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分析阶级社会变迁的鲜活样本——32年前，十月事件结束（1993年10月3日）

一九九三年十月的莫斯科，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异样的紧张。表面上，这是总统与议会之间关于国家发展道路的政治分歧，是宪法权限的模糊引发的权力斗争。但若拨开笼罩在事件之上的意识形态迷雾，深入到社会经济结构的层面，我们便会清晰地看到，这绝非一场简单的民主与保守的对抗，而是苏修解体后两个已然成型且利益出现路线对立的资产阶级集团之间，为瓜分苏联遗产、确立自身统治地位而进行的一场不可避免的武装摊牌。这场斗争的根源，深植于苏联修正主义上台后数十年来所形成的特定社会阶级结构之中，其进程则由各派力量的阶级属性和它们所掌握的财政经济命脉所决定。

要理解这场冲突的本质，必须回溯到更早的历史时期。当苏联社会主义的外衣被保留，但其内核，无产阶级专政和全民所有制，被逐步掏空后，一个建立在国家垄断性占有和管理社会财富基础上的新统治阶级便悄然形成。这个阶级，利用其对党和国家机关的控制，将全民所有制财产的实际支配权转化为苏联国家——本质上是其自身的特权。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私人资本家，其权力和财富的维系，高度依赖于那个庞大的、覆盖一切的国家机器和计划经济体系。这个集团，我们可以称之为官僚资产阶级集团。他们的阶级利益在于维持这个国家垄断体系的稳定，以确保其特权地位的世袭与延续。在这个体系下，财政的本质是国家对全体劳动者剩余价值的集中收取与按等级特权进行再分配的工具。整个国民经济犹如一个庞大的、由官僚资产阶级管理的庄园，财富的流动方向清晰地标示着政治权力的图谱。

然而，这个看似稳固的体系内部，早已孕育了其掘墓人。苏修的计划经济因丧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属性，显现出极为明显的僵化与低效，这就催生了庞大的影子经济与地下交易。一部分能够利用体制漏洞、掌握稀缺资源分配权或与外部世界有联系的官僚、共青团干部、企业经理人，开始积累起独立于国家财政体系之外的私人资本。同时，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所营造的宽松环境下，一批完全在旧体制外，通过合作社、金融投机和国际贸易起家的新兴资产阶级也迅速崛起。这两个来源的势力，在“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浪潮中合流，并快速垄断地区和不同产业链的生产资料，形成了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集团——垄断资产阶级。他们的阶级利益与官僚资产阶级截然相反，他们不满足于在旧有的国家垄断体系中分一杯羹，而是要彻底打破这个体系，将国家垄断的财富通过私有化的方式，合法地、永久地转变为个人所有的资本。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私人产权为基础、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和扩张的西式资本主义秩序。因此，他们的口号是激进的“改革”，是彻底拥抱“自由市场”。对他们而言，财政体系必须从特权分配工具，转变为服务于资本积累、保护私有产权的机构。

至此，苏联社会的根本矛盾，已经从理论上的人民群众与官僚特权阶层的矛盾，具体化为现实中的官僚资产阶级与新兴资产阶级对如何瓜分与改造国家财产这一核心问题的矛盾。前者希望“慢分”，在保持政治控制力的前提下，将管理权稳妥地转化为所有权；后者则要求“快分、分光”，利用混乱时机完成原始积累。一九九一年苏联的解体，可以视为这两个集团在联盟层面的一次非正式妥协与分赃，他们共同肢解了中央权力，但并未解决在俄罗斯联邦这个最大继承者内部，由谁来主导未来政治经济秩序的问题。

叶利钦，作为新兴资产阶级集团的政治代言人，在一九九一年八月和十二月的胜利中声望达到顶峰。他凭借瓦解苏联的功绩，获得了巨大的资产阶级选票和西方支持。他周围聚集了以盖达尔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其纲领为“休克疗法”，这本质上是一场针对国有资产的闪电式私有化战役。其财政政策的核心是，紧缩货币，放开价格，大规模、快速地出售国有企业。这一政策的目的，表面上是建立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为新兴资产阶级集团用最低廉的成本掠夺国家财富打开方便之门。通过发放私有化证券、拍卖国有资产，他们意图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资本从国家向私人的转移，从而奠定自身统治的经济基础。

然而，这一激进政策遭到了来自原苏维埃体系官僚资产阶级集团的强烈抵抗。这个集团，就是以哈斯布拉托夫议长和鲁茨科伊副总统为首的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最高苏维埃。这个议会并非民主意义上的民意机构，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旧体制下的地区官僚、国有大型企业经理、集体农庄主席和安全部门官员。他们是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在新生俄罗斯国家中的政治代表。他们的权力基础，正是那个尚未被完全私有化的庞大国有经济体系。叶利钦的“休克疗法”所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骤降以及国有资产的快速流失，直接冲击了他们的权力根基。国有企业的经理们不愿失去自己的独立王国，地区官僚害怕中央财政权力的削弱会损害他们的地方势力，安全部门精英则对秩序的崩溃感到忧心忡忡。因此，议会与总统之间的斗争，绝非“改革与保守”或“民主与独裁”的路线之争，而是两个资产阶级集团围绕“如何分赃”与“谁主导分赃”的赤裸裸的利益之争！

这场斗争的每一个环节，都深刻反映了双方的阶级属性和财政基础。最初，斗争集中在经济政策上。议会猛烈抨击“休克疗法”，试图通过立法限制政府的私有化速度和范围，要求增加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和保护。这本质上是官僚资产阶级试图利用尚存的国家机器，延缓自身被新兴资本吞噬的过程，并为自己在私有化中争取更有利的位置。随后，斗争上升到制宪层面。叶利钦要求一部赋予总统极大权力的新宪法，以便强行推进改革，扫除议会设置的障碍。议会则坚决维护旧宪法，因为这部宪法赋予了最高苏维埃广泛的权力，使其能够有效地制约总统，保护既得利益集团。这场制宪之争，是政治权力之争，更是对财政资源分配主导权的争夺。谁掌握了制定规则的权力，谁就能决定未来社会财富的流向。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叶利钦发布第一千四百号总统令，宣布解散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打破了政治僵局。这一违宪举动，是将阶级矛盾推向武力解决的决定性一步。被解散的议会占据白宫，任命鲁茨科伊为“总统”，形成了两个权力中心对立的局面。在随后近两周的对峙中，双方都在争取支持力量，这清晰地揭示了他们各自的阶级基础。

叶利钦阵营的核心支持者，是正在形成的金融工业寡头、新兴的私营企业主、以及渴望融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财政资源雄厚，他们控制着政府的财政和信贷杠杆，能够调动国家资金；他们与西方金融资本联系紧密，能获得外部的政治与经济支持；他们掌握的媒体机器，可以塑造舆论，将对方污名化为“反动派”。而议会阵营的支持力量，则主要来自国有企业的工人贵族，他们因改革而失业或收入锐减、对现状不满的部分民众、以及部分忠于苏维埃象征意义的安全部门人员组成。然而，议会阵营的财政基础是脆弱的。他们失去了对国家主要财政工具的控制，只能依靠部分地方政府的象征性支持和一些国有企业的有限援助。这种财政上的劣势，决定了他们难以进行长期、有组织的抵抗。

十月三日至四日的武装冲突，是这场阶级斗争的最高潮。当议会的支持者冲击市政机构和电视台，试图扩大事态时，叶利钦动用了军队，用坦克炮轰白宫，以武力粉碎了抵抗。这一血腥结局，撕碎了拥抱西方“民主胜利”的外衣，这是新兴资产阶级集团凭借其更强大的财政资源、更紧密的西方联系以及更果断的暴力手段，对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取得的决定性军事胜利。炮火不仅摧毁了白宫的物理结构，也彻底摧毁了苏维埃议会制度这一最后的政治堡垒，为新兴资产阶级集团的全面统治扫清了道路。

十月事件的结局，深刻改变了俄罗斯的政治格局。随后通过的新宪法确立了超级总统制，将巨大的权力集中于叶利钦及其集团手中。这使得他们能够以更快、更彻底的方式推进私有化。此后的“贷款换股份”计划等，正是这场斗争的必然延续和结果，它催生了一个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金融寡头阶层，他们是新兴资产阶级集团中的核心和顶端力量。而失败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其成员并未消失。其中最具灵活性的部分，迅速转变身份，利用旧有的关系网络和管理经验，在新体制下也分得了一杯羹，转化为新的资本家；另一部分则被边缘化，其政治影响力急剧衰落。两个集团在经历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后，最终以新兴资产阶级集团的胜利而告终，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与重组，共同构成了俄罗斯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

通过对十月事件全过程的阶级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官僚资产阶级与新兴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规律。首先，两者的矛盾根源在于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诉求。前者依附于国家垄断制，后者追求私人垄断制。这是两种资本主义形态在特定历史转型期的冲突。其次，他们的斗争形式，从最初的政策辩论、立法博弈，迅速升级为宪法危机，最终必然走向公开的武力冲突。这是因为，国家政权的性质问题，即由哪个阶级来专政的问题，是无法通过议会辩论和平解决的，哪怕是资产阶级内部也不可能回避这个规律。再次，斗争的结局，取决于这两个阶级掌握了更强大的经济与财政资源，并能有效地运用国家暴力机器。十月事件证明，拥有更现代化财政金融手段、更能获得国际资本支持的新兴资产阶级，在组织性和斗争策略上，比依赖于旧国家机器的官僚资产阶级更具优势。

从历史辩证法的视角看，十月事件是历史发展阶段性趋势的一个关键节点。它标志着在苏联解体后，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从混乱的“破”的阶段，进入了确立相对稳定统治秩序的“立”的阶段。它展示了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后，其内部必然生长出对立的资产阶级派别，他们之间的斗争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争夺剥削和压迫人民的权力。十月事件的炮声，宣告了一个以金融寡头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俄罗斯的诞生，同时也为世人提供了一个分析阶级社会变迁的鲜活样本，它告诉我们，任何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无论其表面口号如何，其最深层的动力，始终要回归生产关系的变革与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

原标题：[历史上的今天]十月事件结束（1993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