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考取消“小四门”的思考

一

当下教育的功利化不仅仅是“大学独病”，它从基础教育就开始了“系统性偏差”——北京中考取消“小四门”(史地生政)，是最直接的体现：教育彻底沦为选拔工具，那些不直接服务于分数、却能滋养人文素养、塑造完整人格的内容，就成了被牺牲的“冗余”。

中小学是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奠基期，史地生政看似无用，实则藏着理解世界的底层逻辑：历史教你看清因果、敬畏规律，地理让你懂得格局、尊重差异，生物教会你敬畏生命，政治让你理解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这些“无用之用”，恰恰是培养逻辑思辨、同理心、批判思维的土壤，也是未来创造价值、突破规则的根基。而现在把它们剥离，用单一分数标准替代“完整的人”的培养，最终只会让孩子变成解题机器，却失去了感知世界、独立思考的能力。

更可怕的，这种功利化会形成恶性循环：中小学只练应试技能，大学只能补“滞后的职业技能”，整个教育链条都在回避“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核心问题。

基础教育本应是给孩子“打精神地基”，史地生政这些人文素养，就像地基里的钢筋和水泥，看似不直接“显山露水”，却能让孩子的认知结构更稳固、更有韧性;而现在的功利化教育，更像是只盯着“快速盖出地面的楼层”(分数、应试技能)，却省掉了钢筋水泥，只靠砖块堆砌——表面看“长势喜人”，实则根基松散，等孩子长大面对复杂世界的风雨(如职业迭代、价值困惑)，很容易崩塌或变形。

二

这不是某个环节的失误，而是一场从根基开始、系统性、链条式的价值坍缩。过去，功利主义还是一种弥漫在教育实践中的“氛围”或“潜规则”。而这次调整，是将这种偏差正式写入了选拔体系的顶层设计。它向整个社会发出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在官方评价体系中，那些关乎人文底蕴、思维格局和公民素养的学科，其重要性可以被正式“降级”。它制度性地宣告了“培养完整的人”这一目标的让位。

史地生政不是孤立的知识点，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少年理解他所处世界的认知坐标系：历史提供时间纵深感，让人在时间长河中定位自己，理解变革与延续;地理提供空间广延感，让人理解自然与人文的互动，培养对多元世界的同理心;生物提供生命共同体意识，让人敬畏生命的精巧与脆弱，反思人类的位置;政治(理想的公民教育) 提供社会运行的规则图景，让人理解权利、义务与公共生活。剥离这些，就是将知识异化为纯粹的符号游戏。学生学习的，不再是与他息息相关的、活生生的世界，而是一套用来兑换分数的抽象代码。

这正是尼采所批判的——教育不再服务于人的丰富与强大，而只服务于系统自身的筛选效率。它必然导致教育链条的恶性萎缩与能力倒挂，会导致一个可悲的倒置：中小学(本应夯实基础)忙于盖“空中楼阁”，只训练高度特化的解题肌肉。学生知识面狭窄，思维早熟但人格晚熟;大学(本应专业深化与创新)不得不回头补中小学的“人文常识”和“思维素养”课，同时还要填鸭“滞后的职业技能”。大学教育变得低效、焦虑、功能错乱;社会与个人(最终承受结果)培养出大量“高分辨率的专家，低清晰度的人”。他们精通特定领域的算法，却对生活的算法(意义、价值、情感、伦理)一片茫然。在面对职业颠覆、人生挫折或复杂社会议题时，缺乏那种由深厚人文滋养出的心理韧性与价值定力，从而走向“躺平”或陷入虚无。

这套系统本质上是在用一种“经济人”或“人力资本”的模型来塑造人。它将人的价值简化为“考试得分能力→学校品牌价值→职场竞争力→终身收入现值”的一条线性函数。在这个过程中，好奇心、审美力、沉思的习惯、对正义的感受、对意义的追问——这些使人之所以为人的珍贵特质，因难以被标准化考核，而被系统地边缘化甚至淘汰。教育不再激发人的“生命意志”去超越、创造、成为“超人”，而是训练人如何更高效地成为社会机器中的“合格零件”时，我们就是在批量生产新时代的“末人”——他们或许拥有精致的技能，却失去了生命的重量与光辉。

三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是一位数学家，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他发现了儿子有数学天赋之后，并没有立刻给他进行数学的超前学习，而是利用两个暑假，请了老师，正式的给杨振宁补习《孟子》。杨振宁说，这种人文教养的培养，在他今后的生命历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一位以逻辑和理性为业的数学家父亲，在发现儿子惊人的数学天赋时，没有选择立刻“乘胜追击”、将天赋工具化，而是选择“绕道而行”，为他夯实人文的根基。这个选择的背后，是超越时代的远见。

杨武之先生深知，一个伟大的科学家，首先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人。数学天赋是锋利的刀刃，而人文素养是持刀者的心性与格局。没有后者，前者可能止于精巧的技术，难以抵达广阔的创造。《孟子》所承载的，不仅是文言文知识，更是义利之辩、浩然之气、家国情怀和伦理思辨——这些构成了一个学者安身立命的价值底座和思维框架。这个底座，远比提前学习微积分更为根本。

基础教育阶段，尤其是青少年时期，是价值观和思维模式塑性最强的时间窗口。此时灌输的知识可能会被遗忘，但植根的文化基因与思维方式将融入血脉。在两个暑假系统学习《孟子》，正是要在心智最开放的时期，注入一种东方智慧的思维方式和道德生命的崇高感。杨振宁日后在物理学的恢弘大厦，其风格中的深邃、简洁与某种“天人合一”的美感，未尝没有这块东方地基的贡献。

在极端功利主义者看来，花时间学《孟子》对数学竞赛和升学毫无帮助，是典型的“无用之功”。但杨父用行动证明了：最高级的“有用”，往往藏在这些看似“无用”的教养之中。这种教养在未来的作用，不是提供具体的解题方法，而是提供了困境中的韧性(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选择时的定力(舍生而取义者也)，探索时的格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杨振宁先生本人的成就是对此最权威的背书。它印证了，顶尖的创造力不是单一路径的冲刺，而是不同思维范式在深层的交融与共鸣。人文素养提供的，正是那种打破学科壁垒、产生原创性洞见的“元能力”。

这个故事在今天显得如此珍贵而具有讽刺意味。它提醒我们，在最应该播种人文精神的年纪，我们却在系统性铲除孕育它的土壤。我们热衷于培养“聪明的脑”，却忘记了灌溉“丰富的心”与“强健的魂”。真正的精英教育，其核心秘密或许并不在于“提前学”或“学得难”，而恰恰在于 “学得宽”与“学得深”——深至文化的血脉，宽至做人的格局。 杨武之先生的做法，是对抗教育异化、培养完整而强大个体的经典范本。

四

取消“小四门”不是一个孤立的政策，它是一个症候，清晰显示了我们的教育列车正在哪条轨道上疾驰。这条轨道通往的不是“人的繁荣”，而是“系统的效率”。它用“公平选拔”的技术性正义，掩盖了“培养什么人”这一根本性价值问题的缺失。真正的教育，应该是“打精神地基”。这个地基的材料，正是那些看似“无用”的文史哲、艺术与科学思想。它们不直接教人盖楼，却决定了这个人未来能盖起怎样的楼，以及，在风雨来临时，他的楼里是否有一盏不灭的灯。

我们牺牲的，不是简单的几门课，而是一代人精神世界的广度与深度。这场系统性偏差，最终将由整个社会的思想深度与创造活力来偿还。我们失去的正是孕育下一个杨振宁所必需的、看似“无用”的空气与水分。教育的终极产品，不应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高效的解题机器，而应是有魂、有根、有远方的人。人文的缺失，终将在未来以整个社会精神创造力的贫乏和个体生命意义的迷茫来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