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夺权阶段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斗争：（三）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上）第一部分

作者：郭建波来源：作者投稿 2026-08-31

郭建波同志根据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梳理了全面夺权阶段反右纠“左”斗争中的若干重大事件，将其归纳为“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上)(下)”两部分，还对其中的一些事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

编者按：

谨以此文纪念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逝世五十周年!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同志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单有一个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巩固的，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如何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进行了“三反”“五反”、社教、“四清”等运动，最终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文化大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虽然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但是还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否则的话，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不仅难以巩固，还会付诸东流。因而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文革结束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沉痛教训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虽然有一些革命干部站了出来，投入到文革的洪流中，但是不少干部还是对于文革存在抵制、抗衡的态度，挑动群众斗群众。虽然军队介入了文革，实行“三支两军”，但是大部分支左部队却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群众则是分裂为造反派、保守派，造反派在夺权中又分裂为不同的派别。这样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军队、干部和群众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出现了右和“左”的一系列错误，严重破坏了文革发展。毛泽东同志立足于文革斗争的实际，在反右纠“左”中排除干扰，使文革沿着既定轨道前进。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就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建立起来的。通过反右纠“左”的斗争，不仅完成了夺权，而且在全国建立了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实现了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文革也就从全面夺权阶段进入到斗、批、改阶段。

郭建波同志根据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梳理了全面夺权阶段反右纠“左”斗争中的若干重大事件，将其归纳为“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上)(下)”两部分，还对其中的一些事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现在著者将“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上)(下)”分别命名为“全面夺权阶段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斗争”、“全面夺权阶段第二轮反右纠‘左’的斗争”在本网发表。今天我们发表的是“全面夺权阶段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斗争”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文革论》第三卷《残阳血照》(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册《星火燎原》的第四阶段《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在反右纠“左”中走向高潮(1967年1月——1968年10月)》的主体部分，读后会使我们对于全面夺权阶段的反右纠“左”斗争有一个系统的认识。

全面夺权阶段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斗争

郭建波

（三）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上）。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夺权和建立革委会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遇到了重重阻力。这些阻力虽然形式多样，但是从立场(认识)上来说，可以归纳为右和“左”两种情况。因而，要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就必须开展反右纠“左”的斗争。

1、反右，还是纠“左”？

在全面夺权阶段，究竟是反右，还是纠“左”，要看错误的性质如何。有右反右，有“左”纠“左”，只有在克服这两种错误倾向以后，才能将文革推向前进。

(1)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出现的两种错误倾向。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党的历史上既产生过右倾机会主义，也出现过“左”倾机会主义。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是这样。文革期间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不过是以前出现的两种错误倾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现而已。因而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出现，既不是突然的，也不是偶然的，从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斗争形势上来说，都是具有必然性的。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只有从历史和现实的综合分析中来研究这个问题，才能对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出现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不论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处理彭、罗、陆、杨问题，还是同年七月下旬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以及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又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是解决党内在文化大革命上的右倾问题，是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扫除障碍。这个时期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极端行为，不过是“左”而实右的倾向而已。虽然这个时候也出现了一些“左”的错误，但是不占主导地位。这个时期由于右是阻碍文革发展的主要障碍，因而要将主要矛头对准右，反右是斗争的重点，在反右中进行纠“左”，就成为这个时期的鲜明特点。由此可以看到，这个时期业已出现了右和“左”的倾向，右倾处于主导地位。文革就是这样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这两种错误倾向继续发展着。尽管这个时期对于文革阻挠和破坏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是仍然可以归纳为右和“左”两种错误倾向。一方面右倾机会主义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左”倾机会主义也迅速发展起来。当时在文革发展的洪流面前，从利害考虑，是没有人直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反对文革的人是打着文革的旗号来反对文革的(即打着红旗反红旗)，“左”而实右往往成为他们反对文革的又一形式。他们的真实面目只有在对其言行进行深入分析以后才能揭露出来。

一般来说，是以是否支持文革、践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作为左、右划分标准的。支持文革、践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属于左，反对文革、践踏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属于右。虽然站在文革的立场上，却违背文革的方针政策，做出一些激进、极端行为乃至于武斗，就是“左”。极“左”与极右是想通的，“左”很容易变成右，也就是平时所说的“左”而实右。右反对文革，“左”虽然站在文革的立场上，但是从造成的后果上来说，与右并没有什么本质性区别，况且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右既来自于干部队伍中(主要是其中的走资派，也有一些思想认识不清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也来自于受蒙蔽的群众;“左”主要来自于造反派队伍、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激进、投机分子，也来自于打着造反旗号的保守派人员。两种错误倾向的产生，既有立场的因素，也有认识的原因，关键是那一个因素占主导地位。况且两者之间往往是搅和在一起的，在一定条件下又是互相转化的。一般来说，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生，立场因素是占第一位的，当然也有认识的原因;“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生，认识原因是占第一位的，当然也不能抛开立场的因素。立场与认识是不同的。立场具有阶级属性，认识则不一定具有阶级属性。立场决定认识，认识反映立场;有什么样的立场，就产生什么样的认识;有什么样的认识，又反映其立场。不管是立场和认识问题，从矛盾的性质上来说，一般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从立场和认识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还要准确界定两者在文革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和矛盾属性，对两种错误倾向的出现进行综合的研究。

全面夺权阶段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是两种错误的倾向。一个是从右的方面，另一个是从“左”的方面，对文革造成了干扰与破坏，严重影响了正在进行的夺权斗争和革委会的建立，致使文革的进一步发展遇到了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文革的健康发展，就要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2)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两条战线的斗争，就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受到右、“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阻挠与破坏，为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就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

在全面夺权阶段，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出现的时候，就要进行反右;当“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出现的时候，就要进行纠“左”。只有在排除了右、“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干扰与破坏以后，文革才能够得以发展，完成全面夺权和建立革委会的任务。因而在这个阶段既不能只反右、不纠“左”，也不能只纠“左”、不反右。反右是一条战线，纠“左”是又一条战线，要想使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取得成效，就必须既反右又纠“左”，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就必须及时发现这个阶段出现的右、“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对其属性予以准确界定。如果现实中出现了右、“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而没有及时发现它们并对其属性予以准确界定，也就难以采取相应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不仅会给文革的发展造成阻挠与破坏，甚至还有可能导致文革难以进行下去;反之，就会及时排除右、“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对文革造成的干扰与破坏，为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这就要求在这个阶段要密切关注文革的发展状况，不仅及时发现错误，还要准确界定错误的属性。虽然右、“左”倾两种错误在对文革造成的后果上没有什么本质性区别，但是两者在性质、地位上毕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既表现在立场上，又体现在认识上，直接关系着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方法。因而既不能把右定性为“左”，也不能把“左”定性为右。正是因为这样，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时候，不仅要及时发现右、“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还要正确界定其属性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纠正这些错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两条战线的斗争，既不是无中生有的，也不是来自于人的主观意愿，而是在文革实践中产生的。文革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右、“左”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与破坏，为了从右、左两个方面扫除文革发展的障碍，就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文革是在冲破这两种错误倾向的阻挠与破坏以后，才向着既定方向前进的。从这里可以反映出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轨迹决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在克服这两种错误倾向的阻挠与破坏中曲折向前发展的。这样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排除文革发展的阻挠与破坏，就成为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的必要条件。

(3)在反右纠“左”中校正文革的发展方向。

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受到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干扰与破坏，是在反右纠“左”中校正其发展的方向，不断取得进展的。

全面夺权阶段的文革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反右纠“左”中曲折发展的。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在夺权和建立革委会的过程中，文革遇到了重重干扰。这些干扰尽管形式多样，但是总体上仍然可以纳入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范畴。只有进行反右纠“左”，排除了两种错误倾向的阻挠以后，文革才能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密切关注着这个阶段的文革发展状况，及时发现错误倾向，准确判断错误属性，采取措施予以解决，排除文革发展隐患，消除文革发展障碍，校正文革发展方向，使文革沿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但是，反右纠“左”却遇到了重重阻力。这些阻力就是产生右、“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或群体。他们既来自于党内，也来自于社会上的群众中间。因而既要解决党内的问题，又要解决社会上的问题。总的来说，党内的阻力要比社会上的阻力大得多，同时文革的重点又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要把重点放在党内。从理论上来说是来自于内外因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实践上来说则是全面夺权阶段的斗争实践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许多党政领导干部仍然对文革表现出抵制、抗衡情绪;不少军队领导干部在进行自身文革和支持地方文革的过程中也表现出消极的态度，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群众中间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又发生了分裂，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最终酿成了大规模武斗，冲击了工农业生产，破坏了社会秩序。这些右、“左”倾错误的出现，严重干扰了文革的发展进程，迫切需要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全面夺权阶段，文革遭到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干扰与破坏，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其实就是校正文革的前进方向，使文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不管反右还是纠“左”，每次纠正这些错误，都会面临一场严峻的斗争。不论干部还是群众，他们犯错误的原因，往往是因为从形式而不是本质、局部而不是全局、短期而不是长期上来看待问题，同时还夹杂着个人利益、本位主义、宗派主义的复杂因素在里面。这样就不仅会使错误时常发生，还无形中增加了处理问题的难度。这不仅仅是认识问题，也存在着立场的因素。当然，对于群众来说，则往往是受蒙蔽的。尽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掌握着文革的整个主导权，这些问题在全面夺权阶段也最终得到了解决，但是文革发展的轨迹却是一条摇曳多姿的风雨路。

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遇到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阻挠与破坏，是在反右纠“左”中才校正其发展方向的，是在排除了这些干扰以后才不断取得进展的。

2、为使文革进行下去展开的反右斗争。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文革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与破坏。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表现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现的严重错误、二月逆流、二月镇反、七二○事件等方面。为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就要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1)挥戈内向——将陶铸、王任重、刘志坚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文革小组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负责文革发展的中央机构，但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却在文革发展过程中犯了严重错误。这样就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时候，他们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了。

① 陶铸的问题及其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

陶铸到中央工作以后，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常委中名列第四位，随后又兼任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从中央信任陶铸到他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最后被打倒，不过是短短半年左右的时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1)文革全面发动阶段陶铸职位的变动，彰显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他的信任与寄望。

建国后，陶铸长期在中南地区工作。一九五七年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一九六○年中央设立大区的时候，又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在三年经济困难时候，单干风刮起的时候，陶铸和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了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提出了巩固集体经济的意见。毛泽东看了会议记录后批示：“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1]一九六五年一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陶铸又任国务院副总理。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处理了“彭、罗、陆、杨”的问题，陶铸经邓小平提议，报毛泽东和中央批准，进京代替彭真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代替陆定一任中宣部部长。[2]这样陶铸一人就担负了彭真、陆定一两人在中央具体负责的工作。这次会议的召开特别是“五一六通知”的下发，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这个时候，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在派出还是撤销工作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在工作组问题上，陶铸是站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边的，支持派出工作组。[3]尽管这样，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提议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时候，陶铸却不仅跨越政治局委员一级直接成为常委，还在其中排名第四位。这是毛泽东在审定调整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时，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陶铸当时对毛泽东说：“我是新上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同志后面。陈伯达同志长期在主席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毛泽东说：“已经定了，不变了，陈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周恩来认为陶铸政治上坚定，有实际工作经验，建议在常委分工时，让陶铸担负更重要的任务。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委托陶铸协助周恩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党中央和毛泽东还决定陶铸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4]陶铸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中比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靠前，他不仅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顾问，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他的影响比陈伯达还要大，因而他的态度和动向对于文革发展及其走向会产生重要影响。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候，将陶铸从地方调到中央工作，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虽然是邓小平提名的，但最终还是要经过毛泽东批准后才成行的。这表明中央对于陶铸是非常信任的。即使后来陶铸在工作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时候陶铸还是不仅进入了常委会，又被毛泽东列为第四位常委，让他协助周恩来工作，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这表明毛泽东、党中央对于陶铸仍然是寄于希望的。

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陶铸上调中央，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名列第四位常委。陶铸在党内的地位是他在工作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情况下不断上升的。这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陶铸不仅是信任的，也是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他寄于希望的。令人遗憾的是，陶铸随后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仍然执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站在了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对立面。这样最终也就难以逃脱被打倒的命运了。

2)陶铸从被中央信任到打倒的历程回顾。

陶铸从地方上调中央到被打倒，经历了短短半年左右的时间。从地方上调中央到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他是非常信任的。后来被打倒则说明他失去了中央的信任。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从中央信任到打倒陶铸，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同年八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阶段陶铸到中央工作，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革小组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派出还是撤销工作组问题上发生争论的时候，陶铸站在刘、邓一边，支持他们派出工作组的主张，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尽管这样，陶铸仍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时候不仅进入了常委会，还跃升为第四位常委。这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陶铸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他是寄予希望的。

第二个阶段，从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到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时候陶铸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身份参加文革活动。虽然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产生了矛盾，但是双方这个时候还是能够合作共事的，只是在一些事务性而非原则性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表明在文革的发展上他们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痕。

第三个阶段，从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一九六六年初陶铸被打倒。这个阶段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态度，在运动的依靠力量、方式、矛头所向、如何对待造反派、革命与生产以及运动是不是要发展到工厂、农村等问题上具体表现出来。陶铸最大保皇派的帽子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戴上的。正是因为这样，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矛盾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逐渐激化，并发生了激烈争论，直到关系走向决裂，最终对陶铸的倒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我们还可以从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中对此作出进一步验证。

大约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后，曾志发现陶铸的眼神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坐下歇息的时候，陶铸总是用手指在沙发上无意识地划来划去;或者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眼神阴郁，脸色铁青。这是过去所没有过的，这种心事重重的神态，引起了曾志的注意。曾志问陶铸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陶铸总是简短地以“没什么”来答复曾志，不愿意详谈。

这个时候发生的几件事进一步引起了曾志的警觉。有一天，陶铸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打电话，说周扬在天津动手术出院后回京，住在中宣部不安全，希望办公厅给他找个地方。汪东兴听后反问陶铸：你想把周扬保护起来?陶铸作了一番解释后，汪东兴说“跟他们商量一下”吧，就撂下了电话。曾志觉察到电话那边传来汪东兴冷冰冰的声音。她心里暗自纳闷，前些日子，汪东兴每次见到他们夫妇俩都很热情亲切，为什么今天口气突然变得这样生硬呢?

曾志这个时候还观察到，近来每当中央文革小组通知陶铸去开会时，陶铸总是面有难色，即使去也极不情愿，这是为什么呢?曾志还奇怪，为什么陶铸突然脱下军装，改穿便服了呢?

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少年京剧演员汇报演出，陶铸同意让剧团另一派来观看，江青就冲着陈伯达发牢骚：“放他们进来，两派打起来谁负责?”曾志觉得江青有意见为什么不直接向陶铸提呢?看演出时，曾志同蔡畅坐在一起，江青走过来，热情地向蔡畅打招呼，但对坐在蔡畅旁边的曾志没有理会，仿佛没看见她似的。曾志感到奇怪，自己与江青本来是熟悉的，过去江青到广州过冬养病，自己对江青尽地主之谊，江青对她也一直是客气的，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变得如同陌生了呢?

十一月份，毛泽东让谭震林和陶铸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察。曾志对此感到不解，陶铸自己的一摊子工作那样多、那样忙，为什么还要求他离开北京下到地方去呢?

最为明显的信号是，十一月二十八日文艺界大会上，江青在讲话中谈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时，却撇开了陶铸。陶铸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名列第四位，又是分管文艺界的，江青在讲到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时没有提到陶铸，这是非同寻常的。[5]

当然，这不是江青的一时疏忽，而是反映了这个时候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矛盾趋向尖锐化。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江青是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发表这个讲话的，此前这个讲话稿曾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先后两次送毛泽东审阅。这篇讲话是在毛泽东审改、批准以后，江青才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文艺界大会上发表的。[6]由此可见，江青的这个说法并非个人意见，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对陶铸的看法。

从中可以看到，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之间的矛盾是在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以后才逐渐激化的。不论是曾志的回忆还是这个时期发生的一些事件，都反映出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之间的矛盾正在走向尖锐化。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之间的尖锐矛盾，反映出陶铸没有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而是站在了这条路线的对立面。由于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态度，特别是陶铸在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协助周恩来抓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顾问，由这样的党内高层领导人来领导文革工作，就会对文革的发展及其走向产生错误的导向作用。从当时的情况看，毛泽东不会不知道陶铸对待文革的真实态度，也不会对于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之间的尖锐矛盾熟视无睹，更不会在陶铸对待文革的态度上无动于衷。从毛泽东审改江青这篇讲话稿时，没有在他亲密战友的行列中加上陶铸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这个时候毛泽东对于陶铸的认识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尽管毛泽东这个时候对于陶铸有了看法，但是这种看法也仅仅是看法而已，尚未对于陶铸的倒台产生决定性影响。陶铸的问题是经过一个变化过程以后，才最终导致其垮台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对陶铸的认识是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的。陶铸上调中央虽然是邓小平提名的，但这件事毕竟是在毛泽东批准以后才得以成行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毛泽东对于陶铸还是信任的。特别是在工作组时期陶铸犯了严重错误以后，当毛泽东提议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时候，陶铸不仅进入了常委会，而且还是毛泽东亲自将陶铸列为第四位常委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陶铸在工作组时期犯了严重错误，毛泽东对他还是不咎既往、谅解宽容的。其目的当然还是为了使他能够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站稳立场，为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做出努力。这表明毛泽东对于陶铸仍然是寄予希望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毛泽东对陶铸认识的变化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这是因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到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前这段时间，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态度尚未完全暴露出来。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而且还发生了直接冲突。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不会不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如果孤立地看待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争论的事件还发现不了什么，但是一旦把这些事件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和思考的时候，就会发现陶铸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仍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在了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对立面。既然这样，那么由于陶铸不仅在工作组时期犯过严重错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后，特别是在中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仍然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站错位置，与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进行对抗，这也就难怪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在中央会议上批评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了。[7]

即便如此，陶铸在与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之间的矛盾走向尖锐，而且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毛泽东在陶铸问题的处理上仍然是慎重的。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十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十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批评江青未经中央批准就擅自指责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8]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陶铸到毛泽东住地游泳池参加会议。陶铸一进会议室，毛泽东就冲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下去，毛泽东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毛泽东还在会议上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犯组织原则的。

会后，毛泽东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毛泽东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他的言行不必介意。”毛泽东还批评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谈到下去视察的问题时，毛泽东多少有些不满，问：“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呢?”陶铸解释道：“近来事情太多，总理一个人忙不过来。再说这次下去时间较长，需要把工作安顿一下，打算过几天就下去。”毛泽东说：“赶快下去才好，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

然后，毛泽东亲自拟定了一个大约有20多个人的名单，对陶铸说：“这些同志烧是要烧的，但是千万注意不要烧焦了，你下去要把他们保下来。”还意味深长地告诫陶铸：“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时间不够，三个月也可以。”

最后，毛泽东话题一转：“你的那两本书，曾志寄给我，我都看过了。《松树的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有多大意思，还是粮食主要。在中南戏剧会演上的讲话，你说现阶段应该把人民内部矛盾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这可是个原则性问题。”毛泽东的意思是，现阶段，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陶铸回去后，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9]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未经中央批评就说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会后还单独将陶铸留下来做他的思想工作，不仅对他在工作中的一些作法和处事方法提出了批评，还委派他到地方去保一些干部，又告诫他到地方后要注意工作方法。因而陶铸回去后高兴地对夫人曾志说，主席今天保了我。

可是就在毛泽东保陶铸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三十日，陶铸在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又与这些造反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双方争得不可开交之时，警卫人员带枪进入会场。造反派说陶铸镇压群众，矛盾更为激化。直到陶铸承认有些感情用事、不大冷静后，才结束了这次会见。事后，造反派将这件事反映到江青那里，江青又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为此还询问周恩来，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后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毛泽东说，哦，是态度不太好，也就再没讲什么了。[10]

毛泽东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在住地开会时向周恩来询问这件事的。[11]也就是在这一天，陈伯达、江青向社会上发出了打倒陶铸的信号。

一月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接见湖北揪王任重造反团时，公开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以前只是在党内会议上这样说，现在则是对造反派公开宣布，这无疑是吹响了打倒陶铸的号角。

陈伯达说：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行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康生说：同学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就胜利了，这是策略。[12]

从陈伯达等人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们不仅公开了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与陶铸之间的尖锐矛盾，还指出陶铸犯了路线错误，并进一步说陶铸就是中南局的后台老板。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这些话并非信口雌黄，而是有着事实依据的。这个讲话的发表宣告了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与陶铸的决裂。不过，从组织程序上来说，必须在报经中央批准以后，才能对陶铸这样的中央常委发表讲话，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后来毛泽东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

陶铸是在深夜十二点多回到家后才得知这一消息的。当天下午他与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主要成员一起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文艺界来京的革命群众，会后周恩来、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主要成员还在休息室聊天，并无异样。陶铸与周恩来商量工作后，就去找安徽的张恺帆说事情，接着又接见了安徽来京的学生。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主要成员就在隔壁房间接见了专揪王任重造反团，陶铸也没有察觉到有什么异常。

当陶铸在家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当时正与群众代表谈话。谈话结束后，周恩来给陶铸来电话，说陈伯达等人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他与陶铸分手后，给广东省省长陈郁打了电话，回来后看到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接见红卫兵，就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讲话已经过去了，没有听到。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这件事，周恩来说：不清楚。最后，周恩来嘱咐陶铸：“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休息，外面红卫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烦。”[13]

其实，陶铸被打倒还是有着社会背景的。陶铸的作为已经引起了社会上造反派的不满。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由学部红卫兵联队、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师大井冈山、人民教育出版社红旗战斗联队等组织发起，成立了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简称批陶联委会)，开展声讨陶铸的活动。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批陶联委会各单位开入中宣部造反，把“过去阎王殿，今日鬼门关——彻底砸烂”的对联和“打倒陶铸”、“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等大标语贴到了中宣部，并在中宣部大楼里设立了联委会的办公室。

一月四日晚七时半，批陶联委会获悉陈伯达、江青关于打倒陶铸的讲话后，召集北京和外地组织数千人，排成五路纵队，开向中南海。他们在中南海门前静坐，要求陶铸接见。当中包括北医八一八、地质东方红、人大红旗、红卫兵、东方红公社、北工大东方红等组织，还有外地的浙江美院、南京大学等院校的学生数千人。至午夜零时五十分，周恩来指示，可派三五个代表进入中南海商谈。静坐学生推举北师大井冈山等五个单位各派一人参加。有三辆广播车在中南海门外轮番广播《敦促陶铸投降书》、《陶铸论陶铸》等文章。[14]

此时，周恩来两次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的揪陶造反派谈话，劝他们回去。说：陶铸同志的问题要向毛主席请示，要经中央讨论。七日，周恩来在接见批陶联络站代表时指出：陶铸同志是中央常委，现在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合适，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讨论。[15]

尽管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等人点名批判陶铸，社会上也掀起了打倒陶铸的风潮，但是真正要打倒陶铸，最终还是要获得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批准。周恩来与造反派的谈话也反映出了这个问题。那么，毛泽东是如何看待陶铸问题的呢?

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当时问陶铸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上都有刘、邓的照片，这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这个部那个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可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毛泽东实际上批准了打倒陶铸。[16]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最终还是肯定了打倒陶铸的行为。他在讲话中将陶铸与邓小平联系在了一起，说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是邓小平为陶铸打了保票的。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是执行刘、邓路线的，之后还着意安排刘、邓的照片，这说明陶铸是和刘、邓站在一起的。从毛泽东在讲话中说红卫兵起来解决陶铸的问题来看，他对于陶铸的倒台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陶铸的性格与处事方式，毛泽东也是清楚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与陶铸的谈话中也当面批评陶铸说话不注意、爱放炮等缺点，还告诫他以后要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在曾志面前也评论过陶铸。他说：“陶铸这个人，做起事来就是大刀阔斧，也好放炮，浑身是刺。”[17]因而陶铸夫人曾志从小字报上看到毛泽东说陶铸不老实这句话时，并不相信毛泽东会对陶铸说出这样的话，就给毛泽东写信询问：是否是将“不老成”误为“不老实”?毛泽东阅后用铅笔在“不老实”这三个字的下面画了一横杠，并打了一个“?”号。这封信后来退还给了曾志。[18]

从毛泽东对陶铸性格与处事方式的评论，再结合陶铸到中央工作以及进入常委会并名列第四位常委来分析，说陶铸“不老成”还是具有可能性的。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并没有对曾志的这封信置之不理，而是在“不老实”三个字下面画了一个横杠，还在旁边打了一个问号，却没有对曾志的询问作出明确表态，最后又把来信退还给了曾志本人。这是耐人寻味的。这反映出毛泽东对“不老实”三个字是存有疑问的，且将这种疑问告诉了曾志。这或许是在陶铸犯了路线错误、业已被打倒的背景下，从大局计毛泽东是不便于直接出面对此作出说明的。但是，曾志毕竟是井冈山上的老战友，在她写信询问这件事的时候，毛泽东也就没有回避，才对此作了暗示式的答复。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真实的原因还有待于更多文献资料的披露。

虽然陶铸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毕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从组织程序上来说，必须要经过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批准，才能对陶铸进行批判和定性。不论是陈伯达、江青等人在中央会议上说陶然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还是向社会发出打倒陶铸的信号，都违背了这一组织原则。因而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批评。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毛泽东说：对陶铸的问题，没有经过我、林彪和总理同意，你们只用两三个小时就把他解决了，是事后报告的。二月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出席。毛泽东讲话，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在群众中公开点名打倒陶铸一事，并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19]

从中看到，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违背组织程序擅自打倒陶铸一事作出了严厉批评，还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不论是陈伯达、江青等人未经中央同意就在党内会议上说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还是这一次未经中央同意就向社会上发出了打倒陶铸的信号，显然都没有报经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批准，而是他们擅自作出的决定。这是违背组织程序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的真正错误不在于批评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向社会发出了打倒陶铸的信号，而在于违背了组织程序。这是他们犯错误的要害所在。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等人的批评也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

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十二月二十九日本来毛泽东是保陶铸的，而且还要陶铸到下边走一走，顺便保一些省部级的高级领导干部。不仅如此，还批评陈伯达、江青等人违犯组织程序，未经中央批准就说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当陈伯达、江青一月四日发表打倒陶铸的讲话以后，尽管这是在没有经过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发表的讲话，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是认可了打倒陶铸这一事实。至于毛泽东在二月六日、十日对于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等人的严厉批评，则是比这还要迟得多。从批评的内容来看，是从他们违背组织程序而不是说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打倒陶铸上来展开的。这说明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小组，不是因为他们说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向社会上发出了打倒陶帮的信号，而是因为他们未经中央批准就实施了这样的行动。

从这里可以看出，陶铸最终被打倒并非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处于维护中央文革小组的声誉才在事后认可的，而是他的垮台事出有因，否则的话，即便发生了这样的事件，那么中央也是可以否决中央文革小组的决定，为陶铸翻案的!比如，湖南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就是被中央文革小组错误取缔后，在毛泽东主导下予以平反的。[20]

要想弄清这个问题，还是要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结合陶铸在文革全面发动以后的作为来进行分析，才有可能发现事情的真相。在文革即将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大背景下，所有阻挡文革洪流的人都要被文革的洪流冲走。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整理了陶铸到中央以后的许多材料。[21]这些材料表明陶铸到中央工作以后，不论是在工作组时期还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陶铸的作为已经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障碍。这使毛泽东对于陶铸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样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打倒陶铸也就成为难以避免的选择了。

陶铸被称为全国最大的保皇派，是与刘、邓并列的第三号人物，关键还是因为他推行了刘、邓路线，特别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当刘、邓在党内遭到批判以后，他仍然执行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也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才是他被打倒的主要原因。既然这样，那么陶铸又是如何推行这条路线的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3)陶铸从被中央信任到打倒的原因分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陶铸不论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还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随后又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都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他是非常信任的。但是从陶铸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中央工作至一九六七年一月初被打倒、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短短的几个月内，中央对待陶铸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要分析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出发，以史实为依据，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发展的大背景中，才有可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真切的认识，弄清楚陶铸垮台的真实原因。

原因之一，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陶铸背离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为文革发展的“绊脚石”。这是陶铸垮台的根本原因。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是在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才提出来的，但是这条路线早在工作组时期就已经存在，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样冠名罢了。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陶铸到中央工作以后，不论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的工作组问题上，还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陶铸都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不同在于，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是公开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是隐性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其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刘、邓路线，是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相对立的路线。陶铸到中央工作后，是站在刘、邓路线一边的。这就不仅使我们发出疑问，陶铸为什么要站在刘、邓路线一边?他们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发现，陶铸与刘少奇、邓小平之间并没有很深的渊源。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认识的并不早。一九四二年陶铸在中央军委工作，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这个时候他们才认识的。开始陶铸对刘少奇的印象不错，但是后来觉得刘少奇在处理柯庆施的问题上比较偏，评论不太公正，因而刘少奇即便在中共七大以后在中央成为事实上的“第二把手”，直到一九五三年之前陶铸对刘少奇都是有些看法、敬而远之的。正是因为这样，高饶事件期间，陶铸才向刘少奇开了一炮，险些陷了进去。处理高饶事件的时候，陶铸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也对一些问题作了解释和说明。他们之间通过坦诚谈话，消除了误会，增进了友谊。

陶铸与邓小平的关系虽然很好，其实他们是在新中国成立那一年才认识的。一九四九年，二野进军西南，邓小平路经武汉时他们才第一次见面。邓小平上调中央后，他们也只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一九五六年邓小平在中共八大担任总书记以后，他们之间接触多了，关系也密切了。陶铸曾说，他对邓小平的观感确实是好的，要在党内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22]

从陶铸和刘少奇、邓小平关系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并没有更深的历史和个人关系，也没有在一块工作过，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渐密切的。陶铸到中央工作后站在刘、邓一边，主要是由于他们这个时候在思想观点上趋于一致的缘故。下面我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本来，“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在工作组问题上，中央文革小组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线常委发生争论的时候，陶铸是站在刘少奇、邓小平一边，积极支持派出工作组的。他说：“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因为派工作组指导运动，这是我们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他还自告奋勇地表示：“我愿意负责组织派遣工作组的工作。”[23]

早在一九六六年六月陶铸就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支持在北京各大学开展反右派、反干扰运动，号召打歼灭战，要追根子，在群众中进行排除摸底。七月初陶铸有一次在北京大学的大会上讲话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革命。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没有商量余地，要群众抓住反党这一条掀起一场打击反革命的风暴。

刘少奇六月二十日向全党批转了北京大学“九号简报”以后，在陶铸的影响下，中南局接连发出了五个正式文件，要各级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在所有中央局里面，中南局所发的执行刘、邓路线的文件是最多的。刘少奇、邓小平还批发了中南局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报告》，说学生中有很多右派，要等他们充分暴露后，及时反击。

广东省公安厅还用对付现行反革命的特种技术手段，来侦察大专院校的学生动态，被侦察的对象有好几百人。有一个学校竟有四、五个班级被列为严密侦察的对象。在陶铸等人策动下，有许多工人、学生被捕、被打、被审讯。仅武汉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逮捕了四、五百人，而且都给他们带上了手铐脚镣，甚至还有被判处死刑的。王任重说这次运动，湖北要抓三、四十万个右派。

陶铸、王任重还向中南局发指示说，这次运动要打击的右派，可能比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时还要多。如此等等。[24]

从中可以看到，当刘少奇、邓小平与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作组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时候，陶铸鲜明地站在刘少奇、邓小平一边，积极支持并执行他们派出工作组的主张。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江青找到陶铸希望他在会议上作一个批评刘、邓错误的发言，但是陶铸却以他刚来中央，对情况不了解为由予以拒绝。不仅如此，陶铸还利用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掌管会议简报编发的职权，不准将谢富治批评刘、邓错误的发言印在发给全会各小组的简报上。[25]

应该说，在党中央全会上，陶铸是可以根据自己意愿拒绝批评刘、邓错误的。虽然这样做可以反映出他对于刘、邓错误的态度问题，但是这毕竟是他个人具有的民主权利，是无可厚非的。这里的问题在于，他利用掌管编发简报职权的机会，无视党内斗争的实际状况，根据个人好恶，在简报编发上随意取舍，不准将谢富治批评刘、邓的发言印在简报上。这样做不仅仅是权力的滥用，还显示出党同伐异的行为，又把他在路线斗争中的态度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这种行为既反映出陶铸在路线斗争中的立场，也是他违反组织原则、对权力的滥用。不论是政治上还是组织、纪律上都是错误的。

不仅如此，陶铸在新华社国庆新闻照片的发布上，还闹出了轰动一时的“换头术”事件。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新华社要发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审稿时，陶铸发现毛泽东身边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一定要有邓小平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新华社的工作人员说可作技术处理。[26]在陶铸同意后，新华社工作人员就把毛泽东身边的陈毅的头去掉，换上邓小平的脑袋，这样就造成了邓小平出现在毛泽东身边的假象。本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革命群众和红卫兵的时候，身边并没有邓小平，但是经过技术处理后的新闻照片上却出现了邓小平。这就是文革期间吵得沸沸扬扬的“换头术”事件。

这件事被新华社揭发出来了，拿到了中央的会议上。在怀仁堂开会的时候，陈毅对这件事大发脾气，骂道，他妈的，龟儿子，×你祖宗，把我的脑袋都给割了!这时，陈伯达也不出来劝，在那里吃吃地笑。周恩来说，这事就不要再闹了，纠正过来就是了。[27]

本来，新闻的第一要义就是要真实，不能对事实作出虚假的反映。新闻照片也是这样，那是历史档案的影像记录。陶铸这样做，不但违背了新闻的要义，而且在中央宣传机关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无疑会对新闻宣传机关恪守组织纪律和伦理准则造成消极的影响。退一步说，即便从当时政治上考虑，也是不足取的。当邓小平在工作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且受到批判的时候，陶铸还处心积虑地不惜通过造假的方式来发布邓小平与毛泽东在一起的新闻照片，是发人深思的。这就不仅使我们发出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文革深入发展，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陶铸搞出这样的动作，是难以用维护党内高层的团结来作出解释的，也是与文革发展的大势相违逆的。这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和刘、邓及其路线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

在是否保护王任重的问题上，又一次显示了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立场和态度。

在工作组时期，陶铸原先所在的中南局以及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非常积极的。虽然当时王任重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保持一致意见，而是直接听命于陶铸、执行了刘、邓路线。因而在撤销工作组以后，造反派纷纷起来批判王任重。这个时候陶铸却要保护王任重，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的不满。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后来回忆说：陶铸在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的时候是很坚决的。王任重在湖北斗学生、整工人，把人家搞得很惨，还把李达都迫害致死了。王任重从文革一开始就是坚决搞资反路线的一个人，陶铸则死保王任重等人。[28]

当时王任重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兼北京市文革顾问，由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遭到严厉批判，自己也感到难以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下去了。他原本患有肝炎、肝硬化，来京后，经常发低烧，到了十月间，就到广州养病去了。这个时候陶铸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回到中南局去工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这是一次党内民主生活会，周恩来主持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会议开始时，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只向王任重提意见，但是由于陶铸过去在中南局工作时是王任重的直接上级，工作组时期又支持王任重镇压群众，直到这个时候还想继续保护王任重过关，于是在批评王任重的过程中也将矛头指向了陶铸，批评陶铸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第一次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还进一步指出陶铸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29]

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发言后，李先念讲道：“老陶的问题，我看是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接着，李富春又说道：“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他还意味深长地批评陶铸说：“你写给主席的那份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听到李富春的话，陶铸一下子冲动起来，激动地说道：“这个样子，人家在那里怎么还能工作下去呢?身体又那么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能帮人一把么，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30]

从中可以看到，按照毛泽东的本意，在王任重离开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就是要大家给王任重提提意见，在讨论的基础上，通过这次生活会对王任重作一个组织结论。从现已透露出来的信息看，陶铸还是在想方设法保护王任重的。这从李富春的问话中可以反映出来，实际上这是对陶铸保护王任重的作法委婉地提出了批评。可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陶铸却对此表示不满，还大发脾气，说了一些与会议主旨不相干的话。本来，个人感情归个人感情，政治斗争归政治斗争，不能把个人感情掺和到政治斗争中去，两者是不能混淆的。陶铸的这番话，却抛开阶级立场，脱离两条路线的斗争，从人性论出发，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把自己打扮成侠肝义胆的人。虽然这是在气头上说出的话，却也是发自内心。如果从陶铸到中央工作后的一贯作为来看，对待王任重的态度并非个例，不过是他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仍然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立场上的具体反映而已。

陶铸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反映出来的，即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还是刘、邓路线。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隐藏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中。群众要在领导干部队伍中寻找走资派，势必要冲击领导干部队伍。这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对有些干部当然要保，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就曾保护过一批领导干部，但是保谁、不保谁、在什么情况下保，并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由当时的斗争形势和领导干部本人的作为及其对待文革的态度所决定的。如果超出必要的限度，对干部保护的时机不当、层面过大，特别是对自己过去工作过的中南地区的干部钟爱有加，那么就难逃保皇的嫌疑了。由于陶铸当时地位很高，在党内是第四号人物，在斗争中错误地保了不应该保的领导干部，因而中央文革小组就不仅给他戴上了保皇派的帽子，还加上了“最大”两个字。陶铸最大保皇派的帽子就是这样被戴上的。对此，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事实上，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拥护，但到具体的，他都反对。谈到那个干部搞特殊化、压迫群众了，陶铸就马上给人家辩护，说要保。其实他也不真知道下面干部的情况，好多人其实都是两面派，他那些搞特殊化甚至贪污腐化的不好的一面怎么能让你知道呢。更不用说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护的。陶铸对两广、两湖的干部尤其要保。所以他的态度和中央文革的大都不一样。如果都按陶铸那样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按中央文革的想法，干部如有严重的问题，应该到群众里面去接受群众对你的批判，也就是所谓‘烧一烧’。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你是为人民的，你怎么害怕群众呢。毛主席也说，可以‘烧一烧’，但不能‘烧焦’了。”[31]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陶铸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这从他与夫人曾志、女儿陶斯亮的一次对话中又一次反映了出来。对此，曾志曾经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有一次我和女儿向他发牢骚，对文化大革命取消党的领导表示不满。起先他一声不吭，皱着眉，急速地在室内踱来踱去。突然，他停了下来，爆发出一股怒气，几乎是吼道：‘你们为什么问我?这样子搞法又不是我决定的，我也想不通，你去报告主席吧，就说我陶铸想不通!’接着又冲出一句：‘你们若是怕我犯错误，现在就划清界线好了!’当时我只觉得他脾气发的莫名其妙，话也说的莫名其妙，现在我才理解，他的愤怒来自于他的无法排解的困境和痛苦。”[32]

其实，文革期间两条路线的分歧在于，是否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33]具体表现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是依靠群众还依靠各级党组织(工作组)，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斗争的主要矛头是指向党内走资派还是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由于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作为旧政权的维护者已经被推翻、打倒，虽然这个时候仍然在社会上存在，但是却没有力量能够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真正对无产阶级政权构成潜在威胁的力量，不是来自于社会，而是来自于共产党内部的走资派。这些人隐藏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中间，潜伏于党的各级领导机构，手中掌握着权力，讲着马列主义的语言，思想上、行动上却背离了马列主义，打着红旗反红旗，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夺取政权，将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再像以前那样，依靠各级党组织，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运动，这些隐藏在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又怎么会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自己呢?还不是像以前那样转移斗争对象，说反对自己就是反党，将打击的主要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或者是一般群众，这又如何能够取得成效呢?因而要想取得运动的成效，就要在斗争中依靠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干部队伍，在他们中间寻找走资派。至于领导干部受到冲击过大，发生一些冤假错案，以后还是可以分类排除的。毛泽东早在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就谈到了这个问题。[34]陶铸当时已经到中央工作，怎么会不知道呢?怎么会对此不理解，还怒气冲冲地向着妻子、女儿发出这样的脾气呢!

其实，陶铸与妻子、女儿的这番话，又一次暴露了他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疑虑和抵触情绪。刘、邓路线就是要依靠党组织(工作组)，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运动，没有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而是指向了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在群众中间抓右派。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否定了这种作法，撤销工作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为此采取的必要措施。试想，走资派就潜藏于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内部，如果依靠各级党组织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运动，这些潜藏于各级党组织内部的走资派就会参与运动的领导工作，在走资派领导下来抓走资派，这就好比贼喊捉贼，又怎么会取得运动的成效呢?陶铸怒气冲冲的怨言又有什么理由和依据呢?

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陶铸对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表现出疑惑和抵制，没有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而是站在了刘、邓路线一边，执行他们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仅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是如此，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仍然是这样。这才是他与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之间出现严重分歧乃至于决裂的根本原因。这种分歧并非一般事务上的，而是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严重对立。这在下面一系列事件上又进一步表现了出来。

其二，陶铸不仅在两派斗争中态度暧昧、动摇，没有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反而还进一步采取措施限制、打压造反派，对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文革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是左派，响应以毛泽东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中央文革小组当然是支持造反派的。这在工作组时期中央文革小组对高校造反学生的支持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当然，造反派也会犯错误、出现极“左”行为，这个时候就要正确处理支持造反派与纠正他们错误的关系问题。既不能因为支持造反派，就对他们所犯的错误熟视无睹，也不能因为他们犯了错误，就压制他们的造反行动，而是要把支持他们造反与纠正造反中的错误结合起来，让他们在实践中认识错误、纠正错误。

文革期间支持造反派，当然不是支一派压一派，歧视保守派，而是在两派斗争中进行说服教育，讲清利害关系，使保守派认识到他们与造反派之间都是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将他们争取到造反派队伍中。但是，这样做并不是要否定两派群众的政治倾向，对于他们的政治倾向，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清醒的认识：造反派的行为符合文革的发展方向，而保守派的行为则是与文革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不能因为要争取保守派群众，就无视保守派的政治倾向对于文革发展的破坏性，而在两派群众的斗争中搞折衷主义，丧失原则立场。

毛泽东早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就要求支持左派，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35]毛泽东说的左派、积极分子，实际上就是造反派。毛泽东讲这番话时，陶铸就在现场，是亲耳听到了的。但是，他却在两派斗争中不仅没有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还进一步限制、打压造反派的行动。这在陶铸对待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造反派吴传启和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活动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我们先来看陶铸和江青在处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造反派吴传启的问题上所发生的矛盾与冲突。

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人发生直接冲突的导火线是在卢正义和吴传启的问题上。这两个人当时在中央机关都是有影响的造反派。卢正义是教育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吴传启则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陶铸说，他掌握了许多确凿的事实和材料，证明他们是心怀叵测和另有用心之人，还有重大历史问题。但是江青却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造反行为应该予以肯定，一再催促陶铸去教育部和学部，宣布他们二人为革命左派。这样陶铸与江青就在卢正义和吴传启是否是革命左派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后来，在卢正义问题上，陶铸作了些让步，他去教育部讲了一次话，大意是对卢正义的大字报表示支持，但是对卢正义的历史问题，仍然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并未宣布卢正义为革命左派。在吴传启的问题上，双方则发生了直接冲突，完全搞翻了。[36]

陶铸和江青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在于，吴传启究竟有没有历史问题以及是不是革命左派上。陶铸说吴传启有历史问题，参加过国民党;江青则说吴传启是革命左派。那么，吴传启究竟是否参加过国民党?如果参加过的话，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参加国民党的呢?江青又为何对此视而不见，仍然说吴传启是革命左派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陶铸说吴传启有历史问题，参加过国民党，并非出自于陶铸的自撰。当时陶铸支持的是学部的保守派，保守派坚决反对吴传启，他们向陶铸送材料说吴传启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37]当时社会上有人拥护吴传启，也有人反对吴传启。因而陶铸就在文革小组会上说吴传启是国民党特务，还坚持要整吴传启。[38]

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

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王力就对人说，吴传启是左派，他当时是共产党派去参加国民党的。[39]在开会时，关锋也说，吴传启解放前是参加过国民党，但他那时已经参加了共产党，与地下党组织有关系。他参加国民党是地下党叫他参加的，目的是取得资格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大会代表竞选，争取当选代表，以便于开展统战工作。[40]

从中我们看到，吴传启解放以前就参加了共产党。当时处于斗争形势的需要，吴传启根据地下党的指示才参加了国民党。他这样做不是个人的私自决定，而是根据地下党组织的要求，从便于从事革命活动出发，才加入国民党的。事实真相就是这样。文革期间，有人从派性斗争出发，不问青红皂白，抓住吴传启曾经参加过国民党这一表象，就说吴传启有历史问题，妄图打击、迫害吴传启，意图否定他是革命左派。这是在存心找茬，别有用心的。那么，为什么江青说吴传启是革命左派?又有什么样的依据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解放以后特别是进入六十年代，吴传启就参加了文化革命工作。那时报上登的署名撒仁兴的文章，就是吴传启、关锋、林聿时三人合写的。起草“五一六通知”时，虽然吴传启不是起草小组的正式成员，仍然同林聿时一起住在上海，参加了一些外围活动，左派的秀才班子里面就有吴传启。[41]他和戚本禹还一起参加过上海工农兵学哲学座谈会。[42]文革大革命开始以后，吴传启又是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积极起来造反，在学部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43]但是，吴传启却遭到学部保守派的攻击与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江青认为吴传启积极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是在文革中涌现出来的革命左派，因而才对吴传启予以坚定支持的。至于吴传奇的历史问题，江青认为吴传启不是个人决定，而是处于斗争需要奉党组织指示参加国民党的，这并没有什么问题。

这样陶铸与江青在吴传启的问题上就产生了严重分歧。由于陶铸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内是江青的上级，因而从组织程序上来说，要支持吴传启的造反行动，宣布他为革命左派，还是要取得陶铸的同意，并由他来做这个工作。

于是江青就在会议上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陶铸还是以吴传启的历史问题说事，回答道：“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江青在说了吴传启奉党组织指示参加国民党的情况后，又进一步解释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又反问道：“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一听就火了，立刻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的国民党员能够与我这个国民党员混为一谈吗?”

江青还是希望陶铸能够支持吴传启，仍然在做着说服工作，陶铸此时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也干涉的太多了!管的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44]

从中可以看到，陶铸与江青在吴传启的问题上发生了直接冲突。冲突的原因，就是陶铸认为吴传启有历史问题(参加过国民党)，不能宣布为革命左派，而江青则认为吴传启是奉党组织指示参加国民党的，不应该拿这个问题来说事，应该宣布他为革命左派。

江青没有绕过陶铸而是希望由陶铸去宣布吴传启是革命左派，不仅是因为陶铸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党内地位比她高，也是因为陶铸当时分管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文化大革命。从这里可以看出，江青这样做不仅是符合组织程序的，也表明她对陶铸是尊重的。

至于江青说陶铸参加过国民党的话，引发了陶铸的满腔怒火，并为此大发脾气，就不禁让人深思。从现在公开的史料看，陶铸不同意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是因为他参加过国民党这一历史问题。但是，吴传启当时是奉党组织的指示参加国民党的，是组织决定而非个人作为。陶铸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参加国民党，也是奉党中央的指示而非个人决定加入国民党的。虽然此时国民党与彼时国民党的性质确实不同，但是不论陶铸还是吴传启参加国民党都不是个人决定，而是奉党组织的指示加入国民党的。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陶铸还在吴传启参加国民党的问题上揪住不放，以此来否定他是革命左派呢?江青说陶铸参加过国民党，并非是故意让陶铸难堪，而是按照陶铸的话语逻辑顺势而为，将陶铸和吴传启参加国民党的情况作一个比较，引发陶铸对这个问题的反思。本来，陶铸和吴传启都是奉党组织的指示参加国民党的，为什么同样的事在吴传启身上成为历史问题，而你陶铸却无事呢?境遇如此不同，又有什么样的道理可言呢?难道是因为在党内地位不同造成的吗?这样就使陶铸处于进退维谷、自相矛盾的境地，引发了陶铸的勃然大怒，最后不得不以江青干涉的太多了、什么事情都要干涉来收场了。陶铸这个时候大发脾气固然与他的性格有关，但是也反映出他此时已经到了理屈词穷的地步了。

从陶铸与江青在吴传启问题上的争论与冲突可以看出，形式上是因为吴传启的历史问题引发，实际上则是双方在吴传启是否是革命左派问题上分歧的反映。在吴传启问题上的激烈斗争，集中反映了他们在造反派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

我们再来看陶铸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发生的矛盾与冲突。

本来，陶铸在中南局任第一书记的时候，就是王任重的上级。陶铸上调中央以后，王任重接任中南局第一书记，还兼着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中南局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是非常积极的。这个时候陶铸和王任重同时也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陶铸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王任重则任副组长。党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王任重遭到造反派的严厉批判，陶铸对此态度消极，持保留看法，还想保王任重。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到北京要求陶铸接见，陶铸没有答应立即安排接见。后来虽然接见了，也是闹得不欢而散。[45]

十二月三十日，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专程来京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要求陶铸当晚接见。如果当晚不接见，就要全体绝食。陶铸在接见时向造反派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不要搞录音，会后双方合作搞一份谈话纪要;二是让中南局书记李一清参加(是被造反派从广州揪来北京的);三是派出代表提问，集中回答问题。但是没有取得造反派的同意，造反派要求：一是必须录音;二是不让李一清参加;三是任意提问。其中的一位头头说：“今天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所以对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陶铸这个时候强压怒火，说道：“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样的形式是不恰当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坚持认为今天是接见会。”于是陶铸与造反派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冲突越来越尖锐，双方僵持不下。面对造反派的质问，当造反派要求陶铸回答问题时，陶铸气愤地说：“你们这样强迫我，我们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以个人的身份，向你们这种做法提出抗议!”当时现场一片混乱，人声鼎沸，接见活动已经无法进行，造反派要求把双方争论的录音带走。正在争执的时候，警卫人员带着枪进入会场。造反派说，陶铸动用武力镇压群众。整个会场一片哗然。最后，直到陶铸承认了自己有些感情用事，不大冷静，才结束了这一长达六小时的接见。此时已是凌晨四点钟了。[46]

我们看到，陶铸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时候，不仅和造反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还在一些程式化的问题上纠葛不休，结果才导致矛盾激化的。恰在这个时候警卫人员带着枪进行会场，使学生误以为陶铸动用武力镇压群众，又进一步火上浇油，致使双方更不信任，矛盾才进一步走向尖锐化的。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从陶铸来说，固然与他火爆、爱放炮的性格有关，但是从深层来说则是他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站在了造反派的对立面，自己要保王任重，对造反派批判王任重持保留态度造成的。如果他能像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那样，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以小学生的姿态深入到造反派中去，表示要向他们学习，听取他们的批评意见，耐心地向他们做好解释、说明工作，在运动中努力改造自己，无疑会拉近与造反派的距离，接见的气氛要融洽得多，又怎么会造成如此紧张的局面呢?

从造反派来说，在与陶铸的接见中措词严厉，没有按照陶然提出的三点建议行事，固然与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打着造反的旗号以及年轻气盛的性情有关，但是从深层来说，则是由于他们在中南局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遭受了严重打击，随后当他们起来批判王任重的时候，又遭到了陶铸的压制，认为陶铸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没有站在他们一边、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警卫人员带枪进行会场，与工作组时期他们在武汉遭受打击的镜像叠加在一起，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

从陶铸后来承认自己不冷静、有些感情用事来结束这次会见来看，陶然在接见过程中如果采取适宜的方式，本来是不致于造成那样激化的场面的，即这次接见是有可能以比较和缓的方式进行的，但是却造成了矛盾的激化。这是令人惋惜的。这次接见时发生的争论，特别是警卫人员带枪进入会场这件事，造反派还通过江青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以致于毛泽东向周恩来询问事情的真实情况。[47]陶铸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发生的矛盾与冲突，不论是在党内还是社会上都造成了严重影响，在陶铸后来被打倒的大背景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以上两个事件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陶铸对于造反派行动的态度是消极的。他不仅没有积极支持造反派的行动，还采取不同的方式来限制、压制造反派。以上两个事件不过是陶铸对待造反派态度的具体体现而已。这表明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特别是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陶铸并没有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而是仍然站在了这条路线的对立面，压制、阻碍正在进行的造反行动。

其三，在革命与生产的关系上，特别是工厂、农村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陶铸与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

本来，在“十六条”中就已经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还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48]客观说来，在文革开始以后，由于复杂的原因，社会生产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影响。这个时候如何在文革发展过程中处理好革命与生产的关系问题，就摆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面前。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在革命与生产的关系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抓革命，促生产，以革命来推动生产的发展，在文革过程中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不以对生产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来否定进行革命的必要性;一条是以生产压革命，以文革过程中对生产造成的冲击为理由，说文革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对文革进行的必要性、合理性产生质疑，支持、调动工农群众反对学生，压制正在进行的造反行动。在革命与生产问题上进行的斗争，虽然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实质上则是工厂、农村究竟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这种斗争在一九六六年冬季的工交座谈会上达到高潮。

一般来说，从文革发动到全面夺权，在革命与生产的问题上，先后进行了三次斗争。第一次斗争发生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之初，第二次斗争发生在一九六六年九、十月间，第三次斗争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冬季。前两次斗争是隐性的，第三次斗争是显性的。从第三次斗争去回望前两次斗争，才会对前两次斗争产生新的认识，发现三次斗争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三次斗争的结果是工厂、农村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第一次斗争，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之初在革命与生产问题上的斗争。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为了文革的平稳发展，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负责人提出将文革的范围限制在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单位，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六月三十日，刘少奇、邓小平给在南方的毛泽东写信。信中在列举了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的不好的情况后，说：“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在文化大革命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单位、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刘少奇、邓小平在这封信的末尾说：“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了一个通知稿，请审核。”七月二日，毛泽东在刘、邓的文件上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应该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

按照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意见，陶铸直接参与主持制定了《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以及随后制定的《补充通知》，分别于七月二日、七月二十二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出。通知明确要求：各级党委要大抓生产，特别要注意大抓质量。文革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地专以上党政机关，县以下党政机关及基层单位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有领导有计划地分期分批进行，不要全国所有厂矿企业，一哄而起，并要求在开展文革的单位，也要指定必要的人员，组织一个班子抓生产、抓建设、抓业务、抓科研，保证今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49]

从中可以看到，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从形势稳定出发，没有将文革在全国各地、各行业全面辅开，而是首先划定为大中城市的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单位。这在随后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中得到了进一步确定。[50]在文革发动阶段，为了慎重起见，避免对工农业生产上造成重大冲及，暂时对文革范围作出限制是必要的。因而这个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线常委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这个时候他们之间在革命与生产问题上的斗争并不明显。

第二次斗争，一九六六年九、十月间在革命与生产问题上进行的斗争。

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对工农业生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为了处理好革命与生产的关系，防止事态恶化，陶铸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于九月七日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号召各地“一定不要误农时，集中全力，抓好今年的秋收。”社论还具体提出：“农忙的时候，四清运动可以暂停下来。”“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那些地方去干预他们的那些部署，也不必去参加那里的辩论。”“那里的情况不同，生产任务很重，外边的人不明了情况，去干预，容易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

社论发表后，根据中央常委办公会议的精神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陶铸又亲自主持写出了“农村五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工厂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两个文件，于九月十四日同时下发到全国基层。这两个文件针对当时在农村和工交战线出现的严重情况，及时提出农村县以下不搞文化大革命，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并做出了严格的应急规定，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等部门立即加强和组成各级指挥机构，确保生产建设正常进行。学生和红卫兵不要进入这些单位去串连，已经开展文革的单位，要把文革放到业余时间去搞。[51]

应该说，不论是社论还是随后下发的这两个文件，都是为了防止运动对工农业生产的冲击，保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才发布的。这对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当然是有利的。从文革的平稳发展出发，当时对于文革的范围作出限制也是必要的。这里的问题在于，社论、文件的侧重点放在了生产上，对于文革在工厂、农村的发展作出了许多限制性规定，也没有从斗争实际出发，通过剖析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并对此作出精确阐释。这样就使得一些人利用社论、文件来压制正在进行的文革，从而对于文革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

正是由于出现了这种情况，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会上才对陶铸说：“你这是用生产压革命，你们发的那个‘农村五条’、‘工厂六条’，你要立即下令取消。”

陶铸对江青回答说：“这是中央决定的，我没有这个权利。”

周恩来支持陶铸的意见，对江青说：“生产搞乱了，我们都去喝西北风吗?”[52]

文革发动起来以后，为了处理好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搞一个保护工农业生产的文件，使得工农业生产能够免受冲击，稳定发展，当然是必要的。这里的问题在于，在革命与生产的关系上没有摆正位置，也没有界定好革命与生产的关系问题，于是有人利用这些文件以发展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从而使得文革的进行遇到很大困难。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这里就引发我们的深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到底是文件制定者自己的立场问题，还是由于认识、表述不当造成的呢?

九月十五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讲话时指出，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要求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进行革命串连。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同日，陶铸又为《人民日报》写下第二篇社论：“紧急呼吁：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53]

从一九六六年九月陶铸撰写《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以及主持制定“农村五条”、“工厂六条”来看，在革命与生产的问题上，周恩来、陶铸与江青等人之间是存在重要分歧的。这种分歧在形式上是革命与生产哪一个优先以及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则是要不要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因为从当时关于文革范围的规定上来看，文革只是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进行，不论工厂还是农村都是要按照“四清”的要求进行的。不过，当时他们之间的这种斗争还是处于隐性状态，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是，到了十一月中旬，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当时陶铸与上海市委的意见是一致的，反对安亭事件，主张将工人压回去。张春桥受命而行，到了安亭以后，了解了具体情况，决定支持安亭事件，获得了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的赞同，并最终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54]安亭事件形式上是以是否承认工总司为革命的合法组织以及上京告状为革命行动，实际上则是要不要将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的问题。这在北京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鲜明地反映了出来。

第三次在革命与生产问题上进行的斗争，发生在十一月中旬至十二月初的工交座谈会上。[55]这次斗争直接关系到工厂、农村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与陶铸、出席工交座谈会的相关人员在工交座谈会上的分歧和矛盾，在他们所起草的文件上集中表现了出来。

十一月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召集职工代表会，宣读陈伯达、王力等起草的与“工厂六条”相对立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王力说：“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不可阻挡的。”陈伯达也说：“这个文件你们讨论通过后，就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文件。”

与此同时，陶铸奉周恩来的指示，为维护铁路运输秩序发出紧急通知，并在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在起草这篇社论过程中，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陶铸的坚持下，社论以强调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为前提，力排冲击，再次明确提出：“城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积极地分期分批地进行”，“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都绝对不能停止生产……工农群众绝不应该到外地去串连。”但是，王力在最后审阅报纸大样付印的时候，把社论中“坚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这一句话中的“各级党委”四个字抹去了，变成了“在统一领导下”。[56]

为什么王力要在社论中抹去“各级党委”这四个字呢?因为要不要这四个字关系到是不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运动都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而这次文化大革命则是依靠群众而不是“各级党委”，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这是文革期间两条路线的分歧所在。因而要不要这四个字，关系到是不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也就是说究竟是在哪一条路线指导下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具体说来，就是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是采取过去“四清”的方式还是现在文革的方式，这实际上就是要不要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这四个字上进行的斗争，反映了他们在文革要不要发展到工厂、农村问题上存在的分析和矛盾。

这个时候工交座谈会围绕文革要不要发展到工厂、农村以及如何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陈伯达、王力等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十二条(草案)”，一拿到工交座谈会上，全场哗然，参加会议的吕正操、刘澜涛、吕东等这些部长们，哄堂而起。陶铸支持他们的主张。江青批评工交座谈会的主持人“毫无阶级感情”。张春桥说：“这个会反映了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康生从理论的角度分析说：“资本主义要复辟，工厂企业这一环的问题很大，因为这是个经济基础。”林彪问周恩来：“会上有几个不通的?”周恩来回答：“我所接触的那些部长、省里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很不理解。”

在会议出现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十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陶铸、谷牧等中央领导人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交座谈会情况。毛泽东当时表态说：“工交企业的‘文革’可以分期分批地搞，但是要支持工人群众建立联合组织。”关于文件的制定，毛泽东说：“‘十二条’不行，可以另写，讨论出来看看，然后再拿到底下去。”林彪则说：“现在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把这个革命席卷全国，让他席卷每个领域，渗透于每一个领域。”[57]

从中可以看到，在会议发生激烈争论的情况下，毛泽东没有贸然对争论双方做出评断，而是在认真听取汇报以后，吸收了双方的合理观点。从他的表态中可以看出，文革既要在工厂、农村进行，又要注意到工厂、农村的特殊情况，防止运动对工农业生产造成重大冲击和破坏。虽然他与中央文革小组在进行工厂、农村文革的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提交的“十二条(草案)”并没有给予支持，而是表示可以在吸收双方意见、经过讨论以后另搞一个文件。这反映出毛泽东对于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以及如何进行工厂、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不仅是慎重的，也是民主的。

由于“十二条(草案)”在会议上争论较大，毛泽东也表示可以另外再搞一个这样的文件，于是在陶铸主持下，余秋里、谷牧联合有关部门负责人，草拟了一份与陈伯达、王力等人搞的“十二条(草案)”相对立的文件，即“十五条”。这个文件还是坚持工矿企业不搞“四大”，不搞串连，要坚持八小时生产。但是，“十五条”在提交会议讨论的时候，还没有定稿就被否定了。[58]

“十五条”被否定后，由于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直接关系到下一步文革的走向，十二月六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首先批评了周恩来、陶铸、谷牧等向毛泽东作的全国工交座谈会汇报提纲。林彪说：“这个会开了二十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不对头。这个会议的汇报提纲要打破，不打破那个东西，就无所谓工交战线上的文化大革命。”

林彪讲话之后，王力等人就以过去双方斗争的事实为依据，对陶铸提出了严厉批评，说他以生产压革命。王力批评陶铸：“工厂文化大革命已经历两起两落，前两次都被镇压下去了，这次是第三次起来，又发了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在起草这个社论的过程中，陶铸就是主张要压。这个社论，不是鼓励革命，相反，骂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些词句都是陶铸坚持的。”王力还进一步发问：“陶铸同志是很坚持要党委统一领导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我问陶铸同志：北京那一个工厂能够统一领导?党委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

邓小平也在会上说：“解决工矿企业里的一些老大难的问题，是不是要用大民主的方法、发动群众的方法来搞?关键问题是这个，”他对陈伯达等人搞的这个“十条”(即原“十二条”的修改草案)说：“这个“工业十条(草案)”，基本上就是搞大民主，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来搞企业革命化。”从邓小平的发言看，他对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是持怀疑、反对态度的，不过话说的比较委婉而已。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陶铸等人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于是陶铸在会上作了检讨性发言。他说：“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我不赞成工人离厂串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陶铸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各省的抵触还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表现有怀疑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此时，余秋里、谷牧等也都站起来说：“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我们总不如主席那么站得高，看得远嘛!一时不通，也得相信主席的真理正确。”[59]

经过会场内外的激烈斗争，十二月九日，中央碰头会通过了“工业十条(草案)”(即《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十二月十五日，在林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通过了“农村十条(草案)”(即《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60]这样以两个文件的通过、下发为标志，在革命和生产、要不要以及如何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上出现的激烈争论也就宣告结束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革命和生产问题上发生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在要不要以及如何在工厂、农村进行文革上存在的分歧。概要地说，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三次斗争。第一次是在文革发动之际，第二次是在一九六六年九、十月间，第三次是在一九六六年冬季。文革开始的时候，从文革稳定发展出发，在革命和生产的关系上，对工厂、农村的文革作出限制是必要的。尽管这个时候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与陶铸、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之间存在分歧，但是还是可以视为具体认识和斗争策略上的不同，立场上的差异尚不明显。也正是因为这样，前两次斗争中的一些文件是在毛泽东批示后才以中央名义下发的。[61]

可是，在安亭事件发生以后，工人已经登上文革舞台，在工厂、农村进行文革已经成为文革发展的迫切要求。这个时候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工厂、农村文革，就鲜明地摆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面前。这就是一九六六年冬季工交座谈会上发生激烈斗争的现实背景。从工交座谈会上的斗争溯及既往在革命和生产上出现的分歧，回过头来再审视围绕革命和生产发生的前两次斗争，就会对前两次斗争产生新的认识，发现这三次斗争在逻辑上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总之，在革命和生产特别是文革要不要发展到工厂、农村的问题上，陶铸与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之间是存在严重分歧和矛盾的。这种分歧和矛盾在文革开始之际尚不明显，但是在安亭事件发生以后，工人登上文革舞台，进行工厂、农村文革成为文革发展迫切要求的时候，才不断走向激化的。王力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有一个回忆：

“毛主席说，任何阻挡这场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该驳斥，都是错误的。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企图阻挡的人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毛主席说，我同陶铸争论的实质就是这个。”[62]

从这里可以看到，虽然中央最终通过了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但是陶铸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他在会议上的检讨发言就是明证。这无疑对后来陶铸的垮台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四，陶铸在文革发动之初的讲话中表现出“怀疑一切”的倾向，这种形“左”实右的言论对于文革中发生的“打倒一切”产生了重要影响。

陶铸在文革发动之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怀疑一切”的口号，但是他这个时候的一些言论与“怀疑一切”并没有什么本质性区别。在文革全面发动以后，当群众纷纷起来批斗党内走资派的时候，会对领导干部队伍造成重大冲击。由于陶铸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宣传部长，又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因而他的言行会对运动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针对文革中干部遭受普遍冲击的错误倾向，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出版的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要求对干部队伍要作出基本的估计，革命干部要与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广大干部要在文化大革命的洪炉中彻底改造世界观。[63]这篇社论是在中央碰头会上讨论后，由周恩来报经毛泽东批准后才发表的。[64]虽然社论发表的时候陶铸已经倒台，但是陶铸对于社论所批评的问题是难辞其咎的。周恩来曾经就这个问题对陶铸提出过批评，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王力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总理特别号召大家学习红旗第三期社论的这一段(实际上是第四期。——引者注)：要区别对待领导干部，不要不分青红皂白。总理还批评陶铸说的‘除去毛主席、林副主席外，都可以怀疑。’总理说，这看起来表面上是拥护毛主席，实际上是孤立毛主席。毛主席不赞成对犯错误的干部一棍子打死，要分析。好人不是百分之百都好，犯错误的人，毛主席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王明、博古、瞿秋白、陈独秀都是这样。”“对待犯错误的领导干部一棍子打死，完全同毛主席的方针背道而驰的。”[65]

此前中央曾经召开了批评陶铸的生活会，周恩来在发言中对陶铸提出了批评。王力回忆道：

“总理批评陶铸讲过‘怀疑一切’，是形左实右。陶铸是讲过，除毛主席、林副主席外，总理以下包括陶铸都可以怀疑，总理早就公开批评这说法不对。这次批评的会上总理又说：怀疑可以，应该有根据。会上批评陶铸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执行刘邓路线，是右的，另外也有左的，形左实右。如陶铸在领导新华社、文教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中，把科以上干部都戴高帽子游街。‘所有干部都要放到火里烧一烧’的提法，也有他的份。他不是主要目标打击走资派，而是分散了对主要对象的注意力。”[66]

从中可以看到，陶铸在文革初期说过，除去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下都可以怀疑，言行中确实具有“怀疑一切”的倾向。这种倾向表面上是极“左”，实际上则是“左”而实右。这样就会对干部队伍的基本状况作出错误的估计，破坏文革中的干部政策，导致运动的扩大化，阻碍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虽然文革中“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倾向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客观说来也不能由陶铸一个人负主要责任，但是他在中央的地位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倾向性，会使群众认为这是党中央的声音，实际上助长了群众运动中的错误行为，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起到了推动作用。这样无疑会给文革的进行造成更大困难。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陶铸调到中央以后，从被寄予厚望到最终戴上最大保皇派的帽子被打倒，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他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站在了刘、邓路线一边，处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对立面。如何对待造反派问题、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和文革要不要发展到工厂、农村上的分歧、“怀疑一切”中表现出来的形“左”而实右的倾向以及其它一些问题，不过是陶铸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具体表现而已。陶铸夫人曾志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真相。她说：“他(指陶铸。——引者注)与中央文革的决裂，并非是单纯的人事不和，或历史宿怨(陶铸与江青在造反派吴传启的问题上吵架;中共七大小组会上陶铸批评陈伯达，公开反对选陈伯达为中央委员等等。——引者注)，而主要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所产生的观点与思想上的深刻分歧。”[67]其实，这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曾志不过是没有明确指出来而已。

不论是在“五一六通知”下发后的工作组时期，还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刘、邓路线遭到批判，乃至于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陶铸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都是站在了刘、邓路线一边，处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对立面。陶铸是在党内排名第四号的人物，在刘、邓靠边站以后，他仍然执行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与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发生的激烈争论，不过是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内部两条路线斗争再次走向激化的表现而已。这表明陶铸在党内高层已经成为贯彻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最大障碍，清除陶铸成为文革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陶铸就是这样戴上最大保皇派的帽子后被打倒的。

4)陶铸垮台的必然与偶然。

垮台就是被打倒。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发现，陶铸的垮台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又是通过一个个具体事件这种偶然性表现出来的。

如果说工作组时期，陶铸对于两条路线的斗争比较模糊，在斗争中站在刘、邓一边，是在不自觉地犯错误，那么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别是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陶铸仍然象以前那样继续执行刘、邓路线，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站错位置，就不能不说是他的立场使然了。在学部造反派吴传启的问题上，陶铸与江青发生的直接冲突就是他与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矛盾激化的外在表现。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说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向社会上发出了打倒陶铸的信号，则是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与陶铸关系决裂的标志。

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陶铸没有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斗争，而是仍然执行刘、邓路线，反对、抵制革命群众对于领导干部的批判。这也就不难理解当时为什么把陶铸称作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了。其它诸如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要求不在会议简报上刊登批评刘、邓的发言，搞“换头术”照片，不能正确对待两派群众，没有妥善处理好革命与生产的关系以及反对文革向工厂、农村扩展等一系列事件，不过是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际表现，是他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立场的具体反映而已。陶铸在路线斗争中的立场是通过一个个具体事件表现出来的。单从某个具体事件来说似乎是偶然的，但是如果把这些事件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话，那么陶铸在路线斗争中的态度就不仅仅是一个偶然问题，而是带有必然性的选择了。既然这样，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陶铸也就难以避免垮台的结局了。

两条路线的斗争，直接关系到文革发展的前途和命运。陶铸在文革中的垮台，是由他在路线斗争中所犯的错误造成的。这才是陶铸垮台的根本原因。从文革发展及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上来说，陶铸的倒台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又是通过一个个具体事件这种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因而陶铸的垮台就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5)几点认识。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对于陶铸的问题形成以下几点认识：

认识之一，对陶铸垮台的原因要做出准确界定，将导致陶铸垮台的根本原因与一些具体因素区分开来。只有找到根本原因，才能揭示陶铸垮台的真相。这就要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出发，立足于这种斗争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而陶铸又是在这种斗争中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才有可能揭示出陶铸垮台的根本原因。至于陶铸的性格、处事方式以及和陈伯达、江青等人的个人恩怨问题，不过是一些具体因素，但决不是根本原因。如果将目光锁定在这些具体因素而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上，就会把细节作为主干，在研究上误入歧途。

认识之二，陶然垮台的历程及其根本原因。陶铸从被中央信任到打倒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从地方上调中央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特别是在工作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以后，还能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名列第四位常委，说明中央对他不仅是信任的，而且是寄予厚望的。但是，几个月以后陶铸却失去中央信任被打倒，根本原因是由于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陶铸没有执行中央确定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文革路线，反而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缘故。这样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两条路线的斗争进一步走向激烈的时候，陶铸垮台就成为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了。因而只有抓住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及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态度，才有可能揭示陶铸垮台的真实原因。至于他与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陈伯达、江青等人之间出现的矛盾、冲突乃至于决裂，不过是双方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具体表现及斗争走向了尖锐化而已。

认识之三，陶铸言行以及对于文革抽象拥护、具体反对形成的强烈反差，既是认识的局限，也是立场使然。

陶铸是常跟人谈论共产主义理想的。他能把具体问题提到理想的高度来讲，态度也是真诚的，给人感觉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对共产主义是有兴趣、有研究的。[68]他曾经跟女儿陶斯亮说，他死后能够在墓前立块牌子，上写“共产党员陶铸之墓”八个字，也就心满意足了。不仅如此，还给夫人曾志写下了“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诗句来共勉。[69]陶铸在担任中南局领导职务时，为了照顾别人，同时也为了避嫌，未经夫人曾志同意就将她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让于别人，引起了曾志的不满。后来，还是毛泽东提议曾志为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担任人大常委的，并当着陶铸的面说了“善马任人骑，善人受人欺”的话，弄得陶铸一时摸不着头脑。[70]陶铸的文笔很好，能写出《松树的风格》这样有功底的散文，以松树的风格来比喻共产主义风格，借以自励、抒怀，表达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

陶铸也是有理论的，能言善辩，什么事情都能讲出个道道来。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觉得，就是错的东西，陶铸也能讲出一个似是而非的道理来。陈伯达、江青都拿他没办法。但是他个人的生活却是很讲究的。江青到他广州的家去过，说他的家跟贵族豪门的家一样。戚本禹看到过红卫兵送来的他家中摆设的照片，那些东西确实是好，有些东西不是用钱能买来的。陶铸到中央工作以后，选中了中南海杨尚昆住过的“万字廊”，那是中南海里最华丽的院落。这与陶铸的言论出现了巨大反差。不能说陶铸不拥护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对于文化大革命是抽象的拥护，具体的反对，对一些贪污腐败、镇压群众的干部极力保护。[71]

陶铸这样一个时常将共产主义挂在嘴边的高级领导干部，却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乃至于文革采取抽象拥护、具体反对的作法。他只是看到了文革中的一些混乱表象，把这些表象作为本质来抵制、反对文革，而没有将文革中出现的这些混乱表象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本质特征区分开来。这对于以“共产党员陶铸之墓”这八个字作为墓志铭，写出“心底无私天地宽”诗句的陶铸来说，不仅是让人遗憾的，也是令人惋惜的。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认识上的，也有立场上的。他没有认识到在革命政权建立以后，真正能够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造成毁灭性破坏的不是过去的地富反坏右，而是潜藏于共产党内部的走资派。为此，就必须使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并通过运动能够不断清除共产党内部的走资派，否则的话，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风险。陶铸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站错了位置，没有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当然与他认识的局限是存在密切关系的。但是，他到中央工作以后，就生活在毛泽东身边，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会议，亲聆毛泽东的教导，在毛泽东就文革问题反复诱导、说明以后，仍然固执己见、执迷不悟，还赌气地说出“咎由自取，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的话，[72]就不能不说是立场使然了。

认识之四，陶铸虽然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性格暴躁，“爱放炮”，好发脾气，但是待人还是诚恳的，胸怀也是宽广的，并不讳言个人过去所犯的错误。这是值得肯定的。要将这与其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及其性格上的缺点区分开来，并予以准确界定。

陶铸刚到中南海的时候，就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讲过他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体会，说他遇到困难时，都是努力用毛主席的思想来分析现状，寻找解决方法。他以平等的态度待人，谈了自己的历史。说他是犯过错误的，在高、饶事件上差点陷进去，是毛主席批评教育了他，保护了他才过关的。这个时候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错误尚未表现出来，又是戚本禹的上级，因而戚本禹觉得陶铸这个人挺坦荡，对他很尊敬。当时他们的关系很好。

一九六六年冬季，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几个工作人员对陶铸有一些意见，贴了陶铸的大字报，被打成了反革命。他们不服，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申诉。十二月二十日，戚本禹对他们的申诉作了一个答复，说对大字报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但是把写大字报的人打成反革命则是错误的。后来戚本禹把这件事告诉了陶铸，陶铸也对戚本禹的答复表示赞同。他说，是这样的，不能说反对我就是反革命，这我早已经说过。从陶铸的话来看，他对此事并不介意。[73]

我们知道，所有的贪污腐化分子都是走资派，但是走资派并不见得都是贪污腐化分子。有一些走资派自身廉洁自律，就是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难道这样的人也不是走资派吗?虽然陶铸没有明确说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论，但是他充当了走资派的保护伞(即最大的保皇派)，是走资派的同路人，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鸣锣开道。我们既不能因为陶铸个人有过一些得体言行，就否定他在路线斗争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也不能因为他在路线斗争中犯过严重错误，就无视他的一些得体言行，而是从实际斗争状况出发，正确界定和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正视两者的不同，又要重视陶铸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在其中所处的决定性地位，而不能将两者本末倒置，或者平衡对待、犯折衷主义的错误。

认识之五，陶铸被打倒后，除个别时候遭受批斗外，一般都是在夫人曾志陪同下，过着闲居生活，与“靠边站”的高级干部没有什么本质性区别。如果不是后来得了癌症的话，他是会活下来的。

陶铸从被打倒到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央决定战备疏散前，并没有搬过家，而是在夫人曾志陪伴下，一直住在中南海的“万字廊”。除去个别时候遭受批斗、抄家外，一般只是对他进行背靠背的批判。平时陶铸除了写检查外，就是在住所内读书、吟诗、填词、写字、摆弄花草，与夫人聊天。至于对他加强监管，不让他随便出门，主要还是从安全考虑，为了防止意外事件发生的缘故。[74]试想，在当时的背景下，如果没有中央的着意保护，一旦陶铸落入群众之手，往往是难以避免遭受皮肉之苦的。他的夫人曾志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请示是否回广州参加运动，毛泽东特意向有关方面打了招呼，让她在中南海照顾陶铸，使曾志免受了运动的冲击。[75]陶铸后来得了癌症以后，也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进行了及时治疗。至于陶铸离开北京到安徽合肥，则是执行中央战备疏散的任务，是从安全考虑对他做出的保护，而不是迫害他。想想看，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一旦战争爆发，苏军占领北京，难道说要把陶铸丢给苏军不成?陶铸离京的时候，已是病如膏肓，他自己也清楚活不了多久了。陶铸后来的死亡，是疾病所致，与政治斗争没有什么关系。陶铸在文革中迫害致死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认识之六，陶铸与谢富治死后的不同结局是两条路线在斗争中处于不同态势的反映。

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谢富治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而陶铸则是执行刘、邓路线。文革期间，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因而谢富治死后中央为他举行了高规格的追悼仪式;文革结束以后，刘、邓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中央不仅为陶铸平了反，也为他举行了高规格的追悼仪式。两人在不同时期举行的追悼仪式，反映了两条路线在斗争中所处地位的根本性变化。

曾志曾经拿文革中陶铸与谢富治逝世后的结局进行对比，流露出抱怨的心理。她说：“谢富治与陶铸都死于癌症，但谢富治去世的时候，一切都是超规格的隆重，甚至天安门降半旗致哀。

然而陶铸死后九年，人们才在一间凋敝的骨灰堂的角落里，找到了他的遗骨。

同是跟着主席征战几十年的人，结局却是如此的不同!”[76]

从中可以看到，曾志对此是存在不满情绪的。他发出这样的疑问，陶铸和谢富治两人都死于癌症，又是同样跟随主席征战几十年的人，结局为什么竟然如此的不同呢?其实，如果从两条路线的斗争出发，弄清陶铸和谢富治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不同态度，而两条路线的斗争又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那么这个问题上的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可惜的是，她却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迷茫。

陶铸与江青在中央会议上不仅发生过激烈争论，还争吵过，陈伯达、江青等人在中央碰头会上说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还向社会上发出了打倒陶铸的信号，双方之间的关系决裂了。由于谢富治和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不同态度，当江青得知谢富治患病、逝世的时候，表现出了异常的悲痛。

江青得知谢富治患了癌症以后，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她还亲自到医院看望、安慰谢富治，从病房出来，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当得知谢富治去世的消息后，江青无精打采，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很少说话。当她听说谢富治的追悼会是在公安部礼堂举行时，向周恩来提议说，谢富治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周恩来说，在公安部礼堂举行追悼会是谢富治的生前愿望，应该尊重他的遗愿。江青也只好作罢。参加追悼会的时候，江青由于悲痛过度，一下汽车连路都走不稳了，是在秘书和警卫员的搀扶下才走进追悼室的。一进门，她就用哭腔叫了一声：“富治呀，你受苦了，你走得太快了!”眼泪夺眶而出。她步履蹒跚地走到谢富治夫人刘湘屏面前，相拥而泣，她对刘说：“要节哀呀!保重身体，富治同志离我们而去，这是无法挽回的，我们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继续跟阶级敌人斗。”直到从追悼室出来，还难过得直流眼泪，最后是由秘书和警卫员架着她才上了汽车。[77]

江青对谢富治的病情和去世表现出异常悲痛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谢富治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坚定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自身清正廉洁、艰苦朴素、立场鲜明、刚直不阿，又是在中央掌握公安大权的领导人。他的去世使得文革的进行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这对于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显然是不利的。江青的异常悲痛既是由于阶级情谊对死者的深切缅怀，也是对文革成果能否得到进一步巩固所表现出的某种隐忧。

至于曾志拿陶铸与谢富治死后追悼规格的不同进行对比，是没有意义的。在文革如日中天的时候，由于谢富治坚决支持文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陶铸却在实际行动中站在了文革的对立面，已经被打倒，因而两人死后追悼的规格自然不可比拟。这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陶铸被打倒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他能够象谢富治那样对文革予以坚定支持的话，以他当时的地位死后比谢富治追悼的规格还要高。这又有什么可疑问的呢?在文革被全盘否定以后，中央不仅为陶铸翻了案，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将骨灰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规格安放在八宝山骨灰堂第一室。[78]曾志没有提到的是，这个时候谢富治的骨灰盒却被扔出了八宝山，即便人已经死了，还被押上了审判台，进行缺席审判，到底谁的结局更悲惨呢?这是不言而喻的。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亲不亲、阶级分了。

② 王任重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

王任重本来是毛泽东器重的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前，毛泽东到湖北视察、休息，往往是王任重陪伴左右，还与他进行过多次长时间谈话。一九六四年九月六日，毛泽东在同王任重谈计划和经济工作时，还打算把他调到国家计委工作。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改组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王任重又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陶铸上调中央以后，他又担任了中南局第一书记。毛泽东七月八日写给江青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信件，也给王任重看过。[1]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也是由王任重陪同下水游泳的。[2]这表明不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发动之际，毛泽东对于王任重不仅是信任的，也是寄于希望的。

但是，文革开始以后，王任重的作为却令毛泽东大失所望。不论是王任重任第一书记的中南局还是他任第一书记的湖北省委，在工作组时期，不仅积极批发刘、邓路线的文件，还向中央一线常委呈送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报告》，说学生中有很多右派，要等他们充分暴露后再予以反击。这是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的方法来搞文化大革命。王任重还说，这次运动湖北要抓三、四十万个右派。从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出，王任重在湖北斗学生、整工人，从文革一开始就是坚决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人。[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由于王任重在文革初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造反，致使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两派群众以及造反派与干部队伍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在撤销工作组以后，造反派迅速将矛头指向了王任重为第一书记的湖北省委。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王任重在对待两派群众之间的斗争特别是对待造反派群众方面的态度仍然没有实质性变化，没有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来解决业已激化的矛盾。这样王任重及其领导下的湖北省委就成为造反派的矛头所向，致使他们与造反派群众之间的矛盾日益复杂化。

当时王任重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兼北京市文革顾问，在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自身遭到湖北造反派的严厉批判，处境不断恶化。面对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化，王任重也感到自己在中央文革小组难以工作下去了。他原来就患有肝炎、肝硬化，面对受到的冲击与批判，心情也不好，经常发低烧，到了十月间就去广州养病去了。鉴于王任重的窘境，陶铸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回中南局工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当时连与会的李富春都看出了，陶铸的报告是要保王任重的。在会议上，围绕王任重的问题，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4]这种争论又将王任重置于斗争的风头浪尖上去了。

其实，王任重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直到被打倒，完全是由于他在文革中的作为所决定的。本来他是毛泽东器重的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开始的时候还委派他在中央文革小组担任了重要职务。即便在工作组时期犯了严重错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特别是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面对文革发展的蓬勃气势，还是有机会进行补救的，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既没有诚恳承认过去所犯的严重错误，也没有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来纠正这些错误，以此缓和与造反派群众之间的矛盾，使湖北文革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样不仅湖北特别是武汉的造反派没有谅解他，还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的不满，毛泽东也对他失望了。针对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要求，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四日的中央会议上表示：不要把王任重揪到北京来，让他在武汉检查。[5]

当时，王任重毕竟还在患病，因而毛泽东在王任重妻子的来信中作出了予以治疗的批示。二月二日，毛泽东阅王任重的妻子萧慧纳一月二十九日来信。信中说，王任重病情垂危，不知去处，朝不保夕，请求给予治疗。毛泽东批示：“林、周阅后，交文革小组商处。我意应说服红卫兵，让他就医。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三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北省委并武汉军区党委的电报中将毛泽东的批示以中央名义发出。[6]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支持红卫兵批判王任重的，不过要妥善处理批判与就医的关系。这表明毛泽东在同意群众批判王任重的同时，对他又是予以人道关怀的。

从中可以看到，王任重是在一九六六年冬季至一九六七年初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的。这是因为他在文革初期不仅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仍然拒不纠正所犯的严重错误，同时又没有得到群众谅解的缘故。王任重就是这样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打倒的。

③ 刘志坚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

刘志坚是一位老红军，是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原红一方面军干部，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时候，刘志坚曾经带领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和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等人一起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会后还整理了一个座谈会纪要，接着又参加了纪要的修改工作。由于刘志坚当时在文化革命中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又是具体负责军队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人，不论从资格还是军内的地位上来说，刘志坚就成了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人选。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文革小组与全军文革小组的联系，使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批示能够及时在军队文革中贯彻执行，刘志坚同时还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职务。

全军文革小组受到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双重领导。军队文革初期，刘志坚执行中央一线常委的指示，派出了工作组，整了军队的造反派。[1]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后，全军文革小组根据林彪意见起草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稿。林彪看后不满意，将这个文件稿送中央文革小组修改。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修改文件稿时，加进了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刘志坚事先将这个问题向叶剑英作了汇报。在讨论这个文件时，围绕军队院校要不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运动，刘志坚与张春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刘志坚在会上说：“文件中首次取消党委领导，这在我军是史无前例的。”张春桥解释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领导。”刘志坚反驳说：“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是不错的，毛主席的领导也是不错的，但是下面还是要有具体人去执行的啊!”陈伯达、江青等人最后否决了刘志坚的意见。[2]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这个文件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名义下发后，军队院校的造反派迅速行动起来，到各地进行串连活动，先前被打压的造反派也纷纷要求平反、恢复名誉，有的甚至将矛头指向了刘志坚。刘志坚及其领导下的全军文革小组遇到了不少困难。

这个时候总政内部的造反派与刘志坚之间也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陈亚丁在总政文化部担任副部长，他和江青一起搞过样板戏，也参加过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会后纪要的起草工作，江青说他在这几次活动中的表现都很好，所以提议他参加中央文革小组。但是，刘志坚却以政治上不坚定、个人作风上的问题为由予以反对，于是老红军、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才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员。总政的造反派认为刘志坚在总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和陈亚丁一起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材料。[3]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些材料在刘志坚倒台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刘志坚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中央文革小组与几位老帅在军队文革方面出现分歧的时候，刘志坚是站在几位老帅一边的。这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其他领导人的不满。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内容绝对保密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住在西山的叶剑英、陈毅觉得事情蹊跷，把参加会议的刘志坚找去了解情况。这件事引起了江青的警觉，她对此非常生气，认为刘志坚与老帅们的关系不正常。[4]

江青对于刘志坚与几位老帅的接触持警惕态度不是没有原因的。她对几位老帅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在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不满意，认为这些讲话是在压制军队院校的文化革命。她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关锋也批评道：“讲话是错误的，要到群众中去检讨，接受群众教育。”这些话很快传了出来，军内造反派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定于一月五日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接受教育。一月三日、四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耐心细致地对军内造反派做工作，要他们不要召开大会。造反派接受了劝说。当刘志坚根据周恩来的嘱咐作自我批评时，康生打断话拍着桌子说：“刘志坚，你不是什么折中主义，你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这个会要开!要批!要斗!就是要批斗你刘志坚!”[5]

江青在这次会议上也对刘志坚提出了严厉批评，她说：“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它不和军委联系，也不和中央文革联系。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他谁也不请示”，“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

一月五日，全军文革小组被封。刘志坚过去的问题也被揭发了出来。比如，军委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下发后，刘志坚主持召开了军队院校的大会，被认为是黑会，抵制紧急指示的下发执行;十一月十三日，刘志坚主持军队院校师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会，没有事先取得林彪的批准，几位老帅又发表了和中央文革小组相左的意见，成为他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证明;江青说：“主席回来叫撤工作组，他迟迟不撤”，又是刘志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例证。

接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说：“现在是全面的内战，一方面要坚决打下去，另一方面不该打的不要乱冲。要革命，又不要乱冲。军委文革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陈伯达同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处理海军问题，他支持非左派，打击左派。”[6]

这个时候刘志坚战争年代受伤被俘的事也被造反派翻出来了。刘志坚抗日战争期间在冀南打游击的时候曾经受伤被俘过，后来在押解途中被战友们救回。[7]造反派认为刘志坚有叛变的嫌疑，还搞出了这样的材料，上报中央文革小组。这成为刘志坚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进而被打倒的重要因素。这件事后来在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的时候又被翻了出来，成为会议争论的内容之一。[8]当然，这是后话。

从以上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刘志坚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兼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他是信任的。但是，在文革开始以后，他在军队文革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的造反行动，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虽然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作为，但是他本人毕竟参与了打压军队造反派的行动，又是具体负责军队文革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是难辞其咎的，必须对此负责任。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关于军队院校文革的紧急指示下发以后，刘志坚也没有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来纠正以前的错误。当着军队文革进一步发展，几位老帅与中央文革小组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时候，刘志坚又是站在了几位老帅一边。这样就更进一步激化了他与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这个时候刘志坚受伤被俘的事情又翻了出来。刘志坚被打倒就是中央文革小组与军队以及军队内部在如何进行文革上的分歧和矛盾不断激化同历史问题搅合在一起的结果。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被打倒的。一月十一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重新组建了以徐向前为组长的新的全军文革小组。[9]刘志坚就是这样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的。

④ 对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的评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革发展到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七年初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进而被打倒。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有一些其它的因素，但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他们在文革中的立场以及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态度所决定的。他们在文革中的言行就为此提供了鲜明的印证。

改组后的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文化大革命具体事务的中央机构，后来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在当时中央领导机构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1]在文革发动之际，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能够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并在其中担任领导工作，反映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他们是信任的，也是寄于厚望的，希望他们能够积极投身于文革的洪流，坚定地支持文化大革命。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却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反而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辜负了中央的期望。鉴于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地位，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还在其中担任着领导职务，他们在文革中的言行这时又背离了中央确定的文革路线，给文革造成了错误的导向，阻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因而他们被打倒并将其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就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

他们所犯的严重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右的错误。这是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执行中央确定的文革路线——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反而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的造反行动，对造反派打击、迫害，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因而他们所犯的严重错误是右的错误。文革开始至全面夺权前的实践就对此作出了证明。

既然他们在文革中犯了右的错误，此时他们又在中央文革小组担任着领导职务，在社会上也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因而不论从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还是从中央文革小组更好地担负起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重任上来说，就要采取果断措施迅速予以处理。这是保证中央文革小组能够正确行使职能和文革发展的内在要求。反右斗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陶铸、王任重、刘志坚也是由此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而后被打倒的。因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就要抛开个人恩怨以及一些日常事务中的是非，从文革发展的大势出发，紧紧抓住他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不同态度，把他们的言论特别是行动作为着眼点，才有可能揭示出他们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乃至于打倒的历史真相。

(2)二月逆流及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中央碰头会上发生了部分高级领导干部抨击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事件。这个严重事件在一九六七年一月的大闹京西宾馆和同年二月的大闹怀仁堂上集中表现了出来。由于大闹怀仁堂是在中央碰头会(即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发生的，而大闹京西宾馆则是在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发生的，两相比较，大闹怀仁堂要比大闹京西宾馆会议的级别更高、参加的人数更多、范围更广、影响更大，于是就以发生大闹怀仁堂的“二月”来命名这个事件。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个事件虽然形式上批评了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实质上则是这些领导干部对于文革强烈不满和反对态度的反映，是在党内高层出现的抵制文化大革命的一股逆流。因而这个事件就被命名为二月逆流。

① 二月逆流发生的背景。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取消了刘、邓路线在党中央的指导地位，但是这条路线的影响仍然存在于高、中级领导干部中间。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后还召开了具有党内民主生活会性质的中央工作会议，希望进一步统一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认识，同舟共济，搞好文化大革命。遗憾的是，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仍然没有根本改变，还在采取不同的形式来反对、抵制文化大革命，致使文革的进行遇到了很大困难。文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进入这个阶段以后，不仅社会秩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而且领导干部与造反群众之间的矛盾也迅速激化。二月逆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发生的。

这个事件之所以被称作逆流，是因为在蓬勃发展的文革洪流面前，这个事件中的高级领导干部与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出现了尖锐对立，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采取了抵制、反对的态度，是与文革的发展逆向而行的。既然这样，那么导致这些领导干部反对、抵制文革的因素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还是依靠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

我们知道，建国后党中央发起的运动虽然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但都是在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则是在没有各级党委直接领导的情况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起来的。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就是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路线。[1]依靠各级党委(工作组)还是依靠人民群众进行运动，就成为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暴露出更多、更严重的问题。[2]这些问题不是存在于个别地区和单位，而是比较普遍地存在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内部，这种严峻的形势不仅使毛泽东做出了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判断，还将运动的重点确定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由于走资派就潜藏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内部，这使毛泽东认识到再像以前那样，在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运动，是很难搞出什么名堂、取得本质性成效的。[4]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运动。

这样文化大革命就与以前的运动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以前的运动是在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而这次文化大革命则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展开的。由于这次运动不是在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而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同时又没有经验教训可以借鉴，以及其它复杂的原因，因而在打乱了既有社会秩序以后，就难免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局面。正是因为这样，才引起了党内许多高级领导干部的不满。他们认为既然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而共产党又是通过各级党委来具体实施领导权的，那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要依靠各级党委来进行运动，因而他们就以没有坚持党的领导(即运动没有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为由来反对、抵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

当然，客观上说来，这些领导干部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从以往革命和建设的历程来看，共产党的领导是通过各级党委的实际工作体现出来的。但是，这里的问题是，当着共产党领导干部内部存在相当多的走资派、官僚主义者和腐败分子时，当着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的时候，[5]而依靠各级党委采取组织程序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又难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除了依靠群众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运动外，又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使这些问题得到有效地解决呢?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话，日积月累，积久生变，就会形成改旗易帜的严重隐患。随着共产党垮台、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工农群众就会由国家的主人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

这样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还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运动，就成为二月逆流前夕高级领导干部与中央文革小组存在的主要分歧之一。这种分歧及其矛盾的激化，构成二月逆流发生的重要背景。

2)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打倒的领导干部?

领导干部遭受大规模冲击、夺权、打倒，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才发生的，当时这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这种状况引起了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强烈不满，并成为他们反对、抵制文革的主要理由之一。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不论是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随后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乃至于召开民主生活会性质的中央工作会议，其实都是在做高级领导干部的工作，希望打通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能够站到正确路线一边，投身于文革的洪流中。遗憾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于文革仍然是抱着反对、抵制的态度，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文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相当多的领导干部遭到冲击、夺权、打倒，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中间本来就有不少走资派、官僚主义者和腐败分子，平时与群众的关系比较紧张，相互之间的矛盾存在着激化的趋势，运动一来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就难免出现这样的局面。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6]这样在运动特别是全面夺权阶段刚刚开始的时候，难免造成打击面过大、冤枉一些人，但是横竖不杀，弄错了以后还可以平反、纠正。因而不能因为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否认运动的必要性、正义性。

当然，话又说回来，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确实发生了武斗，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倾向，甚至还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口号，对领导干部的斗争中也出现了全盘否定的“左”倾错误。面对批斗领导干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提出纠正这些错误当然是必要的。从这里来说，高级领导干部对于夺权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特别是领导干部遭到冲击、夺权、打倒过程中由于波及面过大而出现的“左”倾错误表现出激愤的情绪，也是不难理解的。但是不能以纠正这些错误为由，反对、抵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

其实，当这些错误刚刚出现的时候，毛泽东就及时发现了这一错误倾向，并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7]从反对当时出现的“左”倾错误来看，形式上这些领导干部与毛泽东有着一致性，实质上却存在着根本性区别。这种区别在于，要把运动中对于领导干部冲击、夺权、打倒过程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与文革进行的正义性区分开来。不能因为运动中出现了“左”倾错误，就反对、抵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否定文革进行的必要性、正义性。当然也不能因为要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无视运动期间出现的“左”倾错误。

这样在如何对待全面夺权阶段被冲击、夺权、打倒的领导干部上，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纠正业已出现的“左”倾错误，一是以这些错误为由否定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二月逆流期间的领导干部不是站在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来纠正业已出现的“左”倾错误，而是以文革存在这些错误为由，企图否定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不是说他们反映的问题不真实，而是他们究竟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来批评这些错误。他们的问题在于，只是看到了文革中发生的“左”倾错误，却对文革的必要性缺乏全面、深刻的认知，于是就以文革出现“左”倾错误为由，反对、抵制、否定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这个时候他们在文革问题上表现出两面性，即抨击全面夺权阶段出现的“左”倾错误的合理性和反对、抵制文革的非正义性。鉴于文革的功绩(正义性)是主要的，出现的错误是次要的，事物的性质又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不是次要方面来决定的，因而以文革出现错误来否定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以支流来否定主流，走向了文革的对立面。这是判断他们立场与倾向的根本标准。二月逆流的背景也就是这样才形成的。

3)军队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军队文革逐步展开，军以上领导机关、院校、文体单位等机构的领导干部遭到冲击、批斗、打倒，军队内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混乱局面。这种状况引起了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强烈不满，并以不同方式反映出来。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不过是这种不满的集中表现而已。这种围绕军队文革进行的斗争，从形式上来看，是因为文革造成了军队内部的局部混乱，不少军队领导干部遭到冲击、批斗、打倒，实质上则是军队要不要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上存在分歧和矛盾的反映。

我们知道，文革就是“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8]因而文革在军队进行中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不仅是由于没有经验教训可以借鉴，也是因为进行军队文革就要实行“四大”，打破以前的秩序，在一定范围内串连，将矛头指向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派、官僚主义者和贪污腐化分子，这样就难免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因而军队文革与一定程度上的混乱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

既然如此，如何看待文革与一定程度上的混乱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双方分歧的关键。面对混乱有两种作法：一是以军队文革出现混乱为由，否定正在进行的军队文革;一是在坚持文革的前提下，纠正军队文革中的混乱局面，将军队文革纳入正确的发展轨道。面对总部、军区以及其它单位的军队领导人遭到冲击、炮轰、批斗、打倒乃至于武斗，不少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不是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来纠正文革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而是以文革导致军队混乱影响战备为由，以保持军队稳定为名，表现出强烈不满，对文革特别是它的具体负责机构——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愤激的情绪溢于言表。

这样在他们要求军队稳定、反对混乱的言行中就蕴涵着否定军队文革及其实行的“四大”的含义。从这里来说，当时双方的分歧形式上是在军队文革出现的局部混乱上(即要不要保持军队稳定)，实质则是军队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上。这才是双方分歧的焦点。这种分歧之所以在要不要保持军队稳定上表现出来，其主要原因还是在党中央已经决定进行包括军队在内的文革的形势下，还没有人敢于公开出来挑战党中央的决议，于是才采取这种暗渡陈仓的方式来反对进行军队文革的。

其实，早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党中央就决定要进行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这在“五一六通知”、“十六条”中都有明确表述，为此还成立了全军文革小组作为军队文革的直接领导机构。但是，由于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在维护国家政权、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方面具有特殊性，因而军队文革又与地方文革存在重大不同，于是“十六条”中的第十五条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审慎规定：“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指示进行。”[9]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军队文革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下发《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以后，才真正拉开帷幕的。军校学生开始串连，甚至还冲击了国防部，出现了一些激进事件。同年十一月中、下旬，在北京召开了两次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十万人大会，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等军委领导人发表了讲话。虽然他们在讲话中对运动中激进行为的批评是必要的，但是从基调上来看，还是对军队的文化革命在“泼冷水”。这个时候军队内部以及军队与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矛盾逐渐产生，并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走向激化。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出现的。

应该说，鉴于军队的特殊性，进行军队文革还是非常慎重的。文革只是在军以上领导机关分期分批进行，而在军以下部队则是进行正面教育，对于军队夺权也作出了严格限制(可以在一些院校和文体单位进行夺权)。[10]尽管如此，军队文革还是发生了不少问题，进行文革的单位中的领导干部纷纷遭到冲击、批斗、打倒，甚至还发生了武斗，造成了军队内部的局部混乱，出现了“左”倾错误。从这里来说，不少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对这种错误行为表示不满，提出批评意见，也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这里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军队文革中出现的“左”倾激进行为本来就违背了文革宗旨，对文革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因而没有把这些激进行为与军队文革本身区分开来，反而将两者混淆在一起，认为这些错误行为就是文革造成的，从而打着反对这些错误行为的旗号来反对进行军队文革。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双方的分歧形式上是军队是否保持稳定，实质上则是军队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军队进行文革，就要实行“四大”，没有“四大”的文革就不成为文革，而实行“四大”就难免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军队文革出现混乱以后，是在肯定文革的基础上采取措施制止这些混乱，还是以这些混乱为由否定正在进行的军队文革，就成为双方分歧的焦点。因而在军队文革混乱问题上的分歧，形式上是是否保持军队稳定，实质上则是要不要进行军队文革以及如何进行军队文革的问题。

4)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的严厉批评，成为大闹怀仁堂的一次投机。

一九六七年二月上、中旬，毛泽东不论是在中央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还是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中，都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批评。这一方面是由于陈伯达、江青未经毛泽东和中央批准就向社会上发出了打倒陶铸的信号，也是由于中央文革小组自成立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指导文革方面犯了错误。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还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召开内部整风会，批评陈伯达、江青。不仅如此，又提议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谢富治、关锋、戚本禹等人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11]

毛泽东虽然对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批评，但是鉴于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以来是积极执行中央文革路线的，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做出了重要贡献，成绩是主要的，因而在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还要维护小组及其领导人的威信。于是毛泽东特别强调陈伯达、江青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在文革小组批评，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但是，叶剑英和李富春却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向几位元帅和副总理透露了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批评的内容。[12]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党内高层围绕文革出现的分歧和矛盾不断走向激化的情况下，这种违背组织程序和毛泽东指示的行为，无疑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人抨击中央文革小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后来大闹怀仁堂的诱因。

我们知道，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由于军队不少高级领导干部遭到冲击、批斗、打倒，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二十日发生了大闹京西宾馆事件。这个时候许多地方领导干部也在运动中遭到冲击、批斗、打倒，社会稳定、工农业生产秩序受到重大影响，而中央文革小组又是站在文革潮流面前，代表中央具体负责各地的文革运动，支持造反派进行夺权行动的。于是一些中央领导干部就把文革开始特别是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发生的这些严重问题，算到各地造反派及其支持者中央文革小组的头上，因而领导干部与群众以及中央内部围绕这些问题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形成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在对待群众方面，中央和各地不少领导干部打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分化群众队伍;在中央机关内部，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因而大闹京西宾馆虽然发生在军队内部，不过是后来大闹怀仁堂的前哨战而已。

从考察中可以发现，这个时候发生的大闹怀仁堂并不是偶然的。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而毛泽东又是鼎立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前虽然对许多领导干部进行了批判、炮轰，但是并没有对他们采取夺权行动，这样也就没有对领导干部的利益构成根本性挑战，因而此时的矛盾虽然存在但是尚未发展到尖锐的程度。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许多领导干部遭到批斗、打倒、夺权，波及面广，冲击力强，领导干部的根本利益遭到严峻挑战，况且社会、工农业生产秩序也受到重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迅速激化，直接抨击中央文革小组就成为他们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重大诉求。恰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他们也很快知道了这件事。一方面是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批评，另一方面又提议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意味着中央内部在态势上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正是由于这种变化的出现，才成为二月十一日、十六日两次大闹怀仁堂的诱因。因而后来毛泽东说，这些老同志是“借我批评文革的东风”，不是没有原因的。[13]

从中可以看到，本来这些中央领导干部对于各级领导干部遭到的冲击、打倒、夺权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混乱是存在不满情绪的，中央文革小组又是代表中央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因而他们对于文革的不满情绪就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这种不满情绪自文革开始以来就已存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迅速走向激化。这个时候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严厉批评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人员的变化，客观上就为这种不满情绪的爆发提供了诱因，于是他们便由内心的不满转变为面对面的唇枪舌剑的行动。因而我们说两次大闹怀仁堂就是他们在毛泽东在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次投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由于在依靠各级党委还是群众进行文革、如何对待文革中被批斗的领导干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军队文革等方面，中央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这些分歧和矛盾进一步激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的严厉批评，以及提议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才成为这些中央领导人大闹怀仁堂的一次投机。二月逆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② 二月逆流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

二月逆流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一般来说包括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二十日发生的大闹京西宾馆，二月十一日、十六日发生的大闹怀仁堂，二月十六日晚上陈毅对归国留学生代表发表的长篇讲话和谭震林致林彪的信件，二月十七日凌晨逮捕财政部支左副部长杜向光。二月逆流以大闹京西宾馆为开端，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走向高潮，陈毅讲话和谭震林信件则是高潮过后的余波而已。

1)大闹京西宾馆。

大闹京西宾馆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围绕军队要不要进行文革、实行“四大”发生的严重事件。文革既然要在军队进行，就要实行“四大”，这样一些军队领导干部就难免会遭到冲击、炮轰和批判，发生一定程度的混乱。大闹京西宾馆就是在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遭到批斗的情况下才发生的。这个事件从形式上看是由于批斗肖华引发的，实质上则是反映出双方在军队究竟要不要进行文革上的分歧和矛盾。

这个事件的具体过程如何呢?

要研究这个问题，还是要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二十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说起。

一月十九日下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军委领导人，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员共 40 余人，主要讨论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叶剑英传，第582页。在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认为军队不能搞特殊，应和地方上一样，开展“四大”。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和地方不同，不能搞“四大”。争来争去，双方僵持不下。[14]

这个时候有人提出了折衷的办法，主张军队要搞“四大”，但又要保持稳定。叶剑英对此仍然坚决反对。他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的一个根本原则。纪律是执行路线的根本保证。如果开展“四大”，必然发生无政府主义。这样搞下去，军队没有铁的纪律，松松垮垮，命令不服从，打起仗来“放羊”，怎能担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15]

正在激烈争论当中，代表林彪参加会议的叶群发了言。她借两次接见军事院校来京师生的事情，批评肖华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江青说：肖华是刘志坚的黑后台，是军内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陈伯达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像个绅士，要把几百万解放军带到资产阶级道路上去。[16]他们还批评肖华“看不起中央文革，不尊重中央文革”，“请四位老帅出面接见……完全是与中央文革唱对台戏”等等，说肖华是“资产阶级政客”。[17]江青说：今天晚上召开万人批斗大会。肖华，你要向群众交待问题。肖华站起来反驳道：我12岁参加革命，我参加革命还是毛主席带出来的，我自认为几十年来从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如果说我在工作中有错误，可以，但是硬说我是三反分子不行。江青见肖华这样申辩，也气愤地说道：你有本事到万人大会上去讲![18]叶剑英、聂荣臻见状提前退出了会场，以示抗议。[19]

由于会议在批斗肖华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军委内部以前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因而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在散会时郑重宣布：今天的会议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一条纪律。但在散会后，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回到军区就作了传达，将会议内容透漏了出去。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笔记本未保存好，被群众组织偷看了，知道了会议内容。当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的一些人，便抄了肖华的家，抢走了不少文件。肖华从后门走脱，跑来找徐向前，因见徐向前家门口有两卡车群众，又转到傅钟那里，坐车往西山去了。徐向前得知此事后，当晚令全军文革立即追查会议内容是如何泄漏的。调查发现是杨勇擅自传达了会议内容后，徐向前在电话中对杨勇进行了严厉批评，杨勇表示要汲取这个教训。[20]

由于批斗肖华事出突然，这个问题又与军队是否实行“四大”具有密切联系，因而叶剑英、聂荣臻就将召开万人大会批斗肖华的事报告了周恩来。一月十九日夜，周恩来听了叶剑英、聂荣臻关于江青要开万人大会批斗肖华的情况报告后，立即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告诉他们，这个会不要开。[21]于是，周恩来打电话告诉叶剑英：没有我的命令，肖华不能去大会作检查。[22]周恩来又把毛泽东的指示告诉了陈伯达，陈伯达检讨说：总理，头天我多吃了几片安眠药，昨天，在京西宾馆里讲错了话，请你向主席解释一下。由于批斗肖华的事已经布置了下去，江青得知毛泽东的指示后说道，总理将这事捅到主席那，让我们怎么收场?康生则说：肖华躲得了今天，还能逃得了明天。当叶群知道毛泽东的指示后，急忙打电话，布置京西宾馆收回十九日会议纪录和录音，并让全部销毁。[23]这样批斗肖华的事就被压了下去。

第二天上午，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大闹京西宾馆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会议开始，主持人徐向前当面批评了杨勇擅自泄露会议内容的事情。[24]会场上，江青、陈伯达、叶群、王力等人坐在前排，江青坐在叶剑英的左侧。她看到肖华没有来，便问道：“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由于昨晚肖华躲到了西山叶剑英住地，面对江青的追问，叶剑英没有答话。过了一会儿，肖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肖华躲躲闪闪，没有说出真相。见到这种情况，徐向前生气地对肖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25]

这个时候徐向前又想到刘志坚等一些军队领导干部被冲击、批斗、打倒，于是气愤地质问中央文革小组：“刘志坚同志怎么会是叛徒?肖华同志怎么是资产阶级政客?”“我们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我们还不了解吗?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你们几个毁掉吗?”说到激愤之处，徐向前一掌拍在茶几上，把茶杯盖震落在地。[26]这时，一直保持沉默态度的叶剑英，也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这就是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由于毛泽东也不同意批斗肖华，中央文革小组与军委领导人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因而为了缓和与叶剑英等军委领导人之间的矛盾，陈伯达当晚便写了一张纸条，通过军委办公厅电话传给叶剑英，解释说，十九号下午开会，因为安眠药吃多了，讲肖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这个话他否定，要收回来。后来陈伯达曾经无奈地对人说“经过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就头疼”。[27]

从中可以看到，陈伯达对于军方的发难是存在顾忌的，他给叶剑英写纸条不过是想以此来缓和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已。大闹京西宾馆虽然是由于批斗肖华引发的，但本质上来说则是由于中央文革小组与军委领导人在是否进行军队文革方面存在分歧和矛盾造成的。尽管如此，毛泽东在制止了对于肖华的批斗以后，还要继续做好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端正态度，提高认识，正确对待文革，妥善处理与造反派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同时也对造反派的激进行为进行了严肃批评。这在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人员的谈话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高级将领。由于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仍在继续，接见时，许多高级将领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愤慨，情绪激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毛泽东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他又说：“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他们原来分别是湖北省省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28]

他还说：李大章(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四川省省长——毛年谱编者著，下同。)、张平化(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体学(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湖北省省长)、韦国清(原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时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江华(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等职)、江渭清(原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三政委等职)、谭启龙(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政协主席等职)、刘俊秀(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丰平(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杨勇(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保，都不能打倒。廖汉生(原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军区第二政委)、苏振华(原任中央军委委员兼副秘书长、海军政委)、刘志坚(原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不能一点工作不让做。要搞好团结，以大局为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不搞好团结，还得了!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陈老总过去反对过我，我要同他合作。朱德，我要保他。[29]

从中可以看到，面对高级领导干部在军队文革上表现出的不解、抗衡和激昂情绪，毛泽东并没有生气，而是仍然耐心地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工作，要求他们站在革命左派一边，支持造反派。即便运动中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也不要对群众泼冷水，打击他们的积极性，而是要规劝他们，纠正他们的错误。与此同时，他还提出要对一些被冲击、批斗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进行保护，不能打倒他们。即便是那些被打倒的领导干部，也要让他们做一些适宜的工作。这是在向这些领导干部“交底”，消解他们的激愤情绪。至于这些领导干部的苦处，毛泽东也是理解的，劝慰他们要把这些当作经验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要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同时，他还批评了造反派对领导干部进行的武斗及其它一些激进行为，对于领导干部不能犯了错误就打倒，不能过分，要按照延安整风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注意团结干部，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为了进一步说服、教育大家，他以自己为例，说自己也犯过错误，过去朱德、陈毅反对过自己，现在还是要与他们合作，保他们的。这表明毛泽东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既支持造反派的行动，又对他们的激进行为予以批评，希望通过思想工作来说服、教育他们去改正错误的。

从中不难看出，军队文革中出现的错误行为，既表现在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对于文革的反对、抵制上，又反映在造反派存在的过激行为上。为此，毛泽东在谈话中既要求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造反派，站在革命左派一边，支持造反派，又批评了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希望他们认识错误，纠正错误，防止过激事件的发生，不要扩大打击面。

由此看来，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虽然对文革中错误行为的反映是属实的，但是他们由此对于文革抱有反对、抗衡的态度则是错误的;造反派的斗争方向虽然符合文革发展的潮流，但是他们激进乃至武斗的行为却是错误的。因而毛泽东在谈话中既对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反对、抵制文革的态度和造反派的激进行为予以了批评，又对造反派的斗争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反映出来的现实问题予以了肯定。当然，他是以和蔼、委婉的语气说出来的。

如果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上来分析问题，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存在的问题表现为右，造反派在行动中的激进行为则是表现为“左”。毛泽东的谈话旨在说服双方改正各自错误，妥善处理与对方的关系，以便使文革步入正确发展的轨道。

2)大闹怀仁堂。

中央军委碰头会发生了大闹京西宾馆事件以后，接着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即中央碰头会)上发生了大闹怀仁堂事件。大闹怀仁堂事件是在二月十一日、十六日两次会议上发生的，尤以二月十六日的会议影响更大，致使事件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将二月逆流推向了高潮。

我们先看二月十一日发生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的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所以国务院主管生产工作的余秋里和谷牧也参加了。但实际上却是围绕军队文革展开了激烈争论，并涉及党的领导和其它问题。[30]

在讨论中，叶剑英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责问道：“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叶剑英还嘲讽、质问陈伯达：“我们不读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31]

陈伯达见叶剑英这样发脾气，便说道：“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关锋见状把皮包往桌子上一摔，也气愤地说：“要这样讲，我还有许多话要说哩!……”。会后，陈毅小声地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32]

徐向前也在会议上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康生反驳徐向前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33]

徐向前和陈伯达又为刘志坚的问题争论起来。陈伯达说，刘志坚有历史问题，对抗中央文革，破坏文化大革命。徐向前对陈伯达说：刘志坚在冀南打游击时,虽曾受伤被俘,但于第二天押解途中,即被我军抢回,根本不存在叛变问题。此事冀南根据地一二九师的许多同志都清楚，刘志坚并不是叛徒。由于刘志坚的案子比较复杂，又是经过集体讨论决定的，陈伯达只好回答道:“刘志坚叛徒的案已经定了,再也不能改变了!”徐向前气愤地质问道:“你凭什么给他定案?没有证据怎么定案?”这时徐向前想起陈伯达前几天在三座门一次接见群众时,曾经说过“我不光保你们也得保徐向前”的话,拍着桌子问陈伯达:“谁要你保,我有什么要你保的?”[34]

聂荣臻还就中央文革把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定为反动组织，关押其中的骨干成员提出质问。他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因为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35]

最后周恩来收了场，他说：今天的议程上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说。[36]这次会议就在争吵声中无结果而散。

从现在公布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二月十一日的怀仁堂会议上，主要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人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挑战。他们三人的挑战是与一月十九日、二十日中央军委碰头会上的争论一脉相承的，不同的是这次会议的级别更高、涉及的领域更广而已。

从叶剑英的发言看，他指责中央文革小组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现在还要把军队搞乱，对中央文革小组这样做的动机提出了质疑。虽然这是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但是也客观上反映出他在文革上的态度。为了发泄对于夺权的不满，他还抓住上海公社成立改变国家体制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为由，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进攻，并振振有词地发问，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不要军队吗?

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叶剑英措词激烈的发问究竟有没有道理呢?

客观说来，叶剑英的发问也并非毫无道理，因为文革在当时确实发生了局部混乱，在造反派中出现了激进的行为，还发生了一定范围内的武斗。从这里来说，叶剑英的发问还是有着事实依据的。但是，这里的要害在于，当时出现的这些混乱，是不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出现这些问题以后，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方法来处理问题，是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采取积极措施解决问题，还是以此为由否定正在进行的文革，就成为我们对叶剑英发问作出判断的基本标准。如果是站在文革立场上，就要及时采取措施纠正错误，而不是以这些问题出现为由对文革提出质疑、作出否定。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就是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发生一定程度的混乱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从这里来说，叶剑英的发问即便存在一些事实依据，还是反映了他对于文革的不满和抵触情绪。

至于叶剑英说的要不要党的领导和军队问题，就让人感到颇为蹊跷。其实，谁都知道，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当然要有党的领导;谁也不会否认，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当然要有人民军队的支持与保护。这是没有疑问的。这里的问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如何能够保持党和军队的性质不变，则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问题。因为如果党、军出现修正主义危害最大。[37]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军队的性质也变了，又如何能够发挥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这样的军队又能履行什么样的职责呢?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人民群众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威力，发动群众来整党内走资派，防止走资派控制党和军队的领导权。这是保持党和军队性质不变的必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因为文革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对文革本身提出质疑，把不要党的领导和军队的大帽子扣到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的头上呢?

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是具体负责全军文革工作的。他在发言中对军队文革表现出来的强烈不满情绪也是溢于言表的。这种不满情绪尽管有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军队文革出现的局部混乱这样一些客观因素，但还是反映出他对于军队文革的抵制和抗衡态度。否则的话，他是不会用这样的言辞和语气，而是采取另一种方式来阐述和表述意见的。

至于他的发问，军队当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是毫无疑义的。正是因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所以如何发挥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的支柱作用，防止人民军队变质，就成为军队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军队文革则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手段。虽然徐向前以前对于文革表示理解和支持，[38]这也是他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此时的发言却又表现出另一种态度。这是令人遗憾的。

至于刘志坚的历史问题，当然可以另作讨论，以后随着历史真相的揭开，这个问题也是不难解决的。既然这样，徐向前对此讲明事实即可，又何必如此着急和动怒呢?其实，刘志坚被打倒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他身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兼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却没有贯彻执行军队文革方针，反而大整军队造反派，违背文革的要求造成的。至于他的历史问题，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审查刘志坚履历的时候才发现的。

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徐向前在发言中避开刘志坚文革期间的错误而只是拿他的历史问题说事，似是有难言之隐。这是因为如果将刘志坚在文革期间所犯的错误抖擞出来，在众目睽睽之下，事实证据摆在那，又如何能够为刘志坚辩白呢?因而徐向前就避开了文革期间的错误，只是拿刘志坚的历史问题说事，以此为突破口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攻击。至于徐向前说不要陈伯达保自己的话，虽然是信口直言、气头上说的，但是把中央文革小组对他的保护当作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口实，就更让人感到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不过，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徐向前面对造反派攻击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对于徐向前还是采取保护态度的。

至于聂荣臻在发言中为联动进行喊冤、叫屈，则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了。联动就是以前西纠、东纠、海纠等干部子弟特别是高级干部子弟重新聚合起来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他们虽然打着造反的旗号，却以保护革命老首长的名义，反对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领导干部，在他们中间抓走资派，而是将斗争的主要矛头转向了地富反坏右。这样就扭转了文革的斗争方向，与造反派红卫兵在立场、组织上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因而被造反派红卫兵戏称为“保爹保妈派”。

联动不仅口头上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反对将文革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还采取实际行动对抗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企图扭转文革的斗争方向。为此，他们四处活动，采取了许多极端行动，进行打、砸、抢，六冲公安部，严重破坏了文革的进行。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中央文革小组必然要对其进行打压，这有什么不可理喻的呢?站在文革立场上采取这样的行动，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其实，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在《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中，就明确宣布联动是反动组织。[39]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修改、批准以后发表的，[40]当然是代表党中央的意见。即便聂荣臻当时不知道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但是《红旗》杂志是党中央的喉舌，发表的社论文章代表党中央的声音，难道聂荣臻连党内的这个规矩也不明白吗?从这里可以看到，聂荣臻的发言虽然形式上是在指责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则是反映了他对于党中央发动文革的不满态度。

聂荣臻在发言中对于将联动分子划为反动保守分子进行质问，就颇为令人生疑。试想，这些联动分子反对文革将矛头指向潜藏在党内领导干部中间的走资派，逆文革大潮而行，成为文革发展中的一股逆流，难道不是反动保守分子吗?至于聂荣臻说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的话，则更令人费解。其实，事实真相恰恰与此相反，是孩子反对揪斗老子，采取实际行动保护老子，与中央文革及其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对着干，要扭转文革发展的方向，以实际行动破坏文革的发展。这才是问题的真相。这样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中央文革小组在说服、教育无效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取行动抓捕了联动骨干分子。这又有什么错误呢?

可是聂荣臻却说出了这样对待联动分子是“不教而诛”、让人感到啼笑皆非的话。其实，并非“不教而诛”，而是联动分子根本就听不进劝告，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受到批斗，甚至波及到他们自身，利益使然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又何谈“不教而诛”呢?后来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时候，有人说这句话是叶剑英说的。叶剑英跟聂荣臻说，他记得自己没有讲过这个话，还问了汪东兴，记录上也没有。聂荣臻当即答复说，这个话是他讲的，与叶剑英无关，随后还向毛泽东写信说明了这个情况。[41]这是应该肯定的。

从现在公布的文献资料看，二月十一日怀仁堂会议上，主要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军委副主席对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进行了激烈的发言。他们的发言是一月十九日、二十日中央军委碰头会对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发起进攻的继续。虽然他们的发言都是围绕军队文革展开的，但都是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表现出对于文革的质疑与不满，反映出他们对于文革的抵制和抗衡态度。

尽管他们的发言并非空穴来风，有一些事实依据，但是从发言的主旨及其激烈程度上来说，却已不再是对于文革具体问题的批评，而是上升到对于文革自身的批判上来了。当然，从斗争的策略考虑，他们在用语中还是避开了对于文革自身的直接评判，而是将火力转向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以此发泄心中的怒火。

由于文革是一场全国性的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不仅在我国历史上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行动，因而文革开始以后出现一些问题本来是在所难免的。对于这些问题，究竟是站在文革立场上，抱着善意的态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真相，分辨是非，采取适宜的措施将这些问题予以解决，还是以这些问题的发生为由，采取激烈的方式对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发起攻击，就成为鉴别真假文革的试金石。不管他们自己表白的如何，这个时候他们的言行就将他们对于文革的态度水落石出般地表现了出来。因而我们说这几位老帅在中央军委碰头会、怀仁堂会议上的发言，就是他们对于文革真实态度的表露。

遗憾的是，他们去世得早了。如果他们能够看到军队文革被否定以后，军队高层出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总参谋长房峰辉，总政治部主任张阳以及相当一批高级将领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不仅对人民军队的性质和战斗力造成了严重破坏，还蛀蚀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基，不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作何感想?难道这些问题不会引发他们的深思和内省，从而对当年他们在中央军委碰头会、怀仁堂会议上对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进行疾言厉色的攻击感到内疚和反悔吗?

其实，当年进行的军队文革，实行军内民主，发动广大指战员来监督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不就是为了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不变，使军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吗?至于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完全可以采取适宜的方式予以解决嘛!透过历史的迷雾，洞察时代的变迁，真理只有在比较中才会发出灿烂的光辉。

我们再来看二月十六日发生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由于二月十一日发生的激烈争论没有开成会，因而这次会议的议题仍然是“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同时，在议程上还增加了讨论文件(包括运动中的政策性规定等共六件)。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谢富治、余秋里、谷牧、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42]但是这次会议却发生了比上次会议更为激烈的争论，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人在会上对当前的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甚至还表露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意向。

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了一个会议记录，现在我们将这个记录的主体部分引述如下：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订议程“抓革命，促生产”。

开会前，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同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

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谢富治插话：江青和小组的同志是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陈毅同志说：

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

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发言：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

(谢富治不断插话，文革小组经常讲谭震林的好话，劝他不要这样讲法)先念同志说：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了整个党。[43]

李先念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他还指出，这样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的做法是从一九六六年《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开始的。周恩来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康生虽然参与了这篇社论的写作和定稿，但是鉴于当时的情势，为了缓和气氛，从策略考虑，只好说没有看过。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陈毅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他针对朱德、贺龙遭受批斗说，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44]

谭震林还说：“10月5日的‘紧急指示’(按：指军队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你们总是知道，看过的吧!提出取消党委领导，我看消极面是主要的!”[45]

从中我们看到，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叶剑英、余秋里等人在会议上进行了激烈的发言，只有谢富治站在文革路线一边，一再劝阻他们，为中央文革小组说好话，会议是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结束的。

不难看出，这次会议是在陈丕显的问题上拉开序幕的。当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遭到冲击比较严重的省市党委第一书记接到中南海进行保护，由于陈丕显与上海造反派的矛盾比较尖锐，因而造反派仍然将他扣留在上海，没有被接走。这引起了谭震林的不满。谭震林与陈丕显在红军长征以后一起在江南打过三年游击战争，解放后还在华东局一块工作过，这次知道陈丕显被上海造反派扣住没有到北京来，才向张春桥发出质问。从张春桥的答复看，并没有对此予以拒绝，只是表示要向群众做做工作。不料却引发了谭震林的勃然大怒，随即说出了不要党的领导，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闹革命，是在搞形而上学这样一番话。

从谭震林的这番话中可以看到，在党和群众的关系上，他认为光是注意群众了，没有强调党的领导。一般来说，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是依靠群众在各级党委内部抓走资派，既然要这样做，又如何能够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呢?其实，谭震林说这个话的真正意图还是想以此为由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对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发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取消军队院校文革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的规定，基本上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这样就触及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依靠各级党委还是依靠群众，采取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们知道，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46]从谭震林的话中不难看出，他认为这是一条形而上学的路线。这样谭震林就将他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态度鲜明地亮了出来。

至于谭震林说，文革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究竟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我们并不否认文革开始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对干部冲及过大，犯过“左”的错误。为此，不仅毛泽东批评过这些错误，而且《红旗》杂志也发表过这样的社论和文章。有了错误就要采取措施及时予以纠正，而不能把这些错误看作文革造成的，以此来否定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要是这样做的话，就是以现象否定本质，以局部否定全局，本身就是错误的。谭震林抓住文革中出现的错误大发脾气，说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光，如此曲解文革实在令人发指。我们不能不说，如果不是他认识不清的话，就是暴露了他反对文革的真实态度。

至于谭震林说，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就有些令人茫然了。当时是不是所有的高干子弟都挨整了?当然不是。我们并不否认在对待高干子弟问题上出现过一些错误，但是出现一些错误与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毕竟不是一回事。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许多高干子弟原先积极参加文革，但是当着文革指向他们父母所在的那个群体时，他们却转向了文革的对立面，建立组织，兴风作浪，勇于私斗，“保爹保妈”，成为党内走资派的别动队。这自然会遭到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支持的造反派的打压，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如果他们能够站在文革立场上，积极贯彻执行中央的文革路线，理智、妥善对待父母遭到的冲击，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谭震林不对高干子弟的立场及其在文革中的行为进行深入分析，只是抓住他们是高干子弟才遭受打压这一现象进行诉说，不仅对这种打压予以断然否定，还称之为反动的血统论。当时谭力夫代表高干子弟提出的反动的血统论(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已经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了，可是谭震林这个时候却将对于破坏文革的高干子弟的打压与谭力夫提出的反动的血统论相提并论，并进一步断言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是在搞形而上学，就不能不说是在发泄私愤、为遭受打压的高干子弟撑腰了。

从中可以看到，谭震林对蒯大富不仅搞起了人身攻击，还给他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说他们这些人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刚才我们说了，对干部冲击过大，犯了错误，纠正过来就是了。冲击过大与立场、方向错误毕竟有着本质性的不同，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蒯大富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积极响应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起来向党委造反，却被清华大学党委(工作组)打成反革命，最后还是在毛泽东回到北京、纠正了当时的文革路线以后，由中央文革小组为他平反的。蒯大富也由此成为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尽管这个时候蒯大富和造反派红卫兵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其主导方面还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的斗争符合文革发展的方向。当然，后来蒯大富私欲膨胀，热衷于打派仗，犯了严重错误，那是后话。当时还不是这样。

从谭震林对蒯大富的发言看，显然与党中央和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对于蒯大富的判断是相反的。这不仅表明谭震林对于文革造反派的强烈敌视，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对于文革的抵制和抗衡态度。

至于谭震林说，这次斗争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则更让人匪夷所思了。我们不禁要问，果真是这样的吗?以前党内出现的错误路线，特别是陈独秀路线、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给革命造成了多大损失，几次使党和革命事业濒于绝境，不少党员干部在肃反中被错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汲取教训制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文化大革命尽管对干部队伍造成了严重冲击，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始终掌握着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坚不可摧，这些受到冲击的干部或者是靠边站，或者是遭受批斗，或者是立案审查、隔离审查，后来是下放五七干校和工厂、农村劳动，还没有哪个干部是因为犯了错误被杀头的。谭震林只是看到了干部遭受冲击就不顾事实情况，硬说文革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还进一步断言在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谭震林就这样为文革定了性：文革路线不仅是一条错误路线，而且是党史上最严重的错误路线，因而文革对于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和破坏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谭震林发言中最要害的话。

谭震林说的捕鱼问题叫他检讨四次，就是“渔轮停港”事件。当时水产部在谭震林批准后，渔汛期进行出海捕渔，非渔汛期进行文革。这样不仅调整了文革的时间安排，还有淡化、回避文革的意思。按照程序，这个调整应该事先报经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以后才能实行，但是谭震林却擅自作出了决定。当陈伯达在电话中责问谭震林为什么事先不同中央文革小组商量的时候，谭震林却说：“这样的事，我们完全有权决定，并不是啥子事情都必须经过‘中央文革’。”[47]这样谭震林就在这个事情上与中央文革小组弄僵了，后来他说的四次检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在碰头会上谭震林重提这件事，显然是将矛头指出了中央文革小组，在为自己鸣冤叫屈。

谭震林是一个老革命，他应该知道，党员干部接受群众的监督、审查，经受群众运动的精神洗礼，是拒腐防变、保持生机和活力的有效手段。至于在此过程中经受一些冲击，甚至受一些委屈，也是难以避免的规律性现象，这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至于他说江青要把他打成反革命，还煞有介事地说是江青当着他的面说的。谢富治听到这里就当场进行了反驳，说不是那么一回事，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多次保谭震林的，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这样就揭穿了谭震林的谎言，弄得谭震林一时下不了台，只好说出了“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这样的话来为自己转圜了。看似强势，实则虚晃一枪，自找台阶，顺坡下驴，要退出会场了。这个时候陈毅劝谭震林不要走，留在这里进行斗争。一直沉默的周恩来见谭震林要走，就拍了桌子：“回来!”[48]谭震林才又扑通一下坐下了，没有中途退出会场。

至于谭震林说的撂挑子不干了，显然是在发牢骚，说气话。他说的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不过是表示决心而已。即便这样，后来既没有砍掉他的脑袋，也没有把他投入监狱，就连他的党籍也没有开除，不过是让他靠边站了几年罢了。此后，除个别时候被批斗外，他一直在中南海内悠闲地生活着，虽然亲属后来不在身边，但是有上级安排的警卫战士在照料他的生活，时不时还品尝个“香酥鸭”，直到一九六九年九月下旬进行战备疏散时，才红光满面地乘飞机到桂林去了。[49]难道这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斗争的一次吗?事实胜于雄辩嘛!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谭震林说他哭过三次，李先念说他也是这样。他们认为像他们这样的老干部，过去流血流汗舍命打江山，现在却受到红卫兵的冲击、批斗，觉得不可理喻，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是在忧虑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才忍不住掉泪的。他们自认为是在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也在为像他们这样的老干部遭受冲击而伤心，却没有认识到文革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避免干部腐败的重大意义。这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我们注意到，谭震林还振振有词而又理直气壮地说，你们检查一下，从井冈山到现在，我哪一点反对过毛主席。这话说的倒是半真半假，需要通过考证才能得到证实。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确实是这样。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谭震林作为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虽然说了不少大话，犯了严重错误，却也是积极支持并投身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即便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党内刮单干风的时候，他也是支持农业集体化、反对分田单干的。从这里来说，他倒是没有反对过毛泽东。他和毛泽东的分歧集中表现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跟毛主席干革命多年了，现在毛主席的思想走的太快了，跟不上了，只好不跟了!”这是他在大闹怀仁堂之前对李富春、李先念说的，后来索性也跟毛泽东本人讲了。[50]

这能说他不反对毛泽东吗?虽然以前他没有反对过毛泽东，但是现在却反对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毛泽东主张“跟线不跟人”，因而反对他代表的路线比反对他本人更严重。因为在路线问题上毛泽东是不让步的，没有调和的余地。[51]从这里来看，还能像谭震林自己说的那样没有反对过毛泽东吗?

遗憾的是，谭震林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就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仅难以巩固而且还会付诸于东流，他所支持的农业集体化也会化为泡影。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没有经验教训可循，因而在运动中遭到一些曲折，也是难以避免的。正是因为这样，谭震林才在会议上说出了以上那些不着边际的话。不然的话，他又何必这样歇斯底里的大发雷霆呢?

至于陈毅说的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虽然没有直接点名，却是指向中央文革小组了。这样陈毅就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大帽子。为此，他还拿延安整风现身说法，说刘少奇等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我们这些人挨整，结果历史不是证明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他说这番话的意向是非常明确的，想以此来说明现在拥护、支持毛泽东及其文革路线的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及其他一些人，最终也会像刘少奇等人一样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虽然陈毅在发言中并没有提出林彪的名字，但是由于林彪当时在言行上是坚决支持文革的，因而陈毅在发言中的指向是不会不包括林彪的。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二月十九日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叶群说，林彪的地位也不稳当，有人要夺他的权，要他做好准备，就是对此作出的回应。[52]

不仅如此，在这次会议上，为了进一步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陈毅还含沙射影地说：“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53]这是在拿中国与苏联进行对比，不仅说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会像赫鲁晓夫那样搞修正主义，还隐含着毛泽东如同斯大林一样应该对此负责的意思。这样就将他对毛泽东支持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不满态度流露了出来。

虽然后来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与毛泽东在文革路线、方针、政策上出现了严重分歧，不仅王、关、戚和陈伯达先后倒台，还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但这并非是陈毅有先见之明，只不过巧合罢了。因为当时这些人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积极支持文革的，而陈毅等人则是对文革采取抵制、抗衡态度的。这从他们的发言和具体行动上反映了出来。

当陈毅提到在延安整风期间挨整的时候，周恩来插话说，延安整风还是要肯定。[54]其实，延安整风是全党清算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一次重要活动。在整风过程中，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通过整风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权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强大的思想基础。虽然中间出现过“抢救运动”，但是在毛泽东干预下很快就停止了，没有造成什么影响。陈毅虽然在发言中没有直接否定延安整风，但是从他说的挨整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他对于延安整风的态度。这表明陈毅对延安整风的正义性、必要性及其在中共党史和革命史中的地位提出了质疑，潜藏着否定延安整风的意思。况且当时他们也并非“莫须有”地挨整，而是由于在民主革命时期犯过错误的缘故。正是因为这样，周恩来才及时插话对他的发言予以纠偏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陈毅不仅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抱有愤激情绪，还翻起了历史旧帐，为当年在延安整风中的遭遇鸣不平。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把延安整风与正在进行的文革进行类比，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让历史告诉未来，说明支持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及其他一些人会将中国引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从而证明自己发言的正确性，达到论辩的目的。

从李先念的发言看，他也在为联动进行鸣冤和辩护。这就不禁引发我们的深思，为什么李先念、聂荣臻这些中央领导干部都在维护主要由高干子弟组成的联动呢?他们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公开为联动说话，究竟是因为联动主要是由高干子弟组成的，还是因为联动的言行与他们的意向一致呢?难道他们不知道联动在社会上的胡作非为吗?通过进一步思考我们发现，联动是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55]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也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而中央文革小组是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与联动存在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像护崽子那样为联动进行站台了。

李先念对谢富治没有站在他们一边，反而却为中央文革小组说好话，表现出强烈不满。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他才对谢富治说出了“不要和稀泥”的话。李先念看到干部冲击面过大，于是提出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的逼供信。他还说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的作法是从一九六六年《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开始的。因为这篇社论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刘、邓路线的另一种表述。这是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相对立的路线。李先念的发言虽然指出了文革中的一些错误，但是却无视文革发展的大局将目光聚焦在文革的阴暗面上，还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了质疑。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些错误到底是主流还是支流?当时干部队伍中究竟存在不存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对于文革抵制、抗衡的行为到底是属于哪一条路线?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成为文革发展严重障碍的情况下，难道不应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李先念的发言鲜明地反映出他对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抵制态度。至于运动对干部冲及过大的问题以及其中出现的其它一些错误，采取措施纠正就是了，不能以此来否定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

从李先念、叶剑英、余秋里的插话来看，他们是在为老干部遭受造反派的斗争鸣不平，陈毅和谭震林都表示要代表受整的老干部说话。他们这样做尽管有当时干部受冲击过大、在斗争中出现错误等客观因素，但是却反映出他们对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员干部队伍、在这个群体中抓走资派存在不同意见。这表明他们对文革的重点及矛头所向提出了质疑。他们没有将文革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错误与文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区分开来，在坚持文革发展正确方向的前提下来纠正具体错误，反而以出现的这些错误为由，抵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

他们没有认识到，在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只有党内走资派才真正有力量把中国导向资本主义，而走资派就潜藏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中。如果不把他们中间的走资派整掉，这些人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兴风作浪，使中国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不论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沉痛教训，还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内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大面积破产、工农群众雇佣劳动地位的出现和两极分化的产生，都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可惜他们中的许多人去世得早了，如果他们活到后来，看到这些令人痛心的教训，难道他们还为当年毛泽东通过文革来发动群众整党员领导干部中间的走资派抱有如此的怨言和不满情绪吗?

从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在会议中间几乎没有怎么说话。只是在谭震林中途要退出会场的时候拍了桌子，要他坐下。陈毅说到延安整风他们一块挨整的时候，周恩来对延安整风予以了肯定。李先念说大规模整老干部是从《红旗》杂志十三期开始的时候，周恩来责问康生为什么不送给我们看看。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既没有支持他们的发言，也没有批评他们，只是在个别时候校正了他们的言行。从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当着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对中央文革小组发起攻击的时候，为了避免争吵与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采取了缄默态度，只有谢富治一人在为中央文革小组说话，别人则在会议上保持了沉默。这反映出当时中央内部政治力量对比上的某种失衡。这种状况及其发展对于文革的走向和最终结局会产生重要影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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