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对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摘　要]五四时期，青年毛泽东认识到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的危害性，迅速对其展开批判。青年毛泽东对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经历了从批判性接受到彻底超越的过程，首先体现为反思工读互助团和湖南自治运动，其次体现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自觉批判，最后体现为立足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对其彻底清算。这一时期毛泽东个人思想发展，特征是于多元思潮碰撞中逐渐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呈现为从实践验证到理论批判再到认识重构。采取“个人思想内在发展”这一观察视角，能更好揭示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在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中的过渡性地位，有助于理解毛泽东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关键词]青年毛泽东;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批判与超越

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五四运动标志着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多种思潮激烈交锋与碰撞，形成独特的“主义竞争”格局。习近平指出，五四运动有着“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 。在五四运动背景下，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不仅体现了他对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伦理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也标志着中国近代爱国主义从理论构想到实践行动的转向。本文将“青年毛泽东”界定为毛泽东五四时期至1920年间的个人思想发展阶段。在笔者看来，这一时期体现了毛泽东个人思想的初步发展，特征是于多元思潮碰撞中逐渐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呈现为从实践验证到理论批判再到认识重构的发展。因此，本文仅将工读互助团、湖南自治运动等视为青年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载体，而非需要考证的历史事件，以展现这一阶段思想的过渡性。

关于毛泽东在五四时期的个人思想境况研究，学界已取得丰硕成果，尤其是青年毛泽东对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伦理社会主义批判的探讨，已有较为系统的研究。关于青年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研究，现有论述多将无政府主义批判置于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批判框架下讨论，未能充分凸显其独立理论意义与历史价值。这是因为，从思想谱系角度看，无政府主义在东方社会具有区别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特质。对于当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以下简称克氏)，青年毛泽东在1919年至1920年展开了系统批判。在笔者看来，这是毛泽东个人思想发展中的关键节点，为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部分基础。基于此，本文将以青年毛泽东对克氏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为研究对象，旨在深入探讨其理论内涵与重要意义，突出毛泽东在“主义竞争”时代的个人思想发展轨迹。

一、克氏无政府主义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与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等主要根植于欧洲且受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无政府主义有别，克氏的无政府主义有较强东方背景(克氏《自治论》的实践地在中国东北)，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不小影响。“当时，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等各种主义和思潮蜂拥而起，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为人们所重视。”“五四时期专门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书籍达七十多种。”不少社团弥漫着克氏无政府主义气息，如“进化社”就是“由民生社、实社、群社、平社几个无政府主义小团体合并而成”，一时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无政府主义社团。甚至教育家蔡元培也表露出对克氏互助论的认可：“误用托氏主义的俄人失败了，专用尼氏主义的德人不久也要失败了，最后胜利，就在协商国(即协约国)。协商国所用的就是克氏的互助主义。”克氏在中国影响最显著的一个主张是：以“完全教育”建立互助团体，倡导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克氏认为：“社会革命是一种以实现更大的平等和废除权威为目标的运动……社会革命应是群众自己起来采取的直接行动。”对青年毛泽东而言，“群和社会就是我所说的联合”。对于联合之后的行动，青年毛泽东主张克氏的温和革命，即“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他认为，“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不太适用于中国，因为强权者对权力的滥用是“社会旧思想”的遗害，并且“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这“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接触有限，痛恨军阀战争的青年毛泽东尚未对革命形势做出准确判断。

克氏无政府主义思潮一度如日中天——无政府主义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主要来自这里。对此，毛泽东后来说，当时“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小册子”很可能就是克氏的《自治论》《面包与自由》《田园、工厂和工场》。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导论》中批判利己主义与个人主义，可视为反对施蒂纳个人无政府主义、接受克氏集体无政府主义的缘由。青年毛泽东提出，改革应从多方面入手，“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这一观点与克氏主张接近。克氏强调劳动，这被视为“无政府主义道德和人类天然美的具体表现形式”;主张以“完全教育”来“打破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壁垒”，在经济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共产”。不过，在1919年底的《学生之工作》中，青年毛泽提出“劳动者欲求完全之分配平均，非在社会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已显示出他的观点与克式有所区别。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呈现出“批判性接受”特征。在“解构儒家礼教秩序”这一表象之下，青年毛泽东创造性转化“大同”理想，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核的赓续。这一辩证思想转化，首先体现为对克氏的无政府主义做本土化诠释，建构起“新式大同”图景，并以此为解构儒家等级制度的思想武器;其次体现为扬弃传统伦理，形成传统道德理想与现代革命话语的结合;最后体现为批判克氏政府主义，即认识到在民族蒙难、文明蒙尘的具体困境中，无政府主义缺乏解决问题的实践效力。因此，青年毛泽东对克氏的接受是权宜性与过渡性的，始终伴随批判意识。

二、工读互助团的破产及青年毛泽东的反思

克氏的“互助论”思想对20世纪初日本“新村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新村运动”又通过李大钊、周作人等人引介，传入中国，催生了五四时期“工读互助团”实践。这一传播链反映了近代东亚社会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吸收与转化。

1920年《批评》半月刊创立，标志着新村主义在中国开始系统传播。《批评》以克氏“互助论”为核心，主张通过平民阶层的互助示范逐步消灭国家压迫，推动社会发展。李大钊、陈独秀、王光祈、恽代英等人在北京和上海发起“工读互助团”，主张“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试图通过小规模自治共同体的实验，探索社会改造的新路径。工读互助团的核心理念借鉴新村运动，强调教育与劳动结合、以互助代替竞争以及“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

受新村运动启发，青年毛泽东于1919年底提出“新社会生活”计划，主张以“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三级联动实现“共产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克氏的《我们是否应研究未来制度的理想》。青年毛泽东并未停留于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强调群众联合、平民及劳动教育，要求诉诸具体“工读”活动。1920年赴北京后，青年毛泽东便加入以“互助论”为基调、以教育救国为宗旨的少年中国学会，主导发起“工读互助团”，主张“半工半读、互助协助”，各尽所能，消弭“劳心”“劳力”之分，打造“平和的经济革命”的微型社会。然而，北京工读互助团很快失败，暴露了克氏理论的脆弱性。通过施存统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工读互助团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收支失衡和成员能力存在局限。李大钊和胡适曾提出，要转向“纯粹工读主义”以规避工读互助团的空想色彩。陈独秀也指出：“在全社会的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没有单独改造的余地。”这些观点想必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一定影响。

通过反思，青年毛泽东认识到，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体现了无政府主义的核心困境，即脱离社会生产的道德实验无法抵御资本主义。克氏主张“反对一切权威”，由此，自治团体内部不设立领导机构，成员因劳动分工、收入分配等问题争执不休，使社团发展最终陷入停滞。由于否定组织的必要性，无政府主义社团注定无法产生具有实际效力的革命力量。工读互助团参与者多为知识分子，与工人和农民完全脱节，这又暴露了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精英色彩”，因为这些运动预设的“道德觉醒”仅适用于少数受教育阶层。试图以克氏的无政府主义解构旧秩序，但无政府主义缺乏制度建构，由此，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就出现了一种“混杂”，在他对湖南自治运动的思考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既主张“废督废兵”的改良方案，也一定程度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观点，使青年毛泽东开始重新审视当时各种思潮，认识到无政府主义倡导的“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通过反思工读互助团实践，青年毛泽东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社会改造方案本质上是将革命“伦理化”，即将制度变革简单化为“道德重建”，将阶级斗争简单化为“教育启蒙”，将爱国运动简单化为“反权威斗争”。这一认识上的转折，与其说是青年毛泽东“遭受挫折”这一主观因素导致的，不如说是克氏理论与当时现实的冲突这一客观因素导致的。

总的说来，青年毛泽东对克氏无政府主义的反思，主要体现为对其学理悖论与实践困境的双重反思。青年毛泽东认识到，道德层面的改良会导致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矛盾。克氏的道德乌托邦以“互助伦理”重构社会，未能回应霍布斯式的秩序难题：当既得利益集团用暴力机器镇压民众的联合时，非制度化的道德约束难以产生权力制衡的实际作用。这一将道德觉醒与暴力专政对立起来的思维范式，实际上陷入韦伯所说“意图伦理”陷阱。克氏理论在社会改造层面也暴露出与具体实际的深刻断裂。克氏的“完全教育”理论预设了知识阶层的道德引领能产生巨大社会效力——这一启蒙主义观点既忽视当时旧中国社会平均受教育水平低下的现实，又抽象看待教育事业，完全脱离了实际。“新村主义”推崇的“工读互助”模式虽旨在通过劳动消弭阶级差异，但既无法面对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难以突破小农生产的局限。此外，“工读互助”实验在政治哲学维度凸显了个体自治与集体行动的困境。克氏主张的原子化自治团体，由于缺乏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保障，既无法形成对抗资产阶级的实际力量，更易陷入“集体行动困境”——1921年，湖南劳工会遭军阀镇压，实质上宣告了无政府主义“去中心化”的抗争策略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复合权力结构面前是无效的。

通过反思工读互助团与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青年毛泽东意识到，克氏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社会变革路径：前者通过思想启蒙改良社会，后者通过革命斗争打破国家机器。这里伴随着青年毛泽东认识上的重大变化，体现为：意识到从改良转向革命、从伦理社会主义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新村主义”与工读互助团的兴衰，反映的是近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典型困境，即抽象理论难以切入具体实际。对克氏理论的批判性吸收和对其实践的深刻反思，为青年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

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自觉批判克氏无政府主义

德里克认为：“有证据表明，中国的激进派最初并不是把俄国的十月革命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而是看作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或至少是与无政府主义的目标相一致的革命。”这一看法不无道理。当时，中国不少无政府主义者都是“过激派”或激进派，如区声白、黄凌霜、刘师复等主张平民革命，刘师复甚至主张采取政治暗杀等极端手段。当时，“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无政府主义的胜利”，这一误判植根于当时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特殊语境——克氏“无政府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被无政府主义者归入“社会主义”范畴(有人甚至将巴枯宁的“集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混淆，将马克思主义降格为社会民主主义)。基于这类理论混淆，一度主导社会主义话语传播的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将苏维埃政权视为其理念的实践。

青年毛泽东对十月革命的认识穿透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迷雾”。青年毛泽东敏锐意识到，俄国革命根本不同于无政府主义的自发暴动，而是基于列宁对俄国社会形态的科学解剖——农奴制残余与资本主义畸变构成的“双重压迫结构”。列宁的分析促使青年毛泽东基于唯物史观重新审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在《湘江评论》中，青年毛泽东强调：十月革命引发的“世界革命”浪潮实质是“人类解放”的系统工程。这一将革命置于“世界”“人类”的宏阔视野，已经超越了无政府主义的碎片化批判。概言之，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认可，某种程度上标志着青年毛泽东在思想上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

列宁对俄国社会矛盾的剖析也启发了青年毛泽东对中国问题的认识。青年毛泽东认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而俄国政治制度正是依靠工人与农民建立的。十月革命的经验与青年毛泽东“依靠群众联合以推翻统治阶级”的思想不谋而合。与恽代英见面后，青年毛泽东回湖南组建“文化书社”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组建“俄罗斯研究会”，学习俄国经验，逐渐放弃了工读互助计划。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断加深，毛泽东对阶级斗争与中国革命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一论断以分析生产关系为基石，推翻了无政府主义的“道德优先”预设。同时，布尔什维克政党的组织严密性与纪律性，也与无政府主义社团的松散形成鲜明对比。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的“职业革命家”理论，为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向提供了有力支撑，“俄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全俄的集中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政治领袖领导的组织”“战斗的革命政党需要有坚强的有威信的领导”;无产阶级应成为“为一切争取自由的革命势力的先锋队”。

克氏无政府主义主张以社会革命取代政治革命，以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看待无产阶级专政。当时，中国大部分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小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宣传大多停留于口头。因此，在分析革命形势、保存革命成果、是否建立政党等问题上，都与马克思主义观点大相径庭。虽然克氏无政府主义传播广泛，但当时中国头等要务是救亡图存、打倒强权政治实现民治，无政府主义主张的骚乱式革命无法令青年毛泽东满意。马克思对工人联合和俄国农村公社的论述均在时间上早于民粹主义，而对十月革命的关注则表明青年毛泽东更多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因此，不能像有的人一样，认为“毛泽东对农民的重视根源在于民粹主义”。从个人思想发展轨迹来看，毛泽东形成马克思主义立场是以其青年时期的思想发展为前提条件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后来通过实地考察湖南农村，发现了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民粹主义将农村公社视为“天然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应首先通过革命摧毁旧的生产关系。

通过反思改良主义与参照十月革命，青年毛泽东意识到，要将克氏的反权威斗争转化为对封建军阀的彻底批判。由此，思想与现实的碰撞某种程度就构成青年毛泽东向马克思主义者过渡的“临界点”。在与蔡和森的通信中，青年毛泽东分析了湖南自治运动的无政府主义性质，区分了两种改造派：蔡和森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萧子升主张的改良方式，“倾向于无政府—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 。青年毛泽东认为，无政府主义“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蔡和森也指出，“现实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打破资本经济制度”“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青年毛泽东明确提出，在打倒资产阶级之前空谈“教育救国”，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即便实现了“无政府”自治，“这种社会状态”也“难以终其局”，因此，“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此时，毛泽东已不再调和“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莫克拉西主义” ，而是坚定拥抱历史唯物主义，并很快将之视为“吾党哲学的根据”。在1921年《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明确指出，“改良是补缀办法”，当前中国形势“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走俄式革命道路，并进一步总结了“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无政府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前四种方法均以失败而告终，只有最后一种获得成功，因此“最宜采用”。这一论断标志着毛泽东彻底与克氏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

四、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清算克氏无政府主义

通过总结新村运动、工读互助团、湖南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青年毛泽东对革命道路有更深刻认识，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意识到必须“另造环境”，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随着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确立，毛泽东告别了“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形象。这一思想跃迁并非简单否定，而是扬弃、超越，是从青年时期“主义杂糅”向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的转化。

(一)对克氏无政府主义空想性的揭示

克氏无政府主义将社会矛盾的根源归结为“互助伦理”的消解。这一人文主义观点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一定影响，使他尝试以重构伦理秩序变革社会制度。然而，工读互助团等伦理实践相继失败，暴露出人文主义的局限性。通过研究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以及马克思主义原理，毛泽东深刻揭示了克氏“完全教育”的空想性，提出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解决现实政治问题。对此，毛泽东后来回忆道：“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基于本文视角，可认为毛泽东后来深化了青年时期对克氏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如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更明确地指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因此，不解决“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一切社会改造皆为空谈。这一革命性思想转向，不仅实现了人的解放与民族救亡的辩证统一，更为爱国主义赋予唯物主义基础。

(二)对克氏无政府主义组织松散性的批判

克氏无政府主义反对权威，其“互助论”主张通过非制度化的直接行动实现大众的自组织。然而，青年毛泽东通过实践发现，缺乏核心组织架构的社会运动必然面对组织效能弱化与行动离散的双重困境。针对萧子升提出的“反对政党政治”主张，青年毛泽东明确指出，“用教育的方法”行不通，“用和平方法去达成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这一看法与列宁在《怎么办?》中的“职业革命家”理论形成呼应，体现了毛泽东个人思想上的转变。后来，毛泽东系统阐明无产阶级革命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动力，就可视为对克氏“互助进化论”的超越。

(三)对克氏无政府改良主义的扬弃

克氏以社会改良取代阶级斗争，暗示暴力革命会导致新的压迫。受此影响，青年毛泽东一度提出“无血革命”构想。然而，湖南自治运动中军阀镇压的现实，使青年毛泽东展开反思并提出：“旧制度根本推翻，革命政府成为国中唯一势力。”这一论断体现了毛泽东个人思想发展层面的一个重要突破：将革命的目标明确为摧毁旧国家机器并建立革命政权。后来，毛泽东有关“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可视为对无政府主义“城市中心论”的批判。此外，毛泽东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指出，“劳动全收权”是“共产主义实行以后的事”，并不是当即可以实现的，也可视为批判了“工读互助团”以“半工半读”推行共产主义的幻想。

(四)对无政府主义反革命倾向的揭露

在批判克氏无政府主义过程中，青年毛泽东已看到，无政府主义反映小资产者的特殊政治诉求。作为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经历了从无政府主义向国民党右派的转变，最终成为反对国共合作的主要人物。后来，毛泽东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无政府主义转变政治立场“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资产阶级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实质上是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无政府主义不加批判地将这些观念设定为“理想”，必然要在实践上陷入困境。无政府主义团体的一个重要缺陷是无组织、无纪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体系，能够有效团结各受压迫阶级、制定科学的革命策略。面对现实政治问题，无政府主义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马克思主义则系统地批判资本主义，运用阶级分析法为革命提供科学指导，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

通过批判克氏无政府主义，青年毛泽东逐渐抛弃了伦理社会主义。后来，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分析湖南农村的地租剥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在笔者看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将农民问题置于核心地位，就反映了其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毛泽东将爱国主义置于世界革命语境，提出中国的反帝斗争“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既追求民族解放，又追求全人类解放，这可视为对无政府主义的民族孤立倾向的批判。

克氏无政府主义具有浓厚“东方色彩”，但其自治方案完全不符合中国具体实际。青年毛泽东由倡导建立“湖南共和国”到对“湖南自治”持谨慎态度，就在于发现了克氏无政府主义的危害性。之后，青年毛泽东更是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在他看来，克氏无政府主义的“自治”只能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并且无政府主义具有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属性，不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此外，无政府主义主张以恐怖暴力手段(如政治暗杀)开展革命，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的。青年毛泽东对克氏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与超越，可视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先进知识分子对五四时期各种救国方案的筛选与扬弃。在本文选取的视角下，克式无政府主义构成连接传统“大同”思想与现代革命思想的中介，是青年毛泽东完成思想转型的“负动力”。笔者认为，采取“个人思想内在发展”这一观察视角，能更好揭示克氏无政府主义在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中的过渡性地位，有助于理解毛泽东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从资产阶级的道德呐喊转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从无政府主义抽象实践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事业，推动爱国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落地为改变中国的现实力量。因此，青年毛泽东同无政府主义的决裂绝非简单的“主义替代”，而是一种“彻底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