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论民族殖民地问题

列宁属于这样一代人,他们还听到过亲身经历者叙述沙皇政府怎样野蛮镇压起义的波兰,怎样压迫、侮辱、践踏俄罗斯帝国境内各个拥有千百万人的民族,怎样蹂躏犹太人,怎样利用教会和学校来制造民族纠纷。
列宁年轻的时候住在辛比尔斯克,那里上述各种民族都很多,他看到了当地知识分子对待“异族人”的态度。
过了很多年以后,这些问题还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激动,有一次,他对我说,人们谈到犹太人,一定要叫“犹太佬”,谈到波兰人一定要叫“波兰棒子”,谈到乌克兰人一定要叫“鷄冠头”,谈到鞋靼人一定要叫“王爷”。
列宁的全部革命活动都是同反对挑起国内民族纠纷的斗争, 同反对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斗争分不开的。
民族问题是一个最复杂的问题,要求非常仔细地考虑到整个环境、全部情况和每个时代的一切特点。列宁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始终是特别小心谨慎的。
起初列宁是把注意的中心放在消除国内的民族纠纷上,放在解放国内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上。但是,他是把这些问题同工人运动的国际任务紧密地联系起来加以研究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早在一八九四年写成并秘密出版的第一本大的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点击《什么是“人民之友”》阅读原文]中就写道:
“……除非在每一个国家内把被压迫阶级组织和团结起来反对压迫阶级,除非把这些民族的工人组织团结成一支国际工人大军去反对国际资本,是没有其他办法来克服民族仇恨的。”[“列宁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肚版第一卷第一三六页。——编者注]
一八九五年伊里奇在狱中写的党纲草案中,更详细地论证了这个思想。
伊里奇很早就学会以怀疑的眼光去看待所谓“有教养的社会”的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这些人实际上并不是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列宁认为只有工人运动才是摆脱现状的出路,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消灭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一切压迫。
列宁在纪念侨居国外的革命家赫尔岑(一八五七——一八六七年在国外出版了秘密的“钟声”杂志)诞生一百周年的交章中写道:“当所有俄国的自由派狐群狗党由于赫尔岑为波兰辩护而纷纷离开他时,当整个‘有教养的社会’弃绝了‘钟声时,赫尔岑并没有张皇失措。他仍然捍卫波兰的自由,痛斥亚历山大二世手下的镇压者、刽子手、绞刑手。”[“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十八卷第一四页。——编者注]
各民族的工人应当尽量紧密地团结起来。各民族的工人在国内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党。深受小资产阶级影响的犹太社会民主党即崩得,想要独立出来,想要有自己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只是同俄国的其它社会民主党成立协定,保持联邦关系。如果这种观点占了上风,我们就不会有一个领导整个运动的统一的党了。伊里奇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反对崩得的这种政策。崩得退出了党。这是一九〇三年的事情。当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开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革命实际上表明了必须统一,在党的第四次斯德哥尔摩统一代表大会上,各个民族的社会民主工党都在广泛自治的基础上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伊里奇激烈地反对崩得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的主张。他证明:文化和学校是同整个政治分不开的,同整个政治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民族文化自治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资产阶级想用民族文化的口号来使各民族的工人脱离政治斗争。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决议。列宁热烈地捍卫了民族自决权。这是引起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在波兰有两个有群众基础的党。一个是小资产阶级的党,即波兰社会党,另一个是工人的党,即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波兰工人比波兰的小资产阶级更能感到同俄国的轻济联系。波兰社会党主张波兰分立,而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则反对分立,两党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害怕党承认了民族自决权就会助长波兰社会党的气焰。罗莎·卢森堡、拉狄克(帕拉别卢姆)以及其他许多波兰同志都抱着这种观点。但是伊里奇说,民族自决权决不包含宣传分立的意思,并且不能只从波兰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不单单是一个波兰的问题。也不能只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问题,从长远的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对于同俄国沙文主义进行斗争有巨大的意义,这个口号使得俄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得不到任何同情,哪怕是最隐蔽的同情。
在反动年代以后,从一九一二年起,工人运动进入了高潮。布尔什维克致力于组织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工人政党。孟什维克取消派、崩得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在一九一二年八月召开的代表会议则采取了另一条路线;这次会议通过了取消选举纲领中的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决议,而代之以普选权和全权杜马的口号。取消了没收土地的口号,而代之以重新审查第三届杜马的土地法的口号;取消了武装人民的口号,而通过了要求“文化发展的自由的保障”这样一种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八月代表会议使布尔什维克加倍警惕起来,并且更明确地提出一切和党的民族政策有关的问题,另一方面,战争可能爆发的问题当时已经非常尖锐地提出来了。十月间在巴塞尔举行了国际非常代表大会,发表了关于战争的宣言。战争逼近的事实也要求明确地帮助和着重地强调一切和民族问题有关的问题,所以在一九一二——一九一四年,党在民族问题上的一切路线问题都讨论得特别仔细。
一九一四年八月,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把民族政策问题摆到另一个方面去了。世界上各个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到了首要地位。民族自决权问题变得具体得多了,它不再只是长远的问题,而成为极其迫切的问题了。这次爆发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分割殖民地而进行的搏斗。民族问题极端尖锐化了。现在问题所涉及的已经不单是工人阶级对民族问题的态度,而是工人阶级对帝国主义时代、为瓜分世界而斗争的时代的民族问题的态度。战争使第二国际破产了:各交战国的社会民主党在民族问题上放弃了阵地。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没有放弃而是发展了以前在民族问题上所占领的阵地。他们把这个阵地同战争问题、同整个无产阶级国际斗争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炽热的搏斗遮蔽了争取独立的民族运动的作用。很多人觉得弱小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已经过时了。伊里奇极其坚决地起来反对这种观点。他说:单独反对帝国主义显得软弱无力的弱小民族是在帮助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进行反帝斗争。“要是在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伟大解放战争中,我们不善于利用反对帝国主义个别灾难的一切人民运动来加剧和扩大危机,那我们就不是好的革命家。”[“列宁全集”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二卷第三五二页。——编者注]
十月革命后,真正实现决议上所写的东西的全部任务就摆在布尔什维克面前。而布尔什维克也实现了他们所说过的话。
列宁所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的第二点是:“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六卷第三九六页。——编者注]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总结了苏维埃政权对国内各民族的政策。“……有些事实确凿而雄辩地证明,在战胜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俄国,一个没有任何武装的最小的民族,不管它多么弱小,都绝对可以而且应当放心:我们对它除了和平的愿望以外,没有任何别的打算;我们将继加强宣传,帮助旧政府的旧政策的罪恶;我们不惜以巨大的牺牲和让步为代价,无论如何要同过去属于俄罗斯帝国而现在不愿同我们在一起的各个民族和睦相处,我们这种愿望仍旧是坚定不移的。这一点我们巳经証明了。”[“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一二二页。——编者注]
各交战国竭力想煽起从前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由于沙皇制度而对俄国的仇恨,并把矛头引向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这必须予以回击。但是,苏维埃政权在回击时,向工农群众帮助了为什么进行斗争,竭力帮助已成立的民族共和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广泛地开展起来,支持工农群众在本民族共和国国内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对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这种政策是始终一贯的。“……我们人民委员会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承认它有同俄国完全分离或同俄罗斯共和国缔结建立联邦或其他类似的相互关系的条约的权利。”[“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版第二十六卷第三三八页。——编者注]但是,在乌克兰内战激烈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支持了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
在乌克兰建立的具有反革命性质的民族最高政权——拉达,起初对苏维埃俄国采取了“中立”的立场,后来在十二月,同法国使团缔结了协定,开始阻挠同德国停战。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召开的全乌克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选出了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拉达进行了反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乌克兰苏维埃的斗争,斗争后来变成了内战。拉达被推翻了。
列宁经常要求最大限度地关心已成立的各民族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机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给第十一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中指出,必须“特别尊重格鲁吉亚的自主机关,要特别小心、慎重地对待格鲁吉亚居民。”[“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五卷第四七七页。——编者注]
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彻底实行了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政权产生前许多年所说过的话。这个政策向全世界的劳动者表明了党和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是正确的。
世界大战的结果不是殖民压迫削弱了,而是大大加强了。帝国主义战争唤醒了东方,把东方各民族人民卷入了国际政治之中。东方各族人民(中国、印度)走上了世界斗争的舞台。列宁说过:“……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一切国家和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卷第一三七页。——编者注]
“……我们俄国人创始的事业,将由英国、法国或德国的无产阶级来巩固;但是我们看到,没有各被压迫殖民地民族劳动群众的援助,首先是东方各民族劳动群众的援助,他们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卷第一三九页。——编者注]列宁是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来看待正在觉醒的东方各国的斗争,看待殖民地国家的斗争,他着重指出了我们的斗争同他们的斗争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列宁逝世了,但是列宁主义却活着,并且正在帮助全世界的劳动者,帮助东方的劳动者扩大他们的斗争,从而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准备条件。
写于一九三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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