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威士兰的六月革命——非洲的星星之火能否燎原？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篇便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在2021年的斯威士兰，这个南非腹地的绝对君主专制国家中，上演了一出历史活剧。然而斯威士兰的悲剧与闹剧并非按时间顺序先后登场，而是在同一历史瞬间交织缠绕，形成了极为剧烈的社会冲击。国王姆斯瓦蒂三世在宫殿以传统守护者的姿态训斥他愤怒的臣民，而与此同时，革命中马察帕工业区的纺织女工们在催泪瓦斯的烟雾中点燃了台湾老板的厂房。这不是西方媒体轻描淡写的社会动荡，这是一场被推迟了半个世纪的阶级清算，是封建专制与全球资本赤裸共谋的必然产物。而这场革命从爆发到被镇压的整个过程，就如同一幅历史唯物主义画卷，向我们展示了二十一世纪非洲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和可能性。

要理解2021年的斯威士兰革命，必须首先看清这个国家怪异而畸形的社会经济结构。斯威士兰的统治阶级向来善于利用人类学家的词汇与旅游局的宣传册，将自己包装成非洲唯一完好地保存着传统文化的典范。芦苇舞节上万名赤裸上身的少女手持芦苇向王太后致敬、国王从中挑选新妃的画面，每年都会带着某种猎奇的异国情调出现在全球媒体的版面上。然而这种传统文化的表象之下，掩藏的是非洲大陆上最彻底、最完备的封建专制统治机器。斯威士兰1968年独立时的民主宪法只存活了短短五年，1973年4月12日，姆斯瓦蒂的父亲索布扎二世便撕下了一切伪装，一纸禁令废除了宪法、议会和政党，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尽收囊中。这是传统封建权力对现代民主形式的彻底否定，是封建酋长阶层在去殖民化浪潮中的主动反击。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里，斯威士兰成为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与后殖民国家机器的杂合品种，是戴着王冠的股份公司。

这个皇室股份公司的经济基础，便是那个名为民族信托实则皇室私产的蒂比约基金(Tibiyo Taka Ngwane)。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国有资产至少在名义上属于全体国民，其运行须接受某种形式的公共监督。但在斯威士兰，蒂比约基金以为全体斯威士兰人民利益代持的法律虚构为掩护，实则完全由国王个人支配。它不交税，不接受审计，不进入国家预算的公开程序。它在制糖业中持有百分之五十的股权，在煤矿中持有四分之一的股权，在金融业、房地产和几乎所有大型企业中都有它的触角。这是一个以传统为名的巨型垄断托拉斯，而姆斯瓦蒂三世就是这个托拉斯的唯一股东。任何一个外国资本想要进入斯威士兰开设工厂，都必须让王室入股。任何一个商人想要在马察帕工业区获得土地，都必须向酋长交纳管理费。这便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分析的那种情形——行政权力完全吞噬了社会，国家机器成为统治阶级直接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官僚机构不是凌驾于各阶级之上的仲裁者，而是最大的剥削者本身。

然而仅有内部封建榨取还不足以维系这个权力结构。斯威士兰作为一个人口仅一百二十万、面积仅一万七千平方公里的内陆小国，其经济生存完全依赖于外部血液的输入。两种外部输入尤为关键。其一是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的关税分成，每年占斯威士兰政府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有时甚至高达百分之七十。这意味着国家机器的日常运转并非建立在向国内征税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与南非进行贸易关税分配的外部租金之上。这种国家形态与国民党统治下的民国时期相似，使得国王政权完全不必对国内纳税人负责。其二是一种更为奇特而讽刺的外部输入——台独当局的“金元外交”。自1968年斯威士兰独立以来，台独当局便与这个非洲小国建立了所谓的“邦交关系”。随着非洲国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纷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斯威士兰逐渐成为台独在非洲唯一的“外交据点”。为了维系这面在非洲大陆上孤悬的旗帜，台独当局不惜一切代价：每年数千万美元的直接援助、医疗队的派驻、农业技术合作项目、甚至国王私人生日庆典一百七十万美元的烟花赞助——这些资金绕过议会，直接进入王室控制的渠道。除此之外，台独当局还直接参与了斯威士兰警察系统的训练和装备，从街头通讯设备到边境检查站的清关流程，台湾教官的痕迹无处不在。

台湾在斯威士兰的存在还有一个更深入的维度——台湾财阀的工业投资。在姆巴巴内以东的马察帕工业区，台湾纺织企业建起了数间大型成衣厂房。南纬实业、正涌纺织这些名字，对于全球消费者而言或许仅仅意味着服装标签上的斯威士兰制造，但对于被困在这些厂房里的数万名年轻女工而言，意味着每天十二小时的重复劳动、每月不足一百美元的薪水、以及没有劳动合同和带薪病假的彻底脆弱状态。台湾资本为何选择斯威士兰?答案很简单：美国《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的免税配额、绝对君主制保证的对独立工会的禁止、以及在这个有近六成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国家里几乎无底线的廉价劳动力供给。每天清晨六点，工人们在缝纫机前弯下腰，伴随着车间里弥漫着的化纤布料的粉尘与气味，开始一天十二小时的工作。生病的工人不敢请假，怀孕的女工在显怀之后便会被以各种理由辞退。公告栏上贴出的讣告，对他们而言不过是资本的正常折旧。

这便是斯威士兰革命爆发的土壤：一个由国王、酋长和外国资本结成的压迫联盟，通过前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和后殖民的依附性经济，将绝大多数国民锁死在生存的边缘;一个将财政外源性与政治专制完美结合的统治模式，使得统治者既不必依赖纳税人的同意，也不必回应任何形式的社会压力;一个在全球化链条末端被反复碾压的出口加工无产阶级，她们承受着台湾资本、本地王室和美国消费者三重结构的共同剥削。这种矛盾积累到了什么程度?从数据上看，斯威士兰在革命前夕有百分之六十三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百分之二十七的成年人感染艾滋病，居全球之首，预期寿命排名世界倒数第七，其青年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五十八。而国王姆斯瓦蒂三世呢?其个人财富据估计达二十亿美元，拥有十三处宫殿、两架私人飞机和价值连城的豪车收藏。当饥饿的农民看到国王的车队驶过，当感染了病毒的女工因无力购买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而等死，当受过教育的青年发现自己的毕业证书换来的只是永久失业——如同当年一个面包价值50万马克的德国一般，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就已经在物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被消耗殆尽。

历史的偶然性选择了它的必然性载体。二零二一年五月初，法律系学生，左翼青年塔巴尼·恩科莫尼的神秘死亡引爆了积压已久的社会愤怒。恩科莫尼的尸体在偏远地区被发现，警方声称死于交通事故，但家属和目击者提供了大量证据指向其死于警察酷刑。这一事件之所以成为导火索，并非因为它比其他警察暴力案件更为严重，而是因为它击中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受过教育却没有出路的青年学生。恩科莫尼是他们中的一个，他的死亡打破了“这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心理防御。五月中旬，全国学生联盟组织了游行，三千名学生向警察局进发，遭遇催泪瓦斯和逮捕。六月上旬，运动扩展为全国性的“递交请愿书”行动——群众试图法律允许范围内，在各地区向行政官递交政治诉求。这是一种典型的改良主义运动形式，在现有体制的法律框架内表达不满。但王室政府连这一微小的改良空间都毫不犹豫地封死了。六月二十四日，代理首相宣布禁止递交请愿书。这标志着行政权力撕毁了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也正是从这一刻起，运动的方式开始从请愿转向暴动。

六月的最后几天，整个斯威士兰陷入了一种类似巴黎一八四八年六月起义的混乱与暴力。在马察帕工业区，工人和失业青年设置了路障，用焚烧的轮胎和货柜箱阻断交通，浓重的黑烟遮蔽了南半球的冬日阳光。警察和军队从六月二十九日凌晨开始实施全国断网，切断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使整个国家陷入信息隔离。随后便是系统的暴力镇压——军队向抗议者开火，被台湾援助的直升机在马察帕上空盘旋侦察，南非前种族隔离时代的白人雇佣兵驾驶无标识的皮卡车，对领头工人进行精准点杀。据独立调查记者后来通过医院内线获得的数据，仅马察帕一地就有超过五十人死亡，但官方公布的数字仅为个位数。与此同时，被压迫者的暴力也在升级。马察帕的工厂被点燃——工人们选择焚烧的不是普通建筑，而是那些长期克扣工资、实施性骚扰和强制加班的台湾纺织厂。正涌纺织的厂房在烈焰中倒塌，工资记录册、出口合规证书、以及与蒂比约基金签订的管理费协议都在火光中化为灰烬。数座象征传统权力的酋长官邸也被焚毁，农村的贫困农民通过焚烧这些建筑，向他们世代承受的封建压迫发出了最直接的挑战。

就在这时，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插曲发生了。六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就在马察帕浓烟蔽日、街头流淌鲜血的时刻，一则流言在人群中如野火般蔓延——国王已经逃亡了。据说姆斯瓦蒂三世在台湾保镖的护卫下秘密离开了斯威士兰，躲进了南非某个豪华安全屋里。这一流言的真实性至今仍然存疑，但它的政治效果却是显然的。在君主专制体制中，国王的身体与政权的身体是同一的，国王的在场构成了整个权力象征秩序的核心。一旦国王不在的消息传播开来，那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便瞬间破碎。权力的真空促使抗议者从反对具体政策转向了挑战整个体制。于是就引来了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描述的那种时刻——当波拿巴的行政权力在面对革命威胁时，它剥去了文明的外衣，露出赤裸裸的暴力本质。而在斯威士兰，姆斯瓦蒂三世匆忙通过电视讲话否认逃亡、指责抗议者是恐怖分子时，他真正依赖的力量——台湾训练的警察和里肯伯格家族的白人雇佣兵——已经部署在了街头的每一个角落，举起来霍霍屠刀。

要深入理解这场革命，就必须精确理解斯威士兰社会的阶级图谱。

站在反革命阵营最核心的是国王姆斯瓦蒂三世本人及其直接控制的王室-酋长复合体。姆斯瓦蒂三世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中，与路易·波拿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两人都是利用各阶级力量僵持不下、社会陷入分裂的时刻，以一种凌驾于各阶级之上的伪装来实行个人独裁。路易·波拿巴借助的是农民对拿破仑名字的迷信，而姆斯瓦蒂借助的则是人们对斯威士兰传统的宗教式敬畏。那些手持芦苇向王太后致敬的少女、那些接受酋长分配土地的农民、那些在蒂克汉德拉制度下以个人身份参选却无法组建政党的议会议员——他们共同构成了这个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这种基础的物质形态，就是那著名的“一袋马铃薯”隐喻。马克思在描述法国小农时写道，他们“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他们具有相同的生产方式、相同的利益，但由于生产的孤立性和地域的分散性，无法形成全国性的政治联系和政治组织。斯威士兰的农民更是如此，他们的政治依附不仅源于地理分散，还主动地被酋长制度和土地分配机制所生产和再生产。酋长作为土地的实际分配者，掌握着农民的生计命脉——一个农民如果参加抗议或支持反对派，其土地使用权就会被收回，被逐出社区。这是一种最纯粹的封建依附关系，在现代国家的表皮之下完整地保存着。

然而这个金字塔的顶端并非孤立存在。环绕在国王周围的是一个由三股势力编织而成的统治联盟。第一股势力是酋长阶层。他们担任着土地分配者、传统司法主持人和劳动力征调执行者的多重角色。在斯威士兰的农村，酋长就是国家在毛细血管末梢的延伸。他们确保议会中充满保王党议员，确保任何反对派组织的萌芽在村庄层面就被掐灭。但当农民的土地被商业资本收买时——比如蒙蒂尼造纸公司为了种植造纸用的速生桉树而强征土地时——这些酋长选择闭门不见，或者更直白地说，他们“收了国王的赏赐”。第二股势力是白人财阀集团，其典型代表是财政部长尼尔·里肯伯格及其家族商业帝国。这个荷兰裔家族控制着斯威士兰最大的纸浆生产和木材加工企业，同时拥有一支由前南非种族隔离军队老兵组成的私人雇佣兵武装。里肯伯格个人的双重身份——既掌管国家财政，又是私人资本寡头——使国家权力与私人暴力的界限彻底模糊。当九十三岁的格拉迪斯·苏卡蒂老太因宅基地被蒙蒂尼公司强征而面对倒塌的房屋哭泣时，前来执行的不是法院法警，而是操着阿非利卡语的雇佣兵——这是殖民主义暴力在二十一世纪的还魂。第三股势力便是台湾资本。前面已经详细分析过它的经济角色，但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它的政治功能：台独当局通过对王室政权的直接财政输血、对警察系统的技术训练、以及在国际场合为斯威士兰提供外交掩护，实质上构成了这个专制政权最重要的外部支撑。没有台湾的援助，姆斯瓦蒂的镇压机器将失去至少一半的动力。因此斯威士兰共产党将台湾因素纳入其反帝分析框架是完全正确的——这不是混淆外交与内政，而是揭示了现代封建专制与全球资本之间那种血肉相连的共生关系。

在革命的这一边，阶级力量的图谱同样复杂而充满内在矛盾。运动最显著的主体是青年学生和城市失业者。“现在就民主”运动——这个名称本身就带着对渐进改革的彻底拒绝和对即时变革的激进渴望——构成了起义的主要组织载体。它的骨干力量是斯威士兰扩招后的教育体系所生产出来的文凭失业者。他们受过中高等教育，能够阅读政治传单、操作社交媒体、理解民主自由的概念，却找不到任何能够匹配其期望的就业机会。这种教育与就业间的断裂制造的已经不是传统的无产阶级——被剥削的生产者——而是一种新的社会类型：“新穷人”。他们的贫困不是源于在生产中被榨取，而是源于被排斥在生产过程之外。这使得他们的斗争形式具有鲜明的去中心化、网络化和事件驱动特征，也使得他们倾向于把形式民主的诉求当作万能药方，而忽视了对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入分析。

比青年学生更值得深入分析的，是马察帕工业区那些纺织女工。她们不是经典的男性产业工人。作为女性，她们在出口加工区的铁丝网内缝制运往美国的成衣，月薪不足一百美元，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带薪病假，怀孕即被解雇。但她们却是斯威士兰最具政治潜能的阶级力量。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三个因素的结合。首先是识字率——斯威士兰独立后保留的原殖民者留下的基础教育，使得这些纺织女工大多具备读写能力。她们能看懂传单，能听懂政治广播，能分清“台湾”和“中国”之间的政治含义。这种文化与极端剥削体验的结合，创造了阶级意识觉醒的认知基础。其次是工厂空间的集中性——把成千上万的年轻工人集中在同一个空间里，让她们承受同样的压迫，然后让她们相互交谈，这件事本身就蕴含着颠覆性的力量。台资工厂日常管理中那些工头的呵斥、性骚扰的恐惧、计件工资的压榨，在集体讨论中不再是个人不幸，而是被认知为制度缺陷。第三是跨国资本——台资工厂的存在成为最好的反面教材。工人们亲眼看见台湾老板开着豪车出入厂区、与警察局长称兄道弟、每年向王室进贡“管理费”。斯威士兰共产党的工作方法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发挥了作用。他们的组织者——很多是曾在南非接受过工会训练或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流亡者——不带着枪支和口号进入工厂。他们在厂区外的铁皮棚里租房间，在工人下班的路上搭话，在周末教堂聚会后多留半小时。他们带来的不是现成的政治教条，而是一套分析世界的工具，“台湾老板的敌人是谁?朋友是谁?你的敌人又是谁?为什么你的敌人恰好是老板的朋友?”——当他们向工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时事情就开始发生变化。

站在运动最前沿的是斯威士兰共产党。这个2011年在流亡中成立的政党，经历了从只有几十个核心成员到2021年革命时镰刀锤子旗在抗议人群中随处可见的惊人成长。斯共的组织实践在很多方面体现了后冷战时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种后发优势——如同其总书记库内内所表述的，他们这一代人没有苏联存在了，但中国革命和建设已经证明了自己，南非共产党的斗争经验就在眼前，他们可以同时吸纳所有这些正面遗产，不需要在流派之争中站队。这种开放的的马克思主义，使得斯共能够灵活应对斯威士兰独特的社会条件。他们在理论上明确区分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当前阶段联合一切反对君主专制的力量，建立包括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与此同时，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宪政君主制的改良方案，坚持废除君主制、没收王室财产、实行土地改革的纲领。这种策略在2021年革命中经受了重要检验。当一些反对派力量表示愿意接受英国式君主立宪制时，斯共明确将坚持将共和革命作为不可动摇的底线。然而，这种立场的代价是运动内部的分裂——温和派指责他们阻碍了与王室的建设性对话，而斯共则将温和派视为妥协者。

相对于工厂中，斯威士兰革命在农村的困境要大的多。如何把农民阶级从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传统难题。斯共在农村地区进行了极为艰苦的尝试。他们在偏远农村建立秘密的人民议会，以生计小组为掩护组织农民互助，绕过酋长分配系统获取农资，甚至在深山密林中召开“日落后的聚会”。他们提出土地属于耕种者，而非赋予者的口号，这样的口号直接挑战了国王作为终极地主的整个封建土地制度的根基。但是，在农村的活动远比城市困难。这是因为年长农民对国王的传统身份抱有近乎宗教的情感依附，在他们眼中，国王不仅仅是行政元首，更是大祭司，是传统文化和祖先灵魂在世间的化身。2021年7月虽然确实发生了焚烧酋长官邸的行动，但更多的农村人口在精神上仍然被传统迷信所束缚。在阶级社会中，农民阶级往往无法代表自己，他们必须被代表。但谁来代表他们呢?在斯威士兰，这个代表者曾经是酋长和国王，现在的斯共试图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政治代表，但是，要在短期内瓦解数百年形成的文化霸权显然十分困难，参考中国曾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农民土地革命，仅仅靠几次秘密集会和几份地下传单是不够的。

2021年6月的起义最终在血腥镇压下转入低潮。7月以后，军队继续在街头巡逻，未经审判的逮捕和酷刑成为常态，紧急状态被以各种形式常态化，国王逐步恢复了对社会的控制。斯共的中央委员们被追捕，不少骨干不得不流亡南非。

革命失败——我们应该坦率地使用这个词，斯威士兰的六月革命并没有推翻姆斯瓦蒂政权，并没有打碎国家机器，并没有建立民主共和国——那么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它就不配被称为科学。

失败的第一个原因，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在于悬殊的暴力力量的对比。国家机器尽管在权力结构中存在封建性与现代性的怪异杂糅，但它在镇压能力上依然是强大的。台湾训练的警察系统、里肯伯格的白人雇佣兵、以及必要时直接向人群开火的军队，构成了一支不仅装备上占据绝对优势、而且在使用暴力时毫无法律约束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支镇压力量在2021年七月关税分成到账之后获得了充足的财政供给。财政资金的注入与暴力升级之间的时间对应，揭示了外部经济依附如何转化为内部镇压能力。革命力量面对的不只是警棍，更是直升机、狙击步枪和有组织的死亡名单。在没有武装力量作为后盾、没有分化敌军内部的条件、没有外部军事支援的情况下，街头抗议的极限就只是制造社会危机，而无法夺取政权。

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工人阶级组织的不足和对运动领导权的不稳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共产党人“在实践方面，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斯共在2021年起义中确实展现了先锋党的某些品质——它的旗帜在人群中最为醒目，它的口号最为激进，它的组织网络在动员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斯共毕竟只是一个成立仅十余年、成员规模有限、领导层被迫流亡南非的半地下政党。它在台资工厂中的渗透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这种渗透还远未达到建立稳固的阶级领导权的程度。与之相对的，其他实力更强的左翼政党则往往更加保守，例如斯威士兰工会大会在经济主义和改良主义取向上的局限，使得工会领导层与街头青年运动之间存在代际断裂和策略分歧。当工人们在街头与军警对峙时，工会官方声明往往只呼吁克制和对话。

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革命联盟的内部分裂和统一战线策略的不彻底。斯威士兰反对派长期处于碎片化状态。人民团结民主运动虽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广泛联盟，但其组织结构容纳了从马克思主义者到右翼反共力量的各类人物，理论无法统一，组织上自然难以令行禁止。2021年起义前夕，部分成员从人民团结民主运动分裂出去，成立了斯威士兰解放运动，导致反对派力量进一步分散。在起义高潮期，不同派系在是否接受宪政君主制妥协、是否与王室进行谈判、是否继续街头对抗等问题上立场各异。这种状况与1848年法国革命时期各阶级力量的分裂惊人地相似——当时资产阶级共和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之间相互猜忌，最终让路易·波拿巴渔翁得利。在斯威士兰，姆斯瓦蒂三世正是通过操纵反对派内部的分裂，利用了温和派对激进派的恐惧，成功地恢复了秩序。

失败的第四个原因，也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再三强调的，在于起义者未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巴黎公社的教训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斯威士兰的国家机器有其极端特殊的形态——它不是一个集中化的、有清晰边界的现代官僚机构，而是通过酋长网络渗透在农村社区之中，通过王室企业嵌入在经济活动之中，通过传统仪式再生产在文化认同之中。这种发散性的权力结构，意味着传统的占领行政机构式的革命策略难以奏效。权力的真正来源不在可见的建筑，而在不可见的社会关系网络。即使起义者短暂地控制了中枢行政部门，他们也无法在短期内瓦解遍布全国的酋长控制系统。更为关键的是，起义者自身并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替代性政权的组织方案。斯共号召建立临时政府，但这个临时政府应当如何组建?它与地方上自发涌现的人民议会是什么关系?如何确保临时政府不被自由派资产阶级力量所绑架?这些问题在起义的硝烟中没有得到充分回答。

失败的第五个原因，在于国际因素的致命作用。巴黎公社是被凡尔赛政府与普鲁士占领军联合绞杀的。斯威士兰的六月起义虽然没有遭遇外国直接军事干涉，但国际因素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发挥了作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非洲联盟在起义期间保持沉默——这是后殖民非洲前解放运动政党普遍保守化的结构性产物。那些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斗争中曾经高举民主与人权旗帜的政党，在执政后经历了系统性的右转。他们对彼此国内的镇压行为相互默许，因为任何打破这一默契的尝试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威胁所有在位者的既得利益。南非作为区域霸权与斯威士兰经济高度一体化，拥有对斯威士兰局势施加实质压力的能力，但历届南非政府均选择了维护现状的实用主义路线，拒绝利用其影响力推动民主变革。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在起义期间的运作也从未停止——它为王室提供外交掩护，为台资工厂的安全呼吁，并通过各种渠道确保援助资金的持续流入。而美国，作为AGOA贸易优惠的授予者和全球人权话语的最大声张者，在这个盟友的血腥镇压面前再一次保持沉默。这里的人权话语不过是强权手中便利的工具。

那么，斯威士兰革命是否只是一段等待被遗忘的失败历史吗?它的意义仅仅在于证明了非洲绝对君主制的顽固吗?不。失败的革命从来不是毫无意义的。1848年的法国革命失败了，巴黎公社的革命也失败了，但正是这些失败为马克思撰写《雾月十八》和《法兰西内战》提供了分析对象，而这些著作所提炼的理论又为后来的革命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马克思本人在分析1848年革命失败时，非但没有陷入悲观，反而从失败中看到了无产阶级意识觉醒的必然过程——“无产阶级革命经常批判自己，在前进中不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再次嘲笑它的对手们的怯懦、无能和拙劣。”斯威士兰2021年的起义，从同样的意义上讲，确实是一幕“被迫重复的悲剧”，但也是未来更大规模历史运动的彩排。

这场革命暴露并深化了斯威士兰社会的内在矛盾。君主专制的合法性遭到了不可逆转的侵蚀——姆斯瓦蒂三世可能仍然坐在他的黄金椅上，但他已经从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变成了雇佣兵保护下的寄生虫。青年一代的政治意识已经被激活，这种意识并不会因为镇压而消失，只会在地下转入更为深沉、更为系统的组织化。纺织女工和其他工人在罢工与街垒战中获得的集体经验，是任何教室里的政治教育所无法替代的。他们学会了如何协调行动、如何传递信息、如何在面对催泪瓦斯时保持队形。这种实践中的阶级教育，将为未来的阶级斗争储备更为成熟的力量。斯共从只有几十个核心成员发展到起义时的镰刀锤子旗随处可见，这个组织成长轨迹所体现的数字时代先锋党组织的新形态——通过社交媒体触及广大群众，再通过隐蔽的支部网络进行深度动员——为其他专制国家中的左翼政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更为深刻的是，斯威士兰起义中出现的某些萌芽性的群众组织形式，如果加以理论化，可能具有超越其具体成败的长远意义。那些在偏远农村建立的秘密人民议会，尽管脆弱且短命，但它们展示了在酋长权力最为强大的地方建立替代性政权的可能。那些在工业区社区中涌现的安全委员会和福利委员会，尽管起初只是应对警察侵扰和生活匮乏的自发组织，但它们实质上是在执行国家本应承担却故意放弃的公共职能。当这些委员会开始协调公共服务、调解社区纠纷时——如同斯共所言，它们不再等国王来解决——它们就已经在扮演一种平行权力的角色。这是巴黎公社原则在二十一世纪非洲的特殊体现：劳动者不是去夺取现成的国家机器，而是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在自己的社区里，创造出新的权力形式。当然，这些萌芽在2021年的镇压后大多消散了，但它们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君主专制社会基础的挑战。

现在，我觉得有必要提出一个更具野心的理论追问：斯威士兰的六月革命，能否被视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星星之火的一种征兆?更具体地说，非洲大陆是否有可能像二十世纪初的沙皇俄国那样，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中的“最薄弱环节”?

列宁的薄弱环节理论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在资本主义发展最充分、生产力最发达的西方先进国家首先爆发，而可能在资本主义中等发展、各种矛盾最为尖锐集中的国家首先突破。沙皇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恰恰扮演了这种帝国主义链条中最弱一环的角色——它不是欧洲最工业化的国家，但它在短短几十年间经历了急剧而不均衡的资本主义发展，新旧社会关系以最畸形的方式叠加在一起。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外壳尚未被彻底打破，现代金融资本已经渗透进经济生活的每一个毛孔。沙皇政权同时承担着前资本主义的统治危机、资本主义的积累危机和帝国主义的战争危机，最终在矛盾的总爆发中瓦解。值得注意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功并非仅仅因为危机足够深重。列宁反复强调，仅有“下层不愿照旧”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更重要的是——存在一个具有明确革命纲领、严密组织纪律、能够将广大群众的分散愤怒凝聚为有效政治力量的先锋队政党。薄弱环节的断裂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被有组织的力量所击穿的。

将这一分析框架应用于当代非洲，我们会发现相似性和差异性。相似性在于，非洲许多国家——斯威士兰只是其中一个最极端的案例——同样呈现出前资本主义政治统治与现代全球资本剥削的叠加。在那些矿产资源富集的国家，巨型跨国公司通过地方买办政权控制着钻矿、石油或铀矿的开采权，利润流向了伦敦、巴黎和纽约，留给当地的是环境灾难、被掏空的矿坑和赤贫的矿区工人。在那些以出口农业为支柱的国家，小农在层层中间商的盘剥下种植咖啡、可可或棉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微小波动就足以摧毁数百万人的生计。在那些遍布出口加工区的国家——从埃塞俄比亚到肯尼亚，从莱索托到斯威士兰——全球快时尚品牌通过本地承包商雇佣低收入女工，利用非洲的关税优惠配额通向欧美市场。也就是说，非洲大陆的很多国家都处于一种半封建半殖民与依附性资本主义混合的状态中。国家的形式主权与国际资本的实际支配构成一对尖锐矛盾。传统的酋长、头人或教权结构被帝国主义刻意保留和利用为间接统治的工具。这是沙皇俄国曾经的困境，在今天以更复杂的全球化形式在非洲被复制和放大。

但差异性同样不可忽视。沙皇俄国毕竟是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拥有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它在帝国主义国家的缝隙中具有一定的自主行动能力，能够在战争中扮演独立的军事角色。而当代非洲国家——尤其是像斯威士兰这样的微型内陆国——其规模之小、经济依附之深、国际格局中的边缘位置之固化，使得它们很难孤立地成为一个“断裂点”。斯威士兰百分之七十的政府收入来自南非主导的关税分成，它的货币与兰特挂钩，它百分之八十的进出口依赖南非通道。在这种深度一体化框架下，斯威士兰不是一个独立的薄弱环节，而是南非这个区域霸权链条中的一个依附性铆钉。铆钉的松动当然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但它不太可能首先独自崩断。

更为严峻的差异在国际左翼力量的结构性缺失。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期，第二国际尽管在一战爆发时已经背叛，但各国工人政党仍然拥有数百万成员和深厚的组织传统。十月革命后，共产国际迅速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起了声势浩大的支援网络，即使在帝国主义全面封锁下，苏联仍然拥有数以万计的各国共产党人作为其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的传播者。今天呢?斯威士兰共产党只能依靠南非共产党零星的边境接应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道义声援。没有来自区域内大国的实质性支持，没有全球左翼网络提供的物资和培训资源，单凭一个小国地下党的英勇奋斗，要击穿一个受到区域霸权默许、跨国公司利益保护和台独当局财政支撑的君主专制堡垒，其难度远甚于布尔什维克当年面对沙皇制度时的处境。

非洲工人阶级的结构同样与沙俄时期存在质的差别。彼得堡的普蒂洛夫工厂里聚集着数以万计的重工业无产者，他们集中居住、同工同酬、有工会传统和罢工记忆，形成了经典意义上的阶级组织基础。而斯威士兰马察帕工业区的纺织女工，虽然在特定条件下同样展现出高度的斗争性，但她们被出口加工区的铁丝网所隔断，被灵活雇佣、短期合同和非正规就业所碎片化，被返乡务农的半无产阶级状态所分化。非洲大陆上，矿产资源行业通常创造了最集中的无产阶级，但矿工社区往往位于偏远飞地，与城市消费中心的青年抗议者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农业种植园工人、家庭佣工、计程摩托车司机——这些非正规经济从业者组成了非洲城市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无疑是被压迫者，但将他们组织为政治力量的难度远超工厂工人。这种阶级构成的碎片化，意味着先锋队的组织工作必须远比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党更为复杂、灵活和漫长。

国际资本的战略应对能力，也在这一个世纪间经历了质的升级。沙皇俄国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可以通过直接军事干涉——十四国武装干涉苏俄——来试图扼杀革命，但那是在一战已经摧毁了各帝国之间信任与合作的时代。今天，全球资本对边缘地带社会动荡的管控手段已经极为精细化和多样化。当斯威士兰六月起义爆发时，人们没有看到一个“非洲的冬宫”被工人占领，而是看到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随时可以通过调整关税分成谈判或援助条件来施加压力;看到了台独当局表面上保持低调，但其对国王的直接安全援助从未中断;看到了南非和南共体以维护地区稳定为名，实际上为姆巴巴内的镇压提供了时间和空间。这种国际管控通过不干预、不谴责、不制裁，共同为反革命暴力的完成创造了外部环境。

然而，承认上述所有这些差异，并不应导向一种消极的结论。列宁当年用“薄弱环节”这个概念并不是在做地理决定论或静态实力对比分析。薄弱环节恰恰是在矛盾的动态发展中形成的，它是由压迫之深重、革命力量之集中和国际支持之可能共同构成的一个动态的“机遇窗口”。非洲大陆的矛盾积累速度正在加快。整个非洲在经历了二十一世纪初的非洲崛起叙事之后，正面临新的债务危机、气候灾难和粮食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赞比亚、加纳等国的结构调整政策正在吞噬公共卫生和教育预算。非洲的青年人口将在未来二十年内翻倍，而就业机会的创造远跟不上这一速度。在尼日利亚，几年前的示威已经展示了青年动员的惊人能量。在苏丹，群众运动曾两次推翻军事独裁者。在斯威士兰，2021年的火焰虽然被扑灭，但灰烬之下，矛盾没有一项得到解决：国王没有交出权力，台湾的金元仍在输入，台资工厂仍在运转，农民的土地仍在被酋长和资本家联合强征，二十万赤贫的农民仍依赖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救援，数万名纺织女工仍拿着不足一百美元的月薪，百分之二十七的成年人仍携带艾滋病毒!

斯共中央在2026年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将革命定性为长期战争——这或许是他们在经历了2021年的教训后做出的最清醒的战略判断。长期战争不需要幻想一次总罢工就能夺取政权，不需要寄望于国王的出逃流言变成现实。长期战争意味着在工厂车间建立可能不显眼但极其稳固的组织据点，意味着在农村用社区互助网络逐步替代酋长的分配功能，意味着在国际上耐心构建真正有效的声援机制而不仅仅是宣言，意味着培养新一代能够在镇压条件下存活和战斗的骨干力量。这是葛兰西所说的阵地战——不是一次性决战决胜，而是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阵地上与统治阶级争夺霸权。当世界银行规划的发展援助在非洲制造新的债务陷阱时，揭露它并向农民解释为什么饥饿不是上天的诅咒而是帝国主义的制度安排，这是阵地战。当台资工厂的工头在车间里呵斥女工时，建立秘密小组讨论如何集体拒绝加班却不暴露组织者，这是阵地战。当国王的芦苇舞节再度举办、电视上循环播放传统庆典时，通过社交媒体在美丽画面上叠加贫困数据的图文，让年轻一代看到华服之下的骸骨，这也是阵地战。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结尾写道，波拿巴的皇袍终将脱落，“那时人们将会看到，这顶帽子底下盖着的究竟是什么”。在斯威士兰，姆斯瓦蒂三世的权杖仍在闪光，芦苇舞节仍在年复一年地举行，台湾的直升机仍在机场待命——所有这些表象，都试图制造一个一切照旧的假象。但每个人都知道，2021年的火焰烧掉了一件皇帝的新衣。那件新衣就是所谓传统与现代和谐共存的神话。火焰证明了，在这个国家的胸膛里，阶级矛盾已经沸腾到任何传统的外壳都无法再包裹的程度。问题不在于预言下一个革命日何时到来——没有谁能给出这样的日程安排。问题在于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带，在非洲大陆最不自由的那些土地上，革命的条件不是正在消失，而是正在加速积累。当苏丹的群众第二次推翻了军事政权，当埃塞俄比亚的内战撕裂了非洲发展模式的神话，当赞比亚在债务陷阱中越陷越深而当政者束手无策——每一次这样的震荡都在非洲大陆制造出新的裂缝。这些裂缝目前还不构成一条连贯的断裂带，但它们确确实实正在扩散。

很遗憾，斯威士兰的星星之火在2021年并没有燎原。但它在那片被桉树吸干了水分的土地上、在马察帕被烧焦的厂房废墟下、在流亡于南非边境的共产党员的宣传单上，留下了余烬。而这些余烬在整个非洲大陆其他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地方同样存在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表明，它一方面极其善于制造危机，另一方面极其善于管控危机——通过空间转移、时间延迟和暴力压制，将漏洞一个一个地堵上。但它无法改变的是，每一次堵漏都在积累下一次更剧烈爆炸的能量。沙皇俄国曾经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不是因为它的客观结构注定比其他环节更脆弱，而是因为那里同时汇聚了最残暴的专制、最坚决的革命政党和最有利的国际时机。今天，在非洲的土地上，我们还不能断言哪一个国家将在何时成为新的断裂点。但我们可以断言的是，只要那里存在一个将全国土地当作个人财富的国王，只要那里存在一个月薪不足一百美元却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的工人阶级，只要那里存在一个在秘密聚会中压低声音朗读革命文献的支部——那里就已经具备了断裂的一切内在条件。而历史那沉重的钟摆，从未停止在积累与爆发之间那缓慢而坚定的摆动。

有时候，五十年如一日。

有时候，一日如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