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随想录（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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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120周年冥诞，记住他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情，并用他的理论检验他的实践，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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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常凯申把大陆都丢了，果党从未指责他犯过什么错误。教员领导工农流血牺牲打下红色江山，给后继者留下一个蒸蒸日上的新中国，却被指封闭僵化经济濒临崩溃，连外国元首去纪念堂参拜官媒也不愿报道一下，仿佛躺在那里的不是开国领袖（果党称国父），而是一个跟这个国家毫不相干的人。为什么？答案一：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二：不搞个人崇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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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凯申的诗文能在大陆公开发表，王张江姚的则露头就封，可见庙堂上那些人恨他们远甚于常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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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什么都当成境外势力操纵是一种病，得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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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宣示要赓续红色基因，一面又频频打压民间红色文化活动，这是典型的叶公好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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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先进思想指引和先锋队领导，人民只是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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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从黄帅事迹，比较一下前后三十年，到底谁在搞“奴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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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先生近期不少影评都是批评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视剧的，这次批评的《解密》，是一部否定“前三十年”的电影，类似的影视剧很多，跟伤痕文学那样，是一种主流叙述模式，用的都是这种“暗戳戳”的手法，一般观众很难识别，不知不觉就被洗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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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敬之）老在主流眼里属于“极左”，没像魏老那样挨处分就不错了，怎么可能把王蒙享受过的那种荣誉颁给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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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如印度、尼泊尔、菲律宾、秘鲁和法国等，都有毛主义政党。前些年国内有人也成立了类似的党，组织者很快被抓，判了好几年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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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5月号的《中国青年》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来信，写出了一名“青年女工”从共产主义理想幻灭后变成信奉“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个人主义者的思想过程，在全国青年中引起了一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其影响力仅次于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讨论。潘晓写此信时才23岁，活到今天应该有6 7岁了，不知道她是在厂里顺利干到了退休，还是不久便在席卷全国的下岗潮中下了岗，像曹征路小说《那儿》中的倪红梅那样沦为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如果让她再写一封信，她会怎样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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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辈子，几十年光阴稍纵即逝，如果不能说、不敢说自己想说的话，就像守住满屋子的钱财不愿意花或不让花，如同行户走肉，何其可悲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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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理论作为一种指导思想，先不论是否经得住实践检验，起码应该逻辑自洽。我质疑其自相矛盾，却被人举报，平台直接删掉了。我有点好奇，他们举报什么，说我质疑错了，还是不应该质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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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必须明白，孟加拉国最近的剧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一场由青年学生主导，有无产阶级参加的，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跟以前的茉莉花革命和占领华尔街之类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前者成功了（迫使专制残暴和腐败的哈西娜政权垮台），后者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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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对待“异议人士”，有的国家不禁言，但驱逐出境，有的国家禁言且限制出境。这两种惩罚方式，你认为哪一种更不尊重人权或不人道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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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官员天天给老百姓画大饼，不断制造新名词，假话空话套话满天飞，拍脑袋决策，见功劳就抢，出了问题就推，唯我独尊，只听阿谀，不听批评，对体制痼疾和社会危机视而不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忙着禁言删帖封号，转移矛盾，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总是在琢磨怎么监控和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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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产阶级时代，右派因受压制看不到出路，曾悲怆地发问：“我爱国家，可国家爱我吗？”（见白桦电影《苦恋》）在资产阶级时代，受剥压者也应该思考同样的问题，而不是跟着剥压阶级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话术转圈，忘掉了自己的真实处境和阶级身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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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诗人北岛的“卑鄙昰卑鄙者的通行证，崇高是崇高者的墓志铭”和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是控诉文革的，开启了诗歌界伤痕文学的先河，曾经风靡八十年代，许多文青和大学生都耳熟能详。现在重温这两句诗，觉得特别应景，仿佛不是写于四十多年前，而是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