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周期”决定“革命”，还是“革命”打破“周期”？——对“革命投机论”与“周期宿命论”的彻底批判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转入历史性低潮的今天，一个极其深刻、也极其痛苦的理论与信仰的危机，正如同幽灵一般，盘旋在许多真诚的、严肃的革命左派同志的心头。在面对着资本主义世界那看似“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顽强存在，以及二十世纪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所遭遇的严重挫折时，一些同志便会因为一时的迷茫和困惑，而从根本上动摇对我们整个事业的科学性和必然性的信念。

最近读到一篇题为《我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吗?》的文章，那是一段充满思想挣扎的深刻自白，而这恰恰就是当下危机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折射。

我们必须首先以一种同志式的、严肃的态度，去肯定这篇文章的价值。它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极其坦诚地将那些许多左派同志在内心中可能都曾闪现过、但却不敢或不愿去正视和深究的、最尖锐的“魔鬼般”的疑问，都系统地、毫无保留地摆到了桌面上来。

这些疑问，可以被概括为一种看似逻辑严密、实则充满了致命错误的“革命周期宿命论”。其核心论点是：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并非什么历史的“必然”，而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大周期在陷入“冬季”危机时，所必然会产生的一种“偶然的”、功能性的“自我修复”环节。列宁这位伟大的革命导师，也因此被错误地解读为了一位仅仅是抓住了历史“偶然性”窗口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投机家”。而共产主义的最终理想，在这种宿命论的灰色滤镜之下，也似乎从科学的、必然的未来，褪色为了一个遥远的、无法被验证的、宗教式的“幻梦”。

本文，正是要将这篇充满了理论痛苦和思想价值的文章，作为一个最严肃的、最值得被认真对待的“反面教员”。我们将运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所开创和发展的、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来系统性地、深刻地对这种“革命投机论”和“周期宿命论”的错误世界观，进行一次最彻底的理论清算。

本文将旗帜鲜明地指出：这种思想，其最根本的病根，就在于，它以一种看似“唯物”的、实则“机械”的、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彻底地阉割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革命的辩证法的灵魂!

它只看到了“物”，而忘记了“人”;只看到了“经济周期”，而忘记了“阶级斗争”;只看到了历史的“必然性”，而忘记了革命者那足以“改天换地”的、伟大的主观能动性!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通过这次理论上的“思想交锋”，来帮助那些暂时陷入了思想迷雾的同志，重新地从这种消极的、宿命的、最终必然导向“告别革命”的理论泥潭中走出来，并重新地回到那条唯一科学的、唯一光明的、也唯一能够将我们引向最终胜利的马列毛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来!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灵魂：是“经济决定一切”还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

那篇文章的全部立论基础，都建立在一个看似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实际上却是被严重庸俗化和歪曲了的“常识”之上，那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由此，推导出政治(上层建筑)只能是经济周期(经济基础)的被动的、消极的反映。这恰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最致命的误读。

(一) 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庸俗化解读：机械唯物论的错误

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确实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我们区别于一切唯心史观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它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等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由这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所产生和决定的。

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将这种“决定”关系，理解为一种单向的、机械的、如同物理学定律一般的、甲必然等于乙的、僵死的因果关系，那么，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滑向一种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所反复批判过的、庸俗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泥潭。

在这种机械论的视野下，历史就变成了一部由纯粹的、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所自动展开的“宿命剧本”。而人，特别是，有组织的、革命的阶级，其全部的能动性都被取消了。他们似乎只能像木偶一般，被那只看不见的“经济之手”所牵引和摆布。这绝不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取消革命的、最精致的“理论投降主义”。

(二) 毛主席的光辉论断：上层建筑的巨大能动反作用

而真正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则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那种更复杂、更生动、也更具革命性的相互关系。

毛泽东同志，在其光辉的哲学著作《矛盾论》中，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最精辟、也最具有指导意义的阐发。他一方面肯定了，“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他又以其最深刻的辩证法，紧接着指出：“我们还必须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等等，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这段话是何等的深刻!它正是我们用以粉碎“周期宿命论”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它深刻地揭示了，上层建筑(例如，一个革命的政党，一部革命的理论，一个新生的革命政权)，绝不是经济基础的被动“影子”。恰恰相反，它具有巨大的、能动的“反作用”!在一个旧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的、革命的“关节点”上，此时，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恰恰是“由上层建筑的变革，来为经济基础的变革，扫清道路”!

一场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其本身就是这一伟大真理的最雄辩的证明!

(三) 列宁的“政治优先论”——是“投机”还是革命的火车头？

现在，我们就可以来正面地回答那篇文章中，对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所提出的那个极其错误的、甚至是污蔑性的指控——即，认为列宁的“政治优先论”，是一种“个人的私心”和“政治投机”。

恰恰相反!列宁之所以在1917年的俄国，那个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关键时刻”，反复地强调，必须将“夺取政权”作为压倒一切的最优先的中心任务，这绝不是出于任何个人的“野心”;这恰恰是他作为一位最深刻、最成熟的辩证唯物主义大师，对“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这一伟大真理的最娴熟、也最完美的运用!

他深刻地懂得，在当时的俄国，那个腐朽、反动的沙皇专制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上层建筑”，已经成为了解放俄国社会生产力的最巨大、唯一的障碍。此时，如果不首先通过一场最坚决、最彻底的政治革命，去“打碎”这个旧的上层建筑，那么任何关于“发展经济”的空谈，都将是一句毫无意义的梦话。

因此，首先夺取政权，然后，再利用这个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去反过来系统地改造那个落后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这就是列宁为我们所开创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逻辑。

将这样一种充满了革命辩证法光辉的伟大战略，污蔑为“政治投机”，这只能说明其在当时，还未能真正地从那种庸俗的、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

(四) “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法

最后，关于“偶然性”和“必然性”的问题。在文章中，将十月革命的胜利，归结为“历史的偶然性”。这同样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非辩证的看法。

马列毛主义认为，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就十月革命而言，其爆发是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的。这个必然性就在于，沙皇俄国作为当时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上，各种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被压迫民族与沙文主义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战争所激化的、全面的社会矛盾)最集中的“薄弱环节”，它不爆发革命，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场革命，究竟是在1917年的10月，而不是11月，或1918年的1月，爆发;它究竟是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而不是别的什么政党，所领导，并取得了胜利——这里面则包含着大量的、具体的历史偶然性因素。

而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其伟大的、能动的历史作用，恰恰就体现在，他能够从纷繁复杂的“偶然性”之中，去深刻地洞察和把握住那个隐藏在其后的“必然性”，并最终，通过自己和本阶级的自觉的、英勇的斗争，将那个客观存在的“革命的可能性”，转变为光辉的、现实的“革命的胜利”!

二、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规律：为何革命必然在“薄弱环节”爆发？

那篇文章之所以会陷入“周期宿命论”，其另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源，就在于它完全忽略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伟大的、划时代的贡献——即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它依然在用一种适用于十九世纪、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陈旧眼光，来观察二十世纪的、垄断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

(一)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帝国主义理论

列宁深刻地揭示了，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其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时，它已经不再是一个个相互孤立的民族国家的经济体。恰恰相反，它已经通过资本输出和殖民掠夺，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统一的、但其内部又充满了深刻矛盾的帝国主义的世界经济与政治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少数处于核心地位的发达帝国主义宗主国，通过对广大的、处于边缘地位的、落后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来获取超额的垄断利润。

(二) “薄弱环节”的必然性：一切矛盾的集中点

正是基于这一伟大的、全球性的视野，列宁才得出了一个与马克思的最初预想有所不同，但却更符合二十世纪现实的崭新革命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将不再像马克思当年所预言的那样，首先在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而恰恰相反，它将首先在这个统一的、全球的帝国主义链条的最“薄弱的环节”被首先打破。

而像沙皇俄国和旧中国这样的国家，恰恰就是这个链条上最典型的“薄弱环节”。

为什么?因为在这些国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切内在矛盾，都以一种最集中、最尖锐、最无法调和的方式汇集在了一起。在这里，既有本国无产阶级与本国资产阶级之间的深刻阶级矛盾;又有广大农民与本国的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深刻矛盾;更有整个中华民族与压迫我们的外国帝国主义之间的最深刻民族矛盾。

所有这些矛盾的总爆发，就使得在这些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的、历史的条件，要远比在那些暂时还能通过剥削殖民地来缓和其国内阶级矛盾的发达帝国主义国家，要来得更成熟、也更迫切。

(三) 驳“革命是资本主义周期修复的一环”的奇谈怪论

一旦我们理解了列宁的这一“薄弱环节”理论，那么那篇文章中所提出的那个最核心、也最具有迷惑性的论点——即“革命，不过是资本主义自我修复的一个环节罢了”——其荒谬性便不攻自破了。

这是一种何等颠倒黑白的奇谈怪论!

一场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所爆发的、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例如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它对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来说，绝不是什么“自我修复”的“良药”!恰恰相反，它是最致命的、最沉重的、旨在“摧毁”这个体系的“铁拳”!

每一次这样的胜利，都意味着帝国主义永久地失去了一片可以被其任意剥削的广阔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产地。每一次这样的胜利，都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全世界其他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

十月革命的炮声，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则更是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在整个亚洲的殖民体系。这怎么能被说成是在“帮助”资本主义进行“自我修复”呢?这分明是在从根本上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

(四) 对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正确理解：从全球的视野

现在，我们也就可以对那篇文章中所引用的、马克思关于“两个决不会”的著名论断，给出一个更科学、也更符合列宁主义精神的正确理解了。

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是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在理解这句话时，绝不能将其形而上学地应用于某一个孤立的国家。我们必须将其放置在列宁所揭示的那个全球性的、统一的帝国主义体系的视野下，去进行理解。

在今天，真正地“容纳”和“束缚”着全球生产力发展的，早已不再是某一个民族国家的单一的生产关系;而是整个的、全球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而这个全球的生产关系，是否已经在严重地束缚着全球生产力的发展了呢?答案是毫无疑问的!那周期性的、日益深重的全球经济危机，那帝国主义之间为了争夺市场而不断爆发的毁灭性的战争，那为了少数垄断集团的利润，而被刻意地压制和浪费掉的巨大生产能力——所有这一切，都早已雄辩地证明了，这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早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其极限!

因此，在一两个“薄弱环节”的国家，率先地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打破这个已经锈迹斑斑的、全球性的旧“生产关系”的锁链，这不仅不是什么“超越阶段”的“冒进”;而恰恰是开启那个必将到来的、全球性的、共产主义新纪元的、完全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伟大的开端!

三、“消化遗产”还是“创造新天”？——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

那篇文章中，另一个充满了历史虚无主义色彩的、极其错误的论断，就是它将新中国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早期建设，轻蔑地归结为仅仅是在“消化遗产”。这种看法彻底抹杀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夺取政权之后，那种改天换地的、伟大的、能动的主观创造性。

(一) 驳“吃老大哥遗产”和“消化战争遗产”的虚无主义论调

在文章中将新中国的早期发展，归结为“消化战时遗留的设备、技术和苏联等盟友的援助”;将朝鲜之所以能够存在，归结为“依赖于前苏联留下的政治与军事遗产”。

这种说法看似“客观”，实则是一种最典型的、只看次要因素、不看主要因素的、形而上学的诡辩。

我们从不否认，在建国初期，苏联的援助和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些微薄的工业基础，对我们起到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以一种最基本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追问：这些是决定性的因素吗?

旧中国所遗留下的那点可怜的“工业遗产”(大部分还是无法构成完整体系的轻工业)，与我们所要建设的一个独立自主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相比，简直是杯水车薪，九牛一毛!

而苏联的援助，则更是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之后，就迅速地变成了最恶毒的、旨在“卡”我们脖子的政治武器!

因此，将新中国那史诗般的、改天换地般的伟大建设成就，轻描淡写地归结为是在“消化”这些极其有限的、甚至是有毒的“遗产”，这是对那个时代我们英雄的父辈们那冲天的、独立自主的、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的最无耻的、也是最彻底的污蔑!

(二) 从“无”到“有”的伟大创造：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例

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时代那二十七年的伟大建设史，绝不是什么消极的“消化史”;它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从“无”到“有”的、波澜壮阔的“创造史”!

我们不是在“消化”旧中国的工业遗产;我们是在那个几乎是“一张白纸”的废墟之上，创造出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足以让任何敌人都不敢小觑的强大现代工业体系!

我们不是在“消化”苏联的军事遗产;我们是在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图纸全部被撕毁的、最艰难的条件下，创造出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震惊世界的“两弹一星”和核潜艇!

我们更不是在“消化”旧社会的农业遗产;我们是在一个几千年来始终被水旱灾害所困扰的土地上，通过修建八万多座水库，创造出了一个能够基本上保证亿万人民温饱的崭新农业基础!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与天、与地、与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所亲手地、英雄地、史无前例地“创造”出来的!

(三) “正义不能当饭吃”吗？——论革命精神的巨大物质力量

在文章中，还抛出了一个极其犬儒的、也极其反动的观点，那就是：“正义不能当饭吃，政权存在的真实原因在于力量对比尚未到悬殊绝望的程度。”

这是一种典型的、只看到“物”而看不到“人”，只看到“力量”的物理对比，而看不到“力量”的阶级属性和精神状态的庸俗的唯物主义。

是的，抽象的“正义”确实不能当饭吃。但是，一个被千百万人民群众所真正地掌握了的、并转化为他们自觉的、革命的行动的“正义”，它就必然会，也一定能，变成一种可以“当饭吃”的、排山倒海的、无坚不摧的巨大物质力量!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之所以能够“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大炮，不就是因为我们所进行的是解放人民的“正义”之战吗?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造出无数的人间奇迹，不就是因为我们的人民被那种“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的、“正义”的理想所鼓舞和激励着吗?

毛主席所说的，“精神，可以变物质”，这绝不是什么唯心主义的呓语。这恰恰是对革命的辩证法最深刻、也最精辟的概括!而在那篇文章中，由于完全地抛弃了这种革命的辩证法，所以才得出了那样一种悲观的、宿命的、反人民的错误结论。

四、“共产主义是宗教”吗？——对革命理想的科学辩护

在那篇文章的结尾，将这种“周期宿命论”，推导到了其逻辑的终点，并最终对自己提出了一个最痛苦、也最具有毁灭性的疑问：“我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吗?”，并暗示，共产主义不过是一种无法被验证的、“宗教式的承诺”。这是我们所必须进行最后澄清和驳斥的、最危险的、也是最核心的一个思想误区。

(一) 科学预见与宗教承诺的本质区别

共产主义，绝不是什么“宗教”。

宗教的承诺，其基础是信仰。它要求你必须无条件地去相信一个超自然的、无法被感知的、彼岸的“天堂”或“天国”的存在。

而共产主义，作为科学，其基础是现实。它绝不要求你进行任何盲目的“信仰”。它所做的，仅仅是运用最严格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分析我们所身处的这个现实的、充满了矛盾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从其内部的、客观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运动之中，去科学地推导出其未来必然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趋势。

共产主义，不是一个需要我们去“信仰”的“天堂”;它是资本主义这个“人间地狱”，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所必然地要自我否定、并最终走向的那个崭新的、更高的、历史的必然阶段。

(二) 共产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正在旧社会中成熟

马克思说：“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那么，我们只需要睁开我们的眼睛，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由晚期帝国主义所统治的现实世界，我们就会清晰地看到，那些属于共产主义的、崭新的“物质存在条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资本主义这个旧社会的“胎胞”里，迅速地孕育和成熟着。

那高度社会化的、全球性的生产链条;那可以在瞬间将信息传递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互联网技术;那日益发展的、可以将人类从繁重的、重复性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人工智能技术——所有这一切，不都是在为那个未来可以进行全球性的、自觉的、民主的计划生产的共产主义社会，提供着日益完备的、强大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吗?

与此同时，这个旧社会，其内在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正变得空前地尖锐和无法调和。

因此，共产主义对于我们来说，绝不是什么遥远的“幻梦”，它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也是唯一的现实的可能性!

(三) “我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吗？”——一个关于阶级立场的问题

最后，我们，要对其所提出的那个充满了痛苦的自我拷问，给出一个同志式的、也是最严肃的回答。

“我，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吗？”——这个问题，归根结底，不是一个关于“智力”的、能否“想通”周期率的理论问题;它，是一个关于“阶级立场”的、你究竟选择站在哪一边的政治问题。

在一个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反动势力看似无比强大的时代，一个意志薄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会因为看不到胜利的“必然性”，而感到悲观、动摇、乃至最终叛变革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历史上反复发生的。

而一个真正的、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的信仰，则绝不仅仅建立在对胜利的理论上的“预见”之上。他的信仰，更深刻地，是建立在他对本阶级的、深厚的、刻骨的阶级感情之上;是建立在他对这个充满了剥削和压迫的旧世界的、最彻底的、最不妥协的憎恨之上;是建立在他将自己个人的命运，与整个阶级的、长远的解放事业，完全地融为一体的、伟大的政治觉悟之上!

对于他来说，斗争，本身，就是意义!

无论前途是多么地曲折，无论敌人是多么地强大，他都将，也只能，选择和自己的阶级站在一起，战斗到底!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与一个摇摆的、悲观的知识分子的最根本区别。

五、是做历史的“囚徒”，还是做历史的“创造者”？

现在，我们可以对前面的内容作出一个清晰而又充满战斗性的总结。其在那篇充满困惑的文章中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周期宿命论”和“革命投机论”的思想，其阶级和思想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一) “周期宿命论”的阶级根源：小资产阶级的悲观与动摇

这种将复杂的、充满了阶级斗争的、能动的历史，简化为一种由经济周期所机械决定的、宿命的、单向过程的世界观，其最深刻的阶级根源，恰恰是小资产阶级的深刻悲观性和动摇性。

小资产阶级，由于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那种既受大资产阶级压迫、又在某种程度上脱离和恐惧无产阶级群众的不稳定的、摇摆的地位，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世界观必然是充满了矛盾、悲观和个人主义的。

在革命高潮时，他们可能会表现出最狂热的“左”倾;而在革命转入低潮时，他们则又最容易丧失信心，夸大敌人的力量，并最终陷入到一种“一切都无可挽回”的、宿命论的、悲观绝望的情绪之中。

(二) 无产阶级的历史乐观主义：建立在科学分析之上

与此截然相反，我们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则是革命的、和科学的乐观主义。

我们的这种乐观，绝不是建立在任何一种盲目的、唯心主义的“信念”之上。它恰恰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最深刻的、科学的分析之上。

我们之所以坚信我们必将胜利，不是因为我们比敌人更“善良”;而是因为我们科学地知道，我们所代表的是更先进的、社会化的生产力;而我们所要打倒的那个敌人，则代表着早已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落后的、反动的生产关系。

(三) 我们的任务：不是“等待冬季”，而是“促成质变”

因此，一个真正的、能动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与一个消极的、宿命的机械唯物论者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

后者，只会像一个天气预报员一样，去消极地“等待”资本主义“冬季”的再一次到来，并幻想着到那时，革命就会像一场暴风雪一样，自动地降临。

而前者，则深刻地懂得，革命是不会自动降临的!

他的任务，恰恰是，要在资本主义的一切“季节”里(无论是“春天”、“夏天”、“秋天”，还是“冬天”)，都坚持不懈地去进行最艰苦、最细致、最持久的群众工作。他要去不断地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并积累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

从而使得，当下，一个资本主义的深刻“冬季”危机，再一次不可避免地到来时，我们无产阶级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能够主动地、自觉地去抓住这一历史的机遇，并将这场客观的“危机”，成功地转化为一场由我们自己所主导的、旨在彻底埋葬旧世界的“质变”——即伟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四) 对那位同志的最后回答

最后，我们要向您，这位写下了那篇充满了真诚的痛苦和深刻的困惑的文章的同志，说几句心里话：

同志，您之所以会产生这些错误的、悲观的、甚至是对列宁同志进行污蔑的想法，其根本的原因不在于您的观察是错误的;而在于您用以观察和分析这个世界的“思想武器”是错误的。

您暂时地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那个最宝贵、也是最核心的灵魂——革命的、能动的辩证法。从而陷入到了那个由机械唯物论所构建的、冰冷的、宿命的、毫无出路的“历史周期”的囚笼之中。

我们真诚地希望，您能够通过我们这次同志式的、但又是严肃的、不留情面的理论批判，而重新地认识到自己思想的误区。并重新地回到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战斗的、充满了历史乐观主义的、光明的立场上来!

结论

走到这里，话也该说透了——对全文，我们可以下一个最清晰、最坚定的结论。

那种认为“革命”只是“资本主义周期”的被动的、功能性附属品的“周期宿命论”；以及那种将列宁的伟大革命实践，污蔑为“政治投机”的“革命投机论”——这两种理论，在本质上是同一种东西。它都是一种以“经济决定论”为核心的、庸俗的、机械的唯物主义，在革命低潮时期所必然会产生出来的、最消极、最反动、也最具腐蚀性的思想毒瘤。

它取消了阶级斗争，取消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并最终取消了无产阶级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伟大主观能动性。

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与其进行最彻底的决裂。我们必须重新地、高高地举起那面由马克思所开创、由列宁所继承、并最终由毛泽东同志发展到了光辉顶峰的、伟大的、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旗帜!

历史，绝不是一个由经济规律所预先设定好的、封闭的“周期”囚笼。历史，是一个由阶级斗争的、活生生的、充满了矛盾和力量的“实践”，所不断地塑造和创造的、开放的、广阔的战场!

而我们共产党人，绝不是这个战场的消极的、无力的“囚徒”。我们是、也必须是，掌握了最科学的战争理论、并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自觉的、能动的、并最终必将取得这场战争最后胜利的历史的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