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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最低婚龄就能挽救人口危机吗?

伍思 2019-03-09 来源:草根微刊

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不论实行什么新的政策,中国人口的“三大趋势”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一是少儿人口数量和比例都将会下降;二是劳动力数量和比例也将会下降;三是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将激增。

据新闻3月7日消息,建议修改《婚姻法》第六条,将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改为“男不得早于二十周岁,女不得早于十八周岁”,同时删除“晚婚晚育应予鼓励”——全国人大代表、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列明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交《关于抓紧修改法定结婚年龄及不再鼓励晚婚晚育的建议》。

丁列明认为,现行最低婚龄及鼓励晚婚晚育的规定已与人口发展形势、生育政策等不相适应,建议尽快修订《婚姻法》相关条款。

他表示,现行法定结婚年龄及鼓励晚婚晚育的规定主要服务于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但“十二五”以来我国人口总量增长的势头大幅减弱,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明显减少,老龄化程度加深,群众生育意愿发生重大转变。为应对这些重大变化,2016年起已实行全面两孩的生育政策,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目标也由以控制数量为主转向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同时,现行法定婚龄在国际上、我国历史上也处于最高水平。鉴此,现行法定结婚年龄及晚婚晚育的规定已与计划生育政策和工作目标不相适应,需修订完善。

婚龄限定和计划生育

我国现行的的《婚姻法》是1981年开始实行的,最近一次修订是在2001年。《婚姻法》规定,我国男性最低满22周岁,女性最低满20周岁才能登记结婚。同时规定男性满25周岁,女性满23周岁初婚的为晚婚。

事实上,在全世界,我国的法定结婚年龄都是最高的国家之一,除了我们中国,另外一个国家男性需要22周岁才能结婚的是中非。其实我国规定相对高一点的最低结婚年龄,最大原因是因为要施行计划生育制度。跟1950年的婚姻法男20,女18的最低年龄不同,相应的提高了两岁。可不要小看两岁,100年下来可是能少一代人的。

既然这个婚龄限定和计划生育有如此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来看看计划生育的前前后后。在这之前,一定要明白的一点是:计划生育政策和独生子女政策,是两个概念。

计划生育政策是毛泽东时代就出现了的,后来几经变动,从1973 年明确了“晚 、稀 、少 ”的方针,到1974年2月中共中央肯定按“晚、稀、少”要求结婚和生育的政策,再到80年代初期的“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一直到由“少生”向“只生一孩”的转变,最终实现了从广义计划生育政策向独生子女政策的转型。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独生子女”政策,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0与 1982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 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并严格规定城镇居民和国家干部、职工除特殊情况外只能生育一胎。

毫不客气的讲,独生子女政策是完全违背了当初实现计划生育的初衷的,用独生子女政策来抹黑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别有用心。

毛泽东讲的是计划生育,是有计划的生产。是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增加一点,有时候减少一点,是根据社会发展波浪式前进。

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逐步加深了对人口增长过快与经济建设之间矛盾的认识,最终因为优先发展重工业背景下的吃饭难题确立了计划生育的决策。他确立计划生育决策的直接依据与后来党和国家把计划生育上升为基本国策的依据——人口增长过快与资金积累的矛盾、人口增长过快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并不相同,当时的生育政策也没有后来的一胎化政策严厉。

更重要的是:在他领导党和国家的最后几年中,人口增长过快与经济建设存在矛盾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开始得到认真执行。

当时的控制人口绝不是后来8、90年代的“打、砸、抢”,而是通过对农民的教育引导、组织动员逐步降低人口出生率,不搞强制措施。事实也证明,毛泽东时代后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这与毛泽东时代群众路线、全国上下一心,农村集体化以及强大的基层动员能力是密不可分的。不管对计划生育国策和毛泽东本人持何种看法,都应当尊重这一事实。

而80年代开始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完全是另一回事。

按照这个政策来算,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如果真要严格执行的话,一代过去上一辈死光了,人口整个拦腰斩半。用脚想想就是一个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的人口政策,也不知道当初是谁脑子有问题看不明白这个简单的算法。而关于这个政策搞得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一个个血和泪的故事更是整整一代人的时代记忆。

按照这样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到在七十年代较为温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控下,出生率保持在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准。

而中国1980年制定的新婚姻法规定,男女法定婚龄分别为22岁和20岁,又从此开始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新规定,这立刻引起了青年结婚人数猛增。一位学者估计,1980年可能有3000万人结婚。这不可避免地引起出生率大幅度增长,造成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的反弹。

老龄化和社保危机

丁列明代表说: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明显减少,老龄化程度加深是要修改最低婚龄的原因之一。这真是正如网友所说:治国如同和面,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其实丁列明代表所说的现象正是独生子女政策一手导致的恶果,现在又想来推翻之前的政策,不过,对于活生生的人口,真的可以如此随意吗?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接近20%。欧洲国家用100年时间,发展中国家用60年时间达到的老龄化程度,中国只用20年。

据《辽沈晚报》报道,截至2017年末,辽宁省户籍总人口为4232.57万人,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958.74万人、占总人口的22.65%,辽宁省已经步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少子化+老龄化,将导致一个“老人多,青年少”的倒悬社会,按照现在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2030年,100个劳动力要养活64个退休老人,到2050年前后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会直线上升到接近40%的水平。

老龄化最表面上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保危机。老龄化就意味着劳动人口减少,而相应的,需要供养(领社保)的老年人却多了起来,这是社保当下遇到的最大的危机。

说实话,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毛泽东时代的人口红利。而随着现在的老龄化加深,总人口中劳动力数量的绝对或相对减少,将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潜力。社会负担加重,还会大大提高劳动力成本,降低产品的竞争力,也很可能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

根据公开的新闻报道,全国社保账户尚有盈余,但地方情况不容乐观。广西、江西、海南、内蒙古、湖北、陕西、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青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黑龙江等13个地区可支付月数已不足1年。

全国社保账户尚有盈余,但是其连年亏损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14年社保基金整体亏损2156亿,2015年亏损3523亿,2016年亏损5041亿,亏损规模年增幅超过50%。根据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2014年出版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3年年底大陆个人养老金账户“空账”高达30955亿元,超过了当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累计结余。

所以国家急啊,不仅开放二胎,鼓励生育,还实行延时退休,现在又提出想用降低最近婚龄得办法来应对这个危机。

不得不说,我们的办法总是比困难多,只是说,办法出来了,就想要人们来实行吗?人又不是机器,不是一个开关就可以控制的木偶,看看现在的低生育率就知道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了。

低生育率背后是社会问题

我国在2015年10月29日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总和生育率从2015年的1.05上升到2016年的1.25。根据全面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分别多出142万人和79万人。但由于高生育成本、长期计划生育导致的低生育意愿等因素,二孩增长远未达到预期。

并不是开放生育,就人人都愿意生的。连养活自己都要拼尽全力了,何谈养个孩子呢?

说到底,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生孩子呢?生孩子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资本充斥的环境下养孩子。

随着经济发展,养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瑞士信贷银行的报告称,在中国一个孩子从出生到18岁的抚养费用平均约为每年2.3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家庭平均年收入的43%。从结婚买房到生儿育女,入托入学,完成义务教育,高中、大学,需要的资金是数以百万甚至千万计的。这不是一般的家庭能够负担的。

许多年轻人,尤其是长期漂泊在外地的年轻人,即使掏光“六个钱包”也无力购房。更何况,还有高昂的彩礼难以跨越,男方为了结婚需要筹备县城里的房子、汽车,每张结婚证背后都需要几万、几十万的金钱投入。他们因为无力购买住房而无法成家,无法成家连第一步门槛都跨不过去,也就谈不上生育子女。

而真的生了孩子之后呢?多生一个孩子,就意味着百万甚至数百万数量级的开销。

“一套房子掏空六个钱包两代人的积蓄,家无余钱,只能消费降级,虽说怎么养都是养,但真的生出来,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低人一等,从胎教开始,琴棋书画机器人、奥数英语跆拳道一个都不能少。”

类似这样的说法,已经不是个例,而是全社会的吐槽。

真正的富豪阶层如张艺谋等影视界大佬,可以生七个小孩,如杨子黄圣依这样的巨富,可以给孩子建大别墅游乐园滑雪场。但是对于普通人,生一个孩子、蜗居在70平之内、代购奶粉就已经拼尽全力了。这些年轻人无力给自己的子女一个可以良性发展的生活环境,又不甘心自己的子女成为诸如三和大神一样的社会底层。于是,自然选择减少生育了。

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不论实行什么新的政策,中国人口的“三大趋势”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一是少儿人口数量和比例都将会下降;二是劳动力数量和比例也将会下降;三是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将激增。

问题说到这里有没有解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就是缩小贫富差别,减轻维系婚姻与家庭的负担,社会重新承担起养老责任,人口控制不能求少或者求多,要制定维持社会更替的合理计划,而这一切也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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