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8）|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对于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

(1956年《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第五章)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是自然界和社会的根本规律，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规律。

把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应用到社会生活，应用到共产党实践活动上去，有极其巨大的意义。

(一)“既然发展过程是经过内在矛盾底揭露，是经过基于这些矛盾的彼此对立势力冲突来克服这些矛盾而进行的，那末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当然也就是完全自然而必不可免的现象。”[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四四页。]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者造谣说：阶级斗争是不合理的，是共产党煽动起来的。照他们看来，资本家剥削工人是天经地义的，而工人是不应该反抗的。这显然是歪曲事实、为资产阶级利益作辩护的谎言。利害不同的阶级间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共产党则是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站在斗争的最前列领导这一斗争，给这一斗争指出明确的方向。

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把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应用到社会历史领域，研究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发现了社会发展规律;从而阐明了历史，使历史学第一次变成了真正的科学;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及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战略和策略等等，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

(二)既然矛盾的斗争是发展的源泉，那末共产党人就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执行不调和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而不要执行调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政策，不要执行使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妥协主义政策”[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四四页。]。共产党坚定明确的阶级政策、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用阶级斗争消灭阶级的著名原理，正是奠基于矛盾两方面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个辩证法观点之上的。

(三)既然矛盾有特殊性，就不可用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代替其他形式，就不可用千篇一律的方法去解决不同质的问题。而必须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找出矛盾的特殊性，找出阶级之间的斗争特点，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斗争形式;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由此可见，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是共产党认识客观事物的指南，是共产党实践活动的指南。

我们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就是掌握了事物矛盾的规律，具体地分析、研究了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而制订出来的。我们也必须从事物矛盾的规律去研究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的客观事实根据，才能正确地深刻地理解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

下边，我们试着以事物矛盾的规律分析一下，中国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绝对性和特殊性，说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据;试着以事物矛盾的规律分析一下党内斗争，说明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所规定的党内思想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针。从这当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掌握事物矛盾的规律，对于共产党的实践活动的巨大意义。

(一)中国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绝对性与特殊性。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据

中国过渡时期，主要的有三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包括其他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私有者)和资产阶级。因而就主要的存在着三种阶级矛盾，即：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富农的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共同的，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可以用而且必须用农业集体化、机械化的方法来解决的。这不是主要矛盾。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富农之间的矛盾是相当尖锐的;但它不是主要矛盾。在过渡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谁战胜谁的问题，它们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的发展，双方力量的消长，斗争的结果，决定着社会性质及其转化。而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的转化及其自身的发展变化，也要随着这一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变化(当然，它反转来又影响着主要矛盾)。工人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就建成了，即旧的矛盾过程结束了，过渡时期终结了。否则，那就是资产阶级战胜工人阶级、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开了倒车。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绝对的，这在世界各国向社会主义转化的过渡时期都是一样，没有例外的。这是矛盾的绝对性、普遍性。这是我们研究我国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问题，必须首先肯定的。

大家知道：仅仅停留在对事物的共性的认识上，还是不行的。我们如果对中国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认识，停留在与各国过渡时期这一矛盾的共同点上，还找不出解决特殊矛盾的特殊方法。所以必须进一步研究中国过渡时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特殊性。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的可能性、必然性，正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

下边，我们就试着从矛盾双方各占何等地位、矛盾双方怎样互相依存又互相斗争，以及国内矛盾与国外矛盾的联结上来研究一下中国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特殊性。

一、首先，工人阶级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居于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决定地位。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间具有崇高的威信，是公认的领导者。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异常巩固。工人阶级通过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社会主义经济居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支配地位。这种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绝对优势，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根本前提，就根本谈不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此可见：我们不能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孤立起来看，而要把它看作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不难了解，人民民主政权越巩固，社会主义工业、商业经济越发展和扩大，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越有成效，工农联盟越巩固，……总之，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越增强，也就越能有效的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相反地，如果人民民主政权不巩固，工农联盟不巩固，资本主义经济超过和压倒社会主义经济;那末，资产阶级就要兴风作浪，就要不接受改造，反而要求按着资本主义方式改造中国。

当然，仅是这一条还不能完全说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与可能。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工人阶级也是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掌握着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等等，但是对资本主义企业没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可见我国还有其他条件。不过，就是这一条和苏联当年的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

(1)俄国资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没有革命性，并且它通过二月革命掌握了国家政权。因此，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绝对优势，是经过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现的。工人阶级在经济上的绝对优势，是经过对资本家的剥夺实现的。而在中国就不是这样。中国工人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和资产阶级(这里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长期结成了统一战线，并且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占居矛盾的主要方面。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绝对优势，是经过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没收官僚资本实现的。

(2)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立即对它发动了武装干涉，企图把苏维埃政权消灭。我们知道，当时苏维埃政权处于危险中，中农也表现了动摇。所以，俄国资本家不相信苏维埃政权能够站住脚，他们梦想在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支持下夺回政权，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国际环境与苏联十月革命时根本不同了。这时，社会主义已经超出一个国家的范围，成为一个强大的阵营。中华人民共和区并不是孤立的。美国帝国主义曾经在朝鲜燃起战火，企图以朝鲜作跳板，对我国实行武装干涉。但是，很快就被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志愿军打败了。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强大，连帝国主义者也不能不承认。

正因为有这种不同，所以当年俄国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方式主要是武装暴乱，推翻苏维埃政权;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则是拥护与参加人民民主政权，和工人阶级的斗争主要是经济斗争。

二、中国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小农国家，在解放前，近代工业不过占全部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左右。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时期内还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作用。所以我们有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有利因素的一面，发展国民经济，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性;而不能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实行没收。要利用，就必须同时限制、改造，限制其不利于国民经济的一面，逐步改造把它纳入国家经济计划的轨道。

在苏联当年，列宁曾提出过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但是由于具体条件不同，在十月革命后对资本家不能不实行剥夺。所以在实施新经济政策初期资本家也不肯投资于工业，而只投资于商业。由此看来，苏联当年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用和今天中国的情形也不一样。

三、我们再考察一下矛盾的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由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所以资产阶级分化成了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作为革命对象，被我们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的企业已经被没收，归国家即全民所有，变成社会主义经济了。剩下来的是民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掌握过政权，在旧中国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所以，它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中，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革命，或者采取了中立态度;只在一九二七年第一次革命失败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曾经跟随大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但是它并没有从国民党反动政府得到什么好处。在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同工人阶级长期结成统一战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个阶级也采取了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立场。这主要是由这个阶级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在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来没得到过良好的发展条件。在旧中国，民族工商业依赖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并受着它们的压迫和排挤。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是不大的，软弱的，没有自己的重工业基础。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是中等的、小的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经济力量，决定了它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然而它又有动摇性、妥协性;同样，它的经济地位、经济力量又决定了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能不依赖社会主义经济，而在与社会主义经济矛盾的斗争中，对社会主义抗衡的力量是不大的。

据一九五六年一月份《时事手册》所载材料：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资本据估计：工业资本不过二十五亿元左右，商业资本不到八亿元，总共只有三十三亿元。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对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支出的资金就是七百六十六亿四千万元。中国民族资本家积累了几十年的资金，还不到国家投入五年计划建设资金的二十三分之一。而且这三十三亿资金还是非常分散的：分散在十三万多家资本主义;工厂，四、五百万户私营商店(据一九五四年统计)。最大的资本家荣毅仁，资本只不过六千多万元。单从资本家的资本数目来看，要想垄断国民经济也垄断不了，与社会主义经济抗衡的力量也是不大的。

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社会主义商业(包括合作社商业)的发展，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的执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支离破碎，不成为其体系了。它们离开社会主义经济，就不能开工生产，就不能营业。它们的动力主要是靠国家的电力公司，它们的原料主要是靠国家供应，它们的产品也得通过社会主义商业销售。而在商业中，国家掌握批发阵地，并有合作社网配合，私商离开社会主义经济是不行的。民族资产阶级这种经济力量薄弱，没有独立性，不得不依赖社会主义经济，这是矛盾的双方互相依存和互相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四、资产阶级已非常孤立。大家知道：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农民群众和其他劳动群众，都牢固的团结在工人阶级的周围。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是在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从水深火热的痛苦生活中得到解放的。而资产阶级则不能坚决地反帝反封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及其他问题。所以他们在政治上不能不是孤立的。特别是经过“三反”、“五反”斗等，资产阶级更加孤立了。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资产阶级的准利是圆，已为普遍的社会舆论所唾乘。经过“三反”、“五反”在资本家方面也有了若干变化，资产阶级开始分化，在资本家中出现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分子。在私营企业内部，大多数实现了工人对企业的监督。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经济联系已基本上被斩断，农民的买和卖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商业了。这样，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也陷于了完全孤立的地位。这就造成了一种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

五、我们再看一看国内阶级矛盾与国外矛盾的联系。目前国际形势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非常有利的，这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条件。历史的发展，已经使中国不存在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不是走进社会主义，就是倒退回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旧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谁要走资本主义老路，实际上就是把外国帝国主义迎接回来。帝国主义来了，不是要发展什么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而是要绞杀民族工商业。于是摆在民族资产阶级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放弃剥削，走进社会主义，作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一条是作亡国奴;并没有什么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可走。在这种情况下，爱国的人就不能不选择前一条道路。

我国外部的矛盾主要的是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矛盾的对方——帝国主义并不是帮助中国内部主要矛盾的资产阶级一方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它们为帝国主义开辟道路，灭亡中国。这就是我国过渡时期，内部主要矛盾和外部主要矛盾相联结的特殊性。

综合以上所述：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已处在被社会主义强大力量包围之下，这样，这个阶级分化是必然的，和平屈服是必然的，绝大多数资本家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必然的。(目前资本主义企业，多数已实行公私合营，就是这种必然性的表现。)正是根据这种客观必然性，所以我们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并同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将来再实行第二步，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变为全民所有的企业，将查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条道路是阻力最小的道路，这可以避免各种能够避免的损失和破坏。在上述形势下，通过和平的道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就成为可能的和必要的了。

有的同志惯于抽象的考虑阶级利害问题，说资产阶级的利益永远是与发展资本主义、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不可分的。为什么资本家能够接受改造，并用和平的方法消灭资本主义呢?其实，利害问题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墨子《小取篇》中说：“害中取小，非取害也，乃取利也。”正视现实的人们，是不能不这样考虑利害问题的。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绝大多数资本家就不能不选择接受改造的道路的。这条道路是他们的唯一的光荣出路。

“从原则方面说，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排除过资本主义在一定条件下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马克思早就认为，在某种条件下，对于夺得了政权的工人阶级说来，‘最便宜不过’的是向资产阶级实行‘赎买’，以便实现社会主义的和平胜利。”[ 《人民日报》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我国过渡时期就具备了和平过渡的各种条件。我们所实行的政策，也就是马克思说过的向资本家“赎买”的政策，不过不是另外拿出钱来，而是以在过渡时期分配给资本家的利润来“赎买”。我们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分子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又完全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这种正确的方针，就是遵守不同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解决的原则，就是分析了中国过渡时期的国内阶级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而制定出来的。

当然，所谓和平改造，绝不是说没有阶级斗争，那样就否认了矛盾的绝对性，普遍性。我党认为，和平改造就是一场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而国家资本主义就是一种特殊的阶级斗争形式。说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和平屈服，绝不是意味着资本家就没有抵抗。那样就是否认了我国资本家与世界各国资本家的共性。我国资产阶级有其特有的个性，但同样是剥削阶级。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不可能想象不遇到许多人的抵抗，不可能想象不需要用国家的力量和群众的力量来克服这些人的抵抗。工商界中还有不少违法行为，还有一些压迫工人和收买工人的行为，还有许多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行为。这些行为都需要反对和制止。所有这些，都应该引起工人阶级、政府工作人员和一切爱国人士的严重注意。 对于这一方面的情况，放松注意和丧失警惕，是完全错误的。”[ 《人民日报》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所谓和平改造，是与公开的外部冲突，与对资本家实行没收比较而言，绝不是意味着没有斗争。

如果不研究中国过渡时期阶级矛盾的绝对性和特殊性，就不能正确认识我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不承认中国过渡时期阶级矛盾的特殊性，就会导致否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反之，不承认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就会导致到曲解党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否认阶级斗争，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二)党内矛盾的绝对性与特殊性。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党内思想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针的规定

党内矛盾也是绝对的。毛泽东同志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七七二页。]

党内思想斗争的绝对必要性，是为党的发展历史所确切证明了的。这是一条真理。

斯大林说过：“联共(布)党是通过克服党内矛盾而成长和巩固起来的。”“以斗争来克服党内意见分歧是我们党的发展规律。”[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九页。]他又说：“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没有而且不能有‘中间’路线。应当成为党的工作基础的不是这些原则，便是另一些原则。原则性问题上的‘中间’路线是引起思想混乱的‘路线’，是掩饰意见分歧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蜕化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灭亡的‘路线’。”[ 同上书，第六页。]他又说：“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衰亡着的东西和生长着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发展的基础。我们如果不以布尔什维克所应有的态度坦白地诚恳地指出和揭发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那我们就会堵塞自己前进的道路。但我们是要前进的。正因为我们要前进，所以我们应当把诫勉的革命的自我批评当作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不然就不能前进，不然就不能发展。”[ 斯大林：《联共十五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见《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二八四页。]

这就是说：党外阶级矛盾和新旧之间的矛盾，必然经常地反映到党内来。党内矛盾也是经常存在的。我们党是用思想斗争、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和克服这些矛盾而发展和巩固起来的。如果党取消了思想斗争，取消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就不能前进，党就要腐化下去、死亡下去。这是党的生活的规律。因此，我们党要正确地开展思想斗争，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要以革命的态度保护一切为了改善党的工作的批评。对那种压制批评的人，必须坚决反对。《人民日报》社论把压制批评的人称为党的死敌。因为他们狂暴地危害党的生命。

有的同志把思想斗争和不团结混为一谈。他们不了解加强党的团结，必须正确地开展思想斗争，克服意见分歧。因为党的团结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没有思想斗争就不能克服意见分歧、解决矛盾，当然也就没有真正的团结。他们在思想方法上，就是违背了事物矛盾的规律，不了解没有斗争就没有统一的道理。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我们党是团结的，为什么现在又特别强调增强党的团结呢?在决议刚一公布的时候，曾经有人认为所以通过这个决议，是因为党内出现了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这样的了解是对的。当然，高饶事件的发生更加提高了我们的阶级警惕性。但是，高饶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如果高饶事件是偶然性的，把高岗、饶漱石开除出党就完了，何必专门制定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呢?问题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大规模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阶级斗争不能不是复杂的、尖锐的。这种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不能不反映到我们党内来。这就是党内可能出现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根源。帝国主义企图从内部破坏我们，在我们内部找代理人。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也要在我们党内找代理人。如果我们不用思想斗争来克服反映到党内来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要求，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岂不是非常危险吗?《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正是根据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它必然反映到党内来的客观规律，及党的内部情况而制定的。决议向全党发出警号，要认清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提高阶级警惕，和那种危害党的团结的一切人、一切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加强党性锻炼，克服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样，才能保证不断增强党的团结，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团结全国人民，领导全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这一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任务。这一决议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是实现总路线的组织保证。

党内思想斗争是绝对的，但又有其特殊性。不仅党内斗争和党外斗争比较有特殊性，不能把党外斗争的方式搬到党内来;就是党内思想斗争也有若干不同的情形，即矛盾的性质不同，不能采取千篇一律的方法解决不同质的矛盾。《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正是根据“不同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的原则，分析了党内矛盾的特殊性，而规定了党内思想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针。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指出：“对于党员的缺点或错误进行批评，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方针。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才能维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但是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错误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具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他们的缺点或错误必须按照具体情况进行严肃的批评或必要的斗争;但是这种批评或斗争应当贯彻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不应当不给他们改正的机会，更不应当故意将他们的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因为这种态度就不是从团结出发，就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就不利于党。”[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公报》，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前一种人和后一种人本质上是不同的;前一种矛盾和后一种矛盾本质上是不同的。前一种人已经完全丧失了或者几几乎完全丧失了党员的质量;而后一种人虽然犯了错误，但终于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前一种矛盾，已经转化成对抗性的矛盾或者已经向对抗转化;后一种矛盾则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解决的方法，也必须有本质上的区别。决议根据矛盾的特殊性，所指出来的思想斗争、批评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只有按着这样的方针去进行思想斗争和批评，才能有利于党的团结，有利于革命事业。如果不区分矛盾的不同情形，对第一种人不采取“无情的斗争”方针，而也采取“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方针，或是对第二种人也要进行“无情”的而不是“有情”的斗争，那会导致何等严重的恶果，是不言而谕的。由此可见，没有思想斗争，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没有党的团结;不根据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方针，正确地进行思想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也不能增强党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