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的另一条道路：列宁时代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

原编者按

但是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来自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如果布尔什维克没有受到世界大战、德国占领和一切与此相关的异常困难的可怕压力，布尔什维克肯定完全会这样做的，而这种困难必然在使任何充满最良好意图和最美好原则的社会主义政策遭到歪曲。

(罗莎·卢森堡 《俄国革命》)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的思想的力量是很大的，大得往往出乎我们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政治家自认为自己不受任何理论影响，然而他们却成了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狂妄的人得势，认为那是上天的意愿，而他的狂想的由来，是由于很多年以前的某个学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就业，投资与货币通论》)

不存在的另一条道路：苏俄早期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

一、社会主义民主失败的溯因

国家社会主义与民主的背道而驰，可以说是上个世纪最大的悲剧之一。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一种与社会主义相称的民主方面都陷入了惨败。这一惨败不在于对于原则的背离或者具体制度设计上的遗憾，而是在于一个简单的政治经济学事实：国家社会主义模式没有创造出一种可以保护自身经济的政治，反而创造了一个不断破坏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而这一政治模式之中的核心政治行动者——不论将其称之为官僚、干部、国家资产阶级还是政治精英——事实上，最终缺乏动机保护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究其本源，官僚的利益与社会主义相对，始终向往着资本主义的回归，以至于当社会主义陷入停滞之时，他们会选择用坦克与机枪、利诱或是花言巧语，镇压试图保护社会主义的工人。二十世纪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而这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非民主的政治精英之存在」。

我们可以用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来描述这一失败：同社会主义的经济秩序相称的「社会主义民主」在二十世纪没有诞生。当然，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逻辑之中也存在根本的隐患，但这不是本文探讨的主题。一个与社会主义逻辑相称的政治秩序是社会主义存在、乃至于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必要不充分条件」。而这一必要不充分条件在整个二十世纪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缺失，是致命的。

而对于「社会主义民主之缺失」的研究，主要给出了三种潜在的解释：

1. 全体学派(totalitarianism)的观点：社会主义民主的缺失是政治精英或者是最高领导者，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友谊是拒绝，而这一拒绝来自于现实政治考量，即政治精英与最高领导者需要将自身的政治权利最大化，而民主制度会破坏这一事实。

2. 修正学派的观点：这一观点拒绝承认社会主义民主的缺失，最为典型的苏联史修正学派之中的一些观点认为斯大林曾经尝试过民主改革。我们可以将这种观点扩展到更加一般的对于历史上国家社会主义的辩护，最常见的辩护对象包括苏联、南斯拉夫以及东方大国，而常见的辩护词是: 这些社会存在一种替代性的民主。

3. 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一观点的代表是托洛茨基一系的观点，比如曼德尔在《权力与货币》之中的分析，其更多将社会主义民主的缺失归结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与官僚阶级的利益之间的捆绑，即指出民主的缺失体现了一种经济逻辑更深层次的困境。

而笔者在这篇文章中不会介入上述三种学派的争论。可以说，上述三派学派皆有其可取之处，至少是都指出了问题的一个侧面。政治精英的生存逻辑与官僚阶层的阶级利益是客观存在的，这让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稳定之，后体现出了反民主的韧性。而修正学派的观点之正确，则在于指出了一个事实：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之中的无产阶级不是完全去政治化的。首先，它会在国家社会主义的一般性政治框架之中进行政治活动，不时产生重要的作用——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与东方国家改革初期的工人自治活动，实质上展现出了在正常制度框架之下工人阶级斗争对于整个社会的巨大冲击，以至于政治精英不得不对之做出回应。而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社会主义之中的无产阶级经常会在运动性的治理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政治斗争之中一些领导人或政治集团会选择将工人等团体暂时政治化来增强其自身的影响力，斯大林的民主化改革与东方大国的文化革命运动是最为典型的两个代表。

而国家社会主义的招魂者，时常会将这些运动之中涌现出的参与式民主视为国家社会主义雕像上的金箔。但在本质上来说，「政治运动」之中涌现出的参与式民主是苍白无力的。或者更加具体的说，它是官僚政治斗争的从属者。而这些运动不可能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框架之下演变为一种自觉的政治力量。这一自觉性事实上正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汇真实的含义，毕竟马克思从来没有谈到过「官僚阶级专政」。

而以上的三种观点虽然都展现了一部分的事实，但是皆没有注意到一个致命的细节：政治观念的作用。这里的政治观念不是一种庸俗的政治文化理论，一些苏联史或者是东方国家研究的学者，经常会轻易地将民主的缺乏，归结于传统政治文化或者是近代思想的缺乏。但这无力解释自柏林到莫斯科、布加勒斯特到平壤的不同文化与地域之间，国家社会主义模式的高度一致性。而上述三派的研究者会直接的指出：或许导致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模式的是一些非文化的根本性原因，比如阶级政治的逻辑(比如国家资本主义)或政治制度的逻辑(集权主义—威权主义的模式)。但如果我们一旦将历史上的国家社会主义分类，即会发现这些国家之间实质上存在着一种社会主义传统之中的模式扩散与文化的相似性。我们可以将其分类为如下三类：

1. 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这本身是自成一类的，因为苏联是模式的创立者。

2. 输入的国家社会主义：包括多数的国家社会主义东欧与朝鲜，这些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通过自身的政治运动产生的，而是在苏联的政治压力或帮助之下建立的。

3. 革命的国家社会主义：其主要的案例是古巴、中国与南斯拉夫，是在相对自身独立的政治运动之中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

这一分类之中不包括智利共和国阿连德政府时期的模式，因为阿连德模式一方面没有形成一个稳态的社会主义秩序，反而是在1973年的外部压力与内部的动荡之中显得破碎不堪;而另一方面，这一模式在根本上不同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

我们会注意到上述三类的社会主义模式之中，苏联实质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结构，且对于所有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将这一政治经济结构描述如下：

1. 国家所有制：即社会之中主要生产资料的管理权与收益权归属于科层制结构之中的政治精英，而这一政治精英通过一种「先锋队话语」保障了一种高于一般人民主权论的「合法性」，因此垄断了政治空间、且有效地排除了一般工人阶级的政治参与。

2. 指令性经济：这一经济模式通过基于「物料平衡法」的经济规划模式，建立了一种非市场的经济体制。「物料平衡法」让这一体制的主要目标在于实现关键产品产出的最大化，而不在于满足需求。国民经济规划的过程演变成了一种中央精英与地方精英之间竞争性的联合。

3. 绩效合法性：这一「二元精英体制」以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福利承诺与新传统主义的社会福利体制，实质上在无产阶级之间制造了一种「去政治化的同意」，即官僚阶层用经济不断发展的神话来换取工人阶级对于政治参与的放弃。

这一模式实质上构成了一种相当精巧的稳态，中央官僚、地方官僚与无产阶级之间，以国家所有权的模式——这意味着实质上将产权拆分到不同的阶级之间进行分配，因此不同于市场经济中的私有产权——不平衡地分配剩余。只要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处在迅速发展的阶段，上述三个集团之间的平衡就是稳定的。而考虑到历史上所有的国家社会主义，或是处在一个后发现代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或是建立在战争之后的经济重建之上，苏联模式建立之初的高经济增长都是可以实现的。而这同时保障了官僚阶层基于绩效的剩余分配以及一般工人基于工资的剩余分配。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但一旦这些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结束，或者是因为上述模式之中的资源浪费而陷入了停滞，集团之间的平衡即不复存在。而特别是中央官僚与地方官僚之间同盟关系的破裂，一般而言会直接引发来自上层的革命，国家社会主义模式的终结与资本主义的回归。

而一旦关注这一模式的扩散时，即会发现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对于第二类的影响是十分直接的，甚至其中多数(除南斯拉夫之外的所有东欧国家)是直接对于苏联体制的照搬与借鉴。这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化输入与影响。一方面可以有利于一类特定的政治精英之利益，以至于其有力的推行并捍卫;另一方面即在这些相对依附于苏联的政权之中，出口苏联的模式对于苏联国家而言是一种有利的策略。因此，以东欧为代表的第二类型之社会模式，一般呈现为部分国内官僚阶层与苏联政治精英之间的合谋。而与之相对，革命的国家社会主义一般都会体现为对于苏联模式的一定程度的背离——比如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我管理与东方大国的文化革命。但是我们会看到：这种背离没有违背「苏联模式」的基本原则——国家所有制、指令型经济、绩效合法性一直没有被真正放弃。当然，南斯拉夫一定程度已经根本性的背离了苏联模式，而需要归入一种新的市场社会主义亚型。但我们同样要注意的是南斯拉夫建立之初，同样输入了十分教条且严格的苏联体制。因此，或许一种分析是：南斯拉夫经历了提前发生的来自上层的革命。

简而言之，苏联在二零年代的建设经验与政治斗争，实质上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范式，随后让大多数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权陷入了路径依赖之中。以至于我们会看到：一战之后俄国十分的社会困境，实质上成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基因。

而若将探讨聚焦在苏联国家社会主义模式的诞生上，全体学派、修正学派与批判马克思主义学派邓诠释就出现了一个共同的漏洞。这些观点皆没有考虑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在一种政治经济模式诞生中的制约作用。这些观点都假设在1920年代的苏俄存在这一种「另一条道路」。即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理念。只是这一民主理念被政治精英抛弃了、或者是被政治斗争之中形成的经济构造所压制了、或者是已经体现在了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建设之中。但本文的核心假设正式在于思想在当时禁锢了斗争，一种替代性的相对成熟且可靠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以至于已经隐约意识到了国家社会主义模式之问题的政治家与工人，并无法提出一个能够将其政治力量凝聚起来的纲领来进行斗争。

当然这里需要指出，本文所谈到的成熟可靠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不意味着它需要是一个精美的体系，但它需要完成三个底线性的原则：

1. 「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是一种有政治凝聚力的意识形态，以至于可以在它服务的集团联盟之中建立一种内部合法性，即它对于改革联盟而言是可达成的;

2. 「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可以解决当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存所需要面对的迫切问题，即它对于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来说是可行的;

3. 「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符合一些基本的原则，即它可以服务于一种反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促进人的解放。以至于这种理论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是可欲的。

而我们一旦去挖掘苏联内战前后甚至更古早时期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史，即会发现在当时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理论。最为接近这一目标的民主集中论者与工人反对派，可以说是在当时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但这些理论都无法满足上述三个条件，以至于在政治竞争之中一败涂地。我们当然指出列宁更加现实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观点，民主集中派与工人反对派的观点的确在政治与经济的现实条件之下受到了更多的约束，但是这两种理论自身的巨大不成熟性，也同样极大的限制了这种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发展空间。

而本文接下来下半部分的内容就是要去探讨这两种理论论自身的困境，以及这种困境在十月革命到1921年党内派系活动令这段时间(1917-1921)引发的现实政治化中的失败。

二、列宁与卢森堡之间：俄国革命前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

简单回顾一下十月革命前后社会主义者所拥有的民主理论资产。除开第二国际主流乃至于右翼的民主理念——即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框架之下追求普选权与更多的政治参与——主要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包括列宁的观点与卢森堡的观点。前者最为重要的代表是《国家与革命》，而后者则是《俄国革命》，这两篇文献实际上都是对于二月革命之后俄国革命的理论回应，皆代表了支持民主的立场下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发展。不过在接下来的简要探讨与分析中，我们看到的更多会是不足。展开两者不同的观点之前，我们首先要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这两篇文献之中，民主问题的探讨都是相当边缘性的。《国家与革命》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一种「先夺权—后扬弃」的国家理论之辩护;而卢森堡的《俄国革命》虽然对布尔什维克的策略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但实际上更多也是在与社民党右派的论战以及对于布什维克革命的辩护。简而言之，若不采用一种非历史的回溯性重构，我们更多会关注到这两篇文献的历史性与政治性：列宁与卢森堡都需要通过这两篇文本为自身的政治行动作出解释。

首先是《国家与革命》，我们这里先不去赘述列宁的国家理论。简要总结是，革命者首先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来实现阶级斗争的工作，随后再将国家逐渐消亡。其中，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这一姿态是对于考茨基等人观点的批判，即不能简单停留于议会斗争之中;而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来实现阶级斗争的工作，是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这一文本写就于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间，十月革命、追求制宪会议与对于制宪会议的解散尚未发生，但是「将国家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将国家的消亡等同于阶级斗争结束之后的效果」这样的观点，事实上已经体现在其观点之中了。这就是导出了一个危险的结论，因为列宁在书中指出：

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统的暴力的组织……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完全不需要国家，因为没有人需要加以镇压了，——这里所谓“没有人”是指阶级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列宁 《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

而在这个过程之中，民主是什么呢?首先，民主实质上被表达了一种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在特征，而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无产阶级占据优势地位且对资产阶级进行镇压的国家。而且这种背景之下，决定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不是具体的制度或者是政治实践，而是阶级斗争的态势。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就更能够理解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之中提出的一系列颇具空想性的民主实践细节，其实并没有十分坚固的理论基础。列宁笔下的民主实践——巴黎公社原则、轮岗、工人参与管理、直接民主——事实上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是本质所反映出来的现象：

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用的职员……在社会主义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独立地参加日常管理。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列宁 《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其中那一些文本之中解读出另一种意涵：列宁实质上是在说民主的制度会成为无产阶级之斗争的工具与策略，因为无产阶级的力量在于民主之中。但事实上，列宁将这种「工人真正参与民主的过程」置于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新的之后——这事实上是与卢森堡根本的不同：

实际上，只是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才会开始出现迅速的、真正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居民参加然后有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的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计算劳动和产品。(列宁 《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

这里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列宁主义民主话语的最重要特征：社会主义民主更多被视为是阶级斗争成功后的成就，而不是在革命开始到结束这段时间的一种策略。理论上来说，在最为残酷的阶梯斗争的时期，「民主的实践」完全可以被悬停;而「民主的本质」在更根本的意义上反映为这一阶级斗争的过程。这一观点将「民主的建设」实质上排除在社会主义的核心战略之外，是一种基本上被列宁、托洛茨基以及日后苏俄初期社会主义民主论保守派所继承。

而且更客观的讲，上文之中的建构以及此前一系列学者对于列宁民主理论的建构，皆只是在《国家与革命》这本小册子中的只言片语中尝试寻找某种一致性。但是事实上，这一文本之中对于民主的定义是高度模糊的(可以参考大卫·普利斯特兰：《斯大林与动员政治》，第98页)，其中指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之中对于民主的观点，摇摆在唯意志主义的参与民主与技术精英主义之间。)特别是「民主的制度定义」与「民主的阶级定义」经常会被混。，这与其说是开放了某种解释的自由，不如说是让列宁一系的民主话语在接下来的政治斗争之中，更灵活的成为了政治现实主义的辩护词。不过最底层的恒等式，「民主的本质是国家机器的阶级镇压」是一贯且真诚的。

而与之相对，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则非常的不同。卢森堡反而会认为：积极的民主参与本身是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且是无产阶级之力量的内在组成。可以将这一观点总结为「社会主义的参与民主」。民主的本质不再被等同于抽象化的「多数阶级对于少数阶级的镇压」，而是更多与无产阶级内部有效的政治参与相等同，

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统的暴力这一切都表明“民主机构的笨重的机制……”有一个有力的纠正者——这正是生机勃勃的群众运动，是它的不断施加的压力。机构愈民主，群众政治生活的脉搏愈活跃愈有力，影响就愈是直接和密切——尽管有死板的党的标志，过时的候选名单等等。当然，任何民主机构都有它的局限性和缺陷，这恐怕是人类设立的一切机构都有的。只不过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坏事更坏，因为它堵塞了唯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这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罗莎·卢森堡 《俄国革命》一九一八年)的组织……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完全不需要国家，因为没有人需要加以镇压了，——这里所谓“没有人”是指阶级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列宁 《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

这里最为重要的突破，反倒不在于卢森堡民主理论体现了怎样的先进性。根据后见之明指出，这本一九一八年的小册子遇见了苏联模式的内在困境，不代表卢森堡在当时提出了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更不代表这一这本小册子，对于当时苏联的思想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篇手稿发布于1922年才正式发布，后面将要谈到的工人反对派与民主集中派是不可能读到这篇文稿的。「社会主义的参与民主理论」最为重大的突破在于指出：民主的实践是革命斗争的内在策略之一，而日后苏俄初期的「工人反对派」实质上最为核心的观点也与此一致，当然，罗莎·卢森堡在更早的时期就强调过政治参与对于社会革命之必要性，而工人反对派的一系列核心的观点与卢森堡是高度一致的，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工人反对派试图在苏联的政治背景之下，将这一参与理论具体的发展成一种政治策略。

而在正式进入俄国之前，我们不可忽视社会主义的参与民主理论之中的一个巨大的问题。简而言之，由于缺乏更为深入的理论化与探索，卢森堡一系的观点会得出一个简单的判断：政治参与只要足够热情与高强度，足矣保卫社会主义的民主乃至于社会主义。这种倾向造成了一个重大的后果，即这一最重视民主的传统，不曾尝试去探讨社会主义民主的「宏观制度设计」：宪法的框架、投票制度与选区制度、政党制度等等。而这背后不免存在一个天真的预设：革命的激情年代、街头政治的热情，民主参与本身被视为了是社会主义时代的常态，而不是一种追求新的民主制度秩序的过程。这一模糊民主运动与民主制度的倾向，不只存在于后来的工人反对派，甚至也存在于日后西方阵营的参与式民主理论、乃至于东方大国文化革命时期的民主理论之中：民主性等同于参与性的最大化。

而这一命题后来被政治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的研究所(譬如《社会运动：1768-2004》)反驳：社会运动与民主制度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前者热情的民主参与不一定意味着民主制度的建立。不论是右翼政治过程之中的法西斯政治、还是大国曾经喧嚣的民主参与，皆证明了这一事实。

三、民主集中派与工人反对派的民主论

回归苏联革命之中的民主理论。十月革命后解散立宪会议之后，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实质上成为了日后成为苏俄与苏联这一支政治势力之中唯一的政治力量——其他的一切政治力量最终都被推到了内战的另一端;而另一方面，列宁对于革命与民主的观点暂时成为了布尔什维克行动上的主流。因此，日后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首先皆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展开活动;且以列宁民主理论为支点，或支持或反思。而这一政治化过程的爆发，其实是发生在一个相当短暂的窗口期之中，即八大到十大之间。

而这段时间内，内战的高压环境这一外因下列宁主义民主论的逻辑进一步发展，最终实质上导致了两个现实的政治后果：一个是党内权力的集中化;另一个是工会与苏维埃权力的压缩，而民主集中派与工人反对派政治动员的中心，分别是面对前一个问题与后一个问题。当然两者的观点也有交叉之处，民主集中派同样强调需要释放更多的工人政治参与，而工人反对派同样强调党的民主化，但二者是各有侧重的。其中民主集中派更多的政治基础在于布尔什维克党内，而工人反对派则拥有更多的地方工会以及苏维埃中的支持。而绕着两个团体自身所侧重的政治任务，两支团体所提出的民主理论也有所差异。

我们先来探讨民主集中派，这一派提出的关于民主的政治主张，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1. 党内的政治自由与民主化：布尔什维克党内应当为少数派留出席位;且应当将民主的权利交还到党代表大会与中央委员会，而不是完全集中在政治局。具体的政策包括：将领导权利重新收归中央委员会，一年至少召开三次党代表大会。

2. 向地方放权：应当给予地方党支部与苏维埃在经济决策与政治决策上更大的自主性，以避免官僚化的趋势、且激发地方性的热情。具体来说的一些政策包括：省级的行政单位应当向省执行委员会负责，而不是向中央派遣的官员负责。

3. 反对单一厂长制：工厂管理与经济民主方面，不应该建立一长制，而是应当形成所谓集体领导制，同时追求一定限度的工人民主——「工人民主权限」多于列宁与布哈林的主张，而少于工人反对派的主张。

这三个方面分别围绕着党内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经济管理。而这些探讨几乎没有跳出内战之中所形成的约定俗成的政治轨道，而更像是对于内战早期工人参与民主与党内民主未破坏时期的反拨。但是问题在于：这种理想的布尔什维克民主政治是怎样的。它实质上是一种由一个政党占据主导性地位、同时存在活跃的无产阶级政治。前者因为要保持一个教育后者的姿态，所以不会民主地向后者问责，至于社会中保持着一种二元合法性。这实质上是列宁主义先锋队理论在具体政治涉及之中的呈现，无产阶级最终代表历史主体;而先锋队代表先进的理论与人员。理想的情况之下，两者之间是相互支持、可以达到充分的合意。

但问题在于，这实质上是一种在现实政治之中矛盾的非稳态。若两者之间不存在以民主为媒介的政治问责关系——只有保证先锋队不需要向一般的选民问责，先锋队才能保持一种自立于无产阶级的主权地位——会引发两个后果。首先，先锋队自身(它首先指一个具体的政治集团，而不是它在历史哲学上应当有的理想)与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一致，是不存在制度性的保障的。这意味着先锋队之服务于无产阶级的真实利益，只建立在其中成员自身的观念上。而更重要的一点是，一个集团之中成员的观念以及行动是受到其「阶级利益」的牵引与约束的。当先锋队团体成员的个人利益不再凭藉「制度」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这会意味着先锋队团体内部的分化。早期成员的利他主义观念会逐渐被利己主义的观念与个体取代，因为在「先锋队—工人二元政治」的背景之下，利己主义才符合于这些先锋队成员的阶级利益：通过对于国家政权的占有，间接地分享国有资产之剩余。我们可以将这种受益于国家中的特权且有意识的认同这一特权的人称之为「自觉的官僚」或保守派;而将认同最终应当将权力交换到无产阶级之中的人称之为「自发的官僚」或改革派。

同时，不向民众问责的先锋队实质上是占有国家机器的，而这实质上给予了这个团体在政治斗争之中的优势。这意味着「只要思想一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二元政治之下，自觉的官僚通过有意识的蚕食无产阶级民主，增强自身的特权;而获得了更加集中垄断性权力的保守派、可以扩大自身的阶级利益。这实质上意味着在缺乏改革派与无产阶级阻拦的背景之下，官僚特权的扩大化与政治空间的萎缩是一个正反馈。我们可以将这一正反馈称之为「制度性的官僚化」——非民主的制度会有利于保守派获得权力上的优势。

每一个苏联体制国家在最终确定稳态之前的政治，皆是保守派、改革派与一般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而只要这一模式延续下去，最终的稳态是保守派战胜改革派，而后前者根据自身的利益、消灭一切政治空间，随后是苏联模式的固化。而理论上来说，超越苏联模式固化的唯一可能在于改革派与工人阶级联合，打击保守派。问题在于改革派怎样在政治空间之内最大化自身的权力。若改革派本身采用与保守派一致的方法，即「扩大先锋队的特权，同时尽量控制先锋队」，改革派与保守派政治斗争不断升级的结果，是双方不断争夺更多政治特权的过程，而不论谁胜利了，实际上都会进一步压缩工人的政治空间。而即使胜利者是改革派，若不将自身的政治优势转化成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改革派自身的胜利完全悬系在其集团内部观念上对于「改革派的认同」——每一个官僚必须违背自身的利益与客观存在的特权、向人民无偿牺牲。而这是完全不可靠的。

真正可靠的策略在于重构政治场域的逻辑，即让工人阶级与更一般的社会主义公民之支持成为政治力量唯一的筹码，这一转换的过程不止意味着剥夺保守派原有的筹码——因为保守派也必须向民众问责，而其政治策略也就必须受到工人政治参与的审视——更意味着开启一个有利于改革派的正反馈。由于改革派会主张一种将自身的阶级利益与工人的支持捆绑的策略，扩大更多的政治参与与政治自由会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而这也会间接壮大自身的力量;因此，改革派也具有更多的动机去开放工人民主，直到最终无产阶级的力量足够庞大，让改革派消融在公民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民主之中。我们可以将这一正反馈称之为「制度性的民主化」——民主的制度会有利于改革派获得权力上的优势。

因此，后革命的政治实质上呈现为「制度性的民主化」与「制度性的官僚化」两个政治策略之间的较量，而历史上大多数国家社会主义之中，自我革命的失败都在于采取「制度性的官僚化」反对官僚，而这无异于一种「自食」的策略。

而在这一意义上民主集中派与上述的民主化策略相去甚远——对于这一派别而言，「政党」实质上是最为重要的政治行动者，而且正是在这一点上民主集中派与工人反对派存在着最根本的观点差异：

若我们谈论民主集中制和实行民主集中制，那么这首先就意味着要加强觉，这种加强应表现为相应的形式。民主集中制，这是一种集中制，所以，它必须反对一切导致瓦解党、一切没有立场的倾向;在党内进行任何划分就属于这种倾向。“工人反对派”在这一方面的所作所为，对党是有害的，因为它提出要在党内划分工人和非工人的问题，这是不正确的。(弗•尼•马克西莫夫斯基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丁觉的建设问题的副报告》，1921年3月11日)

而工人反对派、日后南斯拉夫与东方大国的政治调整，实际上皆是在「制度性的民主化」这一轨道上做出探索。而这一过程之中，民主理论与制度性的想象力会极大地制约这些改革派团体胜利的可能。

简要对比工人反对派与联合反对派，可以说：工人反对派有着更加深厚的党外工会根基、对于无产阶级民主的要求也更加激进;甚至可以说在所提出的替代性政策方面也比民主集中派连贯的多，但是在民主理论方面，反对派与民主集中派同样存在着巨大的问题。我们不妨先来分析工人反对派所提出的替代性方案，随后再来分析这种替代性方案背后的理论逻辑。

科伦泰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可以说是当时这一派别最为系统性、理论化且连贯的文献。这一文献明确的提出了工人反对派在党内派别进令之前所提出的要求：

1. 工会国家化：全体工人与职工加入一个统一的产业工会，且由着以产业工会来全面统领经济工作;工会之中的官员由工会成员选举产生;这一国家化且自主的产业工会，会与苏维埃与党三者组成一个互相支持的政治框架。

2. 党的民主化：强化民主参与以激发工人阶级的自发性、压制官僚主义，其中包括五个具体的主张：充分实现一切民主原则、将一切非无产阶级驱逐出党、党变为监督苏维埃工作的机构而不是执行机构;党的权力架构上回归选举原则，而非委派;党的一切政策需要与群众探讨。

两组政策建议实际上是非常之激进的。首先其中的第一点可以展现出：工人反对派没有主张某种经济主义或者是集团利己主义的观点，而是将所有的无产阶级工人纳入到一个政治参与的平台之中。事实上，这其中的工人经济民主是十分充分的，同日后南斯拉夫与其他民主经济计划的模型一致，实质上是将经济管理工作完全交还给一般工人选举或直接参与产生的机构。而第二次观点，即党的民主化则在根本上超越了民主集中派的小修小补。五项主张之中，当然的确包括于与民主集中派类似的党内组织民主化的观点，但其他的一些要求「党转变为监督机构」与「党的一切政策需要与群众讨论」(虽然这一条不够清楚)这实际上是在重新探讨党作为先锋队与工会作为工人阶级代表之间的关系。工人反对派的主张实质上是：「党应当重新从属于工人组织」。而这一点的调整，其实与日后南斯拉夫的「南斯拉夫共产党转变成一个教育的组织」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但是一旦我们用宪法学的视角观察工人反对派提出的政治架构，它显得更像是一个拼凑出来的怪物，而不是一个逻辑连贯的政治设计。「党、苏维埃与工会之间谁是主权者的代表?」这个问题没有被清晰地回答。苏维埃是全体阶级的代表机构，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苏联全体的民众;而工会则只包括产业工人、不包括农民与小资产阶级，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苏联社会之中最先进的阶级;而布尔什维克虽然被主张只能拥有监督的功能，但也是不可被撤换的先进理论之代表。而这个三元框架，实质上是要求三者亲密无间的合作，且相互尊重对方的权力，这恐怕构成了一种比民主集中派与传统列宁主义更加可怕的宪法学想象——三元主权论。而这一不存在最高主权者的情况，只能是一个过渡阶段，因为三个都声称自己代表整个社会，而这只会削弱每一个团体的合法性，实质上引发一种宪法学上的内战状态。而最终的稳态一定是某一个群体拥有了主权，而其他的机构是其代表、向之问责。而我们可以从工人反对派文本的治理行间之中，读出其所倾向于的这个最高的代表：工会或产业工人。因为工人反对派的纲领以及文章一直在强调一个事实：工人阶级是各个阶级之中最纯洁的阶级，而党本身已经被小资产阶级所腐蚀了。这引出了工人反对派理论的第二个根本的问题：阶级的本质主义。

工人反对派的整个理论根基其实是一种比较粗糙的阶级政治论，其将整个苏联社会分成了三个阶级：农民、工人与小资产者。而工人反对派的理论家所提出的主张是：工人是三个群体之中最先进的群体、具有一种文化上的先进性与组织上的积极性。一些论述甚至是颇有一点唯意志主义的色彩：只要有了工人的自发性、理论上来说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比如科伦泰就将生产力进步的原因归结于技术上的进步与生产组织上的进步，且强调在苏维埃的建设之中后者应当先于前者——这种表述的背后更多是对于小资产阶级与技术官僚的不信任，而究竟是技术官僚还是工人组织铜管经济也确实是苏俄初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而这一话语之中革命的对立面，也就是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技术官僚的倾向，这一敌我叙事在工人反对派的话语中是非常常见的：

哪个机构能找出解决在组织新经济及其生产方面所存在的创造性问题呢?是纯粹的阶级产业工会，还是成分复杂的苏维埃经济机构呢?工人反对派认为，只有前者，即只有工人集体才能作到这点，而那个例行公事的，官僚主义的、社会成分复杂的集体是作不到这点的，这个集体是由旧的资本主义类型分子组成的大杂烩，他们脑子里塞满了资本主义陈规陋矩的垃圾。(科伦泰《工人反对派》)

简而言之，工人反对派的观点是：社会主义民主性等同于工人阶级的参与民主，且认为这种参与民主是工人阶级活力的基础。这一表述可以说与卢森堡如出一辙，而工人反对派最大的进步在于将这种参与性民主迈进一步、提出了经济工作由工人阶级选举的组织进行管理的创设。但这背后实质上引发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工人反对派实质上将农民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完全推到了对立面，甚至是排斥到了民主参与的程序之外。主张民主参与的过程中，工人反对派支持产业工会与苏维埃的民主化，但提出：后者是充斥着小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腐朽落后观点。但实质上问题在于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之中，全体公民都可以参与的苏维埃选举有着更一般的合法性。事实上，一个更具策略性的话语反而应当是：所有的劳动者包括接受改造的小资产阶级，最终都是产业工会的参与者，因此产业工会与苏维埃是代表同一个机构的。这样一种将经过改造的社会主义公民与劳动者与工人相等同的策略，事实上才更符合马克思所谈到的无产阶级是最普遍的阶级的表述。暂时工人反对派的政治设计以及宣传话语与这种工人代表普遍性的观点完全背道而驰。而且最终产生的恶果，不只是让工人反对派主推的合法性代表「国家化工会」比起党而言愈发失去合法性;更是促成了农民与小资产者与列宁、布哈林等人的联盟：一个以自身的民主参与来交换经济权利的联盟。

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点是：工人反对派批评了党的官僚化风险，但是它将这种风险简单地等同于小资产成员在党内的存在以及其思想在党内的传播。以至于其给出的解决方案不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幼稚的：一方面是将小资产者排除党外;一方面是让所有党员强制每年劳动三个月。这其中最大的过失在于：工人反对派没能区分「官僚」与「小资产者」这两个存在根本差异的团体。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官僚这个群体在获得经济剩余的方式上与小资产阶级是完全不同，而当时造成不识维克走向非民主的，本质上不是小资产者的观念，而是这些党政干部获得剩余方式，即「阶级结构」之中的定位。盛行于工人反对派之中的「小资产者出身导致小资产者观念」这一表述，实质上一定会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斥为是唯心主义。当然有一点或许是情有可原的：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权，而「革命中的政治精英控制国家、明确自身的阶级利益」还是一个逐渐显现端倪的过程。不过，为一场失败的政治运动挽尊是没有意义的，工人反对派在理论上的过失会引来历史的叹息，但引不来历史的宽恕。

因此，除了宏观政治框架上合法性的不明确与工人阶级本质主义，工人反对派理论之中的第三个致命的弱点更多是一个策略上的错误：工人反对派为了在布尔什维克第十次党代会上获得多数的支持，实质上削弱了自身对于「党的批判」。科伦泰与施里亚普尼科夫(Shliapnikov) 不曾尝试讨论「党需要真正意义上向民众问责」的问题——毕竟只有「可以被民众用民主的程序取消」才算是完整意义上的问责，但是这注定意味着去否定布尔什维克的单一性地位、主张多元政党体制。正相反，不论是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还是在自身的小册子之中，反对派都与民主集中派一样，试图将布尔什维克党中的成员视为自己最重要的政治盟友，而没有去真正意义上的动员工人，后者恐怕要意味着一种不同的话语策略：

那末，工人反对派所要求的究竟是什么呢?它的使命何在呢……它的使命包括：把所有麻烦问题提到党的面，把过去只是在群众中引起轻微骚动，并且使一些非党工人更加远离党的问题明摆出来;那末它就可以响亮地无所畏忌地大声向领袖们呼叫：“停停吧，仔细想想!你们要把我们领向那里去?我们没有脱出正轨吗?对党说来糟糕的是，它发现自已失去了专政的基础，党成了孤家寡人，而工人阶级也被抛在一边。革命的最大危险就在这里。” (科伦泰 《工人反对派》)

四、反对派的政治斗争

虽然民主集中迫与工人反对派存在一系列观点的差异，但当考察这两集团的民主化，我们会发现一系列基本的共性，而这些共性更多是局限性。我们可以将其总结为以下三点：

1. 一党中心论：单一的主导性政党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革命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探讨与争取不要求取消单一政党的特权地位。

2. 工人本质论：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阶级的特权，而这一特权来自于工人特定的文化，而当时同样广泛存在的农民与资产阶级，则应当排除在民主之外。

3. 民主参与论：延续着罗莎·卢森堡的观点，社会主义民主等同于参与的最大化，而民主参与的热情，可以有效地改善布尔什维克当时所面对的问题。

民主集中派与工人反对派同样共享上述观点，但是连贯起来却组成了两种不同的叙事：民主集中派的着眼点是布党，其支持者愈发感觉到这一党正面临着资产阶级腐化与官僚化的风险，因此，需要通过加强党内的民主参与、灌注工人阶级的民主热情，以寻求「党—革命行动主体」的活力之重现。可以看出民主集中派的立足点，几乎完全在于布尔什维克党内。而在其支持党内少数派活动的方面，这一政治立场与政治行动之间的一致性展现的淋漓尽致。但这也意味着民主集中派，实质上是不存在政治上的机会的：这一组织是党内精英之中的少数派、缺乏真正意义上与工人组织之间的联系，而当整个政党已经在走向一种集中化与精英化之时，实质上作为少数派的民主集中派没有与这一趋势相抗衡的能力。

而工人反对派，则实质上在寻求一种基于工会的「工人—革命行动主体」，一方面有效地将农民与资产阶级排斥在民主空间之外，另外，一方面获得一种相对独立于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权力——只不过由于布尔什维克几乎是当时唯一全国性的政治空间，无论是科伦泰还是施里亚普尼科夫都没有放弃争取党内的支持。而这实质上导致，工人反对派自身的策略导致没有实现党内反对派与党外工人阶级之间真正有效的集体行动。一些学者(Holmes, 1990)甚至指出，工人反对派的代表对于忠于党内纪律、争取党内支持的策略实质上压倒了争取工人外部支持的策略，以至于施里亚普尼科夫在真正面对一般工人的时候，甚至同样更多强调分配更多的经济利益来争取支持、而不是主张这些群体用更多的民主参与来支持工人反对派在党内的斗争。当然，客观的原因是存在的内战。后期经济极度收缩、产业工人逃往农村、工会瓦解的背景之下，一般工人对于经济利益的关注的确强于参与民主的关注，但这一政治策略上的失误依然是可怕的——改革派一旦失去了工人团体等等党外组织的支持，面对保守派时没有任何优势的。

同时，工人反对派这一寻求社会主义民主的派别，将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其潜在的政治盟友彻底推到了民主反对者的一边。后者实质上是在更加技术精英主义路线的列宁一派之中找到了自身的支持，随后成为了新经济政策之中崛起的富农与新兴小资产阶级。而过于强调民主与无产阶级这一特征的身份相绑定的工人反对派，反而将自身孤立了。当然，当时的背景之中，工人与农民、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农民想要保留更多剩余与工业化的城市需要获得剩余之间，近乎是一种残酷的争夺。这让一种普遍性的社会主义民主话语变得更加困难。

但上述这些恐怕都不是工人反对派的观点之中最致命的弱点。策略上对于一党之现实的妥协是当时政治框架之中的无奈之举;坚持工人这一特定身份团体在民主之中的特权是捍卫其核心支持者的策略——虽然这一策略没有转化成真正的党外阶级动员。但与这两点相比，工人反对派观点，真正的问题在于，其没有设想一种民主的宏观权力结构。反对派最近的观点其实是强调工会的国家化，以及这一国家化的工会对于整个经济工作的全面管理。而这意味着最终所提出的方案是一个不同组织之间诡异的奇美拉：布党负责教育与宣传;苏维埃负责政治工作;而总工会则负责经济工作。这是一个巧妙的分工，但忽视了宏观权力架构设计之中最为核心的问题：谁是主权者、谁向谁负责。一个真正连贯的民主架构，只能将全体民众——或者延续更加工人反对派的观点：全体劳动者——这一总体视为具有最终的主权者，而任何的其他团体只可能是主权者的代理人。而工人反对派在1921年之前最为激进的设想皆没有提出这样的观点：「布尔什维克」不论有着何等的先锋性，皆只是必须要在制度上与实质上向全体劳动者问责的代理人。

这一「宪制结构的转变」才可能真正意义上让工人反对派形成宏观的政治斗争策略。所谓运转良好的民主体制，不等同于参与的最大化，而是实质上要让政治场域之中最有影响力的几个政治集团成为民主制度的捍卫者。这一现实主义的视角在当时所有的左翼反对派之中都是不得见的，而特别是在工人反对派这本来走得最远的理论之中，「工人阶级本质主义」的观点实质上阻止了理论上的自觉与上述策略的实现。

而除了缺乏了有效的「支持者联盟」——这更多是在政治策略上可达成的问题，工人反对派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所提出的方案对于当时的苏俄来说也是一个不现实的政治方案，而这种不现实性不是来自于社会民主本身的不现实，而是这一理论本身方向错误的恶果。工人反对派对于阶级纯洁性的强烈要求，实质上造成了其理论主张的三个后果——歧视与压制农民、排斥工业合理化与对于大量党政精英的排除。而这对于一个新生的革命政权来说是致命的。毕竟以一种葛兰希式的后见之明，阶级之间的统一战线工作之中追求工人的霸权地位，比将其他的一切阶级推到对立面明智的多。这意味着将共同利益更多斗争更加缓和的阶级斗争转移到制度的内部进行，同时团结一切力量去对付那些不可能与社会主义政权妥协的阶级。而在这一意义上，工人反对派政治策略的不可达成事实上与其政治理想的不可行是两面一体的。

五、结论：民主理论的贫困

梳理完了上述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两个追求社会主义民主的派别走向失败的历史。一九二一年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派别活动禁令，实质上让这两个团体走向了瓦解，而随后可能作为工人反对派外部支持的工人组织、苏维埃也不断地被削弱、直到彻底失去了政治团体的自主性。以至于等到列宁过世、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派争夺主导权之时，实际上这已经是三个阶级结构上官僚同盟的斗争，而作为改革派之前再支持的工人团体则被高度边缘化了。而正如本文之中反复给出的定义：官僚阶层是通过占有国家政权，而间接的分享国有资产之经济剩余的团体。这一阶层在立宪会议遭到解散，布尔什维克控制国家机器的过程中就不断地在发展。其存在最早被派系活动禁令之后的工人真理派指出;托洛茨基的联合反对派时期，「官僚的阶级批判」也因为政治考量没有被真正的议题化。而等到谪居海外的托洛茨基真正识别出「官僚阶级」而不是「官僚化的派别」才是真正的敌人时，革命的热月已如托洛茨基自己本人所说：

伟大的俄国革命的热月政变并不是在我们面前，而是已经远远地处在后面了。热月党人可以庆祝他们的十周年胜利了。(托洛茨基《工人国家、波拿巴主义与热月政变》，一九三五年)

这一段历史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支持者毫无是痛心的，而本文在第一节所提出的三种旧观点，或是将这社会主义民主收缩的过程归结于客观结构的因素、或是归结于行动者个体的意志。但本文的观点则在于指出一个十分残酷的事实：苏俄史初期的民主支持者不是抱着一个完整成熟的民主理论而在斗争中走向失败，而是没有一个可靠的民主理论。当然，「武力之间，法律沉默」(Inter arma silent leges)，不存在现实政治力量支持与结构性条件的理论本身是无法撼动世界的，但是这个命题反过来也是如此——而正确的理论不会在结构恰当的时刻蹦出来，而是需要再提前的思想史与学术工作之中生长出来，以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民主消亡史，毫无疑问有着结构性的原因——资本主义世界的外部压力与苏俄境内之中激烈的阶级斗争，让民主对于一个新生政权显得奢侈。但这不意味着一种过渡性的可能是不存在的：改革派提出一个可以连贯的民主纲领、将其视为是自身的承诺，已在内战的高压之下暂缓实施，而一旦实际一道便以此为根基、同公民社会之中的组织一起打击保守派，还政于民。而这一选项，由于从列宁—卢森堡时代以来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落后与不足，是一个在当时的历史时空之中不存在的选项。这意味着试图在苏俄政权之中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同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年代，格拉古·巴贝夫试图在法国大革命之中建立工人国家一样，是不可能的。

以至于当卢森堡在《俄国革命》之中批判了布尔什维克策略适当之后，事实上对这一潜在的民主改革派还抱着一丝期望。俄国人知道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应当如何，只是现实主义的政客首先需要淌过革命期的血河，而之后民主的改革派自然会重新把工人的参与民主的旗帜扛起：

但是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来自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如果布尔什维克没有受到世界大战、德国占领和一切与此相关的异常困难的可怕压力，布尔什维克肯定完全会这样做的，而这种困难必然在使任何充满最良好意图和最美好原则的社会主义政策遭到歪曲。(罗莎·卢森堡 《俄国革命》)

但在同年，历史给革命家的生命降下了黑幕，罗莎卢森堡没能见证一九二一年。

理论上的过失，毫无疑问是苏联模式之形成的原因之一。而或许这是整个第二国际时代理论家的过失，即没能探讨出一种真正连贯的社会主义民主。而一个连贯切可行的民主理论，恐怕也是二十一世纪二零年代的理论家在自己的二月到来之前必须给出的理论答卷。

稿件作者｜公民伯里克利

由NLS编辑部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