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二牛”，从女尼到女共产党员（下）

接上文——法号“介风”，尼姑庵走出的“刘胡兰”（上）

油画《刘胡兰就义》，1957年，冯法祀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横渡长江。

下午1时，被困太原孤城之内的山西实业公司总顾问河本大作，从日本国内的新闻广播中，听到南京不保的消息，大为震惊。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这样慨叹道：

“面对蜿蜒广阔的长江天险，拥有大批海军和飞机的国军，竟然束手无策，任凭敌军渡江，就军事常识而言，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然而，认为毫无可能的事却往往能够迎刃而解，这就是谜之国——中国的真相。”

我送亲人过大江，1949年，邹健东 摄

这个臭名昭著的军国主义战犯，“皇姑屯事件”首犯，曾在华从事殖民活动长达50年，尤其是1942到1949年在山西，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灾难。

有意思的是，抗战前河本大作就跟阎锡山关系密切，抗战期间河本大作一直负责对阎锡山的政治诱降工作，抗战胜利后河本大作摇身一变成了阎锡山的高级顾问不说，阎锡山还包庇他，拒绝南京方面将其押解至南京接受审判的要求。从日本投降到太原解放，长达四年时间里，河本大作连任三届太原日侨委员会委员长，配合日军强制日侨日俘残留山西，协助阎锡山进行内战，以实现其以山西为基地，妄图东山再起的目的。

1956年6月，最高法院特军庭在太原审判日本战犯。

换了你我，只要是正常的中国人，还有一点点良心的中国人，鬼子投降之后，再看到鬼子继续祸害中国老百姓，而且还以“政府”的名义，有阎锡山的背书，会怎么看待阎锡山和他的“政府”呢?

根据战犯井上义雄的供述，他原任日伪山西省五台县合作社顾问，日本投降后，担任由残留日军组成的山西省保安第二大队第三连中校连长，在孝义县、汾阳县、太谷县，继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仅1946年6、7月间，就在汾阳、太谷的几个村子里，抢劫大量衣物、粮食，还轮奸妇女，打死打伤阻拦兽行的解放军、民兵多人。

至于其他战犯的供述，以及受害群众的检举材料，那就更多了，等于鬼子投降之后，在山西在阎锡山的庇护下，继续“扫荡”，继续“三光”，继续屠杀无辜群众和抗日军民。

晋中战役被俘残留日军(身穿阎军军服)

所以问题来了，山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反抗阎锡山的反动统治，应不该应该，何罪之有?这是正义战争，是人民解放战争，同时也是抗日战争的继续。

此时，我们的介风同志，已经走出极乐庵，正式参加革命，还入了党，在县委和县大队的培养下，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基层干部。不仅善于武装斗争，而且学会了做妇女工作，她经常深入各村，发动妇女给解放军做军鞋，给伤员送鸡蛋和慰劳品。

对了，她已经不叫介风，改名任介芬。不过不少她的熟人，包括这一带的老乡，都喜欢叫她的小名二牛，称她为“任二牛同志”。虽然，只有17岁，但我们的任二牛同志，对敌斗争方面已经相当老练，是位英姿飒爽的女游击队长了。

1946年夏收、秋收期间，各乡伪公所多次出动武装，到各村抢粮，顺带劫掠财物，祸害百姓。这在抗战胜利后，是汾阳的普遍现象。群众苦不堪言，各村村长代表村民，要求我党我军予以解决的不在少数。

太原解放，阎锡山的文武百官走出绥署(今太原晋商博物馆)

比如见喜、董和的村长、村民，就曾给我吕梁军区政委罗贵波写信求助：

“抗战胜利后，阎逆锡山祸国害民，不恤人民八年苦难生活，近令伪编村人员变本加厉，纠合伪‘解救队’不时来村搜索，强行征粮，人民均畏似虎。为此，恳请八路军俯念民情，派遣武装部队驻防民村，组织民兵自卫互助。”

八路军不可能村村驻防，但民兵普遍组织起来之后，我们的游击队，得到群众的支持后，就能带领民兵，进行自卫互助。不但能瞅准机会，狠狠打击抢粮的阎匪，减少敌人的破坏，掩护群众抢收。打完仗，撵走敌人，民兵又能组织“变工队(解放区以工换工进行劳动互助的简单组织形式)”，迅速将自家庄稼收完后，帮群众抢收。等于一举多得。

东遥乡的敌人多次抢粮，任二牛同志带着民兵，针锋相对，与之斗争。

准备好的氰化钾，说好与太原共存亡的阎锡山，最后你懂的

有次，敌人刚从高家庄抢了麦子，二牛已经在村外设好了伏击圈。走到村口，民兵左右夹攻，一起开火，三十多个敌人，狼狈而逃，夺回全部被抢粮食不说，还活捉了带队的乡村队副。这家伙民愤极大，抗战时期就当汉奸，在群众的要求下，被我们镇压了。

还有次，四十多个敌人到青堆镇一带抢粮，又是二牛带着游击队和民兵，打了他们的埋伏。连粮食带牲口、车辆，全部物归原主。

由于游击队活动频繁，多次打击敌人的抢粮行动，袭击敌人的基层组织，保护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定了民心，因此敌人轻易不敢来这一带活动了。

游击队

敌人不敢来了，二牛倒着急了，不打埋伏，我们怎么缴获枪支弹药，补充和壮大人民武装呢?

于是胆大心细的二牛提出，要想办法打进敌占区，想敌人“申请”装备。为摸清敌情，二牛做回老本行，化妆潜伏敌人的义安村据点。回来后，向大家作了部署，夜袭敌人驻地。快进快出，出其不意，夺得手枪三支，步枪五支，子弹五百余发，以及其他军用物资，用这些战利品武装了自己。

由于二牛同志对敌斗争坚决勇敢，又足智多谋，关于她的故事越传越神。敌人对她最恨、最怕，国民党的伪县长扬言：不惜一切代价，活捉任二牛，谁要捉到任二牛，奖励“法币”一万元!

民兵与主力一起打击敌人

组织上考虑二牛同志的安全，以及培养女干部的需要，调她到吕梁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想安排到解放区做专职妇女干部。二牛却表示，斗争一线更需要她，曾经共患难的群众更需要她。一开始领导不同意，二牛跟领导斗智斗勇一个多月，最终领导同意了她的意见。二牛又回到了大会头，仍然和同志们，以及父老乡亲，大娘大嫂们，同呼吸共命运，坚持游击斗争。

听说二牛回来了，敌人加紧了对她的搜捕，“奖金”一张再涨。虽然几次行动都扑空了，但敌人的意图非常明显，发生危险的系数也越来越高。

组织上再次考虑，调二牛到吕梁去，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让其他同志来做，等风头过去了，形势好起来，你再回来不迟。

日军测绘的汾阳城垣图(1940年)

二牛同志早就至生死于度外，她总是说：“党交给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怎能为了自己安全，丢下群众不管呢?我一个人死是小事，留下群众是大事。女同志是党的干部，男同志就不是了，危险环境男同志能坚持，凭啥女同志就不能坚持，就要当逃兵?”

1948年1月12日凌晨，由于叛徒出卖，阎匪驻军70师来了一个连，包围了大会头村，把来此传送情报的二牛同志堵在了极乐庵。眼看突围无望，她一边打枪，与敌周旋，尽量争取时间，销毁党的机密文件。子弹打完后，二牛又拆毁了驳壳枪，扔在香炉里……

带头的敌人是“同志会(阎锡山的特务组织)”特派员杨全贵，枪声停了好大会儿，他才敢冲着庵里大喊：“女共党出来，任素芬我知道你在里面，你今天算是跑不了了!”

抗战胜利后的汾阳党组织分布示意图

二牛同志无所畏惧，大踏步走了出来，问到：“有什么事?”

叛徒张小转连忙回答：“义安村李乡长请你去谈一谈。”

一听声音，二牛就知道是本村民兵张小转，没想到竟然当了叛徒。她快步走到叛徒面前，狠狠啐了一口唾沫，呵斥道：“可耻的叛徒!你还有脸见我?”

随后，敌人把二牛绳捆索绑，接着进屋搜查，当然一无所获。

押到义安村，伪乡长李鸣山是二牛的“老熟人”了，妥妥的“三朝元老”。抗战前、抗战中和抗战后，从编村、治村到乡公所，不管是日本人，还是阎锡山，都得用他。在当地，这家伙可没少祸害百姓。

汾阳县形势图(1947年冬)

几番回合下来，敌人软硬兼施，毫无结果。

问谁是党员，谁是民兵，谁是你们的“堡垒户”，游击队在哪儿，有多少人，多少枪……二牛当然不会说，但李鸣山问到，你本是出家人，与世无争，吃斋念佛，为什么好好的尼姑不当，要当共产党?

二牛斩钉截铁地告诉敌人：“消灭反动派，解放全中国!”

是啊，看看鬼子来了和投降之后，鬼子在干什么，阎锡山在干什么，共产党又干了什么?想必稍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有正确的选择，唯有消灭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人民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出路。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罗贵波题，汾阳烈士陵园)

“还是想想你自己吧?我这里，进得来，出不去，只要你肯合作，你还年轻，还有大把年华，可以有官当，有钱花，有漂亮衣服穿，有香粉和珠宝首饰用……”

对此，二牛同志耻笑不已。

剩下的自然是严刑逼供，各种酷刑挨个来，折磨得二牛遍体鳞伤，血肉横飞，昏过去又醒过来，醒过来又昏过去。

无可奈何，李鸣山把二牛同志送到了汾阳城。城里的敌人，并不比乡下的敌人“高明”到哪里去，还是那套话术和手段。只是为对付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城里的反动派，各路牛鬼蛇神，伪县长兼训委会主任张书义，“同志会”县分会主任郭咸正，国民兵团团长张超，警察局长兼训委会自清股长张汉辰，特种警宪指挥组长兼副股长张之卫等，全员出阵。

木刻《女英雄刘胡兰》，1949年，安明阳

这里多说交代一句，什么叫“特警组”?

这是隶属于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的地方特务组织，与“同志会”互为表里，算是阎锡山的“盖世太保”。原属“民族革命同志会”，抗战胜利后接收日军在太原设立的特务机关和一切杀人的技术工具，集蒋阎和日本特务之大成，指挥着警察、宪兵等一切特务工作部门，进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种种罪恶活动。

看看这“豪华阵容”，敌人对我们的二牛同志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这批敌人，都是有头有脸，受过高等教育的，不少还都是学法律，在国外读过书的，所以就“客气”多了。上来就赔礼道歉，骂李鸣山和下面人是土包子、没文化，对任先生太不“体面”。还有的现身说法，说自己也曾“年轻”过，思想不成熟，幼稚可笑，看你就像看当年的自己如之何。总之，红白脸罢了。

1977年，《纪念刘胡兰烈士英勇就义三十周年》纪念邮票

“三堂会审”?二牛可不客气，直截了当告诉他们：“你们这群匪徒能对革命人民发善心吗?没有的事，想用这一套让我低头屈膝，出卖同志，是白日做梦!”

没办法，敌人只好继续上刑。毕竟是读过书、留过洋的，还有日本人的“先进经验”。根据解放后缴获的档案，在汾阳城内，一个多月，从县监狱到“模范监狱”，再由县府司法科、县分会、“解救团”、特警组、警察局等单位选调出七八个有审讯经验的审理员，用尽了残无人道的法西斯手段，对二牛同志的残酷审讯竟达五十多次。

1948年3月12日，这天是农历二月二，天降大雪，狂风怒号。

敌人对二牛同志进行了最后一次“审讯”，当然还是一无所获。

1920年，汾州府文庙内的禁烟日活动。

下午1时，伪警察将其绑到文庙大操场，准备加以杀害。

紧挨模范监狱的是汾阳府文庙，原本是明藩庆王府所在地，规制巨大。废科举后，这里改建为图书馆。日寇入侵，珍贵文物被洗劫一空，古碑被砸碎，砌作饮马石槽，庙堂沦为日寇的伤兵医院和尸体焚烧场。日本投降后，阎匪的县政府把这里作为“三自传训”的大操场，实际上就是杀人场，先后在此杀害二百多人。其中不乏老弱妇孺。

行刑官问她：“限你最后三分钟考虑，说还是不说，不说明年今天就是你的祭日。”

二牛同志冷笑道：“早考虑好了!杀我，这是你们最无耻最无能的表现，早就料定你们会来这一手，别磨磨唧唧，赶紧动手吧?”

油画《刘胡兰》，1978年，刘耀真

“不会让你死痛快”，行刑官挥挥手，伪警的刺刀，还有十几个“三自传训”女积极分子也手持棍棒，纷纷围拢过来。

知道最后时刻到了，二牛看看身边的难友和被赶来围观的群众，说：“同志们、乡亲们，永别了!”

接着她高声呼喊：“打倒蒋阎匪帮，解放全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呐喊声，犹如初春的惊雷，冲破黑暗，响彻天地，更预示着敌人的覆灭和人民的解放。

雕塑《刘胡兰像》，1951年，王朝闻

二牛牺牲后，被残忍地割下头颅，挂在文庙大操场的树枝上，敌人称之为“示众”。牺牲时，她刚满19岁。

四个月后，(1948年)7月11日，晋中战役的隆隆炮声中，阎军70师主力被歼，城外据点悉数被拔，城内敌人眼看守不住了，赶紧溜之大吉，我县大队随后进城，汾阳宣告解放。

次日，中共汾阳县委、汾阳县民主政府机关进驻汾阳城。随即，整顿治安，恢复秩序，农村开展抢种运动，县城内救济贫苦市民，学校复课，商人复市。

解放军冲进阎锡山盘踞山西三十八年的老巢

阎军扔下的334名伤兵，也得到了及时安置：愿意回家的轻伤员，发给路费，遣送回家;行动不便的，请医生治疗并供给生活费;对22名重伤病员，送往汾阳医院进行抢救治疗。

7月22日，召开胜利大会，庆祝汾阳全境解放和晋中战役的胜利。号召群众为牺牲了的父母兄弟姐妹报仇，打到太原去，活捉阎锡山!

1949年，太原解放，新中国诞生，汾阳人民的生活渐渐好起来了，一切仿佛恢复正轨。

汾阳名产“汾州核桃”

就连核桃出口也恢复了，抗战爆发后，由于日伪阎的作祟，民不聊生，汾州核桃减产严重。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外销只有15万斤。解放后，人民政府大力扶持核桃产业，积极帮助农民推销，除配合土产小组广泛宣传收购办法及价格外，还组织公私商店分赴老区大批收购。1950年生产250万斤，比战前最高峰1936年的230万斤还要高。由此可见，被解放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凝聚力和产生产力有多高?这就是解放战争的意义，也是无数的“任二牛”牺牲的意义。

1950年，镇反开始，汾阳人民强烈要求为烈士报仇。经过一年的努力，杀害任二牛烈士的主要罪犯，伪东遥乡长李鸣山、伪“自清”股长张汉辰，以及叛徒张小转，全部被缉拿归案，经公审后处决。

人民英雄纪念碑

在与内外反动派的斗争中，曾有无数个刘胡兰式的“任二牛”。解放战争有之，抗战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亦有之。“刘胡兰”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党培养下的无数革命志士的代表，无论男女。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却和任二牛烈士一样，生前无名，身后泯然，但这并不是我们能够遗忘他们，甚至亵渎他们的全部理由。

曾记否，若干年前，《刘胡兰》以“不合时宜”的荒诞理由，被从课本中删去，刘胡兰成了相声里被讥笑的对象，成了“小三”和“小太妹”，甚至这类段子成了圈子的敲门砖，你觉得荒谬无耻，人家觉得你“幼稚可笑”……

我不禁要问：难道英雄和英雄主义精神有实效性吗?把生命交给祖国，交给民族，交给人民的他们，怎么就可笑了?我们民族，这个时代，已经“阔绰”到，再也不需要英雄主义和无私奉献了吗?

文水刘胡兰纪念馆内的七烈士群雕

历史不能遗忘，英雄不容亵渎。尊崇并守护人民英雄，是对历史和良知的尊重和捍卫，是对正义和秩序的坚守，是对信仰和未来的守望。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忘却英雄便是忘却了民族的灵魂，没有灵魂的民族又何谈未来?

言及至此，一不小心又“偏激”了，恕罪!恕罪!

1957年1月，教员同志《为刘胡兰烈士陵园重写的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