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的历史岂能为谎言加无耻所颠覆--从茅于轼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到今年的国庆社论

辛亥百年的历史岂能为谎言加无耻所颠覆---

---从茅于轼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到今年的国庆社论　　

二0一一年是中华民族来值得大喜的一年，这一年，中华民族不仅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九十周年，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六十二周年，而且也迎来了封建帝制被推翻而中华民族从此进入到了民主共和时代的第一百周年。

二0一一年又是中华民族应该感到大悲的一年，这一年，人民的领袖、中华民族的守护神毛主席已经离开整整三十五周年了。

二0一一年也是中华民族在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同时面临重大考验的一年，这一年，中华民族不仅在国际上继续遭受到了东海被日本强占、南海被东盟各国瓜分、渤海被美国污染以及继续向台湾出售大量的先进武器和会见达赖这样的威胁与侮辱，而且在国内更是出现了新一轮的歪曲、篡改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歪曲、篡改和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歪曲、篡改和否定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的高潮。这一高潮，就是以茅于轼的《把毛泽东还原为人》以及其他一些人发表在《炎黄春秋》杂志上以及互联网上的一些贬低和妖魔化毛泽东的文章为标志。特别是今年的国庆社论，则更是从权力的角度为由茅于轼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这篇文章领唱的这场歪曲并妄图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彻底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否定中国人民革命历史的大合唱，完成了最后的定音。

由于历史不仅堆积成了一个民族今天的现实，而且更引领着一个民族的未来。而一个民族如何认识当前的现实？一个民族的未来又会是怎样？完全取决于今天的人们如何认识自己民族的历史，如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今天的中中华民族之所以会再次面临如此严峻的外来威胁和遭受到了如此严重的侮辱，就是由于当年不仅没有能够正确认识之所以贫困的现实，而且也更由于没有能够正确认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历史，所以才慌不择路地选择了这种在经济上、尤其是在科学技术上严重对外依赖的道路才造成的。而今，当大部分的中国人在如此惨痛的现实的刺激下清醒了过来，开始能够正确地认识中华民族当前所处的严峻现实并要求改变这种现实以求得中华民族未来生存的时候，于是才有了茅于轼等人的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于是才有了这样的国庆社论。

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不是不应该纪念，更不是不值得纪念。特别是这场由当年湖北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所发动的不仅推翻了一个封建王朝，而且同时也更反应出了这种更多的只有蕴藏在中国社会底层人民大众中的反抗精神和奉献精神以及不屈的意志与忧患意识的伟大革命，更值得今天的中国人、尤其是更值得今天的那些身处中国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去认真地纪念。毛主席不仅早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就曾经写下过《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而且还更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另两位创始人陈独秀与董必武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内许多元老级的人物如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和朱德等人一道，亲自参与了这场推翻了封建帝制的伟大革命。所以纪念辛亥革命与孙中山先生，不仅是每一位中华子孙如何去牢记自己民族历史的一种方式和途径，而且还更是一种应有的表现。然而从目前国内主流们这种极其反常的表现上来看，他们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的目的已经与人民大众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的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不同，主流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里拔高地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并无耻地夸大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历史作用，绝不单单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和赞美孙中山先生，而更是为了彻底改写中华民族的历史，更是为了掩盖和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而对中华民族所创下的巨大历史功绩。

无论是孙中山等人所推动的辛亥革命，还是毛泽东等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在中华民族处在民族危亡的最紧急关头开始的，都是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辛亥革命尽管由于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从而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确实是一次伟大的进步，孙中山先生毕生为鼓吹革命和致力于振兴中华而四处奔走也确实是功不可没，然而辛亥革命却不仅丝毫没有改变中华民族屈辱挨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没把中华民族引上摆脱生存危机而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反而还把中华民族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实基础上推向了更加痛苦不堪的军阀混战和民族分离的四分五裂的苦难深渊，把中华民族推进到了更加深重的民族生存危机之中，也确实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就是由于辛亥革命没有能够将中华民族从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之中挽救出来，因而其后的中国也就才有了毛泽东等老一代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历史证明了，不是辛亥革命与资本主义道路挽拯了中华民族，而是只有在毛泽东主义的指引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然而面对这铁一般的历史事实，今年的国庆社论中却出现了极力赞美孙中山等人推动的辛亥革命和在特色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开放，而对毛泽东等老一代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历史作用却轻描淡写地一笔而过的反常现象。这种反常的现象表明，这篇国庆社论的目的和作用实际上与茅于轼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这篇文章如出一辙，就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等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挽救了中华民族危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真正使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如果从历史事实来看，这其中既有必然也更有偶然，而且偶然还要大于必然。这一点，不论是从孙中山，还是从武昌的首义者以及其他地区的附义者的言行与要求上就能得到充分的证明。特别是当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廷在袁世凯的威逼之下宣布退位之后，孙中山马上就于二月十五日率领南京临时政府所有的高级文官武将齐聚明孝陵，向朱元璋这位成功地驱逐了蒙古鞑虏从而恢复了汉家河山的汉人皇帝告祭。从此不难看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才是这些人的第一要求，而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只不过是他们的第二要求或者根本就不是他们的要求。所以，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能够走进民主共和的时代，与孙中山能够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样，既有其必然性，也更具有相当的偶然性。

起义的秘密指挥机关被清政府发现，起义的领导人或被杀害，或逃走，特别是清政府已经掌握了革命党人名册并且正在按照名册捕人的消息更是在新军里的革命党人中引起了极大地恐慌。特别是十月十日晚上七点多钟革命党人金兆龙和程正嬴由于过度紧张而不慎导致的步枪走火，偶然地打响了武昌首义的第一枪。

金兆龙和程正嬴的步枪走火的枪声在本已十分恐慌的军营中引起了更大地恐慌，潜伏在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内的革命党的总代表，而公开身份却是工程第八营后队正目（班长）的熊秉坤决定借机领导该营首先发动起义。起义发动起来之后，熊秉坤率领十几名起义士兵直奔楚望台军械库，在那里的革命党人的配合下，很快就攻占了楚望台军械库。但是由于这场没有策划、没有组织的起义的参与者都是一般的士兵，没有组织与指挥作战的能力，但是由于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的退路，所以还要必须走下去，于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滑稽的一幕就开始上演了。

熊秉坤等人在守卫楚望台军械库的革命党人的配合下攻占了楚望台军械库之后，由于其他的各营革命党人也陆续赶到了这里，所以很快就聚集起了近三百人。由于这些人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如何去做，所以在经过商量之后，大家决定跪请吴兆麟出来领导。吴兆麟是湖北新军工程营左队对官（该职务相当于今天军队里的连长），是十月十日那天清军派驻守护楚望台军械库的最高指挥官。当熊秉坤等人攻打楚望台军械库的时候，吴兆麟既控制不了部下士兵对熊秉坤等人起义的响应，也没有机会逃走，就在这不尴不尬的时候，近三百人的起义士兵却跪请他来担任领导。面对大家的跪请，吴兆麟恢复了汉家男儿的血性，在得到了大家都服从其指挥的保证之后，决定担任领导这场起义的总指挥。

在进行完了军事部署之后，吴兆麟首先派一队步兵掩护响应起义的炮兵进城并轰击清政府在武昌的湖广总督署和楚望台附近北面及西面的湖北新军第三十标与宪兵营等湖广总督瑞澂的亲信部队。湖广总督瑞澂开始并未把这几百名的起义军当回事，因为两个星期前的一场类似的爆动，很快被扑灭了，但当他调兵时，电话不通，他对外指挥失灵了，于是只好龟缩在督署衙门内，以待天明．但不久一颗义军的炮弹在督署院内爆炸了，瑞澂惊恐万分！命差役将后院打了一个洞，仓皇钻洞面逃，躲到楚豫号兵舰上，打算如果失败便可乘船顺江而逃。　　

武昌首义发生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流亡，因此孙中山既不是武昌首义的策划者，也不是组织者，甚至连一个普通的参与者都算不上。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传到美国之后，却并没有引起孙中山的多大兴趣，可能起义军占领了武汉等地的大好消息，会令曾经耗费巨资策动江湖会党发动了十次反清武装起义而从未占领过一城一地的孙中山的心里多少感到一点酸楚和失落把。　　

由于南方各省相继发生对武昌首义的附义并迅速光复的消息不断传来，孙中山决定回国。但孙中山却没有直接回到国内，而是先在美国对美国的一些政界财界要人和日本驻美国的大使植原进行了一番争取支持的活动之后，然后又不远万里地跑到欧洲的伦敦和巴黎等地，向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和英国的汇丰银行以及法国的汇理银行借款并寻求欧美列强的支持，直到在武昌首义发生了两个多月之后的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才回到上海。

就在孙中山积极谋求欧美日列强的支持的时候，国内已经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的十四个省，后来又增加了三个省的代表先是在武汉，后又到南京集会，商讨成立一个统一政府的问题。在商讨如何组成新政府的问题上，各省代表又面临了和武昌首义最初发起的那些士兵与吴兆麟同样的难题，那就是由谁来担任新政府的最高领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四日，各省代表在同盟会员宋教仁等人的策划下，效法李自成在称帝之前先称大元帅的做法，投票选举了同盟会员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但是这一选举结果立即遭到了湖北方面和部分江浙军人的强烈反对，然而就在各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孙中山不仅回到了国内，而且各大报纸还纷纷传言孙中山此次回国携带了巨款。鉴于孙中山的巨大名望，于是各省代表在南京集会，经投票选举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对自己被选举为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可没有象黎元洪那样坚辞，而是远在上海就就通过致电南京的方式表示了接受并立即动身赶到南京，于选举后第三天的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宣誓就职。　　

就是由于这样一场无组织、无领导、蕴含了许多偶然性的革命，所以才不仅导致了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落入到了袁世凯之手，而且还更造成了中国在推翻了封建帝制成了民主共和的国家之后，不仅没有因此而走上国富民强的道路，反而却更加遭受到了西方列强、尤其是遭受到了身边的那个不仅保留了君主制度，而且还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的欺凌，从而陷入到了更加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而中华民族从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从一盘散沙到团结和谐，从封闭愚昧到文明开放，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从备受欺凌到独立自主地走上世界的政治舞台，恰恰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才实现的。尽管今天的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表现地非常活跃，然而这种活跃与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所表现出来的活跃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上的不同，不过就是心甘情愿地接受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剥削与压榨，或者是为了免受美国等西方大国在国际政治上的欺凌与侮辱而主动地献媚而已。　　

如果说对改革开放所造成的几千万的工人失业、几千万的农民失地、上千万的妇女失身、多得无法统计的儿童失学这样的苦难，处在当前中国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还能忍受的话，那么对经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而昂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如今却再次遭受到了货轮被扣、大使馆被炸、保家卫国的军机被撞、外交官被打、领土被强占、领海被瓜分这样巨大的耻辱以及因此而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所造成的巨大威胁，中国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因此当中国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发现了造成中华民族目前这种危险处境的原因并试图改变这种处境的时候，茅于轼等人便开始了妄图用歪曲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歪曲和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歪曲和否定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的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法，来扰乱人们的正常反思和对试图现实的任何改变而使中华民族能够继续保持目前的这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