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贵龙运动

“独贵龙”，蒙古语音译，原意为“环形”、“圈子”，后引申为“小组”。每组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

十九世纪，伊克昭盟许多王公贵族为得到皇宠而能升官发财，纷纷向清廷进献大量的骆驼、马匹和金银财宝。乌审旗的札萨克王巴达尔夫一次就向清廷捐献了价值二万五千三百两银子的马匹、骆驼、粮食及物品。协理巴拉珠尔捐银七千两，王府其它官员捐献的数目也接近了两万两。

1828年，丕勒杰在巴音淖尔草原领导牧民首次组成独贵龙组织，反对乌审旗王公的苛捐摊派与官吏贪腐，迫使桑斋旺沁王爷革职治罪。

从1853年(咸丰三年)起，连续10余年，东蒙地区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今辽宁省北票市境内)八枝箭箭丁在福泰、常明等人鼓动下，聚众呈控，三次抗议比丁;四次征调，拒不从征。

箭"乃蒙古语，译为"苏木"，即佐领。所谓"八枝箭"，原是土默特右旗已故台吉素克都尔属下的人民，编为八个半佐领。因素克都尔死后无嗣，即把他的领属人丁进献给了清朝康熙皇帝，后来康熙又赏给了该旗管辖。比丁，即根据清例：凡年龄60岁以下，18岁以上者皆"为蒙古壮丁，俱照例编审"一次，以备征兵，当然这次引发的老人会反抗我们以后再说

1858年，有鉴于东蒙古新形势，丕勒杰基于早期斗争经验，再次组织反抗封建统治的"独贵龙"运动，队伍很快发展到了几百人。 他们向伊克昭盟旗札萨克提出了不得再强占土地，滥征捐税，苛派差役，不再迫使旗民代偿高利贷债务的要求。在"独贵龙"组织的斗争面前封建主被迫作出了一定让步，答应重新审订课赋限额，不再加重摊派。

在通岗浪，“独贵龙”组织将万盛魁等48家边商的房屋捣毁，并将账簿全部焚毁。但事平之后，边商却把全部责任推到乌审旗王公身上，并提出巨额苛刻的赔偿要求。

眼看金主发难，这次内蒙古王公决定出重拳很快将这次运动扑灭，然而丕勒杰所开创的那种斗争形式却为蒙古族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播下了种子。

在此基础上1866年，鄂托克旗牧民群众组织独贵龙，在王府周围搭起帐蓬，静坐请愿，反抗封建王公贵族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提出减免劳役、官差、兵差和赋税等要求。

1879年，札萨克旗蒙古人民在披甲伊达木扎布和通那等人的率领下，聚众300多人又进行了一次"独贵龙"运动。参加这次斗争的蒙古人民群众，曾一度冲进王府，公开宣布抗交一切差徭赋税，同该旗札萨克进行了激烈的抗争。旗札萨克巴达尔虎见众怒难遏，只好将首恶旗官革职惩处。一直到1884年，伊得木扎布、通那等60余人被逮捕流放，反抗斗争失败。

1885年鄂托克旗再度爆发独贵龙运动，1891年乌审克旗干脆由二等台吉亲自带队。虽然这两次运动先后失败，但是这也预示着独贵龙运动在后面的声势将比以往更为浩大。

两年后的1900年，伊克昭盟准格尔旗、鄂托克旗、乌审旗、扎萨克旗以及附近的阿拉善旗等地的蒙汉人民纷纷组织“独贵龙”运动。有的还与黄河两岸的汉族农民联合起来，以武装斗争的方式进行反洋教运动。

两年后的1902年，清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危机，以“新政”的名义，取消对蒙古地区的封禁，开始放垦蒙地，规定开垦蒙地“押荒一半归蒙，升科地租全归蒙旗”。蒙古王公获利自肥，争相报垦，激起蒙古族人民的强烈愤慨。

准格尔旗是伊克昭盟7个旗中最后报垦的一个旗。该旗札萨克贝子珊济密都布，由于自己年轻力弱，旗内政务完全由协理台吉丹丕尔掌管。当清廷推行"放垦"政策后，该旗自始至终地就以"软拖"的办法，尽力推迟放垦的进程。1903年7月，清朝垦务大臣贻谷在归化城召集伊克昭盟各旗王公开"西垦"会议时，准旗札萨克珊济密都布，故意派出长史札特丹巴出席会议。会上，札特丹巴也同杭锦旗的棍布梅林的作法一样，代替自己的札萨克，报垦了准格尔旗河套川地。

河套川地都是有主的土地。珊济密都布派其长史报垦河套川地只不过是一具空文而已。

同年8月，贻谷果然派员前来验收河套川地，珊密济都布又以私垦殆尽的黑界地来顶替。他上报呈文说："原报准格尔旗河套川地，因关系到召庙地及蒙古人生计问题，要求将原报河套川地归还准噶尔旗，免予报垦，报垦地段改在接近长城的"黑界地"。贻谷收到这份呈文后，立即命令包头垦务局派员勘察验收续报的黑界地，并转告该旗札萨克珊济密都布，"至于希望归还河套川地的要求，这是难以答应的。"而该旗认为呈报黑界地并非"续报"，而是换回河套川地，并向贻谷表示，"若不归还河套川地，就绝不报垦黑界地"。

可以看出，准格尔旗抗垦情况已逐渐明朗化。贻谷利用扎特丹巴鼓动珊济密都布，于1905年被迫报垦了黑界地。同年2月3日，贻谷立即派遣放地委员岳钟麟，到准格尔旗设立垦务分局，公布押荒租数额押荒岁租金额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地每亩收押荒钱三钱二分;中等地收押荒银二钱四分;下等地收押荒银八分。此外，分别征收"随征经费和岁租，随征租捐银"等，并在黑界地内设垦务分局，下设东、中、西三局。各局还有垦务委员、文书、司事和四名骑兵驻守。

黑界地的放垦，对蒙古王公来说，剥夺了他们获取地租的权利;对蒙古牧民来说，使他们失去了牧场;对汉族农民来说，加重了对他们的剥削。因此，黑界地从设局放地一开始，就遭到蒙、汉牧民强烈的反对。原来黑界地是该旗东协理台吉丹丕尔的收租领地，必然使其更加不满。于是，准格尔旗的抗垦运动便从黑界地迅速蔓延开来，并在丹丕尔的领导下，开始进行武装抗垦斗争。

五月，因动员蒙汉民众拒交压荒银，被撤职。后遂公开组织领导武装抗垦斗争，拒绝报地，阻止丈量，并进攻垦务局，驱逐丈放官员，迫使伊盟垦务陷于停顿。后遭清廷派兵镇压，从南坪突围，到喇嘛洞，转战到豹子塔寨，进行英勇抵抗，由于寡不敌众，不幸被捕，在绥远城被杀害。

1905年，乌审族蒙古族人民组成12个“独贵龙”，聚众2000多人，成立了总部，进行抗垦斗争。1907年，杭锦旗由厂汉卜罗等人领导组成13个“独贵龙”，还与纳素朝领导的达拉特旗后套“独贵龙”合并，制作大旗，聚集民间枪支，实行武装抗垦。札萨克旗活佛旺丹尼玛指挥“独贵龙”，趋赶垦务官，烧毁垦务局。

此外什拉召、阿拉坦鄂博、包尔哈少等地的“独贵龙”亦很活跃。在鄂托克札萨克、郡王等旗亦发生了规模大小不等的“独贵龙”运动，使清政府受到很大震动。伊克昭盟的“独贵龙”反垦斗争一直坚持到1910年，使蒙古王公和垦务局未能如期出卖丈放的土地。

1912年，以席尼喇嘛为首，乌审旗民众组织起11个“独贵龙”。1913年，组成了历史上著名的“70安达独贵龙”，带领群众对蒙古王爷和封建特权进行了沉重的打击。1915年北京蒙藏院命宁夏总兵马福祥和伊克昭盟盟长阿尔宾巴雅尔派兵镇压，他们诱骗逮捕了席尼喇嘛，“独贵龙”运动陷入低潮。

1920年，在众兄弟的全力营救下，席尼喇嘛逃出监狱，来到北平隐居在雍和宫。在京与另一位“独贵龙”运动领导人旺丹尼玛取得联系。

1924年在他的帮助下，席尼喇嘛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在此期间，他阅读大量的革命经典书籍，并积极参加军事学习和训练，为再次组织“独贵龙”运动作思想和政治上的准备。

1925年10月，在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蒙古族的一些知识分子组织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锡尼喇嘛当选为中央委员。翌年归里重新组织独贵龙，并于包头组建乌审旗保卫队，后改编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第十二团，任团长。

由此席尼喇嘛率团在乌审旗开展武装斗争，多次击败旗王府军队和陕西军阀井岳秀的进攻，并一度占领王府。1927年，建立群众政权机构“公众委员会”。采取一系列革命措施，巩固和发展了人民革命军的政权，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但乌审旗的蒙古封建统治者不甘心失败，与陕北军阀井岳秀勾结，进行疯狂反扑，锡尼喇嘛不畏强暴，率全旗人民与数倍于己的强敌进行机智勇敢的战斗，一次次击败敌人的进攻。1927—1928两年间，毙敌260多人。

1929年正月初二，席尼喇嘛被手下暗杀。随着席尼喇嘛的牺牲，部属归附乌审旗王爷。至此，独贵龙运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独贵龙”运动从一个地区、一个旗此起彼伏的零星斗争，逐步发展至几个旗以至全盟性的斗争，又由请求封建王公改善旗政、减免赋役的请愿运动，逐渐发展成为反对封建王公、清朝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斗争，堪称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