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进同志（七）——隐姓埋名（上）

（接上）李进同志（六）——北京之路（下）

     李进同志（五）——北京之路（上）

     李进同志（四）

     李进同志（三）

     李进同志（二）

     李进同志（一）邂逅

我们身上不仅有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

还有各种过时的传统、观念和信仰……

我只要拿起报纸，

就仿佛能看到字里行间潜伏的幽灵，

它们一定在整个国家游荡。

——易卜生，《群鬼》

根据官方的记录，1949年解放全面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摆脱苦难的过去、走向美好未来的神奇转折点。然而，十月一日，一个举国欢庆的日子，在江青的记忆里，却并非什么值得纪念的日子；事实上，她根本没有提及。然而，我们或许可以推测一下她当时的感受。

可以肯定的是，她的生活轨迹已然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从乡村走进京城，从借用的窑洞搬入那座被占据的皇城——一个自元明清以来七百年间，曾供无数帝王与他们庞大侍从群体居住的空间。可是，那些厚重的宫殿遗迹中，又埋藏着多少不愿面对的历史力量与帝制负担？

当她在紫禁城的层层宫殿间穿行——赭红、青绿与紫色交织的迷宫之中——她与毛泽东、与那些粗犷战友之间的单纯关系，是否注定要发生无法避免的改变？她会否像古代的妃嫔那样，被禁锢在某个略加修饰的“女眷居所”里，逐渐被边缘化？抑或，她会效法那位桀骜不驯的慈禧，从一介嫔妃起步，凭借盘旋多年的权谋，最终稳稳坐上太后的宝座？

接下来的篇章将展现李进如何逐渐掌握主席的某些事务并发展个人事业；最初，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在她的回忆中，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充满政治和身体考验的时期，疾病与康复交替出现，她时而退出公众事务，时而又回归，但始终在幕后持续工作。整个50年代，她几乎没有出现在媒体报道中。她对那些岁月的记忆带有一种对健康的高度关注——这象征着中国永恒的闲暇阶层，他们能够培养对个人病理的高度意识。”

当身体康复后，她努力在党的机构中站稳脚跟。但要想在权力中心立足，她首先必须在外部世界，即在群众和领导人面前证明自己。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离开了宫殿，前往乡村，在那里领导了备受争议的《武训传》调查，并——有时甚至违背包括她丈夫在内的领导人的意愿——参与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两大革命运动：土地改革和婚姻改革。

一

在1949年3月，当主席、李进、一些核心同志和他们的部队进驻北京，并掌控其中心地带——紫禁城时，他们将皇城中以中南海（字面意思是“中央和南方的海”）为界线的西部区域划为自用。

每位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那些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都在这个前皇家宅邸内被分配了一套住所。尽管皇城的部分城墙已被拆除以方便主要大道的交通，但领导人的住所仍然与公众视线隔绝，他们的私生活亦是如此。李进和毛泽东的住所，以雕刻精美、色彩斑斓的明式柱子为界，虽然是分开的，但彼此相连。

自1912年民国成立以来，这片包含相连宫殿的前皇家辖区被称为紫禁城，一直向公众开放。满清覆灭后，它被称为旧宫。共产党重新整修了它高耸的大门、云纹大理石楼梯、宏伟的建筑群和数百个装饰华丽的房间，使其成为一座展示帝国历史的博物馆。除中南海外，其余宫殿每天都向人民开放，据说它属于人民。

到了世纪中叶，领导人们住在那些与行军途中借住的简陋茅屋无法想象般遥远的住所里。他们面临着历代王朝创建者们都曾面对的永恒挑战：在停止过着普通人那般简朴生活之后，他们如何才能继续保持人民的信任？难道那些最有希望的前辈，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不正是因为沉溺于南方首都南京的宫殿奢华而失去了与人民的联系，进而失民心吗？

李进回忆，在1949年3月，她被长达两年的行军累得筋疲力尽，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熬过最后阶段的。在进行评估和分配任务时，一些领导同志（并非主席安排）决定，考虑到她虚弱的身体状况，应该将她送往莫斯科进行“医疗康复”。我问，既然她病得如此严重，为何要长途跋涉数千英里去一个外国首都？她回答说，多年的战乱已经摧毁了中国大部分医院。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各地的医疗设施都一片混乱。斯大林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并同意了这一安排。因此，抵达北京几天后，她和一些护士及警卫被送上了一列火车，穿过中国最北部，进入了苏联——这也是她唯一了解的外国。在莫斯科车站，一辆救护车来接她。医院给她安排了一张病床，费用由中国人支付（她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一个由苏联医生和医学教授组成的团队对她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结果显示她持续发烧、精神萎靡和消瘦是多种疾病造成的。她形容自己当时“只剩皮包骨头”，体重降至四十二公斤（约九十二磅）。在病床上，她无意中听到那些地位意识极强的医生和教授们彼此争论——那时她几乎听不懂俄语——应该首先治疗哪种疾病。

她的主治医生是一位名叫波尔绍伊的教授，她对这位医生比其他人都更熟悉。她发烧的原因之一是扁桃体炎；她的感染始于右侧扁桃体，然后蔓延到左侧。当医生宣布先进行扁桃体切除术时，她从床上起身，独自走到手术室。护士们告诉她，她看起来像个“英雄将军”（她显然很高兴地向我重复她们的赞誉）。手术只持续了半个小时，难度很大。他们先切除了右侧扁桃体，然后更快地切除了左侧扁桃体。

经过那段痛苦的经历后，医生们希望她能增重一些。于是，他们安排她南下到黑海边的度假胜地雅尔塔，行程超过一千英里。在温暖宜人的气候中，她在为沙皇设计的宏伟建筑里休养了一个月。

4月下旬返回莫斯科的旅途中，她的车厢里有两名苏联保镖和一些厨师陪伴。由于只能待在自己的卧铺上，靠收听广播消遣，她得知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一艘名为“紫石英号”的英国军舰被中国共产党军队击中。这个消息让她激动不已。而当她得知主席在当时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她更是泪流满面。她的情绪激动让保镖和厨师们感到困惑，他们几乎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她向他们强调，紫石英号是一艘英国军舰，而中国人居然敢向它开火！

回到莫斯科后，斯大林向她发出了邀请。但他们的首次会面却有些尴尬。当她和同伴抵达克里姆林宫时，斯大林的工作人员显然感到困惑：他们以为毛主席和她在一起，并且已经准备好进行谈判了。直到1949年秋天她返回北京后，毛主席才进行了他的第一次苏联之旅（他于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并于1950年3月4日返回北京）。她还提到，就在那时，她于1949年10月被任命为中苏友好协会的创始成员（刘少奇担任该协会主席）。

李进说，当党中央领导人在1949年春天抵达北京时，中国已有一半获得解放，土地改革也已开始。他们一度回到以刘XX为代表的“右倾路线”，开始依靠富农的支持（而不是把富农和地主一并剥夺）。那年秋天，由于在苏联的疗养，她感到比春天时强壮了。然而，她发现那些配置奢华、人手充足的公寓让她感到拘束。因此，她决定去乡村考察，对当时正广泛开展的土地所有制度进行第一手的研究。当她首次向主席提出这个决定时，他表示反对。他们尽管发生了争执，但她还是去了。

在1949年秋天她准备离开时，一些其他女性也感到有必要同行，作为从首都派出的“先锋队”成员。也就是说，其他一些领导人的妻子（她在这里罕见地将自己称为“领导人的妻子”）跟随她去了乡村。对她来说，能有机会参与这场根本性的阶级斗争是一件很棒的事。不过，她并不是新手。因为在最近的西北战役期间（自1948年初），她就曾根据主席起草的土地法，帮助指导了推翻地主和重新分配土地的工作。

她期待着加入华东的土地改革运动，于是乘火车前往上海。这座曾是她最熟悉的城市，却已十二年多未曾踏足。想到能再次见到它，她兴奋不已，尽管她也知道这座城市的治理和文化生活已经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

不久，她离开上海，向西行驶了约七十英里，来到江苏省大运河沿岸的工业重镇无锡。在那里，她参加了县委的一次会议，在那里她第一次接触到了当时华东地区一个著名的政治现象：“内讧右翼”（这是一个颇具特色的术语，但显然指的是“右派”内部的斗争）。

在无锡，她首先调查了该地区的历史背景。她了解到，太平天国政府（其起义在1850年至1864年间席卷了华南和华中）曾颁布法令，允许农民永久租赁土地。根据他们的土地分配制度，每人分得的土地不足一亩。如此小块的土地必须精心耕作。需要大量的肥料（主要是人粪，即“粪便”）；狗粪也同样不容忽视。由于如此小规模的耕作无法维持生计，农民被迫发展各种副业以求生存。由于无锡地区长期以来盛产茶叶和丝绸，大多数农民在部分土地上种植茶树或桑树，然后出售茶叶和丝绸。

她从无锡前往周边农村地区考察茶叶和丝绸产业。这两个产业都曾遭受过日本人的严重破坏。20世纪50年代初，这些产业仍然处于混乱状态，农民们饥肠辘辘。粮食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农民不愿接受低于200公斤的大米来换取50公斤的蚕茧。日本人为了修建通讯系统，砍伐了大量的本土桑树，而桑树是丝绸产业的基础。她说，即使在今天，无锡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丝绸产业，都尚未从当年的破坏中完全恢复。

李进接着说，与丝绸产业不同，茶叶产业几乎已经完全恢复了。她继续解释，桑树通常在五年左右达到盛产期，而茶树则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或更久才能成熟。因此，种植茶树需要耗费大量的劳力。

她从无锡回到上海，然后返回北京。在那里，刘XX正在土地改革中推行“富农路线”的事实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毛主席当时已经在与他进行斗争，但这场争论的决议对乡村的影响进展缓慢。

她继续讲述，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不满，她在土地改革中的角色从未被公之于众。多年来，各种手段被用来扭曲她和其他领导人的公众形象。她在无锡地区参加土地改革时是隐姓埋名的。但由于有人偷偷拍摄了她的照片，可能有些人已经猜到了她的真实身份。当然，未经授权拍摄他人是不对的。尽管如此，那些在随后的调查中被发现的照片，可以作为她参与那段土地革命的物证。

为了证明这一点，她从粗糙的棕色包装纸中取出两张照片，它们都已经泛黄且因年代久远而脆弱。一张是她在打谷，另一张是她在耕地。虽然她不允许这两张照片在中国发表，但她表示，我可以在国外发表第二张，以证明女性也能扶犁，这与某些男性的想法是相反的。她还提到，后来，包括文化革命期间，还有其他未经授权的、不当拍摄的照片。不过，那些照片现在不能公布。

随后，她以官方口吻谈到了女性角色的变化：

“中国妇女在中国历次革命斗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在五四运动（1919年）和一二·九运动（1935年），正如你所注意到的，而且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妇女作为民兵战士和前线军队的支持者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一些村庄，妇女承担了大部分工作。 ”

“变化真是太大了。1950年，我去另一个农村第二次推行土地改革时，男人们在茶馆里赌博、消磨时间，把所有的活儿都交给女人们干。任何叫他们回家的女人，他们都会骂骂咧咧地打。但妇女仍然不会耕地。于是，我就自己去耕地了。这个地区曾经是国民党的“模范县”。现在，妇女可以耕地，还可以参加各种劳动。”

“不要只看今天的进步。虽然女性在工业、农业、教育等部门占据着非常重要的职位，甚至在国防等关键行业也有女性的身影，但仍然有一些落后的地方值得你思考。”

二

说到国际事务，这是李进相当关注和感兴趣的领域，她控诉了针对新中国的第一轮“外国侵略”，包括美国入侵与中国接壤的朝鲜。她说：1950年10月1日，美国越过三八线，逼近中国境内的鸭绿江和图们河，并发动了攻击。为了动员全国人民保卫祖国，毛主席发出“抗美援朝”的号召，写了一篇“保家卫国”的文章，这个题目成为一条大众标语。10月19日（正式是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支援北朝鲜。到1951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已将美国傀儡部队赶回了三八线以南。1953年7月27日，美帝国主义被迫签订停火协议。

战争持续了三年零一个月。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共作战两年零九个月，仍然继续驻扎在朝鲜。按照她的说法，敌军共有110万人，其中54万来自美国，52万是李承晚麾下的“朝鲜傀儡军”，另外约48，000人则是来自其他国家的“傀儡军”。

战后在进行善后处理和协议安排时，美国拒绝遣返在朝鲜被俘的战俘，而是直接将他们送往台湾。相比之下，中国方面则特意将美军战俘遣返回其本国。

台湾的局势长期以来一直动荡不安。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就公开宣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但看看他们后来做了什么！“无论如何，我们一定会解放台湾。”她不动声色地说道。接着，她读出一些自己记下的战绩数字。中国方面在朝鲜战争中取得了“辉煌胜利”。在敌军138万伤亡中，美国部队约40万，其余部队约39.7万。中国还缴获了至少100架飞机、56艘炮艇和3，000多辆坦克。她说，这些数字说明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正义站在中国和北朝鲜一边。志愿军赴朝作战时，毛主席曾叮嘱他们：“要爱惜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们也确实做到了。

她在谈到朝鲜战争时期时，不止一次提到：“艾森豪威尔将军还是了不起的……”因为他在竞选总统时曾承诺要结束朝鲜战争，而当上总统后确实采取了行动。他飞往他们的地区（指中国及周边国家）的举动，赢得了他们的尊重。他的意图是真诚的，虽然最终只达成了停战协议。

战争结束后，中国方面把在朝鲜防御中使用的一切物资无偿捐赠给了朝鲜人，并派出大量人员协助他们进行国家重建。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解释说，因为朝鲜与中国关系紧密，中国自然感激朝鲜人民为自我防卫所作出的努力，所以才慷慨援助。

在中国民众中，政府通过报刊、电影及其他表演艺术，有意识地唤起他们对战争威胁的认识。她特别指出，革命样板戏之一《奇袭白虎团》就是以朝鲜战争为背景的，并且正在修改之中。她提醒我，下次来中国一定要去看这出戏。

为了让我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中国对朝鲜战争的看法，她还特地安排我第二天观看纪录片《平原游击队》。不过她也提前警告说，这部片子有一些缺陷，但“并不枯燥”。

1950年11月，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牺牲，这对主席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打击。次年1月，她和主席设法离开北京，搬到一个气候更宜人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可以休息、写作和看电影。她发现有些电影必须经过审查（于是她进入了领导文化革命的第一阶段）。

三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的地下组织开始活跃起来。1937年夏天，日本摧毁了这座城市。一些大胆的电影人带着简陋的设备，长途跋涉来到延安，在那里拍摄了关于农村革命实验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巧妙地展现了共产主义的风格，并大加赞赏），当时外界对这场革命的视觉证据仍然寥寥无几。其他上海的优秀人才则涌向香港，大量制作战争纪录片和爱国故事片。与此同时，只要北京、重庆和上海仍处于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国民党就在这些城市设立了电影制片厂。1945年日本投降后，共产党电影人接管了位于满洲长春的日本电影制片厂。在那里，十多年来，日本专业人士及其中国合作者一直在制作一些与政治争议无关的、具有煽动性的影片。来自日本的设备以及国民党原先控制的私人工作室都被共产党政权继承了。

李进面临的问题是，在同志们几乎毫无帮助的情况下，如何在社会主义改组过程中为大量农村观众制作电影。她坚信，20世纪30年代娱乐和教育上海城市人的东西，可能会对现在的观众造成意识形态的浩劫，而现在的观众是全中国人民，而且绝大多数是农民。这种艰苦的转变，包括禁止迷信、取缔邪教和取消低俗戏剧，并将宗教冲动重新引导至政治目的，使得农民们变得极易接受意识形态的再教育。一旦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外国电影继续泛滥，它们所贩卖的个人主义、感伤主义和拜金主义这些资本主义核心毒素，就将直接侵蚀并瓦解党为重塑生产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所付出的所有努力。

李进出任电影部主任后，她加快了通过电影及更广泛的艺术形式来重塑人民史观的步伐。在她看来，正值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艺术应当承担起为新时代确立道德准则的任务。当时清王朝的灭亡不过半个世纪以前，其衰亡依旧是一个充满故事性的题材库。围绕清末的叙事，不仅能再现历史，还能成为检验现实政治立场的尺度。许多影视作品以清朝覆亡为背景，涉及：义和团运动的狂热与悲壮；慈禧太后这位中国历史上被普遍记忆为“坏女人统治者”的复杂形象；太监与王公的颓废；列强“八国联军”入侵紫禁城的帝国主义暴行；以及声名狼藉却又颇具争议的名妓赛金花——有人说她是以肉身“卖国”，有人却把她解读为另类的“民族义举”。在李进看来，关于那个时代最煽动性的电影之一，是香港拍摄的《清宫秘史》，该片改编自姚莘农的流行戏剧《末代王朝的罪恶》。这部电影引发的争论焦点在于，慈禧太后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行为，究竟是“爱国”——因为它保护了国家免受外国侵占，还是“反革命”——因为它镇压了义和团针对统治封建阶级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

李进第一次观看《清宫秘史》后就让她感到不适。刘XX在看过之后却称赞这部影片是“爱国的”，而毛主席则旗帜鲜明地指出它是“卖国”的。刘及其支持者辩解说，在满清末年的历史阶段，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是“合理的”。但主席坚决不予认同，认为这样的观点完全站不住脚。李进说，影片的编剧在台词中暗藏了许多政治讥讽，非常阴险，只是她未具体点出哪些是最严重的地方。

在1954年，一部名为《光绪皇帝与珍妃》的绍兴戏版本被搬上舞台，该剧全部由女演员出演。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上海、南京和杭州相继将这部戏改编为各自的地方戏风格。到了1957年，在刘XX掌权期间，原版话剧《清宫秘史》被重新引入北京，并被列入官方的“模范剧目”清单，这表明该剧不仅被认为优秀，还被视为一个值得效仿的典范。

然而，在1957年至1958年的反右运动中，姚莘农这部声名狼藉的代表作，其所有改编版本都遭到了抨击并被禁止公映。

1962年，一个戏曲版本曾短暂回归，但在第二年再次被禁止。到了1967年，在文化革命的高潮时期，姚文元严厉抨击了这部电影，并公开羞辱了长期以来致力于保护它的周扬等人。由李进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也谴责了这部电影和支持它的刘XX。

1967年5月，主席最终下令，让这部曾屡次被禁的电影在全国范围内再次公映，但将其定位为“反面教材”。此后，每次放映都伴随着密集的宣传，旨在批判和揭示该片中存在的政治错误。

这段长达多年的关于《清宫秘史》的争论，李进继续她的讲述，不仅因为它本身，更因为它与更大的文化政策问题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后，香港电影的进口曾一度被禁止，但不久后，文化部就无视了这一禁令，并允许香港电影公司重新向中国市场“倾销极为腐朽的电影，其中充斥着穿着牛仔裤的牛仔及其同类”。李进以一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方式指出，《清宫秘史》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是由一家资本主义电影公司（香港的昆仑公司）制作的。而那些在中国获得该片版权的掌权者，则是“天真”地认为只要影片内容不公然反动，就可以无视其背后所代表的阶级属性。

在回忆她对这部电影采取的首次行动时，她说自己一看到这部片子，就立即在她家中召集了一场文化官员、作家和历史学家的会议，以集体决定这部电影是否应该继续毒害人民。当时在场的似乎没有人意识到，继续放映这部电影的潜在危险。

会议由她的上级、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主持。在来宾中，有两位她几乎不认识的历史学家。然而，在他们看来，这部香港昆仑公司制作的电影，无论存在多少缺陷，都应该在中国放映，仅仅因为它“爱国”！实际上是用虚假的民族主义来掩盖阶级矛盾，转移阶级矛盾，麻痹工人阶级的斗志。她对他们这种脱离阶级分析的谬论报以冷冷的沉默。他们不愿从阶级斗争的高度审视这部电影，这让她大为恼火。

但在那时，她感到自己的立场还不够强大，无法公然反对他们。陆定一嘟囔了一些好斗的修正主义言论，然后宣称这部电影确实是“爱国的”。她立刻反击道，它是“卖国主义”的！会议上另一个人告诉她，应该站起来公开谴责陆定一、刘XX和所有这部电影的辩护者。于是她照做了，大声重复道：“这是卖国主义！”

在会议结束前，她指示那两位历史学家写一篇关于这部电影的批判文章。后来，她联系他们询问文章进展，但他们含糊其辞地回答说，她应该派人去党史专家胡乔木的家里寻找，胡乔木是主席和她都信任的人。结果发现，那篇毫无价值的批判文章，竟然被藏在了胡乔木的一个敌人家里。在未能争取到专业历史学家的支持后，她只好自己接管了这件事，直接下令禁映了这部电影。

1950年至1951年，正是电影作品丰硕、参加众多电影节的时期，她继续观影，并批判了许多影片。其中最令人恼火的一部是《中华儿女英雄传》，影片以朝鲜战争为背景。在她以电影部的名义揭露了影片的错误（她现在不愿重提）之后，参与制作该片的人“未能逃脱”。其中一位制片人被证明是“反革命分子”，另一位是“党内叛徒”；而制作该片的公司此前曾为“叛徒”所有。她找到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并在涉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找到了他。她指出，一部如此及时地反映朝鲜战争的电影，必然会对他们与“兄弟国家”朝鲜的关系产生政治影响，而这种影响绝不能是负面的。她说：“要么让它具有革命性，要么就禁掉它。”

“他虚伪地点头表示同意，”她说道，“然后继续忙自己的事。”李进回到家，仍然不确定他会怎么做。不久后，她再次打电话给他在制片厂，要求他修改这部电影。最终，他妥协了，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进行了一些修改。

陈伯达和胡乔木，当时与周扬保持着联系，打电话给李进，告诉她《中华儿女英雄传》确实已经修改了。他们劝她去看看。但李进已经厌倦了与他们一同进行这种繁琐的政治斗争，她根本没兴趣再看第二遍了。

在讨论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电影审查时，丁玲的名字再次被提及。当时，丁玲正处于聚光灯下。她凭借描写土地改革的小说《阳光照耀着桑干河》于1952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她当时担任多个文化管理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文学报》的主编。《文学报》是中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刊物，鉴于后来的发展，当时享有相当的政治自主权。李进对丁玲的评论与她的艺术或她的文学领导地位无关，而只是最终将她视为一个政治异教徒。

李进说，很多年前，主席和他的同志们就看得十分透彻，周扬和丁玲并非真正与革命路线站在一起。当丁玲在20世纪50年代末最终“误入歧途”时，她不过是暴露了其投靠敌人的本质（即国民党及其文学代表）。有人怀疑她其实是国民党的“特务”，尽管当时没有确凿证据。就连在30年代将她视为学生的鲁迅，也显然没有察觉到她是一个潜在的叛徒。

至少，与丁玲有往来的胡风、萧军等其他作家，还费心去“伪装成革命者”。而他们搞小圈子、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行为，早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时就已经显现。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人对此心知肚明，十年后这一点更是昭然若揭。最终，他们完全沦为了宗派主义者。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丁玲习惯于投机性地按需写作。当丁玲察觉到李进与周扬存在路线分歧时——李进猜想，她或许也是为了迎合主席夫人以求个人利益——她主动找到李进，提出要写一些文章来批判周扬在电影审查问题上的错误立场。李进当时清醒地指出，如此深刻的路线斗争，不是丁玲一支笔就能解决的。李进在我们的访谈中补充道，仅仅“简单粗暴地打倒她和她那样的人”，也同样是行不通的。这恰恰反映了李进在斗争策略上的深刻洞察力。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