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怕的是制度性的腐败和精神的沉沦

最可怕的是制度性的腐败和精神的沉沦

——这不是我们渴望的道路

新中国的建立，不仅是两种命运、两种道路的竞争，更是两种社会模式的竞争。这两种社会模式，即所谓的西安模式和延安模式。

1940年，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通过对重庆和延安的考察，发现了两者的不同：

一、在国难当头时，重庆的达官贵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他们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甚至政府经常用来设宴招待的嘉陵宾馆就是行政院长孔祥熙私人开设的；而在延安，干部廉洁，上下风清气正，边区的官员如贪污50元者革职，贪污500元者格杀勿论。

二、与重庆满街乞丐的景象不同，在延安没见到一个乞丐。　民众的吃穿不是很好，但人人有活干，精神好，治安好。据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1937年6月在延安曾拍摄过一张照片：在列宁室中的三个年轻人神态自若，其中一人背后的挂图赫然有一艘美国列克星敦级装甲航空母舰的图片，同时详列了各种先进飞机、舰艇的资料。而曾访问过延安美国人约翰・科林也说：“在延安，我被共产党为目标而奋斗的精神所感动，人们在空气中可以嗅到这种气息，他们衣服破烂不堪，他们装备缺枪少弹，但他们有为目标奋斗的精神。”

三、与重庆到处是兵戒备森严的情况不一样，在延安几天都见不到军队。毛泽东的回答是：“八路军是人民子弟兵，他们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因战备和生产需要，平时很少出来，有的战士所穿衣服与老百姓一样，一时也认不出来。”

四、与重庆当官的高高在上耀武扬威不同，延安是干群一致、官兵一致。干部与士兵的薪水相差无几，而毛泽东的窑洞里，也只有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和一条长板凳，墙壁上挂着一幅地图而已。

陈嘉庚先生对延安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一、没有苛捐杂税，不像国统区那样捐税多如牛毛；二、领导人廉洁，他们的工资标准和一般干部、士兵相差很小，这同国民党达官贵人的贪污腐败形成鲜明对照；三、没有乞丐、妓女和失业的人，人民生活过得去，不像国民党统治区那样民不聊生；四、领导人与人民群众平等相处，不像国民党统治区那样等级森严；五、社会治安好；六、男女关系严肃；七、朴素成风；八、民主风气好，县长是民选的。诚如毛泽东对陈嘉庚所描绘的未来国家的模样：一没贪官污吏；二没土豪劣绅；三没赌博；四没娼妓；五没小老婆；六没叫化子；七没结党营私之徒；八没萎靡不振之气；九没人吃摩擦饭；十没人发国难财。因此，陈嘉庚先生最终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正如后来他在《南侨回忆录·弁言》中所写的那样：“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由此可见，西安和延安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制度，两种不同的社会，两种不同的追求，两种不同的道路，也决定了两种不同的精神面貌和政治生态：一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种是朴素的利他主义者。前者，贫富悬殊，上下乖离，精神颓废，意志消沉，骄奢淫逸，力量涣散；后者，人人平等，上下团结，心情愉快，积极上进，清正廉洁，万众一心。

事实上，人民还是那个人民，文化还是那个文化，所不同的只不过人群、制度、政策、道路而已。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同的人群，会有不同的作风；不同的制度，会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政策，会有不同的结果；不同的道路，会有不同的前景。

而今天，新中国建立已经七十二年了，而中国共产党也走过了一百年的光辉历程，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开始严重影响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不得不又面临姓资、姓社，抑或西安模式、延安模式的讨论和抉择。

应当说，西安模式或资本主义道路在特权阶层、精英阶层、西方买办、既得利益者或新兴资本家那里会有不少共鸣，因为他们的屁股已经决定了一切！你看民国范、台式民主有多少拥趸者，就可知道。但我想：这不是我们要走的道路——因为我们不想重新回到西方买办和四大家族万恶统治，中外资本家残酷压迫、剥削，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弱肉强食、内卷化的悲惨时代，而延安模式却是已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可以行得通的康庄大道！

那么，既然如此我们还犹豫什么呢?

2021/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