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〇事变一百年

今天是中山舰事件一百周年，此事虽然从事后来看，对于中国革-命本身并没有构成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在思考左翼运动，社会主义政党和‘民族革命派’的关系问题上，仍值得重审。本文并非严肃的历史研究，而是对相关研究与文章的摘编，以便呈现其客观上的矛盾性。

蒋介石是事变的‘主谋’吗?

传统上，蒋一直被视为事变的主谋，他操纵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发布调令，其后又矢口否认，给人造成李之龙擅自调动军舰，意图政变的假象。但是3月20日下午，何香凝曾去见蒋介石，质问他为何派军队到处戒严，并且包围罢工委员会，而蒋介石“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在日记里他又写道，“为什么既没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去，而他要开回来为什么又要来问我?”“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在黄埔，在省里，他就开回来省城。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综合来看，蒋对此毫不知情，大概是确实的。

对此，杨天石在“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当中，梳理出来了一条完全不同的线索，即中山舰事件背后的主谋，大概率是在上海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和广州的孙文主义学会。该文较长，兹摘录如下：

‘据陈公博说，邹鲁在1930年曾告诉他：当时，西山会议派谋划“拆散广州的局面”，“使共产党和蒋分家”，邹鲁等“在外边想方法”，伍朝枢“在里头想办法”，于是，由伍朝枢出面，“玩”了下面这样一个“小把戏”：有一天，伍朝枢请俄国领事吃饭，跟着第二天便请蒋介石的左右吃饭。席间，伍朝枢装着不经意的样子说：昨夜我请俄国领事食饭，他告诉我蒋先生将于最近期内往莫斯科，你们知道蒋先生打算什么时候起程呢?事后，蒋介石迅速得到了报告，他怀疑“共产党要干他”，或者汪精卫要“赶他”，曾经两次向汪精卫试探，表示于统一东江南路之后，极端疲乏，想去莫斯科作短暂休息。一可以和俄国当局接头，二可以多得些军事知识。在第二次试探时，得到汪精卫的同意。自此，蒋介石即自信判断不错(，自此时刻提防被绑架)。

...

从1926年1月起，西山会议派的邹鲁等人就在广州和香港散布谣言。....说，蒋介石对俄械分配于各军不满，将驱逐俄顾问全体回国;又说，蒋介石要倒汪。如此等等。很显然，散布这些谣言的目的在于制造广东国民政府内部的不和，煽起蒋介石心中疑忌的火焰。事实上，它们也确实起了作用。这一点，前引蒋介石日记已有充分的证明。蒋介石之所以在那样一个特定时刻对中山舰采取镇压措施，应该说，西山会议派和伍朝枢的谣言起了重要作用。....

中山舰事件发生前，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也异常活跃。王柏龄很早就到处散布汪精卫反蒋。2月22日，蒋介石日记中有王柏龄进谗的记载。3月17日早晨，王柏龄在黄埔军校内又散布说：“共产党在制造叛乱，阴谋策动海军局武装政变”。王柏龄并在他的部队内，对连以上军官训话，要他们“枕戈待旦”，消灭共产党的阴谋。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上午议事。所受苦痛，至不能说，不忍说，是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以佛入地狱耶!”显然，蒋介石的这段日记和王柏龄的谣言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正是在这一状况下，作为孙文主义学会成员之一的欧阳钟出面假传蒋介石命令，诱使李之龙出动舰只，以便和王柏龄的谣言相印证。他的活动是整个阴谋的组成部分。关于此点，如果我们将几个有关回忆录综合起来考察，就可以真相大白。...年以后，王柏龄曾得意地说：“中山舰云者，烟幕也，非真历史也，而其收功之总枢，我敢说，是孙文主义学会”。这不啻是自我招供。’

类似地疑虑还有，在要军舰的命令当中，不说直接奉蒋介石之名，而是转奉邓演达之名(‘奉教育长谕，转奉校长命’)，似乎要连后者一同一网打尽。此外，奉命之后，管理舰船的交通股股长，孙文主义学会会员欧阳钟显得十分急切，亲自上门督促李之龙出发(而后者长时间竟然不在，可见CP预谋之论也说不通)。

陈独秀又‘右倾’了吗?

如果蒋介石并非主谋，而是西山会议派和广州的孙文主义学会在从中计划，那么，历史上安排给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罪名，在此恐怕也不能成立了。之所以在这里指控陈‘右倾’，是因为在中山舰事件之后，陈立刻连写两篇文章来谈此事，但是却不主张反蒋，而是反对破坏团结，破坏国民革命，并直言‘凡是中国人，都有拥护广州现在国民政府之义务，此次广州事变客观上实有使国民政府倾覆之可能，因此，事变之主动者，无论出于共派倒蒋之阴谋或出于右派倒共之阴谋，都应该受国民及国民政府严重的惩治，任何人任何党派都不应加以偏袒，这是我们的结论。’(选集第二卷，988)这在后来被称为陈的‘三次退让’之一，从而奠定了他‘右倾投降’的罪名基础。

但是，如果从上述分析出发，一者陈本人身居上海，对广州的事情全凭报纸，电文，而当时《申报》《民国日报》乃至美联社，均将此事指认为孙文主义学会所为(选集第二卷，987)——在此情况下，陈当然首先谴责已经在明面上的国民党右派，而不是当时的中派蒋介石。

另一方面，后来据此指认陈投降而不反蒋的政治人物，如毛，周等，多是依据他的公开发言和中央电文，而不知晓陈此时与莫斯科方面的私下交涉。事件过去不久，陈便找到张国焘谈话，认为此事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倒蒋，而在于CP与国民党的关系太过畸形，‘中共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这无异是将我们的组织熔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事。但要国民党默认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存在，也是做不到的。’6月份，随着相关事情真相大白，陈已经确定，在国民党内部的反共力量已经团结起来并控制了军队，于是联合彭述之向共产国际上交了‘陈彭提案’，主张由共产国际武装农民和工人，逐步从国民党里脱离出来(朱洪 2013)。随后，布哈林专门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指出这种意见的危害性。同时，共产国际还派遣维经斯基专程到中国来，纠正中共党内的退出国民党的倾向。熟料，维经斯基到了中国，竟然也开始赞同其了陈独秀的看法(论陈独秀，第四章)。

陈独秀是否拒绝军事领导权，放纵蒋介石集团呢?答案也是否定的。一方面，陈于6月9日发表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公开驳斥蒋将中山舰事件归咎于CP的言论，并在结尾讽刺说，‘实际上，在广东的共产分子，大半是拿了共产主义的招牌，做三民主义的工作。’

这封信之所以值得特别提及，是因为后来为罗织陈的罪名，往往从中断章取义，扬言说陈独秀宣称‘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欲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但是，这却不过是裁剪语句而已。现将该文段完整地摘录如下：

‘现在先生对全体代表训话中，虽未明说中国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全篇从头到尾，却充满了指责共产党同志的字句，使听者读者都很容易推论到中国共产党实此次事变之阴谋者;这是很自然的事。建设工农政府固然不是一件很坏的事，可是现在就主张实行起来，便是大错;倒蒋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且正当英、日、吴、张反动势力大联合，攻破北方国民军之时，复在广州阴谋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的团体，如果是共产党同志中那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不过我也知道我们的党并且相信我们党中个人，都没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共产党的倒蒋阴谋，我更觉得离奇，最后接恩来来信，才知道李之龙是上了反动派的圈套。凭空受这反革命的裁诬，这是我们不能够再守沉默的了!’(选集第二卷，1066-1067)

由此可见，陈的这番话根本不是向蒋介石投降，而是指出他的自相矛盾之处：蒋既然处处含沙射影，指控CP阴谋破坏国民革命，陈便说，那依此之见，蒋岂不是有理由立刻就来打倒CP?如果是这样，蒋在当前的做派，就显得可疑了。为此，这番话不仅不是投降，而是给蒋介石戴高帽，说反话——你既然要当国民革命的唯一领袖和代言人，我倒是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魄力。

另一方面，陈意识到军队已经完全由反共势力掌握，于是断定此时贸然北伐必然会导致权力进一步向军人和右派集团集中。7月7日，陈独秀发表《国民政府的北伐》，强调北伐时机尚不成熟，同时又让彭述之秘密找到鲍罗廷，希望组建工农武装。鲍罗廷却不解其中用意，反而指责陈独秀‘消极’，告诉他不要阻挠北伐(从领袖到平民，第8章)。其后果不出奇所料，在进展了数月之后，北伐就趋于停滞，工人武装也被缴械。

三二〇事件的真实启示

但是，尽管传统上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批判在此看来是错误的，陈独秀却不是没有错误。尽管陈独秀一直与国民党右派保持斗争，但是他自己却没有能够真正将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区分开来，而是一再地强调两者的一致性。在《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是不是国家主义》一文当中，他试图区分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和非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却殊不知他口中的民族主义必然要求以主权，以国家的形式呈现出来，进而必然以暴力，以阶级压迫的形式呈现出来。孙文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民族的‘天然的’，而国家则是‘武力造成的’，但是陈身为社会主义者，却绝不能拾此牙慧。陈独秀在论战当中，动辄将反赤，反共说成是反孙文总理，反三民主义，俨然二者是亲密无间的。这显然是极大的错误。

另一方面，陈本人对于军队自身的反动性认识不足。在《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一文当中，陈单纯以反动和进步来区分军阀与革命武装，俨然只要军队交给‘进步军官’管理，就不是军阀统治。陈独秀甚至反问，国民政府里军人治国，主要人物人人都有军职，有何问题。殊不知，正是这种状况，使得军队里的等级制度，集权倾向，对人性，对自由的摧残，都渗透到了所谓的‘革命政府’里来。陈一边指责国民政府不开放选举，限制自由，另一方面却对其中人人有军职不以为然，不能说不是谬见。

陈对于反动军阀的界定，与他在这一时期高度的民族主义化结合起来，就造成了极大的误导，使当时的革命者和左翼纷纷以为，反革命和右派必然是与帝国主义勾结的，而完全无视了本土的民族主义者自己就能够构成反革命的力量。为此，当蒋介石发动其反革命政变后，CP方面就一直在给他指认各式各样的‘外国主子’——而忽视了蒋本人恰恰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动机才竭力反共的。我们已经看到，CP和‘孙文主义者’的冲突才是导致三二〇事件的直接原因，在这方面，蒋介石本不存在的‘阴谋’不过只是这一矛盾的客观体现罢了。当左派把自己误认为‘进步军人’和‘进步的民族主义者’的完全的同路人时，这种悲剧就必然会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