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 理想主义者（外三篇）

理想主义者

理想主义者常常面临这样的窘境：他竭力宣扬的并不是他总能够身体力行的。这无疑给反对他的人提供了再好不过的借口。人们甚至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其虚伪。这种“首尾不能相顾”的处境使理想主义者扮演了一个四面受敌、不受人欢迎的角色。一方面，安于现实的大众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另一方面，那些执掌文化尺度的精英集团也同样宣布其为异己分子。理想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就这样成了一个暧昧不明的角色。然而，这和尴尬的处境，与其说是理想主义者特有的言辞极端和乖张行为造成的，倒不如说是因为理想主义本身所决定的。理想主义作为一种精神趋向，总是以高蹈的姿态超拔于现实秩序的原则之上，并对其提出种种批判或吁求，这决定了它和现实之间无法调和的紧张关系。理想主义者顺理成章地成了这种紧张关系的牺牲品。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想主义者失去了其在现实中的合法性。如果理想主义者受到攻讦的原因并非他信奉的理想本身，而仅仅是因为他自己无法身体力行的话，这表明他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选择理想主义的，而非以“超人”或上帝的身份。在现实中，普通人对可称之为理想而无法企及的事物，我们也没有理由苛求理想主义者必得先期到达。重要的是，我们能否愿意同他一道沿着这一理想的路标，去努力接近它、抵达它。对指责理想主义者的人来说，也许更多地应该面对这一基本前提：我们是否将理想当成人类发展的路标，而不是苛责理想主义者本人。

我并不否认世界上的确存在那种真正圣徒式的(如托尔斯泰)的理想主义者。但生活中更多的是像我们一样作为普通人的理想主义者(尽管他们在某些方面与普通人也确有不同之处)。我也无意去为理想主义者辩护。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无需人为其辩护的。因为，他既然将自己置身到这一立场上来，就表明他必须像理想主义一样，在现实中承受哪怕是误解、嘲弄、谩骂的压力。事实上，我们也很少见到那种一言既出应者云集的“理想主义者”  (哗众取宠的伪理想主义者除外)。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始终是孤独无助、只身挺进的。惟其如此，他才有资格担当起理想主义者这项并不好看却不得不令人仰视的草帽。

然而，当理想主义者的声音对公众的私人空间构成侵略时，他就将自己置身到了理想主义的反面。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应该始终面向自己的内心，而不是站在广场上。

一个总爱对公众发号施令或疾言厉色地发出训斥的人应该将其从理想主义者的行列中驱逐出去。归根结底，理想主义守护和张扬的是一种内心的“高地”，传播它或领受它也必然是一种心与心的领受与吸引。任何试图通过非内心乃至强制性的方式来倡导理想主义的行为只能扭曲和遮蔽理想主义的实质，因而也必将遭到人们的弃绝。

(1996年)

爱与拯救

托尔斯泰认为，爱是“人类惟一的理性活动”，与人的个体存在无关。不仅如此，恰恰因为人意识到个体存在的有限性，使人的幸福毫无可能，人才有必要“弃绝个体生命的幸福”以“认识真正的爱”。显然，托尔斯泰的“爱”是指一种理性的快乐，而与人的个体生存无关。因此他所坚执的仍然只是片面的、而非完整意义上的人。托尔斯泰的“爱”也是一种救赎的手段，他将“善”作为人的最高目标，而善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在人的生命内，隶属于理性管辖。但理性并非像启蒙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理性分管的只是人的知性领域，它设置的“法则”也只为理性负责，而无法抵达人的感性——肉体存在疆域，理性法则与感性法则的冲突几乎是无可调和的。换言之，由人的理性所规定的诸如“善”“恶”标准也各有其限度和界域，当它超出了自己的界域时，善也许会转换成恶，恶也许可能转换为善。

与托尔斯泰不同的是，马尔库塞根据弗洛伊德的“利比多”学说提出的“爱欲论”，将“爱”设定为人的感性欲求和生命本能。他认为，人在现代社会中之所以感到压抑和分裂的痛苦，正是因为人的“爱欲”受到遏止的结果，只有当这这种爱欲被释放出来后，人才能获得生命的全面解放和发展。但马尔库塞在正视人的个体生命和感性存在的同时，却又将“爱”导向了与托尔斯泰完全相反的方向，忽略了理性的意义，势必会陷入比托尔斯泰更深的困境。人如果缺少理性的制约，当爱欲获得释放后，随之而来的将是欲望永无满足，放纵无度，贪婪成性，从而使人堕入更深的痛苦和绝望之中。如果说托尔斯泰的学说毕竟有助于人通过对个体欲望的遏制，实现人的整体幸福，以拯救有限的个体生命的话，那么，马尔库塞“爱欲论”只能使人陷入更加晦暗的虚无。

显而易见，爱既不能成为托尔斯泰的伦理学，也不能成为马尔库塞的爱欲说。爱无疑是一种精神性存在，人的肉体无法容纳它，它却能最大限度地容纳入的肉体。爱从不欲求满足，因为它是自足的。爱又是永恒的，死亡能毁灭人的肉体，也无法毁灭爱，因而爱是超越肉体的。但爱同时又是与人的个体生命密切相关的，一个生命内部有爱在生长的人，他的理性和感性必然是和谐的、完满的。爱使人皆具有的善与恶不至于僭越各自的边界。

爱的人明了自己的本分，既能善待自己也能善待别人，将个人的幸福与人类的幸福置于同一视域，爱的人当以此作为他的最高原则。他不会因前者而损害后者，也不会因后者而损害前者。爱居住在人与神之间，她从不承诺将人引渡到天国，而是为了使人“诗意的栖居在世上”。

爱当然不只是一个词汇，它贯穿在一个拥有爱力的人全部的生命活动中。爱的人生命内部必然像一片风调雨顺、阳光充沛、禾苗茁壮的田地，所有接近她的人都能感受到爱的光华。一个品性恶劣、体内被各种贪欲所盘踞的人走近他，身上的恶也会有所收敛。爱毋须借助任何外部形式或力量，只要一心一意地去发现和培植自身的爱力就够了。一个无力彰显爱的人，  内心必将被黑暗空虚所填满，哪怕他有万贯家财，这样的人注定是不幸的。而一个有能力彰显爱的人，内心里则是光明充盈的，这样的人显然是有福的。但爱如同一棵树一样也需要培植，甚至需要倾注毕生的心力。有时候，人的一生就是同各种各样影响爱力彰显的势力作斗争，你像打扫尘埃一样，不断地去清除，直到爱像一束阳光从躯体内照耀出来，使你自己乃至周围的人也为之一亮。世界就是由一束一束这样的光照亮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爱是人在自己生命内部创造出来的“宗教”，而爱的人则是他自己的信徒。惟其如此，人才能在世界上照管自己，拯救自己。

(1996年)

论天才

现代社会越来越不适于天才的生存了，商业化从根本上斩断了天才赖以成长的土壤，从而使天才自生自灭，处于日趋艰难的境地。与此相反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天才可言的人却常常以天才的面目招摇过市，在传媒的哄炒下，成为大众崇拜的偶像。天才这个词汇正在沦为一件可以任意佩戴的商品，在利益的驱动下，日益丧失了它原本光彩照人的质地。大量伪天才的出现照花了公众的双眼，使他们良莠不分，对虚假事物趋之若鹜，反而对真正的天才视而不见。这种鱼目混珠的结果，使人们对真正的天才是否存在也产生了怀疑。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天才”这一特殊的人群给予明确的指认。天才显然不仅仅是指那种具有出色才能的人，从某种意义而言，天才是上天赋予人类的特殊恩惠，是那种具有超凡秉性，并且有能力将“天启”的智慧传播给人类者。衡量天才与一般有才能的入之间的区别，除了智力外，更重要的是他还具有异于常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样的人，通常都个性奇特、有几分古怪。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这样的人显然不乏其例。他们分布在哲学、艺术、科学等领域里，常常在关键时刻不经意地标出人类前行的航标和纬度。所以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这类人存在，人类的境况是否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事实上，对天才的肯定和赞美，在中外思想史上已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话题。如柏拉图、叔本华、尼采等人都在他们的著作中有过专门的论述。或许由于这些人本身的杰出堪称天才因而他们对天才的理解才切中要害，具有无可置疑的说服力，从而使“天才”这个词语成为公众视野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在人类的辞典里占有合法的一席之地。然而，由于天才与常人存在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使他们的生活遭遇和他们身后的荣誉存在极大的反差。许多青史留名的天才往往命途多舛、饱受磨难，如贝多芬、梵高、尼采。天才被同时代人误解或攻讦的现象屡见不鲜。总之，公众印象中的天才大都是一些受苦受难、似乎注定不幸的人。在现时代，商业化使人的个体精神空间日益狭小，而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天才就更难找到栖身之所了——除非像爱默生所说“无离尘嚣、离群索居”。

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时代给天才的生存造成损害的另一方面还在于，商业时代所崇尚的利益原则和流行文化是与天才的超功利原则背道而驰的。商业时代注重的是作为群体的大众，而非个体的人。在当代，天才正日益成为不合时宜的“个人”，仿佛置身在一片湍急的洪流中，孤独的天才被冲得跌跌撞撞、东倒西歪，这时候，天才的声音显得无足轻重，最容易受到忽略和淹没。

社会总是与天才暗中为敌，当天才去拯救众人时，众人就像快要淹死的人在别人救他们时把拯救他们的人拉入水中，仿佛天才的毁灭就是他们的得救。天才的厄运就这样降临了。

时代在制造出无数天才的赝品时，却正在将天才渐渐逐出他在辞典中的那个位置。这就是商业时代的特征：它仇视和毁坏的是人的非时尚化和非群体性，由此看来，天才的难以幸免就成为一种必然了。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天才真的要从人群中永远被驱逐了么?抑或只是暂时的现象?倘使有一天大众或人民被盲目与虚妄送入泥坑，他们是否会回过头来，重新去寻觅那些失踪的天才?

(1996年)

大众的神话

相对于“精英”而言，“大众”指称的显然是一个范围广泛得多的人群。从意义层面来看，大众似乎从来没有一个稳定的价值系统。与所谓“天才”不一样，在传统社会里，

大众常常是以抹杀和淡化人的个体性而以群体的面貌出现的。大众对历史和时代的影响始终是捉摸不定的，而与该社会中权力集团的变迁沉浮密切相关。大众的影响和作用往往以被动的方式显现，或者更具体地说，大众很少主动对所处时代施加过积极的影响，更多地是被某个精英或权力集团所操纵和利用。

在当下，“大众”无疑是一个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许多迹象表明，我们正在迈入一个大众文化方兴未艾的时代。但与此相反的是，其意义指称却变得越来越暧昧了。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过渡，大众这种被动处境似乎有所改变。按托夫勒的观点，知识开始摆脱由少数精英集团垄断的局面，而逐渐被大众所掌握，一个由大众和精英分享权力的时代业已来临。这种观点被一些后现代主义者作为有力的论据反复推广而影响甚广。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在我看来，即使在那些大众文化十分发达的国家，所谓由大众自己掌握的文化的背后，其实际操纵者仍然是被称为精英的知识集团。比如每一个时期在大众中流行的艺术、时装新潮和生活时尚乃至政治文化热点也决非大众自发形成，而是由躲藏在他们背后的那些隐形的学者、艺术家、时装设计师以及政客运筹帷幄，一手策划后再倾销给大众的文化产品。换言之，大众其实是庞大的文化工业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操纵这种机器的权力从未另易其主。因此，所谓“权力的转移”，不过是精英集团向大众抛出的一个媚眼，一个虚假的承诺和神话。精英集团不露痕迹地占领了原本属于大众的那一部分文化，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主持人角色，而这都是以大众的名义完成的。

如果说“主持人”在一种文化成为时尚之前，尚躲在幕后处于匿名状态的话，那么一旦大功告成，他们就会从幕后走到前台，将大众拨到一边，笑容可掬地站在前台的聚光灯下面，而刚才还俨然是主角的大众这时已退到了观众或听众的位置上了。大众与精英之间的位置就这样发生了微妙的互换。这有点像中国北方民间的双簧戏，站在观众前口若悬河的演说者只是动了动嘴，而并未发出声音，真正的演讲者其实是躲在他身后的另外一个人。

这就是大众文化时代的一个奇观。大众又一次被置放到受人操纵的位置上了。但也并不全然如此。当大众的声音以自身的惯性对一个时代的文化面貌构成影响，成为某种“强势话语”时，它也可能反过来对操纵它的“主持人”说“不”，并摆脱其控制。但这种情形并不多见，作为一个缺乏独立和稳定的价值系统、摇摆不定的文化类群，注定了它的无根和随波逐流的本质，因此终难找到执掌自己话语权的力量，从而改变被精英话语所阐释、所代表的命运。

雅斯贝尔斯曾经说过，所谓大众，只是一个虚无。的确如此，在谁都可以站出来代表大众的时代，大众不过是一个“能指”，是知识集团为自己设置的一个“他者”和充满欺骗意味的神话。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