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日本贼心不死，我们应当警惕

日本近代对中华民族犯下的侵略罪行，铁证如山、罄竹难书。令人深思的是，日本国内部分势力非但缺乏真诚反省，反而呈现出一种扭曲的“受害者心态”，日本新首相更是口出狂干涉中国内政，支持率竟然高达80%，这个国家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样的事实，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亟需我们以历史视野和战略清醒进行系统性反思。

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始终未承认其战败的历史事实。他们刻意淡化、美化侵略历史，将自身包装为“战争受害者”，这种历史虚无主义不仅麻痹了日本国民，也成为其逃避罪责的精神鸦片。我们在战后对日处理上存在一定的战略宽松。虽然《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国际法文件明确了日本战后安排，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于当时国际格局的需要，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不够彻底，未能从根本上铲除其滋生土壤。这种“以德报怨”的善意，在缺乏足够战略威慑的情况下，反而被部分日本势力解读为软弱可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引进外资技术，日本对华投资、文化交流等一度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纽带。我们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渗透缺乏足够警惕，意识形态和经济合作等领域过度强调“友好”而淡化了斗争。一些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在意识形态和安全领域放松了底线，日本人学校、日本风情街、穿和服招摇过市等不断出现，日本右翼思维、精日媚日风气在部分群体中滋生。阶级斗争观念和反法西斯义务在一定程度被淡化，“一切向钱看”的倾向，使得我们在面对日本公然挑战二战成果、突破历史底线时，反应不够坚决果断，客观上助长了其气焰。

“韬光养晦”战略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积极作用，但若将其误解为一味忍让、自断血性，则会在战略上陷入被动。一些弱小国家不断挑衅中国主权和利益，我们却一再忍让，缺乏亮剑精神，让别国有了中国好欺负的感觉，纷纷效仿。日本政客如高市早苗等人的公然挑衅，除了外交层面的口头警告，我们在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的反制措施尚显不足。在国民教育层面，历史观、民族观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显然有短板，部分民众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出现盲目追捧日本文化的现象。有关部门一再提醒日本旅游的危险，可是上海虹桥机场排队去日本的大有人在，甚至说“政治与我无关。”的话。我们的意识形态过于宽松，对“精日”分子、恨国党等构成的破坏性力量，社会监督和法律惩戒机制应当强化，避免“麻木不仁”的纵容态度侵蚀民族精神根基。

历史的教训警示我们，和平是打出来的和威慑出来的，绝非退让乞求而来，尊严需要用实力和残酷的军事打击来捍卫。我们不应忘记旧中国积弱挨打的惨痛经历，汲取清政府把先进的马克沁机枪锁在库房，将先进的军舰藏在军港，用落后武器战斗惨败的教训，警惕任何形式的战略自我阉割。今天的中国已拥有强大的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关键在于能否在关键时刻敢于亮剑、善于亮剑。我们应当上下一心，全面警惕一切敌人，对日本右翼势力的任何挑衅行为，建立多层次、可预期的反制体系，将外交警告转化为实质性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压力。国民教育不能放松，加强国民历史教育，筑牢国家意识防线，依法严厉打击“精日”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营造崇尚英雄、捍卫正义的社会氛围。

“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的愿景，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正视历史的基础之上。任何单方面的善意，若缺乏坚定的底线思维和斗争精神，都可能沦为战略麻痹，这个惨痛教训应当警钟长鸣。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也要发扬斗争精神，以清醒的头脑、坚定的意志和有力的行动，彻底清算军国主义流毒，威慑一切敌人和潜在的敌人，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确保历史的悲剧永不重演。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