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进同志（五）——北京之路（上）

（接上）李进同志（四）

     李进同志（三）

     李进同志（二）

     李进同志（一）

在这里，我没有谈话的对象，没有人能理解我。

我的希望和见识超过周围的那些人。

但是，我们幸存的机会太少了，

在我衣服包裹下的英雄的心，好在哪里?

——秋瑾《致陶夫人的一封信》

“我也曾是一名战士，”李进在北京接受我们采访时，语调明快地说道，仿佛要消除一种相反的猜测。“在解放战争期间，我曾在西北战区司令部直属的一个支队里担任过政治教导员。我至今仍保留着军籍。”

当她在广州重新谈起这个话题时，她的叙述融合了个人回忆和近期的研究。为了准备我们的会面，她查阅了由中央委员会撰写并代表中央委员会撰写的日记，记录了从延安到北京的每一天的行军情况，并把这些日记全程装在文件箱里。现在，她用手绘的地图和表格补充了这些记录，详细记录了战役、兵力统计以及几个战场的概况。最后几天，她用这些笔记记录了三十五年的历程。她承认，这很令人疲惫，但讨论那个动荡的时代却给了她极大的乐趣。多年来，她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却从未有机会持续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外国人必须明白，只有我们了解那段历史;只有我们才能勾勒出整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轮廓，描绘出一幅完整的画面。

能够以一种在历史上本属于男性的特权来权威地谈论战争，对她来说是一种勇敢的尝试，因为有时她的举止出人意料地女性化。在长达约七个小时的晚间讨论中，她会突然中断对军事历史的叙述，带着闪亮的笑容转向墙上临摹的主席书法，或者紧张地摆弄她扇子上系着的、由茉莉和兰花编成的小花环，又或者替我调整花束。

在严肃的讨论开始前，她站起身，领着我穿过大厅，来到另一间高天花板的长房间，示意我与她共用一张超大的米色沙发。我们面前的长矮桌上摆着青瓷茶杯，里面泡着干花茶，花茶的热气带着香气弥漫在潮湿的空气中，还有几盘奇异的生蔬菜。她以植物学和诗意的方式描述这些蔬菜，却从未对它们的自然美或味道做出简单的审美判断。晶莹剔透的厚莲藕片和弹珠大小的莲子对称地摆放在盘子里。她熟练地剥开菱角果实粉红色的刺，露出里面酥脆洁白的果肉。最奇异，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凤眼;这些生长在南方树上的长荚果裂开，每个里面都露出一颗巨大的黑色种子——就像荚果那只大眼睛里的瞳孔。这些代表着中国传统女性象征的凤凰的黑眼睛，在我们用筷子夹取并食用它们时，毫不退缩地凝视着我们。它们口感绵软，味道奇特而宜人。

起身之后，李进示意我跟着她穿过房间，来到两张大桌子前，桌上摆着六幅精心手绘的地图。这些地图是在汪东兴(毛主席在内战时的警卫员)的指导下，刚在北京为她准备好的。李进透露，正是他负责组织她即将要展示的军事记录。

但现在和我们在一起的，是同样专业的张清华同志。他身材异常高大，长着一个长长的脑袋，站在地图桌的另一侧。他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但似乎因为我们突如其来的介绍而感到尴尬。

李进接着说，在陕北战役期间，张清华同志曾是负责军事行动的科长。现在他是全国测绘总局的局长。他的战争经验将使他能够生动而具体地讲述军事历史，尽管毛主席的著作提供了对原则的透彻分析。但她保证，无论是她自己的具体叙述，还是张清华同志的叙述，都不会“枯燥”。事实证明，当她提到地图和图表时，张清华都会小心地处理，并对她提出的观点表示赞同，而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在解放战争中，对我个人的角色一直存在着大肆歪曲，甚至是谎言和诽谤，”她警告道。“如果敌人不攻击我，那我算什么共产党员？举个例子，在陕北战役期间，我一直在军队里做政治工作。但有些人却说我在做鞋。还有人说，我一到延安看到第一只虱子就跑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知道我随部队行军时又长了虱子。在那个年代，身上有虱子也是革命的!”

“我们告诉你这一切，不仅仅是为了写书，”她接着说。“你的到来，全世界将会了解我们的那一段光荣的历史!”她将重点放在她亲身经历的西北战役事件上。

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终结了日本对中国东北长达十三年的殖民统治。日本曾将此地称为“满洲国”，由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和一群儒家学者统治。同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原子弹，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投降。

对于十四年来断断续续与日本斗争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而言，共同敌人的突然战败，使他们只剩下彼此作为对手。在日本投降时，国民党军队在兵力上享有近三比一的优势，在武器上享有五比一的优势。他们的海军空军力量强大，而共产党则没有任何海空力量。这种巨大的悬殊，让观察家们相信，控制着城市、金融界、新闻和其他媒体，并获得国际承认的国民党政府，将很快统治全中国。

在那个关头，美国政府无视其在延安和中国其他地方的美国观察员团体在前十二个月里做出的反国民党判断，选择向国民党移交大量战争物资，这使国民党军队成为亚洲装备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然而，这些物资能被多有效地利用，还有待观察。哪一方能赢得中国人民的支持——这一在旧时代被称为“夺取天命”，在新时代被称为“赢得群众”的努力——也同样有待观察。

争夺优势的斗争迅速展开。主席命令所有共产党军队夺回此前被日本及其中国傀儡占领的所有城镇和交通线。国民党从中作梗，发布了另一道命令，指示所有共产党军队原地待命，等待国民党正式接受日本投降。这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就是“窃取人民胜利果实”，当然不会让蒋介石的奸计得逞。当双方陷入僵局时，主席接受了蒋介石的电报邀请，前往重庆进行谈判。

于是，8月27日，毛主席、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若飞和美国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飞往国民党首府重庆进行谈判。谈判持续了数周，最终于10月10日达成临时协议，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组织新政府，各党派都将派代表出席，并起草宪法;国共两党将成立联合委员会，负责军队国有化。一般来说，国民党将做出政治让步，以换取共产党的军事让步。在整个谈判期间，双方军队之间的小规模军事冲突持续不断，直到10月11日主席返回延安，以及12月赫尔利大使未能担任调解人，由乔治·C·马歇尔将军率领的代表团接替时，双方仍未达成最终协议。周恩来自1945年起就在重庆进行了数月的谈判，他留在那里与美国和国民党代表达成停火协议，并为战后政府奠定基础。

尽管双方在重庆达成了初步协议，但根深蒂固的阶级矛盾使得和平解决分歧已无可能。以下是关于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爆发的译文。

到了1946年春天，国民党反动派与人民之间的不信任根深蒂固，以至于和平解决分歧已无可能。在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国民党一再违反停火协议。1947年1月，马歇尔离开中国，他试图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共产党之间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任务失败了。美国人曾错误地认为国民党拥有民众支持，而事实并非如此;而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革命决心和为人民解放而战的奋斗目标，则无法被任何与反动派妥协的条约所容纳。

1947年2月，参加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共产党代表，乘坐美国军用飞机返回了延安。他们抵达几天后，国民党反动派便展开了对党中央延安的围攻。到了年中，不可避免的内战正式爆发。在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共产党的七个“抗日根据地”变成了七个人民解放战争的战区。

李进继续她的讲述，进入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史中的称谓)，她叙事的范围在个人和集体记忆之间交替地收窄和拓宽。我注意到，她不再使用个人的“我”，而是转而使用集体的“我们”。

埃德加·斯诺曾评论毛主席在20世纪30年代的自传式叙述中也有类似的转变，特别是在他讲述红军如何组建之后。斯诺写道：“(毛主席的)叙述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某种程度上难以捉摸地升华到一场伟大运动的历程中，尽管他仍然扮演着主导角色，但你已经无法清晰地将他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不再是主席，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再是一个人主观的经历印象，而是一个旁观者对集体人类命运变迁的客观记录，将其作为历史的素材。”

在李进这里，“我们”主要用于她对解放战争的阐述;随后，当她谈论党内或她自己的其他斗争时，“我”又再次出现。

一

“为什么不把这一段关于40年代末解放战争叫做‘打破旧世界’呢?”李进解释说，“在整个革命史上(从1947年3月13日到1949年6月12日的西北抗战岁月，是最艰苦的岁月)，但对未来发展也至关重要。”由于她亲身经历了那两个关键的岁月，最终在她的指导下，一些作品得以艺术化。《黄河协奏曲》以及革命戏剧《沙家浜》和《红灯记》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意义。

抗战爆发时，共产党固守着长征后控制的西北根据地。从1935年到1947年的十二年间，国民党从未敢于挑战这些红色区域的边界;相反，他们胆怯地躲藏在峨眉山。提到四川美丽的峨眉山，她想起了唐代诗人李白《庐山吟》中一句她称之为绝妙的诗句。“我本楚狂人，”她开口道，然后停了下来，说要送给我一本这首诗。

她严肃地说：“待你回美国研究这段时期的时候，我建议你把重点放在毛主席关于抗战的著作上。《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游击战争》、《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都在毛选集的第二卷和第三卷里。我真诚地向你推荐这些书。”

李进指着一幅涵盖1945年8月至1946年6月时期的地图，向我展示了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哪些区域在共产党手中，哪些仍然在敌人(国民党)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标志着抗日战争的落幕，这场战争主要由八路军(朱德指挥)和新四军(陈毅指挥)进行。但她强调，这两支部队都是由毛主席指挥的。

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相对于国民党处于巨大的劣势。在1945年和1946年，共产党方面拥有120万左右的军队，控制着1.3亿人口，而敌人拥有430万军队，控制着超过3亿人口。同时蒋介石得到了美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他们为他提供了飞机和军舰以运送部队。李进说，随着解放军逐渐占据上风，蒋介石“慷慨地”将美国援助给他的大部分物资送入了解放军的怀抱。共产党人立即给他起了个绰号：“运输大队长”。

当她继续叙述战斗记录中的统计数据、部队人数、人员和物资的得失时，她注意到我正在吃力地记录所说的每一句话。“不用费心了，”她愉快地说。“我会把这些表格给你的。”

“那将是极好的参考资料，”我用中文感激地回答道。

她猛地转过头来，露出极其严肃的表情，惊呼道：“那些资料绝对是真的。它们没有任何虚假!”

我被她的愤怒弄糊涂了，突然意识到我的失言是语义上的。“参考资料”在中文里确实是这个词，但它通常指的是可靠性存疑、只能审慎使用的资料。我笑着向她道歉，并解释了语言中固有的这种矛盾。

她语气尖锐地继续说道，20世纪40年代中期，美帝国主义曾极力试图在蒋介石和共产党之间进行调解。他们成立了一个三方代表团，但这个代表团被操纵得只为蒋介石的利益服务。最终，双方被说服签署了《双十协议》(1945年10月10日)，主席也飞回了延安。然而，他刚一下飞机，蒋介石就重启了内战。

“蒋介石撕毁了《双十协定》后，主席制定了如下战略：解放军将通过一开始看似失利来保持主动权。他们会放弃中小型城镇，这将导致敌人把部队分散到各处驻守，从而削弱他们的兵力并增加他们的脆弱性。另一个策略是引诱小股国民党部队进入解放军早已布置好的‘口袋’，然后一举歼灭。党中央还决定把战斗限制在自己的根据地，因为他们对这些地区最为了解，可以最有效地加以控制。

为了弥补兵力和物资上的巨大差距，解放军采用了积极防御(游击战)战略：他们把有限的兵力集中在敌人的薄弱环节。他们的总目标是消灭敌人——她连忙补充道，是在政治上消灭他们，而不是肉体上。他们对战俘采取开明的态度，给他们选择，要么加入共产党，要么返回国民党。那些选择回去的人，会为他们提供返程的交通费。事实上，很少有人选择回去，这一点她将在后面详细阐述。

李进接着说道：“毛主席坚持留在西北这个战区，并从那里指挥全国的斗争。他同时指挥着我们和调动敌人的军队。他把敌人引向我军可以‘一口吞掉’的地方。我亲身经历并见证了他的指挥艺术。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对你来说，理解当时的情况是极其重要的。”

“在那个时候，敌人有两个拳头：一个在华东，山东，我们一部分撤退到了胶东半岛;虽然西北的超过二十万的国民党军队，而我们的兵力只有两万，仅是他们的十分之一。在毛主席的带领下，不断地在陕北和山西迂回穿插，虽然实力悬殊，但我们不仅保存了实力，而且歼灭了他们大量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全国各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同样的战斗。”

在之后的一次谈话中，李进补充了她关于撤离延安的说法，指出敌人对胶东半岛的打击摧毁了她的家乡诸城县。她现在估计敌人的兵力是己方的九倍：在1947年，西北的敌人有30万(在另一个场合她估计从延安撤退时敌人的兵力为23万)，而他们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只有区区2万5千人。

正如毛主席所说，这种差异就像是“我们和敌人都有腿，但我们的腿比敌人的长”。随着战斗在中国内陆展开，敌人就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对他们一无所知，盲目地向他们出击。随着战争的推进，民心也越来越多地转向他们这边。在他们行军所经过的大部分地区，他们都实施了减租和土地改革，这些政治措施逐渐为他们赢得了群众的支持。

二

“李进回忆起国民党对延安的空袭，始于1947年3月12日左右，这次空袭突然结束了一个时代。延安这个稳定了十多年的根据地被连根拔起，人们流离失所，她自己的生活也被打乱了。这次突如其来的转移及其变幻莫测的境遇，磨练出了她新的性格力量，并让她拥有了更敏锐的政治觉悟，其效果类似于长征对她大多数亲密战友的影响。

在他们撤离根据地几天前，她开始讲述，敌人发起了战略轰炸。国民党第29军团由刘戡和董钊各自率领着自己的部队，派出了近五十架飞机，全部是美国提供的B-24和P-52轰炸机，轰炸了距离延安市中心仅五英里(约八公里)的地区。尽管有如此强大的飞机和武器，她说，我方没有任何人在敌人的炮火中牺牲。”

她脸上浮现出激动的表情，回忆起在那场紧急事件中，她带着小女儿李娜躲进防空洞，两人和其他人一起唱歌，只是为了不感到害怕。夜幕降临，轰炸的余光照亮了田野，几个人影开始从防空洞走回他们的窑洞。当轰炸似乎要减弱时，她也出来了，他们一边唱着军歌，一边走过被毁坏的田野。最后，她冷静地注意到，敌军指挥官刘克和董超都被自己的士兵杀了。

这次持续数日的空袭，最终迫使他们做出了撤离延安的决定。她解释道(以抵消他们放弃首都、因而失了面子的那种显而易见的印象)，这次撤退是他们主动做出的战略抉择。起初，大多数领导同志和部队都不愿放弃这块几乎没有设备、在贫瘠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他们只想撤退到黄河以东的一个地点。贺龙司令员也提出了另一种策略，但被主席否定了。

坦白地说，要让他们的人民愿意听从主席的命令，并非易事。即使在内蒙古首府张家口(1946年10月11日)的撤离完成后，延安的撤离也已在进行中，党内的一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仍然反对主席只在延安多逗留几天的决定。当他们拆除设备并打包准备行军时，她无意中听到一些她知道是出于好意的、不情愿的同志们，议论主席留在被围困的根据地是多么危险(也暗示了他们自己的危险)。她将这些担忧转告给主席，主席立刻回击她：“你也胆小吗?如果你害怕的话，就跟着他们走吧!”

“我一直陪伴着主席，我是唯一留在延安最后一刻的女同志。”她说，“在那个危急时刻，应该有一个亲近的人留下来照料他。”

在延安推迟撤离时他们也从容不迫，主席花了难得的时间陪伴当时六岁的小女儿李讷。他白天和她玩耍，这样能看清周围情况，但到了晚上则需要几个人来保护这个孩子。在延安的最后几天，李进经常带着李讷一起去做政治工作。她们一起跨越河流和崎岖的地形去执行特殊的任务。李讷因为不习惯这样的颠簸而哭泣，并恳求回家。

李进还回忆道，就在他们离开前，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请求加入他们的行军队伍。因为她当时看起来年纪大了(她当时五十二岁)，他们劝她不要去，于是她离开了中国。然而，他们并没有失去联系，因为解放后她又回到了中国。

部队于3月18日被召集出发。第一野战军由八个旅组成，兵力2.5万人，由彭德怀指挥。部队被分成两路，每路有一位司令员。她再次强调，部队的撤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行动，两路都有条不紊地执行。

当时，空气异常寒冷，部队在傍晚时分布好阵势。地面被一尺多厚的积雪覆盖，踩在脚下发出嘎吱声，又滑又难行。黄昏时分，大约六点左右，他们踏上了行军之路，身后留下了一座空城。

主席乘坐吉普车离开，这是一种优势，但同时也伴随着危险。那天傍晚晚些时候，当他们到达北面几英里外的刘家渠时，敌人从空中发现了这辆吉普车，并用机枪猛烈扫射。虽然没有人受伤，但车顶被打得千疮百孔。在接下来的旅程中，战士们用树叶伪装了这辆车。

那次袭击留下的弹壳显示，敌人使用了三种全部由美国制造的子弹：穿甲弹、爆炸弹和燃烧弹。没过多久，四面八方都有炮火从空中倾泻而下，李进发现这种经历并没有她预想的那么可怕。她承认，他们当然不是有勇无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跑去寻找掩体。

在刘家渠首次遭到袭击时，他们也经历过一些惊险时刻。当时，李进和主席找不到他们的小女儿李讷，他们本以为她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他们自然感到恐惧，担心她又像主席早年在长征时期失去的其他孩子一样，已经走失或遇难。经过紧急寻找，他们最终在一位收留了她的农民家里找到了她。在那里，她正在快乐地玩耍。

出于安全考虑，李讷随后被送去与邓颖超住在一起。邓颖超的政治工作使她无法和丈夫周恩来待在西北司令部。李讷在邓颖超身边待了数月。李进微笑着说，她们两人变得非常亲近。直到现在，李讷依然称邓颖超为“邓妈妈”。

军队在第二天晚上继续行军。他们白天休息，夜晚行进，逐渐加快了速度。第三天他们到达了东北方向数英里外的高家岘。

张清风的亲身历史记录，与李进所叙述的行军站点、日期及相关事件大致吻合。在他笔下，所有中央委员会领导人中，他对主席和周恩来的描写最为积极(周恩来在他笔下比在李进的叙述中更为突出)。任弼时、陆定一和彭德怀也作为行军途中的领导者出现(张清风的记录发表于1957年)。他没有提到李进或任何其他女性参与者。

在高家岘，他们制定了作战计划，其中包括在青化砭的一场战役。毛主席也在此时对中央委员会进行了一些调整。

当时撤离延安时，中央委员会的组织被称为“第三支队”，下设四个小队。李进被任命为第三支队下的政治助理员，并在此后的行军中一直担任这个职务。

然而，毛主席此时将中央委员会分成了两个部分：工作委员会(也称作前委)和后方委员会。这些组织任命由周恩来负责，他在西北战役期间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被分配到前委;她迅速补充道，刘XX也在前委。叶剑英负责后方委员会。

为了躲避驻扎在五台山附近的敌人，毛主席带领部队向西行进，朝着长城方向。为了不被敌人发现，他们只在夜间行军。事实上，他们几乎每个夜晚都在行军，每行军一小时就休息十分钟。毛主席领导其中一列，而另一列则单独从滁河上通过。

他们在黑暗中一连几个小时艰难地行进，一些刚刚加入部队的年轻人几乎无法跟上步伐。有几个人因筋疲力尽而倒下。对于他们，能做的事情很少。而她自己因为有一匹马，行进过程相对轻松一些。她记得有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为了跟上队伍，一直紧抓着她的马尾巴。

她也经常处在精疲力尽的边缘，害怕自己会睡着，从马上摔下来受伤。那样她对同志们还有什么用呢?为了保持清醒，她强迫自己唱革命歌曲，并且不允许自己在凌晨三点前睡觉。她身体上的普遍不适感，因她从小就患有的慢性胃病而加剧(这是她多次提及自己生理系统变化的其中一次)。通常她的胃酸会异常地高。但他们在行军的山区海拔很高，这使得她的状况逆转，导致了胃酸过低和其他胃肠道疾病。

1947年3月31日，他们抵达了滁河畔的秋家坪。就在那时，她诧异地发现连队里一名士兵竟然戴着国民党军帽和军徽!她感到不可思议，要求他摘下军帽。为了更进一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她摘下了自己的军帽——当时是八角形的红星军帽——然后把他的国民党军帽戴在自己头上，怒视着他。其他看到这一幕的同志们都愤怒地转向她。不管怎样，她的观点已经表达清楚了。她已经向那位年轻的士兵和旁观者表明，他们中间潜伏着一些右倾机会主义者，试图诱导他们在帽子上佩戴国民党党徽，而不是共产党的红星。卷入这场争论的其中一人是李维汉，他当时是共产党党校的校长。当他看到她戴着那个男孩的帽子时，李维汉喊道：“摘下国民党的党徽!”

“是啊，国民党和共产党开战了!”她大声回应道，“任何还戴着国民党党徽的人都应该认清这个现实!”

他们继续行军，紧贴山峦，直至抵达平原。行军过程中，在每个小时的十分钟休息时间里，他们都要原地踏步，只为抵御严寒。就连她那层皮大衣也挡不住彻骨的寒意。一位战友递给他们一小瓶烈酒，让他们暂时暖和了一些。

于是他们继续着习以为常的步伐：黄昏出发，彻夜奋战，黎明扎营，白天睡觉(解放后，包括李进在内的老一辈领导人大多延续着夜行昼眠的习惯)。4月初，他们踏上了西行的征程。4月5日，他们抵达了庆阳岔。在那里扎营的几天里，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储备维持旅途所需的“三宝”——盐、毛皮和草药。

在战争的这个阶段，一些领导人使用假名来掩盖真实身份，从而减少敌人追踪他们的机会。这些假名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主席决定自称李得胜，意为“志在必得”，周恩来则化名胡必胜，意为“必胜”。在庆阳岔宿营期间，中央委员会出于安全考虑再次更名，这次更名为第九支队。该支队仍然由四个小队组成，她继续在其中一支小队担任政治指导员。

在庆阳岔的短暂停留期间，主席独自回到营房，思考对策。四月九日，他发布通告，阐述了在保卫沈甘宁边区的大战略中“暂时”(当时他这样称呼)放弃延安的理由。他写道，对延安和整个沈甘宁的进攻不应被误认为是国民党实际掌权的标志。相反，这次进攻暴露了国民党内部的严重危机。主席随即号召全党和全军为保卫沈甘宁而奋斗。

三

王家湾是他们的下一站，他们在这里停留了两个月，直到6月7日才拔营。王家湾位于靖边县的一座山坡上，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村庄，在他们驻扎期间，距离敌人只有六英里。当他们到达时，中央委员会住进了两个相连的窑洞。她和主席住在里面一个窑洞，而周恩来、陆定一和任弼时(他们当时都没有带妻子)则住在外面一个窑洞。

当四位领导人决定开会时，她只好搬到窑洞外的一个驴棚里(她回忆起这段荒诞的经历时，显得很高兴)。在那里，她与驴子为伴，一连几天无事可做，身上爬满了虱子和跳蚤，体重迅速下降，脖子后面还长了一个肿块。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中央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主席找到了她，检查了她的不适，并“开导”了她。主席在她睡觉的地方发现了一堆臭虫。他说，正是这些家伙咬了她，导致了肿胀。为了纪念这些在墙上密密麻麻、整齐排列的虫子，他们将这个驴棚重新命名为“臭虫总部”。随后，主席和她发起了一场灭虫运动，把所有臭虫都消灭了(她描述这段时笑了)。

在他们驻扎王家湾期间，中央委员会内部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李进只是间接地了解到这些紧张局势和所涉及的问题。敌人正在逼近，但从哪个方向、以何种兵力逼近尚不清楚。如果共产党人留在王家湾，是否会被一锅端?敌人是否会追着他们向东，跨过黄河，并把他们赶出陕西?

陆定一不够坚定，他想撤退到黄河对岸，继续向东快速行军。任弼时也同意这一观点。但主席拒绝撤退。他已下定决心，要坚持在他们所熟悉并誓死保卫的西北领土内，采取灵活的避敌方针。这项政策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被反复讨论，会议持续了很长时间。主席回到住处时，筋疲力尽，骂骂咧咧。起初她无法理解他为何脾气如此暴躁。后来她意识到，他的怒火并非真的冲着她，而是冲着那些与他争论不休的同志。对于这种反应，她在之后的岁月里也逐渐习惯了。

总体而言，王家湾的生活是惬意而融洽的。主席和李进总是尽可能地让自己融入当地群众，他们常常走到人们中间，与大家分享生活的一部分。主席还与几位睿智的老乡结为朋友，常常在夜晚与他们长谈。李进在回忆这一段时，从一个棕色的大信封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泛黄脆弱的照片。她说自己格外珍视这张照片，因为它让她忆起那段生活的朴素与单纯。(照片模糊而粗糙，让我一度误把李进——她那时的头发几乎剪成了平头——认作一个瘦长的男孩;我的困惑引来了一阵笑声。)

照片里，主席和李进与两个孩子和另一位女子围坐在窑洞外的一张简陋木桌旁。在那些日子里，他们的确能够与普通百姓贴近地生活在一起。

在王家湾，他们(或如她所说，“我们”)正全身心地投入到组织陕西省其他几场战役的工作中。其中一场发生在羊马河，一个位于王家湾和延安之间、略偏东南的小村庄。在那里，他们歼灭了国民党的第135旅并改编了其残部;超过四千名由该旅指挥的士兵被俘虏。在王家湾，主席写下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1947年4月15日)，在其中他阐述了自己对国民党的看法：“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我军自歼敌第三十一旅后，虽未大量歼敌，但在二十天中已经达到使敌相当疲劳和相当缺粮之目的，给今后使敌十分疲劳、断绝粮食和最后被歼造成有利条件。”

4月4日在羊马河以南的蟠龙战役，证实了毛主席的论断。这次战斗中，共产党歼灭并改编了国民党第167师(仅剩一个团)，俘虏了6700名士兵和师长本人(刘昆岗)。他们从敌人的补给站缴获了一万两千多袋面粉和四万多套军装。战斗结束后，毛主席派周恩来到蟠龙附近，参加了庆祝胜利的群众大会。

李进在这里插入了一段关于她作为宣传员，或者用她的话说是“政治教导员”的工作的描述。在他们经过的地区，人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拥护主席的群众;另一类是敌人。拥护主席的群体土地很少，也没有美国的援助。作为政治教导员，向其他解放军战士和当地群众进行宣讲：“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的目标是改造世界观。”(她没有详细说明她的听众——主要是贫穷和不识字的农民——是否理解这些术语。)当她向农民们讲话时，她解释了共产党正在中国和全世界努力实现的目标。蒋介石的士兵们犯了如此多的战术错误，以至于他们实际上是在给共产党运送武器。他们只是在为解放军充当“运输大队长”。国民党的士兵是糟糕的战士;一个共产党员能顶得上他们十个。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言论，极大地增强了解放军和他们所寻求支持的人民的信心。

在他们初到王家湾时，群众正处于极度的恐慌之中，因为敌军刚刚扫荡过这里，使得城镇和田地一片狼藉。共产党人通过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证明了他们虽然是行军的军人，但与国民党截然不同。他们恢复秩序后，首先安排释放并保护了被敌人囚禁的人们。国民党掠夺了农民的粮食，现在解放军帮助农民收集并储存剩余的粮食。当一切都结束后，百姓们感激涕零，对部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恳求他们不要离开。解放军战士们回答说：“我们还没有请你们吃上白面呢”，意思是他们还没有为人民做足够的事情。当部队即将再次行军时，许多当地百姓来到共产党人借住的窑洞，请求加入解放军。许多人真的这样做了，尽管这意味着要放弃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

共产党员们于6月7日抵达位于陕北、靠近内蒙古的一个村庄小河村，在那里过了一夜。和其他地方一样，他们暂时住进了当地百姓的窑洞。雨下个不停，但这并没有难倒主席。他坚持拒绝进入分配给他们两人的窑洞，直到所有战士都安顿下来。

他们刚一抵达小河村，就得知敌人正从东方逼近，于是第二天他们就从小河村前往田茨弯。李进说，这段旅程充满了戏剧性，非常值得讲述。由于敌人随时可能发现他们，他们冒着雷电和倾盆大雨，不间断地行军。随后，他们的向导迷路了，这迫使他们不得不返回到之前的地点，希望能通过重复路线找回正确的路。现在，他们已经能听到敌人的动静，于是他们万分谨慎，仅靠手势交流。

在这个险恶的行军路段，李进不想让毛主席和他的警卫员们分心照顾她。她有意地让自己落后于领头队伍的步伐。她加入了后面其他同志的行列，发现自己是徒步士兵中唯一的骑马者。一位担忧的同志告诉她下马，因为在狂风暴雨中骑马很危险——马可能会受惊或狂奔，也可能在泥泞中滑倒把她摔下来。看到她不情愿放弃马，他伸手将她从马鞍上拽了下来，让她站在了泥泞的路上。她大吃一惊，但很快站稳了脚跟，并发现，在大多数士兵行进的地面上，几乎没有能见度。

为了在黑暗中、在被灌木丛覆盖的狭窄小径上相互保持联络，他们手拉着手，形成了一条紧密的人链。如果有人稍微向前弯腰，他的头就会撞到前面同志的背。他们无声地行进，以避免惊动附近的敌人。

当他们艰难行军时，一位由主席率领的先头队员在黎明前通过人链传递消息，说主席正在前面那座山后等她，他们将在那里休息。她迅速回应，超到了其他同志的前面。等她赶到主席身边时，她的雨衣早已被暴雨浸透，沉重地压在她的肩膀上。尽管如此，这件雨衣并非毫无用处。她恳求主席穿上它(她说，那是全军唯一的一件雨衣)。起初主席不肯，但她坚持不让。最终，他妥协了。能说服主席披上那件珍贵的雨衣，即便它当时已经湿透，对她而言是一次个人的胜利。

大雨倾盆，但行军仍在继续。她和其他人一样，再次因精疲力竭而濒临倒下。在她身旁，毛主席带领着走在前列的一位战士一定注意到了她岌岌可危的处境。他二话不说，从腰间掏出一个装满烈酒的保温瓶递给她。她摘下自己腰间系着的锡杯，倒了些酒进去。一饮而尽后，她恢复了精神，然后把保温瓶递给了其他战友。

天亮时，他们准备休息，四处寻找可以临时居住的窑洞，但几乎找不到。原来当地人口稀少，几乎没有东西吃。她一定看起来很沮丧，因为周恩来走到她面前，问她是否害怕。

“我可不害怕”她辩解道，“我们这里可有两百多人哩……”

抵达田茨弯的6月9日，清晨雾气弥漫。侦察兵立刻被派去查探敌人是否跟踪他们而来。显然没有，于是他们在此逗留了一周。这段时间没有浪费：他们主要致力于考察当地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为未来的土地改革做准备。李进在群众中执行了各种任务，包括为一名生病的妇女梳理打结的长发。

田茨弯的社会基础是七个大地主家庭，他们控制着广阔的土地。通过与一些当地居民的接触，李进对地主与佃农之间独特的关系有了深入了解。例如，一个雇工可能会得到九十亩土地来耕作，但他却无能为力，因为他没有犁或其他农具将土地投入生产。对于除了地主以外的所有人来说，生活条件都非常悲惨。

“1947年夏天，敌人就像无头苍蝇一样，主席负责指挥全线作战。他不仅指挥自己的部队，也指挥敌人的部队。我军一直牵着敌军的鼻子，他们的“懦弱本性”总是使他们自己处于劣势。解放军驻扎在低地，在村民的窑洞中休息，而“内心懦弱”的敌人则只在山顶上扎营，以为在那里就可以占据地理优势。讽刺的是，山上寒冷潮湿的空气使他们关节僵硬，削弱了机动性和士气。这种风险正是共产党领导人决定不在高海拔地区宿营的原因。此外，他们更愿意与当地群众保持接触，以便争取他们转而支持革命事业。”

群众在与解放军相处的日子里，逐渐变得心领神会。他们知道，当看到解放军行军时，如果只有几匹马和几支手电筒，那么毛主席很可能就在这支队伍中。

为了保护他不受敌特或当地不友好分子的伤害，他们绝口不提他的名字。相反，他们用“他”来称呼主席。那些与他们立场一致的群众立刻就能明白。如果有人向他们打听解放军或毛主席的下落，他们会拒绝回答，或者迷惑敌人。她轻声说道，他们帮助保守了“我们的秘密”。

为了将敌人的注意力从领导人的行军路线上引开，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按照战略继续留在西部，而主力部队则向东转移。

随后，中央警卫团向南派出一支小分队前往安塞。李进因早先到过附近的贺家垧，对这一带非常熟悉。另一位同属中央警卫团的同志也熟悉安塞地区，并巧妙地利用了他的知识。一天，他独自执行任务时，突然与几名国民党士兵迎面相遇。“不许动!举起手来!”他大喊道，并要求他们投降。他充满威慑的命令让这些国民党士兵感到困惑。他们理所当然地以为，在灌木丛后面有很多人在支援他。于是，他们投降了，七个人被他一网打尽。李进得意地补充道：“这是一个绝妙的计策。”

当时，这个村庄还隐藏着一个还乡团，这个还乡团是由村长和其他当地反动地主地组成的反动组织。当村庄遭到日本人或国民党的袭击时，这个反动组织非但没有号召人民奋起抵抗，反而鼓励人们向在头顶盘旋的敌机下跪叩头：深深地弯腰或俯卧在地。或者当食物短缺时，他们会囤积所有的粮食，把存货藏在山洞里，而不是分发给人民。她指出，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地主南霸天，所描绘的正是属于这类反动组织。

1947年6月16日，他们第二次抵达小河村，在那里停留了大约一个半月，直到8月1日。在此期间，第一野战军(由彭德怀指挥)遭遇了迄今为止最强大的敌人——青海省主席、西北回族首领马步芳的凶悍骑兵。

马步芳和他的兄弟堂亲(包括马步青和马鸿逵)领导着一个构成“地主资产阶级”的家族;他们极其富有且有影响力，被称为“三马”。他们也是数十支“反动势力”的首领。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与国民党有所区别，军事上则远胜于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胡宗南部队。然而，这两股势力互相支持。她断言，三马的政治追随者不仅限于回族，因为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大多数西北回族已经转向支持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的解放军。

宁夏是西北地区一个回族人口众多的区域，她发现那里的经济状况很不寻常。有人告诉她，当地人三分之二的收入都花在了穿衣上。但据她所见，那里的本地人根本没有真正的衣服。

当当地妇女看到她穿着自己平时穿的简单军装时，她们的脸上都欣喜不已，因为她们从未见过真正的布料。她们的衣服大多是用羊皮和粗羊毛线缝制的。晚上，她们睡在粗糙的毡子上。总的来说，他们的习惯非常不卫生。在他们中间生活了几天后，她身上又长了更多的虱子。

尽管这些人是汉族，而不是少数民族，但他们的一些习俗很奇怪。她记得当地妇女在耳朵前面留一小撮头发，其余的都往后梳。未婚女性梳辫子，而已婚女性则把头发盘起来。只有极少数女性敢于剪掉头发——这是成为革命者的外在标志。

“甘肃东部地区的女性以美貌著称，但小河村的女性则更为秀美。李进清晰地记得有两姐妹，一个叫桂花，另一个叫兰花。她们的父亲没有遵循汉族的一般习俗——即女性嫁入男方家庭——而是让丈夫倒插门到了妻子的家庭。在那里，他为他的岳父，一个地主，当雇工。

当解放军在小河村进行土地改革时，这位雇工被分到了他岳父那块上好的土地。但和许多在类似情况下获得翻身的人一样，他害怕接受这块土地，并作为自己的主人生活。他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观念。无论他们如何向他解释土地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变革的正当性，他都无法割断与岳父之间的旧关系——他对这位地主岳父依旧不可避免地保持着从属地位。

在行军沿途开展土地改革的经历，让李进对当地文化，特别是婚姻习俗，有了更敏锐的认识。例如，后来她听说南方沿海的广东省有一位地主，他的情况与小河村的地主恰好相反。由于那个地区的男性习惯到海外谋生，当地女性人口比例很高，纳妾成风。这位地主有几个小妾，他强迫她们去做各种她们不习惯的体力劳动，比如抬他的轿子和在地里干活。

这些小妾心中滋生的怨恨，比他预想的要强烈得多。当梅县进行土地改革时，他的小妾们通过煽动整个社区来声讨他，对他进行了最后的报复。这场公开的戏剧性事件彻底摧毁了他。李进神采奕奕地说，最终，每个小妾都分到了他的一部分土地，成为她们自己的财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