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社会事件，我们应该歌颂还是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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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文章发出以后，读者朋友们的反响激烈，留言近千条，和我说了很多离奇古怪的事。

所有的留言我都看完了，只能说离大谱，但是留言太多，我回不过来，和读者朋友们说声抱歉。

其中也有些读者朋友们留言劝我：

“现在大家都不容易，你不要盯着政府和社会的阴暗面，多讲些正能量的事，给大家打打气。”

这些读者朋友们建议我讲正能量，我的理解就是，多歌颂成就、少批判现实。

在文艺创作领域，有专攻正能量的，便有专攻负能量的，例如大作家莫言就曾说过：

“如果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如果用文学来赞美某一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的质量，是很值得怀疑的。我有一种偏见，觉得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也包括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

莫言是永远批判现实，永远不歌颂成就。

歌颂和批判是文艺创作的两个极端，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呢？我们应该用哪种观点来看待世界呢？

我认为，极端的歌颂和极端的批判都不正确，文艺创作的核心逻辑是记录现实，我们看待世界的立场应该是认清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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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诗人白居易，写过很多批判的诗歌。

他写过“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卖炭翁》，深刻批判了大唐的阴暗面，和现在批判河南红码、唐山黑社会似的，很不正能量，对吧。

但白居易也写过歌颂唐太宗的《七德舞》：

“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

唐太宗是半个开国皇帝，奠定了大唐盛世的基业，对国家和人民有大功劳，所以白居易不吝笔墨，歌颂唐太宗的功德。

这几句诗写的激昂澎湃，大唐人民看了，可能恨不得穿越回去，给唐太宗牵马执鞭，追随唐太宗建功立业。

歌颂和批判在白居易身上融为一体，矛盾吗？

一点都不矛盾。

社会不是完全黑暗的，也不是完全光明的，每代人都会见到国家社会的辉煌成就，也会见到身边的苟且和不公。

那么专门歌颂或者专门批判，都是片面的、狭隘的、一叶障目的。

要想有健康的三观，拥有完整的人格，就必须抛弃极端的立场，放下非左即右、非黑即白的价值观，用包容的眼光来看待事物的整体。

这样你就能看到国家社会的伟大成就，也能发现很多阴暗，笔下可以写歌颂成就的正能量，也能写批判现实的负能量。

而这便是记录现实、认清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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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颂和批判是我们个人的判断标准，那对社会有用吗？

当然是有用的。

人做了好人好事，便渴望得到身边人的认可，这是出自本能的正反馈机制，否则下次就没有做好人好事的动力，心想：“做了也白做，那就不做了。”

国家社会做出成就，自然也需要认同感，而认同感无非是来自物质和精神。

中国各界奋战在一线的人员太多了，不可能都得到物质上的满足，再说了，物质上的满足是没有标准的，房子车子票子，给多少才够？

所以精神上的认同感，便是最大的鼓励。

这就需要我们每个人去歌颂成就，例如袁隆平、肖思远等英雄人物，我们给不了他们太多的物质，但能在精神层面给他们最高的尊重。

如果不歌颂成就，连精神层面的认同感都给不了，那其他同事们便会失落，感觉人间不值得。

歌颂成就的意义在于扬善。

而批判现实的意义在于改进不足。

我们的社会能一点一点的进步，是因为每次出现恶劣事件，都会引起全社会的大讨论。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大家把这些恶劣事件扒的底裤都不剩，然后找出原因提出建议，并且在舆论的推动下，督促有关方面进行整改。

经过一件一件的批判，一点一点的整改，我们的社会才是今天的样子。

直到今天，我们的社会在法律和道德层面，依然有不完善的地方，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批判恶劣事件，推动社会进步。

歌颂是对的，批判也是对的，但只歌颂不批判，或者只批判不歌颂就是错的。

所以白居易写下《卖炭翁》，又写下《七德舞》。

所以教员写《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来歌颂人民的英雄，也写下数百万字的社论，批判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

这就是实事求是，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们都要放下非黑即白、非左即右的极端立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