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新华裔文中的胡锡进、魏加宁、刘元春、张维迎为民营企业家说话

驳新华裔文中的胡锡进、魏加宁、刘元春、张维迎为民营企业家说话

见红歌会网 2021-09-07  来源： 新华裔   作者：新华裔《胡锡进、魏加宁、刘元春、张维迎重量级智囊为民营企业家说话，反对李光满的“运动式‘革命’”！》，特对胡锡进、魏加宁、刘元春、张维迎“重量级智囊为民营企业家说话”批驳如下。为便于读者阅读，我的批驳文在多重括号以内，括号以外是新华裔文，敬请读者留意。

现在，“共同富裕”成为热门话题，有人将这一话题与最近惩罚网络巨头、打击资本野蛮人、整顿课外教育、批判饭圈文化……联系起来，于是出现一种解读，把“共同富裕”视为新一轮“打土豪分田地”，一些私企纷纷捐出巨款设立“共富基金”。

《〈〈〈〈 什么叫“共同富裕”？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社会分配的基本准则。至少要做到社会分配不是剥削为主，而是按劳取酬为主，才是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

“新一轮‘打土豪分田地’”是蛊惑人心。但通过税收和财政再分配则是包括现化西方发达国家的通例。社会主义国家更不能够例外。〉〉〉〉》

面对此种局面，李光满的文章应运而生，宣告这一切显示“中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都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或者也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什么是“变革”？这是一个在不同人的眼中理解不同的的字眼。人们多理解为对社会方面的事物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至于“革命”，其本来的意思就是对社会事物进行有利于人民的改造。社会主义最终是为了消灭阶级，将人类文明社会从几千年来的阶级社会，改造成无阶级的社会。社会主义，当然的目的就是为解放人民的革命。不过，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其初级发展阶段，重新将私有制的经济一定程度的加以培植是必要的。中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在根本上不是某些“左”派说的资本主义复辟。如果复辟了，就是重新革命的问题。因此断言“中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都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或者也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有失偏颇。〉〉〉〉》

李光满的这篇文章确实挠到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痒点，文章所描述的对娱乐圈、资本圈的整治确实正在发生。

《〈〈〈〈几十年来“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出现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和资产阶级的资本渗透造成的乱像十分严重，不加以治理、整顿，势必亡党亡国。

不仅仅是“文章所描述的对娱乐圈、资本圈的整治确实正在发生”，包括“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赤然。这岂止是“挠到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痒点”。〉〉〉〉》

这无异于火上浇油，社交媒体传出各种声音，引起专家学者激辩，官方智囊纷纷出面释疑，表示“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不是杀富济贫。

《〈〈〈〈共产党人所谓“共同富裕”就是至少要做到社会分配不是剥削为主，而是按劳取酬为主。如果搞成以剥削为主，那就与共产党的宗旨根本违背，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的反面，就根本谈不上以人民为中心，当然，人们就得对这样的社会主义打问号了。

只有推翻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才可能根本改造包括生产关系在内那些社会关系和制度，才可能实现至少社会分配是按劳取酬为主，而不是剥削为主的“共同富裕”。

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只能用暴力革命才能实现，因为一切剥削阶级决不会自动放弃统治人民来对人民实行剥削的国家暴力机器。而实现“共同富裕”的最重要前提，就是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这样的暴力革命，诬蔑成“杀富济贫”是别有用心，而目前在以上各方面的治理整顿，更扯不上“杀富济贫”。〉〉〉〉》

我观察到几个重量级人物的观点很有代表性，现摘录如下：

这里说的是四位重量级人物胡锡进、魏加宁、刘元春、张维迎。胡锡进大家都知道，后面三位分别是国务院参事、人民大学副校长、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都是体制内高级智囊。了解他们的观点非常重要。

1

在所有重要媒体网站纷纷转发李光满的文章后，9月2日，胡锡进却透过微信公众号“胡锡进观察”发文，批驳李光满的文章“对形势做了不准确的描述，使用了一些夸张的语言，背离了国家的大政方针，造成了误导”。

胡锡进指出，推进共同富裕，强化公平正义建设，“这不是什么革命”。

胡锡进批评说，从李光满的文章看，中国仿佛要告别改革开放以及中共18大以来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要形成某种秩序颠覆，真的要革命了，“这确属严重的误判和误导”。

胡锡进反问：“需要搞运动式‘革命’吗？革谁的命？”

很多人都认为胡锡进大嘴巴，爱放炮，但他这一炮没有错。

追求“共同富裕”是共产党人努力奋斗的社会主义目标，现在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平，解决贫富悬殊问题。但这不是要通过“杀富济贫”的新一轮革命运动来实现。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过李光满和胡锡进这里说的有关文章，对他们的文章无以质评。我仅就《胡锡进、魏加宁、刘元春、张维迎重量级智囊为民营企业家说话，反对李光满的“运动式‘革命’”》文引用的这些人的言论进行质评和批驳。

我不相信李光满的文章有用“‘杀富济贫’的新一轮革命运动”来“实现社会公平，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意思或主张。谅作者也拿不出李光满文章这种意思或主张的文字证据。

胡锡进以上言论表面上没有原则性过错，但无视几十年来“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出现的十分严重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和资产阶级资本渗透造成的乱像，骨子里反对对“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出现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和资产阶级资本渗透造成的乱像展开治理、整顿的政治斗争，则是其的致命毛病之一。

同月10日从红歌会网的某文得知，此人还说：“老胡作为有一点经历的人，我很担心这样的语言会勾起人民的某些历史记忆，引发一定范围的思想混乱和恐慌。”胡还问，“在这样的国家，需要搞运动式‘革命’吗？革谁的命？”

“勾起人民的某些历史记忆”，就能“引发一定范围的思想混乱和恐慌”，说明我国当前存在的有关问题确实相当严重。看来，胡锡进对“运动式‘革命’”、“革谁的命很”很敏感。不过，搞社会主义，就是得革命。尽管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阶段已经过去，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革命。“在这样的国家”，一般情况下，已无需搞“运动式‘革命’”，特殊情况下“运动式‘革命’”还是免不了。而且，如果中国的事性搞得不好，特别是不对“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出现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和资产阶级资本渗透造成的乱像展开治理、整顿的政治斗争，难免、甚至势必还会重新出现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阶段，到时候就怪不得“运动式‘革命’”不仅得搞，而且还得大搞特搞了。〉〉〉〉》

2

在目前的舆论压力下，经济界有很多人如上海叶小姐（叶檀）般落井下石，民营企业家个个如霜打的茄子状时，魏加宁公开站出来为民营企业家说了公道话。

魏加宁公开表示反垄断要一碗水端平，首先应该反行政垄断、反国企垄断。

《〈〈〈〈我国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私有制的经济是目前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和辅助成分，但却搞成了主要成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企是全民所有的资产，有些国企不能根本上市场化，对某些这样的国企垄断地位必须保持，因为它的垄断是国家对社会经济某此方面必须实行有利于社会主义和人民的“垄断”，比如，石油、电力、铁路运输等行业。尽管也引进了一些市场竞争机制，但本质上必须是垄断。另外，军工、银行、电力、民航等行业，只能由国企占主要地位，甚至其它市场化的行业万人以上的大企业也应当由国企占主要地位。

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至少必须占主导地位，决不能让私人经济占主导地位。这是至少。否则就谈不上是起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私人所有的经济，包括外资，已经超过了国民经济的60%。这种局面必须改变。目前，国有经济在总体上必须进，不容再退了。“有进有发退”或对国企搞所谓“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别有用心。争取用20年时间使国有和农村的集体所有经济恢复到占国民经济的50%左右，这才有利于实现按劳取酬的“共同富裕”在社会分配中占主要地位，有利于实现以人民为中心，才与社会主义相符，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改革。

什么是“民营企业家”，我在红歌会网的《有感于“民营企业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的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指出，“民营企业家”就是靠剥削发财的资本家。

什么是这里的“行政”，就是国家政府的行政体系。一切政治统治都是通过国家政府的行政体系实现的。政治统治，就是对社会的统治。古今中外，一切文明社会，只有通过政治统治及其的规制才能规范社会关系和制度，实现有序的社会的根本性统一。而且近代末期才出现的现代的一切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是通过国家的行政体系实现的政治统治对社会规制的结果。一切国家社会的经济都是政治统统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岂止是市场经济。“首先应该反行政垄断”是对市场经济的社会的基本事实的无视。至于怎样统治或“垄断”那是统治者根据自已的利益和实际情况决定的事。

所以，在我们国家，决不让代表资本家的“魏加宁公开表示反垄断要一碗水端平，首先应该反行政垄断、反国企垄断”这样的图谋得逞。〉〉〉〉》

魏加宁指出，民营企业作为创新的主力，对民企应给予制度保障，因为在中国，民营企业占了5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60%的税收、70%的企业研发投入和社会固定资本投资、80%的新增就业岗位、90%的高新技术产值。

《〈〈〈〈以上所说的这些，都是中共改开后政治统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如我在红歌会网的《有感于“民营企业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的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所指出：

“连‘民营企业’的大发展，‘民营企业家’私人的大发财，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改开的结果，都是‘民营企业’用雇佣工人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获取的利润，‘解决了大量的社会就业问题’的功劳，怎么能归于作为结果的‘民营企业家’?

世界上私人所有的企业在世界经济占了绝大比重，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的私人企业家能像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能  那么快的暴富、那么快的发展和那么快的‘创造的社会财富’?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企业在内的一切人或组织‘创造的社会财富’，其实都只能是政治统治规制的统一有序的社会的结果，离开了政治统治规制的统一有序的社会，任何人或组织都不能创造社会财富。因此，在当今的世界各国绩效优其突出的包括上缴的税金在内的中国‘民营企业创造的社会财富’，只能是中国无产阶级性的共产党创建的政治体制的政治统治规制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离开了中国这样的政治统治规制的中国社会，就不可能有今天人们说的‘民营企业创造的社会财富’。所以，‘民营企业创造的社会财富’是伪命题。何况只能是如此创造的社会财富，除了没有能偷税得手的税金和雇佣工人的工资等外，包括暴发起来的企业的财产，都被‘民营企业家’私人拿去了。

‘解决了大量的社会就业问题’同样是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统治规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  不是本身都是被这种政治体制培育、规制出来的‘民营企业家的结果’。离开了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统治，像印度等等大体在同一起跑线人口众多的落后国家，又没有得天独后的自然资源可依靠，能像中国那样‘解决了大量的社会就业问题’的有几个?

看不到中国政治体制是决定中国改开前和改开后所取得的世界瞩目的成果的决定性因素，将其归因于是市场化和私有化或其

它的什么的结果，如我在红歌会网的《“中国式基础设施干预：诠释中国增长的新思路”质评》所指出的，是一个根本的错误。

抹煞‘民营企业家’的资本家的本质，把中国改开以来的经济发展成就归功于私有化或私有化出来的‘民营企业家’的类似 这位浙江前省长那样的中共高干不在少数，甚至据此理由力主‘民营企业家’‘成为重要执政力量’的在中共党内高干中也不乏其人。”

以上作者抬出的“魏加宁指出”，是果倒置的谬论。〉〉〉〉》

魏加宁不仅是国务院参事，早年也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尚清的秘书，后来做过吴敬琏的助手，而孙尚清和吴敬琏都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贡献者。魏加宁本人也对中国经济贡献良多，比如他主张建中国金融安全网，很早就提出放下凯恩斯、举起供给学派等等。

《〈〈〈〈改开以后，在体制内混进了不少搞资本主义的专家、学者甚至当上了党政的领导干部，或者是思想意识脱化变质的分子。那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中这样的人就不少。据019-08-29 15:10:25  来源：ziwangzaixian  作者：新民学社 ，在其《颜色革命的带路党大本营——天则经济研究所》一文中指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里的大员们光被“天则经济研究所”明文公布于众的“特约研究员”就有6个：刘世锦、巴曙松、张永生、卢迈、陈剑波、刘守英。至于这个叫吴敬琏的，则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大员之一，即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会的理事(见附录)。本人不了解孙尚清是何许人，但那个中共经济学界名声被弄得很大的吴敬琏，就是中国体制内鼓吹依照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行改革的干将。吴敬琏之流的高级官僚文人，正是中国以上几十年来“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出现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和资产阶级的资本渗透造成的乱像十分严重的“重要贡献者”，至于国务院参事魏加宁，如上已经表明，是中国资本家的代言人。立场和方向成问题，所谓“也对中国经济贡献良多”可想而知。〉〉〉〉》

3

刘元春过去说话四平八稳，近日一番话算是说得比较重的。

他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和路径，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可持续性。

《〈〈〈〈几十年来，我们被告之的就是“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等等之类。问题是该先生的“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是什么。如果与吴敬琏之流的类似，照此办理，必是亡党亡国。〉〉〉〉》

针对目前不确定的舆论环境导致的不确定预期，他强调目前的核心是要稳定市场预期，使中国经济复苏的预期保持一种相对高昂的态度，不能中途泄气。

《〈〈〈〈不对“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出现的十分严重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和资产阶级资本渗透造成的乱像进行整治，岂止是“舆论环境导致的不确定预期”、“目前的核心是要稳定市场预期”、“使中国经济复苏的预期保持一种相对高昂的态度”，而且必然是亡党亡国！

因此，“目前的核心”就是对“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出现的十分严重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和资产阶级资本渗透造成的乱像进行治理顿。

所以，断言“刘元春过去说话四平八稳，近日一番话算是说得比较重的”是这位刘元春的乱弹琴。〉〉〉〉》

他从7月经济形势总体没有达到预期说起，提及要看到其他几个重要因素，一是目前一些监管政策的推出，在短期里面肯定会产生一些冲击。还有一个更重要因素，目前是“十三五”向“十四五”全面转换的一个空档期。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再加上目前市场预期因素和前段时间治理所带来的市场震动，以及社会上对共同富裕战略认识不清楚所带来的一些情绪性波动。

《〈〈〈〈“他从7月经济形势总体没有达到预期说起，......”，说得好听点，是鼠目寸光之见。岂止是目前的经济形势，总体上不出所料，是趋于向好的方面发展。三年多来，我在红歌会网文章反复断定，只要抓住了反腐败、反资本渗透和腐蚀的整党治党这个七寸，中国的崛起就是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不可阻挡的。中国已经扭转了表面上一派蘩荣，实则临于死亡的败势。现时抓七寸的政治斗争，已经向社会政治的其它领域，向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治理整顿发展，形势一派大好。对某些人的“震动”，“所带来的一些情绪性波动”，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针对近期的整肃，包括社会对共同富裕的理解，刘元春指出，这些方面可能引起了市场预期的巨大变化。

《〈〈〈〈用“整肃”不太妥当，应是“治理整顿”。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经济和资本家，甚至那些资本家暴发户，决不会“杀富济平”。对违法者，必须依法惩处，这是一切国家政治统治的通则。必须通过治理整顿，将其规范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决定的法律规定之下。当然，一切经济主体，包括私有制经济主体，在法律上平等。前述说了，在目前历史阶段，私有制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和辅助部分。搞过头的，主要以不破坏市场机制的方式来纠正。谈不上“可能引起了市场预期的巨大变化”。 纵使“引起了市场预期的巨大变化”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说，因为构成市场预期很重要的要素的就是企业家，以及消费者队伍。比如说共同富裕，很多人就理解成劫富济贫，就理解成平均主义，就理解成我们对发展对GDP的要求不高了，这都是错误的认识。

《〈〈〈〈“很多人就理解”的，和很多人的“错误认识”，与当局理解的、当局认识的不是一回事，更与当局是否要实行“劫富济贫”、平均主义和对发展GDP的要求不高了不是一回事。

不过，两极分化，会使社会矛盾尖锐化、激化，危害政治统治的稳定，甚至引发动乱或革命。所以通过税收和财政再分配来程度不同的削富济贫，则是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不得不搞的。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化、激化，且不说会危害政治统治的稳定了，就是人民大众的消极，你那个对发展GDP的要求还能高得了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削富济贫就更应是理所当然的事。社会主义国家搞成两极分化，还能使人民群众相信你搞的是社会主义？

“劫富济贫”被认为是非法抢掠富人接济穷人，在人剥削人的社会，是正当之举。通过税收和财政再分配的削富济贫是通过立法从而被认为是合法的，在资本主义国家，是从维护资本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不得已而为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则更应是正当之举。资本家远远超过一般民众的私人财富，本来就是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得来的。尽管目前历史阶段还不能基本上削灭剥削，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分配总不能让剥削占主要地位，而是得让按劳取酬占主要地位。因此，通过税收和财政再分配削富济贫是必须。而且还不够，目前阶段还必须使国有和集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一半左右，配以人民主权的国家政治统治实行的税收和财政再分配，才能实现社会分配按劳取酬占主要地位。〉〉〉〉》

同时对于我们的双碳战略，运动式的方法，可能导致了很多人认识的偏颇，在这里面中国也要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一方面是国际表态，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把这种战略定位清晰化、科学化。

《〈〈〈〈这里谈的不是什么“双碳战略”。这里谈的是对“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出现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和资产阶级资本渗透造成的乱像展开治理、整顿的政治斗争。不要把题扯偏了。

什么叫“运动式的方法”？对“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出现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和资产阶级资本渗透造成的乱像展开治理、整顿的政治斗争，得常抓不解，这是依照宪法的治理整顿，而不是发动人民群众的政治斗争运动。不搞这样的治理整顿，必然将会是“颜色革命”式的“运动式的方法”把中国搞来岂止是天下大乱，而且是空前浩劫和八分十裂。因此，“运动式的方法”，已经发展到的目前历史阶段的中国，一般情况下尽可能不用，非得用时，也必须用。否则就是政治上的大傻瓜。〉〉〉〉》

4

张维迎敢言是有名的，但这次的大胆警告却是震惊四座。

他警告：小心走向“共同贫穷”！

《〈〈〈〈吓杀人？不然，一笑了之。

我是在2019-08-29 15:10:25  来源：ziwangzaixian  作者：新民学社的《颜色革命的带路党大本营——天则经济研究所》的附录上，见过此人的大名。

张维迎所属的那个“天则经济研究所”都没有掀起什么大浪就寿终正寝了，他的一个“这次的大胆警告”，不过是螳臂当车而已。所谓“震惊四座”也不怕被人当成笑料。〉〉〉〉》

他指出，如果失去了对市场的信念，引入愈来愈多的政府干预，中国只能走向共同贫穷。

《〈〈〈〈不仅中国自古到今，而且全世界自古以来的一切国家社会，哪里来的“共同贫穷”的国家社会。请这位先生例举一、二出来。因此，现在和将来，人类也不会出现“共同贫穷”的国家社会。“中国只能走向共同贫穷”只能是此人的胡言，为的是吓人。

市场，古已有之。不过是众多相互拥有自主权的人们一致自愿同意地交换彼此所拥有的稀缺的效用事物的场所。对这样的场所要有什么信念？莫明其妙。

市场，在部落联盟的社会中就存在了。大体成熟的市场，是政治统治依照统一的规矩规制的规范或制度，使交换者彼此拥有不容对方侵犯的自主权、自由权利和各其对自己持有的稀缺的的效用事物拥有所有权，并使非统治的他者或社团的势力原则上不敢侵犯，从而，能使交换者彼此的交换是如此这般地经过没有武力或暴力及其威胁的和平竞争后，自愿一致同意的遵照彼此约定的条款，不能欺骗而是诚信的进行。也就是说，由众多的人们的这样的交换及其构成的大体成熟的市场，必须是政治统治依法对人与人的权力、权利和义务关系进行规制形成规范中的或制度中的，它的大体成熟形态，只能是政治统治的结果。

我在红歌会网的《对张五常先生〈自私三解与市场应对〉的批评”》指出，没有政治统治，就是天下大乱，哪里能有什么市场。市场并不是任由个人任意自私的场所，它必须是政治统治的社会才可能形成，而且市场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还必须受到起码的法律规制。政治统治及其用法律对市场规制的是否良好，是决定市场好、恶的关键，更不要说是市场经济了。

这里说的是市场经济，不是市场。最先出现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它是19世纪30代左右的英国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大体形成后规制的结果，并在19世纪上半叶大体成形，是根本有利于资产阶级剥削人民的发展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的社会生产的方式。

长期以来，西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把市场经济说成是脱离政治统治规制的平等自由的经济，那是骗人。既然是政治统治规制的结果，当然必须有“政府干预”，只不过它们的“政府干预”，不是如我国计划经济那样是国家行政逮属的“干预”，而是非政府行政逮属的依法律“干预”。西方国家政治统治对自己市场经济规制的法律多如牛毛，表明西方国家的政治统治规制或“干预”其经济是多如牛毛。

从来就不存在“自由”的市场经济，连“自由”的市场都不可能存在 ，甚至连“自由”都不存在。对此请看我在红歌会网的《对“自由”的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以发展起来的市场，只能是国家政治统治的产物，市场经济更是特定政治发展的产物。任何市场经济都必须有政治统治的依法规制。任何市场经济中的主体，都必须以服从政治统治的包括法律在内的法的规制为前提，才能允许其在市经济中从事经营活动，才能赋予和维护其在市场经济中的合法权力和权利。

“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主张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和政府监管，加上政治腐败和金本制的金融体制，是导致‘二战’前资本主义世界对抗性周期性经济大危机的主要原因。三十年代大危机罗斯福的‘新政’才将业已崩溃的美国经济起死回生，使得‘二战’后的西方国家不得不搞‘凯恩斯主义’，或者所谓‘混合经济’。自此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国家干预市场经济就成为定势。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尽管占了势头，国家干预经济实际上仍然存在，只不过干预的力度有所减弱，08年发生的战后美国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与此不无关系。结果也只能用国家干预来解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政府监管，政治腐败的相对减轻，金本制的放弃或革除，才使得‘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周期性危机大为缓和。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必然会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周期性经济危机恶化成愈来愈严重的对抗性的大危机，直至经济崩溃，这也决不是求助于市场能够应对的，更不能任由‘市价作为决定胜负的准则’，否则也会全程度地‘一定会导致租值消散’。[见我在红歌会网的《对张五常先生〈自私三解与市场应对〉的批评”》]”

“对社会生产——经济的管理有直接和间接之分。对社会生产——经济的间接管理是指的对有助于社会生产——经济统治管理的政治、法律、文化意识形态等的直接管理。而对社会生产——经济本身的管理只有直接管理，不存在间接管理。只存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是非行政隶属的强制的法的规制——如对商品交换、契约关系、公司法、劳动法等等的规制，经济手段是利益诱导的和国家在交换关系上与其他经济主体彼此拥有自主权的通过商品交换关系实现的干预和调节。市场经济的所谓‘自由’，是指市场由以形成的交换者之间在商品交换或契约关系上以服从法律规制为前提，彼此依法拥有自主权，从而相互拥有自由权利。商品交换、契约关系的主体及其的商品交换或契约关系必须受法律的规制，因此，根本就不存在自由。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人、财、物、供、产销等等无不处在国家的非行政隶属的法制管理之下。市场经济，决不是市场力量取代了国家行政力量而成为调节社会经济运行主导因素的经济，而是国家政治统治及其行政力量根本维护商品交换或契约关系者之间必须是相互拥有自主权和自由权利进行商品所有权或其使用权的交换来对社会生产--经济依法规制、整治、监管、调控、干预的经济。[见我在 红歌会网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离开了政治统治的包括法律在内的法的规制，契约或商品交换关系及由其构成的市场从而市场经济就无法形成和维持。而一切包括法律在内的法都要经过国家行政贯彻实施即规制。规制就包括国家行政的整治、监管、调控、干预。因此，所谓‘市场的力量’是在国家政治统治的规制下‘成为调节社会经济运行的主导因素’。离开政治统治就没有一切形式的所谓经济，包括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以契约或商品交换关系形成的，在政治统治规制的契约或商品交换关系中本来就不存在什么‘行政的力量’，在市场由以形成的契约或商品交换关系中不存在“市场的力量则取代了行政的力量而成为调节社会经济运行的主导因素’的事情。‘社会经济运行的主导因素’只能是国家政治统治的规制，而不是什么‘市场的力量’。[见我在 红歌会网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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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不仅中国自古到今，而且全世界自古以来的一切国家社会，都不是“共同贫穷”的国家社会，以后也决不会出现“共同贫穷”的国家社会。“中国只能走向共同贫穷”是此人的无知妄言。

所以，被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经济学迷惑的张维迎“如果失去了对市场的信念，引入愈来愈多的政府干预，中国只能走向共同贫穷”的断言，是胡说八道。〉〉〉〉》

9月1日，张维迎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发表题为《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的万言文，指出富人和企业家的创业积极性下降，会影响到工作机会、消费者和慈善事业，并导致国家重新走向贫穷。

这被经济学界称之为“共同富裕万言书”。

《〈〈〈好一个“共同富裕万言书”。

“没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创建的政治模式和为这个模式打下的基础，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凭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改开’无非主要是私有化、市场化，加国际易和引进外资，还有署名作者的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所有这些，其它发展中国家都在搞。其它国家的人民也是‘勤劳和智慧’的。为什么找不出一个能与中国‘改开’比肩的例子。所以，中国包括‘改开’的40年在内的70年的发展成就，决定性的是中国的政治模式。[见我在红歌会网的《读杨洁篪署名文章有感》]”

“扣除国内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包括这两次战争经济恢复所花的时间在内，算到上个世纪苏联在核武上赶上美国的六十年代未，苏联社会主义用计划经济的方法，只用了四十几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还在使用牛犁耕作的最落后的欧洲大国，变成了世国上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

中国由于受到‘大跃进’和文革的影响，用计划经济的方法发展经济的效果差一些。但除掉受到影响的年分，经济发展比苏联的还快，甚至不亚于改开以后的高速度。截止65年的解放后16年，除55年中速增长5.6%、‘大跃进’造成的‘三年自然灾害’60年中速增长5.4%、61年负增长31%、62年负增长10.1%外，其它十二年各年最慢都是9.4%以上的高速增长。66年到76年的‘文革’10年，受到影响，除67年和68年是负增长9.6%和4.2%外，72年中速增长4.5%，因‘文革’斗争重又激烈，74 增长1.4%、唐山地震和粉碎‘四人邦’受到影响的76年增长1.7%，其余五年各年都是至少9.2%以上的高速增长。华国锋当政的77年增长7%，78年增长12.3%，79年增长8.5%。中国改开前的30年，正常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平均算下来是10%以上的高速度。[见我在红歌会网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之二》]”

“‘改革开放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否认不了中国改开前在世界经济中的比例较之于新中国成立的49年大大提高了，否认不了中国自解放后到‘改开’前的三十年年均经济以近百分之7的较高速度递增的发展成就，否认不了新中国自49年成立后由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成为有初步的现代工业体系，不仅能造汽车、大炮、坦克、飞机、军舰，而且能造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核潜艇等，甚至80年搞出来的洲际导弹和大飞机实际上也是‘改开’前的成果。这是当时除了两个超级大国和两、三个发达资本主义大国，所有其它国家办不到的。[见我在红歌会网的《对如果中国是国民党统治，“那么今天中国的国势将决不会是这样”的批驳》]”

张维迎所谓的“并导致国家重新走向贫穷”如果是指中国改开前三十年是“走向贫穷”，只能是此人政治立场决定的意识刻意瞒天过海的造谣诬蔑。

苏联和中国的前三十前，就没有张维迎说的“富人和企业家”。

所以张维迎被吹捧成“共同富裕万言书”中的如此论断，又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在万言文中，他提出了不少警句，其中反复说的是，市场经济能更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提供普通人发家致富的机会，并认为改革开放令中国社会变得更平等、更公平。

他强调，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变得更平等、更公平。市场经济给普通人提供了走出贫困和发家致富的机会。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平等的一种制度”。

他还特别强调，政府和慈善组织在解决贫困上是可有所作为，但只能做的是把财富从一部分人手里，转到另一部分人手里，不可能无中生有。

《〈〈〈〈 尽是睁眼瞎说。

中国的汉、唐、宋、明是同时期世界各国家社会的盛世之国，但相对于现代任何一个最贫劳的国家，中国古代的汉、唐、宋、明都毫无疑问的贫困落后。原始共产主义氏族社会比现代任何一个最贫穷的国家不知贫穷好多倍，但原始共产主义氏族社会的人们，却原则上没有贫富之分，至少没有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国家的5%的人与大多数国民那样大的贫富差距。中国现在与四十多年相比较，发展了四十余年，当然应当是比四十多年前的中国更富，四十多年前的中国相比之下是贫困的。

贫富是相对的。这里说的贫富，是“市场经济能更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提供普通人发家致富的机会”、“市场经济给普通人提供了走出贫困和发家致富的机会”的贫富，只能是同一国家同一时期的人们之间的贫富，而不能是拿原始社会、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来比较的贫富，也不能拿现在中国与四十余年前的中国相比较的贫富。

那个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典型的美国，其大多数的国民相对其最富有的5%的人，相对贫困的程度是处在世界上最严重的三分之一的国家之例，自80年代以来，美国大多数国民与最富有的那5%的人的相对贫困是越来越严重。

所有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除了根本就不具有代表意义的仅占当前世界人口百分之一都不到的人们说的那几个北欧小国有争议外，绝大多数，其国民的大多数相对于最富有的5%的人是严重的相对贫困则是普遍的事实。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解决大多数人相对于最富有的那5%的人的严重的相对贫困问题是一个普遍的事实。“提供普通人发家致富的机会”，“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平等的一种制度’”是这位叫张维迎的笔下生花弄出来的。

这里引用的是国家统计局2019年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公报。“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61]，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7380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5777元，中间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5035元，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39230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76401元。”

算下来，占人口20%的高收入组与占人口20%的低收入组的收入差别是10.35倍。该报告没有5%和1%最富有的人的收入数据。我斗胆估计，中国最富有的那5%的人的收入很可能是中国低收入组的几十倍，最富有的那1%的人的收入是低收入组的上百倍都不了。

“政府和慈善组织在解决贫困上”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相提并论。在资本主义国家，永远不要侈想资产阶级剥削广大人民的财富会通过政府和慈善组织还会“转移”到广大人民手里。〉〉〉〉》

他说，正是企业家创造了财富；如果企业家没有积极性创造财富，政府也就没有钱转移支付，慈善事业也就成了无源之水。

《〈〈〈〈张维迎如果能证明“正是企业家创造了财富”，我等就一定得对这位先生五体投地了。

明白无误的事实是，“企业家”，在国家社会的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关系雇用了那么多的包括脑力劳动者在内的劳动者，经过对企业的经营，才“创造了财富”。

“明白无误的事实是，从来没有不依靠社会的人能成为财主;任何被推崇为所谓精英的财主离开社会，不仅不能创造财富，而且一定会贫穷潦倒走向死亡。这表明，一切财富都是大家社会地劳动创造的，而不是财主个人创造的。

知识和智慧是人之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最根本的特质。现代科学已经证明，离开了社会，人就不能生长发育成有知识和智慧的人，就什么知识和智慧都不可能有。只要是在社会的生活中生长发育的头脑健康的人，都是有知识的人，只不过有知识的水平、程度和方面的不同而已。在社会中生长发育成有知识和智慧的人，再有知识和智慧，再有本事，离开了社会，也等于零。尽管知识与个人从小的主观努力分不开，但也与个人所处的或所占有的社会条件分不开。而且，知识和智慧是人头脑里的观念形态的东西，它不会跑到头脑外来创造任何的财富。只有有知识和智慧的思想意识主导的人的劳动，依托社会，生活于社会中，才能创造财富。

既然财富是社会的人社会的劳动创造的，那么，社会的财富的分配就应按劳分配。

不能否认作为企业家的资本家的劳动，当然主要是他的脑力劳动再加上他为经营管理工作的其他行为活动的劳动。不能不考虑他的这些劳动的强度比社会创造财富的人平均的劳动强度更大。但，是社会地创造财富的人的平均的两倍，最多三倍就了不起了。也不能不考虑他的劳动时间比社会地创造财富的人的平均劳动时间更长。但，是社会的创造财富的人的平均的两倍，至多三倍到顶了。这已是偏向于资本家的估算了。三三得九。就是说，不管一个资本家投资经营的公司有多么巨大，顶多，他的收入是平均工薪收入者的九倍到顶了。就算考虑到社会对这些所谓精英要加以激励，再抛开些算，充其量不能超过十五倍。这是指所有经营公司的资本家的那些不可一世的顶尖公司的顶尖精英的顶尖收入。超过这个数，理所当然就是对其他人社会创造的财富的剥削。这是指超大型公司或企业。至于一般的大[指一万人以上的、中[几千人的]、小[一千人、几百人的]型企业的资本家，超过十倍，七、八倍，五、六倍，甚至三、四倍，就应算是剥削。[见我在红歌会不会网的《有感于“民营企业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的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

连西方恭奉为他们经济学上的历史祖师爷和现代泰斗级人物，都没有那个智商能依据事实论证出或有那个斗胆敢于断言“正是企业家创造了财富”。张维迎此人为了在资本家脸上贴金，已经到了忘乎所以的程度。

至于资本家拿出剥削来的一点点搞的“慈善事业”，绝对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造成的社会矛盾。靠资本家的“慈善事业”施舍，就能实现“共同富裕”或使贫困的下层人民大众富起来，只能是妄想。〉〉〉〉》

此外，9月4日，《南华早报》发表评论称，中国在经济管理方面依然没有摆脱“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诅咒，每当最高层直接出面推动经济转型，必然造成经济全面收缩。

《〈〈〈〈且不说七十余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世界上没有独特的自然资源可依的国家的独树一帜，就是自全世界发生新冠病毒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在全世界也是风景这边独好。“每当最高层直接出面推动经济转型，必然造成经济全面收缩”是《南华早报》别有用心的造谣生事。〉〉〉〉》

从阿里巴巴控制《南华早报》的背景看，其评论可能带有像马云这些民营企业家的担忧，也可以视为是从侧面为目前民营企业家的囧况发声。

《〈〈〈〈“马云这些民营企业家”不仅企图成为中国的金融财阀寡头，垄断中国的经济，而且注定要进一步通过他们掌控的资产阶级的财团势力及其资本渗透，并与外部势力联手，图谋“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从争取经济利益升级为替代国家政治权力主体的斗争”。这种企图被目前中共当局给打破了。当下“马云这些民营企业家的担忧”就毫不奇怪。“目前民营企业家的囧况发声”是免不了的。因为中国脱变成资本家的天堂国家至少十多年实现不了，何况也许是几十年或者更久。中国的市场经济应当是无产阶级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统治规制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能是资本家的天堂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规制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但不能不说，这种担忧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反应了目前“仇富”舆论压力下的一种恐慌，呼应了胡锡进、魏加宁、刘元春、张维迎等重量级专家的观点。

《〈〈〈〈“仇富”，自国家社会以来古就有之。因为奴隶主、农奴主、地主和包括中国所谓“民营企业家”在内的资本家的“富”是靠剥削人民得来的，岂有不“仇富”的道理。如果如此的“目前‘仇富’舆论压力下的一种恐慌”，就“呼应了胡锡进、魏加宁、刘元春、张维迎等重量级专家的观点”——以上作者引用的这四位“重量级智囊”的观点，那么“胡锡进、魏加宁、刘元春、张维迎等重量级专家”就是“马云这些民营企业家”为伍的同类。〉〉〉〉》

目前，阿里巴巴响应当局“共同富裕”口号，宣布将投入1000亿元人民币设立“共富基金”。

《〈〈〈〈中国一年的GDP已经是上百万亿。几十年来被“马云这些民营企业家”拿走了岂止是几百个万亿。拿了这点小钱，而且还是由他们掌控的“共富基金”，岂能收买人民大众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