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VS瑞典：对新冠病毒的两种态度

北京再次出现本土病例引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关注。

虽然目前病毒来源尚未摸清，但我们看到了北京快速、坚决的一系列行动。首先是市委书记蔡奇连夜召开会议，部署工作，约谈丰台区领导;其次是立即封闭新发地市场周边11个社区，开展了近2000多人的核酸检测，以及5000多份环境样品检测;立即关停新发地全部商户，附近长途客运站已停运，已开学的周边学校暂时停课。

由于在三文鱼案板上检测到新冠病毒，北京甚至连夜下架了主要超市的三文鱼。

目前，北京市单日最大检测能力已达9万多人，可以适应人群检测方面的需求。正如前面吉林快速控制了疫*情的反弹一样，我们相信北京这类迅雷般的政策下，也会快速控制住这一波反弹。

这就是中国对待新冠病毒的态度。地球上还有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那就是以瑞典为代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呈现的态度——拖拖拉拉，甚至想群体免疫侥幸过关的态度。

瑞典这个国家，是某些中国人羡慕的北欧福利国家。瑞典人均收入世界排名第二，实行高税收、免费看病的医疗卫生体系。可是，瑞典却创造了新冠肺炎12%的死亡率，以及全世界最高的人口感染率，着实让人大跌眼镜。瑞典的“成绩”，很大程度来自于它是全世界唯一从头到尾实行群体免疫的国家。

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瑞典政府几乎直接放弃抵抗，采取躺倒政策，仅仅是禁止50人以上集会，并关闭了大学和中学。除此之外几乎没有施加其他限制，检测比例也极低。直到6月上旬，瑞典鉴于严峻的情况始终未能缓解，才在残酷的事实面前改变对此前鼓吹的群体免疫的看法。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欧美国家虽然都没采取瑞典那样的群体免疫，但并非他们没有那份贼心，而是带来的后果让他们收起了那份贼胆。英国最早的抗疫方案就群体免疫。

北京和瑞典，两种态度、两种结果。中国的结果，是连地摊都可以开放了。瑞典的结果，是连它的邻国都嫌弃它感染人数太多，以至于不敢开放边境。两种态度的背后，是两种行政效率的对比，是两种制度的对比，也是两种文化的对比。

中国自古就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在应对灾害、瘟疫方面有许多优势，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后更进一步优化了社会治理结构;欧洲自古就是一盘散沙，近现代以来政治文化上奉行自由主义。这种状态下，社会组织化程度、深度是不够的。

政府为了给资本腾空间，普遍采取了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政府管得少，一切由资本说了算，政府主要为资本打工。当灾害和危机来临，政府可用资源(组织系统，例如中国的从中央到村分为6级，深入社会毛孔)是绝不可能向中国这样多，只好对疫*情采取放任措施。

80年代以来，中国好些人一度陷入过失败主义中，认为中国一切不如外国，事事要学西方。这种思潮至今未完全克服，只是因中国力量的增长(包括最近疫*情显示的对比)稍有缓解。中国医疗体系的市场化，就是80年代以来学习西方的产物，幸而因为学得不彻底，才保留住了今天抗击疫*情的家底——公立医院为主体的医疗体系。

疫*情后的武汉住着900多万人。为了彻底摸清情况，我们仅仅用10天就给所有人做完了核算检测，这是一种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北京、吉林的做法，也同样值得称赞。全国的核算检测能力，早在5月中旬就已达到每天150万人的级别。相反，瑞典、美国等国家，至今视检测为猛兽，不愿多做(不是不能做)。世界科技、经济头号强国的美国，至今每天核酸检测能力才不过几十万。

几十年来跪拜欧美医疗系统的思潮，应该扭转。中国医疗有中国的问题，但也有过成熟的社会主义医疗体系的经验。我认为解决中国医疗的问题，不是简单向外看，而是多往自己身上看，从历史中寻找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