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墨西哥的毛派：人民政治—无产阶级路线简史

北墨西哥的毛派

人民政治—无产阶级路线简史，1969—1979

豪尔赫·伊万·普马·克雷斯波(Jorge Iván Puma Crespo)

二十世纪墨西哥左翼的历史书写，通常与墨西哥共产党(PCM)及其异见派别的演变史捆在一起。有时这种叙事以1989年民主革命党(PRD)的成立告终，共产主义传统与革命民族主义在其中融为一体，社会主义传统就此被放弃。1994年恰帕斯起义的爆发和世纪末的学生抗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话语，至多是在两种评价之间摇摆：要么正面看待走向「墨西哥式」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要么把它讲成一则背弃原则的警世寓言。只有1970年代社会主义武装运动的历史书写对这一主导范式提出了质疑，但它的质疑以排除其他道路和其他行动者为代价。1968年以后，所谓的「社会左翼」成了城乡成千上万墨西哥人身边最切近的左翼参照；然而在今天的历史记忆之争中，它却是最大的输家。

XXXXX期间形成的非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吸引了数以百计的青年大学生，在印度、秘鲁、法国等形形色色的地方组建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标签的政党和团体。墨西哥也不例外。本地毛主义的团体和经验直到不久以前还被放逐在墨西哥左翼史的脚注里，这有几重原因。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探讨过这种遗忘的原因：书面史料稀少，墨西哥相关史学的意识形态偏见，不少前毛派战士与执政当局关系密切，等等。这项研究的目的就是填补这一空白。本文要呈现的，是一条既不屈从于武装诱惑、又另辟蹊径在墨西哥北部组织街区居民、工人和农民的革命道路：人民政治（Política Popular）。

墨西哥的毛派运动早在1960年代初就有先声。当时，和其他拉丁美洲共产党一样，以卡米洛·查韦斯(Camilo Chávez)和埃德尔米罗·马尔多纳多(Edelmiro Maldonado)为首的一些PCM战士，举起了中国立场的旗帜，反对党内亲苏的领导层。然而这些少数派团体没能形成一个足以挺过国家镇压和墨西哥左翼内斗起伏的政治方案。

还应当提到，1970年代存在过其他群众路线团体，它们在不同时期与人民政治时而竞争、时而结盟，到1980年代甚至与人民政治的一部分汇聚到各个群众协调组织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撇开游击派一脉不论，墨西哥毛主义的历史也不止于人民政治的经验。

一|《走向人民政治》：对「到人民中去」这一挑战的回应

与其他毛派团体不同，人民政治的扎根程度更深，它的政治行动在墨西哥左翼内部产生的影响，也超出了它直接影响的范围。它的政治行动模式，为一种「社会左翼」的形成定下了节奏，这种左翼关心经济事务的管理和人民动员，而且是在革命先锋和政党活动的框架之外进行的。因此可以说，墨西哥社会左翼有过一个「毛主义时刻」，它横跨1968年到1988年这二十年。这一时期涵盖了人民政治—无产阶级路线存在的全部时间，延续到各大群众协调组织的形成和毛派大家族的重新聚合尝试，以1988年新卡德纳斯主义的爆发告终。

人民政治于1968年在学生运动的热潮中诞生，由阿道弗·奥里韦·贝林格(Adolfo Orive Bellinger)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经济学院发起。它的主要主张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应当融入群众。按照该团体的奠基文件，即小册子《走向人民政治》所勾画的战略，关键是走出体制渠道，搞「人民的」政治。也就是说，他们寻求建立带有直接民主要素(大会)的独立组织形式，诉诸街区居民、农民和学生的动员，以此作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核心思想是让积极分子与「人民」融为一体，在这种共同生活中使民众政治化，由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需要。

组建人民政治的倡议虽然始于UNAM，但很快就有国立理工学院高等机电工程学院(ESIME)斗争委员会的一批工作队员加入进来。与理工学院学生的联系，是由当时还在UNAM读经济学的阿尔韦托·阿纳亚(Alberto Anaya)和豪尔赫·阿方索·卡尔德龙(Jorge Alfonso Calderón)建立的，他们在ESIME工作队员为研究国内政治形势而组成的学习小组里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这一关系的结果是一批学生加入了新生的团体，他们为团体在萨卡滕科和阿连德两个校区做宣传，并与PCM战士和其他毛派团体争夺斗争委员会的控制权。这段经历，加上早先在墨西哥城人民街区及其周边农村开展工作的尝试，构成了那些留在组织里的理工学院战士的本钱，后来他们转到了杜兰戈和蒙特雷的人民街区。

1968年运动期间虽然有过进入墨西哥城工厂区的一些尝试，但把《走向人民政治》的主张付诸实践的第一次尝试，是1969年前往瓦哈卡米斯特克地区与格雷罗州交界的小镇特科马斯特拉瓦卡的一次远征。当事人对这些最初融入尝试的评价不一：最早的工作队员之一哈维尔·希尔(Javier Gil)强调由此获得的经验，奥里韦则认为那是一步失着。在奥里韦看来，这次尝试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农民拒绝按照毛派提出的方式去搞「社会革命」。用奥里韦的话说：「……我们意识到不是这样，贫穷并不必然决定人们想要变革，他们想要改变，只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不是我们所主张的那种变革。」

然而，这个开端成了后来多次进入的基础。1969年在米却肯州塔坎巴罗开会之后，他们决定前往北方的农村地区(纳亚里特、杜兰戈和索诺拉)，然后再扩展到其他地区(圣路易斯波托西、科阿韦拉、奇瓦瓦、萨卡特卡斯、伊达尔戈、米却肯州的拉萨罗·卡德纳斯、克雷塔罗、恰帕斯、索诺拉和格雷罗)。正是这第二波浪潮，为其组织模式的推广、为它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人民协调组织中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二|杜兰戈与蒙特雷：走向农村的长征中的成功与失败

杜兰戈和蒙特雷的案例，是1970年代中期人民政治在北方所经历的转变的缩影。1971年，一批工作队员试图继续按照毛派的剧本行事，却没能与杜兰戈州北部的农民融为一体，于是转往该州首府。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在杜兰戈市开展人民组织工作。此前已有一支工作队到过那里，阿尔韦托·阿纳亚和外号「金毛」的阿尔韦托·埃斯库德罗(Alberto 「El Güero」 Escudero)参加了这支工作队，他们是随着1970年杜兰戈学生运动的余波而来的，据说是经由该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卡洛斯·奥尔内拉斯(Carlos Ornelas)牵线。那次进入没有成功，阿纳亚去了蒙特雷，「金毛」则去了奇瓦瓦，与后来创建奇瓦瓦人民保卫委员会的人合作。两人离开杜兰戈之后，1972年初接手该州工作的是赫苏斯·巴尔加斯(Jesús Vargas)。这一次，由巴尔加斯、他的妻子马塞拉·弗里亚斯(Marcela Frías)、马科斯·克鲁斯(Marcos Cruz)、拉蒙·杜兰(Ramón Durán)和被巴尔加斯说服回来的「金毛」埃斯库德罗组成的工作队，开始组织城郊的贫困居民。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打下了人民的基础，也摆脱了奥里韦的领导。随着时间推移，这件事带上了意识形态冲突的色彩，引发了争夺组织控制权的斗争。

1972年，在农民组织中建立追随者基础的努力失败之后，工作队员开始组织杜兰戈市大杂院的租户，要求降低水费。当年3月，当局把每月用水费从6.25比索提高到50比索，这为一个由工人、街区居民和农民组成的联盟的动员提供了绝好的由头。这项措施引起的不满如此之大，以至于1972年8月10日，一次900人的示威迫使联邦饮用水委员会主任出面接待。十五天后，由于当局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又举行了一次人数加倍的示威。水的斗争日益激烈，包括占领联邦饮用水委员会的办公室。到1972年9月，新成立的独立人民联盟通过一份协议取消了涨价，签署这份协议的人中包括后来的州长马克西米利亚诺·西尔韦里奥·埃斯帕萨(Maximiliano Silverio Esparza)。水运动的胜利向工作队员证明，他们对抗与谈判相结合的战略是行得通的。

这一战略发展为占地，建立由人民政治战士控制的新街区。1973年2月9日和3月8日，杜兰戈大杂院的租户试图占有州政府所有的土地。然而州警察的暴力反应迫使他们撤退，一些工作队员甚至被投入监狱。州政府的镇压不断升级，最终在4月由司法警察绑架了工作队员，把他们驱逐出杜兰戈，赫苏斯·巴尔加斯和马塞拉·弗里亚斯被关押在墨西哥城第一军营两个月。争取释放他们的运动包括在杜兰戈和奇瓦瓦的示威、在首都报纸上刊登的公开声明，以及何塞·雷韦尔塔斯(José Revueltas)要求释放他们的一封信。墨西哥城学生左翼对杜兰戈居民斗争的声援程度，以及对释放被捕者的要求，反映在1973年5月《至上报》(Excélsior)刊登的一份公开声明中。

工作队员从这场困境中走出来，力量反而增强了。1973年9月，经过与国家社区发展研究所(INDECO)的谈判，他们达成协议，获得20公顷土地，分五年付款。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杜兰戈第一个「人民街区」：北方师街区。动员群众占地、然后与政府谈判，成了人民政治在杜兰戈的标志性做法。

1973年至1976年间，杜兰戈的北方师街区成了一块解放的、自我管理的领地，连城市流氓无产者中的分子都参与到街区的自治机制中来。工作队员和居民努力在没有政府参与的情况下为居民提供教育和卫生服务。他们通过集体劳动日建起了一所小学，办起了一所幼儿园，居民的孩子在父母上班时在那里得到饮食和照料。那些年里，工作队员把时间分配在组织的政治工作和街区玉米饼作坊、木工作坊的劳动之间。与其政治意识形态相一致，居民和工作队员用自己的行动建设着新社会的萌芽。

直到1976年，组织在杜兰戈扩展得很慢，只建立了两个新街区：埃米利亚诺·萨帕塔街区和卢西奥·卡巴尼亚斯街区。与此同时，拉蒙·杜兰从城市转到农村，把人民政治的影响扩展到维多利亚平原地区。在那里，人民政治的工作队员与一场新生的农民运动合力，组建了塞萨尔·吉列尔莫·梅拉斯组织，这是一次打入全国农民联合会的奇特经验，而全国农民联合会是由革命制度党(PRI)控制的农民联合会。这个组织在1978年争回了一笔前一年菜豆歉收的保险赔付，力量之大让工作队员寄予厚望。因此，这个组织挺过了1970年代末人民政治的衰落，尽管干部轮换带来的组织失误和农民的逐渐去动员化给了它沉重打击。随着时间推移，杜兰戈的人民运动和农民运动在选举道路上找到了出口，其代表是人民保卫委员会的政党和劳动党，但到那时，直接民主的地平线和人民政治都已只是一场幻想的过去。

再往北，阿尔韦托·阿纳亚在仍有奥里韦支持的情况下，于1971年成功吸收了一批自1967年起就在蒙特雷郊区与边缘居民一起工作的学生工作队员。其中一些工作队员，如绰号「蒂林」的阿古斯丁·阿科斯塔(Agustín Acosta)，已经通过斯巴达克共产主义同盟的一个分裂派别接触过毛主义，所以他们融入人民政治并不太难。此外，这批学生出身的本地工作队员核心，很快又加入了几名来自拉古纳地区的人民政治战士。

在蒙特雷，城市人民运动的推进并不是自发现象。实际上，在它之前，PCM成员曾多次尝试组织城市边缘的居民。那一进程中幸存下来的协会，正是在争取新莱昂大学自治的斗争中激进化的学生运动战士所遇到的东西。阿古斯丁·阿科斯塔在未刊回忆录中提到，由PCM战士领导的人民组织独立中心，是独立于PRI组织居民的斗争的直接先声。在他看来，有必要「断然驳斥那些傲慢地以为自己在1970年代就组织占地者问题发明了新东西的人……」。另一个有助于加强「占地者」组织进程的因素，是工人战斗性的复兴，特别是由德梅特里奥·巴列霍(Demetrio Vallejo)领导的铁路工会异见运动。所有这些条件，给年轻的工作队员提供了一份可以借鉴的组织经验清单，以及可以一起抵御政府和地方寡头打击的盟友。

本地工作队员与新来者共同工作的顶峰，是「土地与自由」街区的建立。这个街区和其他人民街区在第一阶段是激进人民组织的策源地。起初，它们是摆脱PRI各法团部门影响的「解放区」，带有平等主义政治文化的要素。黛安娜·比利亚雷亚尔(Diana Villarreal)和维克托·卡斯塔涅达(Víctor Castañeda)在一项关于蒙特雷城市化的研究中，这样解释毛派在「土地与自由」推行的模式是如何运作的：

这种管理方式诞生时得到居民基础的广泛支持，围绕土地和住房诉求组成组织。获得土地的机制是对闲置地块进行大规模但有组织的占领，这一行动先于地块划分和住房建设，也就是先于一个新聚落的形成。对这个新聚落的构想超出了严格意义上的城市诉求：这些诉求被纳入一个全面的工程计划，其中包括各项服务的管理(通常是在当局拒绝安装的情况下直接从公共管网接入)，基本集体设施(学校、卫生中心)的管理和建设，以及在同一聚落内把居民纳入生产领域。

这两位作者指出，在蒙特雷中心地带与高价值地块相邻的区域占地，引起了对房地产开发感兴趣的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强烈敌意。在这种背景下就可以理解，几年后，PRI籍新莱昂州州长阿方索·多明格斯·马丁内斯(Alfonso Domínguez Martínez)如何用严厉镇压措施与产权合法化计划相结合的办法，成功化解了这个人民不满的空间。到1982年，他任期过半时，通过「自有土地」计划，在人民政治工作队员所建组织有影响的地区，已有4万块地产权合法化。政府用这一战略限制了蒙特雷城市人民运动的发展。

三|拉古纳：革命的苗圃

到1976年，组织已扩展到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拉古纳地区。1970年至1972年间，杜兰戈州戈麦斯帕拉西奥和科阿韦拉州托雷翁的一些人民街区教区正在开展牧灵工作，工作队员与之织起了关系网。毛派工作队员与奉行「优先选择穷人」的本堂神父在工作中找到了共同点。这一关系后来至关重要，因为它使人民政治的工作队员得以在南方建立一个桥头堡。

人民政治的工作队员何时来到托雷翁，并不清楚。一方面，在学生运动中被吸收的拉古纳战士之一萨尔瓦多·埃尔南德斯·贝莱斯(Salvador Hernández Vélez)认为，雨果·安德烈斯·阿劳霍(Hugo Andrés Araujo)是在1971年至1972年间从索诺拉来到这一地区的。另一方面，奥里韦说，他们进入托雷翁，伴随着与何塞·巴塔尔塞·查鲁尔(José Batarse Charur)的一段艰难关系，巴塔尔塞当时是教区神父，负责托雷翁附近弗朗西斯科·I·马德罗市的一个教区。这一进程始于1972年至1973年间。尝试取得了成功，与巴塔尔塞神父的关系也改善了，这使拉古纳的城市运动得到加强。工作队员与牧灵工作的协同作用导致了两个进程：一是在托雷翁建立人民街区，二是把巴托皮拉斯葡萄酒庄园改造为由农业工人自己管理的集体村社。1976年10月巴塔尔塞被逐出托雷翁之后，奥里韦和人民政治的工作队与圣克里斯托瓦尔主教塞缪尔·鲁伊斯(Samuel Ruiz)建立了联系，开始在恰帕斯的工作。

另一个把拉古纳变成人民政治战士苗圃的因素，是当地学生运动的高涨。自1971年起，托雷翁和戈麦斯帕拉西奥都有一场强大的学生运动，其诉求之一是设立大学。许多刚刚政治化的学生逐渐走向激进，这使他们与当时正在反对「查罗主义」的工会起义建立了联系。与铁路工会异见者和电力工人民主倾向的关系，教给了他们一种直接民主的文化，以及人民动员的基本战术，例如闪电集会。雨果·安德烈斯·阿劳霍与这群躁动的青年接触时，把他们吸收进人民毛主义队伍的条件已经具备。这次相遇的结果，是涌现出一批政治干部，他们把此前在学生运动和人民运动中的训练与人民政治的毛派方向结合了起来。

在托雷翁，毛主义找到了一片由一群教区神父耐心的牧灵工作所滋养的土地，这些神父选择了关照最困苦教友的经济和精神问题。他们在托雷翁周边的农村地区开展牧灵活动，这是一场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正在打乱天主教会、资产阶级和政府之间的旧关系，不仅在这一地区，而且在墨西哥和整个拉丁美洲。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5)和解放神学兴起之后，墨西哥成了天主教会内部多场运动的舞台，笼统地可以称之为左翼的兴起。

在这些运动中，神职人员和平信徒重新审视了他们对教会体制及其成员的承诺。这种社会天主教新观念的例子相当能说明问题：从天主教工人青年会的重新定位促成了一个活跃的真正劳动阵线(FAT)的建立，到「争取社会主义的神父」运动和门德斯·阿尔塞奥(Méndez Arceo)主教。基督教就这样变成了一种爆炸性的、革命的教义。这种牧灵工作新观念的核心是「观察—判断—行动」三段法，天主教徒的工作很快就用这种方法与年轻的革命学徒们的工作交叠在一起。

从1972年起，贝尼尼奥·马丁内斯(Benigno Martínez)、何塞·巴塔尔塞、赫苏斯·德拉托雷(Jesús de la Torre)、阿曼多·加西亚(Armando García)和纳蒂维达德·富恩特斯(Natividad Fuentes)几位神父，在其主教费尔南多·罗莫·古铁雷斯(Fernando Romo Gutiérrez)的许可下，在拉古纳为村社的贫困居民开展社会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支持居民的诉求，遭到地方当局的骚扰，直到1976年，在科阿韦拉州圣佩德罗占地的背景下，当局对巴塔尔塞、加西亚、富恩特斯和德拉托雷几位神父发出了逮捕令。1976年10月14日，同样支持这场运动的贝尼尼奥·马丁内斯神父与雨果·安德烈斯·阿劳霍及30名居民一起被捕。他于10月19日获释，被捕期间遭到警察殴打。地方寡头和州政府力图让主教收回对这一进步实验的支持。这些神父与人民政治所动员的积极分子的接触超越了话语层面，以至于他们成了组织的战士。教会投身人民运动的经验，是人民政治的工作队员转到南方时所带去的另一个印记。

这种与学生运动和人民牧灵工作的双重联系，使人民政治的工作队员领导了一场广泛的占地和建立「独立街区」的运动。正值农村向城市移民的高潮，工作队员以在「土地与自由」地块上扎根为起点，建起了一系列街区。已在杜兰戈见效的模式，逐步在托雷翁、戈麦斯帕拉西奥和圣佩德罗复制。那些日子的革命气息，至今仍留存在拉古纳几个街区的名字里：北方师、弗洛雷斯·马贡、鲁文·哈拉米约、哈辛托·卡内克和3月2日。这些名字至今还在那里，见证着激进主义和一场人民运动的高涨。不过需要强调，运动在托雷翁遭受的镇压比在戈麦斯帕拉西奥少，尽管雨果·安德烈斯·阿劳霍等一些领导干部最终入狱，1976年底巴塔尔塞神父也不得不流亡两个月。

从远处看，这个组织的工作令人印象深刻：公平分配地块，让学生融入街区，建设医疗站和生产设施(商店、玉米饼作坊等)。参与的感召力如此之强，以至于居民的证词讲到人们渴望参加马拉松式的全体大会或小小的街坊大会。在这些大会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工作队员，人民工作队员，他不再是激进化的学生，而是被分得一块地的许诺吸引到运动中来的居民。这些年轻居民，很多是在伴侣的推动下，加入了人民政治的队伍，并把组织形式推广到其他街区和自己的工作场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直接民主的某些要素和工会自主的诉求，渗透到了市政清洁工人和巴托皮拉斯的农业短工等群体中。拉古纳发展出一种新型的战士，他们离开本地时被一些学生群体视为「流氓无产者」，但在人民政治的毛主义目标中，他们正是无产阶级战士的原型。

巴托皮拉斯集体村社的建立，是拉古纳「革命」行动者联盟当时最大的成功。它源于拉古纳的学生战士和人民街区居民对巴托皮拉斯葡萄酒公司农业工人的组织工作;但它也是州长弗洛雷斯·塔皮亚(Flores Tapia)偶然支持的产物，当时他正对公司老板的态度大为光火。罢工以葡萄酒庄园被征收、工人变为村社社员而告终。收成眼看就要烂在地里，「土地与自由」和其他人民街区的居民组成车队赶来大规模支援。一场集体组织的实验由此开始，尽管这一地区面临种种问题，它至今仍在继续。

四|同社会民主主义的殊死斗争

在人民政治扩展、奥里韦和一些拉古纳战士于1976年来到蒙特雷的背景下，争夺组织控制权的斗争开始了。领导权上的分歧，以及意识形态和战略立场上的分歧，造成了奥里韦领导的团体与已经扎根于蒙特雷和杜兰戈人民街区的团体之间的分裂。奥里韦的团体主张继续采用以大会决策的模式。阿尔韦托·阿纳亚的团体则回应说，这一体制在实践中意味着领导权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奥里韦。按照当时左翼的惯例，两派都各自发表援引毛主义理论路线的教义文件来表达分歧。对无产阶级路线来说，这意味着：

……一场为街区接通自来水或者建学校的斗争，必须经过各街坊讨论，由全体大会决定，由执行机构的专员按照计划协调，主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也就是依靠群众的劳动……斗争结束时，我们会更看重我们的组织，而不是我们接进来的水。为什么我们会更看重组织而不是水?因为有了组织，我们就能继续解决我们所有的需要，甚至能够改造社会，打败资产阶级和政府;没有组织，我们靠自己什么也解决不了，我们仍然依赖领袖和政府。

可以看出，这是对阿纳亚一派政治立场的攻击，后者的理论框架更接近原初的《走向人民政治》，在组织上遵循的是更正统的毛主义。无产阶级路线还批评了阿纳亚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实践上的后果，即他们把解决居民的问题置于政治组织工作之上。这一批评似乎触到了后来自称「群众路线」的那一派政治行动的痛处，因为哈伯(Haber)指出：「人民保卫委员会(CDP，杜兰戈与阿纳亚一派亲近的组织)并没有激发集体决策的过程，而是依靠基层对领导层决定的支持，这些决定沿着组织逐级下达，征求意见和批准。」吊诡的是，一批前人民政治战士的基层服从领导的这一要素，恰恰意味着逐渐背离了当初推动这个团体成立的组织哲学。

另一方面，对奥里韦立场的批评，针对的是他1976年2月在蒙特雷行动中所谓的激进性，以及他与当时联邦政府高官的联系。蒙特雷「土地与自由」街区的创建者之一、1970年代与阿纳亚一派关系密切的埃克托尔·卡梅罗(Héctor Camero)，1994年对《进程》(Proceso)杂志讲述道：

……(在奥里韦住在蒙特雷的那段时间)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他有最高层的政治关系，包括埃切维里亚总统和他的内政部长马里奥·莫亚·帕伦西亚。除了起草人民政治的文件，奥里韦明确的职能是为运动筹措资源，而我们这些工作队员对这些资源的来源只知道一些迹象;比如，他开来过拉斯特鲁查斯(当时由奥里韦的父亲经营的钢铁厂)的车辆。奥里韦和阿纳亚与埃切维里亚之间的联系人，是新莱昂自治大学校长路易斯·欧亨尼奥·托德。

这些指控似乎源于阿道弗·奥里韦的个人关系，他出身于革命后精英家庭。但我们后面会看到，这种批评显得奇怪，因为「群众路线」在与国家打交道时也并不是不妥协的。毕竟，它正是通过与杜兰戈和新莱昂的PRI政府谈判，才获得了建立街区的土地让步。话说回来，对奥里韦在蒙特雷活动最严厉的指控，与1976年2月18日的事件有关，那天六名居民在与警察的冲突中死亡，起因据称是偷窃电气材料。卡梅罗指出：

奥里韦在这里(蒙特雷)开始了他的文化大革命，提出必须同社会民主主义进行殊死斗争，社会民主主义的代表是阿纳亚，因为它把领导者置于群众之上;奥里韦说，应当由群众来领导运动。他说，不传授这些方法的领导人就是资产阶级，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应当被群众扫除。就这样，他把思想斗争推向了激烈、可怕的极端。

这一批评与人民政治创始人通常的谈判作风形成反差，但显示出一种早期激进化的迹象，让人想起1968年五月之后法国毛主义的某些要素。而在奥里韦的版本里，是阿纳亚和卡梅罗的追随者在那些日子诉诸暴力，以至于他本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只是靠人民街区中支持他的人出面干预才得以脱身。在研究的这个阶段，无法对双方说法的真实性作出判断；无论如何，随后发生的事情排除了进一步激进化的可能。

五|无产阶级路线：从街区到工会

与阿纳亚一派分裂之后，奥里韦和他的追随者走了一条混合的道路。他们称为「无产阶级路线」的组织，多次调整政治方向。一方面，它继续打入杜兰戈州内「维多利亚平原」地区新兴的农民运动，并参与在索诺拉、格雷罗和恰帕斯建立新的村社联合会。另一方面，尽管与托派和共产党团体不断争斗，无产阶级路线在教师异见运动中取得了力量，这一运动后来组成了全国教育工作者协调会的民主教师运动。在同样的方向上，它成功打入了矿工工会，几乎取得了对工会的控制。

它与钢铁企业的联系，特别是与科阿韦拉州蒙克洛瓦的「高炉」公司的联系，是它在北方人民街区扩展的副产品。起初，是在蒙克洛瓦与居民和工人一起工作的学生干部开始打入「高炉」公司。1942年至1970年间，这家公司是拉丁美洲最重要的炼钢企业，年产液态钢高达150万吨。它是用美国资本创办的私营企业，1970年被路易斯·埃切维里亚政府国有化。

无产阶级路线在冶金和采矿部门的影响，在与阿纳亚一派决裂之前就开始了，当时一批来自拉古纳的工作队员试图影响「高炉」公司矿工工会的第147支部。然而，在评估了当时的形势之后，他们决定把斗争转到蒙克洛瓦郊区居民的组织工作上，工人的家庭就住在那里。随着他们争取服务(电、水等)的倡议取得胜利，人民政治战士在工人中的威望提高了，于是开始了宣传和组织过程，直到组成「五一」小组，又称「白色名单」。1972年至1977年间，这个小组巩固为矿工工会第147支部的工会领导，排挤了亲PRI的腐败团体。这一倡议通过争取工资调平和工人信贷的斗争取得成功，并在1980年代初与资方的谈判中达到顶点，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共同管理。这一过程的产物，是由职工、技术人员和管理层组成的部门委员会，它们以共识确定生产率目标，对工人来说意味着对自身劳动的真正占有。

无产阶级路线这一工会经验的终结，发生在它于1977年合同谈判中失败之后，恰逢墨西哥经济模式的转向。尽管如此，还应当考虑到，无产阶级路线战士在蒙克洛瓦的成功超出了第147支部的范围，扩展到蒙特雷铸造厂的工人，他们在那里也夺得了工会领导权。第二年，这个联盟挑战了「查罗」领导人拿破仑·戈麦斯·萨达(Napoleón Gómez Sada)对矿工工会的统治，但被「查罗主义」的操纵所粉碎，其战士最终被逐出工会。蒙克洛瓦和蒙特雷也不是无产阶级路线在矿工工会中取得进展的唯一地方。在米却肯州拉萨罗·卡德纳斯的钢铁厂，来自托雷翁的无产阶级路线战士也在矿工工会第271支部内赢得了空间，他们在那里自称「群众路线」，得到工人领袖拉斐尔·梅尔戈萨(Rafael Melgoza)的支持。

人民政治积极分子在矿业工会运动中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们尝试运用「由头—目标」方法。也就是说，融入钢铁厂的工作队员力图让他们围绕改善劳动条件的工会活动，以及工会内部反对「查罗主义」的斗争，成为建设无产阶级意识的起点，而不停留在单纯的经济斗争上。此外，这场持久的、分阶段的斗争的中期目标，是一块一块地从「敌人」手中夺取阵地。

八年间(在拉萨罗·卡德纳斯是十一年)，无产阶级路线的战士和他们在工会中的盟友，在居民人民运动和友好农民组织的支持下顶住了政府的骚扰，直到最终被公司解雇。上一个十年取得的工会成果丧失殆尽，民主斗争以一批前工会活动者被PRI收编而告终。钢铁部门独立工会运动的命运，随着旧民族主义经济模式的没落而被注定，这种没落带来了私有化，也随之带来了对工人的大规模解雇。

六|恰帕斯：北方人在玛雅土地上

人民政治在恰帕斯的历史，是它在拉古纳工作的产物，也是「人民联盟」(Unión del Pueblo)非游击派一翼并入无产阶级路线的产物。人民联盟是在当时设于查平戈的国立农业学校成立的一个左翼团体。这是两个毛派团体平行的轨迹，它们在1976年人民联盟的战士加入无产阶级路线时交汇。

人民联盟的「查平戈人」，如勒内·戈麦斯·奥兰特斯(René Gómez Orantes)，在1974年原住民大会的余波中，已在恰帕斯的社区工作了一段时间。他们与圣克里斯托瓦尔教区的关系，使他们得以进入原住民社区，开展培养干部和支持基础的政治工作。另一方面，奥里韦的团体在支持托雷翁的巴塔尔塞神父的过程中，接触了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塞缪尔·鲁伊斯主教。巴塔尔塞不得不逃离托雷翁时，在恰帕斯找到了避难所，因此新成立的无产阶级路线得以向那里派出一支由哈维尔·希尔负责的拉古纳积极分子工作队。据希尔本人说，其中至少有一人出身人民阶层。两个毛派团体的相遇，使人民联盟的相当一部分并入了无产阶级路线，并转到了北方。据说到1975年，有十九名科阿韦拉州的工作队员和六名来自联邦区的人民政治工作队员在恰帕斯。这些「北方人」进入恰帕斯是为了指导农民工作。就在那时，一个由他们的敌人推波助澜的神话开始了。

人民联盟—无产阶级路线工作队员工作的恰帕斯，被农民运动的高涨、圣克里斯托瓦尔教区活跃的原住民牧灵工作，以及中美洲内战的回声所标记。不忽视族群认同形成这一要素的同时，人民教会的方案，是理解一场由毛派积极分子引导的广泛群众运动如何形成的关键。这场运动覆盖了圣克里斯托瓦尔教区的辖地，又超出其外，扩展到该州其他地区。

毛主义、解放神学、科阿韦拉中产阶级出身和海外求学经历相融合的一个也许偶然的例子，是卡洛斯·曼努埃尔·巴尔德斯·达维拉(Carlos Manuel Valdés Dávila)。巴尔德斯·达维拉博士如今是研究墨西哥北部的历史学家，他为准备晋铎，曾在鲁汶学习神学七年。在1960年代末的革命氛围中，他和他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样放弃学业，回到墨西哥与「穷人」一起工作。他去了恰帕斯，在圣克里斯托瓦尔教区工作，但一年后就离开了，「因为我们觉得那是空话，空话……穷人万岁，可是没有，没有根本性的工作。那是讲要理的工作。我觉得教区就像一张传单。」面对这种情况，他和几名积极分子的反应是接近人民联盟。巴尔德斯博士在欧洲期间已经接触过毛派思想，所以很快融入了这个团体。直到今天，巴尔德斯仍认为毛主义没有妨碍他在社区的工作。相反，他认为与其他左翼团体不同，毛派融入人民的逻辑造就了一种与社区工作的更好战略。

据巴尔德斯说，融入社区并不容易。不过，他参与解决当地的交通问题成了他的敲门砖，他愿意学习居民的语言，也使他被接纳。需要强调的是，直到今天他仍拒绝当时渗透在许多左翼组织与农民和原住民打交道时的先锋主义观念，这种观念有时至今仍然存在。例如，他扫盲时用的是托霍拉瓦尔语，最后还背离了弗莱雷的方法，因为他认为从外部去「觉悟」「农民」的想法是错误的。在这个意义上，巴尔德斯不过是毛派工作队员反精英态度的又一个吊诡例证。

卡洛斯·巴尔德斯在无产阶级路线中的轨迹并没有在恰帕斯结束。1979年，应「联盟之联盟」领导人萨尔瓦多·佩雷斯·迪亚斯(Salvador Pérez Díaz)的请求，他转往索诺拉，与一队索诺拉学生一起在亚基人社区工作。由于这一联系，无产阶级路线后来重返北方，与亚基河谷村社联盟一起工作。这段历史可以在古斯塔沃·戈迪略(Gustavo Gordillo)的《向天空进攻的农民》一书中读到。

另一面常常被1979年最终的决裂所掩盖，那就是圣克里斯托瓦尔教区曾被拉古纳的人民运动所吸引。据恰帕斯出身的哲学家赫苏斯·莫拉莱斯·贝穆德斯(Jesús Morales Bermúdez)说，教区传播机构的溢美之词中出现的不只是巴塔尔塞和人民街区。巴托皮拉斯作为自我管理的农民运动，也作为参照出现在教区1977年出版的《行路人》杂志上。教区、北方积极分子和奥里韦之间的接触，经历了一年短暂的蜜月，直到教会担心失去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莱戈雷塔(Legorreta)利用前无产阶级路线工作队员的证词，把这次决裂解释为组织政治路线机械运用的结果，没有考虑峡谷地区的具体条件。莱戈雷塔断言，北方工作队员刚从新莱昂同「社会民主主义路线」的冲突中走出来，因而对任何「天然领袖」的苗头都非常敏感，要理员就是这种情况。于是他们攻击天主教会在原住民社区建立起来的结构，认为它是精英主义的、反民主的，转而推行他们在北方使用过的大会体制。教区1979年的反应来得很快：撤回对工作队员的支持，并设法把他们逐出社区。结果对人民政治在恰帕斯的扩展是灾难性的，因为工作队员不得不转移到圣克里斯托瓦尔教区控制之外、对政治工作开放的其他地区。由此，拉坎顿丛林峡谷地区的社区失去了支持和政治指导，因为教区没有回应它们争取土地和生产的实际诉求。这些事实，为攻击关于教区在峡谷社区工作的通行看法打开了一个缺口。

圣克里斯托瓦尔教区与无产阶级路线关系的起伏，并没有妨碍毛派顾问利用社区内政治和经济的时机来推动农民组织。1974年原住民大会之后，人民联盟/无产阶级路线的毛派工作队员回应社区的需要，推出了一系列生产项目。在开设阶级斗争和墨西哥革命史短训班的同时，工作队员推动了一项「仓库—飞机—卡车」计划。恰帕斯版的「阶级斗争加电气化」式社会主义登场了。

在这场组织恰帕斯农民社区的运动中，体现了人民政治在以往经验中发展起来的毛主义原则。大会制度和直接民主，加上轮换的集体领导，是它的标志。研究托霍拉瓦尔地区的马科·埃斯特拉达(Marco Estrada)谈到，托霍拉瓦尔原住民社区的政治演变中有一个「群众共和社区」阶段。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从政治化的基督徒社区向近年来起义支持基础过渡的一个阶段。在工作队员与社区联盟的政治组织方案背后，又一次是这样一种思想：政治应当由群众来做，为群众而做。

尼尔·哈维(Neil Harvey)在萨帕塔起义之前的著述中认为，在第一阶段，组织工作得益于埃切维里亚总统鼓励组建村社联合会的土地政策。于是在1975年至1976年间，恰帕斯北部和拉坎顿丛林出现了第一批组织：奥科辛戈的「基普蒂克·塔·莱库布特塞尔」(意为「以我们的力量团结起来」)、科米坦的「农民斗争」和拉斯马加里塔斯的「土地与自由」。这股改善原住民和混血社区生活条件的组织冲动，很快就遭遇联邦政府垄断这些村社所在的一部分土地的森林开采的决定。外部威胁和总统换届带来了方向的改变，在土地诉求之外，再次加上了「生产主义」的一脉。毛主义方向的恰帕斯农民运动演变的下一步，恰逢无产阶级路线的内部危机，因此「联盟之联盟」的形成及其后分裂为两个对立组织，既说明了群众路线模式在农民部门的长处，也说明了它的短处。

恰帕斯农民运动的叙事中通常被忽略的一段插曲，是另一批北方人，科阿韦拉的工人。无产阶级路线不只向恰帕斯社区派去了出身人民阶层的工作队员，即它的「独立」街区的前居民;它还促成了恰帕斯原住民农民与科阿韦拉州蒙克洛瓦冶金工人之间的经验交流。巴尔德斯讲述，1981年，在「联盟之联盟」与州政府斗争的背景下，一队蒙克洛瓦工人与恰帕斯的防暴警察发生了冲突。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所属的进程始于蒙克洛瓦支部对恰帕斯农民的支持。这一进程包括工人到恰帕斯丛林去提供技术指导(焊接、机械操作等)，也包括「联盟之联盟」的领导人访问蒙克洛瓦的矿工工会、拉古纳的人民街区和索诺拉的集体村社。可以看出，这里有一种复杂的横向政治交流经验，它既打破了原住民运动内生的叙事，也打破了政治进程由外部制造的看法。

恰帕斯村社联合会与团结农民团体联盟(「联盟之联盟」)是当时毛主义继承者在组织上的最大赌注。1982年，在与时任总统候选人米格尔·德拉马德里的一次会谈中，「联盟之联盟」的领导人解释了组织的起源。据他们在发言中讲述，这一进程始于1979年，是对咖啡销售问题的回应。从那场斗争出发，他们与负责控制咖啡贸易的政府机构墨西哥咖啡研究所(INMECAFE)签订了协议，并于1980年9月正式成立组织。又一次，动员与谈判相结合的做法回报了工作队员和社区的共同努力。成立一年后，这个组织在恰帕斯11个市聚集了1.2万户家庭，把全州最大的几个村社联合会(基普蒂克、农民斗争和土地与自由)以及几个独立农民团体都纳入其中。它的政治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与亚基集体村社联盟一起，创建了1980年代全国最大的农民组织之一：全国自主地区农民组织联盟(UNORCA)。尽管两年前的冲突动摇了它的全国组织，人民政治的农民工作还是画上了一个圆。

在继续讲述无产阶级路线的历史之前，必须强调，「联盟之联盟」对国家的政治立场在当时的农民左翼中颇具争议。其他农民组织选择把政权当作一个统一实体来对抗，「联盟之联盟」则利用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分歧为自己谋利。其极端效果是，当镇压和暗杀战士沉重打击其他组织时，这种「两面」政策相对保护了「联盟之联盟」的战士免遭恰帕斯当局的镇压行动。所以，破坏「联盟之联盟」方案的不是政府的镇压，而是组织内部的冲突，这些冲突又因缺乏处理工作队员之间争议的内部机制而加剧。

三十年后，在关于这次决裂的各种记述的细微语气差别中，仍能听到那场冲突的回声。奥里韦追随者的版本和丛林各联合会顾问的版本，都同意导致决裂的一系列事实：基普蒂克的土地斗争，州政府的镇压，随后为抵制镇压而进行的动员，以及1983年组建信贷联盟时在处理方式上的分歧。然而，每一方都指责对方使派系斗争升级，并把政治分歧带进了组织的大会。

莱戈雷塔认为，决裂的导火索是基普蒂克和土地与自由对奥里韦亲近团体组建信贷联盟方式的不满。在勒内·戈麦斯·奥兰特斯领导的村社联合会成员及其顾问看来，奥里韦允许其他组织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以本票参加信贷联盟，这足以把不满变成争夺组织控制权的政治冲突。另一方面，奥里韦一派的版本指责丛林村社的顾问在成功动员抵制州政府镇压之后，企图控制组织。此外，正如历史学家扬·德沃斯(Jan de Vos)所说，还必须考虑到，这次决裂背后也有基普蒂克领导人对北方顾问的戒心，而这群前圣克里斯托瓦尔教区牧灵工作者与武装道路眉来眼去，把它当作实现目标的平行途径，更加剧了这种戒心。于是，在信贷联盟总部选址和领导层组成问题上寻求协议的失败，以正式分裂告终。

一方面，奥里韦一派保住了对「帕哈尔·亚·卡克蒂克」信贷联盟(泽塔尔语意为「团结起来，我们必胜!」)的控制，并使「农民斗争」村社联合会的托霍拉瓦尔人留在组织内。在他们手中，「联盟之联盟—信贷联盟」推动了咖啡的销售;但即便如此，它也没能挺过经济模式的转变和1980年代末的咖啡价格波动。这个方案挺过了那一关口，并试图在卡洛斯·萨利纳斯政府社会项目的框架内调整斗争方向;然而几年之后，在债务、政府支持的缺乏和1994年武装冲突引发的危机的连番打击下，「联盟之联盟」解体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对立的一派于1988年成立了集体利益农村协会(ARIC)—「联盟之联盟」。这个组织以畜牧和农业生产项目的形式继续工作。最后，靠着与曼努埃尔·卡马乔·索利斯(Manuel Camacho Solís)领导的联邦政府一派的结盟，他们于1989年使丛林社区作为村社获得法律承认，解决了土地问题。有了这一承认和获得银行信贷的途径，ARIC似乎终于重建起拉坎顿丛林峡谷地区的大型群众组织。然而，1990年代初，「萨帕塔主义」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争夺社区控制权，由此产生的内部分歧加剧了。和它在信贷联盟的竞争对手一样，经济问题也影响了它方案的可行性。尽管如此，ARIC一直统一地存续到1994年起义，那时它分裂为支持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一方和拒绝诉诸武器的一方。从那以后，追随起义者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天主教会立场的影响)与那些选择追随一部分前顾问支持政府政策的人之间，冲突一直延续下来。

人民政治在恰帕斯的组织经验的悲剧在于，它的进展最终耗尽了它的乌托邦冲动。与此同时，保护主义经济体制的侵蚀，摧毁了它的各个组织赖以存在的那个由头本身。它的敌人，即体现在墨西哥咖啡研究所和农业管制中的旧法团国家的垂死，使继续推行建立「无产阶级」新生产关系的经济方案成为不可能。更何况，中央组织早在十多年前就已消亡，战士们和他们所指导的人们，在面对建组原则的危机时，已没有一个可以求助、可以借以理解这场危机的政治参照。

七|领导性思想组织：一次集中化尝试的崩溃

在第一阶段，人民政治是一个由各工作队组成的联合体，这些工作队虽然遵循共同的政治路线(群众路线)，却没有形成一个中央组织。按照《走向人民政治》的意思，学生工作队员的第一步应当是与人民融为一体，然后根据人民的需要组成群众运动。然而，随着北方社会运动的壮大，随着工作队员政治能力的增长，这种分散化的政策变得越来越成问题。从1974年1月起，人民政治试图降低如今已融入人民街区的学生出身干部的相对分量，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组织」。如前所见，这导致了与阿尔韦托·阿纳亚一派的冲突和人民政治的分裂。在这场冲突中，无产阶级路线于1976年3月围绕「领导性思想组织」(OID)的构想成形，作为内部讨论的空间。于是，OID成为工作队员的政治工具，它在功能上相当于政党，却不切断与群众的有机联系。

1976年5月，奥里韦提议把团体的组织和意识形态集中起来。为此，他推动设立一个总常设委员会来引导这一进程。这次调整的用意是，把成员之间的分歧，也就是在毛主义框架中被理解为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与温和的资产阶级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的那些分歧，保持在组织内部，不至于走到分裂。他们还希望建立一个恪守大会规范、同时又趋向组织集中和意识形态统一的组织。最后，这一纲领的目标之一，是让理论训练走出工作队，渗透到工人和街区居民中去。

这一框架运转起来，虽然不无问题;1977年6月，总常设委员会本身提议由一个地区协调组织大会来承担它的集中职能。可能分裂的问题又一次出现了。与同阿纳亚一派的冲突不同，这一次总常设委员会决定，「主要方面应当从思想斗争转向政治团结」。因此，内部争斗甚至被看作建立一个更民主组织的机会。「政治团结/思想斗争」的口号当时似乎显示了组织的成熟，开启了一个政治上不断成长的上升局面，包括吸收人民联盟、争夺矿工工会的控制权。

到1979年，事情已经很明显：组织内部正在形成一个领导层，而由群众自己来承担领导和理论训练过程的构想并没有在实践中实现。前一年，阿道弗·奥里韦受到融入恰帕斯农民组织的工作队员的严厉质疑。1979年，批评更加尖锐，最后的推力来自新开辟的「中部地区」(伊达尔戈和圣路易斯波托西)，以至于奥里韦能否继续领导组织进程都动摇了。此外，全国的政治背景，即1977年为左翼开放选举参与空间的政治改革，给群众路线组织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为了回应这一问题，并与反先锋主义的原则相一致，奥里韦于1979年2月提出辞去总常设委员会的职务。在墨西哥政治传统中罕见的是，总常设委员会决定公布接受这一辞职的辩论记录。从这份文件可以看出，那些「思想上最先进」的积极分子面临一个两难：在没有创始人引导的情况下，建立一个能够维护群众至上原则的领导集体。不幸的是，组织没能解决这一矛盾，当年年中他们也提出了辞职。

奥里韦和莱戈雷塔指出，解散OID协调小组、随后解散OID本身的决定，是一场争斗的产物，一方想加强工作队结构，另一方则主张建立更加横向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已无法维持凝聚力，各派各走各的路。这意味着无产阶级路线作为一个集中化组织的终结，但并不意味着群众路线积极分子的终结。

八|结论

群众路线在几乎所有接受它作为意识形态框架的人身上延续了下来，1990年代全国农民联合会的重组工作以及PRI在拉古纳的重组工作，都显示出它的组织方法的痕迹。然而，这种延续并不意味着保留了群众路线作为新社会之预演的乌托邦要素。1980年代墨西哥发生的政治变化，国家行动党背景的中产阶级在北方社会中崛起为支配性力量，以及选举参与问题始终没有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使许多前战士采取了务实的、改良主义的立场。这种务实主义并非没有对他们一起工作过的街区居民和农民的承诺，当然，已经远离了任何激进的乌托邦追求。

人民政治的战士在自己的道路上追随了他们想要服务的人民，在这一点上，他们忠实于自己不愿采取先锋主义立场、让群众作出违背自身利益之决定的愿望。奥里韦面对这一事实时的苦涩语气显而易见，他说：「人们说他们不再想要社会革命了，这确实给了我很大的打击，是吧?而且……他们想要的只是更好的生活条件……」这种说法在研究中收集的许多证词里都有回响，但很少带有辛酸的结局。这出戏剧的演员们都还活着，背负着这些年来所作决定的沉重负担，尽管如此，仍活跃在他们所在环境的政治或社会生活中。

可以看出，无产阶级路线并没有遵循毛派的剧本，而是在工会组织方面革新了自己的方法，同时并未完全放弃对直接民主要素的强调。这可以称为一种创造性的重新定向，它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既没有陷入教条式的重复，也没有试图照搬革命手册。在这场实验的最后，也有战士们精疲力竭、加入PRI出身的政府的迹象，但对他们与政权关系的评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用陈旧的收编叙事机械地解读。

如果说对墨西哥左翼史的通行看法，是一个围绕共产主义传统与革命民族主义传统的联合而逐步聚合的过程，那么研究人民政治就是对这种看法提出质疑。我们面对的是一段扎根于地方的历史，它展示了一种既不同于政党左翼、也不同于游击左翼的左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