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百胜：浅析民主与自由

公知常常对人谈常识，却又经常自己违背常识，缺乏常识，公知常常对人讲理性，却又经常自己违背理性，变得毫无理性。公知对于事物的认识往往是自相矛盾和模棱两可的，是在把人引向歧途。真的是学公知，变白痴。这不，在自由和民主的问题上，下面我们就要谈到的这一位公知就犯了糊涂。

最近刚刚看了熊老六的《美国日记356》，其中有这么一段：浙江大学的冯钢教授说：“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人享受自由的机会实在太少了，我们不知道自由的价值何在!五四运动算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但口号却是科学、民主，没有自由。连胡适老兄都以最中国式的语调说：‘宁愿不自由，便是自由了!’所以，我们一个对自由没有任何感觉的民族，当然无法理解西方抗议戴口罩、抗议居家禁令、抗议封城等一系列的举措，这是文化差异!”老六辛辣的讽刺说：“冯钢教授，看看美国多自由，两个未成年黑人少女就能拿枪抢劫，多自由啊!美国因为美国肺炎病毒死了56万人，多自由啊，你愿意做56万自由人里的一员吗?”

自由确实很重要，“不自由，毋宁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可见自由之宝贵，需要用生命来捍卫。但是自由不是随心所欲，无法无天的行事，不是天马行空、无凭无据的胡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范围内一切事情的权力”(孟德斯鸠语)，自由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孔子语)。自由有法律意义上的自由和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法律上的自由正如上述孟德斯鸠所说，是做法律所许可范围内一切事情的权力，而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则是指对规律的认识、把握和运用，是从必然世界到自由世界的飞跃，易言之，哲学上所说的自由就是科学上的自由，是掌握科学规律并运用这种规律来为人类造福的能力。

儒学大家梁漱溟先生认为，“有自觉才有自由。缺乏自觉，昏昏然，何有自由?”(参见梁漱溟：《有自觉才有自由》一文)这种见解也有他的道理，确实如此，昏昏然，没有自觉性，连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不自由都不知道，把自由说成不自由，而不加珍惜，把不自由认定为是自由，当宝贝一样看待，那何来真正的自由?完全是稀里糊涂的。

民主又是什么呢?民主与自由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关于民主及自由的说法可谓五花八门，林林总总，实在太多，不能尽述，网友们自己去找，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真正的民主就是人民民主，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我命由我不由天，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难道这还不够民主，还不够自由?民主就是最高的自由，民主本身就包含着自由，民主与自由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没有自由何来民主?没有民主何来自由?自由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民主的根本内核，而民主是自由的根本保障，没有民主，成了奴隶，自由又在哪里?所以这个教授认为中国五四运动只有民主和科学启蒙，没有自由启蒙，这是不对的，他不了解自由和民主之间的关系，闹了个大笑话。民主了之后究竟要干什么呢?是随心所欲吗?不是;是肆意妄为吗?不是。民主就是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民主是一种自由，是一种权力，是不受法律以外条件限制和约束的自由与权力，但前提是有法律的存在，赋予和保障全体人民的自由和民主。否则无法无天的情况下，政府就变成了无政府了，就是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了，这样的话社会就会走向资本主义那样的民主与自由的混乱状态，从而就失去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既不自由也无民主了，就是彻彻底底的野蛮世界和丛林法则了。

自由与民主是什么样的关系?在梁漱溟看来，自由实为民主的一个部分，或为民主的补充。梁先生在《民主是什么――什么是民主?》一文中开门见山：“在我想，民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精神，或者倾向”。梁先生将民主看做一种精神来谈，此点与张东荪不谋而合。如此将民主主义抬高至一种精神，也就将其内涵延展到了“全民做主”的广度，而在实际生活中，又不能保证每个人的意见都得到尊重，只能勉强以“多数人做主”，部分地贯彻民主主义，即为民主政治或曰民主制度。(参见《梁漱溟先生民主自由思想研究》一文)

中国人民几千年来一直在追求自由民主的路上，为了获得自由、民主和解放，甘愿抛头颅撒热血，义无反顾。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缺失自由吗?民主也只是刚刚才启蒙吗?如上述冯大教授所说的，是“享受自由的机会实在太少了，不知道自由的价值何在”，是“一个对自由没有任何感觉的民族”吗?而自由和民主是可以分开的吗?非也。看看钱穆先生是怎么说的：“近代自由乃竞向外面人群中求，而中国传统之自由，则每从人群中退隐一旁，向自己内里求。各自之自由，即各人内在之心性。今人言自由，则指对外之行为与事业言。孔子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是对外不自由，孔子亦自知之。又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则其对自己内在之一心，固已获得其极端圆满之自由矣。故孔子为中国之至圣先师，逝世已两千五百年，而其当生之存心为人，则至今尚宛然如在。故中国人言自由主在内，在心性之修养。不贵在外，为权力之争取。今人则一意向外，只要外面有一罅缝可钻，即认为乃一己自由所在，肆其性情，尽力争取，求变求新，无所不用其极。而各人之本来面目，则全已失去，渺不复存。亦不知在此上作计较。如此则仅知有外在之自由，即不再知有内在之人格。人格失去，复何自由可言。”(参见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可见，西方人所谓自由，是在对外物质索取上的自由，是浅层次的自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生自由，心灵自由，精神自由。这种物质索取上的自由是无穷无尽的，永远无法满足的，必然伴随野蛮的掠夺、战争和杀戮。钱穆先生还说：“在中国儒家思想所用术语中，虽不见有近代西方思想史所特别重视的自由一名词，其实则儒家种种心性论道德论，正与近代西方思想之重视自由寻求自由的精神，可说一致而百虑，异途而同归。”(参见钱穆：《如何获得我们的自由》一文)可见，中国古代没有自由之名，确有自由之实，而且是最高层次的自由。

当今的西方世界正是这样的状态，西方的民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意义上的民主，而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产阶级专政之下少数人的民主，西方人民所享有的自由，也不是真正的自由，而只是自相残杀和受到资本雇佣剥削与愚弄的自由，本质上就是自由世界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西方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流行了几十年，甚至数百年，人的思想已经被深度洗脑，难以根本改变，所以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改造人的思想，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难度是最大的，所以共产党就因为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好，最终取得了政权，获得了民意，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如何得民心呢?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然就能够得民心，永远长期执政。而只要放弃了做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最大的政治优势，共产党就会遭遇历史上历朝历代周期律发生的问题，亡党亡国，政权被颠覆，历史的悲剧就有可能重演。

理解民主和自由要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要有清晰的认识。不能民主自由一锅粥，像脑子坏了一样，完全分不清，如果是那样，问题就严重了。一个个体的脑子坏了，就没有任何正常的思维和是非观念，一个国家的脑子坏了，就将面临亡国灭种之大祸。所以脑子一定要清醒，不能糊里糊涂的搞不清方向。

“无论如何，人类要寻求自由，必该在人性之自觉与夫人心之自决上觅取。无论如何，人类若要尊重自我、自由、人权、人生，则必然该尊重人类的自心自性。一切人类道德只是一个善，一切的善则只是人类的一个性。必得认许了此一理论，人类才许有追求自由的权利;必得认许了此一理论，人类才可获得自由的道路。否则若专在宗教信仰上，在科学探讨上，在法律争持上来寻求自由，争取自由，则永远将落于第二义”(参见钱穆《人生十论》)为了追求自由和民主，却走向了极端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结果很快就陷于了不仁不义和矛盾烦恼之中。

我认为，中国人至古以来有自由而无民主，这是事实，而不是“中国古代并无民主自由，这一点毋庸置疑”(参见《梁漱溟先生民主自由思想研究》一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给予中国人最大最彻底的自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人与人之间成了一盘散沙状态，但是这种自由是消极被动的自由，是统治阶级所施舍给劳动人民的一点点可怜的自由，而不是建立在真正民主基础上的自觉主动的自由，所以，现代中国人需要争取的是民主，而不是自由，而有了民主，自己能够当家作主又何愁没有自由呢?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最平等，最自由。“中国社会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去，官吏不能世袭，政权普遍公开，考试合条件的，谁也可以入仕途。这种平铺的社会，也有其毛病。平铺了就不见有力量。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若要讲平等，中国人最平等。若要讲自由，中国人也最自由。孙中山先生看此情形再透彻没有了。然而正因为太过平等自由了，就不能有力量。”(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

民主与自由是个非常宏大的话题，就是写成几本书也写不完，今天我仅就民主与自由的相互关系进行了非常浅层次的分析与解读，继续深入细致地解读工作将留待有时间了再说，再去好好探究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