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进同志（九）——北京和莫斯科（上）

选自《李进同志》，本篇约1.5万字，分为上下二载。

他们躲藏起来，承受着痛苦；

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一切；

绷带遮住了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地方，

他们对世界的认知仅限于那些仪器给予的治疗。

—— W.H.奥登，《外科病房》

李进以个人经历和全球视野两个角度，重构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段她频繁往返于北京和莫斯科的岁月。她从这个独特的视角，敏锐地洞察到了政治潮流的细微之处。在医学上的不同观点，影响了苏联医生为她准备的医学报告，也影响了她的未来；苏联国内骇人听闻的修正主义理论可能冲击中国的革命理论；中国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冲突日渐紧张，那些苏联领导人在宴会上的表现令人憎恶，不守信用；而且苏联一怒之下撤走了中国急需的技术人才和设备，最终导致了两国关系的破裂。

这样的剧变加剧了她内心的焦虑。目睹雄心勃勃的男人们之间的竞争、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分歧以及难以预测的权力冲突，她难免会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狡猾的苏联人会不会把毛主席的妻子当作人质？贺子珍同志在苏联度过多年精神病患的生活，最终被送回中国的精神病院，这难道不是一个可怕的相似之处吗？她会不会被另一个中国妻子所取代？这些可能性无穷无尽，令人难以想象。

与此前在农村独自探索，以及之后投身文化大革命的岁月不同，李进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主要总结为对毛主席在内政外交上重要政策的深刻理解。毫不奇怪，在她看来，毛主席和其他同志的行动对当时六亿人民所产生的影响，正变得日益清晰。她对国家状况的关注，与她对自身健康的关注一样，始终是她心头的重中之重。

与此前独自在农村的探索岁月以及日后投身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不同，李进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视为一个以深刻理解毛主席内政与外交重大政策为核心的阶段。毫不意外，在她的叙述中，毛主席与其他同志的行动对当时六亿人民产生的深远影响正日益凸显。她对国家局势的关注，与对个人健康的关切一样，始终占据着心头的重要位置。

一

李进接着讲述了1951年冬天的故事。从华中地区回到北京后，“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以改进国家日益壮大的干部队伍的工作作风）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中。在圆满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婚姻法的实践工作后，回到首都后，她又恢复了那里的生活，而她近期的工作也得到了组织的认可，被委以新的重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的负责人。然而，这项行政工作比她预想得更加繁重和紧张，导致她的疾病加重。她再次开始发高烧，肝部旧疾也再次发作。

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以及一些她知道的对她参与权力行使心怀不满的人，以她健康状况不佳为由，建议她辞去秘书处处长的职务，以便静养。她就这些“建议”（从她的语气来看，显然是不受欢迎的）向毛主席提出了疑问。毛主席当时表面上似乎同意了他们的建议。但在毛主席的调和下，那些人似乎也理解了她强烈的工作意愿。在1951年年底，她不仅辞去了处长的职位，还辞去了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和中苏友好协会的会员职务。从那时起，她只担任一个职务：主席的秘书。但就连这唯一的工作在决定她去莫斯科再次治疗时也被迫放弃了。想到要再次离家，她感到非常苦闷，于是就一直拖延到1951年冬才动身前往苏联。因为那时候，由于三反运动也波及到城市医院，国内医疗服务的混乱状况使她别无选择，只能出国接受治疗。

李进关于莫斯科的记忆，几乎完全由一场病痛的折磨所构成。因肝脏剧烈疼痛，她在苏联被迫接受手术，医生探查了肝脏，却未能缓解胆囊中液体的积聚。手术过程中，医生提取样本作诊断，并实施了一些治疗。此后，她又被送往南方的雅尔塔，在那里饱受折磨（她如今对那里的奢华环境与社交场面已毫无印象）。为退高烧，她被反复注射大剂量青霉素——每次高达两千万单位。然而如此频繁而猛烈的用药只令病情更糟。她痛心疾首地责怪自己对病情毫无掌控，但抗议始终无济于事。

在雅尔塔沉闷的冬天里，她变得越来越思念家乡，但医生们不准她返回中国。她认为他们之所以想留下她，仅仅是出于没有治好她而感到羞愧。最终，他们将她送回了莫斯科，最初安置在一所相当普通的医院里。后来，幸运的是，她被转到了克里姆林宫内富丽堂皇的“宫殿医院”。她补充道，那里是专门为苏联高级官员保留的。

关于苏联，李进转而讲述了一件往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苏友好和文化交流是主旋律，当时北京最高的建筑是中苏友好馆，馆内设有一个剧院。尽管名为“友好”，这个场馆完全是用中国的钱建造的。与苏联断交后，中国人将这座建筑的名字改成了北京展览馆，并沿用至今。

斯大林逝世（1953年3月5日）的前一天，她在被转移到的一所郊区疗养院里，从广播中听到了他中风的消息。其他病患，大多是高级官员，因担忧他的逝世将对领导层结构及其自身前途产生影响，都紧盯着收音机。他逝世的庄严宣告，让所有住院者和工作人员都陷入了长达数天的巨大情感动荡之中。在那段特殊时期，她身边的两名俄籍警卫以及负责她的医生和护士，纷纷向她提出政治建议。他们认为，这位领袖的逝世如此重要，毛主席应该像其他世界领导人一样，前来莫斯科参加葬礼。李进坚定地告诉他们，这种重大的事情并不是个人的意愿所决定的，中国中央委员会将会作出具体决定。

斯大林葬礼当天，莫斯科气温降至零度以下。尽管主席未能亲临现场，但他特意发去了唁电。李进仍在接受重症监护，与其他病患一同在疗养院里默哀。她从窗边注视着葬礼队伍缓缓向红场行进。道路两旁的人群表现出极度的失控，这令她感到惊讶。他们“狂热”地拥挤、互相推搡。她指出，斯大林的失败之一，正是他没有在思想上让群众为他离世的那一天做好准备。她补充说，这与毛主席的判断不谋而合。

前来吊唁的各国领导人中，有捷克斯洛伐克“二月革命”的领导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以及波兰领导人博莱斯瓦夫·贝鲁特。他们来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之前身体都很好，但是没过多久也都去世了。她说，而且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和美国共产党主席威廉·Z·福斯特也是如此，尽管这存在一些事实错误，但她清楚地暗示，毛主席成功避开了斯大林葬礼上那致命的“传染”。

尽管她第二次访问苏联长达近一年，从1952年冬到1953年秋，但她几乎无法了解那个国家，因为所有中国人都被与苏联群众隔离开来。文化活动被排除在外，她也没有其他娱乐。她的读物仅限于中国外交信使送来的文件，人际接触也主要限于俄罗斯医生、护士和警卫。尽管他们似乎对金钱痴迷，她认为这些人大多是“好人”。

一位俄罗斯护士告诉她，著名作家和编辑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因版税和政府部长薪水而成为“百万富翁”，他的妻子戴着华丽的珠宝。李进注意到，那位护士自己也戴着珠宝，当被问及时，她回答说，珠宝不应以政治意义来评判，而仅仅是“习惯问题”。这位护士还听说，有人给苏联杂志《鳄鱼》写信，揭露了西蒙诺夫一家严重的拜金主义倾向。但这件事过于敏感且普遍存在，以至于《鳄鱼》不敢刊登这些信件。

在那片地区，她所接触的少数人中，金钱的力量让她感到困惑。她和随行人员打交道的政府官员，把收礼和小费视为理所当然的“日常服务”。显然，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然而，李进认为，根本责任在于领导层——他们未能提供足够的意识形态引导，以遏制人们的拜金主义倾向。

尽管到了1953年，中苏关系表面上仍然友好，她已能感受到潜藏的敌意与暗流。由于中俄之间的公开接触“官方上被禁止”，每当她鼓起勇气走上街头，她都小心翼翼、尽量保持低调。某天，她意外听到附近奏起了中国国歌。就在她心头涌起一丝欣慰之际，一位陌生的俄罗斯行人走上前，微笑着请求她代为向毛主席和其他中国领导同志致意。话音未落，一名安全人员立刻冲上前，狠狠抓住那人，将他拖走。那一瞬间，街头的空气似乎凝固，李进清楚地感到，政治环境的紧张与危险比她想象的更加无处不在。

李进继续说道，从文化习俗来看，50年代初的苏联，比大多数中国领导人当时所理解的，更倾向亲美亲欧。人们似乎仍受那些“贵族”风尚的影响——他们更喜欢讲法语而非俄语，故意模仿欧洲习惯，并极其注重个人仪表。她所居住的那些设备精良的医院和疗养院正是为这些贵族而设——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新政权的高官。无事可做的人，有些甚至会批评她穿着过于朴素，或者没有紧跟最新时尚潮流。

即便是普通民众，也比中国人更加注重款式与色彩。有一天，她从医院的窗户俯瞰街道时，看到一位妇女戴着鲜绿色的帽子，与其他衣物不协调；还有几位男士也戴着绿色帽子，甚至有人穿着全身绿色的服装。她向医院里的其他住院者谈及这一普遍现象，有人调侃道：“你不知道绿色是今年的流行色吗？”各种女性都在化妆，这令她反感，因为这并不革命。但她补充说，她从未对此多加评论。

渐渐地，一些病人注意到她穿的并非普通的医院病号服，而是剪裁和颜色稍有不同的款式，正好与她在街上看到的人们身上的绿色相同。于是她告诉大家，这件病号服是斯大林亲自定制的。据说他注意到医院发放的普通病号服对她来说太大，因为她比普通俄罗斯人身形纤细。他特意为她定制了一件自己最喜欢的绿色。她笑着说，不仅其他人羡慕这深绿色，更羡慕她的身材苗条。

李进在苏联仍在疗养期间，1953年6月15日，毛主席向政治局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她是通过外交信件得知的。然而，她直到当年深秋才获准回国。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即便是著名的苏联医生，也未能真正治愈她。回到北京后，她仍深受剧烈腹痛困扰，甚至无法行走。中国医生发现（而苏联专家此前忽略了）她的白细胞计数异常偏高。新检查显示，她的胆囊、肝脏和肾脏依然存在病变。

李进在谈及自己这些以及其他病史时，会不时向坐在后排的一两位医生确认细节。医生们大多赞同她的说法，有时还会补充说明。她继续讲道，她的肝脏肿大，肋骨下增厚约两指宽，这一状况部分通过抽取腹腔积液得以缓解。肝管炎症则通过特殊饮食有所减轻。漫长而复杂的病史让她意识到，有些医学无法根治的病症，靠饮食调理却可以得到改善。她满怀自信与权威，娓娓道来更多这些自家总结的养生妙方。

二

从1953年冬到1958年，李进回忆道，这是她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时期，因为她大部分时间卧病在床。急性病痛时而袭来，时而缓解。在这五年里，她还有两次前往苏联的医疗之行，后来她也提及过这些经历。

1953年冬，她的“办公室”就是中南海的卧室，办公桌是一张斜靠的床，用被子挡住冬日的寒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所完成的工作超过了前一整年的总和。她广泛阅读，重点关注“我们主要与阶级敌人进行政治斗争”，即“社会主义者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通过来信、新书以及她自己的藏书，她挑选出资料供主席阅读，并指出她认为最关键的问题。当毛主席坐在她床边时，她为他朗读报纸和电报，并让他大致了解最新动向。她还撰写自己的报告，并调查一些尚不熟悉的问题。

1954年2月，她仍卧病在床之际，一些长期秘密调查的地方性动乱公开爆发。在2月6日至10日召开的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自解放以来一直主导东北和华东局的高岗、饶漱石被正式揭露为反党集团。在全会期间，会议通过了加强党内团结的决议。李进补充说，她和毛主席直到不久前才发现林彪曾经是高饶集团的一员。虽然当时林彪未被揭露，但他们现在掌握了确凿证据。

同年2月，资产阶级左派作家胡风发表了一篇超过30万字的上书，公开攻击共产党。此举立即引发各方面的“狂热攻击”。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阿陇、路翎和舒芜等纷纷公开揭发胡风（主要是他们之间的内部信件）。李进几乎每封信都细读过，但因久病，她未能读完毛主席的所有评论。随后几个月，毛主席将评论整理成文章，并在1955年5至6月发动了反击：

“胡风的一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一篇“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封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的一模一样吗？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成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接受党的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胡风反革命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政府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到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政府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她对中苏决裂的理解，并非着眼于政策层面的得失——毕竟在1954至1955年间，她并未直接参与决策——而是更敏锐地感受到高层之间礼节上的失礼与政治人物的倔强争斗。每当病情稍有好转，可以外出活动时，她便格外留意那些往返穿梭的苏联首脑们。他们来访本是大事，却日益显得冷淡、无果，甚至带着明显的敌意。

赫鲁晓夫——那个至死都未曾在本国接待过她的人——据她回忆，三度踏足中国。第一次是在1954年9月29日至10月2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五周年。第二次是1958年7月30日至8月3日，却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她至今都想不起正式的名目。第三次，则是1959年9月30日至10月4日，为了十周年国庆而来——但那次出现，非但不合时宜，反而充满尴尬与不快。

她唯一一次与赫鲁晓夫相遇，是1954年。那年她尚能登上天安门城楼，与诸位领导一道，检阅庆典的游行、烟花与人潮。周恩来体察周到，正准备将她介绍给赫鲁晓夫。就在那一瞬间，毛主席察觉到这一幕，突然站起，径直走到她身边——这在公开场合极为罕见——毫不犹豫地挽着她走下城楼两侧的甬道。两人并肩，在远离人群的地方静静观赏烟花。她把这段记忆珍藏在心底。

“这一举动意义非凡。”她后来解释说。毛主席当场拒绝介绍，正是因为早在1954年起，他便鄙视赫鲁晓夫的粗鄙与无礼。赫鲁晓夫私下嘲讽中国共产党是“爱国党”、“小孩子党”；1959年，他赴美，在联合国大会上脱鞋捶桌，丑态毕露；不久又到北京，在宴席间讥笑他们是“好斗的公鸡”。这些轻浮下作的举动，成了他们最深刻的记忆。

而在她缓慢康复的同一时期，国内政局亦在悄然变化。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隆重开幕。毛主席发表了讲话，明确提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次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正式通过。

与此同时，五年前颁布的《土地改革法》已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毛主席再次把目光转向农村的巨大难题，判断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推动新的组织形式——合作化。他主张农民从半社会主义合作社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合作社，每个成员的分配完全依据劳动贡献。要点燃群众对这一艰巨转变的热情，首先必须教育基层干部，教会他们如何实现这样的飞跃。1955年7月31日，他在省、市、地三级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出重要讲话，阐释合作化的复杂问题。当场，他直面刘XX等人所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阻力，并予以坚决驳斥。这一次的较量，注定会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远的影响〔注：“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总是埋怨别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和合作化高潮已经在一些地方出现，很快会席卷全国。这是一场包括农村5亿人口的宏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它有着巨大的世界性意义。”（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北京，1956）〕。

为争取人们支持合作社运动，毛主席在1955年9月〔注：同月，李进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农业要解决人民吃饭问题”发表在《实践》杂志（1955年9月10日）。她的文章鼓励实行粮食配给。她用数字分析了配给要建立在个人需要上并根据不同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的需求。〕着手准备《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出版。他为最初三卷写了前言和其中100多篇文章的注释，书中收录的文章都是从全国合作社运动的参与者中征集来的，此时合作社运动势头正如火如荼。1955年10月4日至11日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扩大会议上，主席分发了书中收录的文章，其实在此之前已发给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代表了，主席还号召征集更多文章。

收到更多文章后，12月底主席重新写序、定稿。李进说，“尤其是这篇名叫《党委书记带头，全体党员共同推进合作化》的文章是主席最喜欢的一篇。他在序中表扬了王国藩合作社，河北省遵化县的‘棒子社’，王国藩合作社在3年里从组织形式到生产方法都展示了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

《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在国家领导和经济计划的关键时刻出现，可被看作“两条路线斗争”的证据。主席为何编撰这样一本书呢？李进解释说：“序言中确实批判了刘XX所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及其实践倾向，主席当时并没有点名。”

1956年1月25日，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交了1956年和1957年全国农业生产的14点计划。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主席的评论《论无产阶级专权的历史经验》，接着在12月29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同一标题的另一篇评论，这两篇评论都非常著名，李进说，1958年4月25日至28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讲了有关中国管治的《论十大关系》。

1956年，右派主导的北京，文化事务突然上升到了国际斗争的层面。面对来自东欧知识分子反共行动的挑战，以及其可能对中国共产党国内权威造成的削弱，毛主席于5月2日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发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示，鼓励言论自由，甚至允许对共产党的批评。在9月15日至20日召开的第八届全国党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毛主席的讲话更是预示着一场运动的到来。

匈牙利右派“裴多菲俱乐部”反共行动的消息会不会削弱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权威？为了应付这一危机，主席召开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1956年5月2日），并发出“百花放，百家争鸣”的指示（号召言论自由，包括批评共产党的自由）。9月15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八届全国党代表大会上，主席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发出信号，一场运动将要来临。她说：国内阶级敌人开始与苏联修正主义者相呼应。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激发国内阶级敌人为各种西方谬论和反革命观点辩护。百花齐放运动中很快出现大量此类文章、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其中最恶毒的包括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1956年冬天，钟惦棐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电影的锣鼓》（指社会主义电影缺乏票房价值），激起愤怒的声讨。然后，1957年2月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费孝通发表了一篇名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文章。

这些险恶的文章在“1957年3月对党发动的全面进攻”中万箭齐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起的攻击出现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各种媒体上。主席对此进行了回应，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论止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并于1957年6月18日用同样的标题刊登出来。其目的是要强化阶级分析，为回击近几个月来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做准备。

1957年3月12日，主席在全国宣传会议上讲话，后来以小册子形式公开。然后，在资产阶级右派发动反党进攻后，1957年4月27日党中央正式宣布发动针对他们的反右运动。5月，主席下达《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指示。6月8日讲话又介绍了未来“社会主义教育”的主题。《人民日报》在当天和10日刊登了主席的评论《这是为什么？》。这些评论是对右派反攻的开端，此后主席还写了一篇文章《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使反攻扩大到全国范围。

她继续说：国际社会也能看见反右运动的热潮。运动发生的原因不单单出现在中国，上一年发生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动摇了社会主义世界，也是原因之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发表了“六二六报告”，向成千人解释反右运动与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之间的联系。周总理反驳一些外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无耻谬论，这些外国党在中国国内的反映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党叛乱。报告后，毛主席处理了国内主要反对派别。1957年7月1日，主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

最坏的情况过去后，李进和毛主席前往南京召开一系列会议，但炎热的天气让人热得实在受不了，他们只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北上去了青岛。那里的天气也很可怕。包括她在内的每个人都感冒了。主席担心她的健康，坚持把她送回北京了。

主席离开青岛前，总结了1957年夏季之前的情况，提出了反右运动的理论基础，草拟了将反右运动转为全国性运动的策略。8月8日，中央委员会正式确立了李进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5天后，这一运动和反右运动一起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群众反应是很迅速的，在他们工作的地方、路过的地方都贴满了大字报。媒体的主要内容也是在阐述主席讲话的意义。首先在城市燃起的争论之火蔓延到农村，“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1957年底，毛主席首次在国内的文艺界取得了优势，但这并不包括电影。电影制作依旧延续着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精神，尽管当时的历史背景早已被遗忘。她认为，最糟糕的电影（尽管这些电影广受欢迎）包括夏衍的《林家铺子》（1959年）和《不夜城》（1958年）。但直到文革，她才与这些电影的制作人做出清算。她对这些影片深感厌恶，因为“在政治上，它们试图通过颂扬阶级敌人来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它们企图建立资本主义企业，复辟私人经济，破坏集体经济。”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