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随想录（7）

作为1960年代生人，在我的少年时代，曾亲身感受过文化大革命的急风骤雨给社会和人的精神带来的巨大变化，尤其是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使我对孔孟之道有了较早的免疫力。进入青年时期，亦即1980年代，我又赶上了同样急风骤雨般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全程经历了西式民主从勃兴到幻灭的过程。这样的经历，使我能够在本世纪初叶滥觴的民族主义大潮和封建文化沉渣泛起面前保持一份清醒，也对资产阶级精英民主始终怀有本能的警惕。在我看来，中国的出路既不是披着儒教外衣的民族主义，也不是打着民主自由旗号的资本主义，而是毛主席早在延安窑洞里指出的人人起来监督政府的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所谓“人人起来监督政府”，决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在公有制条件下建立包括民众对官员进行任免和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有效形式——类似巴黎公社三原则。这样的人民民主曾经在中国实践过，但失败了。失败有多种原因，并不能成为全盘否定和污名化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回到几千年封建制度及其文化的借口。一切有赖于我们如何总结前人的经验，继承前人的遗产。作为共产党人，其中最应该继承的首先是毛泽东的遗产，而不是孙中山或孔夫子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