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寻乌调查》：贫农的挣扎与“吃人”的社会

在中国的土地上，农民的背影，似乎永远是历史长卷中最深沉的底色。那是一个被烈日与汗水浸透的剪影，一个与泥土相依为命、默然耕耘的形象。人们总以为，只要土地在，希望就在；只要有收成，日子就能过下去。然而，当我们翻开尘封的《寻乌调查》，一种令人窒息的真实扑面而来。毛泽东以一种近乎外科手术刀般的精准与冷静，划开了旧中国农村温情脉脉的表皮，让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田园牧歌，而是一个血淋淋的、充满挣扎的、甚至“吃人”的社会。

这“吃人”，并非耸人听闻的夸张，而是隐藏在每一笔租、每一斗谷、每一次借贷背后的残酷现实。它是一场无声的盛宴，宴席的主角，是地主与高利贷者；而盘中的“餐点”，便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

故事，要从土地开始。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却也是套在他们脖子上第一道最沉重的枷锁。寻乌的收租制度，有一种极具画面感的形式，叫做“见面分割制”。想象一下那样的场景：稻谷金黄，丰收在望，贫苦的佃农刚刚将一年的血汗结晶——谷子，从禾秆上捶打下来，还未来得及感受一丝喜悦，地主或其雇工便已打着洋伞，悠悠然地来到田间。双方“见面”，当场“分割”。一半，甚至更多，便在农民沉重的呼吸声中，被挑走，送往地主那永远填不满的粮仓。

这还不是最绝望的。最绝望的是，当租子交完，剩下的那点谷子，根本不足以撑到下一次收获。于是，一个在寻乌流传甚广的说法诞生了，它如同一声悲怆的叹息，回荡在乡村的角角落落——“禾头根下毛饭吃”。意思是，刚打完谷子交完租，家里就没了余粮。这是一种怎样残酷的循环？一年到头的劳作，换来的不是温饱，而是收获瞬间即降临的饥饿。

《寻乌调查》中收录的一首民谣，更是将这份挣扎与愤懑，刻画得入木三分：

“月光光，光灼灼。埃跌苦，你快乐。食也毛好食，着也毛好着。年年项起做，总住烂屋壳……六月割也就，田东做贼头。袋子一大捆，擎把过街溜。”

“田东做贼头”，地主成了贼头！这是怎样朴素而又尖锐的控诉！在这首歌里，我们听到了贫农在漫漫长夜里，对着清冷的月光发出的泣血之问。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愤恨，他们对那个不公世界的全部理解，都浓缩在了这几句歌谣里。

如果说地租是压在贫农身上的第一座大山，那么高利贷，就是一把更锋利的刀，在他们本已鲜血淋漓的伤口上，反复切割。当“禾头根下毛饭吃”成为常态，借贷便成了唯一的活路。而这条路，通向的不是生机，而是更深的深渊。

寻乌的高利贷，有两种主要形式，其残酷程度，足以让任何现代金融从业者瞠目结舌。

一种是“谷利”。贫农在青黄不接的三月，或是为了过年的十二月，不得不向地主或富农借谷。利息是“加五”，即借一石，半年后要还一石半。百分之五十的利息，已经足够骇人。但魔鬼藏在细节里，调查报告揭示了更可怕的复利盘剥：若第二期还不上，那么连本带利，就要按新的本金再“加五”计算。一个看似不大的债务雪球，就这样在短短一两年内，滚成一个足以压垮任何家庭的庞然大物。债主们手握着契约，掌握着贫农的命脉，他们的每一次催债，都像是死神敲响的门铃。

另一种，是“油利”，其剥削之恶劣，尤甚于谷利。在寻乌南半县，流行着一种叫“对加油”的借贷——借一斤，还两斤。为什么贫农不借钱、不借谷，要去借利息如此恐怖的油？调查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地主富农的钱谷不肯轻易借出，他们要等到青黄不接时卖高价。而贫农急需的，不是油，是钱，是能换米下锅的钱！他们被迫借来高价的油，再立刻以低价卖掉，换取一点点救命的现金。这中间的差价和“对加”的利息，构成了双重盘剥。

我们可以想象一位农妇，在孩子饥饿的哭声中，提着家里唯一的油壶，卑微地走进地主家，借来一壶油。她甚至来不及闻油的香气，就要匆匆跑到集市上换成几文钱，再买回几升糙米。而到了还债的时候，她要还回去的是整整两壶油。这一借一还之间，被榨干的，又何止是油？那是她们的血，她们的泪，她们残存的最后一点希望。

当土地的产出被地租夺走，当微薄的收入被高利贷吞噬，当一个家庭被逼到山穷水尽的绝路时，他们还能卖什么呢？

《寻乌调查》以一种不容置疑的、令人心碎的笔触，给出了答案：卖奶子（卖儿子）。

毛泽东在调查之初，也曾怀疑那些史书中“卖妻鬻子”的记载是否属实。但在寻乌，在与刘亮凡、李大顺等农民面对面的访谈中，他亲耳听到了、证实了这种“吃人”现象的存在，而且不是个例。

刘亮凡的家乡富福山，一个仅有三十七户人家的村子，就有五家卖掉了自己的儿子。李大顺，这位朴实的农民，亲眼在路上看到，一位父亲背着自己年幼的孩子，往广东平远方向一路哭着走去。因为卖到广东，价钱能高一些。一个奶子，可以卖到一百至两三百元不等。这笔钱，或许能暂时还清要命的债务，或许能让家里剩下的人多吃几顿饱饭。但这笔交易的代价，是父母撕心裂肺的痛哭，是家庭的破碎，是一个孩子从此未卜的命运。

调查报告中甚至附上了一张“过继帖”的格式，那冰冷的文字，将这场人间惨剧，固定成了一纸契约：“立过继帖人某某，今因家贫无奈，告借无门，人口嗷嗷，无力养育，情愿商请房族戚友将所生第几男过继于某宗兄为男，当得身价洋若干元……自过继之后，任凭养父教读婚配，倘有打骂等情，生父不得干涉。两方甘愿，并无勒迫……”

“两方甘愿”！在这四个字的背后，是怎样的绝望与无奈？“倘有打骂，生父不得干涉”，这又是怎样一种权利的彻底剥夺？这场交易，远非“过继”二字所能粉饰。它是一场赤裸裸的人口买卖，是一场在封建宗法与经济剥削双重压力下，将人彻底商品化的悲剧。

至此，旧社会“吃人”的本质，暴露无遗。地主吃掉了农民的劳动果实，高利贷者吃掉了农民的生存资本，而当这一切都被吃干抹净之后，这个制度，便开始直接吞噬他们的骨肉，他们的未来。债主们听闻谁家卖了儿子，便会立刻上门逼债，吼出那句振聋发聩的质问：“卖了奶子还不还我吗！” 这便是旧中国农村最真实的写照——一个巨大的、冷酷的、等级森严的“人肉筵席”。

《寻乌调查》，就是这份筵席最真实的菜单。它让我们明白，中国革命为何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它不是少数人的野心，而是在这片土地上，千千万万被压迫、被剥削、被“吃”掉的贫农，为了活下去，为了做一个人，而发出的最原始、最愤怒的呐喊。他们的挣扎，最终汇成了足以颠覆整个旧世界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