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一个怎样的人？

郭沫若是一个怎样的人？

——《不是我，是风？》读后

这是一篇尘封了二十多年的文字，连“博客”上都发不出。闲来无聊，翻了出来。由于在《乌有之乡》投中了几篇，受到鼓舞和鼓励，才斗胆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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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月刊》2000年第6期登载了徐怀谦先生的杂文，《不是我，是风？》。只看这题目，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再看题目下面那行字，是“‘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启示录”。因此，猜着是一篇“启示”知识分子的文章。

看完一遍全文，觉得，徐先生写的不大象是“‘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启示录”。给徐先生以“深刻”启示的也就是郭沫若。而且不仅仅是“文革”中的郭沫若，而是从青年到晚年的郭沫若。因此，那副标题叫“郭沫若启示录”，才题文相匹配。

“‘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启示录”说：“反思‘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提到郭沫若”。按照这个提法，徐先生不仅把郭沫若当成了知识分子，还把他“捧”到了“‘文革’中的知识分子”的“代表”的份上。

郭沫若算不算知识分子？本来，在下的认识同徐先生是一致的。但是，当我写完本文的草稿，想歇息一下时，又翻开了这期《杂文月刊》。想看看《王朔是一条什么样的狗》。却意外发现，这位曾著文《学术与良心》，以“反思”郭沫若的鄢烈山先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常识”。

他言道，知识分子当了官，…就不是知识分子……。至于知识分子当了什么官，多么大的官，他的… “角色和身份”就不是知识分子了，他没有写。

算起来，郭沫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届政府内，就在周总理之下，任副总理。后来，在朱德之下当了副委员长，仍然在周恩来总理领导的中国科学院长期担任院长。要论官级的大小，那可是个老资格的“国家级”的大官、显官。按照鄢先生的“常识”，郭沫若早在五十年代初，政务院组建后，他就不是知识分子了。那么，徐先生把“郭沫若启示录”当成“知识分子启示录”，就有些文不对题了。不该拿做了“高官”的郭沫若启示录去和“知识分子”。那不是跟“知识分子”逗闷子么？再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个“混”到郭沫若那份儿上的？

为了说郭沫若，只好按照徐先生的思路走。做了高官的郭沫若，就算是知识分子吧。他毕竟是出过国，留过阳的“海归派”。就“知识”而言，比起徐先生笔下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包括“文革”之前的知识分子，恐怕都不逊色。徐文并没有让他代表同是“‘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如，没有让他代表“铁骨铮铮”的顾准、遇罗克、张志新。没有让他代表“沉默”的茅盾和“固守文化家园”的陈寅恪。更没有让活着的郭沫若代表以“自杀明志”而死了的“许多人”。因此，就算郭沫若是知识分子，把“郭沫若启示录”当成是“‘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启示录”，有以郭沫若个人之偏，概“‘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之全的嫌疑。

费了不少的心思和笔墨，才对徐先生写的题目有了一定的理解。郭沫若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竟能给徐先生那样“深刻”的启示？在那篇只有二千余字的文章中，徐先生笔下的郭沫若：

他是一个“成就不好说”的人。

“成就不好说”，可以不说。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好说”的原因，不外乎对郭沫若的了解甚少。即使了解，也未必懂。这，不算什么。郭老先生或别的什么人也没有强迫谁去说。其实，作为知识分子，就算是没有“成就”，也不是一种耻辱。也不能成为让什么人随意“开涮”或者嘲弄的理由。

在数以千万计计的知识分子中，或从政、或从军、或从教、或从文，等等，好多人都是默默无闻，少有成就。他们从事的工作，都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用市场经济的眼光看，那不过是谋生的不同手段。真正有成就而为人所知的，不是很多。比如，徐先生所谓“文革”中凸现出来知识分子遇罗克、张志新，孤陋寡闻的笔者，在“文革”前和中，就没有听说他们在知识领域，在学术上，有什么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做出的成就，更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建树。那么，一个“成就不好说”的郭沫若怎么能给徐先生以“深刻”的启示呢？原来，“成就不好说”的郭沫若，在徐先生的笔下是一个方方面面都不堪的人。这才是他获得“深刻”的启示的根本之所在。何以见得？郭沫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看：

郭沫若是一个“政治投机”的人。

在一个“讲政治”的国度，这与骂人无异。

郭沫若一生经历“复杂”。他出生与大清王朝，比毛爷爷还年长一岁。留过洋，还参加过“北伐”。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徐先生还没有出世。在蒋介石如日中天的时候，写过一篇叫《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大字报”，把蒋介石骂了一顿，结果被通缉。为了“避害”，亡命日本。

如果说他“政治投机”，作为出身大户人家的子弟，应该在蒋介石发达的时候去追随蒋介石才“合情合理”，怎么却到“共匪”那里“投机”？这不符合“逻辑”。

在蒋家王朝大势将去的时候，被共产党接到了解放区。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他在政治上作出的一次次选择，其影响力都不可小觑。那作用岂是一般知识分子所能比？这是不是“政治投机”？他怎么不去蒋介石那里“投机”，却偏偏又一次到共产党那里“投机”？这是什么道理？发生在“解放前”的那些事，“文革”中才出生的徐先生知多少？或许他压根儿就不知道，郭沫若还有那么多在共产党人看来是光荣的历史。

而定郭沫若“政治投机”的根据，从徐文里看，是他在写的《李白与杜甫》那本书里“诋毁”了杜甫。这样的“理由”听上去很荒谬。

杜甫是个什么人？他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诗人，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诗人。他虽然诗名流芳千古，按照“阶级性”定他的属性，他大概还算不上是农民阶级中的“一部分”。

就是这样的一个死了千余年的小官吏、大诗人，竟让徐先生拿来，当成了认定、衡量郭沫若是否是“政治投机”的标杆。对于九泉之下的杜老诗翁，为尊敬起见，可称为“诗圣”，他在生前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千年之后，竟有人拿他来衡量郭沫若，让人感觉怪怪的。

如鄢先生也只把那看做是“学术”上的“迎合”。一个千年之后的共产党高官，去“迎合”千年之前的落魄小官，尽管是个大诗人，他图他什么呢？几年后徐先生则把“迎合”上升到“政治”上的“投机”。看来，徐先生的认识较鄢先生深化了一步。到底是前浪推后浪，一辈更比一辈深啊！

郭沫若是一个“嫖娼挟妓，搞同性恋，酗酒闹事，自暴自弃”的人。

这简直就是一个臭流氓！

用这种侮辱人格的手段，诋毁政治对手，不能不说是一种下三滥的手段，而且是怯懦的小流氓的手段。成本很低，效果很大。因为国人中很有些人爱好那一口。一般说，正经的文人不屑用这种手段对付对手，特别是死去的对手。三十年代的文坛斗争够激烈、复杂的了，有几个爱实施那种手段的人流传了下来？

再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胡适的青年时代，婚前的“嫖娼挟妓”自不必说，即使是婚后，在男女关系上的烂，不是秘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他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的头衔还没有人争得去。

问题是，郭沫若怎么就“自暴自弃”了？一个“自暴自弃”的人，在多个领域取得其中哪怕一个成就，就足以堪称优秀，他怎么竟然取得那么多的成就？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还受到众多同行的尊敬，还成为毛爷爷的座上宾、诗友，是他们都看走眼了？还是“惺惺相惜”，唯徐先生品格高尚，独具慧眼？

这样的“自暴自弃”的郭沫若，对“‘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会有什么“启示”？“‘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包括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多少象青年郭沫若那样，年少成名？有些青年知识分子，没有在作诗、考古、编戏等方面在中国文坛占有一席之地，或者说留下痕迹，是不是由于没有“嫖娼挟妓，搞同性恋，酗酒闹事”的缘故？

郭沫若毕竟是旧社会的“阔少”，他身上曾经带有从从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甚至曾经沾染为那个社会所容忍的坏习气，何怪之有？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徐先生难道连这样的古训都不知道？

在新中国，在“文革”中，有的，即使有那个花心，恐怕也没有那个色胆。再说，也没有那个条件。如，那时人们找不到明的暗的娼妓。好多人怕沾上男女作风这样的生活问题，“上纲上纲”到到政治上的“腐化堕落”，影响了自己的事业、前程。有多少人，特别是爱惜“羽毛”的知识分子，谁去找那不自在？那时的知识分子，应该说，还是一个纯净的群体。如今，徐先生所揭的郭沫若的“老底”，就算是真的，想给“‘文革’后的知识分子”以怎样的启示？是不是想告诉现在的青年知识分子，流氓成性，放荡不羁，必成大器？就如同如郭沫若那样？

“郭沫若则更象一条变色龙”。

自然界里的变色龙，是为了“趋利避害”，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不断变换着自己的肤色的一种动物。变色，是那种龙求生存的本能。按照鄢先生“趋利避害是符合人的本性”的理论，不是“变色龙”的人，也就不知道“趋利避害 ”，也就失去了人的本性或者说做人的资格。用这个观点看问题，说郭沫若“更象一条变色龙”，也就是说，郭沫若更符合人的本性。这样认识郭沫若，虽然暗合了鄢先生的逻辑推理和理论，显然不符合徐先生的本意。

郭沫若要是一条“龙”，那么，他的“本色”是什么色，应该是什么色？徐先生都没有说。看郭沫若的一生，是追随共产党的一生。这是他的底色，基本色。徐先生也只把江青当初“调色板”，把江青的“色调”作为了标准色。这与把对杜甫的态度当成衡量“政治投机”的准则，有异曲同工之趣。徐先生到底以那个为本色？

江青是谁？曾经是“第一夫人”，后来成为“阶下囚”，是在变化的，人们对她的认识难道可以一成不变么？对她的认识发生变化就是“变色龙”？那么，在中国，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包括政治人物中，该有多少“变色龙”？这是什么鸟逻辑？

如果按照徐先生的，郭沫若在江青的态度上“更象一条变色龙”的标准看。那么，郭沫若在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却是一而贯之，到死，也没有听说他对自己的领袖有什么不恭不敬之处。这又该定他是一条什么色的龙呢？

或许正因为他在毛泽东的态度上一成不变，不象有的“知识分子”，识时务，毛泽东一死，立马就变脸。这才背上了“迎合”、“拍马屁”的恶名。

郭沫若到底是一条什么色的龙，徐先生并没有弄清楚，因而也没有写清楚。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郭沫若的变与不变，而在于郭沫若没有按照徐先生们的“好恶”去变。这，才是被骂做“变色龙”的真正原因之所在。如果透视一下徐先生，在对毛泽东的态度上未必具有一贯性，生下来就与毛泽东为敌，老朽就不相信他没有喊过“毛主席万岁”。

如果说，郭沫若“永远居于主流政治”是靠对毛泽东的“迎合”、“拍马屁”这类“侍臣伎俩”，那么，在新中国，“迎合”、“吹捧”过领袖毛泽东的人，包括高官、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不计其数。为什么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都象郭沫若那样，“永远居于主流政治”呢？他的“居于主流政治”，难道是靠“迎合”、“拍马屁”？他在大骂蒋介石之后，亡命日本，毛泽东则上了井冈山不久，都成为被蒋介石通缉的人。他怎么可能就预知毛泽东能够二十多年之后成为新中国的开国之父？

要是按照这样的认识方法推断，知识渊博，留过洋的敬爱的周总理，不但“永远居于主流政治”，而且，早在毛泽东之前，就居于共产党主流政治的“核心”了。他靠的是什么？难道也是靠“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色彩”的“邀宠媚上”的伎俩？

还有，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对毛泽东“天才”的“迎合”、“吹捧”、“拍马屁”可以说是新中国的党内第一人，那“伎俩”怎么没有保证他“永远居于主流政治”？他怎么不一味的“迎合”下去？反而想向他下毒手？难道不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么？如此种种，怎是徐先生一个“邀宠媚上的侍臣伎俩”所能说明白了的？

“称郭沫若为‘御用文人’更为恰当”。

什么叫“御用文人”？笔者不甚了了。不好下定义。在封建社会，那是专门为皇帝服务的笔杆子。好在有个被“世人”认为胜过郭沫若的陈布雷先生做标准。看郭沫若的一生，怎么看怎么不像是“御用”。

陈布雷，作为“总坐”、“委坐”、“总裁”、“总统”的幕僚长，“世人”中有蒋公“文胆”之称。他只为蒋公一人所用，为蒋家王朝殉死。他为蒋公写了多少政令、文书，“世人”没有统计。要说他不是“御用文人”，恐怕在现代中国就没有人配称“御用文人”了。

在新中国之前，他们相识、相交于1926年3月的广州。两个年龄差不多的青年才俊，短暂的交往，却建立起了一生的友谊。但是，郭沫若并没有与毛泽东在一起共事的经历，他甚至没有去过延安，自然说不上“御用”。就新中国的管理体制，无论是任副总理，还是任中科院院长，都是在周总理的领导之下。更不象陈布雷那样，整天在“御前”转来转去，时刻文墨伺候。

郭沫若之于毛泽东，在徐先生看来在新中国可能是有资格称“御”的人之一。这纯属无稽之谈。看历代文人，看同蒋介石与陈布雷相比，显然没有可比性。即使是与毛泽东有关系的几首诗，几篇文章，没有证据证明得到过毛泽东授意和指导。而他的《甲申三百年祭》虽然在延安整风的时候为毛泽东所用，不过，那不是他应约为毛泽东而做，那时候的郭沫若，还是“民主人士”，何况，那时候的毛泽东不要说没有称“御”，甚至被称为“匪”。

看来，徐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辨别力不是差，而是很差。老朽甚至疑心他是不是知道“御用”为何意。应该是偏见、成见影响了判断力。

郭沫若是一个“时时处处以政治强奸学术，以领袖的好恶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出发点”的人。

说郭沫若“以领袖的‘好恶’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出发点”，简直是是睁着眼说瞎话。

郭沫若研究学术，不是自新中国开始。他搞文学创作的时候，应该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恐怕连毛泽东都不认识，怎么知道毛泽东有什么“好恶”？至于他的其它作品，有的还被毛泽东“挑刺”，如在旧中国写的《十批判书》，毛泽东的评价是“十批不是好文章”。在新中国写的诗《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毛泽东看后认为“僧是愚氓犹可训”，写信托人告诉他，“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这，算不算“政治强奸学术”？是不是毛泽东没有评论的权利？

郭沫若与毛泽东，是个文友、诗友，也是朋友。相互之间“平等”相待。这也包含着对他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与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的肯定。反映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尊重。郭沫若追随毛泽东，有时候写几句诗，赞美一下，这，难道不很正常么？知识分子中写诗赞扬毛泽东的人多了，他们算什么？难道只有说“不”？

徐先生承认，《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文革”中的硕果“仅存”。不用去阅读，老朽也没有兴趣阅读，就算是郭沫若在这部“学术”著作中投了领袖的“好恶”，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被政治“强奸”了？是毛泽东授意写的？还是“捉刀代笔”？即使如此，这也仅是一处。把这“仅存”的一处，写成是“时时处处”，不觉得是自己抽自己的大嘴巴吗？

郭沫若的的“学术研究”很广泛。硕果也并非一个。很难说那一个成果能够与毛泽东扯上关系。如他对甲骨文的研究，对于考古的执着。据了解，毛泽东好像没有那方面的爱好。也没有听说毛泽东对他的研究有什么干涉。他研究的出发点怎么说是以“领袖的好恶”？怎么是被政治“强奸”？这，难道不是“莫须有”么？

郭沫若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在某个方面与毛泽东有着共同的“好恶”，甚至共同认识，这并不奇怪。作为毛泽东的朋友和同志，怎么可能“时时处处”与毛泽东“对着干”？

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之一，他在中共党内和国家中的地位，很难说是因为郭沫若们的“吹捧”才确立的。恐怕郭沫若在党内还没有那样的影响力。再说，他的“好恶”难道仅仅是他自己的吗？谁规定，他们之间就不能有共同的“好恶”？是的，如果同徐先生有了共同的“好恶”，他恐怕就不那么写了。

郭沫若“吹捧”的“雄文四卷”，也许只有徐先生那样的人才认为是恶的。他们自然不会去“吹捧”，甚至还可能踩在脚下，以证明自己与郭沫若的不同，与毛泽东的不同。其实，谁也没有指望着他们去“吹捧”。

作为社会的人，徐先生的“好恶”，难道也仅仅是自己的吗？不。绝对不。比如，他今天对郭沫若的恶，在前好几年，就已经有人“恶”过了。徐先生决不是“第一个”。如果是“第一个”，还算是有点“独特”，有点“创造”。其实，也不过是拾人牙慧，属于乱哄哄中的一个。虽然还振振有词，虽然卖力，恐怕连个先锋都不是。徐先生是不是知道自己是以谁的“好恶”为研究郭沫若的出发点的呢？大概连他自己也难以说清楚。

徐先生这篇《不是我，是风？》的大作，不知道算不算是研究郭沫若的“学术”中的带结论性的力作。不管算与不算，其政治上的色彩和憎恶，不言而喻。他是否有“强奸”其他在“学术”上研究郭沫若的人的意图？要别人把它当成今后研究郭沫若的指导思想？他没有说。

总而言之，郭沫若是一个“人格丧失殆尽”的人。

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的郭沫若，居然稳坐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的宝座，成为文的、理的、工的知识分子的至少是名义上的首领。此后，坐在那个位子上的人，有几人有郭沫若之文才？有郭沫若之德行？

他在花甲之年曾在中央人民政府荣任副总理，生前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位在国家领导人之列。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也有他一席之地，也算是共产党的骨干分子。那是中共的领导们有眼无珠，还是有表决权的那些“代表”们为了“迎合”领袖，忘记了自己的“人格”，而都“违心”地举手，把他这个“人格丧失殆尽”的人抬的那么高？这个徐先生是不是把共产党看成了一群“白痴”，唯独自己清醒？他是一种怎样的心态？

在中国科学院、中国文联，那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就不必说了，据了解，在全国人大，无论是在常委中，还是在代表中，知识分子还是不少的。其中大概也有为徐先生所倾倒、所“吹捧”的人。怎么就没有听说哪一个“知识分子”出面阻止，或上书有司，戳穿其伎俩，把那个“人格丧失殆尽”的郭沫若拉下马，再号令“群众”，口诛笔伐，把他批倒批臭！以显示“铮铮铁骨”和“自我”，也给新中国的后人立个诛“侍臣”的榜样？只是没有什么人理会。或者想那么做，迫于情势，胆儿小，没敢。

查，当徐怀谦先生年10岁的时候，郭沫若就去世了，郭沫若活着的时候，他没有机会那么做过，自然没有“露一手”。

事实上是，郭沫若活着，会说话，能写文章时，徐先生没有通过“反思”郭沫若，以展示自己“人格”的独立性。那时大概还谈不上“独立性”。

“文革”结束的时候，徐先生还不满10岁。关于“文革”，关于郭沫若，他能知道多少？能有什么真知灼见？“文革”中活下来而且还活着的知识分子，年轻的，恐怕也大都是五十开外的年纪了。相信他们中的不少人，在“文革”后，在徐先生“启示”他们之前，就已经得到了不少的启示，各有各的启示。当然，他们的启示，可能不只是从知识分子那里，尤其是从郭沫若那里得到。因为知识分子，首先是人。他们得到的启示，很可能有别于徐先生。如今，徐先生想用自己的“‘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启示录”统一于知识分子，尤其是郭沫若代表的那些知识分子，怕是十分困难的，或者简直就是不知道自己吃了几碗干饭，在那里高高在上，充当“启蒙者”角色。

《不是我，是风？》，明明充斥着污蔑、侮辱、诽谤和漫骂。最后，竟舔着脸说，有的反思文章往往流于“漫骂”。好象唯独自己是个例外。真让人忍俊不禁。

徐先生，不过在中国的最高学府读了几年书，受到了一些关于“普世价值”的教育，自以为有知识分子的所谓“风骨”，和所谓的“独立性”，有了“指点江山”的能力，俨然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其实，什么都不是。

有道是，老鸹落在猪身上，自己看不见自己黑。徐先生与有的“漫骂”者的确不同。这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后来居上，是集骂郭沫若之大成者，比他们骂的更寒碜、更花哨、更不贴谱。在阴曹地府里呆了20 多年的郭沫若，若看了某些“反思”他的文章，焉知他不会争辩道：那“不是我，是风”！

2000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