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德意志的基本盘

若自称“基本盘”，且自己为自己发声，那么我觉得可以接受的。

不论这个发声的内容是什么，体现出的阶级认知、生活经验与社会阅历是如何之容量、如何之方向的，我觉得都可以，都没关系。

但是，许多“自上而下”为之发声的「声音来源」，为之行文的笔杆团队，为之“撑腰”的雷霆能量，真的是这个国家的“基本盘”吗?

它安抚哄溺基本盘，是出于真心尊重吗?

简而言之，为基本盘发声，当然可以。

但是，要看谁来说。

以及，说话的身位与姿态是什么，说话的目的与诉求又是什么……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划时代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有过一针见血的指明：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

彼时，在19世纪德意志的社会环境里，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统一运动的形势高涨，“爱国主义”成为德意志各种政治力量谋取自身利益的口号和旗帜，社会中也滋生了一些非科学的“爱国”现象。

马克思与恩格斯便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下，于创立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中深刻批判了德意志社会中的极端民族主义、“忠君爱国”等现象。

1840年，恩格斯在评价德意志知识分子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的文章里，对“德意志狂”思潮进行了比较全面地分析和批判，揭示了“德意志狂”的现实表现和世界观错误。

阿恩特其人是一位历史学家、诗者，他在反拿破仑战争时期以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为阵地，以散文、诗歌和一系列题为《时代精神》的小册子来表达对法国的谴责，他宣称：

对法兰西民族的仇恨是每一个正直的德国人应该肩负的道德责任!

这种对德意志民众寻找到了一位“外部仇恨锚点”的舆论手法，深受统治者的喜爱，阿恩特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也随之受到了热烈追捧，他本人一夜之间成为富有民族激情、怀有民族仇恨的青年人所崇拜的对象。

但是，恩格斯却冷静认为，尽管阿恩特在反拿破仑战争期间所表现出的勇气是“坚定和果敢”的，但阿恩特民族思想中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以及德意志民族优越论的观点则是绝对错误的。

对此，恩格斯坚决批评“德意志狂”思潮：

这无视历史的进步趋势，企图把德意志民族拉回到德意志的中世纪去，甚至拉回到源于条顿堡林山的原始德意志的纯正精神中去。

他把“德意志狂”的现实表现总结为“简单粗暴的‘仇视法国’”，指出：

仇视法国似乎已经成了社会的义务，任何一种懂得要掌握更高着眼点的看法，都被诅咒为非德意志的思想。

在恩格斯深邃的世界观中，“德意志狂”的错误在于：

在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按照这种观点，整个世界就是为德国人创造的，而德国人自己更是早就达到了发展的最高阶段……

1843年3月，马克思正在荷兰旅行，通过当地和法国的报纸，他判断“德国已深深地陷入泥潭，而且会越陷越深”，为此他感受到了“民族耻辱”。

然而，即便是普鲁士“可恶至极的专制制度已赤裸裸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连外国人都不会被普鲁士制度及其本质迷惑，可是德国本土之内的底层民众们仍然没有对普鲁士“畸形”专制制度的统治感到羞耻，依然相信普鲁士政府身披自由主义华丽外衣，无法辨别其专制、腐朽的本质。

马克思不由悲从中来。

他在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痛墨：

德国的状况使我感到难受，而且这种情况是不能长期忍受下去的。

您会笑着问我：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知耻干不了革命。我的回答是：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实际上是法国革命对1813年曾战胜过它的德国爱国主义的胜利，羞耻是一种内省的愤怒。如果整个民族真正感到了羞耻，它就会像一头蜷身缩爪、准备向前扑去的狮子。

我承认，德国现在甚至还没有感到羞耻，相反，这些可怜虫还是爱国者。如果不是这位新骑士(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丑态毕露给了我们一种令人快慰的反面启示，我们还会一直耽于幻想。这种反面的启示至少教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爱国主义的空洞，以及我们的国家制度的畸形。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这种思想，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支配的对象，我们才生而为人。因此，我们必须通过一种方式，用自己的思想去建立我们作为人的尊严，而这种方式是不会被一切可能的"对象"所危及的，是我们能够真正地获得这种尊严的唯一方式。

2

那一时期，恩格斯从欧洲革命形势的整体利益角度出发，对德意志人的民族情绪提出具体要求：

我们要谋求欧洲各民族之间彼此有充分的了解，并且争取本民族内部的统一——我们的第一需要和我们的未来自由的基础。

而决不是去消灭法国人!

如是指引，在约莫百年后的东方，如愿得以传承——

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毛主席《纪念白求恩》，1939年12月21日)

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4日)

作为革命之交，马克思对“德意志狂”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同样有着深刻的批判，特别是在1843-1844年期间，老马从消灭德国现存制度的视角严肃批评了德意志社会中的国家主义至上观念和狂热非理性的爱国情绪。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不仅从唯物主义的视角揭示“德意志狂”背后掩盖的经济关系，还通过对“德意志狂”的批判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德意志狂”从人转到物质，因此，我们的棉花骑士和钢铁英雄也就在某个早晨一变而成爱国志士了。所以在德国，人们是通过给垄断以对外的统治权，开始承认垄断有对内的统治权的。

老马把对“德意志狂”批判与经济现象结合起来，表明其已经开始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审视民族问题。

这在当时是极为先进的分析方法。

事实证明，这样的方法论也在日后直接启蒙了俄国与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

其时，马克思在《导言》中对“德意志狂”的批判，还涉及推翻德国现存社会制度的构想。

他认为极力维护君主专制的德国历史法学派，为德国现存制度的辩护是异常反动的：

那些具有‘德意志狂’的血统并有自由思想的人，回避德国的现状，到‘史前的条顿原始森林’中去寻找德国的‘自由历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我们必须向德国制度开火。

1848年3月，柏林爆发武装起义，革命的烈火迅速点燃德意志全境。

在这场革命中，各邦封建君主、保守的容克地主以及国家机关的各级官吏作为旧的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均是革命的对象。

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与了这场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他们在革命爆发以后迅速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提出要在德国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消灭德意志各邦的封建压迫，废除封建义务等主张。

由此可见，马恩在革命爆发之初就意识到打破封建意识对推进德国革命的重要意义。

通过发表震动全德乃至全欧的《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一文，老马猛烈抨击封建思想残余：

还是把你的鞋子脱下吧，德国的‘爱国者’们，因为你是站在神圣的土地上呵!这种令人窒息的空气，这种又在这里暴露了它的真实面目的封建烂泥，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祖国的特产。

在马恩看来，德国社会的封建思想残余，严重消解了德国革命的形势，大大阻碍了德国革命的步伐。

如果不彻底打碎人民头脑中对君主政体的幻想，就无法从根本上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

随着革命的深入，德国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越来越感到恐惧。在同封建统治者的较量中，他们逐步从犹豫退缩到妥协动摇，直至背叛革命，同反动势力相勾结，摧残和迫害革命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者，并通过报刊、海报等媒介加以舆论攻势，迫使革命者放弃武装动作、重新团结在皇权之下……

对于资产阶级狭隘民族观的两面性，老马早有分析：

不管单个资产者同其他资产者进行多么激烈的斗争，资产者作为阶级是有共同利益的;这种共同性，正象它在国内是针对无产阶级的一样，在国外是针对其他国家的资产者的。这就是资产者所谓的他的民族性。

而此时，德国无产阶级由于还未摆脱封建主义的“忠君爱国”思想，在资产阶级的蛊惑下，顺从地妥协于封建权威。

最终，轰轰烈烈的德国革命宣告失败。

3

德国革命的失败，完完全全的暴露了封建专制政治制度下，广大民众“忠君爱国”思想的反动性与保守性，并由此更加凸显出彻底革除专制政体及其国家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850年，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谈到了德国农民在整个封建制度下所受到的折磨，形容他们“被当做牛马，甚至连牛马都不如”，而指出农民所受的非人待遇后，恩格斯接着表达无奈：

农民对这种可怕的压迫恨得咬牙切齿，可是，要让他们举行起义却很困难……农民世世代代习惯于逆来顺受;在许多地区，已经禁绝使用武器;剥削的严酷程度随着主人的不同而有轻有重;所有这些情况，都促使农民默然忍受。

毫无疑问，德国农民已经形成一种甘愿做顺民的怠惰心态。

究其原因，除了客观环境因素，还有世代相传的“习于顺从”的主观心理因素。

像恩格斯一样，马克思也深刻地认识到德意志人的封建忠诚和迷信对革命事业的阻碍，因此他在革命失败后致力于引导德国工人摆脱旧式的顺从思想。

他在写给表舅莱昂·菲力浦斯的信中，指出希望普鲁士人的爱国主义即“忠君热”能够像伦敦阴冷的天气一样冷却下来。

随后不久，他又写信告诉恩格斯，他们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声明出乎意料地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不仅把全德工人联合会这个普鲁士政府的工具炸毁了，而且也用几句话驱散了德国工人的忠君迷梦。

1871年德国统一后，老马感到非常痛心，因为德意志的统一是以王朝战争的方式完成的，新生的德意志帝国仍旧保留着专制主义的君主政体。但由于它满足了数百年来德意志人的统一愿望，这个新帝国及其皇帝受到了德意志人的拥护和爱戴。

对此，他愤慨地说：

就让人们把这些冲天的巴黎人同那个戴着陈腐面具，散发着兵营、教堂、土容克的气味，特别是市侩气味的德意志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的天国奴隶们比较一下吧……

马克思用“德意志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揭示了“德意志帝国”的封建落后本质，更是用“天国奴隶”表达了对德国人民甘当德意志帝国“顺民”的愤怒。

这番表态，是具有划时空、跨地域、越国界的历史回响作用的……

直至晚年，马克思在1882年1月1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仍严辞批评德国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泰奥多尔·蒙森、德国政治活动家欧根·李希特尔和德国教授、进步党议员阿尔伯特·亨奈耳等人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上的发言，形容这些言论是：

令人作呕的、充斥着‘效忠于皇上’的保证。

同年4月8日，马克思在另一封致恩格斯的信中，尖锐批驳了德国反动诗人弗里德里希·博登施泰特和“黑格尔分子”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费舍的忠君演说：

跳康康舞的英雄博登施泰特和臭不可闻的美学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费舍，不过是威廉一世的贺雷西和味吉尔!

事实上，早在退出《莱茵报》后，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中关于“爱国心”的思想就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第二六八节对政治情绪即爱国心作了很好的描述……但是，黑格尔把政治情绪‘仅仅’规定为‘国家中的各种现存制度的结果，因为在这些制度中实际上存在着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制度同样是政治情绪的客观化的反应。

黑格尔曾把“爱国心”看作国家制度规定的结果，认为个人对国家有“爱国心”，是因为国家中各种现存制度实际存在着“合理性”。

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国家中的各种制度并不必然有其合理性，绝不能因此得出个人对国家自然而然就有“爱国心”的结论。

当时的德国正处于封建制度延续、现代国家的某种特征又隐含其中的阶段，在政治、经济仍保留封建残余的情况下，马克思无情揭露了黑格尔对国家制度存在实际合理性的主张不过是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现实。

于老马的革命观而论，此时仍然对国家制度存有“爱国心”，显然会阻碍现代国家的发展。

因此，他反对黑格尔这种被动的“爱国心”，认为当现存制度失去其合理性而仍然要求个体对其有爱国情绪，个体只会沦为国家的工具和手段。

这般论断，与半个多世纪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领袖在《论联合政府》对蒋介石军事政权的揭露，堪称史书共鸣：

他们(指蒋府)口口声声说'国家至上'，实际上是他们的小集团至上;他们口口声声说'民族利益'，实际上是他们的阶级利益。

4

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壮志未酬，继续批判德意志帝国社会中的“忠君”氛围。

他在1893年7月写给梅林的信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审视了打破“顺民爱国”思想的必要性。

在恩格斯看来：

忠君爱国的神话的摧毁，即使不是消灭掩盖着阶级统治的君主专制(因为纯粹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在德国是还没有来得及产生就已经过去的阶段)的绝对的必要的前提，但也仍然是为实现这种消灭所需要的最强有力地起作用的杠杆之一。

这同样与日后重审反思欧洲革命屡屡受挫、屡战屡败的俄国领袖列宁的剖析，实现了理念层面的殊途同归：

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互相矛盾的任务结合在一起，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致命错误。早在1870年9月，马克思在国际的宣言中就告诫过法国无产阶级不要迷恋于虚伪的民族思想，因为自大革命以来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已经得尖锐了。

如果说，从前同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斗争团结了整个革命的民族，那么现在，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再把本阶级的利益同其他敌对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了。让资产阶级去对民族蒙受的屈辱承担责任吧，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争取社会主义的解放，使劳动挣脱资产阶级的桎梏。

列宁所指，正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面对巴黎工人的武装起义，刚刚还在普法战争中高喊“保卫法兰西”一幅爱国模样的资产阶级“国防政府” ，迅速与昔日的敌人——普鲁士侵略军勾结起来，换取后者释放战俘并保持中立，以便他们能够腾出手来血腥镇压国内的巴黎公社。

梯也尔政府宁愿割地赔款，出卖民族主权，也要将巴黎的无产阶级淹没在血泊之中……这一事件雄辩地证明，在统治者的眼中，阶级利益远高于民族利益——他们的“祖国”首先是他们的资本和利润，是他们进行阶级统治的权力。

马克思在其光辉著作《法兰西内战》中早已对这一背叛行径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鞭挞：

国防政府在投降和内战面前，暴露了它的真实面目——一个名副其实的卖国政府。在阶级斗争的尖峰时刻，资产阶级的纯正的爱国主义，现在已只剩下一个骗人的幌子。

这再度与半个多世纪后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主席，对蒋介石军事政权的批判完成了历史的呼应：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

剥削阶级的爱国主义，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深刻的阶级烙印和内在矛盾。

它在历史上扮演的任何一点“进步”角色——不论是德意志的反拿破仑运动、俄国的推翻沙皇革命、中国的北伐战争——都会迅速在革命稍有平息之时，被其维护私有制、压迫无产阶级、服务于资本剥削的反动本质所淹没。

俄国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如此，中国的蒋介石国民党如此，甚至20世纪下半叶逐步腐朽堕落的苏联共产党亦是如此。

历史和现实反复向人们揭示一种吊诡的现象：一个社会的内部矛盾越是尖锐，贫富分化越是触目惊心，底层民众的生存压力越是巨大，统治阶级及其控制的宣传机器就越是声嘶力竭地鼓吹抽象的、无条件的“爱国”与“忠诚”。

从法西斯德国的“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的狂热宣传，到蒋介石政权在面临工农运动风起云涌时高喊的“共赴国难、抵制共Fei”，再到苏联后期社会停滞、特权阶层固化时对“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僵化强调……我们都能看到这一模式的重复。

恩格斯在其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他强调国家的存在恰恰证明了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这意味着国家并非从天而降，也不是社会契约的产物，而是社会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因分裂为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而不得不设立的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

因此，当听到“国家”这个词时，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要问的是：这是哪个阶级的国家?它在为哪个阶级的利益服务?

对于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而言，这个维护着资产阶级私有制和剥削秩序的国家机器，绝不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国家——此时，要求他们无条件地“爱”这个压迫自己的机器，本身就是一种逻辑上的悖谬和政治上的欺骗，更是一种令人心碎的遗憾。

还记得《共产党宣言》那句讽刺性的揭批吗：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本质上，这与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概念异曲同工。

千百年来的历史已然证明，统治阶级最高级的控制并非通过暴力，而是通过在“市民社会”中建立文化和道德上的领导权，来获得被统治阶级的“自愿”服从。

阿尔都塞后来则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明确指出学校、家庭、教会、媒体等机构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它们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持续不断地向社会成员灌输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而实现社会再生产以及再生产过程中的再剥削与再垄断。

用中学历史教材(岳麓版选修《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里的那段经典案文来说，便是：

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向民众灌输这样一种意识：资本家的财富就是整个民族的财富，资本家的事业就是全民族的事业。‘伦敦东区最贫困的爱国者, 只要一想起英国的工业和财富，也会不由自主地挺起胸膛。’ 正是在这种灌输下，极端民族主义在欧洲大陆泛滥。

5

百余年前，中共四大曾通过党章修正案，首次明确提出反对“国家主义派”鼓吹的所谓“全民利益高于阶级利益”论：

在帝国主义与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所谓'国家建设'实则是买办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合压榨工农的遮羞布。

这同四十多年后毛主席批判赫鲁晓夫的“全民党”谎言形成了历史的呼应——1964年5月15日，毛主席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时的谈话可谓切中要害：

有阶级才有党，不是代表这个，就是代表那个，不可能两个不同阶级由一个党代表。

国家就是专政的工具，不然就不应叫国家。专政总有一个对象，不要信赫鲁晓夫的话，他说‘专政无对象’了。

‘全民党’、‘全民国家’是骗人的，没那么回事。赫鲁晓夫提出这些口号，是掩盖他进行资产阶级复辟，骗人的。要揭露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欺骗......

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苏联中后期的舆宣部门开始从悄然尝试到大张旗鼓的声称“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认为苏联国内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苏维埃国家也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转变为“全民国家”。

这一理论的实质，是试图从理论上抹杀苏共官僚特权阶层与广大苏联劳动人民之间存在的深刻对立，否认阶级斗争的继续存在。

它妄图告诉苏联人民：大家都是「苏维埃人民」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有着所谓“共同的利益”，因此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

强调“苏联爱国主义”，混淆爱社会主义与爱官僚统治：苏联宣传机器大力宣传“苏联爱国主义”，其核心内容是要求人民热爱苏联的社会制度、忠于苏共的领导、为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就”感到自豪……

这种宣传利用了苏联人民、特别是经历过卫国战争一代，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真挚情感。

但是，它巧妙地将“爱社会主义苏联”这个正当的情感，置换为“爱苏共官僚集团的统治”。

从而，任何对国内存在的腐败、特权、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等问题提出批评的声音，都很容易被扣上“不爱国”、“抹黑社会主义”、“受西方敌对势力影响”等帽子，从而遭到压制。

与之同一时刻，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下，苏联官方媒体同时开足马力，渲染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威胁，大力宣传苏联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这种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危机感，使得许多人将内部的经济困难和生活问题归咎于外部的封锁和军备竞赛的压力，从而忽视了问题的根源，即官僚体制的僵化和特权阶层的腐朽。

这种服务于地缘政治争霸的“爱国主义”，对外实际上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对内则是一种转移矛盾之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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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的这种官方宣传与社会现实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裂痕：一方面是官方媒体上“形势一片大好”、“人民生活幸福”的陈词滥调，另一方面是底层苏联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商品短缺、排长队、官员腐败和言论压抑。

如是情感脱节，渐渐导致了社会性的政治冷感和犬儒主义。

最终，当这种依靠意识形态灌输和压制所维持的稳定达到极限时，整个体制便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分崩离析。

利加乔夫曾有回忆，他刚从中央组织部长升任中央书记时，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就提出要为他更换更高级的轿车。

利加乔夫说：

现在的车已经很不错，不必换了。

想不到，作为戈尔巴乔夫心腹的中办主任，竟然板起脸来教训他：

大家都这样，难道您要搞特殊化?

啼笑皆非，只好顺从了后者的要求。

叶利钦后来在《我的自白》中也曾这样揭露苏共上层的严重特权现象：

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四万人……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

2011年，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在评价苏联的改革时也曾说：

当时在党的高层精英群体里，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把国家的财富化为己有。在权力和财富之间总是存在矛盾，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线。比如有人当上州委书记，他就有各种各样的特权，他就能控制那个州里的几乎所有财富。一旦退了休，他就会失去这些权力和所掌控的财富。所以他们就极力渴望把这些财富变成自己名下的合法财产。

跋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就像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说得好哇：

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爱，作为一种人类情感，其基础应当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认同和归属感。

当一个社会制度系统性地制造不公，使得一部分人(统治阶级)能够占有另一部分人(被统治阶级)的劳动成果，使得底层民众在贫困、劳累和屈辱中挣扎求生时，这个制度本身就是非正义的。

此时，强迫那些被制度所损害的人去“爱”这个制度，是一种情感上的暴政和伦理上的绑架——这无异于要求奴隶去爱他的主人和束缚他的锁链，是彻头彻尾的颠倒黑白。

这种宣传试图用一种抽象的、虚假的集体荣誉感，来掩盖具体的、真实的个体痛苦，其本质是虚伪和不道德的。

1965年重登井冈山，毛主席对刘俊秀和王卓超幽幽感叹：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

苏联政权改变了颜色，苏共党内就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力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

当莫斯科城区里年幼的官二代们跟着父亲来到格拉诺夫斯基大街2号的“特许商店”内，品尝着来自瑞士的巧克力、挑选着来自英国的呢绒和联邦德国的收音机——数千里之外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农民的孩子们，正为如何在雪地里升起一丛篝火而汗泪俱下;

当列宁格勒宫廷沿岸的特权洋房里，部委官僚与文艺界精英围坐在恒温如春的客厅内，点评着法国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和美国香烟在这个季节是不是最佳风味——数千里之外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一生不知“退休金”“养老保障”为何物的年迈的林海伐木工们，正缩入单薄的棉袄里在零下四十度的暴风雪中捡拾枯枝，冻裂的指尖渗着血珠，只为能够在第二天换来果腹一周的酬劳;

当涅瓦大街的行政文化馆内，军界高层与科研寡头的子女们踩着锃亮的小皮鞋研修芭蕾、捧着进口画册临摹风景、温习着私家教师布置的外语作业——遥远的黑海之滨的索契，渔村的孩童正踩着鞋底磨穿的旧棉靴在江面上奋力跪捕，寒风割得脸颊红肿溃烂，只为两周之后气候即将转暖，来自全国各地的高官及其家人来到这个度假胜地时，能够享用丰富且新鲜的海味……

百年前，鲁迅先生的铁骨铮言犹闻在耳：

我在这里还要附加一句像是多余的声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

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