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迎来新冠疫情第二波社会大实验（一）

世界正迎来新冠疫情第二波社会大实验（一）

                        ——兼以行为分析探讨新冠源头

自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已历经一年半之久。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流行给世界带来巨大的损失。不仅是疾病及其后遗症的伤痛、经济的重创，恐慌、压抑、普遍的信任感丧失等对人们精神的打击以及社会风俗、个人生活习惯的改变，这一切都将对人类历史产生重大影响。世界卫生组织新冠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最近发布报告。报告显示，预计到2021年底，新冠疫情会给世界带来10万亿美元的损失。2020年全球至少17000名医务工作者死于新冠。过去的一年半，全球至少1.5亿人被感染，超300万人死于新冠。面对百年未遇大流行，中国抗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可以说在第一场战役中远远优于西方主导的国家地区。随着主要发达国家疫苗供应短缺问题得到解决，同时中国广东再次迎击来势汹汹的印度变异病毒。有合理理由预测，世界将迎来新冠疫情第二次社会大实验。

如果说，第一次抗疫社会大实验是人类几乎赤手空拳抗击病毒，产生了强力管控与放任和准放任两类策略的竞赛，那么接下来就是面对很可能持续变异的新冠病毒，疫苗策略与强力管控（或附加疫苗）策略的再次对决。其中涉及一些疑问：我们从第一波抗疫中得到哪些经验教训，哪些疑问仍待解决？疫苗副作用的累积影响如何？人类首次普遍而长期依赖疫苗是可能的或必须的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人类还有机会消灭新冠病毒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是快速迎合还是维持现状等待变化相机而动更为合理？谁从此次疫情受益？谁该为它负责？世界该从这次惨痛教训中继续埋头向前还是另寻新路？这些问题除了涉及医学等技术专业外，还与新冠溯源，技术与政治哲学关系等深层问题相关。笔者认为，这些专业而复杂的问题必须有科技人士参与，但决不可能由他们单独解决。作为公民和思考者，我们同样应该记录历史，提出问题、分析和意见，并从独立于技术的立场表达我们的价值观和展望。因此我们殷切期望中国广东此次抗疫有完满的结果，从而进一步将中国经验和策略问题提交给世界。而现在正是对第一轮抗疫进行反思总结并对未来变化提出有效应对建议的时候。也鉴于上述问题悬而未决，我认为中国有关部门应暂缓批准复星医药代理的BioNtech的新冠疫苗（即辉瑞疫苗）在中国大陆的销售。

一、强力管控措施符合常识与科学，早期乃至中期实施均有经济性

自中国武汉第一次公布发现新冠疫情，我们的强力管控措施取得了几乎完美的成效，受到普遍肯定。所谓强力管控的就是找到并隔离所有病例，等同于消灭流行的病毒。WHO将应对疫情的策略按照管控力度分为四种，但笔者认为，过于技术性的分类容易遮蔽质的规定，从本质的范畴区分为消灭病毒与容忍病毒流行两类更有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的抗疫也并非一帆风顺，对此的反思有助于理解我们的抗疫策略的本质。相当多人都将中国抗疫经验以及它的成功归于中国文化，将西方面对疫情的困境理解为西方文化或意识形态的产物。这里须注意，在这个人们常常将阶级分析抛于脑后的时代，我们必须马上补上一段，哪怕给行文和阅读带来些许不便。我们应认识到，人民的苦难不等于资产阶级尤其是垄断大资本的困窘，国别、民族常常反映为现象而非实质。新冠疫情一方面是世界人民的巨大付出，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以及大肆发钞进行输血，社会经济隔断加剧资本市场炒作，结果是以互联网和医药公司为代表的金融垄断资本大发横财。这再一次印证了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世界人民的每一次灾难和战乱，都成为垄断资本的盛宴，都进一步加大了它对人民的控制和奴役。当国际垄断集团意欲征服世界的企图如此明显时，任何片面强调文化甚至意识形态差异、增加国家、民族间隔阂的做法要么是愚蠢的要么就是别有居心。

把抗疫成败归因于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差异，一些知识分子干脆直白地表述为“低人权优势”甚至“高人权劣势”。这一看法貌似十分贴切，但很可能浮于表面而引人进入认识误区。对于高传染性疾病，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科学的态度去面对。科学反映的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和喜好为转移，反科学的“文化”早已超出现代文化的内涵也离开了争论议题。应对病毒大流行，并不存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比如我们能看到新西兰同样采取了严格的封堵策略。因此，中国和西方抗疫策略的差异，理论上看也只是科学精神与自由主义的教条化、伪善化的对立，这一点从政治哲学角度看是十分清晰的。自由主义体系诸多基本信条从一开始就丧失了自然与实在的基础。一旦教条化，它便立刻处于科学和理性的对立面。然而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从实践上看，对同样的科学问题，事实上双方都有值得玩味和深思的地方。从那些科学问题上的匪夷所思的“失误”，人们很容易发现，对事件的理解又跨过了科学与意识形态争议而返回到（国际）政治。即是说，那些阻碍科学判断和决策的说辞或意识形态很可能仅仅是伪装，立于其后的是政治的考量和企图。

在关键的武汉抗疫中，有两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它们都与科学相关。2019年12月30日，艾芬等医生将所在医院自主安排的新冠病毒高通量测序报告传给了公众，市民因此变得紧张，给地方管理者施加了压力。很可能正是这份鉴定为“SARS”的报告让当时的那些顶级专家们感到尴尬。他们当然不会接受这样的结论（接受这结论同样意味着封城），只能转而从传染性上做文章（又似在暗合SARS传染性较弱的特性）。于是有了“没有明显证据人传人，有限人传人”云云，今天看来基本就是黑色幽默，至今令人猜疑（这里我们只能再次提醒马克思分析工具的不可替代性）。第二个转折就是李兰娟院士的挺身而出，她以真正的科学和实证精神、无畏的道德勇气一再力主封锁疫区，在她看来这是对付严重传染性疾病的科学措施，所有其他的理由和要求必须在自然铁律面前让位。

另一方面，武汉疫情正式公布不久，美欧政客与医疗卫生权威们则换了副面孔。他们一面指控中国是疫情源头、武汉病毒，一面声称新冠只是大流感，鼓吹构筑人肉盾牌来实现群体免疫。多么反科学常识！多么自相矛盾！德国顶级病毒学家、政府首席顾问德罗斯滕2月初声称他们早已有检测工具。他十分熟悉SARS病毒，知道尚没有有效地抑制病毒复制的药物，然后暗示死亡率和流感差不多。（1）（2）。英国、瑞典精英在欧洲疫情初起便鼓吹群体免疫。（3）当然我们也不应忘记特朗普总统当时的表演，尽管能感觉到他那时似乎刻意保持低调，把主角让给欧洲人，后者发出了抗疫的“最强音”。按照他们的关于疫情源头的公开设定，2020年初时，他们有远比中国其他地区优越得多的既科学又合乎传统的对病毒“围追堵截”策略可以使用。他们也明白难以自圆其说，于是，自由、人权、文化差异乃至蒙昧主义舆论随之纷纷出笼。关注疫情的人可以清晰地记得，早期喊“大流感”、“群体免疫”的是上层和精英，后来闹“自由”的则多是借“多元性”掩护的下层声音。如此眼花缭乱的场景足以让相当多人彻底晕乎了。确实，这里需要对于政治的洞察与理解。对于西方统治阶级来说，操弄民众早已熟能生巧、信手拈来。例如，那些昨天还“占领华尔街”，今天就可能拥戴华尔街的宠儿特朗普，后者干了十几任美国总统想干而不敢干的事——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长期观察西方政治能够发现，其民主体制已经沦落到被统治集团随意摆布的地步。这既是民主本身的问题，犹如苏格拉底、柏拉图早已鉴证的那样，也是资本垄断集团无所不用其极的结果。

中国的经验表明，不仅是SARS，即使应对传染性更强的新冠疫情，采用“围追堵截”方法不仅减轻了疫情的损害，更重要的是，它实际上展示了一个看似天方夜谭的可能，即新冠病毒是可以被彻底消灭也值得彻底消灭的，越早社会代价越小。但经过西方舆论和权威持续洗脑，今天人们连回想一下这样的机会的勇气也丧失了。早期公布并强力管控即意味着疫情源头极可能由此坐实，因为其他国家、地区很可能采取同样策略且显然更为有效。换个说法，很多人已经关注到的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我们假设2019年其所在地区的神秘肺炎就是新冠肺炎，那么美国政府的科学合理的做法就是立即公布病情病因并实施封锁措施，其他国家自然警觉和跟进。结果很明显，新冠病毒被消灭，同时疫情源头、特别是病毒成因将被彻底揭示。 那么谁在害怕揭示源头呢？答案很明显，不是中国。尽管武汉疫情爆发西方国家即关闭与中国通航，但其实际上的放任策略反衬那更像是作秀，也说明它们的精英绝非不懂科学管控一味推崇自由的白痴。

逻辑上，拒绝早期强力管控这种既科学又经济的做法，一定有深层的理由。常识也告诉我们，混乱中更便于隐藏。那么撇开诸多表象如不久后伊朗、意大利出人意料爆发疫情，看美国主导的西方集团的政策作为更能够接近真相。如果有人坚持认为价值观是西方拒绝科学抗疫决策的因由，那么他应该多了解美国的历史和文化。美国从来不缺乏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传统，在它需要拉拢结盟时，自由主义是温情脉脉的玩偶，在它对付敌人的时候那就或是锐利的暗器或成明晃晃的刺刀。对此依然有所怀疑的人士，不妨深入再了解一下美国在号称自由主义旗手的威尔逊总统带领下加入一战的历史。当欧洲战场呈胶着之势，双方有识之士大声疾呼，继续战争欧洲文明就要消失。而与此同时，威尔逊则宣称，美国如不参战，整个西方文明将被摧毁。垄断资本集团阴谋与阳谋并举，蛊惑与打压合力，硬生生将美国拉入这场严重缺乏国内民意基础、显失公正的战争，一场原本必然以和谈结束的兄弟争斗变成了充满仇恨的“和平”与“文明”，并为更大规模的二战埋下了定时炸弹。不要说那是历史，时至今日，美国在东欧仍在干同样的事情。在利益和野心面前，谁还能怀疑美国的社会动员意志和能力？

行为分析并不排斥证据研究，但绝不能用证据取代行为分析和推理。有技术专家在某山洞蝙蝠粪便里发现了病毒，据说与SARS病毒相似度99.8%，于是另一些专家欢呼，确定了，99%就是来自蝙蝠！是我们的专家太愚蠢还是他们把老百姓当傻瓜？为何这里面排除了人的行为可能或者仅仅赋值1%的概率？实证主义被流行逼迫理性退位，它助长了假象和权势的影响力。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悲剧性结果，极可能导致文明本身变成历史悲剧。西方政府和它们的拥有话语权的技术精英集体犯下不可能犯下的常识性错误，其异乎寻常的行为背后一定有异乎寻常的原因。结合已经判明的证据，结论很清楚，新冠疫情源头只能在那个特殊的国家，而且，新冠病毒不是来自自然！

中国政府在春节人口大转移前一天采取断然措施，封堵武汉等疫区，为成功消灭疫情争取到宝贵的时间——最短仅仅只有八个小时！正是这八个小时极可能改变了历史！中国的强力管控举措对世界和历史产生的影响恐怕要很久很久之后才能得到评估。但至少我们现在看到，它犹如潮水出人意料地退去，人们忽然发现了谁在裸泳。自大规模实施新冠病原检测以来，美国至今长期处于确诊人数、死亡人数以及传染率世界第一位置。传染病规律与围绕新冠疫情的行为分析完全契合，但后者告诉我们的内容要更多，因为决定行为的是人心。

1.http://news.iqilu.com/guoji/20200203/4432826.shtml

2.https://www.sohu.com/a/383505644_100058054

3.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1388533886145739&wfr=spider&for=pc

（本来想找到关于新冠群体免疫提法最早的英文出处，但使用bing搜索无法设定所要求的时间。只能用这个中文资料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