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世界观问题-第三次讲课 | 精选好文

艾思奇(1910年3月2日-1966年3月22日)，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蒙古族，原名李生萱。中共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生前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他毕生致力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艾思奇在1966年3月去世时，年仅56岁。当时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人大副委员长的林枫，准备了悼词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亲笔加上了“中国的理论领域的忠诚战士”一语。《光明日报》曾评价：“艾思奇把毕生的心血和智慧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哲学理论事业，是人民的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第一人。

艾思奇从1948年党中央在河北平山创办马列学院起，到1966年3月逝世，一直在中央党校工作。他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十八年里，除了承担许多日常行政事务工作和社会活动之外，又承担了大量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写了大量文章和著作，讲了大量哲学课。特别是从1953年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成立，他担任主任之后，校内又陆续开办了各种学员班次，教学任务繁重，而教研室教员又少，他是教员中一位“台柱”，讲课次数也就显著增多。《艾思奇讲稿选》所搜集、编辑、整理的讲稿，就是他当时讲课的记录。

《艾思奇讲稿选》是专门为建国初期高级干部讲马列基本原理的演讲录音文字整理稿，是不公开的党校内部出版物。它主要内容是哲学方面的，就是讲党史、讲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也是从哲学角度来讲的。《艾思奇讲稿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原理，毛泽东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辅导(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实践论》、《矛盾论》)，辩证逻辑，自然辩证法，西洋哲学史等。艾思奇本人生前除1965年所写的三份讲学提纲外，都未审阅过。艾思奇的讲课即使是哲学方面的内容，所涉及的学科知识，古今中外，天文地理，自然社会，纵横宇宙，包罗万象，相当广泛、相当丰富。

《艾思奇讲稿选》是讲稿集，它不是按照一般马哲教材体例编写的教科书，讲稿的内容在思维上比较发散，因此在结构上显得不是很成体系。所以读完《艾思奇讲稿选》，建议读者们再读一下武汉大学1974年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上、下册)》[感兴趣的读者，文章后边加微信领取电子版]重新系统梳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框架，它和《艾思奇讲稿选》互为补充，是学好马哲基本原理的关键辅导资料。

今日分享“艾思奇讲稿选”第三十一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世界观问题

艾思奇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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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讲课(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今天接着讲《矛盾论》部分。《矛盾论》部分有些问题以前已经讲过了，昨天也联系历史讲了一点，所以，联系历史这一部分可以不必多讲。今天只着重讲一下大家提的问题和与当前有关的问题。

现在继续讲第二条关于如何理解一分为二的问题。

在我们现在的实际生活里，实际斗争里，运用一分为二辩证法主要抓一些什么问题?我想讲讲这个问题。

昨天已经讲了，辩证法的核心就是对立统一的规律，就是一分为二的方法。一分为二的方法的提法，开始是在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里面谈到的，这就是统一物一分为二的问题，列宁当时是作为一般真理讲的。最近，毛主席把它当作一个非常通俗的普遍应用的方法提出来，作为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方法提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分为二，使得辩证法的方法能够很通俗、但又很深刻地表现出来。特别是在联系实际上，用这样的表达方法更有深刻的意义。因为我们在实际生活里就是不容易坚持一分为二。就我们这些年来说，我看在认识上所发生的毛病，在方法上恐怕都是由于对一分为二的方法搞不清楚。在一些大问题上，不能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忘记一分为二的方法，认识就出毛病。

对社会问题来说，对我们的实践的问题来说，一分为二首先是阶级问题。在阶级问题上要一分为二。我们多年来，恐怕从民主革命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中间出的大问题，带路线性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来，都是对阶级问题缺乏一分为二的观点。从陈独秀起一直到我们这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我们仔细想一想，很大的路线问题，在方法上都是关系到在阶级观点上不能掌握一分为二的方法。政治路线问题本身就是阶级问题。

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一开头就讲分清敌我，就是分析阶级的问题，通过分析阶级来分清敌我友。所谓政治路线无非就是阶级斗争的路线，就是分清敌我友的问题。陈独秀搞不清敌我友，王明，博古搞不清敌我友，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有好几次。

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阶级分析。这里面有右的、有“左”的。右的错误是忘记了跟资产阶级的界线。“左”的原因之一是把工人和农民的界线分不清楚，在农民中间想贯彻工人的要求。1958年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讲过：农民还是农民。那时候我们有些人忘记了这点。有时候，甚至有人认为农民比工人还先进。究竟是工人领导农民，还是农民就等于工人呢?这个问题弄不清楚。这是路线上的问题，根据这一点可以把从陈独秀以来所有关于路线性的问题串起来。

其次，是在形势问题上不能一分为二。刚才我们是讲在历史上对大的问题不能一分为二，因而发生毛病。首先是在阶级问题上不能一分为二，其次就是在形势问题上，不善于一分为二。

形势问题不能一分为二，这个问题也讲过。就是在顺利的时候不能一分为二，不能找到和警惕可能发生的困难;在黑暗的时候，对困难不能一分为二，对坏事不能一分为二。出现一些困难就以为不得了，看不到出路，出现了修正主义就惊慌失措。修正主义也可以一分为二。修正主义是坏的，但是修正主义是我们的反面教员。这个问题的一分为二，一般人是看不到的。这个问题也可以串我们的历史：顺利的时候就盲目乐观，困难的时候又悲观失望。这都是盲目的，头脑不清醒。这也是常常在关键问题上、在关键时期发生错误的原因。

第三，就是对成绩和缺点，正确和错误不能一分为二。看到成绩就以为一切都好了，抓住人家的缺点就以为一切都不好了。这是我们的内部，讲我们自己的工作。不是讲形势、阶级斗争，不是讲敌我问题，是讲人民内部的问题，对待正确与错误、成绩与缺点不能一分为二，这是历来都有的。对待人的错误，批评起来就是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要讲成绩就生怕讲缺点，只愿意讲自己是正确的，不愿意讲自己有什么错误。毛主席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里面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来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最后一段就是讲要划清两种界线：革命还是反革命，正确还是错误，成绩还是缺点。毛主席始终坚持这种一分为二的方法，在民主革命时期早就提出这个问题来了。

讲到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这个问题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是，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缺点，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一个根本的估计。如果他的成绩是七分，错误是三分;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错了。

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毛主席还是坚持。最近，在我们的工作上反对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在这个问题上也提出了一分为二的方法。在进行一般的工作，发展生产的问题上要一分为二。现在开展的比学赶帮运动，就是以一分为二的思想作基础。如果不能在成绩和缺点、错误和正确方面一分为二，那么就没有什么可比的了。如果自己以为都是成绩了，那么就和别人没有什么可比的了，就自满自足了。就是因为有成绩也有缺点、有正确也有错误，所以才能比。一方面和别人比，另一方面自己也要比。首先是把自己的内部比一比，把自己的成绩和缺点比一比，是三分还是七分，把自己分析一下，分析以后再跟别人比。不比就没有办法学，没有一个比较，你学什么呢?那也就无所谓赶，无所谓帮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们应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在我们一切工作中间最大的是这三个问题，也还有其他问题。阶级方面一分为二，不但不同阶级要一分为二，同一个阶级也要一分为二。一个是资产阶级的一分为二，一个是农民的一分为二。我们无产阶级也要一分为二，无产阶级也有先进和落后。党也是这种情形，党内也有一分为二的问题。

阶级一分为二、形势一分为二，工作的成绩和缺点、正确和错误一分为二。这三个问题恐怕是比较普遍的问题。这是我们整个历史上一直到现在比较普遍的问题。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这几个方面是对我们的工作到处都有影响的，所以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是不是着重在这三个方面来坚持。

第三条，关于如何进行一分为二的问题

有人说，有些问题好像不好一分为二。比如;最反动的人物怎样一分为二?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好解答。毛主席就经常对最反动的人物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看。最显著的就是讲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这就是一分为二。如果希望对帝国主义像对我们自己一样来分，就不可能。我们自己内部一分为二，一般是这样分，就是我们有先进思想，也有一些落后的思想;有一部分人比较先进，有一部分人比较落后。就一个同志来说，既有无产阶级思想，也往往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有先进的方面，也有落后影响的方面。这样一个两分法，如果用到反动派当然用不上了。

有人说有些事难分，我想就是因为又把一分为二公式化了。以为一分为二，就是分成绩和缺点、正确和错误。反动派是不是也有成绩和缺点呢?拿这个死的公式到处去用，就用不通了。把辩证法当成一个现成的公式，变成万金油，那就搞不通了。你说它包医百病，实际上有许多病就医不了。所以这里就有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一分为二要针对不同的情况，根据不同的情形用不同的分法。对不同的对象就有不同的分法，根据不同对象的特点实事求是地分。不能主观上决定一个公式，就按照这个公式去分。一分为二仅仅是一个方向，是一个普遍的方向，这叫矛盾的普遍性。

到处都是一分为二，但是，在分到反动派头上就不能用在我们自己内部的方法来分了。对帝国主义只能这样分：它又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在战略上是纸老虎，在战术上又可能是真老虎。并且对帝国主义的分法也不只是这一方面，毛主席单单就纸老虎问题就有两种分法。毛主席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这样讲;“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政权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9页)后来它的统治要没落了，那时候它才变成纸老虎。所以，对于统治的剥削阶级，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战略、战术的分法以外，还有一个历史的分法。它上台前后和它没落的时候也要一分为二。尽管它是剥削阶级，它在初上台的时候是真老虎，它是有真正作为的。等到它的政权要垮了的时候，就没有作 为了，就成纸老虎了。可是这个纸老虎在战术上可能还是真老虎。这又是一分为二。所以在纸老虎、真老虎的问题上，有两种分法：历史分法和战略、战术的分法，就是纵的分法和横的分法。

为什么有这样一些分法呢?因为对象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分了，不是我们主观上分的。毛主席这种主观上的分法，无非是经过调查研究把它的历史调查了，现状也调查了，然后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把它的情况如实反映到脑子里来。所以，两分法实际上是客观事物对立统一的反映。并不是主观上有那么一个公式，把反映的对象人为地分成两部分，而是按照事物的特殊情况正确地反映事物自己的对立面。

又比如说，帝国主义有两手，这也是一分为二。帝国主义是反动的，但是它的反动有两手：有暴力的一手，有和平的一手。这两手对蒋介石也适用。蒋介石从前对中国人民也有两手：暴力的一手;欺骗的一手。公开压迫的一手，笑脸欺骗人民的一手。同一个对象，它有各方面的对立面，所以你可以从各方面来一分为二。蒋介石对人民有欺骗和暴力的两手。对美帝国主义也有两手;又依靠美帝国主义，又和美帝国主义有矛盾。每一个走狗都有这样的特点。吴庭艳、朴正熙都是这样，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但又跟他的主子——美帝国主义有矛盾。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有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联蒋反美的。金门打炮就有这样的意义。隔日打炮，打一下拉一下。结果炮是打在美帝国主义身上。打炮单日双日分开，这也是一分为二。这样子作符合情况，符合需要。

所以，既要坚持一分为二，又要能够实事求是地注意事物特殊的性质。如果能够经常注意这样作，我们对待工作，对待斗争，就能够很好地处理问题。

就是对最反动的人也可以一分为二，不过只是分法和对革命人民的分法不同。

修正主义也可以一分为二：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坏蛋、是反动的、反革命的，但是他又是反面教员。这也是一分为二。

我们党是最幸福的。毛主席把辩证法用到了最高的程度。到处应用，无孔不入。这给我们很大教育，很多问题过去想不通，今天一分，就想通了。坏事可以变好事，从前谁敢这么想!反动派可以作反面教员，从前谁敢这么想!经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可以阅读【强烈建议收藏本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的思想精髓全在这里(万字长文)——编者注]一讲，我们就清楚了。

地主阶级要打倒，但要一个不杀，这也是一分为二。对地主和他的子女一分为二，对他的子女家属又要一分为二。对于被打倒了的地主又要限制他们，又要改造他们。要消灭他，但又不杀他。我们对剥削者采取改造的办法，这也是一分为二。剥削者是人民的敌人;但是在我们的政权下，剥削者又可以改造为一个劳动者。在他们统治的时代。他们不是劳动者。我们把他们打倒以后，在我们的统治下，一方面把他们看作剥削者，另一方面也要把他们改造成劳动者。

一切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最好的东西可以一分为二，因为即使是最好的东西，也不是就好到尽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可以一分为二，因为任何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既是绝对真理，又是相对真理，既是普遍真理，又是具体实践。列宁在列宁的时代，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峰，没有人能超过他。但是，列宁还是受到了限制，列宁的许多思想还要毛主席来发展。列宁是当时马克恩主义的最高峰，但并不是尽头，这也是一分为二。最好的东西可以一分为二，最坏的东西也可以一分为二。

总之，一分为二这是最普遍的宇宙规律，也是最普遍的方法。不能有任何例外。如果有例外，那就是我们主观上没有很好地理解，而不是客观事物本身有什么例外。这个问题要很好地、深刻地理解。不管什么样的客观事物都包含各不相同的方面，没有任何事物不由许多不同的方面组成。它的不同方面就是它的内部差异，差异就是矛盾。

一张纸也有两面，两面就是矛盾。我们用纸的时候总是用正面，不去用反面。而正面和反面又是互相排斥的作用。任何东西，它有它的各方面，它的各个方面都是形成一组一组的对立面。身体上有左手和右手、左腿和右腿、左眼和右眼。鼻子虽然是一个，但是有两个孔。它们都是一组一组的对立面，都是对称的。你找不到没有对称的东西，找不到没有对立面组成的东西。所以不要以为任何一件事情只有一个矛盾。一件事情它有许多方面，许多组矛盾。不过有些矛盾不重要，有些矛盾重要。

我们处理人的问题，主要抓思想问题，不是抓两只眼睛、一只鼻子的问题。在工作中、行动中，最主要的矛盾是思想问题。有些不是主要的矛盾，可以撇开不管，在日常生活里自己就可以解决了，没有什么大妨碍。在行动中，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矛盾，我们必须抓住。

列宁讲过，每一个事物都有许多方面、许多联系。这种说法是不是和对立统一规律有点不一致了?好像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好多方面。

对列宁这句话不能这样理解。列宁讲的是一个事物的内部有许多矛盾、有许多联系。人类有生理的矛盾，有社会的矛盾。要吃饭，就和饭有矛盾，要呼吸空气，就和空气有矛盾。但是人的生活主要是社会生活，主要是人和人的矛盾。有各个方面的矛盾，要研究各个方面的矛盾。生理学家要研究人和周围自然界的矛盾。

因此，矛盾是有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每一个个体内部的各个方面互相发生的矛盾和外部发生的联系又有外部的矛盾。所以研究这个矛盾要有全面性。凡是起作用的、重要的矛盾都要作全面的研究。我们讲要全面分析矛盾，不是指对每一件事情的所有矛盾都研究，而是对起主要作用的矛盾作全面的研究。

刚才我们讲的三类大矛盾，从历史到现在由于阶级和形势，成绩和缺点，正确和错误，这些矛盾随时都要注意。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研究了中日的民族矛盾以及中国和日本战争与地理条件的矛盾、研究了这些矛盾之后，还要研究国际关系的矛盾。内部矛盾就是进步与反动的矛盾。我们是真正进步的正义战争，日本是反动的战争。其他的地理条件，如中国是大国、日本是小国。这是说自然条件的矛盾关系。还有国际关系。我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日本就要逐渐孤立。这里研究了内外部矛盾。一分为二要作具体的分析，不是只分析一组矛盾，而是以一组矛盾为中心，它的主要联系也要研究。中日两国谁进步，谁反动的问题研究清楚了，然后研究这两个方面的地理条件，国际环境。这是外部联系。内部条件加外部联系，凡是起重要作用的都加以研究，这样把事情的规律就弄清楚了。

规律是什么东西?规律就是矛盾斗争的结果。矛盾的情况，斗争的情况又决定了事情发展的基本过程，这种基本过程就是规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过三个阶段，这是规律。这个规律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敌人是反动的，我们是进步的;敌小我大;敌人是会孤立的，我们是会得到援助、从这样一些矛盾的研究和综合得来的。矛盾弄清楚了，根据矛盾的斗争情况，就可以预见到事情是怎么样发展的，那是必然的。矛盾的情况不同，它的发展结果就不同。对立方面的力量对比、力量消长过程不同，事情的发展也会不同。敌我力量的对比会有变化。开始敌大我小，敌强我弱;以后会变成敌小我大，敌弱我强。这些就是经过了对矛盾的比较具体的分析，对主要起作用的矛盾进行具体分析，就可以得到的结果。

我们现在讲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也是因为帝国主义同我们的力量对比在现在总的说来是人民占优势。另外一方面，帝国主义它是要没落的。现在它比较强大，但是它越来越没落。这种矛盾情况综合起来，可以肯定战略上帝国主义要垮台。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最后消灭，这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规 律。这规律是从那儿来的呢?这是对敌人和人民两方面矛盾的具 体情况分析的结果。掌握了矛盾就能够掌握事情的本质，掌握事 情的规律。

一般的事物都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既要研究内部矛盾，也要研究外部矛盾。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是有相对的，有联系的。外部联系就是外部矛盾。在小的范围看来是外部矛盾，在更大的范围内看来又是内部矛盾。例如，一个国家讲国际关系是外部联系，外部矛盾，但就整个世界讲，国际关系是世界内部的关系。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是有相对的。但是，内部矛盾对发展起根本性的作用，外部的矛盾对发展起次要的决定作用。决定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条件。这个原则也是毛主席在《矛盾论》里的一个贡献。

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外部矛盾能不能起决定作用?是不是只有内部矛盾才起决定作用?

我看这问题可以这样答复。这里面没有什么内外哪一方面不起决定作用的问题。外部矛盾也起一定的决定作用，是条件就起决定作用，不然就不叫条件。还有，我们经常这样讲，事物的发展决定于什么条件，条件就是一种原因，原因对结果总是起决定作用的。相信原因能产生结果，这种思想叫作决定论。相信因果，关系的，相信科学上肯定的因果关系叫因果论。所以说，凡是原因对结果都起决定作用。外因既然是原因，也起决定作用，和内因一样，内因也是原因，也起决定作用。所以，问题不是哪一方面起决定作用和不起决定作用的问题，问题是内因起什么样的决作用，外因起什么样的决定作用。《矛盾论》里没有讲外因就不起决定作用，《矛盾论》里只是说，内因起主要的决定作用。外因也不是说就不起任何决定作用。不过，外因不能起主要决定作用，最根本的决定作用是内因。

所以，要研究事物的发展，首先要把内部矛盾研究清楚。要研究一个国家的发展，首先把内部的阶级矛盾认清楚。中日战争，为什么毛主席能够断定中国人民一定胜利?胜利的根据在什么地方?《论持久战》里讲我们胜利的根据是：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全国人民起来反对反动派、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首先是一国内部，它是进步的。内部运动的斗争里，进步的力量占优势，进步的力量占主导。所以，它就成为我们最后胜利的根据。

这就是说，内因是第一位的，最根本的原因。外因是第二位的，这些原因在一定的范围内起决定作用。所谓一定范围内，就是说，它不能对事物根本发展方向起决定作用，而只能对事物发展的快慢、速度、规模起决定作用。事物或事情最后得到什么结果，不决定于外因，而决定于内因。

分析事物各种内外矛盾的时候，要着重抓内部矛盾、着重抓内因。关于这个问题，附带着简单地解释一个具体问题。

有人问：为什么教条主义是“五四”运动的反动?这种现象在哲学上、在实践上怎样解释?

这解释还是很简单，就是把“五四”运动一分为二。五四运动是一个进步的运动，但是这个进步运动有它反面的东西。“五四”运动本来想打破封建的教条，根据中国的情况了解中国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在打破封建教条，学习西方，也学习苏联的时候，又出现了新的教条。它一方面是前进的运动，但前进运动中又有落后的方面。这前进和落后两个方面，反映了“五四”运动本身有阶级斗争。同样是反封建，但有资产阶级反封建，有无产阶级反封建;有陈独秀代表的反封建，有胡适为代表的反封建，这是一分为二。同样是反封建，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李大钊，还有一个是胡适，这里面又有一分为二。胡适带来了洋教条，陈独秀开始带来了我们的新的教条主义。陈独秀还说不上是完全的教条主义，但是有一些学托洛茨基。学托洛茨基是教条主义。许多问题都是一分为二可以解决的。

思维与存在也是对立的统一。思维与存在是对立的，因为思维经常脱离存在。我们说它是对立的统一，就是说思维能够反映存在。但是，这个反映是有条件的。要参加实践，而且要参加革命的实践，要在实践当中进行调查研究。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说明一下。就是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性是相对的。这个问题，有时候说道理越说越不通，这问题是相当普遍的、常常有的，这个问题不如简单地说一下容易了解。

最简单的说法是这样：因为它是对立面，对立面当然都是互相排斥的。既然叫对立面就互相排斥，不然怎么叫对立面呢?所 以对立面互相排斥是无条件的。因为它本质上是对立的东西，本性就互相对立。所以，它的相互排斥的作用，是没有什么条件的，是绝对的。既然对立面是互相排斥，要把它们联系起来，没有条件当然不行。没有条件怎么能联系起来昵?这就是统一性。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利益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的，是没有条件的。资产阶级要剥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要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这个对立是没有条件的。那么这两个阶级既然是根本对立的，所以要联系起来非有一定的条件不可。条件有各种各样，历史上的条件也是这样。资产阶级要掌握暴力，掌握国家政权来压制工人阶级，要在这种条件下他才能在一个社会里联系起来。资产阶级如果没有暴力作保证，它的统治就保持不了，统治也就维持不下去了。那么无产阶级怎么能够和它在一个社会里存在呢?这是有条件的。既然是有条件的，所以也是暂时的，这种条件能够维持也是暂时的。这个条件如果消失，它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在我们国家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性，是在另外一种条件下的另外一种统一性。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接受改造，这样就有统一性。它不接受改造就没有统一性。如果资产阶级坚持不接受改造，就要被消灭，就要被镇压。根据事物的本性，根据逻辑，自然可以得到这一点。

事物的本性就是对立的，就是斗争。所谓斗争就是互相排斥。相联系起来，总要有一定的条件。要使对立面联系起来，就要有一定的条件。发展主要是靠斗争。有时候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也需要把某种对立面联系起来。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时候，有时候需要联合资产阶级，需要这种统一性。为了斗争，需要统一性。为了斗争既然需要这样统一性，那么就要寻找建立统一性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你要有一个适当的政策，这个政策既要保证我们的领导地位和独立地位，不去投降敌人，投降就不是联合了;又要保证资产阶级能够接受，使资产阶级也觉得它的利益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失。还要加上为了坚持这个政策，跟资产阶级进行某些必要的人民内部的斗争。要用适当的斗争方法，不是对抗性的，又能够保证我们的领导，又能保证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的政策。为了加强坚持这个政策进行斗争。这种条件找到了，统一战线就找到了，对立的联系能够找到，对立的统一性就可以找到了。有了这种统一性，就可以帮助我们壮大力量，进行斗争。有许多对立面是我们需要它联系起来，需要它有正确的、鲜明的统一性。这些统一性都是有条件的。

比如工业和农业。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工业和农业并举。使工业和农业能够很好地保持统一性。为了使工业和农业能够保持统一性，我们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来摸索这个条件。斯大林曾经摸索了一下，没有摸准。摸到一个叫做优先发展重工业，结果是片面的。现在赫鲁晓夫也很想着重发展农业，反把工业削弱了。毛主席在1953年提出工农业并举。这个并举提出了一个原则，要使这两个力量很好地联系起来。但是，那时候究竟怎样联系还是摸不清楚。所以，从1953年以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总是搞得不好，总是工业和农业有些矛盾，或是太偏重农业，或是太偏重工业。恐怕前几年主要还是太偏重工业了，恐怕是有点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太偏重工业就使得工业和农业的统一性不能很好地掌握和建立起来。这就是说，没有找到这个好的条件。为了找这个条件，从1953年毛主席提出并举的原则。也是经过很多实践和认识的反复。到1959年，毛主席才开始提出来以农业为基础。毛主席的这个思想实际上很早就有了，但是作为一个原则提出来好像是在1959年(是不是?我记错了，大家可以纠正)。然后，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这个原则找到了，然后按照这个原则在许多工作上努力再调整。这样，我们就能够基本上把工农业的对立统一规律掌握了。

世界上的矛盾有两类：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一类是要把矛盾的一个方面消灭了，矛盾才能解决。比如说，革命与反革命，正确与错误。这种矛盾，是要把反革命消灭了，矛盾才能解决，把错误消灭了，矛盾才能解决。这种对立面是不能两立的，互相排斥的。这类矛盾多半是指新生和腐朽，这是一类性质的矛盾。

还有一类矛盾，它是前进道路上，前进事物中的相互关系。比如：工业和农业是我们社会主义进步事业内部的两个部分，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革命的领导和革命的群众都是进步的、革命的，但是，仍有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类矛盾的解决不是消灭一个方面的问题。恰恰相反，是要使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很好地结合起来。但是这种结合是有条件的。

比如，领导和群众。首先要有一个条件，就是领导没有官僚主义。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够结合。而官僚主义很容易产生，因此矛盾经常出现，互相排斥也是经常有的。要建立统一性就必须很好地把这个联系建立起来，就要经常地努力把这个条件掌握起来。工业和农业就需要掌握一个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原则。在思想上要常有这个原则，还要在实践上采取具体办法能够贯彻这个原则，然后才能够很好地建立起来联系。就是建立起来了这种联系以后，也不是说能够绝对一劳永逸的，建立以后又会脱离。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也是这样，一个时候领导和群众结合，问题解决了。过一个时候，可能领导又犯了官僚主义，或者群众里有极端民主，就又会脱离。任何一种矛盾，它的对立面要变成统一性，都是有条件的。

关于《矛盾论》的问题，我想就讲这些问题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