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四十年西方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政策

概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教员的去世。中国人面对两条路：坚持旧的和开创新的。此时，中国选择了创新，进行改革开放。然而，一心要扼杀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看到了这一个良好时机，对中国进行了更加露骨的和平演变。我将从“启发型”文化入侵、“优胜型”文化入侵、“攻击型”糟粕入侵、“引导型”文化入侵和“潜在型”渗透入侵进行描述，总结过去四十年的西方入侵方式，预测新的渗透方式，从而警醒国人时刻警惕和平演变。

正文：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伴随着特殊十年的结束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以外的外部世界，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经乘坐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快车远远拉开与中国的差距。由于思想的解放，此时的中国人的思想好像开了天窗一般，广泛吸收不同的思潮。

西方：二战后，美苏两极对峙，该阶段美国对外开始用影视进行文化输出。盎格鲁撒克逊人不想其他种族崛起威胁自己，因此用尽力量剿杀其他民族、分化其他民族、制造民族问题。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怎么样的我在此不做科普，他们在对待中国人的时候也是抱着遏制中国发展、减少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心的。坦白说，在当时，中国人在经历了十年创伤后需要治愈，加之百年屈辱于英美之下的历史背景下，需要走出经济上与思想上的困境。而我所探讨的将不是中国内部的阻力，而是外部对中国的压力，外部对中国思想的引导，这本质上是属于和平演变范畴的。以西方和平演变之路侧面说明如果没有一个如此有魄力的党，中国不会有今天的强盛，中国人不会有今天的团结。

80年代：“启发型”文化入侵

由于改革开放的天窗作用，学者们吸收了广泛的思潮。此时学术界产生了两种较为对立派别。一派是认识到西方的凶恶，盲目排斥资本主义有关所有的东西的左翼力量。在西方势力看来，这种人是难以拉拢的，但数量上相比右翼力量较少。另一派是关注到西方的物质生活的发达，盲目认为中国人需要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使自己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右翼力量，一般是知识分子，比如说余茂春。在西方势力看来，这种人较好拉拢、数量较多且影响力较强。究其原因，归因于巨大的心理落差与不可避免的思想碰撞，体现在严重的经济差距和思想空洞上。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首先，西方在货币和供给学派的指导下重新焕发生机，逐渐走出了滞胀危机。其次，修正主义苏联影响力则随着经济的不景气日趋下降。因此，西方认定是消灭他们资本主义国家认为的“敌人”的最好时机。政策实施结果显示这个政策十分奏效，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信息化加快发展的前夕，东欧剧变、苏联轰然倒地。在进入九十年代前夕，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在西方糖衣炮弹下的剧变海洋经历惊涛骇浪。

因此80年代西方实行的和平演变政策是西方知识文化渗入中国，启发中国人进行在西方的框架内的“自我觉醒”过程。我将此定义为“启发型”文化入侵。

90年代：“优胜型”文化入侵

中国在进入九十年代的前夕的惊险过关，西方不仅没有收手反而加大力度以普世价值对中国施压。此时亚洲四小龙之二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在文化上进入十年高光期。西方通过港台文化对大陆的输出，以充分展示资本主义的荣光，进而更加巩固了中国人的仰慕观。

九十年代是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伴随信息化发展而来的是更多挑战。中西方在经济上的差距，通过西方媒体的中转，在宣传上扬长避短，当时的人做出在忽视社会矛盾的基础上直接判断，潜意识地认为中国人比不上外国人。而且这种民族自卑感比80年代更强，原因主要在于受众群体及个体意识。首先，八十年代的大众的自觉接受新知识的主动性不强，这一方面与群众文化水平息息相关。但是在九十年代大众传媒的发展，使受众群体范围扩大，因此危害性更大。其次，八十年代影响力较强在教育界，因此知识分子更多倾向于学习借鉴，而九十年代的人们多是直观感受来自电视的那些被渲染过的声音，因此人们产生了更深的仰慕之情。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间接了解到西方媒体为什么对纪录片和电影那么重视了。

因此90年代西方实行的和平演变政策是信息化下西方文化通过媒体植入中国，灌输中国人落后于西方人的观念，目的是通过褒奖资本主义而贬低社会主义，意图从意识上奴化中国人。其实是属于培养中国人“仰慕”意识的文化入侵。我将此定义为“优胜型”文化入侵。

00年代：“攻击型”糟粕入侵

千禧年某邪教事件标志着新一轮和平演变的开始，该邪教在华人世界依靠美国“反华款项”建立起海外华人世界最大的平台，通过其攻击诬蔑党和国家的方方面面包括领导人、政治制度、宗教问题等来达到西方想要的结果，与政府闹对立，意图颠覆政权。甚至出版了站在历史虚无主义角度的编造的所谓的评价党的书籍，全盘否认党的历史成就。

我们知道，该邪教的传播与工人下岗潮密切相关。时人的精神世界明显出现危机。因此，邪教头目通过假借佛教部分糟粕结合中国人“忍”的内在品质，以“忍”的意识形态灌输达到“不能忍”的目的，教唆中国人反抗政府、颠覆政权。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西方则采取所谓隔岸观火的态度，实则与之配套的则是分裂中国计划。

留心者不难发现，00年代是西方扶持的“五毒”最猖狂的时候。由于此时西方忙于处理本拉登留下的烂摊子，因此实在没有那么多拳头遏制中国的发展。于是果断扮成一个人道主义卫士指指点点中国，谈论中国自家的“内斗”，借此否定中国的复兴事业。乌鲁木齐“七五”暴动、拉萨“三一四”暴乱、台海危机等就是实证，其幕后的黑手正是西方。这一时期针对中国和平演变政策多集中在“宗教问题”、“民族问题”。

因此00年代西方实施的和平演变政策明显是西方势力扶持中国内部反动势力进行道德绑架和策划恐怖主义的活动，具有强烈的进攻色彩。我将其定义为“攻击型”糟粕入侵。

10年代：“引导型”文化入侵

进入10年代以柴静、高晓松为代表的公共知识分子（公知）成为了中小学乃至许多大人的“真理来源”。受到信息不对称的条件影响，人们获得的知识较为单一、片面。且主要受到讲述者本人的意识形态影响，人们很容易就相信由讲述者本人拼凑的简单逻辑，而少了独立思考过程。西方势力看到这一点，因此雇佣了一大批为西方服务的公知，进行对中国人的洗脑。而这一批以高晓松为代表的公知就是八九十年代受“启发型”和“优胜型”文化入侵影响的知识分子。由于文化入侵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因此西方国家不需要投入太大的成本，他们就可以为西方服务。

从蒋方舟事件可以看出，一些被提拔为“思想引导者”的人影响力是那么的大，有些人成为了大众的偶像。所以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独立思考能力，被忽悠就是很容易的事情。

“引导型”文化入侵的典型成功例子是香港，香港的学生们就是被这一个个编写通识教材的，被西方利用的工具引入歧途的。从个别到一般的角度来看，香港这一活生生的例子可以推断如果大陆年轻人被西方以这种方式利用，进行反政府暴动，那后果将难以想象。

因此10年代西方实施的和平演变政策是通过培养“引导者”进行传道受业，影响下一代的思维、腐蚀下一代思想。其影响是长期的、危险的和潜移默化的。所以我将其定义为“引导型”文化入侵。

20年代：“潜在型”渗透入侵

由于中国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中国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认同因新冠疫情得到空前发展。中国人对本国的政府信任程度空前之高，以致于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实施难度空前提升。因此西方媒体抓住人性中好奇的特点，进行猎奇报道，过程类似于狗仔队！以此来引导人们走向一种对社会的不信任，进而再进行下一步引导。四十九中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外国势力介入一定要提到中国的政府部门，由此可以看到，西方对中国当前政府以及中国政府所坚持的为人民的道路的无比敌视。西方的他们知道只有培养人的怀疑心才有助于培养人的背叛意识，从而成为一枚棋子。过程正如八十年代那样，进行“启发”中国人的行为。考虑到义务教育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发展，建立疑心比八十年代更加容易，其社会条件和思想基础较八十年代更为优越。况且通过建立疑心并进行自我思考所培养的价值观是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辈子的，而这一过程因主体差异的不同容易掺杂不确定因素。西方可以通过进行再引导引导网民走向他们所设置的意识形态。这种危害是隐性的，需要提防的，同样也是持久的和更为坚固的。

另外再说一个我认为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西方势力针对目标的例子——韦东奕先生事件。韦东奕先生是北大数学系的，目前中国的基础学科较为薄弱，能有韦东奕先生这样的人才实属难得。因此我们应该珍惜这种人才，而不是将其捧为神，更不要将其引入舆论海洋。若他无杰出贡献则有可能被嫉妒他的小人贬低，而封神行为有可能影响他的事业，这其实在徒添人才的压力。要知道，科技水平是衡量现代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如果再出现类似事件西方可以借将中国科研人员置于互联网烤炉上这一行为达到湮灭中国科技人才、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目的。在这种背景下，嫉妒这些人才而攻击嘲讽这些人才的小人是西方媒体最喜欢的。通过对这些小人嫉妒感的培养，有助于使其成为背叛者。

因此20年代我的预想是西方国家通过进行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的行为渗透并入侵中国，紧紧依靠互联网并以此引爆中国网民的火药桶。我将其定义为“潜在型”渗透入侵。

结语：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西方的和平演变伎俩貌似越来越显无力，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放松对其和平演变政策警惕的理由。因为互联网的发展使和平演变的渗透性更强而且影响更为隐秘和深远。

西方对中国，盎格鲁萨克逊人对中华民族，以及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从来都不是真正友好的。我们需要时刻保持对其的警惕。既要改造和利用其好的内容，又不能全盘否定。作为网民，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要培养独立自主的思考能力，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素养，做一个有素质的网民、有思想深度的爱国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