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雷：丝语滴论——毛主席讲“到底谁是父母、怎么对待‘父母’”

毛主席说：“进城以后，我们许多干部官越做越大，离人民群众也越来越远喽。这在党内是个相当普遍的问题。战争年代，是我们离不开群众。离开了群众，我们连脑壳都保不住，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进城后当了大官了，张口闭口说自己是什么父母官了，好像群众离不开他了。鱼水关系逐渐变成了油水关系，自己高高浮在上面，还不让下面群众透口气。”

毛主席说：“到底谁是父母？是官老爷，还是人民群众？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恭恭敬敬孝敬父母的义务，绝不能有骑在父母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力。现在党内许多人已经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国民党就是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最后被赶到一个岛子上去了。如果共产党把这个关系也搞颠倒，我看，迟早有一天，也会被人民群众赶到某个小岛子上去的。你相信吗？你不信我信。”由此，我们联想到今天，有些干部，甚至有些官方媒体，做了好事，群众得到了益处，就有了——要老百姓感恩的——的愿望，这实在是有点可笑。当然，有些群众，在特定埸境下，自发有“感恩”的情感，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针对当时较普遍存在的问题，毛主席主张，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遇事要搞调查研究，问策于群众；能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每年当规定一定的时间，脚踏实地到群众中支，——决不是蜻蜓点水——更不是作秀，同群众实行“三同”，或进五七干校。毛主席他当年也准备下放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曾多次说过：进了紫禁城，当了大官了，我成了最大的官僚主义者了……我要下去，办一年农业，再办一年商业（大意如此，不会有错）。他还常说：我要做两件事，一是写一本书，写自己，把优点缺点都写进去；二是骑马考察黄河……据毛泽东身边人回忆，毛主席的这些想法，可不是随便想想、随便说说的，他当时确实是做了准备，只是后来因故（坐骑——老死，国内外出了点情况）没如愿。

毛主席说：“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关系再颠倒回来呀。要使我们党的干部都弄清楚这个关系，人民群众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要在主人的监督下，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当好仆人。否则，主人有权用大字报向你炮轰，甚至撤你的职，罢你的官。”毛主席这番话，突出表达了“民为‘主’”的思想。

作为民为“主”的逻辑延伸，毛主席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作风，俯首甘为孺子牛。当年，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一个负责人（此人曾自喜于“现在不看群众脸色行事了!”），存在“高高在上”，不很体贴民众的实际困难，且有简单粗暴的情况，毛主席毫不客气地批评说：

——……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某某某，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

建国多年后，毛主席常常为我们党和一些干部，没有能尽快地满足人民需求而含有歉意：“为我们国家奠定基础的是人民群众，他们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呐。你们辽宁是个工业大省，产业工人多，给国家的贡献也大，但工资却很低。他们创造的价值，要比付给他们的报酬高得多。这不尽合理，是我毛泽东对不起他们，欠了他们债的。

现在国家底子薄，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建一座高楼要打好地基，再往上就会好一些，工人的待遇也会逐步提高的。目前能补偿一点的，就是他们的生老病死、居住房屋、孩子上学，公家都尽可能包了下来。你去告诉陈锡联，你们辽宁一定要把工人劳保福利的保障工作搞好，否则，我就更加对不起他们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