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资本主义还能走多远？》连载：第三章（下）

原作封面封底推介语：【仅仅几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迄今(本站注：作者写作于2012)已历经四次“大修”，无法克服的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周期性危机 --结构性危机 --系统性危机，由此将世界拖入一个严重不确定的时代。

持久而深刻的危机，令美国这个没有帝国主义之名的帝国，由资本主义世界的灯塔沦为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橱窗。

世界的时代背景正在发生巨变，资本主义面对的是一个跌跌撞撞的未来。国际秩序正进入由“旧的有序”向“新的有序”过渡的“无序”阶段,世界正远离“和平与发展”而进入一个“动荡与危机”时代。

资本主义还能走多远?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快车是否会停顿或出轨?实力迅速膨胀的中国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本书将为您一一揭秘。】

第三章 中国经济附庸化、社会原子化?(下)连载10

(接上)江涌：《资本主义还能走多远？》连载：第三章（上）

量的增长与质的停滞

透视整个中国社会，不是日益和谐包容，而是日趋紧张对立，不只是一般的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沿海与内地的对立，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对立;而更是贫富的对立，阶级的对立，民族的与买办的对立，独立自主与自我殖民的对立。这是经济“附庸化”与“内卷化”的必然结果。

GDP上天，道德落地。中国经济增长更多地表现为GDP增长。经济增长的意义在社会发展，社会发展的意义在人的发展，用经济指标度量的发展，就是人贵物贱。但是，在“见物不见人”的“唯物”主义的作用下，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精神生活水平趋于停滞甚至恶化，物质财富不断膨胀，人文道德逐一沦丧。加之，迷失方向的宏观调控令物价持续上涨，工资不断缩水，很显然已是物贵人贱。人际之间，物理距离越来越小，但是心理距离越拉越大。经济增长非但没有促进社会发展，而且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经济增长更没有促进人的发展，而且使人与人之间、今人与后人之间的对立更加严重。

大而不壮，富而不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不是依靠自主技术革新、管理创新、生产力提高、综合生产要素提升而取得的，而是越发依靠廉价资源、廉价环境、廉价劳力与廉价主权而换得的。中国社科院发布《国家竞争力蓝皮书》坦言，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和投资扩张，特别是房地产业的快速膨胀。作为GDP规模已上升至世界第2位的经济体，中国竞争力仅排在第17位(有放水之嫌)，若要使竞争力与GDP排名一致，恐需等到2050年前后。显然，中国的块头只是脂肪的堆积，而不是肌肉的强健，更不是大脑的发达，“中国制造”缺乏核心竞争力、缺乏定价权、缺乏中国特色，中国在整个国际秩序中依旧没有什么话语权。

传统农业解体，低端工业固化。农业、工业是财富创造的基本部门，健康的社会经济需要不断保护、强化农工实体经济，但是人们罕见政府“扶助农工”的努力。农业部门以外就业的高收益，使年轻力壮知高的劳动力从农业中游离出来，纷纷进入承接国际分工的劳动密集型工业。由于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等诸多约束，中国工业几乎被钉死在国际分工的最低端。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压力下，中国低端工业的利润率日趋降低，相关企业只有通过更大规模的扩张、招收更多的员工，使用军事化管理(如富士康)，才能在利润率不断降低的前提下，实现绝对收益的缓慢增加。如此，一方面传统农业因持续失血、缺乏有效维护而逐渐解体，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工业因不断注入廉价劳力而日益强化，历史上的农业内卷化被现如今的低端工业内卷化所取代。

虚拟经济膨胀，实体经济萎缩。资本的本性就是利润最大化，资本所遭遇的一大魔咒，就是利润率平均化以及边际利润率的不断降低。但是，贪婪的资本必然会拼命克服、摆脱魔咒，不断提升自己的形态：农业资本→工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越玩越虚。美国人玩虚拟经济，玩的是全世界。中国人玩只能玩中国人，依照内卷化方向前进，精英玩大众，东部玩西部，城市玩乡村，虚拟玩实体。地方政府、开发商与银行“三位一体”疯狂玩起了古老的“土生金”游戏，大搞房地产泡沫，把整个中国置于一个近似于“赌场资本主义”的危险境地，企业纷纷弃实务虚，经济基础愈发薄弱，产业空心化势在必然。

经济结构扭曲，地区发展失衡。中国通过特色道路创造了一个奇迹：沿海发达地区像欧洲，内陆贫穷地区似非洲。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是沿海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三十多年的发展使之与中等发达国家，其大城市与发达国家的城市，没有什么两样。然而，东部沿海的相对发达，很大程度上，是以内地经济的相对停滞为前提;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发达，很大程度上，是以整个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停滞或毁坏为前提;城市的相对发达，很大程度上，是以农村的停滞为前提。而中国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以自然与环境资源的破坏、劳动者生命健康的损坏、未来发展的不可持续为前提，是以社会矛盾增加、精神道德沦丧、共同体解体为前提。

经济增长旨在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旨在人的发展。经济“附庸化”与“内卷化”虽然为中国赢得了一时的经济增长甚或经济繁荣，但是这种无根基、无后劲的增长与繁荣，犹如夏日里的玫瑰，一场冰雹即零落成泥。当下，中国不仅遭遇“无发展的增长”，同时还不同程度地遭遇“无公平的效率”、“无幸福的改善”、“无和谐的进步”以及“无强盛的繁荣”。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大会上，警告全党“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中国决不可立于美国危墙之下

2008年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危机，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私人债务国家化”，逐渐平息了危机。但是，危机的火种并没有熄灭，而且在政治家家们的裱糊下，焖烧得越来越旺。以“一而再，再而三”的量化宽松为标志，国际金融危机由“私人债务国家化”的“上半场”进入“国家债务国际化”的“下半场”。国际社会将围绕转嫁危机与拒绝转嫁展开激烈的斗争。“钱多人傻”的中国当然是危机转嫁的重要对象，为此美国利用所谓“巧实力”，制造了“中美同舟共济”的神话。然而，铁一般的事实是，两国利益本质不可调和，只能苟且。国际金融会加剧动荡，风暴中心的美元与美债岌岌可危，中国绝对不可立于美国危墙之下，应当机立断，以外汇储备资产置换外国在华投资股权，实现国有化与民族化，确保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

中国决不可立于美国危墙之下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危机，表面看，是一次国际性金融海啸，但是实质则是资本主义制度与体系的一次“内破裂”。美国华尔街将品质低劣的次级甚或垃圾债券，与优质资产混装打包，贴上“AAA”信用等级，兜售给世界投资者。这是对“契约精神”——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公然、大规模践踏，如此导致投资者与机构之间、大众与经济精英之间普遍不信任;政府承揽机构债务，让脑满肠肥的金融欺诈者逍遥法外，让无辜大众承担危机损失与救援成本，如此导致纳税人与政府之间、民众与政治精英之间普遍不信任;危机发生后，美国与其它经济大国利用自身优势，努力将危机代价转嫁给小国、弱国，给后者造成一系列危机，如此导致国家之间互不信任。“契约精神”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信任则是资本主义尤其是金融资本主义运行的前提，基础被动摇，前提已丧失，资本主义如何有效运行?

正是在基础动摇与前提丧失的情形下，全球资本主义正经历史无前例的复合型危机，危机深不见底。金融市场犹如惊弓之鸟，稍有风吹草动就大起大落，动荡连着动荡，而且日趋频繁。纵观横览，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正成为常态。在希腊债务危机之后，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等都在排队集中等候着债务危机爆发;在标准普尔给美国主权信用降级后，法国、英国、甚至德国等在排队集中等候主权信用降级;美国“提限、减赤”与主权信等调降后，国际金融市场遭受第一波冲击，如今银行危机、主权债务危机、货币危机等金融危机也在排队酝酿，哪一个率先爆发或集体爆发都不奇怪。西方的政治家们与经济学家们狼奔豕突，灰头土脸。发达大国与国际经济组织已近乎弹尽粮绝，救不胜救，救无可救。

美国国债60%美国人持有，40%外国人持有。但是，美联储供给的美元只有30%在国内流通，而70%在国外流通[ 及至第三轮量化宽松，美联储释放的美元资金90%以上在境外流通。]。美国是金融危机的肇始，也是国际金融持续而加剧动荡的主要滥觞。全球化下，危机关头，美国的“民主政治”已经不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而越来越成为制造或恶化问题的源头，成为问题的本身。在“民主政治”的拖累下，美国最经济的政策工具，依旧是开动印钞机，美其名曰“量化宽松”。尽管量化宽松对提振美国实体经济进而增加就业的实际效果甚小，但是对促使美元贬值进而变相赖账的实际影响大，而且过剩的流动性大部分涌向国际市场、新兴市场。实际上，给这些挑战者制造麻烦本身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美国会巧立名目、改头换面启动新一轮量化宽松，美债与美元贬值风险进一步增加。

本次金融大危机与30年代“大萧条”有诸多类似面，给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造成严重而持久影响。所不同的是，“大萧条”是在严格的货币纪律下，最终以流动性枯竭而爆发银行大危机收场，世界经济因信贷严重紧缩干渴而死。本次危机，相关储备货币国家，抛弃货币纪律，向市场无止境投放天量货币，最终必然以主权信用货币大危机而结束，世界经济势必被流动性严重过剩淹没而死。因此，在各类危机中，信用货币危机将成为危机的中心，而美元势将成为危机中心的核心。美国国债被市场抛弃是历史的必然，不随美国以及亲美势力的意志为转移。持有巨额美元债券资产的中国决不可立于美国危墙之下。

中国之所以在“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是因为在美国经济尤其是外汇储备政策上已经出现一系列误判，例如：一直认定美国有能力、有意愿实行“强势美元”，执着坚持“黄金无用论”，而且在每盎司黄金约合500-600美元时就认定“黄金泡沫”;时时处处听信美国自由主义学者、金融家、政治家的建议。当然最大误判，也是战略误判，是与美国一起“同舟共济”。春秋时期，吴越争强，吴强越弱，越国实施卧薪尝胆的哀兵策略，以所谓“同舟共济”来误导吴国，吴国诚心实意同舟共济，而越国暗中积极厉兵秣马，待羽翼丰满后，一举消灭吴国。2008年，美国在危机漩涡中提出与中国同舟共济，中国竟欣然接受，官僚学者不亦乐乎，沉醉于“中美婚姻”、“中美国”、“G2”、“新型大国关系”等一系列玄乎其选的概念。愚笨如我者不禁要问，中国与美国共济之舟，不知是诺亚方舟，还是泰坦尼克，抑或是千岛湖的游船(参见1993年“千岛湖事件”)，就贸然与美国同舟而共济。近现代史上，试图与美国霸权同舟共济的(都是曾经是世界老二)没有一个有好下场——英国没落、苏联解体、日本一蹶不振且二十余年。

中美互利共赢只是一个神话

愚以为，在国家利益上，中美之间短期或技术上可以苟且互利，长期或战略上则存在本质性冲突。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霸权国家，居于国际分工的顶端，长期利用知识产权与标准化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用美元地位与美元国际环流剥夺全世界，利用文明的差异，在世界制造冲突，损害全人类的利益，与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人民为敌。由此，显示这个帝国的严重寄生性。美国政权本质上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盎格鲁军工资本的利益，犹太人(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利益。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清楚暴露出美国金融资本贪婪而不惜让世界毁灭的本性。以“改变”为幌子的民主党奥巴马政府，在选举期间不断扬言执政后要修理华尔街，替天行道，帮民出气，但是就任后很快就被华尔街修理、制服了。奥巴马所做的只是抓住华尔街的衣领摇晃了几下，然后小声说“好好干”。政府是船长，财阀是罗盘，船长始终要依照罗盘指示的方向前进。这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另一个必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中国共产党党章都明确规定，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以及由她组织领导的政府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给党和政府指示了一个衡量事业与工作的成败标准，就是看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且，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看成是关键中的关键，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最终尺度。所谓人民，在统计学上，就是社会大多数，而绝对不是极少数。

中国党和政府与美国的党和政府所代表的利益在本质上是冲突，甚至是不可调和的。近些年来，美国政府在利益集团(尤其是金融利益集团)的左右下，出现一系列重大战略失误(发动侵略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国内经济社会治理严重不善，使国家、企业(不包括极少数巨型垄断企业)、家庭与个人都背上了严重的债务，两极分化加剧，中产阶层坍塌，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但是，民主与共和两党全然不顾国家与大众利益，只是为党派利益而持续恶斗，如此导致美国大众、纳税人越来越不相信、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党和政府。这个连美国人自己都不相信、不愿意接受的党和政府，中国为什么还要去热情拥抱?美国国债美国人越来越不愿意持有，为什么中国人乐此不疲?时空错乱!

中美互利的苟且性在于，中国借助美元金融体系和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进入国际市场，利用国际资源，为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和平发展换取空间，为国家与民族崛起赢得时间。但是，必须明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表面上，为中美建立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赖，然而实质是中国与美国形成了危险而严重的不对称依赖，即中国对美国的依赖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中国不仅在资金、市场、技术与品牌，而且在国际体制、秩序、甚至思想、人才上，形成了对美国近乎全方位依赖。在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下，中国很难摆脱这种依赖，相反美国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很容易被替代，对中国资金的依赖却使中国这个债权国反而被深深套牢绑架。

这种严重不对称的依赖，赋予美国剥削、欺压、敲打中国的特权。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持续，美国必然要利用中美不对称依赖、利用所谓“利益攸关方”向中国转移风险、转嫁危机。因此，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本质是一类依附经济、附庸经济，这是中国经济愈发内外交困的主要原因，即在外，外汇储备不断缩水;在内，通货膨胀持续加剧[ 实际通货膨胀要比统计部门发布的通货膨胀高得多，最近十年来，依照统计部门的年度通货膨胀合计只有20-30%，而实际上人民币购买力缩水高达70-80%。]。中国的经济灾难已经开始，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若不当机立断，定会引致更大的灾难。

通过国有化、民族化解决外汇储备问题

中国若在同舟共济下放任美国以救急之名而行赖账之实，中国的美元资产绝对不只是40%的缩水(日本接受《广场协议》后其持有的美元资产缩水幅度)，极可能在60%以上[ 金融专家向松祚估计中国持有的美元债券资产在未来十年缩水在90%以上。]。中国与美国商谈，“很傻很天真”地要美国保护中国的美元资产安全，这无异于与虎谋皮。美国一贯毫不犹豫、毫不吝啬地答应及时给于中国“还本付息”。但是，本是否是原来的本，息是否是原来的息，中国自己去理解。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慢条斯理地说，“美国绝对不会违约，因为美国可以无限印制美元”。这话非常无耻且无赖，但是句实话。中国绝对不可以，把自己的资产安全，寄托在美国这种连傻子也不信的口头保证上。

国家外汇储备第一就是寻求安全性，而不是赢利性，这又是我们的一个政策误判。中国资产被放在美国手里、西方手里本质上不可能保证安全。多年来，西方国家可以任何一个借口，冻结甚至没收他国在本国的外汇资产，利比亚就是最新一例。坚决不增持而且还要大规模减持美国国债、美元债券，是中国为维护外汇储备安全的必然选择。近年来，中国不断持有甚至增持美元债券，一个似乎很充分的理由就是“减不动”，因为中美之间形成了危险的“恐怖平衡”，如此中国没有选择。这一说辞，与其说是一个误判，不如说是一个谎言。

其实，只要抛弃部门利益、集团利益、个人利益，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出发点，而不是以金融利益集团甚或美国人拥护、赞成、高兴、答应与否作为出发点，重新审视对美战略与策略，中国外汇储备依旧有很好的解决办法，根本不存在所谓“减不动”问题。

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通过“私人债务国家化”，持有大量美国企业的股票。中国可以要求“债转股”，将所持美元债券“置换”美国政府手中持有的援救企业股票，进而“置换”为波音、微软等美国500强企业的优先股。美国国内基础设施老化，公共交通不足，中国或可将部分国债转换成为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股份。这些办法中国是否尝试过?是否行得通?不得而知。作者所知的是，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追求国土的绝对安全，想必美国不会爽快答应中国的“债转股”，因为中海油高溢价收购优尼科就遭遇“滑铁卢”。问题是，不能把中国的安全寄托在美国身上，犹如不能把中国的利益寄托在美国身上一样。

美国长期经济趋势研究所所长迈克尔·赫德森一直不满美国的金融霸权，他心急中国的疲于应付而如此献策，“用手里的美元买在中国的美国公司”，“买回我们的银行，买回我们的企业”。这可看做是中国用持有的美元债券“置换”美国政府手中持有的援救企业股票的合理延伸。当作者提出这个建议时，相关部门、专家神情惊讶：这不是国有化吗?你们说不是没有选择吗?难道“国有化”不是选择?“国有化”有什么不对吗?不比咱们资产美国化、泡沫化、稀释化好吗?一向高调宣扬自由经济的英美等国，在危机到来时，不是重拳出击，实施国有化吗?

当然，若惧怕“国有化”之嫌，还可通过民营企业间接“赎买”(可以适当给予溢价)美国及其它西方在华企业股份，即“民族化”。然后，中资民企以利润回流等形式交给国家人民币资金，这样外汇美元的“海水”就可转化为人民币资金“淡水”，中央政府以此解决中国部门、地方、行业、企业的长期资金饥渴，解决养老、社保等资金亏空问题。目前，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利滚利”加总大约3万亿美元，若能置换1-1.5万亿美元的股权，即可显著降低外汇储备缩水以及外资未来大规模从中国撤离的风险。如此，不仅可以有效防范外汇储备被美国稀释的风险，还可极大改善中资企业经营环境，壮大民族经济，缓和社会矛盾，提升国家安全。

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

2011年2月，中美之间又发生了一起令中国国民沮丧、商务部门尴尬的事件，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发表公开声明，接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要求，放弃对美国服务器技术公司3Leaf Systems的一项知识产权的购买。此前，CFIUS曾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建议华为放弃这项收购。这是美国对中国企业在美国本土投资、招标、市场准入等商务活动屡屡加以拒绝的最新一例。这与美国企业在华投资，一路绿灯，而且往往还享受“超国民待遇”，形成鲜明对照。

在“保护”中成长

常识告诉我们，小孩出生到成年，多需要精心呵护，才能健康成长。发展中国家幼稚经济同样如此。世界经济史清晰地告诉我们，一国经济的强大是有序保护而不是放任自由的结果。当今世界经济强国，都有长期保护主义的记录。英国有200年，美国有100多年，发达的日本，迄今的市场保护程度，尤其是非关税壁垒，比中国要高得多。

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长期实施保护主义。1651年和1660年，英国议会通过两份《航海条例》，要求殖民地的货物必须由雇用英国水手的英国船只运输，所有从欧洲运往北美及其他英国殖民地的货物，以及所有由英国殖民地输出的货物，都必须经由英国转运，通过关检，交付关税。1699年，为了保护羊毛业与纺织业，英国禁止从国外进口羊毛，而后又禁止从印度进口棉布。据统计，1796-1845年间，英国大多数年份关税率是30-35%，其中1820-1835年间曾出现增高，最高的年份达65%。正是经济保护而不是自由贸易，培育了英国工业，使英国日趋强大。1776年亚当·斯密著书《国富论》宣扬自由经济，但是直到1846年以废除《谷物法》为标志，英国方才积极倡导并正式走上自由贸易之路。

欧洲另一强国也是当今世界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德国，同样是通过经济保护主义实现强大的。英国强大后，用一整套自由贸易理论蛊惑世界。德意志民族向来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经过反复实践与探索，普鲁士王国而后整个德意志帝国最终选择了经济保护主义，并诞生了一套经济保护主义理论，杰出代表者就是F·李斯特。李斯特在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强调，世界没有普遍适用的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体制，每个国家都应走自己的道路。李斯特强烈怀疑英国推行自由贸易的动机，“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上来”。“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用着那种过来人后悔莫及的语气告诉它们，它过去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到现在才终于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李斯特的学说在德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879年5月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发表演说，直接呼吁加强保护主义。他指出，广开门户使德国全部产业的发展和整体的经济地位蒙受损失;采取保护主义的一些国家正在繁荣起来，采取自由主义的各国正在衰落。“铁血首相”所指的正在繁荣的国家就是美国。

经济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在美国都有过长期而充分的实践，但是美国为了自己的强大而最终坚定选择了经济保护主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诱导了无数读者，包括很多圣贤，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就坚定相信，自由贸易可以使美国实现繁荣。事实也表明，在北美殖民地时期，以及美国独立建国后到第二次美英战争的30多年间，通过自由贸易，形成了合乎美国“比较优势”的经济结构——对内依靠开采资源、发展农业，对外依附英国、国际市场(美国80%的棉花、出口货物的50%销往英国)，实现了经济繁荣。美国人在衣食住行方面赶上甚至超过英国，作为英国人的后裔，身高平均比英国人高出两英寸，就是营养良好的明证。

但是，以联邦财长汉密尔顿为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者，坚持实施保护主义政策，认为只有这样才使美国强大，国家摆脱依附，实现真正独立。经由国内政党与精英分子的反复激烈斗争，汉密尔顿个人甚至付出血的代价，国家遭受烈火的“洗礼”(纽约、华盛顿在第二次美英战争中被英军焚毁)，美国精英方才认识到，经济繁荣不等于国家富强，落后挨打，富而不强同样危险。如此，美国最终走上了经济保护主义道路，而且在这条道路上一走就是100多年。美国通过一系列关税立法(1816年关税法案将平均关税提高到25%，1828年提高到50%)，大力扶植民族制造业的发展。此后，尽管仍有自由与保护之争，甚至由此演化为南北战争，但是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不仅没有动摇，而且不断强化。美国的保护主义直接壮大了民族企业，促进了工资上涨，并维持着高工资，如此可以持续吸引、留住优秀人才，为美国发起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而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一举将美国推向世界强权的宝座。到1872年(也有说是1880年)美国经济超过英国，即便如此，美国并未拆除传统的经济藩篱。

美国的崛起，又为保护主义增添了一个经典案例。美国等到具有强大甚至全方位竞争力后，便接过了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旗，并发起成立“关税总协定”(GATT，1947年)等国际组织来加以推动。而昔日的鼓吹者在不断失落中搞起了“帝国特惠制”(1932年)，逐步转向了保护主义。就在华为宣布被迫放弃购买3Leaf Systems知识产权前不久，中国有高官在要刊发文宣扬“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一大论证就是“贸易中心国家都是经济强国”，真是贻笑大方，不仅不懂经济，而且不懂历史。理论逻辑与经济历史所揭示的是“经济强国才是贸易中心国”，那些所谓“贸易中心国”(如荷兰、西班牙等)因贸易而得到的经济繁荣只是昙花一现。中国南宋通过“茶马互市”等商业活动，把经济搞得十分繁荣，府库积累的绢帛与钱绳都腐朽了，却一个偏安一隅、任人欺辱、窝囊透顶的王朝。

“自由”与“保护”随机应变

大英帝国用思想理论、坚船利炮两手，打开后进国家国门，铺就自由贸易之路。作为大英帝国的衣钵继承者，美国对英国的手法显然发扬光大，在“胡萝卜”与“大棒”的选择上，更加细致精巧。在以大棒做后盾的基础上，美国设计了一系列手段，包括一套宣传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一批推进经济自由主义的人才(如“芝加哥男孩”)，一组实行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弗里德曼的致富“金马甲”)，一个后进国家“拒绝或接受同样是失败”的世界体系，以此来推行经济自由。

美国正式对外兜售经济自由主义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首先集中于建立一个商品自由流通的世界。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资本的自由流动被提上议事日程。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东巨变，冷战结束，自由主义登峰造极。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炮制的“华盛顿共识”诞生。“共识”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无管制的金融市场，拆除一切制约国际资本流动的障碍。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抛出“哈佛报告”。报告认为，只有保持央行高度独立，才能在低通胀条件下，实现适度经济增长和低失业率。1991年，应美国的要求，国际组织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取代国民生产总值(GNP)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一种标准的统计方法，如此很好地掩盖了跨国公司为东道国制造“数字业绩”而将财富输送到母国的实质。也是从这个节点，西方多家研究机构(如美国“传统基金会”)着手对全球不同国度的经济自由度进行评估，每年发布世界自由经济指数，它们“倒因为果”，“揭示”一个相同而又清晰的结论：经济越自由，国家越富裕。

毫无疑问，美国从它主张的自由经济与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轻松、持续地获取巨大利益。但是，祸福相依，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美国从自由贸易、自由市场中获取利益的同时，也愈发增加了对这种不劳而获收益的依赖，从而使得美国的企业创新、国民奋进逐渐失去了动力。如此，像罗马帝国、大英帝国遭受“不义之财的魔咒”一样，美国的衰落不可避免。面对朝气蓬勃的新兴后来者，美国养尊处优的企业、国民越来越缺乏竞争力。玩弄自由经济越来越力不从心，如是，美国以自己的利益为基轴，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交替使用，随机应变。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国内的经济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在与欧洲、日本、“四小龙”、如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的经济摩擦中，美国的所谓“公平贸易”不时出现，而且调门越来越高。统计数据显示，当今世界，美国是发起反补贴、反倾销最积极也是数量最多的国家。在美国经济时好时坏的周期中，保护主义潮涨潮落;在美国经济实力总体衰落中，保护主义呈现总体走强态势。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了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危机发生后，美国国会在经济拯救法案中增加了购买国货条款，第一个竖起保护主义大旗。多年来，美国为保护主义兴起做了“充足的功课”，仅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就有从1917年的《与敌贸易法》到2007年的《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等十来部法律法规，此外还有诸多涉及反垄断、反倾销等与保护主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任何一个美国不喜欢或对其有挑战性的竞争对手，美国都可随便用某一种名义加以拒绝。法律官司持久且昂贵，被美国敲打的对手即便侥幸赢了官司，但是十有八九还是输了票子。因此，在经济保护主义问题上，聪明的对手，是不会与美国讲道论理，美国人根本也不相信这套，他们相信的就是实力。国家博弈，利益至上，实力是剑，道义是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最有效手段。

在名义上，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在实际中，政府官员则是代表本国利益集团谋取利益。政府是船长，利益集团是罗盘，船长要始终按罗盘指引的方向前进。这是合乎逻辑与历史规律的。保护主义要保护的是本国企业市场份额(也就是企业利润)，保护劳动者就业，保护国家利益最大化以及保护国家安全。保护企业市场份额与劳动者就业，在现行国际法理与道义之下，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往往便用可以自由界定、抽象的、亦真亦假的“国家安全”作为挡箭牌。当今国际交往准则，功利主义当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多年来，一直奉行的是实用与功利主义，国家利益最大化，非常清晰。分析至此，不难看出，拒绝中方对美直接投资，是出于严密的市场保护主义。

中国：乱了思想，手足无措

出于对本国企业与国民的保护，本着国家利益最大化，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以各种名义，设立重重关卡，不断强化经济保护，易于理解，非常正常。反观中国，一个发展中国家，谋不如人，力不如人，技不如人，却高叫着“我家大门常打开，敞开怀抱等你”，让国人、世人大跌眼镜，显得十分另类。

对于自己在美国市场遭受强大政府力量的阻击，华为仅一家公司做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与挣扎。美方的解释是，华为缺乏透明度，被怀疑与中国政府甚至军方有关联。华为在2008年与Bain Capital LLC一起计划收购美国3Com公司失败时，就自己是一家“100%的民营企业”给予了澄清。此次遭挫，公司副董事长兼美国分公司总裁在公司网站上发布公开信，声明“愿意遵照美国政府在安全方面的任何要求，开放给美国的权威机构进行调查，我们将坦诚的给以配合”。华为的努力可谓仁至义尽，但是与此同时，也透露出无奈与天真。

而对于近年来，中资企业(如中石油、大公国际以及华为等)一再在美国市场受挫，中国政府部门总是以“遗憾”一词做出反应，耐人寻味。“弹丸小国”阿联酋迪拜世界港口公司收购美国港口失败后，当年即推迟与美国的自由贸易谈判，使两国贸易谈判蒙上了阴影。而“泱泱大国”中国只有阿Q式怒目相向，实际什么也没有做，说实话也不知道怎样做。我们不知道代表谁的利益，如何代表这种利益。因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乱了!在自由与保护之间无所适从。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中国诸多学者专家将这一成就主要归功于中国对外不断开放、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全球化所取得的，因此即便经济社会出了诸多问题、尽管在国际上遭遇百般挫折，但是对“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引进与利用外资”、“积极促进国际自由贸易”，甚至“全力阻止全球化倒退”等是毫不含糊的，不允许有任何人对此提出质疑与挑战，说白了，在一些人看来，自由经济似乎被中国的伟大实践检验为真理了。

将全球化当成神话，当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种认识是幼稚而危险的。所谓“历史潮流”也是有反复、起落、甚至中断的。如今，被当着“历史潮流”的全球化就兴起、中断过多次。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今天的世界在很多方面，如贸易和资本流通规模、金融的开放度等，并未超过20世纪初期的水平。部分发达国家商品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20世纪90年代还低于20世纪初期。

然而，“与国际接轨”的功用的确被神话了。中国经济的伟大成就远远不是“融入全球化”所能完全而切实解释的。如果深入透视这些年的发展，不难发觉，中国经济的繁荣，与昔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发现美洲新大陆所带来的繁荣相似，尤其是与美国独立战争后近30年的繁荣十分类似，是用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廉价环境，还加上廉价主权(给外资超国民待遇)换来的。这种“与国际接轨”的努力成就更多的体现经济繁荣，而不是经济强大;是脂肪与肥膘的堆积，而不是肌肉与筋骨的强健。

自由经济可能会赢得一时的繁荣，但是无法持久;自由经济可能有助于一国经济做大，但是无法做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以及美国建国初期30年的历史表明，自由经济所带来的繁荣是禁不起时间检验的，这犹如夏日的玫瑰，一场冰雹即会零落成泥。因为在自由经济上建立的繁荣，犹如高速的经济列车行驶在别人的轨道上。多年来，我们逐渐形成了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市场、资金、技术、营销、品牌，甚至是货币、秩序、理论、人才的高度的、全方位的、不对称的依赖，我们愈发没有能力与底气与美国叫板，也不知道如何叫板，所以我们的企业遭遇挫折只能“向隅而泣”，政府部门只有表示“遗憾”。

美国政府怀疑华为等中资企业与中国军方“有染”，而且一直是不愿求证的怀疑。然而，美国诸多企业如波音、通用电气等等与军方关系密切，高盛、大摩等等机构通过“旋转门”与政府难分彼此，Google、穆迪等等与政府情报部门长期合作，这些机构与企业多年来在中国赚取无数钱财，而且往往像“神龛”一样被供奉。Google公司在华作恶多端，与中方发生争端时，美国国务院多次高调出场，为Google“伸张正义”。这些活生生的事例，我们相关部门怎么学也学不会?

不仅是不会用，不会说，而且还做出奇异的举动来。2007年，杭州娃哈哈集团与法国达能集团并购纠纷被媒体炒得热火朝天。多位学界骚人纷纷搁笔费评章，孰是孰非争得不可开交。主管相关事务的相关部门，不知所措，竟然荒唐地举起“中立”大旗，不免让人想起，当年晚清政府袖手旁观日俄在中国土地上打仗的情形。晚清政府作壁上观的是外人厮杀，如今咱们横眉冷对的是自己与别人厮杀。

在美国拒绝中国华为投资行动时，中国政府也发布了《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响动不小。《通知》字里行间透露出，为维护国家安全，未来要强化对外资在华并购的审查，一时间赢得不少国民的喝彩，算是狠狠瞪了霸道的美国人一眼。但是，文件的蹊跷在于，这些年来美国高盛等金融机构在华兴风作浪，不仅虹吸中国的财富，而且严重扰乱中国经济与社会秩序，威胁中国金融信息安全。金融是众人皆知的国家安全最薄弱环节，最为关乎国家安全的金融并购，却不在《通知》所涵盖的审查之中。更为诡异的是，在此之前，我有关部门与政要一再表示“在华注册的外资企业即是中国企业”，任何外国投资者都可以设立一个“中国企业”在中国顺利展开并购，如此这个响动甚大的《通知》高调发布意义何在? （第三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