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潜伏》看国民党反腐——为什么蒋介石的反腐运动越反越腐（中）

上次分析了私有制条件下，监督腐败的反腐功能必然失效的原因。蒋介石政权虽然有若干反腐的业务链，但是这些业务链，必然由人执行。这些人只能是生活在现实之中的有私利的人。反腐业务的关键功能，如果由某一组织或个人承担，必然导致权力一家独大，一家独吞。如果由几个组织或个人分担，互相牵制，必然导致几家达成协议，联手分肥。

即使西方政权，表面上看，相比蒋介石政权清廉的多，实际上，也没有逃脱私有制下“一家独大，一家独吞;相互制衡，联手分肥”的腐败的铁律。只不过，大资产阶级独吞了好处，阶级内部实行分肥，普通公职人员被大资产阶级严密监视，无权分一杯羹。独吞或分肥的方式，是操纵有自己控制的政客，推行对自己有利的法案，给自己的企业垄断经营权、财政订单、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以及其他各种各样能给大资本集团带来经济、政治好处的宏观政策或对外扩张等外交政策。获得垄断经营权，是为了获得垄断利润;财政订单、财政补贴都是直接或间接发钱;税收减免的好处更不用说;对外扩张可以获得更廉价的原料和新的市场……这些好处，都有对应损失，谁承担损失，不言自明。

所以，现实之中，蒋介石政权无论设计了多么分工细致细致、规模庞大的反腐业务链，最终也难免反腐者(军统局长戴笠、军统天津站长吴敬中)成为腐败者，或者与腐败者(吴敬中、94军沈参谋长)同流合污，要么独吞，要么分肥。

所有的反腐业务链都全部失效，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政权自然越反越腐。

前文之中，我们默认了一个潜在条件，即在蒋介石统治下，个人会自觉为个人私利最大化而运动，违背这一条原则的人，会被社会边缘化。

这个条件，是蒋介石统治时期腐败现象产生的基础。有这个条件存在，个人对私利孜孜以求，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扩张私人利益的机会，自然也不会放弃使用公权力谋求私利的机会，腐败就是必然现象。既然存在腐败这个必然现象，结合无效的反腐系统，自然是越反越腐。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那么腐败就不是必然会产生的现象，也就谈不上蒋介石的反腐越反越腐。

《潜伏》之中，军统天津站站长，少将特务吴敬中曾经与余则成有过几句推心置腹的话，这次谈话的起因是军统局改编为保密局，天津站要裁员25人：　　

沈醉在回忆录中曾经提到过这次裁员。

抗战胜利以后，军统进行全面的整编。戴笠存在期间的军统，军统许进不许出。戴笠死后，军统在郑建民和毛人凤的领导下，大规模缩编。当时军统特务50000人左右。直接在军统局领取薪金的后方人员有17600多人，在沦陷区的有6000多人，海外各地有2000多人，其余半数，分散在各个公开特务机关，不由军统局开支。

抗战胜利后呢，一些暂时性质的机关相继撤销。一大批过去不由军统发薪的特务，这时又都回到军统请求另派工作，按照军统惯例，特务们在没有派定工作地待命期间。照样要发给生活费，这样一来经费便更感到紧张。

对此，郑介民的方案是主动裁员。蒋介石准许动用一部分接收汉奸的财务，珠宝之类变价出售发遣散费。对死亡的特务的眷属也一次性发给三个月到半年的生活费之后,便不再负担他们的生活费，按照军统过去的办法，因公死亡的特务遗属每月或每年要发生活费或补助费。其子女入学也由军统负担，十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遗属遗孤数以千计。这一项开支也很不小。

少数自动请长假的大特务极力歌颂这一处置，因为他们大都已经腰缠万贯。戴笠不死，还天天被担心被人揭发，要出问题想走也走不了。准长假的办法正合他们的心愿，可以无忧无虑的去享受下半辈子的清福了。

有些大特务自己找到了较好的工作。如张国焘活动到江西救济分署当署长。黄荣华活动到广西救济分署当署长，余乐醒活动到救济总署上海汽车管理处当处长。

但是，一些中小特务，由于平时与外间关系少，贪污敲诈，得到的钱也不多，或者以为有军统这个靠山，何愁没钱可用，没有多少积蓄，此时就怨声四起了。特别是他们在军统工作时，在社会上有一批酒肉朋友。彼此互相利用。各方面还有买卖，各方面还买账，等到他们离开军统后再去找这些朋友时，便都采取回避、敷衍的态度。

到军官总队去的人。只能拿到有限的生活费，住在挤满人的宿舍里，吃着和部队一样的伙食。这对习惯了舒适生活的特务来说。叫苦连天。在重庆的特务们，有的经常跑到祀奉戴笠的戴公祠去痛哭。那些军统遗属，很快花完那点儿抚恤金后，也经常吵着再要钱。保密局从城里到逃往台湾，一直没有停止过处理这些问题。

当时军统送往各地军官总队去展业的队伍前后达两万人左右，其中重庆最多有5000多人，西安3000左右，江西800多人，其他各地也都是几百到一两千。

特务出身的沈醉，后来还利用过这件事，一面迅速扩张私人势力，一面在毛人凤与郑介民的斗争中，投靠毛人凤，打击郑介民。

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后，有2万多人没有工作。临训班、黔训班毕业的特务便暗中组织起来。因为他们曾在洞庭湖畔受训，故称之为滨湖同学会。沈醉利用手中的权力，尽量给他们安排工作，把他们安排到各个单位的人事部门，他们互相之间又给没有职业的人介绍工作。这些人成为了沈醉的得力工具。

郑建民本人不想过50岁生日，但是郑建民的夫人想借机敛财，沈醉趁郑介民不在，撺掇他的夫人过生日。当寿宴进行到一半儿的时候，沈醉故意安排人去把去把鸡鹅巷的军统遗属招来。100多名遗属，拖儿带女直奔郑介民家中而来，边走边骂边嚷嚷。

历年来死亡的特务家属，戴笠活着的时候每月发给她们生活费。戴笠一死，军统局经费发生困难，郑介民决定一次性处理，总的发放一笔抚恤金后，再也不管了。许多遗属把抚恤金花完之后又找上门来，毛人凤也没办法，只好让沈醉把他们安排在鸡鹅巷招待所，她们本来就生活没有着落，又听说郑介民50大寿大宴宾朋，于是就吵闹着要郑洁敏解决生活问题。毛人凤借机向蒋介石奏了郑介民一本。蒋介石气得把郑杰民叫去大骂一顿。

事实上，当时裁员的并不只有军统，还有军队。

蒋介石整编的原则是，不看在抗战中的表现，只看是嫡系还是非嫡系。

嫡系部队不管有没有战功都要保留，而且还要扩充。非嫡系部队则采取“要兵不要官”的办法，撤消番号，士兵并入嫡系部队，军官则作为编余。

比如，孙连仲所部是西北军的老底子，第三十一师在台儿庄战役期间坚守台儿庄，给日军重大杀伤。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下令撤销该师番号。

大批非嫡系部队的军官失去部队，也就失去了私人资源和生活来源。这些人被编入南京军官总队，穷困潦倒。有人自尽，有人卖妻。不满情绪在这些军官中酝酿。

1947年3月19日，南京城传出一个爆炸性新闻——300多名国民党将校级军官，齐集在中山陵灵堂前“哭灵”。这一前所未有的举动，引得许多人围观，游客中的女性甚至为之动容落泪。宁静而庄严的中山陵上空，顿时被一片悲伤的哭声所笼罩。

一时间舆情大哗，蒋介石大怒，陈诚赶紧召人共商对策，最后决定几项办法：(1)凡是在抗战期间没有离开部队的将级人员，年龄在50岁以下的改为文职，派到地方上任职。(2)40岁到45岁的转业到交通、工商、警察等部门任职。(3)40岁以下的，考进陆军大学深造。(4)年老体衰不能任职的，多发遣散费还乡，沿途有政府照应。

南京哭陵事件的领头人，黄埔一期生中将黄鹤，后来参加了湖南和平起义。

军统是蒋介石得心应手的统治工具，抗战结束，经费困难，尚且不能逃过大裁员的命运，更何况那些在抗战中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失去地盘，没有资源和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地方军呢?

如此也不难理解，前面提到的，抗战结束不久，戴笠到各地究竟去干什么?是去反腐，还是去检查接收成果?

以戴笠职业特工的敏锐性、拥有的信息资源和对蒋介石的理解，应该早就意识到按照蒋介石过河拆桥的一贯做法，裁员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尽量保住军统局，少裁员、不裁员甚至借机扩张势力，给被裁撤者一个妥善的安置，稳定人心，稳定自己的权势，就是戴笠需要考虑的事情了。

军统局未来的命运与戴笠能弄到的物质资源直接挂钩。戴笠自然要想办法尽量多的接收汉奸和日本人的资产，扩充物质资源，为下一轮的竞争筹备物质资源。

许多人看军统局的历史，只是看到军统组织暗杀，刺探情报，无孔不入，却没有考虑过戴老板搞钱的能力。如果戴笠不能弄到足够的经费，军统局是一天也维持不下去的。只能不断萎缩，最终销声匿迹。

内战时期，戴笠联手杜月笙，做长江流域鸦片的生意。抗战时期，戴笠控制靠交通运输，与沦陷区走私物资。这两条生意路线，下一步估计都未必走得通，需要开辟新的财源。接收汉奸和日本人的资产，就是一条摆在眼前的谋财路径。

对那些地方实力派来说，也是如此。

缩编、裁撤的过程，是加强蒋介石集权的过程，也是非核心军阀、官僚、非嫡系部队军官、老弱伤残士兵，失去权势，甚至生活来源的过程。

有枪就有地盘，有地盘就能征税，有征税能力就能借款，能借款就能购买更多的武器，招收更多的士兵，扩充地盘。

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怎么敢轻易触动他们的利益，轻易裁撤他们的军队?中原大战的根源，说到底，就是蒋介石要打压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大规模裁撤他们的军队，地方派尤其是冯玉祥坚决不同意。双方兵戎相见，战场上决定未来自己拥有的地盘和军队实力。

反过来，如果没有钱、枪、队伍和地盘会如何?那就根本谈不上起兵反抗，只能乖乖地去南京军官总队。生活穷困，衣食无着，忍无可忍去中山陵哭陵。

事实上，大陆解放以后，当年的实力派尾随蒋介石逃窜台湾。台湾进行了第二轮大规模缩编、裁撤。那些军队被打散的地方军阀，到台湾以后，没有了本钱，也是晚景凄凉。　　

对戴笠和那些将领来说，拼命搜刮敛财，除了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更多的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团队。有了自己的团队，维持自己的权势和地位，从长远上，保证自己的生活不至于陷入绝境。

从戴笠的角度看，他到各地视察接受情况，究竟是严惩吴敬中这种腐败分子好，还是搞联产承包默许吴敬中敛财同时考核吴敬中接收成果更好?

戴笠的个人地位与其掌握的私有资源正相关。谁能获得足够的物质资源，谁就能在国民党反动派内部有一席之地，谁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源，谁就要靠边站。这种情况下，他不重用吴敬中这种接收高手，难道他想靠边站?如果他靠边站了，自然会有人取代他，重用吴敬中。

没有戴笠，有赵笠、钱笠、孙笠、李笠……没有吴敬中，也有赵敬中、钱敬中、孙敬中、李敬中……谁掌握足够的物质资源，谁进入国民党反动派的领导层;谁能替上司捞到足够的物质资源，谁被提拔为站长。

私有财产被少数人垄断的社会，绝大多数人生存困难。树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只要有足够的物质资源，不愁没有自己的团队和地盘。不用说盲流，就是知识分子也是一招一大群，一抓一大把。许多知识分子为了能上军校，比如陈诚(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郑栋国(黄埔军校)，甚至冒名顶替，伪造简历。《潜伏》之中的余则成读过大学，为了进入青浦班，谎称自己已婚。

反过来，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源，即使拥有团队，也必然一哄而散。戴笠死后的军统局，丢失地盘的军阀地方军，皆是如此。

对国军将领来说，打仗的能力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挖掘财源的能力。如果没有挖掘财源，筹措资金的能力，那么连自己的团队都维持不下去，光杆司令谈何打仗的能力呢?

做不好生意，弄不到钱，维持不住团队的人吃马喂，直接出局，谈什么主义?讲什么作战能力?　　

对吴敬中来说，捞钱同样重要。

戴笠殒命，军统局缩编，大小特务命运分道扬镳。

同样是八年抗战，小特务的风险远远高于大特务。没有多少利益价值的小特务，被捕以后基本被迅速处决。相反，许多有利用价值的大特务，比如陈恭澍、王天木，被捕之后，大多受到礼遇，被日伪留用。

抗战胜利，大特务担任接收大员，大发横财，五子登科，小特务们面临失业，衣食无着。

同样是退出军统，大特务们盼着这一天，小特务们惧怕这一天。

许多大特务都自愿离开，因为捞够了。相比之下，那些靠薪水吃饭的小特务、基层军官、军队被打散的将校，谁愿意离开?离开了，能去干什么?吃什么，怎么生活?不幸的是，因为他们没钱行贿职位低，没钱招兵没有自己的地盘可以对抗蒋介石，裁的就是他们。

大特务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得了有足够的物质资源，进，可以更上一层楼，退，可以当寓公享清福。如果大特务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源，那么他们会像小特务一样惶恐不安。　　

兔死狐悲，看到裁员，吴敬中和余则成有了下面的对话：

吴：刚才，你看见那些人用什么眼神看你吗?

余：大家还是不愿意走呗。

吴：其实从他们的身上也能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

余：您这话怎么讲?

吴：在我们的眼睛里，他们是小人物，在国防部的眼睛里，我们就是小人物。都会有这天的。

余：您太悲观了吧。

吴：我为什么厚颜无耻地敲穆连成的竹杠啊，总要解甲归田的，给自己留条后路。说句难听点的话吧，要不是为了这点特权，谁愿意做官啊。我相信，郑介民，毛人凤也是这么想。

余：您今天是怎么了，好像看破红尘了?

吴：凝聚意志 保卫XX，这八个字我研究了十五年哪，从复兴社到现在。

余：您研究出什么结果了?

吴：结果就是，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吴敬中参悟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捞够了钱，和张国焘、黄荣华、余乐醒一样，给自己安排了退路。

沈醉如果有足够的经济基础，甚至可能把“滨湖同学会”组织起来，找到政治靠山获得合法性，成立新的特务组织。如果沈醉的特务组织成型，他大概率可以去台湾，而不会在西南被俘。

再向下考虑，沈参谋长、许团长那一层，如果他们不趁机盗卖军需，大捞特捞，他们大概率是要去南京军官总队。然后，最多一起去中山陵嚎啕大哭。在政以贿成的时代，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所以他们可以继续留在军队担任要职。

他们越能捞，越安全。盗卖军需的事情败露，他们可以花钱买平安。抗日英雄，不能都赶尽杀绝。但是，如果没有那辆斯蒂庞克小汽车等量的美元，吴敬中会不会放盗卖军需物资，殴打保密局执法队的许团长一马?显然不会。如果他们被强制退役，他们也有足够的钱财，可以维持生计。

继续向下，余则成和李涯，两个人的业务能力相近。在天津站，余则成是吴站长的招财童子，李涯不是。在天津期间，余则成的仕途比李涯顺利得多。如果剧情继续发展下去，天津没有解放，李涯没有被廖三民杀死，李涯这种业务骨干，最终会被余则成排挤成边缘人。

李涯对自己的处境总是愤愤不平，在绑架、暗杀、刺探情报方面，他确实能力突出，兢兢业业，但是如果让他当站长，在钞票如纸、薪水迅速贬值的时代，他如果不改弦更张，向吴敬中学习，天津站可能连一个月都维持不下去。天津站只能再来一大波裁撤，那就不是坑了他自己一个人，而是坑了一群人。

对底层来说，经济的压力更大。

盛乡、谢若林都属于国民党情报机关的中下层。盛乡和谢若林没有多少权势，不能像吴站长那样敲竹杠。物价飞涨的年代，单纯靠保密局和党通局的薪水，他们只能接触到纸一样的钞票。上有老、下有小，要维持一家的生活，怎么办?那时又不能下班开滴滴，各种物资奇缺就是摆摊也没有什么可以卖，他们只能做情报生意。由于做情报生意，谢若林才有机会能接触到美元和金条。

谢若林的生意越做越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随着战争失利，国统区经济崩溃，类似盛乡这样需要外快养家的国民党特务越来越多。　　

在大多数情况下，国民党反动派内部，个人的命运与个人的敛财能力正相关。最便利的敛财工具，自然就是个人手中的权力。于是，国民党反动派内部贪墨成风，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个人命运与敛财能力正相关，怎么解释季为民因为盗卖赈济食品、衣物被缉拿，盛乡因为盗卖情报被处死，以及前文提到的军统女特务因为贪污邮件中夹带的现金被枪毙呢?

很简单，他们捞过了界，每一个位置，捞多少是有潜规则的，不但，捞多少有潜规则，还有上供分肥的潜规则——捞到的大部分好处，要归上级。戴笠捞钱，为蒋介石打击党内反对派和地下党;吴敬中捞钱，为戴笠接收汉奸和日本人天津的财产;余则成捞钱，绝大部分的好处归吴敬中。季为民、盛乡、邮检部门的女特务，捞钱的总量超过了他们所在的位置默许的总额，更谈不上与上级分肥，他们自然被上级置于死地。

这里许多读者可能会有一个问题，蒋介石是否知道下属的处境，为什么不能对贪污腐败的下属无情打击，对清正廉洁的下属给予补偿，让李涯那样的人取代戴笠、吴敬中、沈参谋长、余则成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主流呢?为什么不能让“谁能聚敛财富谁发达”，变为“谁为党国卖命谁发达”呢?

实际上，蒋介石也不过一个大号的戴笠。

他能坐在委员长的位置上，与戴笠等实权派的拥戴有关。如果这些人不支持他， 他也将被边缘化，甚至被杀掉，退出历史舞台。所以，他对各方实力派的打击，只能是点到为止，不敢惹起实力派们的众怒。如果实力派联手对付他，他只能黯然下野。

为了巩固他的权力，他需要，默许支持自己的嫡系扩张实力，占有更多的资源尤其是物质资源。同时削弱非嫡系势力，削弱对方的实力，剥夺对方的资源尤其是物质资源。

与戴笠、吴敬中等人一样，蒋介石拥有的物质资源量决定蒋介石所处的地位。离开了手中掌握的物质资源和嫡系的支持，蒋介石什么也不是。其中，物质资源又是嫡系支持的基础。如果他不掌握足够的物质资源，嫡系凭什么忠于他?如果忠于他人能获得更多的物质资源，拥有更强的实力，那么即使个别嫡系因为个人原因忠于他，绝大多数嫡系也会主动改换门庭，否则，就会被淘汰。

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自然也要一面竭尽全力争取更多的物质资源，一面竭力提高现有物质资源的利用程度。这种情况下，他是任用不贪不占但是处处都要向自己伸手的李涯，还是自己解决全部至少大部分物质基础，并能不断扩张势力的戴笠?他自然选择戴笠，如同戴笠选择吴敬中。

只要别失衡，在诸多嫡系之中一家独大，尾大不掉，另立山头，嫡系部队(比如戴笠)的壮大，对蒋介石来说，是有好处的。嫡系部队中规中矩，秋毫无犯，发展缓慢，非嫡系的地方实力派，比如西北军、晋军、川军、滇军、桂系、西北马家占地为王，挖地三尺，野蛮生长，他这个委员长还怎么做?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一面扶植嫡系，一面打压非嫡系。对嫡系他给予物质倾向，比如优先扩充;对于非嫡系则使用各种方式打压，比如优先裁撤。对非嫡系部队在抗战中的损失，他并不积极不补充。非嫡系部队损失到一定程度，无力使用武力对抗他的时候，他就开始启动裁撤行动。他的裁撤行动给下属造成危机感，进一步刺激下属腐败。

蒋介石痛斥部下，见死不救，缺乏协作动作精神，高级将领缺乏牺牲决心，各人专门打算如何保存实力。其实，他自己很清楚，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所有人都凭借私人拥有的物质资源决定地位和处境的社会中，要求他人大公无私，要么是愚蠢要么是恶毒。蒋介石显然不愚蠢。他的讲话慷慨激昂，义正词严，读完却让人冷笑不已。

当然，如果蒋介石反其道而行之，按照军队精锐程度，作战战绩一视同仁地给予物质分配的话，他还能不能坐稳委员长的位置，都不好说。比如，他的老对头冯玉祥麾下的西北军的余部在作战勇猛方面并不输于中央军。

为了巩固其地位，蒋介石必须按照由其个人控制物质资源最大化的原则行事。为了个人拥有的物质资源的最大化，蒋介石必然也只能任用与自己类似的人。

在一个私人拥有的物质资源决定个人地位和资源的社会中，所有人都必须按照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从蒋介石到最底层的盛乡都必须如此，否则就会被边缘化，被取而代之。这就是吴站长说的，在这样的社会之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八个字，是这样的社会的游戏规则，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不仅如此，一般来说，贫富差距与腐败往往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贫富差距越大，经济越不好，腐败越严重，政权越混乱。腐败越严重，政权越混乱，贫富差距越大，经济越不好。

贫富差距越大，顶层极少数人手中掌握的物质资源越多，他们掌握物质资源越多，彼此之间的竞争越激烈。贫富差距越大，底层的生活压力越大，生活越悲惨，中小官吏为了生存，越要使用各种手段贪墨。位于中间层的官僚，既有向上争夺权势的欲望，又有跌入底层的恐惧，自然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捞钱的机会。

这种社会条件下，腐败与社会制度的崩溃，自我加速的倾向。

每一个封建朝代的中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多能勉强维持。到了末期，败象毕露，所有人都迅速进入绝境。前途茫茫，人心惶惶。社会成员的危机感越严重，有能力捞钱的人捞得越凶。洁身自好者，被排斥出局，自己的后人，如果有的话，可能成为改朝换代的内战的炮灰。敛财成性者，不断蹿升，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入，由于拥有庞大的私人资源，有资格投入新政权的怀抱，被招安之后，效忠新政权，继续成为统治阶级。

随着生产资料的集中，贫富差距的扩大，腐败问题必然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随着腐败问题的日益恶化，政府的执政能力必然不断下降，抑制生产资料集中和贫富差距扩大的能力必然日益弱化。

随着国民党政权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民党内部有权势的中高层加紧给自己安排退路。具体说来，就是尽量多抢位置多捞钱，抢位置也是为了捞钱，捞钱转移海外，随时准备一走了之。如果走不了，就会安排暗线与中共联系，准备起义——按照历史的惯例，前朝大吏投靠新朝，职位越高，手下的军队越多，谈判的筹码越多。即使新朝不安排他们，他们手中的金钱越多，日后的生活越安逸。

至此，反动派政权走向了崩溃的加速区。国民党反动政权崩溃的后期，吴站长除了捞钱和转移财产已经不关心其他事情了，更没有心思抓地下党了：“天津的得失在什么啊，在几个偷偷摸摸的军官吗?在几个偷鸡摸狗的间谍吗?笑话!那么多重兵把守的大城市丢了，那么多战功卓著的整编军丢了，什么原因?我们还在这搜情报、抓内奸、差帮派;试图保住大天津堡垒，不滑稽么?”　　

私有制条件下，所有人都加入恶性竞争。一小部分垄断生产生活资料的人，掌握绝大多数人的命运。失去私有资源，尤其是对物质财富的控制，就是去对个人命运的控制，只能陷入绝境任人宰割。大到军统局，小到个人，高到蒋介石，低到盛乡，都是如此。所有人，都是在为了生存而挣扎。他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让私人资源扩张的机会。如果他们能抓住每一个机会，他们就能不断扩张私人资源，有望一步步向上爬，由奴隶到将军。反之，如果他们错过这个机会，他们必将被社会边缘化，他们会不断阶级跌落，最终，彻底丧失主动权，由将军到奴隶。

由于所有人都在激烈竞争更高的社会位置，从奴隶到将军的路，比从将军到奴隶，困难得多。稍不留神，就会阶级跌落，这进一步增加了众人的危机感，也刺激了他们进一步想方设法增加私人财富。

在这样社会之中，所有人都不是掠夺就是被掠夺，不掠夺别人就是被掠夺，就会走上绝路，陷入困境。于是，个人私利至上，其他一切利益都可以因个人私利而牺牲，一切资源都可以被用来为实现个人私有资源的膨胀服务。所以，公权力这样的工具自然也不会被放过。　　

附：蒋介石演讲——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节选(1938年一月十一日在开封对第一第五两战区团长以上官长讲话)

第四个弱点是缺乏协同动作的精神。协同动作，是军事上一个成功的最大要件，无论战略战术都应该如此，否则不仅不能发挥战斗的效力，而且要被敌人各个击破，我一点突破，全局动摇。像此次敌人攻我济宁的时候，我们在黄河北岸的部队，如能乘机出击，与守济宁的我军协同动作，就可以打破敌人，这是就战略上说。再就战术上说，我们遇到敌人攻打我邻近友军，或友军危急待援的时候，我们就要尽我的力量去协助他，或自动的抽调预备队去援助他，切不要等友军来求援方去，更不好坐视不救，等到友军败了，反随之后退。要知道：我们同在一条战线，同打一个敌人，生则同生，死则同死，真所谓合体同命，则攻守进退，当然要协同一致了。如果我们部队没有这种共生死，同进退，随时随地，协同动作的精神，不仅不能打仗，而且根本不成其为军队，我们也不能算是一个军人!军人最高尚的道德，就是共同生死，协助一致，因为军人的生命是整个的，一切成败存亡都是整个的，如果我们有一点临难苟免，见义不为，甚或败不相救，胜则相忌，那我们就丧失了军人人格，就根本不能做人!所以我们以后作战，各位高级将领一定要发挥协同动作的精神，并要以身作则，从精神上技术上来教育部下，使我们全军一致，打成一气，总可以打败当前的倭寇!

第五个缺点就是我们高级将领缺乏牺牲决心。像我前面所说的，各人专门打算如何保存实力，这真是亡国的致命伤!不知道敌人来侵略我们，就是要根本消灭我们，我们不牺牲，也要牺牲，若只往后退，究竟退往何处!?而且我们身为将领，各人带了几千几万人的部队，受了国家的付托，负有守土卫民的天职，如今倭寇入侵，已经占了我们首都，我们不能为国牺牲，尽职守土，还要拥兵自卫，随便后退，如何对得起国家，如何还有面目见人?人格丧尽了以后，即使拥有部队，又何处是你存身之所呢?当此对倭大战的时候，我们军人只有一个决心，只能决心前进，胜则成功，败则成仁，如要后退，不仅为一般国民所不齿，就是自己的部下都要看不起我们!所以我们从此以后要抱定牺牲的决心，来与阵地共存亡，总能够死中求生，挽救国家!

第六就是廉耻道丧。大家打了几个月仗，失掉土地，没有处罚，受了损失，不问责任，弄得是非不清，赏罚不明，部下牺牲了，国土沦陷了，都当作没有这么一回事，懈怠的依然懈怠，腐败的依然腐败，官长依然不研究学问，部队依然不严加训练，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你自己廉耻心死了，敌人不打进来也要自取灭亡!因此，我们今后如甘心亡国，自己甘愿作亡国奴则已，否则就要发扬自己的廉耻心，以知耻来教育部队，以激起官兵的廉耻心来发扬官兵的战斗精神，以发扬战斗精神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量，要像古人所说的「明耻教战」。如何明耻教战呢?就是要我们高级将领以身作则，严格省察，以职责未尽为耻，以倭寇未灭为耻，要认定锦绣河山在我们手里破碎沦陷，是我们莫大的耻辱!同胞的生命财產被敌人随便惨杀破坏，是我们莫大的耻辱!从而激发廉耻，提倡廉耻，来感化部属，风动社会，使一般部下和人民，个个知耻，人人抗战，惟能知耻，总能真正抗战;惟能知耻，总能真正抗战到底!因此，今后我们就可以拿能否负责守土，抵死拼战来作我们军人有无廉耻心的试验!如果敌人来犯，我们不能尽到守土的责任，或是虽然抵抗，而没有竭尽我们所有的一切可能的力量拿来使用，就要向后撤退，这都是没有廉耻，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军人格外是我们高级将领，如果丧失了廉耻，就是生在世上，也无一点价值，更无丝毫意义!反之，一个军人，只要廉耻心能保持勿失，激励发扬，无论遇到怎么艰难挫折，遭受如何重大的牺牲、失败，都可以恢复转来。古人说：「知耻近乎勇。」能勇敢牺牲，则一切障碍都可以打破，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最后就可以达到成功的目的!

第七个缺点就是执行命令不能确实。我们奉到上官命令，要我们攻击，我们不攻击，要我们死守，我们不死守，这当然是最要不得最违犯纪律的一件事，但是我们接到了命令，如果只表面上服从，实际不去执行，或执行了而不求其贯彻，所谓阳奉阴违，敷衍了事，这比不听命令，还要坏事!实在是貽误军机的最大毛病!希望大家以后无论奉到上官命令或对部下发布命令，必须敬谨将事，严格执行，而且要逐级考核，严厉监督，务求贯彻到底!