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百胜：究竟是法大还是权大？——兼论党与法的关系

有学生问我一个问题，说他在阅读文章的时候看到有学者认为法家存在无法解决君权大还是法权大的问题。他举了秦孝公时太子犯罪商鞅只敢处罚太子的老师的例子。问我的看法：法家真的存在这个问题吗?

法家思想其实已经算是把平等(公平竞争机制贯彻)发展得比较好的一个思想了。同学的感觉和看法是对的，因为平等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太子还是个未成年人，而且也是受到了太师太傅的唆使、鼓动而违法的，即使按照现在的标准，商鞅那样的处置也是合情合理且合法的。

商鞅当时的思想已经有了现在侵权法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损害，由监护人来承担侵权责任的雏形了，所以是很高明的!古人也是很讲究行为要合情合理的，而且往往将合情合理置于合法性之上，合情合理合法这样的排列顺序是有一定道理的。法律也是要讲合理性的，不合理的法律往往就是恶法，按照自然法学派的观点，恶法非法，是不值得我们大家遵守的。

至于如何解决君权大还是法权大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我的博导李龙教授的《中国法理学发展史》一书绪论的第12-13页中，就“党大还是法大”以及“权大(相当于君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进行了说明。具体是这样的：实践证明，中国先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本质的特征。偏离党的领导，我们的法治建设就会迷失方向，甚至会走向邪路。我们必须对“党大还是法大”这个伪命题进行揭露与批判，我们必须对“权大还是法大”这个真命题加以科学的阐释。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党大还是法大”这个伪命题的提出有其政治目的，这个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但是却有人故意提出该问题，显而易见，是显别有用心的。世上没有无政治的法治，尤其在当今世界，离开政治的法治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这一点，就连西方的法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法律领域的争论只不过是政治论争的延伸。国际斗争的历史证明，每种法制形态背后都有一种政治逻辑，而每一种政治逻辑中都包含一种政治立场。我们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在法治领城的具体体现。我们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本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法治上的理论成果。我们所构建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理表现形式。因此，党法关系是一种相互联系、高度统一的关系，社会主义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同时党也遵守人民所普遍遵守的法律，党自身又必须在宪法与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所以，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律是一致的，不存在谁大的问题。所以说，这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伪命题，提出者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是存在着糊涂认识。法理学的任务就是要解释清楚这个重要问题(命题)。至于“权大还是法大”，确实是必须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讲，公共权力是由宪法和法律确定的，不仅规定了实施权力的原则，而且规定了行使权力的方法与程序，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是比权大的，因为权力本身来源于法律的规定和授予，因此法治就是控权之治，就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当然，我们讲权力是指公权力，既要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又要做到法定职权必须为。需要注意的是，国家主权不在这个范围内，因为法律是要依靠国家主权的强制力来保证它的实施的。法的约束要把国家主权排除在外，这是因为国家主权是法能够有约束力的根本保障，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没有国家主权保障的法律是不可能有效的和产生任何执行力的。

主权最大，古代的君主大致相当于国家主权，最起码也是主权的象征(现在的国家如日本天皇、英国女王也是如此，都是很神圣的)，当然君主也得守法，因为法自君出，你自己制定的法律也得带头服从吧。秦孝公与商鞅一起改革变法，对于法律也是带头遵守的，因为要想改革变法获得成功，你得取信于民啊，是不是?否则是难以服众的。

关于是君权大、还是法权大的问题。可以打一个比方，譬如我们造了一栋房子，大家舒舒服服地住在里面，如果注意安全，打扫卫生，有条不紊，那么我们就能够住得长，住得久。如果瞎胡闹，对房子随便动手术，导致房子坍塌了，我们就住不成了。这与人制定法律，然后遵守法律，让法律为我们服务是一样的道理。你说是人大还是房子大?是人大(君权大)还是法律大(法权大)?它们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是不能简单进行比较的，只能说是我们人造了这些东西，用它们来为我们人的生存(包括生产和生活)服务，不在一个层面的东西能够比较谁大谁小吗?提出这样问题的人要么是脑子糊涂不清，要么是别有居心。

提出这个命题的人并不是为了真正建设好我们的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让人人得到幸福的生活，而是妄图借法律至上的名义，撇开党的领导，让资产阶级的司法独立，打乱中国的法治进程，让人民只能听命于资产阶级的法律统治，为所欲为，甚至于通过司法独立一步步瓦解、蚕食中国，走向西方体制的那一套，最终彻底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其用心良苦，可谓居心叵测，何其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