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鲜明地与各类帝国主义糖衣炮弹作斗争
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就是要用暴力砸碎旧有的一切不合理的剥削制度,就是要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就是要建立起绝大多数人的人民民主专政,并且利用这个机器去镇压那些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反动分子,就是要让这些人以及帝国主义分子“规规矩矩的让他们不能乱动乱说”。
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民主革命建立起新中国以来,就遭受了各种各样的非议,一些先生们认为在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破坏了民主自由,破坏了人权独立,不厌其烦、乐此不疲地宣扬“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等一大堆西方的救国良方。他们凭什么或者为什么这样诋毁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呢?姑且撇开我国和西方国家组织形式的不同、撇开哪种形式对这些先生们有利,我们简单地看看到底是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府?也许分析完国家和政府的本质之后我们就能够有个答案。请注意,咱们这里讨论的国家不是用来区分中国、美国、英国这样不同地域的概念,而是中国、美国、英国这些地域的人们都有的一种管理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机构。因列宁同志在讨论这个机构的时候用的词语是“国家”,因此我们在这里也引用“国家”而不用政府作为咱们讨论对象的代词。
以前有些人说国家是一种全体人民都赖以生存的神奇超自然力量,还有人说国家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执行全体人民各自妥协达到一致共同签订的一张社会契约的机器。如果国家真的是超自然力量,那么坐在华丽的议会办公楼里高谈阔论的议员们就应该是天生地养不食五谷比普通民众高一等级文明的物种;如果国家真的是执行全体人民意愿的机器,那么这个国家里面就不会出现一部分人吃得很饱而另一部分人很饥寒交迫的景象、更不会出现因为肤色而被歧视被虐待的情况,因为人都会为自己考虑,如果真按社会契约的说法,作为国家人民的一份子,怎么会允许有损害自己利益的条款被堂而皇之地写进这个契约中?由此可见,上述这两种说法,都是在掩盖一些东西,拿一些“温情”“神秘”的面纱,去掩盖“国家”这个东西的真相。
我们人类的历史从猿猴进化成人开始经历了大致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都是由人构成的,前面提到的三种社会,我们都可以将其中的人划分为两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奴隶社会是奴隶主、酋长和奴隶;封建社会是地主、皇帝和农民;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家、金融寡头和工人。为什么不同时期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具体表现会不一样呢?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奴隶社会以前猿猴进化成人以后的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导致人们必须依靠血缘共同生活在一个氏族一个部落中,每天的生活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人们只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进行生产,不太可能会有多余的生产物存留,外部的冲突则通过部落之间的战争解决,但是请注意,这时候的战争通常以失败的部落的消灭而结束,并不会产生俘虏的统治和奴役。这同样是因为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养活俘虏的成本远远大于统治奴役俘虏生产的效益,因此没有必要把俘虏变成奴隶进行剥削。而同样是生产力这个本质的东西的发展,即牛耕铁具的广泛应用等变革,促进了在满足日常消费之后人们可以拥有相对剩余的产品,进而促进了商品交换的普遍出现。而随着商品交换带来的利益越来越大,社会生产出的财富不断从绝大部分人的手中涌向极个别的人的腰包里,由此造成丧失财富沦为奴隶的人群必须强制性进行劳动为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构建地基。随着剥削者越来越多,剥削者的胃口越来越大,刚刚破产还没有沦为奴隶的人越来越多,不甘心受奴隶主们那么残酷剥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使得奴隶制的丧钟的回响也越来越清楚,新兴的地主已经迫不及待地穿上革命的外衣一脚将奴隶主们从宝座上踹下来,将自己的屁股挪了上去。同样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让新兴的资产阶级有了和地主叫板的本钱,机器大工业无情地碾压工场手工业,伴随着工业革命,将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连同地主-农奴这些名词也放进了历史博物馆里。从上述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除了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的极度低下,生产就是为了消费,我自己养活自己都困难且我不需要依赖你养活自己,由此人与人之间不会产生一方对另一方的统治,不会出现一部分人完全脱离生产却能够占有生产者劳动果实的现象。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之后的四种社会中,总会可以找到这样一部分群体他们可以不劳而获,正大光明地享受为自己生产出的产品,而整个社会生产出的财富如同有魔力般的迅速向这部分人的腰包中涌入。翻翻书本我们不难发现:罗马的十二铜表法被鼓吹是“限制了贵族的特权,是平民的胜利”,然而它的作用范围并不包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作为当时的被统治阶级,奴隶仅仅只被当做是一件物品,与猪羊牛马一样是奴隶主的私人财产;后来的封建农奴制国家里,农民被地主给他的那一块地给圈住了,地主老爷们可以心安理得的享受他的农民们为他生产出的财富,而这些农民们的权利没有任何的保障;即使是现在鼓吹普世价值、人权自由的资产阶级国家里,一小撮亿万富翁翻云覆雨,长袖善舞,赤裸裸地享用资本的魔力统治一个社会的现象却越发明显:工人们要想罢工只会被残酷镇压;要想通过议会立法什么的渠道改善境遇只会被资本的力量死死地按在地上不得翻身。
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这些小群体统治者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社会财富,要想长期不劳而获地维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长期控制剥削其他的奴隶、农民、工人。而人数上处于劣势的他们,为了为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借助一种强有力的工具,那就是国家。我们不难发现国家的特点: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由统治者的代表们专门从事管理、暴力威慑或者直接使用暴力让被统治者服从于统治者们的意志,无论暴力的形式究竟是最原始的棍棒、还是制作精良的刀剑、或是当今程序复杂的枪炮原子弹等等,其本质都没有变。而国家的这一特点正是为了让一小部分人合理地去剥削另一大部分人而服务的。
由此可见,什么是国家?国家不是什么阶级矛盾调和妥协的产物,更不是什么上天创造出来的管理人民的宗教术语;它就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体现,就是一个阶级系统地、有组织地对另一个阶级使用暴力进行剥削、进行镇压的统治机器,之后的警察、监狱、军队,不过是这个机器执行其功能的部件。这个机器可以有不同的面目,它在遥远的希腊城邦里可以是贵族共和国、它在克伦威尔之后的英国可以是君主立宪制、在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可以是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制,但这个机器的功能只有一个:压迫所有从属阶级服从剥削阶级意志。国家的存在恰恰证明了社会陷入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就是要用暴力砸碎旧有的一切不合理的剥削制度,就是要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就是要建立起绝大多数人的人民民主专政,并且利用这个机器去镇压那些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反动分子,就是要让这些人以及帝国主义分子“规规矩矩的让他们不能乱动乱说”。我们共产党人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而且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那些少部分原来社会的剥削分子,反动阶级,将被我们逐渐消灭,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人的民主,到那个时候,“民主”这个字眼也将不复存在,因为他的对立面“不民主”的主体已经没有了统统变成了民主的对象,没有了不民主,民主本身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就是唯物辩证法。
那时那种没有了民主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巴黎公社曾经初步地向我们描绘了这种图景:人民不仅可以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人人都可以独立地参与日常的管理;任何一个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公职人员的工作被简化到统计、审计这样人人都可以操作的难度,他们不能像资产阶级议会里的老爷们一样把办公室变成清谈馆,必须踏踏实实地执行行政、立法等职能等等。一句话,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的管理人员不再是一切旧社会为了愚弄人民而从事空谈的官僚,而是为全体人民踏踏实实服务的公仆!
由此可见,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先生们为什么跳着脚、如丧考妣地痛哭“民主的缺失”,不遗余力地攻击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呢?那就是因为我们党的旗帜上已经清清楚楚的写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政府是人民当家作主,不允许人剥削人、一部分人心安理得的享受特权的国家,这些先生们没有办法在其中享受剥削的特权,而如果能把西方那套东西搬过来就可以实现,他们怎么能不鼓吹呢?
而真的如这些先生们希望的那样,按照西方的救世良方规划的图景去实施时又会怎么样呢?看看解体的苏联就知道了。叶利钦的“炮打白宫”那可真是打响了西方“民主自由”的礼炮,西方的休克疗法真实让解体后的苏联各加盟国本来只是“重症缠身”一下子休克了过去。1993年的冬季俄罗斯已经面临饿死人的威胁,大量的妇女由于生计被迫从事那些在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绝不容许从事的行业。这些铁打的事实告诉我们:多党制不能带来真正的民主,人权自由只是为了推行私有制、合理剥削当借口,西方的那些救世良方,只是一发又一发的糖衣炮弹,妄图打碎我们真正的民主、人权、自由。敌人越猖狂,越说明我们的正确。
还有一些先生的论调攻击我们是暴力革命推翻国家,建立独裁专政的政权是非法的。这让我突然想起了这样一个镜头。那是在电影《建党伟业》中,中山先生为了促成辛亥革命之胜利,让出了临时大总统之职,宋教仁在向同盟会的各个成员宣讲,企图通过改组同盟会形成全新的国民党,在议会大选中获胜,以此来与袁世凯斗争。结果呢,宋教仁本人被人暗杀身亡,被寄予厚望维持中华民国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被封建地主军阀们任意踩踏,这样的结果实在令人扼腕。彼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封建地主军阀是没落腐朽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是先进革命的被统治被剥削阶级,他们企图通过和平的方式从真枪实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手里分一杯羹,这可能吗?推而论之,换位思考,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变成了没落腐朽的剥削统治阶级,无产阶级作为被统治被剥削阶级,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去夺资产阶级手里的权吗?答案显然是不言而喻的。那么这些先生们又凭什么指责我们使用武力去砸碎旧的不合理的国家机器呢?
曾几何时,在上完历史课的时候,我也向往西方那种多党制、民主共和的制度,觉得那是人类理性、博爱、自由光辉的闪现,是神圣而又高贵的。但当越来越多尖锐的社会矛盾被暴露出来,当真正触及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矛盾-阶级斗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展现时,我才恍然大悟:西方所谓的“人权民主自由”、“普世价值”不过是西方有钱老爷们用来吹牛的资本,作用范围只局限于这些老爷们之间。马克思一语道破这种西方制度的本质:“不过是每隔几年决定换一拨人去剥削统治底层的人民”。“人权民主自由”在西方国家越完善,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想要进行改善自身条件的斗争招来的镇压就越激烈。底层的人民只要稍稍想反抗上层社会改善生活境遇举行罢工示威游行,资产阶级就会武装起来,用他们的国家机器去镇压。一句话,任何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只是少数人的民主),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只会慢慢的消亡,成为一个不必要的东西。
最后附上一个小故事。曾有人问毛主席:“如果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那人民是不是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主席说:“你太高看他们了,他们懂什么是资本主义?最多倒退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是被资本裹挟着去侵略和掠夺别的国家积累资产的,他们敢侵略谁呀?不被侵略就阿弥陀佛了。他们只能剥削本民族的百姓,或者贱卖自己国家的资源,以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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