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外丨移民焦虑的本质不是「民族主义」

原编者按：社会主义者在移民问题上需要给出新的答案：陷入新自由主义精英化的多元主义，会让社会主义者远离一般普通劳工阶级的呼声；而若坠入了民族主义的阴暗面，则距离右翼民粹主义也就不远了。这一背景之下，或许最好的答案是通过社群主义与激进民主的方式，将一般公民对于保卫共同体的渴望，转化成激进民主化的动力。而社会主义社会之中的移民政策，一切应当以服务共同体利益最大化为依据。

若引入了移民可以让每一个最贫穷的本国人受益，则社会主义国家之中的每一个社区自然会通过民主的程序支持。而我相信这实际上是大多普通人真正想要的东西：民主地决定谁能够加入我们的社区？

01 正文：移民开放争议与恐惧的理由

The right of choosing neighbours

最近的「签证开放」引发了许多国人的担忧。而一些评论家将其引向了民族主义——外国移民会破坏本国的民族纯洁性、会将本民族的文化稀释；又将潜在的社会治安问题归结于民族的冲突。

这显然是一种借题发挥，它会将进步主义者逼入墙角——若外来移民是对于民族与文化的侵害，不经反思的进步主义者就不得不站在其对立面，为了保卫其国际主义与平等主义共识，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移民来了又能怎样呢？

当舆论场上只剩下「民族主义—恐惧」与「精英主义—开放」这两种声音时，进步主义者变得无所适从了。因此，当前需要探讨的与其说是「这一焦虑是否正当」，不如说是「这一焦虑来自于何处」。

事实上，它源自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无权决定谁做邻居了。更具体的说：一些与我文化不同语言相异的人会成为我的邻居，而我对此无能为力。我们在这里且不论这种对于「异文化」的恐惧是否合理，但不论如何需要承认：想要决定自己社区中谁是成员，只是探讨一种朴素而正当的需求。我们会发现，这一需求不总是与种族主义相捆绑。喜欢早睡的人不希望与与熬夜的人为邻。这要求十分正当，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我们无力解决它。当世界被「个体的所有权」拆分成一个又一个原子化的小块时，当所有的公共空间都被蚕食殆尽时，唯一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变成了主流经济学所说的「外部性的交换市场」。

这是十分荒诞的，但也确实是国内居民生活的常态。而反过来，我们会看到一些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社区会存在内部的规定，以及对于社区成员的要求——甚至对于住房的装修风格、制造噪声的时间都有着严格的规定。而这些规定是由社区内的民主决定所致。这毫无疑问不意味着这一社区民主超越了资本主义，但它毫无疑问是「自治」与碎片，且可以让我们看到一种更理想的共同体。即使是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区之中，居民也毫无疑问可以组成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习惯的小群体，且对于公共空间的成员有一定的要求。说英语的社区与说汉语的社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联邦之中并不一定要混同，而是可以各美其美。这是一种不同于民族主义的族群文化共同体，更是文化多样性的必然结果。

而基于这种社群主义的视角，我们或许可以用一种非民族主义的方式，理解当前国人对于签证事件的忧虑。

国人不了解其他文化的生活方式——毕竟多数人与上海的世界主义精英不同，不尝有特权在印度餐馆吃饭，或者有一两个东南亚同事——而身边有了其他文化的邻居、感到不安实是人之本能。这一情况下，探讨文化之间的包容与了解显得远水解不了近渴。或许在一个繁荣而平等、且不存在种族分工的社会之中，多文化包容总归是可能的——瑞士或许是最好的例子：德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不但可以共同生活，甚至还会学习对方的文化。但以这种理想的状态，要求当下人瞬间消除本能的担忧，则是不合情理的——不能用强制的文化混同、强迫普通人承担多元主义的阵痛。

更何况，我们能看到一种更常见的悲剧。一个高度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移民的涌入实质上会造成种族间分工以及不平等的延续，而这种不平等的延续反而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欧洲国家引入移民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补充低端劳动力，一系列的歧视政策也将叙利亚人与土耳其人引导成了低端劳动力。这一背景之下，长期属于经济困境中的移民群体，陷入贫困与高犯罪率之中，且少有与主流社会沟通交融的机会。这一用多元主义粉饰的移民政策不但不能促成文化间的包容，反而会强化刻板印象，且进一步固化种族之间的不平等。最终，这可能变成一种不幸的底层互害：外来民族始终沦为二等公民、被迫走向堕落；而本土民族则面对这样贱民化的外来移民，陷入排外的恐惧之中。

而这背后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移民引进，会压低本国的工资，最终增强对于本国劳动力的剥削。

而这样的背景之下，资产阶级一方面可以从更低的劳动工资之中收渔翁之利，一方面还可以将阶级矛盾引向民族矛盾。最终，一切的始作俑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宣布：社会中的大多数苦难之产生，是因为非法移民抢了工作。

这就引入了移民议题之中最本质的问题：资本主义的移民政策逻辑与社会主义的移民政策逻辑是根本不同的。前者的移民一切皆是为了利润率最大化——这个概念也可以替换成更好听的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等等。当然，新自由主义时代之后的西方，移民政策同一种垄断性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了一起，一同构成了当前所谓白左话语之中的阴暗一面：它实质上用一种世界主义与多元文化的话语，剥夺了一般民众决定移民政策的权利。

当然，这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永远会与多元主义意识形态联姻。一旦移民不再有助于资本的积累，竞选经费也就会涌向支持极右翼的政党。而移民反而又一次成为了分裂无产阶级的工具。

譬如当下在西欧与美国涌现出的「为民请命」的草根精英主义者。这些人是对于新自由主义时代「文化左翼与经济右翼」之联姻的反动。譬如魏德尔与特朗普等政客试图将民众对于社区生活以及就业的不安，转化成基于民族主义的排外心理。最终喊出这样的纲领：保卫我们纯洁的民族。但这一「民族共同体」的口号实质上是一般民众的恐惧转化为自己的政治资本。而这最终的后果也就是：对于「社区自治」的渴望转化成了排外主义。

当前的困境是，社会主义者在移民问题上需要给出新的答案：陷入新自由主义式多元主义，社会主义者会远离一般普通劳工阶级的呼声；而若坠入了民族主义的阴暗面，则距离右翼民粹主义也就不远了。这一背景之下，或许最好的答案是通过社群主义与激进民主的方式，将一般公民对于保卫共同体的渴望，转化成激进民主化的动力。而社会主义社会之中的移民政策，一切应当以服务共同体利益最大化为依据。若引入了移民可以让每一个最贫穷的本国人受益，则社会主义国家之中的每一个社区自然会通过民主的程序支持。而我相信，这也是大多普通人真正想要的东西：民主的决定谁能够加入我们的社区？

因此，或许移民问题的解决之道，既不是一句敷衍了事的种族多元主义原则;更不是以纯洁的民族共同体之由将一切文化交流拒之门外。而是一种双重策略:首先在全球层面，移民的生存权与本国居民的自治权之间构成了冲突，而这一冲突的化解必然是全球治理，甚至进一步说一个民众的联合国。而在地方层面，或许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更加的问题，答案应当是一般市民接管市政管理，或者用一句戏谑的话来说:一切权力归「自治团体」。

02 社群之声：伊斯法罕留言板

message board of Isfahan

789core：（“魏玛总统制”一文作者）

十月一号k签与我们认为的引进低等劳动力的签证与移民政策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所在。

k签从形式上是吸引外来中高等技术劳动力的签证政策，与广大的务工者并不存在直接就业冲突，因此不能认为这次的放开会诱发西欧和美国10年代以来严重的移民-国民就业冲突问题。

但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无论是引进中高等还是低等劳动力，本质上都还是引进人力资本，那么势必会以加剧就业竞争，但这不体现在“工作难找”上，而是体现在外来人才引进导致的“工资变低”（工作降级）上。

如果抛开一系列因素与不同方面不谈，我们认为k签本身并不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而是加剧就业竞争，而这也就引申出了一系列可能的社会问题。也许让基层组织（社区）重新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不错的缓解方式，但解决这一冲突的根本路径在于使民众更多地分配到现代化所带来的成果，分配问题不解决，k签就只是这一大问题的其中一个爆发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