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矛盾普遍性并不单独存在”哲学思想对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启示

2025年11月，习近平在《求是》网刊文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指出要“完善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一论断，在《中国制造2025》顺利完成，科技创新四海震荡之下，不仅回应了科技革命浪潮的时代命题，更深层次地延续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哲学思考。而回溯历史，1973年毛主席会见杨振宁时的一段对话，恰如一道思想闪电，照亮了这一理论脉络的源头。

1973年7月17日，毛主席在会见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时，谈及自己的《矛盾论》，特别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并不单独存在，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这一看似朴素的表述，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洞见。它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继承，更是一种认识论上的跃升——以否定形式彻底否定了脱离具体实践的抽象普遍性，为今天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思想坐标。

这一命题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直指教条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传统表述“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是肯定判断，逻辑上仍留有模糊空间，允许人们在口头上承认特殊性，却在实践中将普遍性当作可独立套用的工具。而毛泽东晚年提出的“并不单独存在”，则是一个彻底的否定判断，从逻辑上封闭了普遍性脱离特殊性的所有可能。它宣告：没有深入特殊性的调查研究，就没有真正的普遍性认知。这不仅是方法论的深化，更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最坚实的哲学奠基。

正是在这一哲学视角下，我们才能深刻识别“中性生产力论”的误区。该理论认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具有超历史、超社会的“中性”属性，可以脱离生产关系独立发展。这种观点表面上尊重技术进步，实则陷入机械唯物论的泥潭：它只见“死劳动”(技术设备)，不见“活劳动”(人的创造);只把劳动资料看作衡量技术水平的“衡量器”，却无视其作为社会关系“指示器”的功能。马克思早已指出：“劳动资料不仅是生产力的‘衡量器’，更是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同一台机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剥削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则可能成为共同富裕的载体。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分割为两个独立实体，无异于空中楼阁。

习近平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正是对这一误区的纠偏。三者统一的本质在于：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劳动者，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而“完善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则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仅靠技术突破，更要重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正是对毛泽东“生产中人与人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实践中，创新主体性极易被异化。十八大以来，赖小民贪腐17.88亿元、蔡国华涉案11.8亿元等案件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部分党员干部在权力与资本的勾连中，蜕变为“党内资产阶级”。他们名义上管理国有资本，实则将其私有化运作，使公有制沦为“名义所有”。毛泽东曾警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今天看来，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对权力异化的深刻洞察。

这类“新资产阶级”具有动态性、隐秘性和两面性：他们打着“改革”“发展”的旗号，以GDP增长掩盖资本扩张，将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品资本化金融化，制造“新三座大山”;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信奉市场万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代理人”。当这种倾向与巨额贪腐结合，便构成对抗性矛盾。他们和拥护社会主义的传统资本家性质不同，搞社会主义，不能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反腐只是治标，根本出路在于制度性防范权力与资本的不当结合。

这就说明，阶级斗争的普遍性也“并不单独存在”。它必须通过具体的经济关系体现出来。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之所以背离民心，正是因为脱离了生产实践的“单独存在”。而新时代“抓党建，促经济”，则体现为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净化政治生态，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习近平反复强调“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正是揭示了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的内在统一。

毛泽东晚年指出：资产阶级法权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句话至今振聋发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已成为最大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在实践上构成市场和政府关系的中心环节。这并非否定资本的积极作用，而是要驾驭其积极元素，使其服务于人民福祉而非少数人暴利。当前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美国走向闭源垄断，中国却拥有全球十大开源AI企业中的全部，后来居上，这不仅是技术路线、竞争策略之别，更是制度理念之争——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体现了社会主义对共享、共治的价值坚守。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正在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从苏茨科沃到汪涛，从王兴兴到张一鸣，全球领先的创新团队无不体现高度协同效率的微观生产方式。但这些先进生产力最终服务于谁?价值由谁共享?如何持久创新?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中性生产力论止步于技术先进性，却回避了生产关系的归宿。

而新质生产力，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中，正如习近平强调的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而且也要制度创新。实践的总结与呼声是：数据要素的公有化、平台企业的民主治理、员工持股与利润共享——这些才是新质生产力在生产关系层面的跃迁，而制度跃迁的长效，又靠技术持续进步衡量。

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科技攻关，更是一场深刻的制度革命。它要求我们通过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实现跳出“唯技术论”的窠臼，回归“以人民为中心”的本源。这场革命的主要矛头，不是普通的市场经营者，而是违背新发展理念，导致过剩、人口锐减、债留子孙，扩大分化的“走资派”;主要任务，不是压制活力，而是引导资本与劳动走向更高级的结合。正如二十届四中全会新提法所强调：“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

归根结底，只有深刻领会“矛盾的普遍性并不单独存在”这一哲学命题，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把握根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必须通过具体的社会实践来展开;科技创新的方向，必须由正确的“思想”而非单纯的“理论”来引领。讲政治，从来不是空谈，而是决定新质生产力能否真正造福人民的关键所在。在这场新时代的变革中，唯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主体与科技创新的统一，才能走出一条超越资本逻辑的文明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