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中的红色雄鹰：纪念罗莎·卢森堡诞辰155周年

1871年3月5日，在巴黎公社前夜的惊雷声中，一位伟大的女性无产阶级革命家——罗莎·卢森堡诞生了。列宁曾真挚地将她比作“革命之鹰”。尽管她在先锋队等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但她始终是搏击长空的雄鹰。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危机频发、帝国主义战火重燃的时刻，我们重温罗莎的战斗历程，重新感受来自罗莎那种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不仅是为了缅怀先烈，更是为了磨砺我们自己，我们要向罗莎一样，满怀激情与理想，坚定的同工人阶级共同战斗下去。

一、 刺向修正主义的利剑

罗莎·卢森堡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同修正主义不调和的坚决斗争。她在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泛滥成灾的年代，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最早且最尖锐地揭露了伯恩施坦主义的反动本质。

19世纪末，爱德华·伯恩施坦提出了“修正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危机不会发生，主张放弃暴力革命，通过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在1899年《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这篇光辉著作中，罗莎无情地粉碎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幻想。当工贼和机会主义者们沉迷于议会斗争、试图通过乞求资产阶级的施舍来改善工人处境时，罗莎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社会改良、为了在仍然是现存制度的基础上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为了各种民主制度而进行的日常的实际斗争，宁可说是引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力求达到最终目的、达到掌握政权和废除雇佣制度的必经之路。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在它看来，为社会改良而斗争是手段，而社会革命是目的。”她深刻指出，如果放弃夺取政权这一最终目标，社会民主党就不再是革命党，而会变成资产阶级民主党。她保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学说，为当时思想混乱的国际共运指明了方向。

罗莎卢森堡当年的斗争正是“反修防修”的先声。她敏锐地察觉到，一旦无产阶级政党放弃了夺取政权这一最终目标，就会蜕化为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改良工具。这对于今天我们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批判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假社会主义”，依然具有震耳发聋的现实意义。凡是试图在保留私有制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前提下的“变革”，本质上都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

二、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罗莎·卢森堡是坚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大多数党派背叛工人阶级、投票支持本国政府战争预算的“至暗时刻”，罗莎·卢森堡是少数几位保持清醒的革命领袖，她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怒吼。她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掠夺本性，指出战争是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

她与卡尔·李卜克内西共同创立了“斯巴达克同盟”(后来演变为德国共产党)，在德国国内进行反战宣传，号召推翻德皇统治，这种“敌人在国内”的立场体现了最纯粹的国际主义精神。

1916年她曾在狱中写下的《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即尤尼乌斯小册子)，成为了反战左派的纲领性文件。她提出了著名的论断：“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向野蛮状态倒退”，警告如果无产阶级不通过革命制止战争，人类文明将退回到野蛮状态。

她的牺牲，更是用鲜血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1919年1月15日，正是被她批判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右派领袖艾伯特和诺斯克，勾结旧军队的法西斯暴徒(自由军团)，残忍地杀害了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

这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不可调和的。 修正主义者一旦掌握权力，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秩序，会比公开的资产阶级更加凶残地镇压革命。这有力地印证了毛主席的论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于反动派，我们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唯有通过暴力的革命推翻暴力的反革命。

三、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热烈拥护

罗莎·卢森堡热情支持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尽管当时她身陷德国监狱，但她密切关注着俄局势，并在第一时间给予了布尔什维克最高的历史评价。

在第二国际大多数政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背叛革命、陷入社会沙文主义的泥潭时，罗莎·卢森堡认为十月革命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曙光。“只有他们敢于行动”，她在狱中写道，列宁等人拥有那些西方社会民主党人所缺乏的勇气——敢于夺取政权。她留下了著名的评价：“列宁及其朋友们是第一批给世界无产阶级做出榜样的人……直到目前为止，这依然是他们的独有的功勋，他们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

当时，考茨基和孟什维克指责十月革命是“早产儿”，认为俄国经济落后，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应当先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罗莎·卢森堡坚决反驳了这种观点，从而在理论上极大地支持了列宁。卢森堡指出，俄国革命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世界革命(特别是德国革命)的序曲。她认为，不是俄国太落后不能革命，而是德国无产阶级的背叛和迟钝，才让俄国革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她支持布尔什维克解散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认为用苏维埃(工兵代表会议)取代腐朽的议会是历史的进步。

罗莎·卢森堡支持十月革命的最直接行动，就是在德国国内利用俄国的榜样来号召德国工人起义。她通过秘密渠道运出监狱的《斯巴达克书信》，向德国工人宣传十月革命的意义。她号召德国工人：“向俄国兄弟学习!”她告诉德国士兵和工人，只有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推翻本国政府，才能真正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宣传极大地动摇了德皇的统治基础。

罗莎对十月革命的支持并不是盲目的。她认为，真正的支持不是盲目喝彩，而是指出危险，帮助革命走得更远。她在狱中撰写了《论俄国革命》，在肯定革命大方向的前提下，对布尔什维克提出了三个批评意见：她批评列宁把土地直接分给农民(而不是国有化)，认为这会制造出一个庞大的、依恋私有财产的小农阶级，给未来社会主义建设埋下地雷。她反对列宁的“民族自决权”政策(如允许芬兰、乌克兰独立)，认为这会被资产阶级利用来分裂无产阶级。她担心布尔什维克为了镇压反革命而过度限制民主。她警告说：“如果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公共生活就会逐渐死灭，几十个精力充沛、理想主义的领导人指挥着一切……这最终会导致官僚专制，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些意见不见得正确，但确实是罗莎出于对革命的爱护而独立提出的批评意见。

尽管有这些批评，卢森堡拒绝在当时公开发表这些文字，以免被反动派利用来攻击苏维埃政权。这证明了她对革命政权的极度爱护——即便我有意见，我也绝不递刀子给敌人。

尽管有上述忧虑，罗莎·卢森堡将俄国革命面临的所有困难(如恐怖统治、经济崩溃)归咎于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职，而不是布尔什维克的错误。卢森堡指出：“我们在全世界都面临着最后的决战，在这一最后时期，社会主义的最重要问题(而且这简直就是迫切的当前问题)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这个或那个具体的策略问题，而是：无产阶级的行动能力，群众的革命毅力，社会主义本身的取得政权的意志。在这一方面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是第一批给世界无产阶级作出榜样的人，到目前为止他们仍旧是唯一能用胡登的话高喊：‘我敢于这样做了!’的人。”

四、参与创建德国共产党，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卢森堡完成了从理论家到革命领袖的转变。1918年11月，德国爆发革命，罗莎·卢森堡从监狱获释回到柏林。从11月9日出狱到1919年1月15日牺牲，在这短短的两个多月里，她以惊人的精力和战斗意志，为德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最后的、也是极具悲剧色彩的贡献。

出狱后，卢森堡立即与卡尔·李卜克内西共同创办了《红旗报》，并担任主笔。她通过社论犀利地揭露了艾伯特(Ebert)和谢德曼(Scheidemann)领导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政府与旧军队(容克军官团)的秘密勾结。她指出，社民党右派参加的资产阶级政府正在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镇压革命，所谓的“民主”只是保护资产阶级秩序的幌子。

她在报纸上不知疲倦地分析形势，试图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告诉他们“11月9日的革命只是开端，而不是结束”，革命必须继续向前推进，从政治革命走向社会革命(即废除私有制)。

1918年12月，她起草了著名的纲领性文件《斯巴达克同盟要什么?》，明确提出了革命目标——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她反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她提出将银行、矿山和重工业国有化，建立工人士兵委员会的绝对权力。

卢森堡意识到，留在中派“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从社民党独立出来的中间派，考茨基领导)内部已经无法推动革命。1918年12月30日至1919年1月1日，在她的主持下，斯巴达克同盟正式脱离独立社会民主党，改组为德国共产党。这标志着德国无产阶级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的革命先锋队组织，尽管这个党当时还很年轻、甚至有些幼稚，但它为后来的德国革命斗争保留了火种。

1919年1月，柏林爆发了著名的“斯巴达克起义”。卢森堡最初反对在这个时间点发动武装起义。她冷静地分析道，虽然柏林的工人情绪高涨，但德国其他地区的农民和士兵还没有准备好，过早起义会导致柏林孤立无援，重蹈巴黎公社的覆辙。然而，当李卜克内西和革命委员会已经发动了群众，且几十万工人走上街头后，卢森堡展现了革命家的忠诚。她认为党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弃群众，必须与工人站在一起，哪怕是走向失败。

在起义被镇压、她生命即将结束的前夕，她写下了最后也是最著名的文章《柏林秩序井然》。她在文中用史诗般的语言预言：“你们这帮愚蠢的奴才!你们的‘秩序’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明天革命将在‘磨刀擦枪声中再次兴起’，吹响令你们惊惶失措的号角，宣告：我来过，我又来到，我还将重临!”

1919年1月，在柏林工人的起义中，由于力量悬殊和缺乏严密的组织，革命失败。卢森堡被右翼准军事组织“自由军团”残忍杀害。虽然她未能阻止革命的失败，但她为德国共产党奠定了理论基石，并用自己的牺牲揭露了魏玛共和国“民主”外衣下的残酷本质。她的牺牲使她成为了国际共运的烈士和象征，激励了无数后来的革命者。

五、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

罗莎·卢森堡在妇女解放方面的贡献是独特且具有开创性的。此前的女权都是单纯侧重于性别对立，很多都是从女性个体解放的视角，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当代也有许多侧重于身份政治或性别对立的“女权主义”，但百年前的卢森堡跟她们都不同，卢森堡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她始终坚持阶级分析的视角。

罗莎·卢森堡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在当时，这个词通常指代追求资产阶级女性权利的运动)，她甚至拒绝在党内只负责“妇女工作”。然而，正是这种将妇女解放完全融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视角，使她成为了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罗莎·卢森堡划清了“资产阶级女权”与“无产阶级妇女解放”的界限，这是卢森堡在理论上最重要的贡献。当时的欧洲存在着强大的“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类似今天的自由主义女权)，她们主要争取财产权、受教育权和投票权，但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卢森堡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妇女虽然在家庭中受丈夫压迫，但她们的生活依赖于丈夫对工人的剥削。因此，资产阶级妇女在阶级利益上是维护资本主义的。她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妇女才真正需要彻底的社会变革。因为她们不仅受男权压迫，更受资本压迫。

她在1912年的著名演讲《妇女选举权与阶级斗争》中提出：无产阶级妇女和资产阶级妇女之间没有共同的利益，她们属于两个敌对的阵营。 真正的盟友是无产阶级男性，而不是资产阶级女性。

罗莎·卢森堡并不像某些激进左派那样轻视妇女的选举权，也不像右派那样迷信选举权。她认为争取妇女选举权不只是为了让女性能投票，而是为了唤醒这一半的无产阶级。她指出，如果数百万无产阶级妇女获得政治权利，她们将成为社会民主党(和后来的共产党)的巨大票仓和生力军。当时的德国教会和保守派势力强大，而很多家庭主妇受教会影响深。卢森堡主张通过政治斗争将妇女从教会的精神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她们成为革命的力量，而不是反动的后备军。

罗莎·卢森堡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妇女地位。她指出，资本主义虽然残酷地剥削女工，但也做了一件“好事”——它迫使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工厂。这打破了封建家长制对妇女的禁锢，使妇女获得了经济独立。她反驳了认为“家庭主妇不创造价值”的观点，同时也强调只有参与社会化大生产，妇女才能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政治地位。

罗莎·卢森堡与国际妇女运动先驱克拉拉·蔡特金是亲密的战友。蔡特金是妇女运动的组织者，负责《平等报》和具体的动员工作;而卢森堡则是理论家和精神领袖。卢森堡的文章和演讲为蔡特金的工作提供了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持。1910年，当蔡特金提议设立“国际劳动妇女节”时，卢森堡是其最坚定的支持者。这一节日设立的初衷就是为了争取妇女选举权和团结无产阶级妇女。

罗莎·卢森堡在妇女解放方面的核心思想是：“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妇女解放，没有妇女解放就没有社会主义。”她没有把妇女问题看作一个孤立的社会问题(如家庭暴力、薪酬差距)，而是将其看作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一部分。她教导我们：妇女解放的道路不是去模仿男人做资本主义的奴隶，而是与男人一起推翻资本主义，建立一个基于人性的新社会。

六、结语：继承罗莎卢森堡的革命遗志，坚决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

作为马列毛主义者，我们不讳言罗莎在组织路线上与列宁的分歧。罗莎曾过度高估群众的“自发性”，而低估了建立一个钢铁般的、纪律严明的先锋队(共产党)的必要性。德国革命的失败提供了血的教训，证明了列宁关于“新型政党”理论的正确性：没有一个统一意志的指挥部，无产阶级的力量就会像蒸汽一样消散。

纪念罗莎·卢森堡，不是为了把她供奉在神坛上，而是为了继承她的遗志。我们要学习她即使身陷囹圄也绝不屈服的革命气节，要学习她对修正主义绝不妥协的批判精神，要学习她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烈火般的激情。

虽然罗莎已经牺牲了107年，但她的精神不死。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罗莎·卢森堡就活着。让我们高举马列毛主义的红旗，在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红色的罗莎·卢森堡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