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进同志（八）——隐姓埋名（下）

（接上）李进同志（七）——隐姓埋名（上）

     李进同志（六）——北京之路（下）

     李进同志（五）——北京之路（上）

     李进同志（四）

     李进同志（三）

     李进同志（二）

     李进同志（一）邂逅

四

为了彻底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在武训问题上的混乱思想这一个目的，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调查团是由下列十三个人组成的：袁水拍（人民日报社），钟惦斐，李进（中央文化部），冯毅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宇光，杨近仁（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王燕飞（平原省文联），陈蕴山（平原日报社），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段俊卿，赵安邦（中共堂邑县委），赵国璧（中共临清镇委宣传部），韩波（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此外，尚有堂邑、临清、馆陶的许多县、镇、区、村的干部同志参加了这个调查工作。假如没有这些同志帮助，我们的调查工作是很难完成的。根据调查的材料执笔写成本文的，是袁水拍、钟惦斐、李进三人。

我们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先后进行了二十几天的工作调查了五部分材料：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二、武训的为人；三、武训学校的性质；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五、武训的土地剥削。

——江青《武训历史调查记》（1951年7月23）

1951年和1952年，主席忙于处理其他事务，无暇观看和评价太多电影，而李进也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工作，无法时时跟在他身边。她认为电影批判只是其“真正工作”的一部分，而她的主要任务是运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划分地主和资产阶级是在土地改革时期必须完成的任务。她尖锐地指出，当时她的很多建议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尽管如此，在那几年里，她两次深入农村，每次都微服私访。虽然少数领导同志认出她是李进，但对当地群众而言，她就是李进——她的原名。这两次下乡都与土地改革问题紧密相关。第一次持续了八个月，是对十九世纪臭名昭著的“乞丐出身的教育家”武训的历史背景进行调查；第二次则是为期三个月的土地改革工作。

当电影《武训传》于1950年12月首次上映时，李进立即察觉到了其背后蕴含的危险。她开始撰写一份初步报告，并发表了一篇总结文章。她以一种警醒的口吻说，文章一经发表，“敌人就被解除了武装”，这部电影也立即被撤回。此后，它只会在特定场合选择性放映，绝不再允许毒害广大群众。然而，那篇文章仅仅是她艰苦调查的开端。

从表面上看，李进没有详细阐述的武训传说，似乎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儒家成功故事。武训实现了从贫困群众到统治阶级的惊人社会跃迁。一个多世纪以来，他如何做到这一点，一直引发着思想界的分析。而李进是第一个对这种思潮进行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人。

尽管李进在此次向我讲述之前，她对“武训事件”的介入并未公之于众，但武训的传说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简单来说，武训生于1838年，是山东省堂邑县武庄村一个贫苦家庭的最小的孩子。父母早逝，他不得不靠乞讨为生。但他没有将讨来的钱花掉，而是尽可能地存下来。他将自己讨来的铜钱视为资本，将其存入地主和高利贷者那里以获取利息，最终自己也投身于土地投机。到了五十岁那年，他实现了自己一生的抱负，效仿清朝的社会上层人士：以自己的名义创办了一所学校，为穷人家的孩子提供免费教育。他的第一所学校建在家乡附近的柳林镇，第二所于1889年建于冠陶县，第三所则在他去世那年建于临清镇，三所学校都在山东省。

人们对武训这个特殊案例的反应各不相同。旧的统治阶级因一个穷人渴望效仿他们——地主和乡绅——而感到受用。改良主义者则赞扬他推动穷人教育，认为这既有儒家思想的内涵，也带有民主的意味。

正是这一关键时刻，李进挺身而出，而其他同志最初则反应迟缓。她指出，继续尊崇武训的模式是危险的，因为他的行为完全背离了当时国家的历史使命：推翻地主阶级、埋葬儒家思想，并驳斥了改良主义（从共产党的视角看，这等同于修正主义，例如刘XX的观点）所宣扬的“教育可以消除阶级矛盾”并通往社会和政治成功的谬论。在她的深刻洞见中，武训背叛了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与儒家思想同流合污，并在他的实践中推行了封建奴隶主义那一套。

李进对武训传说的兴趣，始于作为其最现代体现的电影版。当周扬和夏衍主持完成这部由中国电影制片厂在解放前启动（并由留美导演孙瑜执导）的影片时，她敏锐地察觉到了其路线问题，并提出了反对。然而，当时没有人认真对待她的话。

尽管她缺乏权力去阻止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制作影片，但她坚定地要求必须有人撰写一篇批判文章，来揭示其改良主义的本质。为此，她约见了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并向他提出了这一建议。周扬轻蔑地嘲笑了这个想法，并对她说：“一点点改良主义，我还是能容忍的。”

“那你去搞你的改良主义吧！”李进向他怒吼道，随后在他面前摔门而去，返回了自己的住处。

在孤军奋战的情况下，她开始准备自己的论据。首先，她搜集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武训背景的材料，然后起草了一份立场文件。她说，在那些日子里，一些“资深的老同志”（她没有点名）仍然在赞扬武训。而她，是唯一一个在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兼顾并反驳了对立观点的同志。

不久后，她邀请了陈伯达和胡乔木这两位备受信赖的思想家来到她的公寓，讨论武训案。她向他们敏锐地揭示了这部电影在意识形态上的危险性，特别是它美化地主阶级的形象，并过度吹捧教育是通往社会成功的阶梯。她指出，这些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对无数观众产生负面影响。

周扬很快就听到了风声，得知了李进正在做的事情、她会见的人以及她委托撰写的文章。他开始制造各种困难，试图阻挠她的工作，迫使她决定是继续在北京推进此事，还是离开去别处。

于是，1951年春末，她准备前往武训的故乡鲁西，去追溯武训传说的根源。由于她和武训都出生在山东的同一个地区，她对当地方言没有任何困难——这是她进行调查的一大优势。开始主席并不赞成她去，主要是害怕因主席妻子的身份而让她陷入危险之中，所以李进最后决定以李进的身份前往。她相信，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人会记得她的乳名，她也能因此享受更大的行动自由。

她自豪地说，她是第一位亲自前往那里，开展原创性调查工作的领导同志。

周扬得知她的计划后，便以“协助”为名，派出了自己的秘书钟惦棐。《人民日报》也派出记者袁水拍，负责向北京汇报他们的调查。调查初期，李进对钟惦棐和袁水拍还算信任。但很快，她就意识到钟惦棐不过是一个被派来破坏她计划的“右派”。

三人及其随行人员乘火车前往山东西部。在堂邑县，他们换乘了一辆吉普车。气候的突然变化让他们都患上了感冒，眼鼻不断流淌。她用青霉素片剂治疗自己的喉咙痛。感冒尚可忍受，但最令她无法容忍的是，这些本应协助她调查的人，竟然极不情愿听从她的指导。她凭着坚定的毅力，最终才使他们转变了态度。

在堂邑县城，他们见到了当地县委书记段君清，他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武训模式的倡导者。由于段君清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他们立即就武训所代表的模式展开了激烈辩论。李进试图说服他，“如果继续尊崇这样一个人，最终将毁掉党和国家。”通过不懈的努力，段书记最终接受了她的观点，同意合作，并开始向她提供信息。

段书记向她透露，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个势力强大的当地地主一直在推崇武训文化，并安排她与这个地主的地下防御系统中的特务、“走狗”和士兵取得了联系。当她得知这个地主的儿子也牵涉其中时，她要求段书记对他进行一次特别调查，并将结果交给她。这个老地主甚至比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中臭名昭著的地主黄世仁还拥有更多的武装。一旦她掌握了这股庞大势力的运作动态，她便敏锐地意识到，还有更多像他这样的人潜伏在当地及其他地区，而他们都竭力保护着地主阶级腐朽的特权。

正当她的工作步入正轨时，另外两个调查组突然出现，一个来自河北省，另一个来自平原省。她不确定是谁委派了他们。原本应协助她的袁水拍等人，将这些调查组视为竞争对手，反对与他们共享信息。但李进反对垄断情报。她乐于与他人分享她的发现，同时也希望发动当地的广大群众来收集关于地主阶级的情报。

她说到，在整个调查工作中，他们都严格遵循了毛主席关于科学调查的指示。还在北京时，她就通过研读山东方志和历史来为自己做足了准备；到了山东后，她继续深入研究，并通过采访当地众多居民来补充资料。对于武训的姓名、年龄、职业和各种回忆，她都一丝不苟地做了详细记录。渐渐地，武训生平的历史背景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李进让袁水拍前往临清县展开调查，几天后打电话来，称他没有发现任何关于武训与地主阶级之间关联的新线索。对此，李进果断地指示他加倍努力，随后她亲自赶到临清，接管了调查工作。

她以李进的身份——她的伪装完美无缺——向镇上和县里的党委会成员们做了极富说服力的演讲，揭示了“武训精神”的邪恶本质。她的言辞震撼人心，这些同志们深受触动，决心加入她的项目，一同追溯原始历史真相。

她指示钟惦棐和袁水拍继续留在临清，而她自己则转战到附近的冠县。在那里，她继续深入探寻武训传说的其他方面，进行了长达数周的调查。

调查从夏天持续到初秋。这段时间里风餐露宿也让她那不太健康的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在任何情况下都岌岌可危。她时不时会感到头晕，但她坚持下去的决心从未动摇。

有一天，袁水拍从临清打来电话，说他发现了一本土地契约，上面赫然写着武训的名字，证明他就是土地所有者。李进兴奋不已，因为这找到了武训是地主阶级的物证。她立刻让袁水拍将这本契约带到冠县。他们拍下照片，并将一份副本送给了正在北京关注他们调查的历史学家郭沫若。

当李进重新构建武训所处的生活环境时，她敏锐地感知到他内心深处所谓的深刻悲伤和幻灭感——这些主观状态是之前那些溢美之词的记载从未传达过的。在重构他的社会上层人士的过程中，他们发现武训沉溺于女色，并拥有了几位小妾。她们中的一位在他们调查时仍然健在，并愿意接受采访，这为李进的调查提供了关键线索。

为了深入理解武训的行为动机，李进的团队不仅努力追溯他的阶级出身，更着力于揭示他后半生的阶级归属。尽管出身贫苦，他最终却沦为了“地主阶级的忠实走狗”。他们还力求将他置于其时代背景下进行审视。例如，他于1888年在柳林镇创办了第一所学校，当时柳林已是全国最繁华的城镇之一。

然而，当地那些美化他慈善事业的虔诚传说，所掩盖的是19世纪中期大规模动荡时期，该地区数千名农民奋起反抗的历史事实。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在武训倒退的人生轨迹中，丝毫没有得到反映。柳林本地人，土匪将军宋景诗，就是当地农民起义的一位杰出领袖。此外，黑旗军也曾在此地活跃。太平天国领袖李开芳也曾率部经过此地，但太平军拒绝支持当地的农民起义——他们竟然只赞扬地主阶级！而武训也从未参与任何农民起义。而如今的传记总是用最谄媚的词语来刻画他，这与他最初的声名相去甚远。李进的团队深入群众，发掘真相。他们采访的一些老农民，还记得他曾有一个绰号叫“武都牟”，这是因为他令人作呕的外貌——口水流淌，象征着他的贪婪。这些来自人民的朴素记忆，有力地驳斥了官方的谎言，为李进的调查提供了坚实的阶级立场。

在李进看来，武训最深刻的错误在于，他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形式主义的教育上。他天真地以为，只要身边多建几所学校，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然而，李进亲自对柳林学校的记录进行调查后发现，虽然他的学校号称免费，但根本不向最贫穷的人开放。只有一些中农的子女可以入学，而贫农和雇农的孩子则被排除在外。因此，只有中农的儿子们能够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从而改变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些事实被统治阶级的辩护士们故意忽视了。武训死后，柳林镇的最高官员出于私利，为了纪念他，将他创立的学校改名为“武训中学”，并以他的名义树立了其他华而不实的纪念碑。

在山东为期八个月的调查中，她准备了一系列报告，随后呈交给主席审阅。主席亲自对她的每一篇文章都进行了修改。她补充道，事实上，有些关于武训的文章甚至完全出自主席之手。

在调查进行期间，《人民日报》每天都刊登他们的报告。为了确保报道源源不断，她的团队以极快的速度采访了许多记忆能追溯到19世纪末的老人。他们既单独走访，也频繁召开群众会议。要让这些老人开口并非易事。到1951年，武训学校的幸存者都已年逾七十，有的甚至超过百岁。其中一些思想尚未被革命触及的老人，甚至对调查者的动机表示怀疑。他们指责李进和她的同志们追究“改良主义”问题，仅仅是因为他们属于“更高的阶级”，所以看不起他们。（她提到，自己曾被误认为是改良主义者，对此感到忍俊不禁。）她接着严肃地说，在他们的报告发表并广泛传播后，一些从未动摇过对武训忠诚的老人感到羞愧难当。同样，那些曾经吹捧武训榜样的在位领导也颜面扫地。就连当初极力反对她揭穿武训谎言的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最终也被迫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说法，做出公开检讨。

五

1951年9月初，在圆满完成武训案的调查后，李进返回北京。她心中充满革命激情，决定第二次回到农村，投身于当时正处于高潮的土地改革运动。主席对她近期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这一次坚决支持了她的决定。然而，一些人继续反对她与群众进行直接接触。周扬，此时仍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在党内高层中煽动了一场“大斗争”，试图阻止她下乡。最终，她取得了胜利，加入了一个包括李先念在内的领导小组。他们乘火车前往长江沿岸的大型工业中心武汉。然而，当火车驶入武汉车站时，李进突然被命令带着她的警卫下车，而其他人则继续前往农村腹地。这种公然的排斥令她无比愤怒，但面对敌人的阴谋，她暂时无能为力。

她真诚地希望以正常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但却处处受挫。她的工作小组的组成——除了她之外全是警卫员——非常奇怪。根据上级指示，她的小组不得离开武汉郊区，她也不得住在农民中间，甚至不得接近他们——除非她强行破例。此外，那些不想让她的真实身份为人所知的人迫使她再次隐姓埋名，以李进的身份工作。

李进的团队刚在武汉附近一个乡镇安顿下来，中南局党委就派来了一个警卫。这名警卫是个面目狰狞的女保镖，随身携带手枪，对李进的行踪进行跟踪，这严重妨碍了工作。有一次，李进要去一个农民家做客，刚坐下，那名女警卫就冷冷地说：“那农民病了！”李进看出这不过是想让她离开的计谋，于是把保镖赶了出去，私下继续采访。

还有一次，她想和一个刚编入民兵队的女放牛人打交道。两人刚一说话，那个女警卫就挡在两人中间。李进怒气冲冲地对她说：“你到底是我的下属还是我的领导？你要我脱离群众吗？”

李进继续说道，那个女人的伎俩可真是“花样百出”。她只能推断，是周扬——那个强烈反对她整个行动的人——指使这个女人搞这些小把戏。这个女人总是劝李进吃“更好的食物”。实际上，她是自己想吃得更好，并指望李进为她们俩点菜。这个女人最喜欢的是李进餐桌上永远不会出现的“油腻食物”。为了不让用餐情况失控，李进为她们的伙食设定了一个朴素的配额。这激怒了那个警卫，她便让自己的丈夫准备并送来特制的食物，直到她服务期满。

在整个过程中，这个女警卫始终没有得知李进同志的真实身份。只有李进自己从北京带来的警卫知道她的真实身份，而且这个秘密被严格保守着。她经常打交道的县农民协会主席，也不知道她是谁。虽然靠近武汉市，但这个地区在文化上非常落后，人口稀少。解放两年多后，土匪、强盗和“流氓团伙”仍然潜伏在广阔的水域沼泽中。尽管现在看来难以置信，但在国民党统治下，该地区曾被指定为“模范县”，以表彰其进步性。但现实中，该地区极端落后，群众顽固地抵制土地改革的动员。

她的警卫工作队在追捕剥削阶级成员时，发现他们不具备合法逮捕权。要拘留一个人，他们必须首先通过法律途径起诉，这非常繁琐。在整个服务期间，她的团队都严格遵循“只处理”那些已知是杀人犯的地主的政策。这表明，她的斗争是有原则、有纪律的，而非盲目滥杀。

李进说，毛主席和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在进行土地改革时，工作队应该集中精力处理“三座大山”（即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而她的团队也坚决遵循了这一方针。在农村，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封建地主阶级。但他们只惩办那些罪大恶极的杀人犯和罪犯，其余的地主则得到了出路。作为主力军的贫下中农，在中农中也找到了盟友，而中农这个群体同样得到了保护。至于富裕的农民，他们通过自身劳动获得的土地可以保留，但那些通过剥削他人而获得的土地则被没收。为了验证这些方针，李进在膝上的文件堆中翻找，拿出一份她小心保存的、1950年6月30日通过的《土地改革法》副本。她一边快速浏览，一边大声朗读其中的内容，这显示了她对党的政策深刻而精准的理解。

李进说，土地改革的第一步是识别出“地方恶霸”的头目，他通常也是地主组织的领袖。通常，除了他之外还有许多小地主，他们的土地持有范围可能很广。李进的工作队决定将攻势集中在8%到20%的最罪大恶极的地主身上。在她的团队所识别出的“地方恶霸”中，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为“金麻子”的人。地主们有组织的权力是通过一个由特务组成的地下网络来行使的。尽管这些人应该是“秘密特务”，但他们佩戴的不同颜色的臂章暴露了他们，过去他们横行无忌——现在，也成为了猎物。

她的团队从农村的外围开始工作，逐渐向罪大恶极的核心人物汇聚，并将他们绳之以法。所有程序都严格按照《土地改革法》执行。毛主席和中央委员会已经将处决罪犯的权利限定在省级政府组织（她没有对此进行详细阐述）。人民法庭根据恶霸们对当地农民犯下的罪行来决定是否惩罚。

当看到群众被激发的愤怒时，李进惊叹不已地回忆道。如果人民的愤怒情绪失控，她的工作队就必须介入，以保护那些地方恶霸免于当场被殴打致死。有一次，当一场审判失控时，她和她的团队成员在努力充当恶霸与众之间的缓冲时，遭到了人身攻击，这些群众威胁要将他们全部撕成碎片。

群众的愤怒被平息后，他们立即将恶霸逮捕，把他押到人民法庭，判处他死刑。如果他们的工作做得顺利，处决的景象会让人民欣喜若狂。这场辉煌而又惨烈的土地改革周期——指认恶霸、发动群众、宣判，以及见证行刑——这一幕幕她永远不会忘记。

她更加平静地继续说道，在这些令人不安的事件中，当地人始终不太确定她和她团队的其他成员究竟是谁。由于他们装备精良，一些人似乎猜测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官方”人员。然而，她的个人身份仍然让他们感到困惑。

由于她经常带着相机，有些农民就猜想她是个职业摄影师。由此他们推测，既然有摄影师在场，那么其他人肯定都是县里的官员。李进解释说，要了解农民的心思，就必须明白，在他们有限的人生阅历中，县里的官员是他们所能认识的最高职位。因此，他们所认可的、在他们想象中在场的县里官员的地位，也加深了他们对她的敬意。

在土地改革的总体规划中，识别并处决地方恶霸是第一阶段；土地再分配是第二阶段。根据李进的经验，这两个阶段总共需要十到十二天。当土地再分配开始时，工作队负责进行阶级划分：识别地主、富农和中农。这一划分决定了再分配的具体细节。由于每个地区的社会构成不同，《土地改革法》的应用也随之有所差异。李进在武汉地区工作时，听说另一个地区政府的区县代表错误地将富农划为地主，将中农划为富农。尽管这种阶级分析的扭曲无疑是负责的同志们出于好意，但它产生了扩大打击面的负面影响。在李进所经过的地区，她极其认真地限制不必要的暴力。在初步调查完成后，她召集了当地官员，询问他们为自己设定了哪些程序规则。他们说，他们将当地人口的16%到20%划分为地主和富农。李进明确告诉他们，这个数字范围太广了，打击面过大。他们为此进行了无休止的争论。

但当地官员最狡猾的伎俩，是试图说服中农也交出土地来重新分配，以增加可分配的土地。然而，中农的土地通常微不足道，根本无关紧要。由于她凭自己的权威无法取得进展，她便果断地打电话给了省委。她故意让一些当地官员站在旁边，让他们听清接下来的谈话。她通过电话严正宣布，这种不负责任地扩大打击面的做法，已经扰乱了党的政策。“剥夺中农土地的错误政策必须停止！”

阻碍和困境层出不穷。1951年11月，一股寒流席卷了华中地区。尽管她总是穿着皮大衣和厚外套，但她仍然冻得嘴唇发紫。毛主席经常了解她的情况，专门派人送来了她留在北京的大衣。但她不敢穿，因为其独特的剪裁和质量可能会让人们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她为了革命工作的顺利开展，宁愿忍受寒冷。

李先念得知她因严寒每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并已经发展为支气管炎后，关切地告诉她去武昌看医生。她依言前往，但药物收效甚微。她回到农村岗位后不久，李先念便派人送来了一车木炭，她的警卫每晚都会生火取暖。她对这份帮助心怀感激，但顽固的咳嗽并未治愈。为了完成工作，她每天仍需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徒步数小时，身心俱疲。

她感到有些懊恼，并持续进行着一场双重斗争——“对外与地主们斗争，对内与自己斗争。”她与她的团队一同，战胜了自身的软弱，推动了土地再分配阶段的工作。在确定了阶级成分后，土地和动产被重新分配。一些地主在得知即将到来的命运后，陷入了恐慌，并采取了荒唐的策略。为了保住自己的衣物，他们把几十件西装或长袍穿在身上。那副模样滑稽可笑，他们臃肿得寸步难行！不仅是地主，每个人的思想转变都非常缓慢。她记得有一位一无所有的雇农，当他得到一床被子和一件长袍时，竟然不敢接受，因为他仍然被曾经拥有这些东西的地主在心理上震慑着。当然，农民也可能变得贪婪——他们还不懂得更好的方式。除了衣物，多余的床、被褥和家具也需要进行分配。当这些物品首次摆出来时，从未拥有过这些东西的贫农和雇农，都一股脑儿地将所有东西据为己有。“如果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就不该多拿——毕竟还有更多人等着用呢！”她以循循善诱的语气提醒雇农们。面对这些大多无家无室的单身劳力，她耐心地解释：比起连一张床都凑不齐的贫苦家庭，他们确实不需要那么多家当。她将培养“宽广的胸怀”视作自己的责任——所谓宽广，便是懂得公平与协作的分量。

土地分配也带来了其他问题。一些农民不愿接受沼泽地或容易被洪水淹没的田地。为此，她必须耐心说服他们，“湿润”的土地会给他们带来更好的收成。其他争议则来自将分散的田地分配给一户人家，以及分配的土地肥力不均。

在给放牛人分配房屋时，出现了一些有趣的难题。这些游牧者以前从未住过房子，几乎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它们。即使是政治积极分子也可能在接受东西时变得固执。没有人愿意从别人家里拿任何东西：只有当他们思想上被彻底唤醒后，才敢占有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耕畜、水牛和农具的分配也同样充满问题，这些东西都极其紧缺——她所在的地区只有一两头水牛可供分配。

在土地改革分配阶段，李进潜心温习社会主义理论，提醒自己，无论原则上还是实践中，最根本的任务是组织起来。因此，下一阶段就是——在民主基础上建立新的地方政权。

她深知农民们因激烈的变革而几乎欣喜若狂，心中充满理想化的希望，因此她不敢亲自参加整个社区的最后一次土地改革大会（或许是出于对人群失控的担忧）。当工作队准备离开时，农民们簇拥在周围，敲起锣鼓为他们送行。其中有一位寡妇，在土地改革过程中打破传统的“退休”惯例，成为政治积极分子。她走到李进面前，感激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李进也忍不住泪流满面。

根据第二天该镇选举的报告，李进得知这位寡妇被选入了农会，并在接受新职务时向群众坦白，她曾经属于名为“一贯道”的秘密社团（传统地下组织）。李进对此难掩惊讶——这位妇人从未向其他人透露过这段经历，她甚至怀疑这位妇人可能仍在从事传统地下活动。

土改结束后，李进工作队回到湖北省会武汉，对已完成的工作进行“总结”。土改工作并非总是公平公正的——偏差体现了负责官员不同的政治倾向。偏左的干部会认定过多地主并予以严惩；偏右的则认定过少，结果许多地主逍遥法外。如何识别和对待中农，几乎困扰着所有土改小组。在武汉的最终审议会上，来自其他地区的代表询问李进及其团队倾向哪一方（是否从宽对待中农）。随后，当他们赴武昌参加进一步会议时，当地党委书记和主任都向他们汇报说，与他们共事的群众确信，他们“不触动中农利益”的口号得到了真正的贯彻执行。

随后，他们前往位于长江沿岸的武汉三镇之一汉口，邓子恢负责那里的农村工作。尽管林彪名义上负责中南地区的政府事务，但李进在那里根本没有见到他。在土地改革运动期间，他竟然没有做任何工作！

在第九次党代会（1969年，李进和林彪的妻子叶群是唯二进入政治局的女性）之后，叶群开始“闹事”，用李进的话说。叶群声称自己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曾下基层工作过，但这完全是谎言。她甚至还说，在李进下乡进行土改的地区，什么都没有改变！面对叶群的无端指责，李进克制住了愤怒，但随后立即正式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批判叶群虚假指控的报告。

她坦言，她进行土地改革的武汉周边地区，是最顽固不化、最难改变的。她再次提到，国民党称其为“模范县”是多么荒谬；用共产党的标准来看，它是极端落后的。旧习俗和反动政治思想依然大行其道。即使在解放后，仍有大量国民党特务渗透该地区，他们对妇女和年轻人的迫害令人发指。几乎所有人都赌博，土匪到处流窜，随意杀人。就连工人也桀骜不驯。她认识的一名工人为了逃避劳动，甚至打断了自己的腿。

当时，一个关于老虎出没的谣言在“模范县”引起了巨大的恐慌。但人们被旧权威吓破了胆，无人敢于正式报告此事。于是，她主动担负起责任，在村里挨家挨户地告诉所有人都拿起棍棒，组织起来。后来，一个明亮的月夜，她躺在床上，一声虎啸划破夜空。她的警卫立即跳了起来，焦虑地来回踱步。“你没什么好担心的，”她平静地安抚他，尽管她也承认，他的步枪当时并不能挡住一只老虎。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一位区长也差点被老虎吃掉。一天，她在巡查时，抄近路走了一条灌木丛生的狭窄小道。突然，附近一声凶猛的虎啸传来。“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他后来回忆道，因为他和她的警卫一样清楚，他携带的手枪救不了他。幸运的是，他是在灌木丛中行走。老虎最害怕并会主动攻击的，是那些在开阔道路上遇到的人。而她总是明智地选择她的路线。“你们看，我不是没有被老虎吃掉吗！”她自信地总结道。

六

李进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也投身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另一项重要社会立法——《婚姻法》的实施。她指出，这部于1950年5月通过的法律，其首要目标是保护妇女。然而，这部法律的执行极为艰巨。在每个地区，所有年龄段的人，甚至作为主要受益者的年轻人，都极力抵制，常常发展到肢体暴力的程度。

一个血腥的事件深深地刻在了她的记忆中，它就发生在她当时工作的农村。一些村民在池塘里发现了一具男尸，他的手臂被绑在身后。尸体被打捞上来时已经肿胀得难以辨认。显然，他并非简单溺亡，而是被人殴打后扔进水里。很快，关于是恶鬼杀了他的说法开始在惊恐的村民中流传开来。

出于对这起案件的好奇，李进决定收集所有可能的信息。通过一系列的调查，她了解到了一位与丈夫关系不和的女性村民。她称呼她的丈夫为“脏脑壳”。《婚姻法》通过后，她向“脏脑壳”提出了离婚，但他坚决不同意。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她和她的情人决定自己伸张正义：他们抓住了丈夫，并将他殴打致死。他就是那个从池塘里打捞上来的尸体。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她和她的情人编造了关于“恶鬼”杀人的故事。

掌握了这些信息后，李进和她的工作队安排与这名女性见面并进行访谈。她的情人也在场。当被问及丈夫的下落时，这名女性承认，她和她的情人已经将他解决了。在工作队的鼓励下，她毫无保留地讲述了自己的处境。李进和她的团队随后深入挖掘，开始揭示案件背后更深层次的细节——三位当事人的阶级背景：这名女性和她的丈夫都是贫穷的工人阶级成员，而她的情人是一名雇工。三人都非常年轻。这名女性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其中一个还在哺乳期。她的丈夫，曾是一名军人，在解放后退伍，失去了收入来源，导致他们生活极度贫困。

这名年轻女性作为杀人犯被送上法庭。李进带着不赞同的语气回忆道，在审判过程中，她“表现得像个孩子，仿佛自己根本没有做错任何事”。因此，这名妇女和她的情人最终被判处死刑。

李进继续说道：“他们的故事是全国各地悲剧的典型代表。根源在于旧的婚姻制度。如果一方对婚姻不满意，被迫脱离婚姻关系，另一方很可能拒绝屈服或顺应新的秩序。执法不力，自杀或谋杀事件屡见不鲜。”

案件结束后，李进去拜访了区长，并严厉批评了他没有对管辖下人民的生活给予应有的关心：他在此案中未能正确宣传新《婚姻法》。区长无力地辩解法律执行起来有多难，并坦承：“没有人真正关心妇女。”

至于群众舆论，所有当地人都希望将这对情侣枪毙！那些利用舆论来阻止这对不和夫妻离婚的人也同样应该受到批判。老人是最不愿接受《婚姻法》及其所保障的离婚权利的群体。

后来，在她的努力下，省政府驳回对这对情侣的死刑判决，并代之以在他们自己的农村进行一段时间的体力劳动改造。李进总结道，这个案件的关键在于，那些表面上对这个女人负有责任的人，没有一个愿意真正去关照她。

在同一个村庄，还有另一位寡妇，带着几个孩子。李进得知这位寡妇患上了疟疾和急性肺炎。她想着或许能帮上忙，便想去探望她。但她的助手和警卫们极力阻拦，因为他们担心她会被感染。她没有理会他们，执意前往。她发现那位妇女的眼睛失去了光泽，呼吸几乎微不可闻。在那死一般的寂静中，唯一的声音是院子里孩子们绝望的哭嚎。李进将她身上仅有的一些西药给了这位妇女。这位妇女服用了两三天后，体力恢复了，并完全康复。她一生中第一次开始关心起农村的政治局势，并成为了一名积极分子。作为一名寡妇，她被赋予了一项重要任务：监督，并在必要时，管教那位被判处死缓的女杀人犯。

关于普遍存在的婚姻问题，李进指出，旧习俗在农村地区根深蒂固。即使在《婚姻法》颁布之后，许多地区的婚姻仍然像几个世纪以来一样，由父母和媒人包办。这些仪式陈腐不堪，费用也可能令人不堪重负。男方可能不得不送给新娘或她的家人一辆自行车、一块手表、一台收音机或其它物品。新娘总是会得到一整套新衣裳，打扮得光鲜亮丽地坐着花轿出嫁。无数的宾客也会得到盛情的款待。“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容忍这种浪费！”她气愤地说。

土地改革也并非女性的万能药。尽管《土地改革法》规定男女平等分配土地，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会自动得到执行。由于女性不习惯行使自己的权利，她们允许自己被分配到较小或较差的土地。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默默接受了分配，没有抱怨。

尽管政府坚持同工同酬的原则，但农村地区的女性长期以来报酬不平等，因为男性会用各种手段来确保自己得到更好的工作和相应的报酬。通常，男性垄断农具，并拒绝与理应分享的女性分享。李进强调，需要进行严格的政治教育，才能让农村人民相信女性也应该被允许耕地。城乡之间物质上的不平等一直存在，而在城市里，同工同酬的规则更容易被接受。

李进再次告诫我们，不能将理想与现实混为一谈。她清醒地指出，中国的女性要想真正获得解放，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1951年，江青在无锡城外乔装耕地。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