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对土澳“痛打落水狗”，而不是搞什么“降温”

现在，有人引用毛主席的话，煞有介事地主张说，“应当对中澳争端降降温了”：

“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

这恐怕，恰恰忘记了主席的另一句话。那句话，比这句话更为重要，因为它规定了这句话的前提。

那就是，为民立极的数卷《毛选》雄文的开头第一句话：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同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还指出：

“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也就是说：“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前提，是弄清楚谁属于“自己的人”，即分清“敌我”和“敌友”。如果“敌我不分”和“敌友不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敌我不分”和“敌友不分”，大概，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我”中的人，或“友”，误当成“敌”，胡乱攻击一番——这叫“左”倾错误;另一种，则反过来，把“敌”当成“我”和“友”，大发慈悲，乱搞“团结”——这叫右倾错误。

我们认为，现在，主张对所谓“中澳争端”“降降温”的人，就是犯了后一种错误，即把“敌”当成“友”。

右了，右了!

甚至好像跟“公知”们操起同一副腔调来了。　　

具体说：在这次事件中，谁，才是我们的“友”呢?是阿富汗啊，是一切和阿富汗类似的，被西方欺压的弱小国家啊——特别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往大了说，甚至，还包括澳大利亚，和西方各国的普通群众。“外宣”的对象，到底是谁?归根结底，是外国的普通群众。只有当他们比较普遍地放下对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偏见的时候，我们的“外宣”，才算基本成功了，才算基本达到目的了。群众总是受蒙蔽的。西方群众，可能会盲目相信“自由民主”价值观，和“他们的”政府——特别是前者。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去揭露澳政府和西方各国政府，以及他们豢养的军队的本质和罪恶;去揭露澳政府和西方各国政府及其军队，是怎么样“说一套做一套”，是怎么样违反自己吹到天上去的“价值观”的。在西方各国人民目前的觉悟水平的前提下，只有这样，才最能收解放其思想之效。　　

甚至，是以比较刺激的方式，去揭露。因为只有刺激了，人家才能记得住，才可能在思想上有所变动。当然，他们可能的思想变动，肯定是艰难的，肯定是少数人先变的——但只要我们不止一次地做文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加以揭露和批判，我们就一定能够占领阵地，他们就一定能够变，就一定能够从少数人到多数人地变。

乌合麒麟的天才大作，赵立坚的主动出击——加起来，就构成了“刺激的方式”。　　

当然，如果换个角度——从对美斗争的角度看，澳是友还是敌呢?这恐怕就要复杂一些。美无疑是我们需要集中火力加以打击的，最主要之敌;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地说，还是可能争取澳起码站到不完全与美一致的位置上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充当美反共反华的急先锋)。当然，连主张现在对澳“降温”的人自己也知道，澳属于美“核心圈子”的成员，即“五眼联盟”中的一只“眼”。因此，比起法德日韩，英澳新加这四只“眼”，是比较难于争取的，甚至是需要我们连带加以打击的。也就是说，在西方盟国体系当中，比起拉澳大利亚这种美国核心圈子里的，还不如多拉一下法、德、日、韩等离美国相对疏远的;其次，在美国的核心圈子里，比起拉澳、加这种傻乎乎地替大哥冲在前面的，还不如多拉一下英、新这种没那么傻，也冲的没那么猛的。

这就更没有忙不迭地对澳“降温”的理由了。

更何况，大家都知道：这一次，我们在道义上，占有绝对的优势。连稍有头脑的西方人士都知道：这次最好是以守为攻。事实上，连又傻又横的莫里森自己，也已经开始淡化了。　　

也就是说：在这次事件中，澳大利亚，乃至整个西方，某种程度上都变成了“落水之狗”。

鲁迅先生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认为“‘落水狗’有三种，大都在可打之列”。

他说：

“考落水原因，大概可有三种：（1）狗自己失足落水者，（2）别人打落者，（3）亲自打落者。倘遇前二种，便即附和去打，自然过于无聊，或者竟近于卑怯；但若与狗奋战，亲手打其落水，则虽用竹竿又在水中从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不得与前二者同论。 “听说刚勇的拳师，决不再打那已经倒地的敌手，这实足使我们奉为楷模。但我以为尚须附加一事，即敌手也须是刚勇的斗士，一败之后，或自愧自悔而不再来，或尚须堂皇地来相报复，那当然都无不可。而于狗，却不能引此为例，与对等的敌手齐观，因为无论它怎样狂嗥，其实并不解什么‘道义’；况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于是夹着尾巴逃走了。但后来性情还是如此。老实人将它的落水认作受洗，以为必已忏悔，不再出而咬人，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事。“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考此次澳洲狗，乃至西方(政府)群狗“落水”的原因，其实，不是我们亲自“打落”，而是他们自己干了缺德事，自己砸了“人权”的招牌。所以，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是棒打落水狗。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澳国和西方“敌手”，算不算“刚勇的斗士”，能做到“一败之后，或自愧自悔而不再来，或尚须堂皇地来相报复”呢?

事实早已证明：他们不是。尤其是土澳。

对小人不能搞“清者自清”，“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经此一事，他们决不会“自愧自悔而不再来”，更有可能是“狗改不了吃屎”，继续在阿富汗等地滥杀无辜;他们里面，有的或许还能“堂皇地来相报复”，但以澳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的作风，恐怕更有可能是“爬到岸上”后，趁我们“不注意”，“先就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于是夹着尾巴逃走了”。

我们千万不能傻傻地、不知不觉地当了“老实人”，或慈悲心发作刻意要去充“老实人”。千万不能“将它的落水认作受洗，以为必已忏悔，不再出而咬人”，那“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事”。

换句话说：对土澳，对西方，我们该揭露还得揭露，该出征还得出征。只要坚持这样做了，讨论什么“降温”不“降温”，是“降温”还是“加温”，就没有意义了。只要他们继续杀人，继续搞“双标”，我们就是要在舆论上“加温”，就是要让他们不得安宁;如果哪一天他们“受洗”了，放下屠刀了，言行一致了，那自然就“降温”了，用不着我们去“降温”。

总之，现在这个时候，决不能自作聪明，试图讨巧地搞什么“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