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封存制度，我们为何不宽容？

后台有网友让我聊聊轻罪封存制度，其实我前几天就想写这个话题，不过转念一想，写了又有什么意思呢?无非是引来一群人骂我而已，但既然有网友点播了，我还是写一写我的看法吧。

我的态度很明确，我支持轻罪封存制度。但是我不会去跟任何网友进行辩论，你们也不用给我扣什么帽子。

因为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社会观念问题。我之前看过一篇论文，研究中国网民的法律意识，存在三个倾向：重刑主义、报应主义和泛道德主义。

因此，你只要把这三个词套进去，就知道很多人怎么想的：

“轻罪也得重罚，这是活该。”(重刑主义)

“我为什么没吸毒?谁让你吸毒了?你吸了就活该。”(报应主义)

“吸毒伤害的虽然是你自己，但你败坏了社会风气，所以同样该罚!”(泛道德主义)

而我的态度也很明确，我觉得重刑主义、报应主义、泛道德主义不应当是一个文明社会的进步的方向，所以，我反对多数网友们的这种倾向。

不过，后台的网友，给我提供了一个新观点，即相对剥削感，也就是说，你犯了罪，但是可以被封存，那岂不是对我们这种档案“清白”人的不公平?

没错，很多人都是这样一种想法。但这种想法，其实也很矛盾，因为这实际上就是在说，我遵纪守法，不是因为我内心认同法律，而是因为我担心后果，如果没有后果，我也会违法。

口口声声讲道德，讲法律，实际上呢?你真正在乎的是什么?你在乎的是，如果别人可以轻罪封存，而我守法，那我就吃亏了。

我看到很多网友抱有这种心态，让我莫名其妙产生了联想，我想起来大学的时候评奖学金。每个人都绞尽脑汁地掰扯自己的荣誉，任何“我有你没有”的玩意儿，都能让你在奖学金的评比中，比别人高出那么零点零几分，从而占据优势。

而在社会上，其实也是如此，当你面临广泛的社会竞争时，你发现，自己要钱没钱，要权没权，所以那仅剩的“档案清白”，就成为你在进行社会角逐时能拿出来晃一晃的小资本。

所以说，为何轻罪封存制度，会带给很多人一种，这是对我们遵纪守法群体不公平的感觉，我想，这是不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呢?

因为我们面临残酷的内卷竞争，所以，任何“我有你没有”、任何可以进行身份区分的标签，都会被我们视为我们在竞争中的优势。

而这一点点标签，现在却被“轻罪封存”制度给毁了，这对我太不公平了!

写到这里，我无数次地联想到，大学时，奖学金评比结果下来后，有同学抱怨奖学金评选标准，对自己太不公平。

“明明我绩点比她高，凭什么我们都是A?”，和现在“凭什么轻罪封存制度，能让那些人和我们身世清白的人一样?”，简直一模一样。

大学就是个小社会啊，这话一点不假。

在一种残酷内卷的环境中，任何可以进行身份区分的标签，都会被人们大力推崇，反之，任何试图取消这种身份区分的尝试，就会使人们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从而极力反对这种政策。

想象一下，如果在北欧，或者在某个平行世界，社会劳动力不足，每个劳动者都能在社会上找到合适心仪的工作，你不再面临着激烈的社会竞争，没有人跟你去竞争那一个乡镇公务员的岗位，那些犯过轻罪的人，根本就不会和你形成任何竞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你扪心自问：你还会反对“轻罪封存”制度吗?

事实上，如果真在这种社会中，也根本用不到所谓的“轻罪封存”制度，因为社会急需劳动力，你嫌弃他们，有的是企业机构需要他们来工作。

而在这种社会中，犯过罪的人也才更容易重新融入社会。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人的“泛道德主义”，又何尝不是一种竞争压力下为了筛选人与人差别、抬高自己价值而产生的社会本能?从古至今，向来如此。

在零几年时，所谓的经济上行期，当时社会舆论在很认真地讨论，要不要取消对违法犯罪人员子女考公的限制。很多人怀念那时的思想开放，但换个角度考虑一下，这何尝不是因为，经济上行期，每个人对考公根本没那么强的执念，所以才会在社会上掀起这种讨论。

而到了现在，如果重提“取消对违法犯罪人员子女的考公限制”，那又会如何?

“什么，你在讲什么?那对于我们这些身世清白、档案清白的人，岂不是最大的不公平?”

“凭什么我们遵纪守法的人的后代，和他们犯罪人员的子女待遇一样?”

“限制他们考公而已，又不是在这个社会上不能干别的，他们随便干点别的不好?非要来跟我们来竞争考公务员?”公考的学子们如是说。

轻罪封存制度带来的所谓“相对剥夺感”，背后的原因，就是我们身处一个极端竞争的社会。只要竞争仍然激烈，只要人们还在争夺有限的社会资源、岗位和身份标签，人们就会习惯性地捧高自己的道德资本，并拒绝任何“拉平差异”的政策。

BTW：我现在真心觉得，现在的人口出生率锐减，其实未尝不是一种福报，或许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脱离了社会激烈的竞争，我们的很多观念，才能得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