对我军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

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同志。

接见以前，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向被接见的同志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同志也作了重要讲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精神焕发，健步来到接见会场，长时间地向被接见的军队干部亲切地、热烈地鼓掌。

当毛主席出席时，整个会场立即沸腾起来。这些在伟大统帅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教育下的军队干部，无比激动，热泪盈眶，对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怀着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革命激情，高举红彤彤的革命宝书《毛主席语录》，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他们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接见结束时，全场同志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家高唱《国际歌》。全场再一次长时间地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117]

毛泽东虽然在这次接见活动中没有讲话，但是他在会议结束时接见与会的军队领导干部，就表明了他对于处理杨、余、傅问题的支持态度。这是极具象征意义的行动。由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是军委办事组、总参、空军、北京卫戍区的主要领导干部，因而对他们进行一并处理势必会在军内引发较大震动。因而在军内下发三月二十二日命令之前，就需要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军队干部会议，提前对他们的问题进行通报和说明，让人们了解杨、余、傅问题的基本情况，对命令的下达有心理准备，以求将军队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的部署上来。这就是这次军队领导干部大会召开的由来。

不过，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这次军队领导干部大会上，朱德、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律坐在台下，而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办事组的一些成员却坐在了台上。

其实，在那天会议的安排上，原先主席台上是放有他们座位的，但是临开会前却把他们的椅子撤掉了，让他们到台下就座。朱德带头，徐向前、陈毅和叶剑英依次从台上休息室出来，走到大厅中间坐下来。陈毅对此非常不满，在开会的时候就从衣袋里拿出糖，分给叶剑英吃，还说道，我们吃糖，不听他们的。[118]他是用这种方法来表示抗议的。

本来，聂荣臻也是要参加这次会议的。但是，此前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而且是最严重的一次，虽然经过六十多个小时的抢救恢复了正常，可是仍然需要安心静养，卧床休息。聂荣臻当时住在西山，会议开始前，工作人员给聂荣臻打了三次电话，让聂荣臻去参加大会。聂荣臻说，身体实在不行，只能请假。会议情况是叶剑英回来后告诉他的。[119]聂荣臻虽然因病没有参加会议，要是他去的话，也是会和其他几位老帅一起坐在台下的。作出这样的安排，主要还是由于当时他们与杨、余、傅的关系以及对于文革的态度所造成的。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解决杨、余、傅的问题事先并没有征求几位老帅的意见。聂荣臻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曾经说道：“军队如此重大的人事变更，我们几位军委副主席都毫无所闻。至于这一事件何时策划，怎样酝酿的，那就更是不得而知了。”[120]聂荣臻的回忆表明，在解决杨、余、傅的问题上事先并没有征求他们几位老帅的意见。如果我们把这件事与这次会议将他们安排在台下而不是台上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就进一步显示出中央对于他们的态度，以及他们与杨、余、傅之间存在的微妙关系了。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虽然他们几人参加了大会，但是在新华社播发的电讯中却没有他们的名字，而与会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办事组成员的名字却赫然出现在新闻报道中。这是耐人寻味的，也是令人深思的。如果把他们与杨、余、傅的关系以及在二月逆流、二月镇反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文革的态度和随后对于军委领导机制的变革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就不能不说作出这样的安排并非偶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具有必然性的。这并非是有人故意为之，让他们难堪，而是由他们对于文革所持的立场和态度所决定的。杨、余、傅问题的出现，就是在这些老帅对于文革采取抵制、抗衡态度的情况下，没有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反而仍然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及其它一些原因才被处理的。下文还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此不赘述。

4)三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向社会上公开宣布了处理杨、余、傅的决定。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党中央作出了处理杨、余、傅问题的决定。三月二十四日，又召开了军队团以上干部大会，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先后发表讲话，通报了杨、余、傅事件的情况，并对他们的处理表了态，在驻京部队内部统一了思想。随后，又于三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将杨、余、傅的问题进一步传达到了社会上。

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北京市十万军民出席了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宣读了中央三月二十二日发布的两个命令。江青在发言中将杨、余、傅作为右倾翻案风的代表进行了批判，介绍了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和派人到北京大学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信的底稿等问题。她在讲话中还把杨、余、傅说成王、关、戚的黑后台。[121]

江青说杨、余、傅是王、关、戚的后台，这样就把王、关、戚与杨、余、傅联系了起来，我们现在尚未找到江青这样讲的切实依据。但是，从他们所犯错误对于文革的破坏性上来说，两者倒是具有一致性的。不过，王、关、戚是从“左”的方面，而杨、余、傅则是从右的方面来进行的。这是两者的不同之处。他们之间的联系还需要史实的进一步证明。

这样我们看到，通过在北京首都体育场召开十万军民的会议，将杨、余、傅的问题传达到了社会上。不仅如此，为了将他们的问题进一步传达到全国，四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说，中央办公厅已将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两次大会上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等人的讲话录音复制发到各地，要求各地普遍播放这两次大会的录音。全国各地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开展粉碎右倾翻案风运动。[122]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杨、余、傅的问题是由林彪提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了四次会议研究后才决定进行处理的。在作出处理他们决定的当天深夜，就对他们采取了行动。杨成武、傅崇碧是在林彪主持的会议上，分别向他们本人宣布处理决定的。余立金因为所谓的历史问题，是在吴法宪住地被逮捕的。

三月二十四日，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军队团以上干部大会，林彪发表了关于杨、余、傅问题的主旨讲话， 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也分别发言表了态。三月二十七日，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军民大会，向社会公布了杨、余、傅的处理决定。而后，将这两次大会中央领导人讲话的录音在各地播放，杨、余、傅事件传达到了全国，推动了各地进行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④ 军委领导体制的变革及杨、余、傅事件的性质和后台问题。

在处理了杨、余、傅的问题以后，中央军委领导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这种变革与杨、余、傅的问题存在什么样的联系呢?杨、余、傅事件的性质如何?在他们背后是否有后台，以及要不要追查他们背后的后台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些问题。

1)毛泽东、党中央对军委领导体制作出重大变革。

在处理了杨、余、傅的问题以后，军委领导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这种变革表现在对军委办事组进行了改组、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处理军委日常事务以及直接对林彪直接负责上。

既然要改组军委办事组?那么，军委办事组先前又是如何成立的呢?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又称四人小组或者军委看守小组，

小组成员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李作鹏因随毛泽东外出，海军才由张秀川参加)组成，吴法宪任组长。

原来，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军委副秘书长、代总长杨成武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离开了北京。没过几天，林彪提出，杨成武不在北京，现在军队日常工作很繁重，需要有人来抓。据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江青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看守小组”是她最先向林彪提出建议成立的，她说：“军委办事组是怎么产生的呢?1967年夏天，斗争肖华的时候，出现了不严肃的现象，把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低级下流，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侮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因此，我建议成立一个看管小组(即军委看守小组——引者注)。开始是4个人。后来……在军队中产生了新的办事班子——军委办事组。杨、傅问题出现后，进行了改组。”

看守小组接受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列席中央文革碰头会，负责看管总政，负责驻京部队、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样，看守小组成为合法的领导军队文革的机关。[123]

由于杨成武当时是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常委、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代总参谋长，因而在他陪同毛泽东回京后，周恩来便向毛泽东提议杨成武担任军委办事组组长。[124]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不要这个军委办事组?如果要的话，让杨成武当组长?

周恩来对杨成武讲：“有个军委办事组，你回来了，你当组长。”

林彪听到此事后，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说，吴法宪不当组长可以，但要当第一副组长，而且要当副总参谋长。[125]

军委办事组就是这样成立的，杨成武也是由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后成为军委办事组组长的。他当军委办事组组长的时间并不长，也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这次处理了杨、余、傅事件以后，改组了军委办事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向林彪报告称：“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讨论过新的军委办事组名单，拟了5个同志，现先送上，请考虑是否妥当，并请在您考虑后，向主席报告请示。”当天，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126]

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审阅林彪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名单，名单如下：黄永胜(组长)、吴法宪(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毛泽东批示：“照办。”[127]

三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谈话。谈到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时，毛泽东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办事组还可以增加刘贤权，政工小组可以考虑取消，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128]

毛泽东又说：军委办事组要订一个制度，至少一周到林彪同志那里汇报一次工作，一次谈一两个钟点，有事无事都要去，除非林彪同志身体不好。周恩来说：“军委常委不要开会了吧?”毛泽东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林彪说：“把它悬空起来。”[129]

谈到干部学习班时，毛泽东问：学习班什么人在搞?听说中央文革都进不去?在此之前，地方和军队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事，实际上一直是周恩来在抓，后中央另成立一领导小组，林彪任组长，陈伯达、江青、康生任副组长?[130]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处理了杨、余、傅的问题以后，改组了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代替杨成武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新的军委办事组成员获得了毛泽东的批准。刘贤权原任青海省军区司令员，由于在“三支两军”中表现较好，因而毛泽东提出军委办事组还可以增加一个刘贤权。毛泽东明确指出，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再开会了。这样就将其他军委常委和军委副主席参与军委工作排除在外了。叶剑英曾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名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此后叶剑英被停止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权力。[131]军委办事组直接对林彪负责，由林彪直接掌管军委办事组，军委的领导权就集中到军委办事组特别是林彪手中。

毛泽东要求军委办事组成员不管有事没有，至少一周要向林彪汇报一次工作，这样就通过办事组将军委的权力集中到林彪手中，而把其他军委副主席(老帅)和军委常委排除于军委日常工作之外了，从组织程序上明显增强了林彪对于军队的控制力。这反映出毛泽东对于林彪的信任，而对于其他老帅和一些军委常委是存在意见的。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由于他们对待文革的不同态度造成的。在解决杨、余、傅的问题以后，作出这样的安排，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杨成武在与林彪和其他几位老帅相处的关系上，究竟是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了。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他们被处理的内在原因。

至于学习班原先一直是由周恩来在抓，但是解决了杨、余、傅的问题以后，重新成立了学习班领导小组，由林彪任组长，陈伯达、江青、康生任副组长。这样就加强了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对于学习班的领导工作。这是毛泽东支持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又一个例证。

吴法宪当时在讲话中也谈到了改组军委办事组的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三月三十日，吴法宪在军委办事组会议上说：“经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批准，改组办事组，由总部、军种主要负责人组成，在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直接领导下主持军队工作。办事组成员由黄、叶、李、邱和吴五个人组成，将来还可以加一个刘贤权同志，黄为组长，吴为副组长。”六月十一日晚，黄永胜、吴法宪接见军委办事组全体工作人员，吴法宪说：“中央决定，军委停止工作，军委常委工作实际上已集中到办事组来了，起到过去军委办公会议的作用。在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直接对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负责。”[132]

我们看到，在解决了杨、余、傅的问题以后，毛泽东对于军委领导体制作出了重大变革。这种变革就是改组军委办事组，取消军委常委会议，将军委权力集中于办事组，由林彪直接掌管。这样就将军委的权力集中到林彪手中，而把军委其他常委、副主席排除在外了。如果我们再联系到这种变革是在解决了杨、余、傅的问题以后才发生的，处理杨、余、傅的时候事先也没有征求其他几位老帅的意见，在三月二十四日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他们没有坐在台上而是在台下，以及他们虽然出席了这次大会，但是在新闻报道中却没有出现他们的名字，就不能不说这是与杨、余、傅和他们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分不开的。

从军委领导体制的变革和重新建立学习班领导小组来分析，实际上就增强了林彪、军委办事组和中央文革小组对军队、学习班的控制权，而将其他军委常委、军委副主席乃至于主抓学习班的周恩来排除在外了。由此来逆向思考杨、余、傅的问题，就可以得出他们的问题是由于没有处理好与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和其他老帅、中央领导人的关系才造成的结论。

没有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关键还是因为双方对于文革的态度不同。在双方艰难、曲折而又激烈的斗争中，杨、余、傅没有果断地站在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一边，而是在他们中间出现了摇摆乃至于疏远了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却与另一方拉近了距离。由于他们都是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又处在特殊的位置上，因而对他们进行处理不论是从文革发展的要求还是维护文革的成果上，都是不得已才作出的选择。

2)杨、余、傅事件的性质。

对于杨、余、傅事件的性质，我们要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左”、右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那么，杨、余、傅事件的性质究竟如何呢?

首先我们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上来进行分析。

我们知道，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一样。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那么，杨、余、傅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矛盾呢?

杨、余、傅虽然被处理了，社会上也喊出了打倒杨、余、傅的口号，除去余立金因为所谓历史问题被逮捕、予以特殊处理外，杨成武、傅崇碧都是按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党内矛盾来进行处理的。这表现在杨成武不过是被送到了外地予以隔离起来，傅崇碧则是以平调的名义到沈阳军区任职(变相隔离)的。这实际上是让他们离开了总参谋部、北京卫戍区这样极为重要的工作岗位，将他们“挂”起来了。作出这样的处理，也是从维护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为了预防极端事件所采取的行动。

我们注意到，林彪在三月二十四日讲话中说，毛主席认为杨、余、傅事件是“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国防大学文革资料中，第87页。从中不难看出，杨、余、傅事件既不像以前发生的彭、罗、陆、杨、刘、邓、陶以及二月逆流的问题那样大，但是由于所处的位置比较特殊，他们的问题也并不算很小。彭、罗、陆、杨、刘、邓、陶以及二月逆流的问题尽管那样大，当时还是把他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或党内矛盾来进行处理的。既然这样，杨、余、傅的问题还没有他们那样大，自然也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或党内矛盾来进行处理的。刘少奇的问题比较复杂，是因为所谓历史问题才被升级处理的，则是一个例外。

对于杨、余、傅事件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或党内矛盾来进行处理的，还可以从杨、余、傅被处理以后，毛泽东对于杨成武的批判予以限制以及生活关心和制止审判上表现出来。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审阅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请示报告，报告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处，点了杨成武、张平化等人的名字，毛泽东删去几处杨成武、张平化的名字，并批示：“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批示和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报告于本日发出。[133]

五月二十二日，毛泽东问周恩来：杨成武现在哪里?周恩来汇报了杨一家被关押的情况。毛泽东说：为什么不让杨成武和家人住在一起?随后，周恩来通知有关部门落实了毛泽东的指示。[134]

一九六九年五月，康生、陈伯达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建议成立特别军事法庭秘密对杨成武进行审判。毛泽东和周恩来把此事压了下来。[135]

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对于杨成武批判的限制，还是让杨成武全家住在一起，乃至于压下了对杨成武进行秘密审判的信件，都表明即便毛泽东同意了对杨成武的处理，还是对此予以限制的。这表明毛泽东对于杨成武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存在保留意见的。这是杨成武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或党内矛盾处理的又一印证。杨成武是杨、余、傅事件中的主要人物，因而对杨成武的态度也就反映了对于杨、余、傅事件的态度。杨、余、傅的问题就是这样被定性、处理的。

其次，我们再来分析杨、余、傅事件究竟是“左”还是右。

既然杨、余、傅的问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或党内矛盾来进行处理的，那么，他们的问题从性质上来说，到底是属于“左”还是右的错误呢?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他们的错误属于右的错误，而不是“左”的错误。虽然“左”和右在阻挠乃至破坏文革的结果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它们是从不同方向上来行事的。犯“左”的错误，往往出自于支持文革的一方;犯右的错误，又往往出自于抵制、阻挠文革的另一方。因而判断他们所犯的错误究竟是“左”还是右，关键还是要看他们与党内高层两大阵营的关系如何。

当时党内高层从文革的立场、态度上可以划分为文革阵营和元老阵营，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属于文革阵营，而其他几位老帅和若干中央负责人则是属于元老阵营。文革阵营属于左的一方，而元老阵营属于右的另一方。两个阵营围绕文革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杨、余、傅在两个阵营的斗争中，没有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处理好与两个阵营的关系，而是在他们之间的斗争中疏远文革阵营，自觉或不自觉地倒向了元老阵营。因而他们的问题就属于右，而不是“左”的错误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杨、余、傅的问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党内矛盾，他们犯了右而不是“左”的错误。因而他们的错误从性质上来说是右的错误，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或党内矛盾来进行处理的。正是因为这样，只是撤销、调动了他们的职务(余立金因为所谓历史问题予以特殊处理除外)，使他们离开了总参、空军和北京卫戍区的重要领导岗位，在对他们进一步的处理上也采取了保守而不是激进的态度。这实际上是把他们“挂”了起来，留待以后再做结论。

3)对杨、余、傅事件后台的追索及其限制。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在处理杨、余、傅事件的过程中，曾经反复提到过他们背后的黑后台问题。三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虽然林彪在讲话中没有提到黑台后的问题，但是却点出了杨成武的山头主义。周恩来、康生在讲话中明确点出了黑后台的问题。[136]会后便掀起揪杨、余、傅黑后台之风，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成为重点冲击的对象。[137]三月二十八日，军事科学院的造反派发表《打倒杨余傅的黑后台叶剑英》的第一号公告，对叶剑英进行攻击、批判。高等军事学院造反派进行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叶剑英的口号。[138]

由于处理杨、余、傅的问题没有征求过其他老帅的意见，因而对杨、余、傅处理以后，毛泽东就找几位老帅谈话。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目前尚不清楚，但是其意图恐怕还是要向几位老帅通报杨、余、傅的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他们交流看法，以便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三月二十七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同几位老帅谈话。谈到一九六七年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时，毛泽东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是不行的。但是，八条下达后，下面抓人确实多了点，比如四川、武汉。[139]

关于这件事，李先念的秘书程振声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他说：杨、余、傅事件后，毛泽东亲自找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谈话，批评他们的错误，要求他们表态。三月二十八日，李先念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人员大会上公开检查了二月逆流的错误。[140]

结合这两个材料进行分析，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目的，似是在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们对于杨、余、傅问题表态，支持中央的决定，进一步主动进行检讨，取得群众的谅解。这是在争取、教育他们，让他们醒悟过来，能够及早站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当然，这个判断还需要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印证。

从文献资料中还可以看到，改组后的军委办事组又搞出了杨成武和叶剑英的材料，上报中央。

三月三十日，黄永胜、吴法宪把《综合叶剑英、杨成武同志问题的请示》报林彪。随后，根据林彪的批示，军委办公厅整理了“杨成武呈报叶剑英”和“叶剑英批给杨成武”的往来文件目录及往来电话记录清单。三月三十一日，黄永胜、吴法宪写报告呈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汪东兴，称：鉴于对叶剑英、杨成武揭发材料很多，拟组织少数人整理综合，以便更好了解问题，将来好转为专案力量。如何请指示。当日，周恩来批示：拟同意。[141]

这个时候他们不仅审查杨成武与几位老帅的关系，还追查傅崇碧与几位老帅的关系。比如，傅崇碧到达沈阳以后，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十六军政委兼吉林省革委会主任、中央专案组的干部还专门找傅崇碧谈话。他们拿出傅崇碧与叶剑英、聂荣臻、陈毅、杨成武合影的四张照片，以及一九六七年傅崇碧生病出院后，叶剑英写给傅崇碧要他到西山休养的信件对他说，你跟这些人的关系很密切，只要你对他们反戈一击，就可以出来工作了。[142]

从中可以看到，处理杨、余、傅以后，毛泽东召集老帅、老干部谈话，解决与杨、余、傅相关的问题。不论是军委办事组还是造反派群众还将矛头指向了杨、余、傅的后台，采取行动，收集材料，对他们展开了斗争。因为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军委常委不再开会了，于是在文件的发送上也作出了相应的变更。

四月一日，黄永胜、吴法宪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叶群、汪东兴写报告称：由于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队文电今后除发到团级文电照发各常委外，重要文电不再抄送陈毅、刘伯承、徐、聂、叶等同志，粟裕同志与工作无关文电亦不抄送。毛泽东批示：“此事待议。”四月四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收缴了军委印章。此后,只准许老帅们看县团级文件,取消了老帅们对军队的领导权，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143]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处理了杨、余、傅的问题以后，还要追查他们的后台，将矛头指向了几位老帅以及二月逆流中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对文电的发送上开始对他们采取措施了，毛泽东并没有立即批准这样做，而是表示以后再议。这表明当时毛泽东对此是持保留态度的，与他此后对追查黑后台上的限制是具有一致性的。由于林彪在讲话中着重批评了杨成武的山头主义，随后又要追查杨成武的后台，而杨成武、傅崇碧都是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时的部下，同时对他们的处理事先又没有征求过聂荣臻的意见，因而聂荣臻对这件事就显得格外敏感。

这个时候聂荣臻的心情是沉重的。从四月一日起，军委办事组停发了他的一些文件、电报后，聂荣臻便意识到开始对他采取行动了，跟秘书说：“不管他，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但是，毕竟这个后台的影射是明显的，在当时的氛围下，聂荣臻也是对此惴惴不安的，于是忍不住便想去问个究竟。四月六日，聂荣臻给叶群打电话问：“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指的是谁?”叶群在电话里说：“并没有点名嘛。”她对聂荣臻的追问说得含含糊糊，既没有说黑后台就是指聂荣臻，也没有说聂荣臻不是黑后台。当时社会上“炮轰聂荣臻”轰得很厉害。聂荣臻觉得，叶群的意思是，反正外面在轰，让人家轰嘛，轰倒谁就是谁。[144]

对叶群的询问没有得出明确的答案，聂荣臻便想给毛泽东写信来说明情况。四月七日，聂荣臻写信给毛泽东，说明自己在历史上同杨成武一起工作的情况，并要求就所谓杨成武“黑后台”问题同主席面谈一次。四月九日一时，毛泽东阅后批示：

“总理：

此信请在碰头会上读一下。请电话告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勿听谣言，安心养病。过两天即找聂及几位老同志一谈。以上请先告林彪同志。”

四月十日，周恩来嘱秘书打电话向聂荣臻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内容。[145]

四月十四日，毛泽东会见聂荣臻。毛对聂说：你不要背包袱，什么黑后台，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146]

这既是为了安慰聂荣臻，打消他的顾虑，也是表明杨、余、傅的问题至此为止，不再深究下去了。

在得到了周恩来电告的毛泽东的批语，又与毛泽东进行了关于黑后台的谈话后，聂荣臻心中有了底。于是，他就想直接找林彪，问一问杨成武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才被打倒的。四月十六日，聂荣臻到林彪那里去了一趟。他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勉强地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意思是不大听话了。聂荣臻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聂荣臻听后感到非常可笑，心想这也成为被打倒的理由了，于是才觉得杨、余、傅事件是根本站不住脚的。[147]

其实，面对聂荣臻的质问，林彪的回答是含蓄的，言不由衷的。这里面存在着复杂、微妙的因素，不仅涉及文革的大政方针及其走向，又牵涉到高层的人事纠葛、个人恩怨，以及两个阵营之间的尖锐、激烈的斗争，况且林彪这个时候也知道了毛泽东对聂荣臻信的批示，了解了毛泽东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又怎么能够直接告诉他杨成武被拿下的真实原因呢?因为这直接涉及杨成武与几位老帅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于文革的态度问题。这在当时又是难以明言的。正是因为这样，林彪才对聂荣臻吞吞吐吐地说出了“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的含含糊糊的话。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对聂荣臻来信的处理是慎重的，不仅让周恩来将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下，还电告聂荣臻不要听信谣言，在家安心养病，表示接受聂荣臻的请求，过两天找聂荣臻及几位老同志谈一次话。为了防止林彪产生误会，毛泽东还让周恩来先和林彪通通气，让他知道这件事。

那么，毛泽东后来有没有找聂荣臻和几位老同志谈话呢?从毛泽东对聂荣臻说的关于杨成武后台的一番话来看，似是找他们谈了话。这还可以从毛泽东年谱的记载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五月八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提出把陈毅、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等几位副总理、元帅请来一起谈。谈到一些受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群众提打倒谁，不要怕，多数人是打而不倒。对很多人要考虑商量个办法，特别是对那些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的人。我不相信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不能改。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148]

五月二十日晚上，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谈话。

谈到一些部门和地区打倒老干部的情况时，毛泽东说：听说军事科学院“红造派”在造叶剑英的反，黄永胜同志要给他们做些工作。他们统统要打倒，包括叶剑英、粟裕、王树声、钟期光、宋时轮等，都打倒怎么行?有的人可以一边站嘛，站几年还可以工作。不要轻易点名，统统打倒了，自己就舒服了?杨勇这个人有工作能力，我看不是反革命，现在要安排工作。姚依林也打倒了?我看这个人很老实。我们是共产党，包括在座的各位副总理、各位老帅，就是不要怕群众。人家要打倒你们，有什么了不起!总是有一点原因嘛!有错误，应该检讨。军事科学院要打倒叶剑英，因为你是院长嘛，很多学院也归你管。人家要打倒你，总得找些材料。那些材料我都看了，那是不过硬的东西。邓小平，你们总要打倒，又没有拿出多少材料来，你们总想打倒他，我就不想。他是犯了错误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现在黄镇、耿飚怎么也要打倒了?耿飚可以用，不当大使就是了。我就不相信陈再道会要整我，陈再道当时并没有害我之意。彭绍辉怎么也打倒了?听说他同“百万雄师”有点关系，同“百万雄师”有点关系就不能工作了吗?不管有什么错误，过一个时期统统算了。中间派要用，右倾的人有一点也没有什么要紧。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都要用。[149]

从这些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还是应聂荣臻要求与包括他在内的几位老同志进行了谈话的。在谈话中着重讲了如何对待群众运动和犯错误的干部的政策问题。既是劝导，又是宽慰，着力在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能够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能够理解群众运动，让他们明白群众运动中的一些过激行为并不是中央的意思，因而要因势利导适时纠正群众运动中的错误行为，不要因此产生埋怨、愤恨情绪。毛泽东的态度是真诚的，话语是平和的，谈话是说理的，气氛是友善的。这实际上也是高层召开的一次民主生活会。

从毛泽东对聂荣臻来信的批示、对聂荣臻所说关于杨成武后台的一番话以及与包括他在内的几位老同志进行谈话来看，在解决了杨、余、傅的问题以后，毛泽东制止了对黑后台的追查。这反映出毛泽东既要解决杨、余、傅的问题，对于其他几位老帅的职权作出限制，又不允许因为这个问题进一步波及几位老帅的斗争策略。

虽然毛泽东制止了以中央名义对于黑后台的追查，但是群众中的斗争仍在继续，几位老帅仍然受到群众的冲击与批判。这也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产生了抱怨的心情。八月中下旬，叶剑英同聂荣臻在北京西山多次议论：学生和造反派对我们几位老帅和许多老同志的批判、炮轰，调子越来越高，中央为什么不出来说话，保一下?我们不好管事了，只能闭门读书。[150]

由此也可以看到，尽管五月八日、二十日毛泽东与他们进行了两次谈话，还对他们交了底，劝说他们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对文革过程中的群众运动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往往是从个人所受到的攻击、批判的角度，抓住群众运动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来看待文革，而没有深刻认识到文革对于社会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的重要意义。这是令人惋惜的。如果他们还健在的话，看到现在党政军干部队伍中出现的大面积腐败、塌方式腐败问题，不知他们会有什么想法?特别是在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何卫东，军委委员房峰辉、张阳、魏凤和、苗华、李尚福，以及相当一批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严重腐败、违法乱纪问题，难道他们还对自己当年所受到的冲击与批判耿耿于怀吗?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处理杨、余、傅的问题以后，对军委领导体制进行了重大变革，军委就是办事组，由林彪直接掌管，军委常委不再开会了。这样就将其他几位老帅和军委常委排除在军委领导工作之外，把军委领导权集中到了办事组特别是林彪手中。从林彪当时支持文革的态度以及军队要为文革保驾护航上来说，这样做当然是必要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杨、余、傅的问题从性质上来说，他们所犯的是右的错误，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或党内矛盾来进行处理的(余立金的所谓历史问题除外)。

虽然在杨、余、傅的问题上，事先没有征求其他老帅的意见，有若干中央领导人以及社会上的造反派群众提出要追查杨、余、傅黑后台的问题，但是，毛泽东还是从大局出发，在事后召集老帅、老干部进行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从中央层面制止了追查黑后台的行动，消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毛泽东对于聂荣臻来信的批语以及随后关于杨成武后台的谈话，就是其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然，这也是为了谋求团结、消除隐患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⑤ 杨、余、傅事件的发生及其处理的原因分析。

前文我们在介绍杨、余、傅事件的概况及其处理情况的时候，已经对于这个问题做了一定程度的分析，现在我们再进一步来研究这个问题。

1)军队指挥权必须掌握在忠实于文革的领导干部手中。

我们知道，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要巩固政权，就必须掌握军队。否则的话，政权是难以得到巩固的。我们国家的政权从性质上说是人民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文革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因而军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进行文革的强大后盾，要为文革的发展保驾护航。军队指挥权掌握在谁手中，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文化大革命的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军队则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文化大革命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出发，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建立不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那么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巩固，而且还会付诸东流。文化大革命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因而文化大革命就是当时最大的政治。既然如此，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坚强柱石的军队，就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强大后盾，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保驾护航。这就要求军队的指挥权必须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必须掌握在忠实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路线的人手中。

我们注意到，在文革开始前夕，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军委副主席的通知》，增加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51]八届十一中全会又补选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批准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52]从这里可以看到，授予几位老帅军队的领导权，提高他们在中央的职位，增强他们的影响力，则是为了通过他们使军队能够更好地发挥为文革保驾护航的作用。

同时，这个时候毛泽东、党中央又决定成立了首都工作组，设立了北京卫戍区，将二十四军的七〇师、六十三军的一八九师调来，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在首都工作组领导下，北京卫戍区指挥的部队达到了十多万人。后来根据叶剑英的指示，驻高碑店的一一二师、天津的一九六师、宣化的一九三师，必要时也可以由北京卫戍区直接调动。[153]这样就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了可靠保障。

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果断地决定实行“三支两军”。于是，军队全面介入文化大革命，以实际行动保障并推动文化大革命的进行。虽然军队在支左过程中犯了不少错误，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还是以极大的耐心纠正军队支左中的错误，使他们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

军队既然是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要为文革的发展保驾护航，那么就必须使军队领导人自觉地站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一边，坚定地执行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行使军队职能，完成文革期间的使命和任务。在文革发动之初，不论是确定几位老帅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还是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提高了他们在党内、军内的职位。这样做是寄望于他们能够坚定支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

其实，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是处理彭、罗、陆、杨、刘、邓、陶的时候，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但是，当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他们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二月逆流、二月镇反就是他们态度发生变化的标志性事件。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处理了杨、余、傅的问题以后，毛泽东、党中央才对军委领导体制进行了重大变革，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将他们排除于军委日常工作之外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提高他们在党内、军内的地位，而这个时候又要对他们的权力进行约束了。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们对于文革态度的变化造成的。

几位老帅的态度也影响到了杨、余、傅。杨、余、傅是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处在军委办事组、总参谋部、空军、北京卫戍区这样的要害部门上，他们能不能坚定、果断、自觉地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队履行职能、使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从军队与文革关系的视角来进行思考，就容易发现他们被处理的真实原因了。

从军队与文革发展的逻辑关系上来说，军队需要掌握在忠实于文革的领导人手中。这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杨、余、傅作为身居要职的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就是要忠实履行军队为文革发展保驾护航的使命。因而能不能真正忠实执行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完成为文革保驾护航的使命，就成为对杨、余、傅的严峻考验。他们是离开还是继续处于这样的领导岗位上，关键还是看他们是不是忠实地执行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他们遭受处理是因为他们没有忠实地执行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缘故。

我们在研究杨、余、傅问题的时候，就要从文革对于军队的要求、军队的使命以及他们作为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能否履行这些职责的视野上来进行分析，才有可能揭示出他们被处理的深层原因。

2)在文革阵营和元老阵营之间的摇摆乃至表现出倾向性，埋下事件发生的严重隐患。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我们依据中央层面若干负责人对于文革的不同态度，可以将他们划分为文革阵营和元老阵营。文革阵营包括林彪为代表的一些军队领导干部、中央文革小组以及谢富治等，是文革的坚定支持者、具体领导者;元老阵营包括几位老帅和一些中央领导干部，对于文革持抵制、抗衡的态度。当然，文革阵营也有元老(比如林彪)，元老阵营也有一些年岁较小的领导干部。这种划分是概要式的，不仅依据资历、年岁，更是以他们对于文革的不同态度来作出的。

两个阵营并非一开始就是泾渭分明、针锋相对的，而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才形成，彼此之间的关系走向激化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154]毛泽东这个时候说的两派，是他和刘少奇围绕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其重点和方法上产生的分歧和矛盾。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党内两派的分歧和矛盾，首先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是否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及“二月提纲”上表现出来，而后又在工作组问题、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文革要不要发展到工厂、农村等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彭、罗、陆、杨、刘、邓、陶就是在这些斗争中才先后落马的。这个时候文革阵营和元老阵营是一起进行斗争的，还没有产生分化。他们产生分化进而出现激烈的斗争，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以二月逆流、二月镇反为标志，才表现出来的。

在两个阵营进行斗争的时候，特别是在二月十六日的怀仁堂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遭到他们的猛烈抨击。在这种情况下，二月十九日凌晨毛泽东召开中央会议，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随后，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了七次生活会，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这样就将他们压了下去。此后，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中央碰头会，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155]

由此我们看到，在两个阵营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是支持文革阵营的，批评元老阵营的。毛泽东这样做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文革阵营执行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元老阵营则是背离了文革路线方针政策的缘故。当然，这并不是说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文革在发展过程中没有缺点、错误，也并非说元老阵营中的成员所讲的问题完全不符合事实(客观地说，他们所讲的一些事实还是存在的)，而是说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文革进程中的缺点、错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则是反映了他们对待文革的立场和态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两个阵营出现激烈斗争的时候，杨、余、傅处在军委办事组、总参谋部、空军、北京卫戍区这样的要害位置上，他们对待两个阵营的态度就直接决定着他们的政治前途和命运。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杨、余、傅与文革阵营成员之间出现了分歧和矛盾。在他们的分歧和矛盾中，虽然掺杂着个人之间的恩怨问题，但是在文革上的分歧和矛盾则是居于主导地位。他们在文革上的分歧和矛盾是通过他们个人之间的冲突表现出来的，他们个人之间的冲突又是他们在文革上的分歧和矛盾的反映，个人恩怨就隐藏在其中。这就要准确判断两者在他们之间关系变化中的作用，将个人恩怨与文革上的分歧和矛盾区分开来，并进一步锁定其所处的地位，否则的话，就有可能在研究上陷入误区。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杨、余、傅在战争年代与元老阵营中的一些成员存在职务上的隶属关系，就认为他们在文革期间与元老阵营存在密切的关系。过去隶属关系的影响虽然存在，这个时候关键还是要看他们对于元老阵营在文革上所持态度的反应。这是决定对于他们是否采取措施的决定性因素。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两个阵营矛盾激化的时候，杨、余、傅与元老阵营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密切的联系既有思想上的，也有行动上的。这对他们履行职能就不能不产生重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鉴于他们对于两个阵营的不同态度，以及他们所处的要害位置，为了防患于未然，将他们撤离原有领导岗位就成为维护文革发展的必要选择了。

文革阵营内部又分为林彪代表的军队力量和中央文革小组以及谢富治等，他们在文革发展的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但是，当时这种分歧和矛盾是在维护文革发展的前提下产生的，在他们的关系中处于次要地位，他们在文革上的一致性则是居于主导地位。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不能因为当时的一致性占据主导地位，就忽视他们之间分歧和矛盾的存在及其变化，也不能因为他们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就无视乃至否定他们在文革上的一致性，特别是这种一致性所处的主导地位。只有对他们在文革上的一致性及其分歧和矛盾作出重要界定，并进一步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发展变化，才有可能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客观、冷静、清醒的认识。否则的话，就容易出现判断上的错误。

在这个问题上有人就出现过错误。比如，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曾经说，杨成武的倒台是因为他接近江青，引起了林彪的警觉，

林彪担心此举会引发江青插手军队的顾虑，才主张要打倒杨成武的。[156]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支持邱会作说法的文献资料上的依据。其实，这不过是邱会作的主观臆测而已。他作出这样的判断，除了被他与江青的个人恩怨遮蔽了视野以外，从认识上来说则是因为他将林彪与江青、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一致性与分歧和矛盾颠倒了主次的缘故。

当然，这个时候林彪与江青、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虽然处于次要地位，但是并不见得以后也是这样。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随着文革的进行也在不断发展着。在全面夺权完成后，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围绕是结束文革、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还是继续完成文革的任务，进行斗、批、改，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在迅速发展并走上激化。这种分歧和矛盾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在文革发展问题上分歧和矛盾的具体表现。一九七〇年秋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不过是这种分歧和矛盾激化的结果而已。这个时候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就处于主导地位，而在文革上的一致性则是退居次要地位了。邱会作就是林彪集团在一九七〇年九届二中全会上进行积极行动中的一个活跃人物。[157]因而我们不能用后来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处于主导地位，就来逆推并进一步认定这个时候他们之间分歧和矛盾就已经处于这个地位，从而得出正是因为文革阵营内部的斗争才造成杨成武倒台的结论。

话又说回来，在文革阵营和元老阵营出现严重分歧和矛盾的时候，毛泽东当然是支持文革阵营的。虽然他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进行过批评乃至严厉的批评，[158]但是这种批评是在肯定他们工作的前提下进行的，并没有因此就改变对于他们的看法。因为他们还是积极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不过是在一些具体措施和指导上出现了缺点、错误而已。

尽管毛泽东对于元老阵营中二月逆流的成员也进行过严厉的批评，最后还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召开党内民主生活会的形式，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又在五一节前把他们召到住地开了一个团结会，还同意他们在五一节上了天安门。[159]这是毛泽东为了争取、团结他们，从大局出发采取的行动，体现了毛泽东的领袖胸襟和良苦用心，也饱含着对于他们态度转变的期待。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从两个阵营在文革的不同态度及其作用来看，毛泽东是支持文革阵营的，对元老阵营中的一些作法并不满意。在这种情况下，杨、余、傅在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中，倾向元老阵营，疏远文革阵营，况且他们又处在军内要害的位置上。这样当文革阵营中有人站在文革的立场上，拿出事实依据来证明他们对待两个阵营的不同态度，要求对于他们进行处理的时候，毛泽东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也就同意了这样的提议。

3)杨、余、傅在具体工作上的行为造成朋党之嫌。

我们知道，杨、余、傅事件中的核心人物是杨成武，杨成武与他们二人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一起被处理，除了各自的问题以外，还是因为他们被认为存在朋党之嫌造成的。

这种朋党之嫌首先来自于北京卫戍区一个副司令员向中央的报告。傅崇碧在一九七四年恢复工作后，也曾经请问过周恩来，当时为什么要把他们三人一块进行处理?周恩来回答道：“卫戍区有位副司令员报告，你和杨代总长，空军政委余立金结合起来，要把贺龙用飞机送到苏联去。”这样杨、余、傅就结合到一起了。[160]从中不难看出，这个卫戍区副司令员向中央的报告就把杨、余、傅三人联系到了一起。这样在事实真相查清之前，就会给人造成他们三人存在朋党的嫌疑。

不仅如此，他们在实际行动中也存在着关联。这种关联表现在杨成武与他们两人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杨成武与余立金的联系上，是通过空军党办内部两派斗争及若干人的生活作风以及对一些提法表现出来的，与他们相对立的则是林彪、叶群、吴法宪。在杨成武与傅崇碧的联系上，主要是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驻地的问题，江青要杨成武批评傅崇碧，却遭到了杨成武的拒绝。最后还是在周恩来的劝说下，他才与谢富治一起到北京卫戍区完成这个任务的。与他们相对立的是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谢富治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其中。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团以上干部大会的讲话中，也进一步指出了杨、余、傅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最近从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斥许世友，排斥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两面派和曲解马克思主义。”[161]

林彪是面对军队团以上领导干部讲出这番话的。从林彪的讲话中可以看到，杨、余、傅是联系在一起的。至于他说的杨成武同余立金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要打倒谢富治，有没有事实依据呢?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有的，但是这种分歧和矛盾是否发展到要把他们打倒的程度，尚未获得文献资料上的印证。这究竟是林彪在故弄玄虚，为了搞掉杨、余、傅而有意夸大其辞，还是确实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尚有待于文献资料的进一步证明。不过，从林彪的这番话中倒是可以看到，杨、余、傅确实是因为存在宗派活动，也就是朋党之嫌才被打倒的。同时，我们还看到，林彪在批评杨成武的错误时，将山头主义放在首位。其实，山头主义就具有朋党的内涵，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这是杨、余、傅因为朋党嫌疑被打倒的又一证据。

由此我们看到，存在朋党嫌疑是杨、余、傅被打倒的一个重要因素。朋党就是搞小圈子，拉帮结派，进行宗派活动。在共产党内，首先是叛徒、变节，其次是搞宗派活动，都是要严厉打击的。杨、余、傅虽然都存在各自的问题，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被认为存在朋党嫌疑，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从以往党内对于宗派活动的处理来看，是要严厉打击这种行为的。同时，他们又处于军委办事组、总参谋部、空军、北京卫戍区这样的要害岗位上，因而将他们撤离这些领导岗位，对他们予以处理，就成为必须采取的措施了。

4)杨、余、傅与林彪、江青等人关系的恶化成为事件发生的直接诱因。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杨、余、傅与林彪、江青等人的关系是在发展中不断紧张，进一步走向激化，并最终导致恶化的。由于林彪、江青等人当时是坚定支持文革的力量，杨、余、傅与他们的关系从紧张到激化、恶化后，林彪便向毛泽东、党中央提议解决杨、余、傅的问题，因而杨、余、傅与林彪、江青等人关系的恶化便成为事件发生的直接诱因。

杨成武与林彪关系的变化，是由于他们之间出现了分歧和矛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他与林彪在文革发展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

当林彪与其他几位老帅、老干部在文革上存在不同意见时，杨成武处于他们中间，不顾林彪的告诫与反对，不仅与几位老帅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还为他们提供支持和帮助。杨成武是在叶剑英推荐下担任代总长的。青海发生二二三事件后，叶剑英支持赵永夫镇压造反派红卫兵，林彪要求杨成武停发叶剑英文件的时候，杨成武却委婉地表示了不同意见。[162]

同时，杨成武陪同毛泽东外出视察，回京后没有及时将毛泽东的谈话报告给林彪，反而却向其他老帅作了传达。[163]最后是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他才到北戴河向林彪通报的。杨成武后来回忆说，这是毛泽东告诉他只向周恩来一人传达。既然这样，他为什么又告诉了其他几位老帅的呢?从这里可以看到，林彪说杨成武对他搞封锁，跟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个月不向他汇报工作，并非空穴来风。[164]后来林彪在三月二十四日人民大会堂军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时说，是毛泽东让杨成武去向他传达，催了杨成武几次，他才到达北戴河的。[165]

两人的说法不同，到底谁说得更符合事实真相呢?我们现在还是难以作出确切的判断。尽管如此，从他们两人的说法中还是不难发现，杨成武在向林彪传达毛泽东谈话上的消极态度。他不是主动而是在别人的劝说下被动行事的。从这里可以反映出他对于林彪和其他几位老帅的不同态度。当时林彪是支持文革的，其他几位老帅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对文革表现出抵制和抗衡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他与林彪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就在发展中不断走向紧张、激化了。

二是他与林彪个人关系上的分歧和矛盾。

从后来林彪集团的形成及其作为来看，这个时候林彪试图组建班底，使杨成武成为其集团成员。林彪是在拉拢杨成武，当然，这个拉拢是隐蔽的，藏在文革问题以及杨成武在处理林彪与其他几位老帅关系的背后悄悄地进行的。在杨成武没有如他所愿时，他们个人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比如，杨成武到北戴河向林彪通报处理王、关、戚事件的时候，林彪就对杨成武表现出冷淡的态度。叶群曾经在电话中以罗瑞卿倒台为例警告杨成武，林彪还要杨成武出面为叶群书写没有历史问题的证明材料，等等。[166]从这里可以反映出后来林彪集团的形成及其宗派主义出现的滥觞。

余立金的问题，是通过空军党办内部两派的斗争及若干人的生活作风和几个提法，与杨成武、林彪联系在一起的。在空军内部是政委余立金和司令员吴法宪的对立，他们的背后则是站着杨成武和林彪、叶群。这样杨成武和林彪、叶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就通过空军党办内部两派斗争以及若干人的生活作风和几个提法表现了出来，还把余立金给卷了进来。

这样我们看到，林彪与杨成武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既表现在文革问题上，也表现在个人关系上。在文革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是一条明线;在个人关系上的分歧和矛盾，是一条暗线。暗线隐藏在明线后面，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着林彪与杨成武关系的发展变化，致使他们之间的关系从紧张、激化乃至走向恶化。这种变化以叶群批评杨成武没有喊林彪“永远健康”和通知林彪审看样板戏，以及林彪压下出自华北野战军的军级干部的任命为先兆，又在空军党办内部两派斗争及其中若干人的生活作风为导火线，最终导致了杨、余、傅事件的发生。

傅崇碧与江青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是经过了一个紧张、激化进而恶化的过程的。本来，在如何处理与被冲击、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问题上，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与傅崇碧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但是，这种分歧和矛盾当时处在隐性状态，是在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事情发生后，才走向激化进而出现恶化的。当江青要杨成武批评傅崇碧的时候，杨成武采取了拒绝的态度。虽然在周恩来的劝说下，杨成武改变了态度，但是却恶化了他和江青之间的关系，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后果。[167]

这个事情只是一个程序问题，后来之所以闹得那样沸沸扬扬，成为傅崇碧、杨成武倒台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还是因为他们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的缘故。即便这个事情发生后他们的关系一度有所化解，但是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168]同时，傅崇碧对于林彪仍然是公事公办的态度，并没有去刻意奉迎林彪，同时还不顾林彪的劝告，仍然与几位老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69]这样傅崇碧就与林彪、江青、中央文革小组拉开了距离。

杨、余、傅与林彪、江青关系的变化，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导致他们关系变化的主要原因，既有在文革发展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也有他们与杨、余、傅之间的个人冲突。他们在文革发展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是以个人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在个人冲突的背后，除了林彪、叶群想对他们进行拉拢而不得所形成的矛盾外，也蕴含着他们在文革发展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两者明暗混杂交织在一起，在发展的过程中交替出现，共同推动着他们关系的变化。

从杨、余、傅来说，坚持处事的原则性，抵制林彪、叶群的拉拢利诱，不为他们所左右，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这也使得他们能够在风云变幻的斗争中即便遭遇一时的挫折，却没有卷入后来的林彪集团，反而在九一三事件以后得以恢复工作。但是，在当时林彪、江青坚定支持文革的背景下，他们与林彪、江青在文革发展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无疑会导致他们与林彪、江青之间关系的紧张、激化乃至恶化。这对于文革的发展当然是不利的，造成的影响更是负面的。

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在文革的发展上，还是个人关系的变化上，杨、余、傅与林彪、江青等人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导致了他们关系的激化、恶化。林彪就是这样才向毛泽东、党中央建议对他们采取行动的。因而杨、余、傅与林彪、江青等人关系的恶化就成为事件发生的直接诱因。

5)毛泽东、林彪在处理杨、余、傅事件中的作用及事件后来得以反转的原因分析。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解决杨、余、傅的问题是林彪首先提出来的。林彪提出的这个问题，最终获得了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虽然同意解决杨、余、傅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对此持保留态度的。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研究杨、余、傅事件的前因后果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林彪是解决杨、余、傅问题的始作俑者。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林彪、叶群与杨、余、傅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杨、余、傅的问题是由林彪首先提出来，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会议上研究后才决定进行处理的。他们的问题是林彪首先提出来的，又有什么样的依据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晚，林彪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处理杨成武的会议。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对杨成武说：“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的。”[170]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杨成武女儿杨俊生的来信上批示：“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171]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的讲话中又就这件事作了自我批评：“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172]

一九七四年一月四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对周恩来说：林彪这些人怪得很，要搞什么绝对论，杨成武的文章其实是林彪叫他写的。哪有什么绝对权威，相对权威是有的，绝对在相对之中。我常讲，罗瑞卿的问题，杨、余、傅的问题，都搞错了。[173]

同年杨成武被释后，周恩来曾告诉他：“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应。”[174]

同年五月二十三日，汪东兴奉命向杨成武夫妇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说：杨成武，我了解，“杨、余、傅事件”搞错了。是林彪搞的。[175]

同年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杨成武与吕正操、王尚荣、余立金、傅崇碧在三座门中央军委办公处受到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及王洪文、张春桥的接见。参加接见的还有：陈锡联、苏振华。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传达了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的讲话。其中包括杨、余、傅事件要翻案，听了林彪一面之词，以及所作的自我批评的话。

邓小平说：“我出来后，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就说：‘杨、余、傅’的问题搞错了，要平反。贺龙的问题也要平反。这都是林彪搞的阴谋，向中央搞的突然袭击。”

会后，周恩来单独与杨成武谈话，说：“你回来不容易啊，成武!林彪一伙是要害你的，如果不是毛主席的保护，可能早就没有你了!”“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过三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毛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176]

在杨成武、余立金出来后，毛泽东又关切地询问了傅崇碧的问题。他先后讲了三次，从长沙回到北京，又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傅在什么地方，我要见他。”这时江青他们才让傅崇碧回北京。傅崇碧回京后，有人不赞成他在北京工作，要把他调到外省去。周恩来在同叶剑英、聂荣臻商量以后，将傅崇碧安排到北京军区工作。[177]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杨、余、傅的问题是林彪首先向毛泽东、党中央提出来的。毛泽东是在听了林彪的话以后，经过反复考虑，才决定进行处理的。从周恩来说的杨成武出来工作的事，他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最后是毛泽东发了脾气以后才让他出来，以及傅崇碧是在毛泽东反复追问之下才得以复出的来看，当时他们的复出还是存在不少阻力的。这事发生在林彪事件以后，当时林彪集团的成员已经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因而阻止杨成武、傅崇碧复出的人肯定不是他们。那么，阻碍他们复出的人究竟是谁呢?如果联系到当时杨成武、傅崇碧与江青及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分歧和矛盾以及他们当时在中央的地位来进行分析，就不难判断出阻力是来自于何方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林彪虽然是杨、余、傅事件的始作俑者，但是他们却与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间也存在着不少分歧和矛盾。这进一步反映出当时杨、余、傅事件的复杂性。

其二，杨、余、傅的问题是在毛泽东同意后才做出处理的。

林彪虽然是解决杨、余、傅问题的始作俑者，但是真要处理他们，还是要得到毛泽东、党中央的同意。那么，在林彪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毛泽东又为什么同意了对于他们的处理呢?

从当时林彪和杨、余、傅在党内、军内的地位、资历、影响力上来看，一般来说毛泽东会更重视林彪的意见。从他们对于文革的态度来看，林彪当时坚定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而杨、余、傅的态度则是与文革的发展出现了游移。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文革遭到了军队其他老帅、老干部的抵制和抗衡，他们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成为文革的坚定支持者。这样在高层斗争的态势面前，身处军内要害位置上的杨、余、傅，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就直接决定了他们的政治前途和命运。

在当时斗争的情况下，能否执行毛泽东、党中央的文革路线，是判断毛泽东对他们支持还是反对的根本标准。文革阵营中的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是因为他们执行毛泽东、党中央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而元老阵营中的其他老帅和老干部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是因为他们不仅抵制、抗衡毛泽东、党中央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还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进行了猛烈抨击的缘故。

在文革阵营和元老阵营的对峙与斗争中，杨、余、傅在处理与这两个阵营的关系时，向元老阵营游移，疏远了文革阵营，又与文革阵营出现了不少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不仅恶化了他们与文革阵营的关系，还会作为证据被摆在处理他们的会议上。这样在林彪提出解决杨、余、傅的问题以后，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会积极响应。毛泽东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才作出了对于杨、余、傅问题的处理决定。

毛泽东对于杨、余、傅问题的处理是慎重的。这从他先后主持召开解决杨、余、傅问题的四次会议上就可以表现出来。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四次会议的具体内容，但是从逻辑上判断，这四次会议会把杨、余、傅的问题摆到桌面上，将他们的问题摊开，把相关事实作为处理他们的依据。这些依据应该是他们在党内高层两个阵营斗争中的具体表现，以及由此反映出的他们对待文革的真实态度。

当时，能否正确对待文革是毛泽东判断党内领导干部的根本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既有会议摆出的事实依据，又有林彪解决杨、余、傅问题的提议，还有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呼应，许世友也送来了余立金所谓历史问题的材料。毛泽东在经过审慎考虑后，才同意了对于杨、余、傅的处理。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时候林彪与杨成武之间也存在着个人恩怨问题。这种个人恩怨主要表现在林彪想拉拢杨成武使其按照个人的意愿行事，却没有达到目的上。当时，林彪将他和杨成武的个人恩怨纳入他们对待文革的不同态度之中，并以这种不同态度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林彪就将他和杨成武个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与他们在文革上的分歧合二为一，把他们的个人恩怨掩盖起来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同意处理杨、余、傅问题的。以后随着林彪势力的发展及其集团的形成，思想上的修正主义、政治上的分裂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日益显现出来，毛泽东才又集中力量处理林彪及其集团的问题。当然，这是后话。

毛泽东同意解决杨、余、傅的问题，并不是随意答应的。而是在林彪提出问题后，又有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呼应，经过多次研究才作出的决定。杨、余、傅在两个阵营之间的行为及其对待文革的态度，则是对他们作出处理的决定性因素。

其三，毛泽东对处理杨、余、傅的问题是持保留态度的。

由于林彪在毛泽东面前表明了同杨成武势不两立、不能共存的态度，对于杨、余、傅的处理虽然事前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毛泽东还是对此持保留意见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四月六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原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178]

五月二十二日毛泽东问周恩来：杨成武现在哪里?周恩来汇报了杨成武一家被关押的情况。毛泽东说：为什么不让杨成武和家人住在一起?随后，周恩来通知有关方面办理了此事。[179]

一九六九年五月康生、陈伯达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建议成立特别军事法庭秘密对杨成武进行审判。毛泽东和周恩来把此事压了下来。[180]

一九七四年杨成武被释后，周恩来曾告诉他：“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应。”[181]周恩来还说：“你回来不容易啊，成武!”接着又说：“林彪一伙是要害你的，如果不是毛主席的保护，可能早就没有你了!”[182]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在中央批发的文件中暂不点杨成武的名，还是让杨成武与家人生活在一起，乃至于压下了对杨成武进行秘密审判的请示信，都说明毛泽东虽然同意处理杨成武的问题，但是并没有把他的问题说死，还是留有余地的。从周恩来说的林彪在毛泽东面前一再揭发杨成武，研究了四次，毛泽东才答应，以及毛泽东对于杨成武提供保护来看，毛泽东在杨成武问题的处理上是审慎的。他在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意见以后，才做出了处理决定。这表明毛泽东对于杨成武问题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是持保留意见的。

杨成武是杨、余、傅事件中的主要人物，毛泽东对于杨成武处理上的保留意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在解决杨、余、傅问题上的保留态度。

其四，毛泽东同意处理杨、余、傅的问题及事件反转后进行自我批评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林彪是杨、余、傅事件的始作俑者。在林彪提出解决杨、余、傅的问题以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四次会议进行研究，才做出了处理杨、余、傅问题的决定。毛泽东虽然同意了对杨、余、傅问题的处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是对此持保留意见的。

毛泽东同意处理杨、余、傅的问题，原因是复杂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问题是林彪提出来的。林彪在工作中与杨、余、傅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以林彪当时在党内、军内的地位，当然是杨、余、傅难以比拟的。在他们难以相处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重视林彪所反映的问题，并适时作出决断。这从杨成武后来的一个回忆上可以得到证明。他说：“记得我被平反之后，一次毛泽东握着两只拳，摆来摆去地对我讲，一边是副统帅，一边是代总长，两者必择其一，让我怎么办呢?当时我还没有充分的理由，不要这个副统帅，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呀!”[183]

另一方面，当时林彪、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和杨、余、傅对于文革的不同态度，成为毛泽东同意处理杨、余、傅问题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处理问题的态度是跟线不跟人。[184]他处理党内干部及其它一些事务，主要是看与他路线是否一致，而不是跟他个人关系怎么样。路线一致，就容易合作共事;路线不一致，即使以前相处得不错，也难以长久共事。当时林彪、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是坚定支持文革的，而杨、余、傅在文革的态度上不仅游移于文革阵营和元老阵营之间，而且在实际行动上又倾向于元老阵营。在这种情况下，从对文革的不同态度出发，毛泽东就不能不重视林彪的意见，对杨、余、傅的问题所可能导致的后果予以警觉。

从这里可以看到，杨、余、傅的问题是林彪提出来的。在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后，不论是从林彪在党内、军内的地位，还是从当时对于文革的坚定支持态度，都不能不使毛泽东重视林彪的意见。杨、余、傅在两大阵营之间的表现及由此反映出的他们对于文革的态度，也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反复讨论，毛泽东才同意了对于杨、余、傅的处理决定。

我们还注意到，毛泽东虽然同意了对于杨、余、傅问题的处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是对此持保留态度的。这是因为尽管有林彪的提议，但是毛泽东对于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处理还是慎重的。杨、余、傅的问题要搞到过硬的证据，有些事情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来予以核实。因而毛泽东虽然同意了对于杨、余、傅问题的处理，但在处理的具体措施上还是留有余地的，除了余立金的所谓历史问题以外，他们实际上是被“挂”起来了。

我们注意到，在处理了杨、余、傅的问题以后，改革了军委领导体制，改组了军委办事组，由林彪直接掌握军委办事组，军委常委不再开会了。这样就加强了林彪对于军队的掌控力，将几位老帅和其他军委常委排除在军委领导体制之外了。在军委领导权方面，林彪和其他几位老帅出现此起彼伏的变化，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们对于文革的不同态度造成的。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这种变化是在处理了杨、余、傅的问题之后发生的，杨、余、傅在实际行动中又与这些老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说从处理杨、余、傅的问题，到进行军委领导体制改革，将几位老帅和军委常委排除于军委领导体制之外，改组军委办事组，以增强林彪对于军委的掌控力，就是通过军队人事的变动和军委体制的改革，来增强支持文革的力量，消弱抵制、抗衡文革的力量。这是从文革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才做出的决定。

当然，在把这些老帅排除军委日常工作的同时，也不再追究他们与杨、余、傅之间的关系了。这是在排除隐患、为文革发展进行了组织调整以后，为了军队团结、防止分裂所采取的必要行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对于其他几位老帅的处理是讲究策略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表示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在中央会议上多次对杨、余、傅问题的处理进行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自我批评?难道说当时处理杨、余、傅的问题完全错了吗?

我们认为，从林彪与杨、余、傅的个人关系，也就是林彪想让他们为己所用、成为其集团成员上来说，确实是冤案。因为他们毕竟没有屈从于林彪，这是他们与林彪的关系逐步恶化的重要原因。但是，当时林彪毕竟还是支持文革的，从他们在文革阵营和元老阵营之间的摇摆及其对于文革的态度上来说，也谈不上什么冤案。因为文革的发展需要军队为其保驾护航，否则的话，就要对军队负责人予以调整。处理杨、余、傅的问题是文革发展的要求。既然这样，那么，毛泽东又为什么说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在会议上还多次作了自我批评呢?

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从文革在不同阶段面临的任务，林彪事件的发生，杨、余、傅案情的调研进展，他们在被处理后的表现以及如何对待文革期间犯错误的干部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如何处理文革期间犯错误的干部，对于他们的政策如何，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表述了出来。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晚上，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谈话。谈到如何对待文革期间犯错误的干部时，他说：不管有什么错误，过一个时期统统算了。中间派要用，右倾的人有一点也没有什么要紧。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都要用。[185]

这是毛泽东在全面夺权即将完成，进入斗、批、改阶段前夕所讲的话。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对于干部在文革期间所犯的错误，不管大小，过一段时间以后统统算了，不要再追究了。他们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都是要使用的。从这个干部政策中可以透射出杨、余、傅后来能够得以复出、恢复工作的曙光。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的自我批评，是在林彪事件之后作出的。林彪是杨、余、傅事件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同意了对于他们的处理，从林彪与杨、余、傅的个人恩怨上来说，毛泽东是负有责任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杨、余、傅事件发生的时候是在全面夺权阶段后期，而为杨、余、傅恢复工作则是到了斗、批、改阶段后期了。这个阶段与全面夺权阶段存在重大不同，就是要平反文革进程中出现的冤假错案，处理业已发生的问题，建立新的秩序。对杨、余、傅的问题进行审查，也是斗、批、改阶段的应有之义。

这个时候还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当时正在进行批林斗争，杨、余、傅的问题又是林彪搞出来的，解决杨、余、傅的问题，也是批林斗争中的重要环节。同时，对杨、余、傅的问题搞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发现新的过硬的证据。杨、余、傅及其亲属又多次向中央递交申诉材料，诉说他们是冤枉的，过去遭到了林彪等人的陷害，表明了对于林彪事件的态度，决心跟着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继续进行革命。

此时正如毛泽东所说“党的大势不错”，[186]文革也进入到收尾阶段。这个时候解决杨、余、傅的问题，让他们出来工作，是从党内团结的大局出发，执行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的政策，将在文革期间犯错误的干部争取过来，为结束文革所采取的必要行动。但是，他们的复出仍然遇到了不小的阻力。毛泽东作出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不仅显示出革命领袖的坦荡胸襟和真诚态度，为全党做出了表率，也是为他们复出、恢复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使他们的问题能够尽快得到解决。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对杨、余、傅事件进行处理的原因是复杂的。这里既有文革发展需要军队指挥权掌握在忠实于文革的领导干部手中，也有杨、余、傅在文革阵营和元老阵营之间的游移乃至于表现出倾向性所产生的严重隐患，还有他们在具体工作中联系密切，造成了朋党之嫌，又有他们与林彪、江青等人关系的恶化成为事件发生的直接诱因。我们还对毛泽东、林彪在杨、余、傅事件中的作用，毛泽东为什么同意处理杨、余、傅的问题及后来事件反转的原因作了分析和说明。这个事件的发生固然有林彪的个人恩怨在起作用，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杨、余、傅没有坚决、果断地执行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所造成的。

⑥ 从文革的发展来透析杨、余、傅事件。

杨、余、傅事件是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以后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翻案风及反右斗争的背景下发生的，是党内高层两股势力较量的结果。

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这个事件是在两个阵营斗争的背景下，以杨成武没有喊林彪“永远健康”、通知林彪审看样板戏，以及林彪压下了出自华北野战军的军级干部的任命为先兆，以空军党办内部的两派斗争及若干人的生活作风为导火线，以林彪、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与杨、余、傅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为主线，在林彪提议下，由毛泽东开会决定进行处理的。随后，毛泽东又改组军委办事组，进行军委领导体制改革，加强了文革阵营的力量，削弱了元老阵营的力量，为文革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杨、余、傅三人被同时处理，从傅崇碧向周恩来的请问来看，是北京卫戍区一个副司令员向中央报告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要把贺龙用飞机送到苏联去。[187]这样就把他们三人弄到一起了。其实，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当时他们三人被同时处理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杨、余、傅事件中的核心人物是杨成武，杨成武与余立金、傅崇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而这个事件除了余立金、傅崇碧各自存在的问题外，他们三人同时遭到处理，是因为杨成武与他们两人存在着密切联系的缘故。这个事件是由杨成武的问题引发出来的。他们是由于和杨成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存在的问题，才被卷进来的。

杨、余、傅事件的发生，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杨、余、傅没有处理好与高层两个阵营的关系，以及由此反映出他们对于文革的错误态度造成的。林彪、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和谢富治等属于文革阵营，是文革的坚定支持者;其他几位老帅和一些老干部属于元老阵营，对于文革表现出抗衡、抵制的态度。毛泽东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当然是支持文革阵营的。杨、余、傅在两个阵营的斗争中，没有摆正个人的位置，与文革阵营出现了不少分歧和矛盾，致使他们之间的关系从紧张、激化到走向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向党中央、毛泽东提出了解决他们问题的建议，毛泽东召开会议在讨论、研究了他们的问题以后，才作出了处理决定。

杨、余、傅与两个阵营之间的关系还可以从对他们的处理及事后军委的变革中反映出来。我们注意到，在处理杨、余、傅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征求元老阵营中其他老帅的意见。三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通报杨、余、傅问题的团以上干部大会时，这些老帅并没有坐在台上而是坐在了台下。[188]他们虽然参加了大会，但是在新华社发布的新闻稿中却没有出现他们的名字。[189]不仅如此，在随后进行的军委领导体制改革中，决定军委就是办事组，由林彪直接掌握办事组，从而将几位老帅和军委常委排除于军委日常工作之外。[190]这样在解决杨、余、傅问题的时候，通过军委领导体制改革，取消了几位老帅和军委常委参与军委工作的权力，加强了林彪的军委领导权。这是毛泽东在军委领导体制方面对于两个阵营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杨、余、傅与元老阵营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

由此可以看到，处理杨、余、傅，限制几位老帅、军委常委参加军委日常工作，加强林彪对于军委权力的掌控，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他们对于文革所持的不同态度造成的。毛泽东在人事调整、权力分配上的不同处置，对于两个阵营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鲜明不同态度，都是为了文革能够健康、顺利地发展所采取的实际行动。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将杨、余、傅的问题放在文革发展的背景下，从两个阵营的斗争中来进行考察，才有可能发现他们倒台的真实原因。

杨、余、傅事件是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背景下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个事件与二月逆流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联系。这不仅从处理杨、余、傅以及随后军委领导体制改革中对于几位老帅、老干部的安排、待遇上反映了出来，也是从文革大局出发，顺应文革发展要求，对政治、军事领域的高层领导成员进行调整的具体行动。

对于二月逆流的反击，不仅召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同时还从组织结构上进行了重大变革，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中央碰头会，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191]取消了他们参加中央决策的权力。这是在政治上采取的行动。

在解决了杨、余、傅的问题以后，通过军委领导体制改革，军委常委停止活动，取消了几位老帅和军委常委参加军委决策的权力，由林彪直接通过军委办事组来掌管军委。这是在军事上采取的行动。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不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采取的行动，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使文革能够顺利、健康地发展，从中央层面排除文革阻碍力量，支持文革推动力量，完成文革的使命。这在对于两个阵营的不同态度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因而解决杨、余、傅的问题，如同以前反击二月逆流一样，都是为了使文革发展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当然，林彪与杨成武在文革发展方面存在的分歧和矛盾的背后，也潜藏着他们个人之间的恩怨问题。林彪在争取、拉拢杨成武，希望他能够为己所用，成为小圈子中的成员。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是打着文革分歧和矛盾的旗号表现出来的。因而林彪个人的私心及其展开的行动在当时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也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党中央才在林彪的提议下，迅速处理了杨、余、傅的问题，通过改组军委办事组，改革军委领导体制，让林彪直接掌握了军队的领导权。

不过，福兮祸之所伏。杨、余、傅是在林彪提议下，才得到处理的。如果把这件事与此前林彪对罗瑞卿、贺龙的打压，以及军委办事组成员多是其部下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就不能不让人产生林彪这样做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的疑问。在林彪当时对文革采取坚定支持态度的情况下，毛泽东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但是业已发生的这些事件也不能不引发毛泽东的深思，致使毛泽东对于林彪的行为产生某种警觉。当然，这在当时是处于潜意识状态，既没有表现出来，更不会处于主导地位。

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中共九大以后，林彪及其集团成员的行为越来越表现出浓厚的修正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色彩，背离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鉴于他们当时在党内、军内的重要地位，业已成为对于文革发展及其成果巩固的最大威胁。因而一九七〇年秋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开始采取措施解决他们的问题了。祸起萧墙，文革阵营由此出现裂痕并进一步走向解体，埋下了文革失败的严重隐患。当然，这是后话。

杨、余、傅虽然在斗、批、改阶段的后期恢复了工作，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对于杨、余、傅事件的处理呢?

其实，杨成武、傅崇碧复出后的行为，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视野。前文我们已经对此进行了研究，现在我们再从另一个视角来进行分析。

杨成武出来工作特别是在毛泽东去世后，利用担任副总参谋长掌控军队的有利条件，奔走于叶剑英、聂荣臻及其他负责人之间，发誓表态，传递信息，在发动怀仁堂事变中发挥了不是无足轻重的作用。[192]

傅崇碧恢复工作后，与江青等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仍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毛泽东去世后，他在301医院、京西宾馆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议论时政，穿梭于西山、玉泉山叶剑英、聂荣臻住地，报告情况，接受指示，为发动怀仁堂事变穿针引线，奔走效劳。[193]

毛泽东去世以后，他们在当时决策者的领导下，为怀仁堂事变的发动积极行动，对原文革阵营中的另一股力量实施了“斩首行动”，高层执行文革路线的领导人在犁庭扫穴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抚今追昔，真是令人感慨万千!他们就是这样为当年与文革阵营的分歧和矛盾作了一个注脚，以实际行动为毛泽东、党中央对杨、余、傅事件的处理提供了切实有力的新证据。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对于他们的处理并非是杞人忧天，而是为了扫除文革发展的障碍，为使文革能够健康、顺利发展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6)上海炮打张春桥事件及其斗争。

本来，上海一月革命夺权期间，以红革会为代表的一些造反派组织，因为在夺权问题上的不满，就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发起过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张春桥、姚文元领导以工总司为主体的造反派，维护一月革命的成果，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这次炮打行动刚刚发起就破产了。到了一九六八年四月中旬，上海又一次发生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炮打行动是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政宣组组长、《文汇报》负责人朱锡琪率先发起的。那么，这次炮打行动发起的背景又是如何呢?

① 炮打张春桥事件发生的背景。

一九六八年四月中旬发生的炮打张春桥事件，是在上海市夺权早已完成，革命委员会业已建立，文革即将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情况下出现的。这个事件的发生，既是上海市内部不同势力之间斗争的表现，也与全国文革形势的发展存在着密切联系。通过这个事件的研究，对于我们把握当时文革形势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背景之一，以红革会为代表的一些造反派对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人心怀不满、肆意行动的结果。

从前文我们对上海一月革命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以红革会(即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为代表的一些造反派对于夺权及其人事安排问题存在不同意见，又撇开其他造反派，擅自发起了新的夺权行动，造成了局势的混乱，致使造反派出现了分裂的严重隐患。张春桥、姚文元从革命大联合的要求出发，对于他们发起的夺权行动予以了批评，引发他们的不满。于是，他们就将矛头指向了张春桥，还绑架了市委写作组成员徐景贤、朱永嘉等机关造反派，又企图在全市发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最后，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紧急电报的支持下，这次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刚刚发起就破产了。

从这些造反派的行为及其诉求上来看，除了对于文革存在认识上的局限以外，主要的还是因为派性利益作怪的缘故。虽然他们打着文革的旗帜，以造反派的面目出现，在文革发展过程中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这个时候却并非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而是从本派及其个人利益来展开行动的。这是因为在夺权以后，各造反派之间要通过协商以革命的大联合来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而不能因为本派意见没有被接受，就要独树旗帜，重新发起夺权斗争。

他们没有意识到夺权以后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过去破坏旧秩序转移到建立新秩序的轨道上来了。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既是文革发展的迫切要求，更是文革发展的大局所在。即便此时他们与新生的市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人存在一些分歧和矛盾，也要通过适当的方式来予以解决，而不应该像以前那样采取造反行动。遗憾的是，他们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仍然像以前那样发起了造反行动。这样就违逆了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成为文革大潮中的逆流了。

从中可以看到，虽然一月革命期间炮打张春桥的活动被压下去了，但是参与此事的一些人却没有转变态度，仍然在寻找时机继续他们的炮打行动。与他们相联系的一些造反派，以及社会上已经处于分散、瓦解的保守派，虽然以前这些人在立场、斗争矛头及其目标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是这个时候却在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人的不满情绪上存在着共鸣。这样以红革会造反派为骨干，其他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人的社会力量为基础，在彼此呼应和协调行动中，构成了再次炮打张春桥的社会背景。

背景之二，党内高层发生的人事变动，以及张春桥近期没有出席一些重要活动及其它一些因素，使一些人误以为张春桥的政治生命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趁机发出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

我们知道，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至次年一月中旬，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被隔离审查。三月二十二日，又发生了杨、余、傅事件，杨成武的代总长、余立金的空军政委、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被同时撤销。在中央文革小组和军队高层发生重大人事变动的情况下，张春桥却没有出席相关活动，这个时候围绕张春桥又发生了其它一些事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误以为张春桥也同他们一样出现了问题，于是趁机发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

那么，到底是哪些事情使这些人误以为张春桥出了问题呢?

事实是这样的。四月二十四日晚，为了通报杨、余、傅事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军队系统万人大会，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大会，会议结束时毛泽东登上主席台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这次大会召开的时候，张春桥正好不在北京，因而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他是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三月二十三日到南京祝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三月二十四日到杭州祝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三月二十七日中央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誓师大会。会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都发表讲话，讲了杨、余、傅事件。这次大会，中央也没有通知张春桥参加。

由于张春桥没有参加会议，为了了解中央的最新指示精神，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紧急给《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艾玲打电话，让她无论如何到三月二十七日会场，把所有领导讲话做详细记录，而后用飞机带回上海。三月二十八日，徐景贤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召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传达艾玲手写的会议记录，再由全体委员向下面传达。传达完毕后，徐景贤又马上把这份记录送到了张春桥那里。[1]

从三月下旬到四月初，上海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开过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认为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文汇报》、《解放日报》每天都是几版几版的发讲用稿和消息，但新华社认为这是地方活动，没有在全国发消息。接着，报纸上出现张春桥到江苏、浙江去参加当地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报道，新华总社在发稿时，都没有提到他担任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但是在报道其他人如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友时，提到他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而对出席祝贺的张春桥，只说他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后来，徐景贤曾经问过张春桥：“你参加江苏、浙江两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时，报道中怎么没有你中央文革和南京军区的两个身份?”张春桥说：“他们新华社记者倒是写上去的，但审稿时让我删掉了，因为中央没有授权我以中央文革的身份去祝贺，我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是以兄弟省市负责人身份去的。”这样，就引起了一些人对张春桥的怀疑。比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政宣组组长、《文汇报》负责人朱锡琪曾问徐景贤：“报道中怎么没有写张春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又说：“你看，到现在为止新华社也不发我们上海市积代会的稿子，我要上海新华分社发稿到总社，他们还是没发。”[2]这个疑问后来成为朱锡琪发起炮打张春桥行动的诱因之一。

这个时候北京传来的消息进一步强化了朱锡琪炮打张春桥的信心。《文汇报》驻京负责人艾玲还通过保密机给朱锡琪传来一条很重要的消息，说她丈夫贺瑞林在总参二部能看到中央的传阅文件，中央传阅文件后面附有传阅名单，贺瑞林告诉艾玲，这个名单里有姚文元，没有张春桥。这条消息传来，使朱锡琪吃准张春桥有问题。[3]

从中我们看到，此时发生的系列事件引起了一些人对张春桥的怀疑。这些事件表现在张春桥没有参加三月二十四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三月二十七日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是通过《文汇报》驻京负责人艾玲而非中央得到的会议内容。张春桥在参加江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只提到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却对他担任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只字未提，而同样参加会议的许世友却并非这样。同时，新华社也没有刊发上海市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稿子，艾玲又用保密机发来了中央传阅文件中有姚文元而没有张春桥的消息。这样就使有些人误以为张春桥出了问题，成为炮打张春桥的背景之一。

背景之三，社会上有人谣传张春桥的所谓叛徒问题，成为炮打张春桥的历史原因。

进入一九六八年以后，社会上谣传张春桥过去叛变过。经过一些人渲染以后，在上海、北京一带传得沸沸扬扬，一时真假难变，弄得人们半信半疑。有人就以此为由，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

关于张春桥是叛徒的谣言，在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发起前，张春桥本人就听说过。一九六八年三月上海筹备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社会上就已经出现张春桥是叛徒的流言。有天晚上，张春桥在康平路小礼堂召集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会议，也请各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到会，听听外面的动向。

张春桥在会上问同济大学红卫兵头头陈敢峰：“最近有什么社会动向?”

陈敢峰说：“有人散布谣言，说张春桥是叛徒。”

张春桥听到这消息，脸色阴沉，非常生气地讲：“我从来没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啊?”他还在会上说：“我过去太宽大了，今后要是听到谁再讲这种话，我就不客气了。”

那天朱锡琪也在，徐景贤对张春桥的这段话是相信的：“我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啊?”不过，徐景贤马上联想到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因为文静曾被捕自首过。他想，是不是文静的这段历史传出去了，牵连到张春桥了。当时并没有人说张春桥是特务。

这天晚上的会议后，关于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张春桥是叛徒的话还在外面流传。当时负责社情的游雪涛小组在外面捕捉动向，发出了警报，认为上海正在酝酿第二次炮打。他发了一期简报，题目是《条顿剑在行动》。当时有一部德国的纪录片叫《条顿剑在行动》，反映法西斯企图复活，纳粹要继续上台的情况。游雪涛引用这部纪录片的名字，意思是形势剑拔弩张，上海又要再一次炮打张春桥了。

不仅上海发生了张春桥是叛徒的谣传，而且北京也出现了这样的流言。北京的流言比上海更厉害，党内个别高级干部用政治生命对这件事作担保的话也在社会上悄悄传播着，还反馈到了上海。《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艾玲用保密机给朱锡琪打了一个电话。艾玲说，北京学生也在传说张春桥是叛徒，还说是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用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霍士廉曾做过浙江省副省长，后来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当时也已经靠边站。这个说法传过来后，朱锡琪很相信。[4]

从中我们看到，进入一九六八年三月份，上海、北京出现了张春桥是叛徒的谣传。这些谣传究竟是谁散布的，又是如何传播的，是不是出于同一源头，目前我们还无从查考。从逻辑上说，这些谣传是出自于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及其主任张春桥抱有敌对态度的人，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别有用心的造反派参与其中。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张春桥叛变的话是谣言，而并非事实真相。因为张春桥从来没有被捕过，又何来叛变之说呢?从这里可以看到，有人想打倒张春桥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这个谣言不仅在上海出现，也在北京传播开来，又反馈回上海，进一步增强了这个谣言的“可信度”。在一时真假难辨的情况下，杀伤力还是很大的。于是有人就以这个谣传为由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

背景之四，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第二军医大内部两派斗争的不同态度，引起了其中一派的不满，于是将矛头指向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

当时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内部形成了红纵和红旗两个势不两立的派别。两派由于在斗争中的立场不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他们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支持并与红纵来往密切，对红旗却是疏远的。这样就引起了红旗的不满，于是就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特别是其主任张春桥。

具体说来，当时红纵在上海支持造反派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支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支持上海夺权，红旗却没有支持。但是红纵在北京要打倒邱会作，正好与红旗相反，红旗则是保邱会作的。张春桥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比较倾向红纵，市革命委员会开全体委员会议，都把红纵请来。朱锡琪在筹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与红旗的人接触，他同意红旗的观点，坚决反对炮打邱会作，曾经几次表示，市革命委员会不能光与红纵联络，也要把红旗吸收进来。这个时候红旗感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疏远他们，对张春桥不满，他们刷出“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的标语，署名是“三军无革派”(即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5]

从第二军医大内部红纵与红旗在军内外的斗争中可以看到，从派别属性上来说，红纵显然属于造反派，而红旗则是属于保守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于这两个派别采取不同的态度是很自然的，无可厚非的。但是，却引起了红旗的不满。而身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的朱锡琪本人就是造反派，却在支持红旗的行为，还在为他们说话。正是因为这种狭隘宗派利益及其派别属性，才导致他们发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

背景之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有人窥测斗争动向，瞄准出手时机，进行政治投机，率先发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炮打张春桥的行动，是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政宣组组长、《文汇报》负责人朱锡琪组织一帮人率先发起的。

朱锡琪平时模样很朴素，背着军用包，留平头，穿蓝布中山装。他喜欢跟人争论，嗓门很大。他曾担任《文汇报》社机要秘书，共产党员，又做过《文汇报》体育专栏记者，在《文汇报》夺权中起了关键作用。他在《文汇报》内组织了一个造反派组织——星火燎原革命造反联络总部，以朱锡琪、邵传烈、周国荣三人为核心，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宣布夺权后，当天就转载了上海革命群众组织的《告上海市人民书》。

《文汇报》是全国最早由造反派夺权的大报。朱锡琪他们在夺权前并没有向张春桥、姚文元请示，而是自行决定夺权的。这一行动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看到这一期夺权后的《文汇报》，又看到张、姚给他发去的汇报，一月八日在北京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提到《文汇报》夺权的事情。他说：“过去各省市的造反派，批判报纸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都是采取把报纸封掉的方式，现在《文汇报》造反派宣布夺权以后，宣布自己来办报纸，这种做法很好。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毛泽东还说：“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这样一来，朱锡琪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张春桥、姚文元在筹备上海夺权过程中，都叫朱锡琪来参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委任朱锡琪担任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组长，同时又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相当于副主任。当时还没有成立市委，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只有十来个人，朱锡琪在当时的地位很高。

朱锡琪作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又是《文汇报》的负责人，属于造反派，本来应该维护刚刚成立不久的市革命委员会及其主任张春桥声威的。即便存在分歧和矛盾，也是应该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来予以解决，一时解决不了，还可以暂时保留个人意见，而不能动不动就采取炮打行动。遗憾的是，当他发现张春桥的所谓蛛丝马迹的时候，并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和思考，就认为斗争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禁不住发出疑问：“中央那么重要的活动，林彪宣布，毛主席到场，揪出一个代总参谋长、一个空军负责人、一个北京卫戍区领导，为什么张春桥没去?”而且上海是那么大的城市，张春桥又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北京的会议记录竟要徐景贤从《文汇报》北京办事处那里去搞，所以他对此产生了怀疑。[6]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上海市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闭幕的时候，张春桥在讲话中发生了口误，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一九六八年四月初，张春桥在会议闭幕时发表讲话。他说：“最近的形势大好，北京开了一个粉碎‘二月逆流’的大会，大会揪出杨、余、傅。”他介绍杨、余、傅三人身份的时候，把余立金说成吴法宪，徐景贤他们一听都楞住了。吴法宪是军委办事组副组长、空军司令员，张春桥在讲话中却把余立金的名字错说成了吴法宪。徐景贤在下面很着急，忙向张春桥使眼色，张春桥发现自己讲错了，就立即改过来了，但是这话却已经传出去了。大家感到这事出在张春桥身上，好像很不应该。那天讲话结束后，张春桥下来时脸色很尴尬。此事又引起很多人的议论，包括朱锡琪在内。

到了四月初，上海街头已经陆陆续续地出现了大标语：“打倒杨、余、傅，揪出黑后台。”徐景贤他们理解杨、余、傅的后台可能指中央的老帅，还没有把黑后台想到上海来，当时张春桥在军队的职务不过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他们想，这不可能成为代总参谋长等人的“黑后台”。[7]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徐景贤对于揪杨、余、傅黑后台的问题持慎重态度，并没有积极投入到这一活动中。这样更引起了朱锡琪的不满。这在转载《北京日报》的一篇社论上表现了出来。

四月七日，《北京日报》发表《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的社论，提出“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的口号。朱锡琪要求转载这篇社论，徐景贤认为从林彪和中央几个领导人的讲话中看不出还要揪黑后台的进一步动作，所以就对朱锡琪说：“《北京日报》是北京的地方报纸，不是中央的《人民日报》，也不是新华社和《解放军报》，他要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是什么人，不明确，我不同意转载。”这样，朱锡琪对徐景贤的话很不满意，认为徐景贤压制他们捕捉到的新动向。[8]

这样最早在全国性大报中夺权的朱锡琪，不仅认为张春桥出了事，也对徐景贤表示不满。于是，就以捕捉运动发展新动向为由，组织人员，召开会议，发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

四月十一日深夜，朱锡琪在《文汇报》开了一个范围极小的会，分析形势，议论的内容是：上海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新华社为什么不发报道?《人民日报》为什么几个月不转载上海的社论?北京三月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为什么张春桥没有参加?江苏省、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张春桥为什么没有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衔?为什么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提出要用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为什么上海没有人参加北京“三・二四”、“三・二七”大会?提了好多怀疑，然后议了一个《十个为什么》的传单，署名是《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他们在传单里并没有指名道姓，而是用影射的方法，连最后提的口号都是“誓死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前的口号则是“誓死保卫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他把“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几个字拿掉了。人们一看，马上会产生一种联想。他们基本上是用文字战的办法来写这份传单，署名是为什么战斗队。传单写好后，连夜印刷，用很大的字印成大张，到处张贴、散发。[9]

由此我们看到，上海出现炮打张春桥的背景是复杂的。这是上海不同派别之间分歧和矛盾的反映。这种分歧和矛盾不仅出现在社会上，也发生于军内，既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展开，更是在造反派内部的斗争中表现出来。此前中央文革小组和军队发生的重大人事变动影响到他们对于张春桥政治生命走向的判断，这个时候张春桥没有出席中央的重要会议、祝贺兄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对他所任职务的选择性报道、中央传阅文件有姚文元而没有出现张春桥的名字以及关于所谓叛徒问题的谣传，让一些造反派活跃起来，自认为找到了炮打张春桥的依据，于是就趁机向张春桥发起了攻击。这不仅存在于红革会这样的红卫兵组织中，也存在于第二军医大学红旗这样的保守派组织中，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政宣组组长、《文汇报》负责人朱锡琪组织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则身先士卒，带头发难，打响了炮打张春桥的第一枪。

② 炮打张春桥事件在妥善处理后偃旗息鼓。

以上我们分析了炮打张春桥事件发生的背景。这个事件出现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这个事件又是如何进行处理的呢?

1)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炮打张春桥事件发生后的选择。

对于社会上出现的关于张春桥的流言、影射标语和口号，徐景贤当时并未在意，认为他们在上海翻不起浪花。[10]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炮打张春桥不仅迅速付诸于行动，而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员、政宣组组长、领导《文汇报》造反派率先起来进行报社夺权的朱锡琪竟然打响了炮打张春桥的第一枪，一些部队的人员也涌上街头，参加了这样的行动。

四月十二日清晨，原来写作组的朱维铮匆忙将徐景贤从床上叫醒，把从墙上揭的一张炮打张春桥的传单交给他。徐景贤阅后急忙把传单给张春桥送去，各地的告急电话这个时候也打了过来。当时还没有到上班时间，很多人已围在外滩市革命委员会大楼前。为了掩人耳目，贴大标语的许多人虽然穿着军装，却将帽徽、领章拿下，手里拿着浆糊桶，从市革委会大楼一路贴来，一直到工总司(总工会)大楼。当天，大标语铺天盖地贴了很多。王洪文给徐景贤打电话反映说：“我问这些贴标语的人是什么单位的，他们不肯回答。大标语后面的署名都是‘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徐景贤把这些情况不断地报告给在兴国路的张春桥。

上午九点左右，朱锡琪肩上挂着军用背包来到康平路院子里，他是来观察动向，看看有什么反映的。徐景贤马上把他叫到办公室：“朱锡琪，你搞什么名堂?”

朱锡琪笑着说：“不要紧张嘛，杨、余、傅的黑后台谁都可以揪的嘛。”

徐景贤说：“你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你要揪的是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你跟谁打过招呼了?”而后又把为什么战斗队的传单拿给他看，并说：“你看看，你干了些什么事情?”

朱锡琪说：“我们传单上又没有点名。你看，传单上有什么人的名字吗?没有啊。周总理说过，除了毛主席，随都可以怀疑。”徐景贤吃了一惊，什么时候周恩来讲过这种话。朱锡琪很神秘地笑笑，说：“我是从北京红卫兵小报上看到的。写传单，谁都有这个自由嘛。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写呢?”

徐景贤说：“你还讲自由啊?你究竟还是不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徐景贤被朱锡琪气得声音都有点发抖了。马天水看到他们两个造反派在争吵，也不好参加进来。

朱锡琪说：“我为什么不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谁也没有资格罢我的官。”他自觉底气不足，声音显得有些嘶哑了。

徐景贤说：“那好，现在春桥同志还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吧，中央也没有罢他的官，我们没有接到中央通知。你也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你现在跟我到他那里去一次，汇报汇报你们的活动，这总可以吧。”

马天水一听，觉得这是一个办法，说道：“对，我们一起去，把问题谈清楚。”徐景贤马上拿起电话，直拨兴国路的电话号码。朱锡琪一看急了，他把背包往肩上一送，说：“我不去。”把门拉开走了。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王少庸、王承龙也赶来了。他们几个人正在办公室里议论这件事，张春桥打电话来叫他们到他那里去。他们去了以后，见张春桥刚刚理了发、刮了脸，显得很精神，表现出镇静、沉着的样子。张春桥看到他们很着急，就对他们笑了笑，招呼大家坐下，说：“不要紧，他们劲头还挺大的。我刚才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文汇报》转载的《北京日报》社论，里面提到要揪出各地的谭震林式的人物，广播员兴奋得连声音都变了，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徐景贤他们看到张春桥谈笑风生、镇静自若的样子，觉得他总有什么底，也就放下心来，对张春桥说：“上海的动向应该让中央知道，文元同志是否知道上海的情况，是不是给他打个电话，特别是把军队里有人炮打张春桥的情况告诉他，看看他有什么意见?”于是，他们就在张春桥办公室里给姚文元打了电话。

姚文元接电话后非常吃惊，说道：“我还不知道这情况，我马上向江青同志汇报。”过了十五分钟，姚文元回电说：“江青同志非常重视上海发生的事情，特地向春桥同志问好。关于军队里有人参加炮打的问题，江青同志说，她马上找中央军委办事组李作鹏同志谈这件事。”

徐景贤感到姚文元对这事很重视。他们一听江青出来保张春桥，心里就比较淡定了。但徐景贤觉得光是姚文元、江青还不够，应该向毛泽东、中央正式报告此事。这件事张春桥自己不便提出，由他出面比较方便，就对张春桥说：“是不是给毛主席、中央发份电报，把上海的情况写一写，我来起草。”张春桥没有表示反对，徐景贤就离开兴国路回到康平路办公室，独自写了份绝密电报，把上海炮打张春桥的情况以及目前的形势，特别是有穿军装的人上街刷标语、贴大字报、参与炮打的事情，都写了进去。电报写好后，他自己签发，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通过机要室火速发给中央、毛泽东。

电报发出后，王洪文带了工总司一批头头来到康平路市革命委员会，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他对徐景贤说，工总司准备要反击。徐景贤把朱锡琪他们炮打的情况以及张春桥的意见告诉他，其中有一条意见特别明确，即不要组织搞反击，一搞反击的话，马上会变成两大派打内战。

王洪文说：“我们假如不明确地反炮打，基层造反派可能就乱套了。”“‘工总司’内部有人已动摇了，比如文攻武卫指挥部头头张宝林，就在围墙上跟着《文汇报》‘为什么’战斗队刷标语，不承认上海市革委会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了。”

为了防止发生派性冲突，又要表明工总司的态度，徐景贤就给王洪文出主意说：“你到总工会大楼上面挂一条标语下来，写上‘誓死保卫毛主席亲自支持的、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样一来，上海所有的人就能看见你们‘工总司’的态度。我们打标语战，不搞反击。”

徐景贤在与王洪文谈话的时候，正好收到一张四月十二日出版的《文汇报》，第三版上全文转载了《北京日报》社论，社论题目是《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第三版还用通栏大字标着五句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连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也没有了，张春桥、姚文元当然更不提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为了配合朱锡琪等人的行动，《文汇报》以隐晦的方式吹响了炮打张春桥的号角。徐景贤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乘车外出，想到外面亲自看一看，了解真实情况。当时街上炮打的大标语很多，署名大多是化名。南京路上的人比平时多好几倍，有很多学生，特别是复旦大学的，拿着浆糊桶，从学校贴到最热闹的马路上，不光墙壁上，连商店橱窗上都贴满大标语。标语的内容都升级了：“揪出杨、余、傅的后台张春桥!”“打倒大叛徒张春桥!”张春桥的名字被倒过来，画上红圈圈，打上大叉叉，署名是复旦大学抓叛徒战斗队、复旦大学送瘟神战斗队。看热闹的人跟着贴标语的人，在路上挤来挤去。

徐景贤乘坐的车从外滩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大楼开到南京路，又转到浙江路口，各种各样的人像潮水一样涌来，汽车越走越慢，逐渐走不动了。到了第一百货商店门口，车彻底停住了，外面都是人，徐景贤把车窗上的窗帘拉起来，免得别人看到。几个年轻人跑到车头前面，发现了徐景贤，人们便围了上来。警卫员坐在前面连忙把两边的车门保险按住，挥手让他们走。徐景贤严肃地坐在后座上，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这个时候他感到很尴尬，有人在炮打张春桥，他到这里来，容易让人误解为凑热闹。最后他们是在警察的帮助下才冲出了重围。[11]

我们看到，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发起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及其他几个负责人对此是坚决反对的。不仅迅速将这个动态报告了张春桥，还报告了在北京的姚文元及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同时徐景贤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专门向毛泽东、党中央拍发了反映情况的密电。张春桥这个时候虽然遭到了炮打，但是却态度冷静，不仅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为了防止形势的进一步恶化，还让徐景贤告诉造反派不要进行反击，谋求通过适宜的方式来平息这场风波。

2)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确定处理炮打张春桥事件的方针。

我们看到，上海发生四一二炮打张春桥的事件后，徐景贤等人迅速报告了在北京的姚文元，姚文元又立即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让姚文元向张春桥问好，表示关于军队有人炮打的问题找军委办事组成员李作鹏来谈此事。随后，徐景贤又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给党中央、毛泽东拍发了反映这件事的电报。四月十二日下午，中央派专机到上海把张春桥接到北京。张春桥临走前，要求徐景贤等人对他去北京一事对外暂时保密。[12]

关于军队炮打张春桥的问题，四月十二日当天，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向东海舰队下达了部队不要介入炮打张春桥的电话指示：第一，上海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我们军队不要介入;第二，已经贴出的大字报要予以覆盖;第三，不要搞反击。在下午临近下班的时候，东海舰队将李作鹏指示的电报记录送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这个时候徐景贤也接到复旦大学空四军支左部队的电话报告，说他们按到空军通知，已向学生们明确表态，反对炮打张春桥。复旦大学是当时炮打最猛烈的地方，他们的表态起了阻止炮打的作用。徐景贤知道李作鹏的电话指示和空军的通知都是中央的态度。[13]

不论是李作鹏对东海舰队的指示还是对驻沪空军的通知，都是要求军队不要介入炮打张春桥的行动。这客观上反映了中央对待炮打张春桥的态度。那么，在张春桥到达北京以后的情况又如何呢?张春桥后来在上海市兴国路招待所与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等市革命委员会的重要领导成员谈话时讲到了这个问题。

他说：“我这次到北京，才知道是毛主席把我找去的。那天晚上，我按通知到中南海去看望主席，谁知道，我去的时候，老人家已经站在门口等我呢，我赶快上去和主席握手，问主席好，心里非常不安。”张春桥说到这里，显得非常感动的样子，徐景贤他们几个一听，也被感动了，说明毛泽东对张春桥是十分信任，十分关心的。张春桥接着说：“我向主席汇报了上海的工作，我也谈到这次炮打，主席说‘我已经知道了，就是为这件事特意把你找来的。你可以对那些炮打你的人讲‘无事’。北京不是有个谢富治嘛，学生炮打他，他对学生们讲‘无事’，那些学生就炮打不下去了。”

在炮打张春桥的事件发生后，负责社情的游雪涛小组深入行动中采编了反映社会动态的材料，张春桥在这次谈话中还批评了这件事。他说：“游雪涛小组怎么还编了这么一本东西。”他非常不满意，说：“立即全部收回，销毁。这些东西留着干什么，要惹祸的。”徐景贤他们回去后马上要游雪涛把它销毁了。[14]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获悉上海发生炮打张春桥的事件后，就让人派飞机把张春桥接到北京，还亲自接见了张春桥，反映出毛泽东对炮打张春桥的鲜明态度。在炮打张春桥的问题上，毛泽东一是反对炮打张春桥，同时又要求张春桥正确对待炮打行动。他以谢富治正确对待炮打行动的事例来提醒张春桥要妥善处理参与炮打的人们，以此来解决问题，平息这个事件。

这样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面对上海发生的炮打张春桥的事件，在处理这个事件上的方针是：一是反对炮打张春桥，二是要正确对待并妥善处理参与炮打的群众，三是通过军委办事组下达指示先让军队参与炮打的人们脱离炮打行动，而后通过支左部队做参与炮打的红卫兵特别是复旦大学学生的工作，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既把这个事件平息下去了，又不致于引起社会上的重大波动。这样就便于将各方力量特别是参与炮打的人员团结起来，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的成果，为下一步进行斗、批、改创造条件。

3)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中央方针指导下妥善处理炮打张春桥事件。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是反对炮打张春桥的。不论是姚文元转述的江青的表态，还是东海舰队和空军不要介入炮打张春桥的指示，特别是毛泽东会见张春桥时的谈话，都表明了中央对于炮打张春桥的态度。这样不论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还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都否定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这也就决定了这场炮打闹剧的最终下场。

其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政宣系统两派辩论会为突破口，对炮打张春桥的行动予以坚决反击。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本来是反对炮打张春桥的，在获悉军委办事组关于军队不要介入炮打张春桥的指示后，知道了中央在炮打张春桥事件上的态度，于是就以政宣系统召开两派辩论会为契机，对政宣系统内部的炮打派进行了有力回击。

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发起后，上海市政宣系统在激烈争论中分化为两派。政宣组组长朱锡琪等一派人主张炮打，反对炮打的一派则要求与《文汇报》和朱锡琪等人进行辩论。他们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请示，要求召开两派辩论会。市革命委员会几个负责人在知道了中央的态度以后，心中有了底，就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徐景贤对他们说：“那好，我们连夜召开宣传文化系统大型辩论会，通知朱锡琪他们到场。”徐景贤和王少庸、马天水商量：“今天晚上有一场大辩论，早上朱锡琪特地到这里，态度强硬，我们准备晚上跟他们面对面干，我是要去参加的，看看还有什么人要去。”王少庸说，他和王承龙在康平路留守，马天水自告奋勇地说：“我和老徐一起去。”王少庸说：“是不是请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高志荣也一起去。”徐景贤说：“好，建议在会上由他传达东海舰队收到的李作鹏三点电话指示。”

晚上，在外滩市革委会底楼大厅召开辩论会。徐景贤、马天水、高志荣出席会议，在主席台长桌前就座，会场里座无虚席，四周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来的不只是政宣系统、文化系统各基层代表，还有工交组、财贸组、科技组、地区组、郊区组等系统的代表。朱锡琪带着《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的人坐在前面第一排。

徐景贤主持会议，宣布辩论会开始。朱锡琪那边先声夺人，好几个人站起来，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既然周总理讲什么人都可以怀疑，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写‘为什么战斗队’的传单?”

其他单位的人反驳“随便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本身就是怀疑一切的反动思潮的表现。”

接着，朱锡琪站出来发言了，他说话咄咄逼人：“我们《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今天是宣了誓来的，决心要学习邱会作同志的硬骨头精神，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在这里再提几个为什么：为什么中央没有叫张春桥去参加‘三・二四’大会?为什么张春桥参加江苏、浙江两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时候，新华社发消息没有提他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为什么北京都在传说张春桥是叛徒?请大家好好想一想，这就是中央对于张春桥的态度嘛。”

徐景贤一听这话，火气就上来了，他一拍桌子，大声说：“朱锡琪，你到现在还在散布谣言，蛊惑人心，我现在就来答复你(这)几个为什么：中央召开‘三・二四’大会，文元同志已经在北京了，春桥同志要到江苏、浙江去祝贺，所以没有参加大会，这是正常工作的需要，有什么可以怀疑的?第二，张春桥同志到江苏、浙江，是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去祝贺的，不是以中央文革名义去的，凡是搞新闻报道工作的人都懂得，什么时候用什么头衔，什么职务、职称，你朱锡琪难道就不懂吗?第三，你参加过市革(委)会的小会，明明知道春桥同志没有被捕过，不可能是叛徒，而你在大庭广众面前，公然散布谣言，是何居心?至于你说的中央对张春桥同志的态度，我也可以告诉你，同时也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就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东海舰队高志荣副司令(员)传达中央军委办事组领导、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同志的三点电话指示。”因为前面没有提起过有中央军委电话指示，所以大家非常惊奇，朱锡琪他们也非常注意。

这时候，穿着灰蓝色海军军服的高志荣清了清嗓子，他是长征老红军，从皮包里郑重其事地拿出三点指示的电话记录单，操着湖北口音，一字一句地念起来。念了一遍还不够，又重复地念了第二遍，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在刷刷地作记录。高志荣说：“我们上海部队坚决执行中央军委首长指示，我们决不参加炮打。”接着，马天水发言，强调中央对张春桥很重视，他说：“我和春桥同志长期共事，我了解春桥同志的历史，他根本不是叛徒。”

然后，徐景贤根据中央来电的指示，进一步发挥：“朱锡琪等人同一九六七年‘一・二八’一样，又一次地炮打中央文革，而且这次性质更严重，上海主要报纸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政宣组组长居然带头炮打。”这个时候朱锡琪在下面脸色有点发青，头上不断冒汗。

会场的气氛迅速发生了逆转，朱锡琪一派处于被动态势。许多人高叫：“朱锡琪表态!朱锡琪表态!”这时候，朱锡琪却没有说话，《文汇报》三个造反派核心之一的邵传烈表态拥护中央军委办事组三点指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邵传烈表态后，朱锡琪这一派的防线就被突破了。徐景贤一看，那天晚上各系统还要回去传达，就宣布，明天晚上全市政宣系统召开大会批判朱锡琪。[15]

从中可以看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对于朱锡琪的疑问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回答，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高志荣又传达了李作鹏的三点电话指示，在政宣系统的两派辩论中反对炮打的一派占了上风，而主张炮打的朱锡琪一派则是江河日下走向瓦解了。这样就在政宣系统内部扭转了炮打的形势。这种风向的转变，对于全市炮打行动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

其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进一步处理全市的炮打行动。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政宣系统的辩论会为突破口，进一步处理全市的炮打行动。在政宣系统的炮打行动被击退以后，以此为契机抓紧解决全市的炮打行动，对于革命委员会各个部门参与炮打行动的人进行严格审查，作出了严肃处理。

四月十二日晚上召开政宣系统的辩论会以后，全市的炮打形势急转直下。第二天开始，连续开了几次政宣系统的批斗会，朱锡琪到场受批判。徐景贤和马天水、王少庸等人商量，不能让他再领导革命委员会政宣组，要他回《文汇报》继续接受批判。他们决定调上海警备区的团政委绳树珊到政宣组主持工作。

另外，《文汇报》也不能让朱锡琪负责了。徐景贤和王洪文、王承龙商量，外面派人进去不好，还是要《文汇报》自己的力量继续主持工作。朱锡琪、邵传烈、周国荣三个造反头头中，邵传烈态度较好，平时与他们的关系比较密切，文字水平也不错，还参加过整党、建党领导小组的工作。于是，他们就连夜把邵传烈找到康平路进行个别谈话，批评他卷进四一二炮打张春桥的行动。邵传烈向他们汇报了自己思想演变的过程，特别讲到艾玲用红机子给他们传消息，使他相信了张春桥有问题。他对自己参加炮打的行动表示忏悔，流着泪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徐景贤等人当场要邵传烈把《文汇报》的编辑工作挑起来，叮嘱他凡是遇到重大问题，必须随时向市革命委员会请示，邵传烈答应照办。[16]

在解决了朱锡琪的问题以后，还要处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内部其它部门中参与炮打行动的人以及在炮打中的动摇分子，消除这件事的影响，维护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威。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组织组组长，原在市委组织部造反，是部队转业干部。这个人给王承龙看中，让他掌管了市革委会组织组。这个组里还有几个负责人，是市监委、市人事局的原造反派。这些人得到王承龙的信任，其中一些人还被王承龙提名为市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组织组组长在外面炮打的关键时刻倒戈了，他和几个头头商量，私自从档案保险柜里找出张春桥档案，当时张春桥、姚文元档案材料的正本已被中央调走，上海只留下他们档案材料的简本。外面传说张春桥是叛徒，从档案简本里看不出什么名堂。于是他们又擅自翻阅张春桥妻子李文静的档案，看到李文静被日军俘获，后来投敌为日本人效劳的历史情况，这几个组织组负责人看了以后，还议论过。本来他们认为这是秘密地看档案，不会对外泄露，谁知道外面炮打的形势逆转以后，有人就出来告发了这件事。

几个组织组负责人偷看市领导及李文静档案的事被揭发后，徐景贤等几个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知道后非常生气，责问怎么会出这种事情?王洪文与徐景贤商量，要发动群众揭组织组的盖子。王少庸提出，在那里的市领导人的档案，不光是张春桥、姚文元，包括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的，都要拿回来;假如有文静和姚文元妻子金英的档案，也要抽出来，加上封条送到他办公室锁进保险柜。于是，在徐景贤和办公室负责人朱玉佩两人监视下，组织组工作人员将《张春桥档案简本》、《姚文元档案简本》和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承龙的档案，还有王洪文的新档案袋捆起来封好后，送到王少庸办公室，然后当着大家的面把档案放进保险柜里锁起来了。

这件事发生后，王洪文对徐景贤说：“市革(委)会组织组这样不行，我要派人进去。”“我要派一个工人出身的到组织组，机关里的人关键时刻就动摇，我不放心。”徐景贤本来对王承龙独揽组织大权就不满意，认为他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此支持王洪文的提议，说道：“你派人去，我同意。”马天水和王少庸一看，徐景贤和王洪文都主张派工人代表进去，也就同意了。王洪文就派他的下属金祖敏到市委组织组做一把手。

金祖敏原是闵行地区上海电机厂工人，党龄和工龄都比较长，三十多岁，在车间担任过工段长，造反以后在工总司闵行联络站工作。金祖敏为人谨慎，不像工总司别的造反派在外面冲冲杀杀，犟头倔脑，经常惹出乱子。王少庸在上海电机厂搞过“四清”，也认识金祖敏，王洪文一提出来，也就接受了。徐景贤和王洪文一起到市委组织组宣布金祖敏担任一把手。从此以后，上海组织人事大权从王承龙手里转移到王洪文手里。

这段时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连续不断地开会，肃清炮打中央文革、炮打张春桥的流毒。徐景贤在延安西路200号文艺会堂的上海群众组织负责人大会上，详细介绍了这次炮打的经过，批判了以朱锡琪为代表的怀疑一切的思潮。他还用历史来对比，说道：“四十一年前，一九二七年上海发生过一个‘四・一二事件’，当时是独夫民贼蒋介石叛变中国革命，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这个日子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四十一年以后，上海又发生了‘四・一二事件’，某些人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日子来炮打呢?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这些现象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几乎与此同时，在市委机关和市人委机关两个造反联络站勤务组成员与下属造反派负责人会议上，徐景贤说得更彻底：“要是社会上有些人受了怀疑一切的反动思潮的影响，参与了炮打，这还可以想象，但是这次在我们机关内部，居然也有人起而响应，这是不可原谅的。”他还进一步说道：“我们两个机关造反联络站所有造反队成员，都长期在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身边工作，难道我们对他们两人还不了解吗?一九六七年初，他们一到上海的时候，春桥同志就宣布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是他们的工作机构，而现在作为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居然掉转炮口，向自己的领导开火了，这种性质还不严重吗?我们要问这些人，你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的人为自己辩护，说只是五分钟动摇。不行!一分钟动摇都不行!”他当时讲话时疾言厉色，宣布两个联络站要重点整风，实际上是要检查所有的人在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中的表现。

这样一来，《文汇报》的炮打被压下去了，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组织组以及两个机关造反联络站内部的基础也进一步稳固了。

复旦大学是另一个炮打张春桥的风口，有一部分学生还不服气，尚未稳定下来。一天晚上，王洪文、马天水、王少庸、徐景贤、王承龙、警备区副司令员张宜爱、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高志荣、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四军副军长姬应伍等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一起开到复旦大学大饭厅，召开大学各年级红卫兵代表大型座谈会，他们还把这次炮打中表现最坚定的两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同济大学陈敢峰和市六女中高静慧，也请去了。所有领导在座谈会上轮番发言，陈敢峰和高静慧也发言，批判炮打张春桥的逆流，做学生的思想工作，解决了复旦大学的炮打问题。

过了一天，王洪文给徐景贤送来一份材料，说国防科委在上海研究所有一些人参加了炮打行动。他们认为在炮打行动中穿军装的人露头了，怀疑幕后是有人指挥的，要王洪文抓科技系统的炮打情况。[17] 我们看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几位负责人对于这次炮打行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对市革命委员会内部各部门参与炮打行动的人作出了处理，对相关机构进行了整风，使人们认识到这次炮打行动的严重性、危害性，要求大家今后要引以为戒，提高辨析能力，自觉维护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少犯错误。

其三，张春桥以中央方针为指导，要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妥善处理炮打事件。

正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几位负责人对于炮打张春桥的事件进行反击、处理的时候，他们接到了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张春桥根据中央方针，要求他们妥善处理参与炮打中的人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实际行动中执行了中央的方针。

此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把清查四一二炮打的情况，每天以书面、口头的方式向张春桥、姚文元汇报，负责社情的游雪涛小组把全市炮打中的大字报、大标语、口号收集编印了厚厚一本，作为原始炮打资料，里面有“打倒大叛徒张春桥”的口号。

正当他们在上海全力追查的时候，一天晚上，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他主动问：“朱锡琪这几天的情况怎么样?”

徐景贤告诉他：“正在《文汇报》接受批判。但是检查很不深刻，群众通不过。”

张春桥说：“那他还是愿意检查的罗?”

徐景贤对张春桥的话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好答道：“这个嘛，他也是被迫的。”

张春桥接着说：“肯做检查嘛，也就可以了。群众通不过，我们去做做工作。这样吧，你到《文汇报》去，亲自召开一个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也派人去，包括朱锡琪手下的一帮人，都要参加。让朱锡琪在会上做一次检查，他检查完了后，你就带头鼓掌表示欢迎。”

徐景贤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说：“这恐怕比较困难，群众情绪一下子扭不过来。”徐景贤嘴上这么说，其实他自己也扭不过来，心想这真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张春桥在电话里听出了徐景贤的为难之处，劝说道：“要考虑到群众嘛，这次炮打，卷进去的人很多，我们把朱锡琪解脱了，其他人心里的这块石头就放下来了。”

徐景贤说：“有些问题还刚刚露了个头，远远没有查清楚，比如部队的问题，我们刚刚布置下去。”

张春桥说：“不要查了。复旦大学、二军大、国防科委这些单位的事情都不查了。”他斩钉截铁地说：“你把《文汇报》的事情落实，可以宣布朱锡琪留在报社参加一般的编辑工作，反正我很快就要回上海了，有些情况回来以后再跟你们说。”那天接了电话以后，究竟怎么回事，徐景贤还是弄不明白，但是对张春桥的话，他一直是坚决执行的。

第二天晚上，徐景贤根据张春桥的指示，到《文汇报》去召开大会。因为前面他们不断地加温、升级，这次却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徐景贤担心到会的人缺乏思想准备，会上如果很多人对朱锡琪的检查不满意，进一步使批判升级，那就糟糕了。所以，他事先跟市政宣组负责人绳树珊打招呼，先去布置几个人，把底告诉他们，在朱锡琪做检查以后，发言表示欢迎他的进步。绳树珊也摸不着头脑，前两天还要他不断地升温，今天却要布置人对朱锡琪的检查表示欢迎，作为部队干部，即便有一些疑问，执行命令他还是很坚决的，说道：“好吧，我努力去做。”

那天晚上，徐景贤先说了一段开场白：“一个人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愿意改正错误，就是好同志。我们今天也给朱锡琪同志提供这样的机会。”下面的人一楞，从市革委会大厅大会到今天为止，徐景贤还没有叫过朱锡琪一声同志，大家感到他讲话的调子跟前几天大不一样。朱锡琪那天站到台前，头也抬不起来，心情沉重，把怎么卷进炮打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应该说，检查还比较深刻，有进步。他刚刚讲完，人还没有离开扩音器，徐景贤就带头鼓起掌来，这真叫孤掌难鸣，全场的人没有思想准备，不知如何是好，有的人伸长脖子看台上究竟怎么回事，有的人也想跟着鼓掌，但又不敢鼓出声音来。只有绳树珊和政宣组几个人因为事先已有布置，跟着徐景贤寥寥落落地鼓了一下掌。这稀稀拉拉的掌声，算是完成了张春桥的任务。

接着徐景贤在讲话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这次的事件给我们的教训呢，就是知识分子跟工农群众不一样，一遇风浪，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这是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的，我们应当从朱锡琪同志身上吸取共同的教训。朱锡琪同志今天的检讨是值得欢迎的，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根据他对错误的认识，让他从明天起参加《文汇报》的编辑工作。希望《文汇报》全体革命同志，团结起来，振奋精神，不要辜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希望，把报纸办得更好。”说到这里，全场才热烈地鼓起掌来。那天，朱锡琪也感动得流泪。因为整朱锡琪，也把《文汇报》整得够呛，《文汇报》有些人本来觉得脸上无光，这样一来《文汇报》的工作也就能够正常开展起来了。消息很快地在全市传开，各系统的清查工作暂时停息下来了。[18]

从中我们看到，正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清查四一二炮打事件如火如荼、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时候，张春桥从上海打来了电话，依据中央方针来处理参与炮打的人员，特别提出要对带头领导炮打的原政宣组组长、《文汇报》负责人朱锡琪进行宽大处理，以此为标志妥善处理四一二炮打事件。不仅如此，他还对负责社情的游雪涛小组编排的炮打材料进行了严厉批评，要求将这个材料收回、销毁，说这样做是要惹祸的。[19]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执行了中央的方针，落实了张春桥的提议，比较妥善地处理了这一事件。上海市的形势也就稳定下来了。

从中不难看出，在炮打张春桥事件的问题上，中央的方针是既反对炮打张春桥，又主张妥善处理卷入到炮打事件的人员。在反对炮打张春桥的问题上，中央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在如何处理卷入到炮打事件中的人员的问题上，当时是存在不同作法的。在张春桥依据中央方针做工作以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执行了中央的方针，妥善处理了参与这一事件中的人员。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③ 对炮打张春桥事件的评析。

炮打张春桥事件是在全面夺权以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早已建立，各项工作业已就序，即将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个事件的矛头指向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是上海内部两派、革命委员会、部队之间及其内部矛盾的反映。这是文革发展过程中的一股逆流，是与文革的大局及其发展要求相违背的。

其实，文革就是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20]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后与以前所实行的政策和要求并不相同。在全面夺权的时候，是支持造反的，这个时候就是要天下大乱，破坏旧的秩序;在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就是要建立新的秩序，实行天下大治了。一般来说，在全面夺权的时候，进行造反就是左，而反对造反就是右;在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后，维护新的秩序就是左，而破坏新的秩序，仍然进行所谓的造反，就是右。这就要求积极参加文革的造反派要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正确认识和区分两个不同时期的发展要求以及中央所实行的政策，将本派及其个人的行动转入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否则的话，就会破坏文革的发展，致使本派和个人犯错误。炮打张春桥就是在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挑战革命委员会的权威，破坏刚刚建立的新秩序。因而参与炮打的造反派虽然是打着以前造反旗号进行的，但是从性质上来说，则是属于形“左”而实右的行为。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次炮打张春桥的行动主要是由造反派发起的。这些造反派既有《文汇报》社的造反派，也有红革会等造反派红卫兵，当然军队中的一些人也参加了这次行动。造反派即便对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及其主任张春桥有意见，也是应该通过适宜的方式提出来，即便一时解决不了，还可以保留意见，留待以后解决，是不宜采取炮打行动的。这是因为在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要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建立新的秩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采取造反行动了(在下一次文革进行前)。这是文革发展的大局要求。

造反派的错误在于，当革命委员会建立后，还要采取以前造反、夺权时期的方式来进行斗争，表达诉求。况且，他们进行炮打的原因又是捕风捉影的，属于个人的主观臆造，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透过表象来探究他们的行动，造成他们炮打的内在原因，则是本派及其个人的利益使然，即以炮打张春桥的行动，提升本派及个人的知名度，为本派及个人在政治上争取有利的态势。这种在文革的认识、利益以及斗争的盲目性上的缺点，不仅存在于炮打行动中，也表现于造反派的日常行为中。这是应该吸取的沉痛教训。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于炮打张春桥事件的处理是坚定的，又是稳妥的，讲究策略的。既反对炮打张春桥，又主张妥善处理这个事件。先是让参与炮打的部队人员脱离炮打行动，通过支左部队做参与炮打的学生的工作，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方式，逐步削弱、孤立参与炮打的力量。对于参与炮打的人员在批评、教育的基础上，采取妥善的方式进行处理，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巩固文革的发展成果。

因为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建立新的秩序，实现天下大治，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张春桥不论是在文革前夕还是在文革开始以后，特别是在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都是以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展开行动的，为文革的发展作出过不懈努力的。不论是从文革发展的要求，还是张春桥自身在文革中的行为来看，炮打张春桥都是与文革发展的潮流相违逆的。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党中央才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否定了炮打张春桥的行为，排除了上海文革在发展中的干扰，维护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威，拨正了上海文革的发展方向。这是为了推动文革沿着既定轨道发展的必要选择。究其原因，还是由文革发展的要求以及张春桥在文革中的作为所决定的。这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文革进程中的事件，并非任其发展无动于衷，而是根据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从文革发展大局出发来决定采取支持还是反对态度的。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张春桥面对出现的炮打行动，态度是沉着的，冷静的，在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在得到中央处理炮打事件的方针以前，他要徐景贤等人告诉上海的造反派不要对炮打行为进行反击，以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在这方面，他与毛泽东、党中央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确定了处理炮打张春桥事件的方针以后，张春桥又要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几位负责人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纠正了他们在这个事件处理上的错误行为。这表明张春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是认真执行了中央处理炮打事件的方针的。

至于后来在斗、批、改阶段，张春桥也说过炮打背景中的疑点可以进行清查，当有人提出把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的两次炮打事件列入清查上海文革以来的十件大事时，也得到了张春桥的批准，[21]当是处于斗、批、改阶段斗争的需要，为了清除隐患，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文革成果才这样做的。这与先前确实表现出重大不同，但也并非是秋后算帐。要弄清这个问题，还是要把这个时候的清查放在斗、批、改阶段的背景下，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认识到这种作法的必要性。至于清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另当别论。

至于一九六七年炮打张春桥的时候，毛泽东说过“红革会这笔帐是要算的。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吗?”但是，到一九六八年炮打张春桥的时候，毛泽东又说“无事”。[22]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是由两个时期面临的不同形势和任务造成的。一九六七年炮打张春桥的行动，是在夺权以后，新的政权机构刚刚成立的时候，形势的要求迫切需要维护新生政权的权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清除威胁新生政权的反对力量。到了一九六八年，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早已建立，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这股文革发展中的炮打逆流难以再兴风作浪，对文革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说服、教育这些反对力量，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使他们改变态度，将他们团结起来，在大联合中巩固文革发展成果，就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由此看来，毛泽东对于两次炮打行动的表态有所不同，是由于当时文革形势的发展及其力量对比的差异所决定的。

我们还注意到，这次炮打行动中冲在前面的是朱锡琪《文汇报》中的一帮人。他们是全国首先在《文汇报》这样的大报中进行夺权的，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从现在的文献资料看，朱锡琪他们之所以发起炮打张春桥的行动，是因为他们从张春桥没有出席北京召开的处理杨、余、傅事件的会议，在报道张春桥出席江苏、浙江两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新闻中只用了他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新华社也没有报道上海召开的学毛著会议的消息，《文汇报》驻京负责人艾玲告诉朱锡琪中央传阅文件上没有张春桥的名字、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用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等等。这些信息单个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如果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再与此前中央文革小组和军队发生的重大人事变动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朱锡琪觉得张春桥的政治地位可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就联系一帮人发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

本来，即便朱锡琪有这样的认识，相信自己的判断，那么在他发起炮打张春桥的行动以前，起码应该征求一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其他领导成员的意见，获得更多信息并经过验证以后，经过慎重考虑再做出决定。因为他带头炮打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一旦出现问题，将会造成难以收拾的后果。可是，我们遗憾地看到，朱锡琪在发起炮打行动后的当天上午，他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探听风声的时候，竟然不顾徐景贤等人的劝告，还一意孤行地按照个人意愿在行动。[23]除去行事的盲目性以外，看来他是确信张春桥的政治生命业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就是要以炮打张春桥为突破口，紧紧抓住炮打行动的主导权，为他们个人及其派别争得有利态势，从而提高他们个人及其派别的政治地位。这种政治上的投机行为，对他们个人及其派别来说具有极大的风险性，对文革的发展则是具有严重的危害性。他们在炮打行动中的投机面目就是这样暴露出来的。

当然，话又说回来，张春桥如果真有问题，并不是不能进行炮打的。当然，这种炮打必须建立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而不能仅靠怀疑就想当然地得出结论。况且，他们在炮打时机的选择上也不是时候。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新的社会秩序正在形成，进行炮打张春桥更要慎重行事。这个时候有什么问题，还是要向中央反映，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而不能动不动就采取炮打行动。这是文革形势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不论是在炮打的依据、对象，还是时机的选择上，都是盲目、激进、投机的行为。这样也就难以逃脱破产的命运了。

炮打张春桥行动的出现，反映出在上海内部仍然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不仅存在于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更是在造反派内部表现出来。朱锡琪领导的《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和红革会就充当了这次炮打行动的先锋、骨干力量。这反映出造反派不仅是在对于文革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局限，更是让狭隘的派别利益冲昏了头脑。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令人警醒和深思的。毛泽东、党中央反对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就是从实际出发维护上海文革发展成果和社会稳定的必要选择。

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新的社会秩序正在形成的时候，有些人却因为若干支离破碎的所谓证据或者意见不合就发起炮打行动，形成文革洪流中的一股逆流，直接破坏了文革发展的大局。虽然打着造反的旗号，实际上却犯了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否定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对张春桥予以支持，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反右斗争中所采取的又一举措。

(7)第二轮反右斗争的小结。

以上我们研究了第二轮的反右斗争。关于这一轮的反右斗争，当年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兵团“反右倾、反复辟、反翻案、反分裂，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此有一个概括性的说明，我们引述如下：

目前，从上到下，从北京到全国，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在四川，有人公开跳出来反对红十条，他们胡说什么“红十条已经过时”,“打倒刘、张”，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廖死党翻案，疯狂地炮打中央，甚至叫嚷“宁要李井泉，不要刘、张”的反动口号。在上海，反动组织“共向东”被打下去以后，仍然不死心，到处活动，代表右倾反动势力，为陈、曹鸣冤叫屈，叫嚷“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反动谬论，妄图进行所谓“二次革命”，否定伟大的“一月风暴”。在河南，被摧垮的十大总部不服气，也叫嚷要恢复活动。在长沙,反革命大杂烩“省无联”以极“左”面目出现，刮起一股强大的右倾翻案风，胡说：湖南省革筹是“反革命三凑合”，把全国各省的革委会、革筹都说成是“改良主义的产物”，死保湖南三条黑线!在天津，小爬虫孙振、方纪之流出面，由变色龙王力、关锋、戚本禹导演了一个黑戏，一个黑会，为反革命右倾分子陈里宁翻案，死保三十年代周扬黑线，妄图卷土重来。在外交部，一帮从右的主场出发,跌了一个大跟头又回到右的立场上的司局长干部，借口“要批判打倒陈毅的口号”，妄图否定外事口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要请“陈毅同志回来主持部务”，妄图不经过批判统统可以官复原职。在高校界，也有人在王、关、戚、林倒台之后，有一些“二月逆流派”的学生瞎胡闹，他们借口首都学习班有缺点错误，大肆攻击，散布流言蜚语，把矛头指向市革委会、卫戍区、解放军、谢富治同志，妄图颠覆新生的首都红色政权。这次为二月逆流翻案，来势很凶，种种迹象表明，是有一个黑后台在操纵他们炮打谢富治同志，为二月逆流翻案。纵观全国，正如江青同志讲的那样：“目前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

在蒯大富发表讲话前后，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或军管会，或革筹小组)的主要负责人都在反右倾的群众大会上作了动员讲话。[1]

在这一轮反右斗争的考察中，我们对于北京、上海、天津、四川、河南、江西、内蒙古等地发生的翻案事件作了简要介绍，对于影响较大的外交部发生的耿、黄集团和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北京炮打谢富治事件、军队发生的杨、余、傅事件以及上海炮打张春桥事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使得大家对于第二轮反右斗争的概况有了一个基本认识。

纠“左”的过程中，又会出现右。第二轮右倾机会主义的出现，是在纠“左”中发生的。这股右倾思潮不仅出现在群众组织中，也在党政军领导干部中表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造反派组织中也产生了右倾思潮。比如，北京发生的炮打谢富治、上海发生的炮打张春桥等事件，就是一些造反派从狭隘的派别利益出发，置文革发展的大局于不顾，为了发泄私愤，表达心中的不满，将矛头指向了坚定执行党中央文革路线的张春桥、谢富治等人所造成的。这样他们就由左跳到了右，从文革的积极参加者变成了文革的干扰者、破坏者，站在了文革发展的对立面。这是一个新的动向。

这种状况反映出一些造反派昧于文革发展大计，没有认识到文革中破与立的辩证关系，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过程中以派别特别是本组织的利益为重，没有真正执行党中央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而是在派性斗争中误入了歧途。这进一步暴露出一些造反派组织中存在着浓厚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作风。

既然存在右倾，就要进行反右斗争。两者是相伴而生的。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右倾机会主义行为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不仅通过报刊等传媒批评、抨击右倾机会主义，还采取具体措施进行反右斗争。在反右斗争中，根据情况的不同，采取了灵活的形式，或者是教育、诱导，或者是在表态中发出指示，或者是进行组织处理，……。在斗争中通过适宜的方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中，排除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使文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第二轮右倾机会主义的出现，虽然与第一轮右倾机会主义存在着密切联系，是第一轮右倾机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与以前相比却表现出鲜明的特点。第一轮右倾机会主义发生在全面夺权阶段的前期，第二轮右倾机会主义发生在全面夺权阶段的后期。第一轮右倾机会主义主要发生在党政军领导干部队伍和保守派群众中，对于文革表现出激烈的言行;第二轮右倾机会主义主要发生在党政军领导干部队伍和两派群众中，一些党政军领导干部对于文革以潜在、隐晦的方式进行抵制、抗衡，一些造反派甚至同室操戈，将矛头指向了坚持文革正确方向的负责人。第一轮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表现是阻碍“破”，即进行全面夺权的斗争;第二轮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表现是阻碍“立”，即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两者虽然性质相同，但是在出现的时期、激烈程度、表现形式、斗争的侧点上，又是存在明显的不同。

第二轮右倾机会主义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不仅发生在干部和军队的领导队伍中，也出现在群众组织特别是造反派队伍中，因而在进行反右斗争的时候，就不仅对于一些领导干部，也要指向群众组织特别是造反派队伍中的一些负责人。左变为右，从原先站在文革斗争前列的造反派变为干扰文革发展的右倾分子，由支持造反派到反对他们当中出现的右倾行为，是第二轮右倾及反右斗争中的一个新现象。从中不难看出，不管是原先站在哪一个立场上，只要他们的行为干扰、破坏了文革的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都是要对其采取措施，反击、纠正其错误行为的。这说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不是针对哪一个人或者哪个派别，而是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为了文革的健康、顺利发展，才对破坏文革的行为展开斗争的。由此看来，能否真正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是决定对其是否采取行动的根本标准。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的纠“左”斗争中，又出现了第二轮的右倾及反右斗争;但是，在第二轮的右倾及反右斗争中，又在社会上出现了“左”的错误，于是又不得不进行第二轮的纠“左”斗争。这就是我们继续要研究的问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