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修新经济体制（三）推行新经济体制的后果

四、推行新经济体制的后果

随着新经济体制的推行，苏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种反动、腐朽的生产关系，越来越严重地束缚和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苏联工业出现了日益严重的混乱现象和无政府状态。

新经济体制“首先要求加强利润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利润和赢利率是生产效率的主要指标。”①在利润原则的支配下，把持着苏联企业大权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追逐最大限度利润，多得奖金，根本不考虑人民的需要，怎么有利怎么干，造成苏联工业一片混乱。

新经济体制规定，国家只下达最主要产品品种的指标，而且还要逐步过渡到成组的、合并的品种单，企业有权在成组的品种单范围内自行确定具体的产品品种和数量。这就是说，国家虽然禁止企业的资金自由由这一部门转移到另一部门，但在同一部门内部，究竟生产什么具体产品，生产多少，却由企业自行决定。在利润作为主要指标和决定物质奖励基金多少的最重要因素的条件下，企业经理必然按照“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的原则进行生产。苏修经济学家也承认：“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企业取得较多利润，不是靠改进生产经营活动，而是靠破坏计划品种和销售较有利的产品，抬高一次订货的价格。”②其实，这种情况岂止“可能有”，从苏修报刊透露的情况看，宁可是司空见惯。例如，在冶金工业里，“只管吨数，而不管效果，这种做法妨碍了冶金产品品种的扩大。现在我们生产的钢材约有1500种，而实际需要的品种至少还需扩大一倍。值得注意的是，国民经济最需要的产品，从吨数的观点来看，对冶金工人(应该说是企业经理——编者)是不上算的”。③苏联贸易部副部长萨鲁哈托夫承认：“工厂的某些领导人不愿考虑市场的需要，停止生产居民非常需要的商品”。“某些工厂停止生产的商品是由于这些商品的赢利率低，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④“某些纺织品企业和缝纫企业的领导人为了追求高额利润，竭力拒绝缝制童装，因为据说童装没有成年人服装那么有盈利。某些经济工作人员对居民的利益是不大关心的，只要完成当前的指标就行;”⑤“企业职工(应该说是企业经理等资产阶级分子——编者)关心获得大量利润，但这往往与顾客的利益相悖，因为不是所有商品都有相同的利润。”⑥

上面举的是60年代下半期的情况。进入70年代，这种现象愈益严重。据《经济报》1974年透露，卡拉干达冶金联合企业按计划应生产1至8毫米的钢板198,000吨，而实际只生产了32,600吨;但却大批地生产获利多的1.9至3.9毫米的厚钢板，来顶替薄钢板供应用户。萨拉托夫搪磁制品厂原计划一年生产149,000个居民需用的小锅，但由于这种产品利少，只生产了47,200个。与此同时，这个厂却超额完成了费工少获利大的大锅生产。结果居民所需要的小锅便很难买到。⑦一位苏联记者报道，他访问的立陶宛的企业，“宁肯不生产便宜的和居民十分需要的产品，而生产保证工厂得到最大利润的昂贵产品。例如，维尔纽斯肉类联合工厂几乎不生产赢利率比较低的牛肉灌肠和俄罗斯灌肠。去年(指1973年)，取代这些产品，这家工厂生产了比计划规定多一倍的对联合工厂更为有利的牛奶灌肠，由此得到了178,000卢布的利润。”⑧

按照新经济体制规定：“在物资技术供应领域，应当广泛地发展供求企业之间的直接联系。必须逐步过渡到通过使用地区性供销基地批发某些品种的物资和设备的办法。”⑨苏修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副主席拉丘特金对此作了具体解释：所谓发展企业之间的直接联系，就是大量主要产品“不作集中分配”，改为“批发贸易”和“直接联系供应”，若干产品可以“无限额出售。”⑩各地还举办“集市”，工厂在“集市”上直接购买原料，销售产品。⑪至于产品价格，除了国家规定的以外，可以自行协商确定。这种制度，在生产目的是追逐利润的条件下，实际上就是由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资料的流通和分配，因而必然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产、供、销之间严重脱节，生产无政府状态恶性发展。例如，苏联目前生产的钢材品种只达到实际需要的一半，“许多需要金属的单位不能按照自己的定货获得钢材。”⑫建筑工地经常缺少水泥和钢筋混凝土等建筑材料，而且差额逐年增长，由此引起“严重困难”，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这种情况“还要严重”。⑬机器零件、备件严重不足，大批机器长期处于待料修理状态。这是因为“零配件生产的计划是按卢布计算的。这就使得各企业尽量多生产一些对他们有利可图的、价钱昂贵的零件，而尽量少生产一些复杂的、费工的面又赚钱少的零件。”⑭苏修承认“现行的‘自由分配’的方式，实际上取消了”供应者“供应必需零件的任何责任。”⑮

在工业发达的国家里，工业生产的增长，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新经济体制严重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不能不使得苏联工业增长速度日益下降。

根据新经济体制的规定：“物质奖励基金利润提成额，按照根据年度计划规定的产品销售额(或利润额)增长幅度和赢利水平确定的定额计算，定额用对工资基金的百分比表示，即：当年计划规定的产品销售额(或利润额)以可比价格计算比上一年每增长百分之一，则物质奖励基金利润提成额为工资基金之百分之若干，年度计划每规定百分之一的赢利率，则物质奖励基金利润提成额为工资基金的百分之若干。”如果超额完成利润计划和产品销售计划，可以额外提取物质奖励基金。没有完成计划，物质奖励基金利润提成额要降低。⑯

这就是说，物质奖励基金的利润提成额，决定于两个因素：(一)利润额(产品销售额)的增长幅度以及计划完成情况;(二)工资基金的多少，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工资基金越多，提取的物质奖励基金也就越多。

因此，把持苏修企业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攫取高额奖金，一方面，竭力压低生产计划指标，以便不费气力地“超额完成”计划，获得超额利润，从而提取额外物质奖励基金。苏修报刊承认：根据现行制度，一家工厂如果挖掘潜力，较快地提高生产，它就不容易再超额完成计划，取得超额奖励;倒不如另一家潜力挖掘差的工厂，年年接受较低的计划，很容易超额完成，保持荣誉，连续获得超额奖励。⑰这样，苏修越是推行新经济体制，生产能力挖掘越差，设备利用率越低。在苏联，有75%的企业生产设备没有被充分利用。⑱苏修部长会议劳动和工资委员会主席承认：“许多企业设备的利用为共设计能力的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⑲1971年苏修中央统计局调查80个轻工业项目，其中46个项目设计能力只利用了55—85%。⑳在14,000个生产基本工业产品的企业中，有10,500个企业生产能力未被充分利用，每年少生产价值100亿卢布的产品。㉑企业设备轮班率也很低，而且有下降的趋势。机器制造业主要生产单位的金属加工设备的轮班率从1967年的1.4下降到1971年的1.35。在轻工业、食品工业机器和日用器械制造部的工厂，设备轮班率相当于1.1至1.2。㉒

另一方面，苏修企业经理竭力增大计划工资基金，以便相应地增加物质奖励基金。为此，企业经理不惜采用手工劳动，不愿更新陈旧设备，拒绝采用新技术，因而造成技术十分落后。据统计，苏联手工劳动在全部工业中仍占一半以上，在建筑业中则占三分之二。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工业的设备相当陈旧。1971年全国拥有金属切削机床367万台，其中役令超过14年以上的占34%(按目前世界技术发展速度，机器设备理想的更新周期为7年至10年)。纺织工业中有十分之三的纺纱机和四分之一的织布机已过时。黑色冶金工业中的压延设备甚至有五分之一以上是沙皇时代的。

在苏联，新技术的采用受到严重阻碍。采用新技术，生产新产品，往往需要改变生产工艺过程，改装设备等等，企业经理怕因此完不成生产计划和利润计划，最后少得奖金，而宁愿“稳稳当当”、“平静无事”地“工作”。甚至有的企业经理把采用新技术看作是“真正的灾难”，认为“对国民经济有利的革新不能同集体(指企业——编者)利益相吻合”。此外，廉价劳动力的存在也阻碍了新技术的采用。在追逐利润的原则的支配下，只要机器的价值高于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企业经理就不愿采用。而苏联工人工资很低，工资(包括社会保险费)只占工业全部费用的15.5%，这就大大限制了机器的使用。

苏联各种发明的实际采用率很低。每年全国注册的新技术项目有三分之二得不到采用。有些部门更为严重，如化学和石油机器制造部1973年发明的新技术只采用了12%，建筑、筑路和公用工程机器制造部同年只采用了21%，机床制造和工具工业部原规定从其它部门引进456项新技术，但结果只完成75项。而且新技术采用率越来越低。如机床制造和工具工业部1973年采用新技术的计划项目比一年前减少了六分之五，汽车工业部减少了十分之九。苏联1963年采用的发明项目占其总数的41%，1970年降至20.5%。甚至苏联的一些技术发明，早已被外国采用，但在苏国内仍孤零零地放在展览馆里。

正因为如此，新经济体制越是推行，苏修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越是下降。在1950—1953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8.8%，1954—1964年(赫鲁晓夫当权时期)下降为6%，1965—1969年则降为5.3%，其中1969年为4.4%。⑬进入70年代，尽管勃列日涅夫之流一再强调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情况丝毫没有好转，例如1972年计划劳动生产率提高6.1%，实际上只达到5.2%。苏修头目承认：在1971—1974年“这些年里，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没有完全达到五年计划规定的生产效率指标”。⑭苏联部长会议劳动和工资委员会副主席哀叹：各企业的计划综合在一起，“比苏联国家计委规定的低4.1%。因此，勿须惊奇，为什么在我们许多城市里有这么多为企业招聘几乎包括所有职业的职工的广告了。”⑮苏修经济学家不得不拐弯抹角地承认，是新经济体制本身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他们说：“生活证明，这个机器(指新经济体制——编者)在影响劳动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加快方面，不够有效”，⑯“靠增加工作人员人数来提高盈利率要比靠改造生产来得容易。”⑰

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相适应，苏联整个国民经济以及工业的增长率不断下降。根据苏联官方统计的数字，苏联国民收入50年代平均每年增长10.3%，60年代降为7.1%，70年代以来更降为5.2%。工业增长率，1950—1953年平均每年为15.6%，1954—1964年下降为10%，仅为1950—1953年的64%;1965—1969年降为8.5%，仅为1950—1953年的54%;1970—1973年更降为7.4%，仅为1950—1953年的47%，其中1972年降为6.5%，为1950—1953年的41%。

苏联劳动生产率、国民收入、工业增长速度的不断下降，充分证明，苏联现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严重阻碍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反动的、腐朽的生产关系。

在实行资本主义利润原则的新经济体制下，资产阶级分子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弄虚作假，降低质量，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甚至以废品、次品冒充“合格产品”。阿塞拜疆第一书记承认，占苏联采油机器产品总数三分之一的“阿塞拜疆石油工业机器制造联合公司所属工厂生产的240种设备中，没有一种合乎质量标准”。白俄罗斯生产的工业品只有60%合格。乌克兰许多产品“是低质量的”，“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在总产量中所占比重很低”。爱沙尼亚第一书记也承认，这个共和国的工厂、企业“废品和次品造成的损耗仍然很大”，“机器制造和仪器制造业合格产品的比重下降。”在格鲁吉亚，在400家企业中就有200多家破坏规定的质量标准。㉘

至于消费品生产，更是质量低劣，造成严重积压。今天的苏联社会，一方面是消费品严重不足，居民为了购买日常消费品而排长队;另一方面大量消费品又由于质量低劣而卖不出去，积压在仓库里。苏联轻工业部所属企业生产的产品中，符合国家标准的只有1.4%。1970年，俄罗斯联邦检验的商品中，废品的比重，冰箱为27%，洗涤机为20.1%，电视机为19.7%，皮鞋为12%，服装为18.1%。1970年12月22日苏联商业部长称，工业消费品中废次品平均占20%。1972年3月20日，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工会十五大上也承认：“某些品种产品的质量提高得缓慢。消费品也是这样。看来，有不少鞋、缝纫制品和针织品等消费品因此而积压在仓库里”。1974年4月，苏修中央在一项决议中不得不公开承认，轻工业中的工厂企业“没有对共产品在居民中的需求给予应有的考虑，”致使“在商业系统积压了大量的无销路的商品”。据透露，1973年10月份，在苏联商业纲中积压的非食品商品的价值达45亿卢布，大量无销路的产品堵塞了商业纲，使几十亿卢布的资金不能周转，而且为保存这些商品，每年就得花几千万卢布。

推行新经济体制的另一恶果，是苏联社会两极分化加剧，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过着骄奢淫逸、纸醉金迷的生活，而苏联广大劳动人民却日益贫困化，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在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残酷剥削下，苏联工人工资低微，收入菲薄。实行新经济体制，企业经理为了追逐利润，哄抬物价，使工人生活每况愈下。苏修记者报道：企业领导人和专家“竭力不仅靠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而且通过提高零售价格来保证生产的高度赢利”。㉙因此物价不断上涨。《经济报》承认：“有些商品，如男女大衣、雨衣、西装、裤子等的平均价格有上涨倾向”。㉚例如，波亚蒂戈尔斯克工厂生产的男毛料西服价格从1965年的57卢布83戈比，1968年涨到83卢布53戈比，童裤从7卢布30戈比涨到9卢布60戈比。“最近六年(指1969年到1974年)，立陶宛的膳桌贵了8卢布34戈比，椅子贵了1卢布25戈比，碗柜贵了15卢布76戈比”。更为恶劣的是，不少企业领导，把产品装璜稍加改变，就大大提高价格，如“登山运动员”牌半导体收音机，原来每台价钱是17卢布，换了一个外壳，就改为27卢布。㉛苏联日用商品奇缺，质量低劣，实际上也降低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苏修头目供认，苏联今天存在着相当大数量的“经济困难的家庭”，即按人口平均收入比“保证最低标准物质生活”所必需的水平还要低的家庭。据塔斯社1974年11月在一条消息中透露，这种“经济困难家庭”“涉及到2500万人”。这显然是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实际情况还要严重得多。㉜

此外，苏联存在的劳动力流动掩盖下的严重失业现象，也不能不使得苏联工人的地位更为恶化。

苏联劳动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苏修复辟资本主义。苏修叛徒集团的倒行逆施，把苏联工人、农民推向苦难的深渊。他们是苏联人民吃二遍苦、遭二茬罪的罪魁祸首。但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工人、农民决不会甘心忍受这种受压迫、受剥削的屈辱、困苦状况。人民革命的激流必将冲破修正主义的冰层，社会主义的春天一定会重新来到苏联。熄灭了的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将重新发出夺目的光辉。

注：

①柯西金在苏共二十四大上的报告

②鲁缅采夫等：《工业生产的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苏《经济报》1969年12月增刊：《苏联经济改革》

③巴尔菲诺夫：《金属不是为了制造切屑》，苏《真理报》1969年7月7日

④苏《消息报》1967年12月1日

⑤恰拉雅：《柜台为什么被包围?》苏《共青团员真理报》1968年12月10日

⑥柯·姆·斯科沃罗达：《完善商业的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苏《经济报》，1969年12月增刊：《苏联经济改革》

⑦《人民日报》1975年2月15日

⑧苏《劳动报》1974年7月11日

⑨柯西金在九月全会(1965年)上的报告，苏《真理报》1965年9月28日

⑩拉丘特金：《新条件下的物资技术供应》，苏《经济报》1966年第26期

⑪西加尔：《集市的好经验》，苏《消息报》1967年7月30日

⑫新华社1968年12月9日莫斯科电

⑬苏《社会主义工业报》1971年8月6日

⑭《今日新闻》1969年7月18日

⑮勃拉特钦科：《为什么汽车不能开动》，苏《真理报》1969年12月6日

⑯《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经济刺激的决议》，见苏《经济报》1969年12月增刊：《苏联经济改革》

⑰苏《苏维埃俄罗斯报》，1971年10月24日

⑱《人民日报》1975年2月15日

⑲苏《鼓动员》杂志，1971年第21期

⑳苏《经济报》，1972年第20期

㉑苏《计划经济》1974年第7期

㉒苏《劳动报》，1972年6月24日

㉓见各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

㉔巴伊巴科夫：《关于1975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国家计划的报告》，苏《真理报》1974年12月29日

㉕《试验与改革》，见苏《劳动报》1970年2月13日

㉖同②

㉗尔热谢夫斯基《改革与劳动生产率》，苏《共产党人》，1969年第12期

㉘均见《人民日报》，1975年2月15日

㉙同⑧

㉚经济述评：《商业》，苏《经济报》1969年第11期

㉛新华社1968年12月9日莫斯科电

㉜《人民日报》1975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