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机器与劳动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异化理论的核心问题

资本、机器与劳动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异化理论的核心问题

[摘 要]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考察异化问题时抓住了资本、机器与劳动3个核心问题。马克思从资本逻辑出发,揭示了异化劳动形成过程中的三层逻辑转换,即从价值到资本、从资本到固定资本以及从生产资料到机器的逻辑与历史前提。在此背景下,异化表现为劳动总体、劳动活动、劳动产品、劳动者地位以及劳动时间的多维异化。不仅如此,马克思还从资本与劳动的历史性关系出发,分析了资本形成史中异化的起源、机器大工业下异化的现实以及未来社会发展中异化的扬弃路径。马克思此时的异化理论丰富且成熟,不仅在理论上回应和拓展了早期异化理论,而且为当今理解异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

异化劳动是马克思始终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便以劳动异化、劳动产品的异化、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揭示了异化劳动的4个方面。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国外学者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期,马克思已从劳动价值论的拒斥者转变为接受者,实现了异化理论基础的转变,在资本逻辑的角度上深刻阐发了异化劳动理论。其中的“机器论片段”则全面展示了资本逻辑发展的高等形式,尤其是机器全面介入生产过程后劳动过程的改变,揭示了异化的最高形式的现实。

不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异化问题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1968年在第一部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著作《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中,罗斯多尔斯基便已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比《资本论》有着更为丰富和详尽的论证,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马克思的科学工作间,而异化思想正是其思想实验的重要产物。随着研究的深入,麦克莱伦指出,异化概念体现在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更是表现在《资本论》及其基础性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因此可以说异化是马克思的核心概念。卡弗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异化术语适用于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过程中劳动与资本、工人与资本家关系的全部论述,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有关异化问题的讨论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的过渡点。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曼德尔。曼德尔认为“异化理论与劳动价值理论以完善的形式结合起来是完全可能的:马克思实际上在1857-1858年做到了这一点”,但遗憾的是曼德尔的论述未能完整展示二者究竟如何相融。与这些观点相反的则是否定异化理论在晚年马克思理论中的地位。法国学者科尔纽认为,异化概念在马克思新哲学创立的过程中被“实践”概念所代替等。伴随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中国的传播,国内学界也开始了对于该著作中异化理论的研究。在现有的考察《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著作和论文中,已经有学者对《货币章》的异化或物化问题作出了深入分析,但考察《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异化理论的变革及其与资本逻辑的关联并不多。

本文试图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逻辑线索出发,探究资本逻辑运动发展中劳动的塑造,特别是在固定资本的形式赋予生产资料后对劳动异化的影响及其现实表现,展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资本、机器和劳动及其三者的逻辑关系的历史性阐述。

一、异化形成中资本逻辑的转换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资本逻辑,充分展示了资本的源起和发展过程,由此探讨了劳动异化的表现和特征。这套逻辑线索蕴含着层层递进的关系,呈现出从价值到资本、从资本到固定资本以及从生产资料到机器的发展脉络。

一是马克思探讨了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变过程。《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从《货币章》开始,并在《资本章》中不断深化对于劳动的分析。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指出,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的普遍化有两个前提:一是共同体中相互依赖关系的解体;二是生产者之间的全面的依赖。前者意味着人从原始共同体中脱离,摆脱了人对人的依赖性;后者表明生产者之间的普遍的和全面的依赖的形成,意味着每个人必须依赖他人生产的产品并且也要通过将自己的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才能满足自身需要,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人对物的关系表现出来。

随着交换价值的发展,货币在历史中得以出场:“货币是‘最完善的价值’,是完善到顶的价值。”依靠交换价值所缔造的社会关系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货币关系,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虽然社会中的个人之间具有普遍的交换,但是货币关系对个人而言表现为异己的社会关系,即“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具体而言,人被迫屈服和从属于这种关系,且必须将人的一切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异己的社会关系下,人们选择信赖货币和物品,而不是人本身。因此,异化的货币关系的形成正是因为每个人与社会关系相异化,从而造成了社会上普遍的异化关系。

随着交换的扩大和生产的发展,货币已经不能满足交换价值发展的要求,而且货币规定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工资和资本的对立等等”,由此产生了货币到资本的转变。一方面,马克思指出,作为资本的货币“是超出了作为货币的货币的简单规定的一种货币规定”。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从交换价值的发展来看,交换价值固定为货币时是其最高的完成形态,而货币本身在其最高的固定状态下即为商品。由此,资本就是“设定为商品和货币的统一体的交换价值”。这表明,作为最简单的、初始的资本,资本的内在设定不仅包含了作为资本的货币,而且还包括了在流通中的商品——商品和货币的不断交替出现,完成了对于单纯货币的超越,实现了货币到资本的转化。

由上,马克思以交换价值的发展为线索,勾勒出从交换价值到货币再到资本的发展线索,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下劳动问题的对立面——资本的形成史,为讨论异化问题作了重要铺垫。

二是马克思在资本的发展中指出了固定资本形成的必然性。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资本章》中,马克思严格按照了一般、特殊和个别的逻辑形式考察了资本的逻辑运动。尤其是在《资本章》的第二篇中,马克思从已经生成的资本出发,考察了统一资本生产和流通的资本总生产过程,研究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形成,以资本周转过程刻画资本逻辑及其对异化形成的深刻作用。

在考察固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实际上采取了历史回溯的方法,分析了生产资料转变为固定资本的历程。马克思指出,在“简单生产过程”中,资本未能完全占有劳动过程。此时的劳动过程按照物质要素可以划分为劳动材料、劳动资料和活劳动3个要素,而这3个要素的统一的结果即为劳动产品。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扩大,资本整合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两大部分。按照马克思的定义,流动资本包括原材料、工资和产品,固定资本专指劳动资料。其中,劳动资料转变为固定资本是其转变的关键。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只要仍然是被资本纳入资本增殖过程的一部分,劳动资料的变化就只是形式上的变化,而劳动资料呈现为固定资本意味着劳动资料不仅从物质存在的角度被定义为劳动资料,而且表现为“由资本的总过程决定的特殊的资本存在方式”。

一般资本分化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固定资本的发展也表明财富一般发展的程度,或者说资本发展的程度”。固定资本的形成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表现,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固定资本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不断降低人的劳动时间,从而解放了部分劳动生产力——固定资本的发展程度也就成为了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尺度。另一方面,从劳动资料到固定资本的转变凸显了生产的社会化发展趋势。劳动资料作为个体劳动的工具体现的是一种孤立的生产,而固定资本的形成标志着科学技术使得生产和流通日益密切,流通的加快促使处于生产过程中的各部分连接更加紧密以及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显著提升。最重要的是,固定资本的形成也意味着资本对劳动统治的加深。马克思通过区分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揭示了劳动对于价值增殖的重要作用,但随着流通的发展,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划分被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所掩盖,劳动在资本增殖的支撑性作用被遮蔽。

三是马克思探讨了固定资本的发展,分析了生产中采用机器的必然性。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资料转变为固定资本是资本主义深刻的变革,其现实形态也不断发生改变。固定资本(也就是劳动资料)的“最后形式和最适当的形式”就是机器。机器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是人的意志在自然界中实现的器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机器不仅仅是单个的机器,而是机器体系,即机器组合在一起、由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规模化生产体系。机器的运用推动了资本主义机器化大工业生产的形成,因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基石。自动化生产资料的形成与生产资料转变为固定资本的历程相一致,或者说正是由于机器的推动才使得生产资料转化为固定资本——机器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表现,也是推动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工具。

固定资本采取机器的形式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演变,即大工业生产、机器体系运用对于现实社会的变革,而这种生产的变革毫无疑问与资本的要求相一致。资本的必然趋势是:“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使用机器体系毫无疑问与这样的趋势相契合:机器的运用把大量劳动力压缩到必要限度,使得人类劳动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从而不断减少人类的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劳动资料发展为固定资本、使用机器体系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

二、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劳动异化的新向度

由上,马克思肯定了固定资本的形成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致性,指出了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态正是机器。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与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的历史进程相一致。在上述三重理论和历史的背景下,马克思探讨了机器运用后劳动过程的变化,从多个维度阐述了异化劳动的突出表现。

一是劳动过程并入资本增殖。随着机器体系的普遍使用、劳动被贬低为维持机器运转的手段后,“劳动过程便只是作为资本增殖过程的一个环节而被包括进来”。可见,劳动过程成为资本增殖的一个环节是伴随着机器工业体系的大规模运用、资本主义关系的深化而产生的。这一过程也反映出资本主义实现了对于劳动过程的占有,将劳动纳入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就是对象化劳动(劳动资料)支配活劳动。就此部分而言,马克思从劳动整体、整个劳动过程指明了异化劳动的表现,即资本增殖对劳动过程的占有,资本对于劳动的统治。

二是劳动活动的中介化与贬低。着眼于劳动活动本身,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仅在机器运转的时候起作用,即处理机器和原材料之间的关系,表现在为机器添加煤炭和机油、为生产流程补充原材料等。马克思概括这种作用方式为“看管机器”,即辅助机器进行生产,防止机器运转出现状况。马克思总结到:“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换言之,人通过机器进行生产意味着人不再通过自己的劳动直接接触原材料生产产品,从而丧失了与劳动产品直接的联系。同时,中介发生了颠倒:原先发生形态变化的自然物是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中介,现在工业过程变为工人和自然界之间的中介。这也意味着工人不再处于生产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而是站在了生产过程的旁边,成为了旁观者和工具性的存在。劳动活动的中介化表明工人的劳动愈加融入机器体系之中——“劳动现在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机件”。

三是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疏离。马克思从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关系的角度指出,在劳动资料转变为固定资本后,机器体系控制了生产劳动的全过程,实现了规模巨大的批量式生产。通过机器大工业生产而得的产品根本上是为了实现资本增殖,因而仅仅表现为价值的物质承担着和附庸品。与此同时,工业化体系产品的使用价值演化为实现价值的条件,也就是为了卖出去而必须呈现出的使用价值。因此,商品的使用价值同劳动者不再具有直接的联系,也不再是为满足生产者的直接需要,只是以实现价值增殖为目的而存在。因此,产品的使用价值显得无关紧要,只要能够实现价值都是可以被资本主义体系所接受。这使得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彻底脱离,成为了资本的表现形式之一,沦为资本循环的一个环节。

四是劳动者个体的异化。固定资本的形成,尤其是自动机器体系的运用,使得生产成为了一个体系,实现了机器和工人在生产线上的深度融合。由于机器仅仅是许多机器器官和智能器官结合的产物,它永远不需要停歇,只要有原材料就会源源不断地进行生产。因此,为了配合机器的生产,劳动者也被迫失去了休息的机会,工人成为了“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完全沦为配合机器生产的工具。这也就是工人与机器的主客体地位的倒置:工人本是机器的制造者,是工人的劳动才创造了机器,赋予了机器对象化的存在;但在工厂的生产之中,工人反而沦为客体般存在,机器在生产之中掌握了绝对的控制权,将工人纳入机器生产的一部分,成为生产之中的绝对主体。进一步而言,工人在强大的机器体系面前显得无足轻重,工人群体分散为个体,分布于机器生产体系的各个环节,最终造成“单个劳动能力创造价值的力量作为无限小的量而趋于消失”,即劳动个体的异化。

五是劳动时间被窃取。前文已经指出,固定资本的发展与机器的运用将“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这意味着机器的使用将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必要劳动时间,推动了单个产品生产时间的降低。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时间的减少,资本的发展为社会及其成员创造了自由支配的时间。但是,这些自由时间从不为每个人所享有,仅仅“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这也就是马克思反复强调的资本对于自由时间的支配,即社会虽然创造了大量自由时间,但始终为资本家所垄断和享有,劳动者个人的劳动时间反而大量增加了。由于机器的使用,工人不得不随着机器的运转而劳动,倒班制、流水线随之而来——机器体系迫使工人比以往劳动者劳动时间更长。就此,马克思感叹:“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资本的确创造了大量财富,但却是建立在劳动者时间被剥夺的基础之上。

综上,马克思在劳动资料转化为固定资本的历史视野下探讨了异化劳动的现实表现,从劳动总体、劳动活动、劳动产品、劳动者地位以及劳动时间等角度展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之下的异化劳动的具体表现。这一从政治经济学维度上对异化劳动的揭示,相较于早期思想无疑更加深刻全面,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过程的新境界。

三、资本逻辑下异化劳动理论的历史向度

无论是马克思早期手稿以异化理论为核心,还是后期理论中对异化思想的阐释,异化始终是马克思理论中的重要主题。相较于年轻时期的马克思,此时马克思的思想日趋成熟,从而为异化理论奠定了更加系统和科学的理论基础,并在更加宏大的历史进程中考察了异化理论的现实与发展。

一是马克思在资本的形成史中探讨了异化的起源。《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多次强调并区分了资本的“形成史”和“现代史”。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形成史”探讨的是资本的历史前提,是资本洪水来临前的条件;资本的“现代史”则是关于“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这种区分毫无疑问拓展了资本的历史向度,表现出马克思试图在历史中揭示劳动问题的来源,并在历史中探寻解决问题的路径。

前文已经指出,马克思强调的异化劳动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实质地表现为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统治劳动条件的形成是资本形成史中的重要内容。在这部分,马克思分析了资本生产的四个重要前提。一是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这里的客观条件涵盖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意味着劳动者必须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才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借以换取生活资料。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称“活劳动能力作为单纯主体的存在而存在”。二是使用价值充足的积累。使用价值的积累,将作为原初的生产资料投入生产,并成为吸收劳动的条件。三是人与人之间自由的交换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换标志着奴隶制和农奴制的消灭,即人对人的依附关系的消除。二者的消灭也就实现了劳动对自己的从属,确保了人与人之间形式的平等与自由。四是组织生产者不再将创造和享用使用价值作为最终目的,而是将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增殖视为生产目的。

二是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揭示了异化的现实。马克思指出了异化的现实:“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之间,价值同创造价值的活动之间的这种绝对的分离——从而劳动内容对工人本身的异己性”,同时这种“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能力的客观的漠不相干性即异己性——已经达到如此地步”,即异化不仅表现在劳动内容,而且凸显在劳动产品,实现了全方位的异化。在此之中,马克思确认了异化问题的两个核心点在于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并以此出发揭示了异化的现实。

虽然强调了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的交换对于异化形成的重要性,但是马克思仍然突出了“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相交换,一方面还不构成资本,另一方面也还不构成雇佣劳动”。在这里,马克思深知纯粹的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的交换并不一定构成异化劳动。马克思指出,这种交换可能属于“简单流通的关系”。在此意义上,双方交换的仅仅是使用价值,即通过自己劳动对象化的结果换取另一方的使用价值,如付给医生钱来治病等即为简单流通关系。这种关系内,重要的是双方彼此提供服务,而不存在劳动的占有和隶属关系。究其本质,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这是由于分工和交换所引起的形式上的差别。因此,这种劳动的交换并非为了发财致富以及创造价值,而是“使现有的、归他所有的价值丧失的行为”。而这种行为也绝不会使得货币成为资本,进而构成雇佣劳动。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这种交换还有可能是资本主义关系产生之前的变革时期内对劳动的购买。马克思指出,对于劳动的购买虽然是为了产品生产,甚至将创造出来的产品售卖,但是这种生产本质上是为了直接的使用价值,比如为了奢侈品的消费进行的生产:“这实际上只是为了把他人劳动用于直接消费或用做使用价值而对这种劳动进行的伪装的购买”。

由上可见,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将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的交换与雇佣劳动、异化劳动划上等号,而是将构成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劳动交换定义为“作为价值,作为自身保持的价值的对象化劳动同作为这种对象化劳动的使用价值的活劳动之间的交换”。其中,活劳动的使用不能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而是用来创造价值,以实现价值增殖为目标,只有以此为目的的生产劳动才能被定义为异化劳动。

三是马克思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描绘了异化的扬弃与自由劳动的实现。马克思在历史的回顾中已经指出了资本、机器与劳动对立的必然性:“机器只有在同活劳动的对立中,才能作为与活劳动相异化的财产和与它敌对的力量产生出来;也就是说,机器必然作为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进一步而言,随着机器的使用和生产的发展,劳动的个体性愈发被扬弃,个人的活动逐渐被确立为社会活动,以及劳动的社会性质不断稳固,“生产的物的要素也就摆脱这种异化形式”。马克思在这里谈及的物的异化的消除主要指向了机器的所属性质的改变,即从不属于工人转变为联合工人的财产,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变革。

实现这种转变需要充足的社会条件。马克思认为,一是社会财富的保持仅仅需要更少的劳动时间,意即劳动时间的普遍下降;二是生产过程的科学化,即科学的进步使物可以替代人从事劳动。一旦达到了这种状况,马克思便称“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也就是说,资本突破了它所容纳的生产界限,从而丧失了它的历史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认为自由便会实现。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就是劳动,也就是实现了自由自觉的劳动,而自由自觉的劳动意味着劳动成为了个人实现自我的方式。

综上而言,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于异化的探讨始终强调3个主题词:资本、机器和劳动,三者紧密联系、辩证统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突出了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对于劳动的塑造,尤其是在异化劳动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指出,正是在机器的中介作用下,资本更加深入地侵入了生产过程,最终完全充分地占有了劳动过程。由此,异化劳动的形成意味着劳动总体、劳动活动、劳动产品、劳动者地位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程度上被异化。

不仅着眼于资本、机器和劳动的共时性出场,马克思还关注到了三者的历史性产生和未来发展的问题。马克思已经注意到,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一个历史性的发展问题:异化劳动与资本相伴相生,在资本主义采取不同的生产方式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在机器大工业时代达到异化的高峰。与以往空想社会主义不同的是,马克思确认了消除异化的道路与自我异化走同一条路,指出机器的采用是消除异化的重要途径,因为机器的使用能够降低劳动的强度,为全社会创造更加充分的自由时间。其中,问题主要在于以机器为代表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性质。马克思认为只有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才能真正消除异化。

从理论维度而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回应了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不足,并且在更加科学的理论逻辑上拓展了异化理论。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晚年仍未放弃异化这个概念,甚至拓展了异化概念的理论深度和广度,这对于考察马克思前后思想发展提供了重要钥匙。更进一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不仅仅是描述性的阐发,更是批判性地指向了资本逻辑和异化理论的超越问题。马克思已经指出,固定资本的发展以及机器的使用包含着内在矛盾的界限。固定资本加深了劳动异化,却也推动了生产力进步和社会发展,同时还孕育着劳动解放和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回顾异化问题则指向了固定资本理论,只有在推动固定资本和生产资料的不断变革的前提下才能真切消除劳动者异化问题,实现资本逻辑的扬弃,最终构建共产主义社会的坚实的物质基础。

作者:毕照卿

文章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19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